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旷新年
文学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本质，这是以往我们在抽象地谈论所谓文学性的时候被忽视了的。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语丝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现代派”等名词不仅说明了现代文学活动和媒体的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且说明，媒体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地域的隔绝，形成了在地域之外的新空间，现代的文学活动是在这种新的空间开展，现代的文学流派就是在这种新的空间中生长出来的。
报纸和杂志是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同步发生和发展的，报纸和杂志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五四”时期普遍的“同人刊物”现象是现代新知识分子崛起和启蒙话语扩展的明显标志。一九二八年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五四”文学断裂，转变成为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一九二七年起，各地的文人好像受着神秘的力量驱使似的，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不约而同地离开他们原来的栖居之地向上海进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北京的文化人的大规模南下。一九二八年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一次历史性的大转移。它不仅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而且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这是一次文化的转移。
这些文人的迁徒并不是完全盲目和漫无目的。他们长途跋涉是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是为了寻找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庇护。随着北京作家南迁的踪迹，北新书局、《语丝》和《现代评论》杂志等新文化的机构也如影随形地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
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的迁徙是最耐人寻味的。三十年代作家中，只有沈从文对于上海如此深怀蔑视和憎恶。他自命为“京派”的大师，将上海的文人贬称为“海派”。他挑起了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战。然而，正是上海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给予了他文学上的名誉和地位。并且，一九二八年，沈从文如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抛弃北京，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途。一九二三年，沈从文怀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憧憬从僻远的湘西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很快就成为了新文学的职业作家。他生活的重要根据地就是《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新文化机构。一九二八年，沈从文来到上海不过是为了追踪和寻找他的生存空间。凌宇说：“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毅然决然离京南行。
在上海，沈从文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小说、诗歌、戏剧、随笔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以每本书一百元的价格尽快地出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仅仅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就遍布他的文学产品。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分别出版了他十多个作品集。正如他在自传性小说《冬的空间》、《一个天才的通信》等作品中所说的，上海几乎所有的书店都纷纷慷慨地把“天才”、“名家”等称号奉赠给他。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的“多产作家”，而他自己则自我解嘲地把自己称为“文丐”。对于没有大学作为象牙之塔、游荡在上海街头觅食的文人来说，四马路上遍地丛生的书店和杂志，以及大街上熙熙攘攘、变幻莫测的人群，都是他们潜在的买主。因此，他们的写作既是商业的生产，又是充满危机和革命性的。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由于对于文学的神秘化理解，文学生产的性质没有受到真正的关注。我们总是强调所谓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无视三十年代文学生产与“五四”文学生产之间的巨大断裂与区别，而且将文学史视为可以脱离具体的文学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抽象的“文学性”。因此，这使得三十年代文学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文学生产本身被完全忽视了。
现代的文学生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性质。二十年代初，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主义诗人提出了“社会订货”的概念。一九二八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冯雪峰把他们一个流产的文学刊物称为“文学工场”。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反叛。李初梨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提出了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的要求。他指出，“从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他的组织能力。”与一九二八年文学生产的改变一样，文学的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组织生活”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观念。
盛澄华在《<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一文中指出：“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法国文学中，作为激发创作或批评的动力的，在一时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在另一时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贵妇人们，王者的宫廷与巴黎的沙龙都曾作为鼓励并左右一代文学风尚的媒介。但这中间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却由作家间自身的结合所产生的文艺杂志取而代之。……文艺的对象不再是宫廷与沙龙中的少数阶级，而将是现社会中广大的读者。这两种因素必然地扩展了现代文学的园地，造成了文学前所未有的广度。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三者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盛澄华发现了杂志在现代文学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将它放到文学史上来加以透视。
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杂志为中心组建起来的。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引导和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甚至事实上刊物的聚合构成了所谓文坛。随着杂志的勃兴，作家之间的联系被加强了，文学越来越社会化。杂志推动和加速了文学内容、题材、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与周期。杂志一方面加强了社会认同和一体化，一方面又导致了风格的不断花样翻新。通过杂志无形的编制与调动，使“时代”、“潮流”、“时代精神”、“思潮”和流行刊物一道变得流行起来。在“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白话文运动”、“革命文学论战”、“文艺自由论辩”、“国际文学”论战等有关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论战中，杂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杂志这种现代传媒，这样频繁的论战是否能够发生。
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流沙》、《战线》、《戈壁》、《洪荒》、《畸形》、《我们月刊》、《血潮》、《时代文艺》、《泰东月刊》等形成了“文化批判”的战阵和对鲁迅的全面围攻。《语丝》、《北新》、《小说月报》、《大众文艺》、《奔流》以及《新月》、《现代文化》、《长夜》、《狮吼》等杂志也卷入了论战。正是《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杂志的活跃构成了一九二八年的文坛与论战。因此，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实际上是一场“杂志之战”。这些流行杂志将鲁迅在一夜之间由“思想界的权威”和“青年导师”改写成了“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在中国现代，杂志将论战如潮水一般推出，一九三五年左翼内部的另一场文学论战——“两个口号”的论战把三十年代的文学论战和杂志之战推向了最后高潮，一共三百多种报刊卷入。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的论争使鲁迅措手不及。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着纯粹地从文学本身来理解“文学的鲁迅”，并且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发展逻辑的鲁迅思想和文学形象，却几乎完全忽略了鲁迅的写作和媒介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对于一九二八年的鲁迅以及其他的作家来说，杂志和报纸就意味着他们创作的生命本身，成为他们唯一的生存空间。一九二八年处于杂志围剿之中的鲁迅创作数量极少。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语丝》同人刊物性质的改变和文坛对于他的围剿，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到《申报·自由谈》的革新才将鲁迅的杂文创作推向高潮。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开始在《自由谈》发表杂文，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四十多个笔名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杂文。鲁迅一个人构成了一支在文坛上驰骋的“游击队”。
杂志的最大特点就是“杂”。它的内容可以比报纸丰富，又不像书那样深奥和专门。一本杂志可以构成一个兼收并蓄的天然空间。这样不仅使杂志比书籍通俗，内容也较为丰富。一九○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种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一九三八年创刊的一种杂志就直接以《杂志》为名。杂志以一种通俗的形态接近读者大众。在现代，正是通过杂志把高深的思想和知识以通俗的形式传播出去。杂志为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接触的机会。正是透过杂志，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现代文化的膨胀和解放的性质。在近代中国，是资产阶级的杂志最早采用了白话文写作、横排和新式标点，在《民权素》、《游戏杂志》等杂志中，文言与白话、小说与诗文的混杂打破了文学的等级制度。平民倾向的杂志代表了现代文化的品质和生产方式。朱自清正是从“雅俗共享”的角度很透彻地揭示了“现代”的本质。他说：“所谓现代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在读者购买力极为贫弱的中国，价格低廉的杂志格外受读者青睐。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化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所喜欢的杂志。”这种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杂志的病态性的繁荣。
一九三三年有“杂志年”之称。上海被称为“杂志的麦加”。中国的大部分杂志集中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三年上海共出版了至少二百一十五种杂志。按门类分，人文科学一○二种，文学艺术四十种，应用技术三十二种，普通杂志三十八种，自然科学三种。从版本上看，通常是十六开本或三十二开本，然而也有独标一格的，如《十日谈》采用八开本。有人问《十日谈》的编者，把版式缩小些好吗？以便在路上或电车上看。编者回答说：“市上十六开本多至一百余种，今用八开本，以表示区别也；电车上读或者有些不便，但似更宜在书房中，枕头边读。”在装帧方面，更是别出心裁，争奇斗艳：《论语》的古色古香的签条，《国际文化》的刺目的不调和的色彩，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的封面绘着轮火车、汽笛、跃马的象征图案。从分量上看，几种主要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大陆》杂志、《申报月刊》、《现代》、《文学》等十六开本，每期一百页以上；《生活》、《华年》等周刊则十六开本，每期二三十页；装订最厚的《读书杂志》，有的厚达七百页。杂志内容丰富，定期出版，容易获得读者的欢迎，因此，到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形成了“杂志年”的现象，而且在上海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家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一个月内近千种的杂志，每天平均二三十种出版”，“广事搜罗各种杂志，陈列在一起，等于一个‘杂志市场’了。”
杂志及时地把各个作家的创作搜集到一起，并且分门别类地及时送到读者大众的面前。就像《申报》的分类广告和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百货公司里秩然有序的商品陈列一样，读者大众可以从书店里和杂志上挑选他们所需要的“普罗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都市文学”。从体裁和类型上分，有小说、诗歌、戏剧、小品文、杂文、理论、批评；从口味上看，有“硬性读物”、“软性读物”；从题材上分，有都市题材、恋爱题材、乡村题材；从品牌上分，有成名作家、新人作家、无名作家，还有格外好销的“女作家”。期刊以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不同的速率和节奏把作家的产品和文学运动如潮水一般推出。正是这些生生灭灭的杂志制造了变幻不已的文学论战、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杂志把“现代”和“时尚”生产出来，至少是杂志为它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商业性质明显地取代了同人性质。这在《语丝》的蜕变中可以看出。一九二四年底《语丝》在北京创刊时是典型的同人刊物，作者主要是大学教授，不但不支稿费，而且最初还要负担印费。它和北新书局的另一种商业性杂志《北新》有着严格的区别。然而，一九二七年底《语丝》南迁上海以后，杂志的商业色彩越来越浓，乱登广告。三十年代，不是同人的兴趣而是商业价值决定了杂志的生命。杂志由同人性质转为商业性质之后，读者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杂志的中心。杂志非常自觉地注意自己的姿态，施蛰存在编《现代》的时候，提出要把杂志从“师傅”的位置降到“朋友”的地位。《良友》杂志的编者把“迎合读者的心理”作为编辑的方针，并且把“软性趣味”作为杂志的标准。当时有人认为，杂志盛行的原因是广大读者喜爱吃“消闲的零食”。这正好道出了杂志的某种性质。
杂志的“杂”并不是混乱而无边际。实际上每一种杂志都有统一性和倾向。即使宣称迎合读者的杂志也实际上在制造读者的胃口。被沈从文目为典型的海派刊物的《良友》杂志，代表了上海资产阶级和新兴市民的趣味标准，体现了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憧憬与追求。《良友》画报制造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口味，“他们说爱情，文学，电影以及其他，制造上海的胃口，是礼拜六派的革命者”。三十年代的大型杂志《文学》的编者傅东华在发刊词里说：“我们这杂志的内容确实是‘杂’的。……读者只消一看本杂志负责编辑人和特约撰稿人的名单，便知端的。但是这个‘杂’，并不就‘暗示’我们这杂志是‘第三种人’的杂志。”因此，杂志的“杂”和商业性并不说明杂志不能有倾向性和内在的认同。《现代》的编者在说及这一矛盾的现象时说：“我没有造成某一种文学流派的企图。但是任何一种文艺刊物，当它出版了几期之后，自然会有不少读者，摹仿他所喜爱的作品，试行习作，寄来投稿。也许他们以为揣摩到编者的好恶，这样做易于被选录。在《现代》创刊后不到六个月，我在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
这充分说明杂志在现代构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无根的作者和读者通过杂志形成了共同的交往空间，由交往行动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共同的、普遍的文学趣味。在对开明出版物的研究中发现，《开明》、《中学生》等杂志在对新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范与“共识”：“这些大多出于读者之手的文章对作品的分析十分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既有读者的个人感觉又像参考过‘标准答案’。”因此，正是《良友》、《开明》、《现代》、《文学》、《语丝》、《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杂志把当代标准的流行的文学认识生产出来。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云集上海的数十种杂志把《文化批判》的声音不断放大和复制，从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当时，不仅新出的刊物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而且老刊物也纷纷“转向”和“刷新”。一九二八年四月，泰东编辑部刊出《九期刷新征文启事》说：
本刊从下期起，决计一变过去芜杂柔弱的现象，重新获得我们的新生命，以后要尽量登载并且征求的是：
(一)代表无产阶级苦痛的作品。
(二)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
(三)代表新旧势力的冲突及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
……至于个人主义的，温情的，享乐的，厌世的——一切从不
彻底不健全的意识而产生的文艺，我们总要使之绝迹于本刊，这是本刊生命的转变。
一九二九年十月，《现代小说》也宣布“蜕变”，声称要在“新兴文学”方面努力。连唯美主义的《金屋》月刊也不得不追趋新潮翻译左倾的《一万二千万》来招揽读者。因此，邱韵锋在刚刚宣告“蜕变”的《现代小说》上讥讽道：“梦想不到在无产文学成长发展当中的我们这文化的古国里，……尤其梦想不到的，是素以唯美派自居的《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
“五四”新文学以学院和同人杂志为中心。由于这一时期杂志的同人性质，即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商业性质也被冲淡，甚至完全被忽视了，使《小说月报》被当成了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与“五四”时期浓重的“创作”色彩不同，三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真正现代的文化生产。一九二八年沈从文的写作与一九一八年鲁迅的写作已经有了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在“五四”时期，写作的动力是内在的；那么三十年代的写作直接和四马路上的读者大众联系起来了。写作已经成为被杂志组织起来的文化生产，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读者和消费已经深深地同时也是明显地蕴含在写作之中。三十年代作家再也难以离开报纸副刊、期刊，或者离开一定的文学风格“孤独地”进行创作了。他们主要地不是等待灵感，而是需要被填充在期刊的某一栏之中，它已经被预先纳入了某种流派、风格、题材之下了。在三十年代，由于期刊运作，“流行”不断地成为一种致命的、最高的风格支配着文坛的发展。
《读书》199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