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与“东京文献学派”初探（下）
——兼论黄现璠与这一学派的学术关系
作者：
甘文杰
七、影响
“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东洋史学”，由东大东洋史学科传统培养出来，他们又把这一传统带到各个地方加以发扬光大，造成这一学派的影响深不可测，泛不可量。白鸟库吉的学生津田左右吉、清水泰次、松田寿男相继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早稻田大学，长期影响着早大东洋史学，“津田学派”即以他的早大学生为基形成；清水泰次在早大执教45年，主授东洋史学，桃李满园，早大图书馆还设有“清水文库”。［125］白鸟的学生桥本增吉、前嶋信次先后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庆应义塾大学，大力促进了庆应义大东洋史学的发展。桥本执教庆应义大24年，曾任东洋大学校长，弟子甚众；前嶋执教庆应义大20年，弟子满门，扬名于世者有家岛彦一、坂本勉等人，皆为东洋史学专家。［126］
（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津田左右吉）
师从白鸟库吉的重松俊章，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旧制松山高等学校（现爱媛大学）。1919年，松山高校成立；1920年，重松俊章赴松山高校任史学教授，讲授东洋史，由此奠基了该校的东洋史学。他于1927年11月离职转赴九州帝国大学任教后，紧接其位的便是1928年3月上任的学派第二代成员植村清二，他在松山高校任东洋史学教授至1941年5月。在重松、植村相继任教松山高校的21年间，出自他们两人门下后来又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名家的便有天野元之助、内田吟风、日野开三郎、藤野彪、松本善海、中村治兵卫、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而植村离任后，松山高校以及后来由其扩大重组的爱媛大学的东洋史学，长期由藤野彪、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主宰。这就是当今爱媛大学的“亚洲史”团体一直将重松俊章尊奉为始祖的缘由。不仅如此，1927年12月重松俊章走马上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后，又成为当时九帝大“东洋史学讲座”元老之一。［127］师从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的日野开三郎，任教于九州帝国大学37年，他将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与师授的文献实证法融会贯通，导入东洋史分野，从而形成别开生面的“日野史学”，开启了九州帝大东洋史学研究的新时代。［128］日野的得意门生清木场东承师经济史研究之绪，以《唐代财政史研究》（两册）和《唐代财政支出研究》（两册）两部杰作奠定了自己在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地位。
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是由藤田丰八和白鸟的学生、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前嶋信次等人奠基的。藤田丰八（1869～1929）是日本近代著名东洋史学家，为白鸟库吉的学友。早年在“西域历史地理论战”中，他与白鸟并肩作战，共同抗衡“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的挑战。他曾著有《东洋史》（四册，文学社，1896～1897）、《东洋小史》（文学社，1897）等。1898年，藤田丰八来到中国在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任教习，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日文，王国维为其学生之一。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之初，该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分为东洋史、南洋史和日本史三大讲座，［129］藤田应邀担任台帝大文政学部部长，同时成为该校东洋史学讲座首任主任教授。同年5月，藤田带领白鸟的早年学生桑田六郎（时任水户高等学校教授）赴台任教（桑田赴台帝大后任副教授）。到任后藤田将他和白鸟的共同学生前嶋信次（时任台湾台南第一中学校教师）邀入台帝大文政学部史学科任助教。1929年藤田丰八病逝，他的大量藏书赠入东洋文库，命名为“藤田文库”，被视为贵重资料。藤田丰八病逝后，东洋史学讲座由桑田六郎接任主任，［130］他主要讲授东西交通史。尽管当时的台帝大文东洋史学讲座像一个私塾，听讲座的学生往往只有二、三名，例如桑田的讲座只有三位正式学生，即宋文薰、何廷瑞和张耀锜。但是不可忽视桑田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与法国汉学传统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的“桑田史学”对后辈学人的影响。当今健在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最资深教授和最资深的台湾史研究者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1920～），便是台帝大于1945年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后留用的桑田六郎的旁听生。“曹老师自言是桑田教授战后留用期间最热心又最用功的旁听生。桑田先生研究的是东西交通史，当时法国学界也有学者从事同样的研究，但桑田教授的汉文阅读功力较法国学者深厚，以当时的学术风潮来看，桑田教授的研究非常先进。”曹老师“虽然没走桑田老师的研究路线，但桑田老师的东西交通史和南海研究，对曹老师日后研究荷兰时期台湾史，打下很好的基础。”［131］不仅如此，日本大阪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同样由“东京文献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守屋美都雄、山田信夫、斯波义信、森安孝夫、片山刚等人拉开序幕和主宰。1948年９月，大阪大学新设法文学部时只有“东洋史”科目，尚未设立“东洋史学讲座”。［132］1949年5月，伴随着学制改革，阪大“法文学部”分解为文、法、经三个独立学部，文学部始设“东洋史学讲座”，首任教授为从台帝大归国的桑田六郎（任职期1949～1956），副教授是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守屋美都雄（副教授任职期1949～1957 ，教授任职期1957～1966），守屋于1966任文学部部长，在任中病逝。讲座接班人为和田清的学生山田信夫教授（教授任职期1967～1979）。1979年山田转任同校文学部新开设的“亚洲诸民族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后，紧接其后的“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为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斯波义信（副教授任职期1969～1979，教授任职期1979～1986），斯波的继任者为滨岛敦俊（教授任职期1987～2001）、森安孝夫（教授任职期1984～至今）、片山刚（教授任职期1989～至今）。［133］可见阪大的东洋史学讲座完全成了“东京文献学派”的讲座。
八、成就
“东京文献学派”六代成员不仅在学术上薪尽火传，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大多推群独步，自成体系。作为开派领袖白鸟库吉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世所公认，自不待言。他的弟子、学派初代成员津田左右吉自成“津田史学”和“津田学派”，成为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134］池内宏是1914年在日本最早开设的东帝大文科大学“朝鲜史讲座”首任担当者，日本学士院会员，为现代日本研究满（州）鲜（朝鲜）史名家。加藤繁被公认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开山始祖。［135］原田淑人为日本东洋考古学开创者之一、日本学士院会员，曾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是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先驱之一。［136］和田清为日本学士院会员，被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满蒙（蒙古）史的权威和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先驱。［137］他曾创办明史“食货志研究会”，会中主要成员松本善海、藤井宏、中山八郎（1907～2000）、百濑弘（1908～1976）、星斌夫（1912～1989）、佐久间重男（1917～）、山根幸夫等人皆为东洋史学家和明史专家，从而自成“食研派”。鸟山喜一曾任富山大学校长，以渤海史研究名重一时。清水泰次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开拓者之一。［138］石田干之助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西文化交流史，鉴于他对东洋文库的贡献及学术成果优异，曾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勲三等瑞宝章”。桑田六郎在东南亚史和东西交通史上建树卓著。
加藤繁、和田清的研究生、学派第二代成员黄现璠（下详），不仅于中国通史和中古史研究上成果叠见，而且还在民族史学上筚路蓝缕，建功立业，成为世所公认的壮族史学奠基人、壮学开拓者和中国现代民族学研究先驱之一，［139］同时自成“黄派”（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开创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派”和民族学的“八桂学派”，［140］池内宏、鸟山喜一的学生松田寿男以东西交流文化史研究中提出“干燥亚洲史”概念扬名东洋史学界。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前嶋信次在阿拉伯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野原四郎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先驱之一；铃木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经济史专家；［141］江上波夫以在东北亚史研究中提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享誉朝野，为此相继获得紫绶褒章、文化勋章；増井经夫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清代史大家；三上次男以一部别具一格的《金史研究》荣获学士院恩赐赏；［142］周藤吉之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宋代史先驱之一；日野开三郎以一部《唐代邸店研究》（1968年）获日本学士院赏和勋二等瑞宝章；［143］镰田重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汉代史先驱之一；山本达郎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南亚史，以一部《安南史研究》誉满东洋史学界，成为日本文化功劳者，获得日本文化勋章；［144］田坂兴道是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第一人；岸边成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音乐史的大家。［145］“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146］榎一雄为东西文化流史和中亚史研究名家；矢泽利彦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清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人；加藤繁的学生前田直典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一体论”概念响誉史坛。同时他以师论为基推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点燃了日本战后东洋史坛纷争不息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导火线，从而揭开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新的一页。守屋美都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加藤繁、前田直典的学生西嶋定生、堀敏一进而将师说发扬光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战后东洋史坛热闹一时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造就了“历史学研究会”的“东京学派”声势，并在长期与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展开激烈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名高一时。［147］和田清的嫡传弟子“山根幸夫主持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间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 ‘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148］由此形成别具特色的“明研派”。［149］和田清的学生兼女婿神田信夫曾发起和组织成立“满文老档研究会”，成为“满研派”（代表人物有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奠基人和日本当代“满学”研究泰斗。［150］荒松雄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以印度史和南亚史研究成果突出曾获日本勋章“瑞宝重光章”。田中正俊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五、六代的其他代表学者，在东洋史和中国学领域同样各有建树，和田清的学生斯波义信成为日本现代著名的中国宋史专家；［151］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冈田英弘，不仅以标新立异的“冈田史观”独树一帜，还以专长满蒙史名扬国际史坛。小岛晋治、并木赖寿、吉泽诚一郎长年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硕果累累；辛岛升是南印度史研究的开拓者，1995年荣获第6届福冈亚洲文化赏学术研究赏；武田幸男是著名的朝鲜史和东亚史研究专家；生田滋、池端雪浦（女）皆为东南亚史研究名家，池端雪浦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2001年9月～2007年8月）、日本东南亚史学会会长（1998年1月～1999年12月）；尾形勇、平势隆郎、岸本美绪、上田信则为中国史研究大家，平势隆郎以提出“平势说”而引发了当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先秦编年”和“古典经传”再解释的大论争。上田信教授因接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委托在对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中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而广为人知。他于2003年《史林》第3期发表的《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一文中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之祸作了深刻的调查分析，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被告日本政府无懈可击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铁证。武田幸男专长朝鲜史；滨岛敦俊专长明代经济史；川胜守专长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洼添庆文精于中国中古史；古厩忠夫精于中国近代史；佐藤次高专长阿拉伯史，2000年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滨下武志、久保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名家，滨下武志于2006年荣获“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樱井由躬雄专长东南亚史；金子修一、阿部幸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名家；森安孝夫、小松久男、新免康专长中亚史；水岛司专长亚洲史；片山刚专长中国华南经济史；久保亨专长中国近现代史；小寺敦专长中国秦汉史。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著述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于此没有必要一一例举。
九、“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
笔者寡见所及，当今问世的有关“东洋史学”和“中国学”的中外论著，凡言及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史学时，绝大多数学者将两人归为东洋史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部学派”，此类例证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笔者以为这是人云亦云的典型表现，难免随大流之嫌。一些学者似乎连古今中外层出不穷的“学派”概念、特征缺乏基本认识就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东京学派”和“京部学派”，自然难免“乡曲之士”之嫌。笔者前言“纵观古今中外层出叠见的学术各领域学派，大多为同时代学人或后辈学人对同时代和前代在学术上具有“师承性”、“问题性”、“地域性”等共性特征的一群学者的学术进行分析研究的概括性总结”。这种“概括性总结”必然难免作者带有的一定“主观性”，但它是基于具体客观事实的“主观能动性”的概括总结，而非是基于盲目的似是而非假象的“主观随意性”的概括总结。事实上，我们只要对“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进行具体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便可看到两者的差异。笔者于下分为几点尝试通过比较研究概略探讨一下两者的异同，以博同道雅正。
1.区别
A.名称
东京的“文献学派”的称谓最早出自何人之著和何人之口，笔者暂无从考证。笔者最早看到的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出自黄现璠留日归国后于1942年11月完成的《日本汉化史稿》（后改名《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未刊），作者在言及日本现代“尧舜禹论争”时将白鸟的学生津田、桥本、池内统归为东京的“文献学派”，将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归为京都的“实证学派”。作者对此着重谈的是中国古史的尧舜禹问题，并未深入探讨“尧舜禹论争”和两学派。笔者留日时从一些旧文史书中曾看到过“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与“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的称谓，留下了印象。由于当时笔者所学专业非东洋史学，故无心对记载这种称谓的论著加以笔录。近年来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通过对大量有关论著的阅读，始发现这些称谓的混乱。
笔者据黄氏之作所言推测，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称谓有可能始于1910年白鸟与内藤展开的“邪马台国论战”之后。或许是当时白鸟的“文献主义”与内藤的“清代考据实证法”表现出两者泾渭分明的特征，时人未加具体分析便如此区别称之。还有学者认为白鸟史学完全以“文献”为基，而内藤史学不仅仅以中国古典和历史文献为主，他还用了一些中国甲骨金文等考古史料，故白鸟是当时“文献学派”的代表，内藤则是“实证学派”的代表，加之各处东、西，故称之为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笔者通过研究后认为：白鸟史学与内藤史学存在显著差异（除以上略述外，尚有“亲西观”与“亲中观”、“功利”与“朴学”等方面的区别），再基于上述称谓区别的事实，故笔者将以白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东京文献学派”，以内藤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京都实证学派”，以与后起的东洋史学或中国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加以区别。［152］
学术界对“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称谓和认识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京都学派’首为郭沫若所提出，三田村泰助则认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回报内藤对甲骨文研究重视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三田村氏认为没有所谓的‘京都学派’，实际只有‘内藤学派’。三田村泰助认为继内藤者，即使在京都连一人也没有，因此只有‘内藤学’，所谓‘京都学派’只是虚构的说法。虽说三田村泰助不认为有所谓‘京都学派’的存在，然在其标题依然不能免的以‘京都学派’为其标目之一，因此，所谓‘京都学派’已是约定成俗。惟此并非本文探讨之重点．然其观点则颇值得再思考”［153］邱添生教授对“京都学派”一词解释为“乃一非正式的学术名词，系指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中心之学者的研究，他们奉内藤虎次郎为泰斗，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地位上获有相当高度的评价，甚至说京都学派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亦不为过。”［154］台湾学者何培齐认为：“‘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1865-1942）、那珂通世（1851-1908）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主。”“‘东洋史学派’以东京大学为中心，亦被称为‘东京学派’。”“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为中心，缔造‘支那学派’的中国史研究观点，乃是相对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桥本增吉以白鸟库吉为‘东洋史学派’，内藤则为‘支那学派’的中心。”［155］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京都学派”，京都大学只有“内藤湖南与治中国哲学的名为狩野直喜的先生一同创始了所谓的‘支那学派’。”［156］可见中日学术界对两学派的称谓和认识可说五花八门。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以上的说法，“京都学派”是一个复合词和非正式的学术用语，而非一个语言学常用词或成语，何来“约定俗成”之谓？似乎有点武断。将“学派”视为“学者的研究”，实属定义之误。而将以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归为“东洋史学派”，几近有点荒唐。这是因为日本近代以来除东帝大和京帝大两大学外，各大学讲授“东洋史”和研究“东洋史学”的学者多如牛毛，他们并非皆毕业于东帝大和京帝大。假设存在一个所谓的“东洋史学派”，那么，全日本凡研究“东洋史学”的学者皆可纳入“东洋史学派”。这种认识就像王瑶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一样漏洞百出，思虑极浅。将“学派”名头名号随心所欲张冠李戴，这是“乡曲士人”滥造学术成果的陋见，而非思虑深刻论述周详的真知灼见，真学士不可不辨。
笔者自认为始于“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前田直典之口的“京都学派”称谓相对而言较为妥当。前田的这一称谓给予了笔者一个重要提示：如何区分东洋史学或中国学的“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以及“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的界限。［157］
1948年，“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前田直典发表了《在东亚的古代终结》一文，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为“东亚一体论”，他认为东亚历史是一体的，中国作为东亚中心而又与东亚各国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独自的东亚世界；二为东亚古代社会的唐末终结论，即他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束定在唐末。［158］后一点无疑源于他的老师加藤繁的唐宋社会经济变革史观。前田论文的初衷是批判以原唯物论研究会（简称唯研）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于《支那社会构成》（1939年）和《东洋哲学史》（1948年）等书中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但矛头主要指向“京都学派”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说。“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159］可见前田直典对内藤湖南史学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史学之间的学术差异认识还是有所区别的，故以“京都学派”称之，以与过去以内藤为代表的京都“实证学派”加以区别。笔者正是受到前田称谓说的启发而幡然醒悟：“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以及“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划分界限。
“战后，继承前田氏的学说是以西嶋先生为首的东京学派。围绕着中国史分期，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展开的壮观论战名响于世。西嶋先生继而成为论战中心，从而主导着战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160］表明东京学派是相对于京都学派而言的，它属论战中相对于京都学派而来的称谓。这种与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的差异，同时在东京学派与“东京文献学派”于诞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活动地以及理论指导等方面有所反映。
B.背景
193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出身的年轻学者结成研究亲睦学术団体——庚午会。在此基础上于翌年12月扩大发展成了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这是一个为了摆脱“讲坛史学”的束缚而由少壮历史学者组织的学术研究団体，以促进“历史的大众化”发展以及促进将社会经济史方法作为基础的“历史科学化研究”的发展为其宗旨。1933年11月创立月刊杂志《历史学研究》。这一月刊于二战中的1944年一度停办，战后的1946年随着历研活动的再开而于1947年复刊。复刊不久，马克思主义学者乘虚而入，凭借着正统的学术背景很快就主掌了“历研”和《历史学研究》，这从1949年召开的历研年度大会上的报告主题为《论原始、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松本新八郎）、《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高桥幸八郎）、《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危机》（报告者盐田庄兵卫）可见一斑。大会报告汇总后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则》刊行问世，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研”和《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几乎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历研”组织上也做了相应调整，将原来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地域别“三部会制”撤废，改组为“原始古代史部会”、“封建史部会”、“现代史部会”，完全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普遍法则”所主张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时代区分论或“五种形态论”思路所作的组织变更。长期以“历研”和《历史学研究》作为学术主要活动地的“东京学派”，便是在日本战后历研的“黄金时代”（1949～1950）［161］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与战前“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背景显然有别。
C.主要活动地
日本学者福本胜清指出：“如同前述，以中国为对象的马克思史学，可说在战后正式走上轨道。其主力无疑是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中心的少壮学术研究者们。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或1950年前后，在以《历史学研究》为笔头的学术杂志和历研大会上，东洋史的代表人物为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等东大东洋史学科的出身者。从当时东洋史全体看，这几位属少数派。东洋史界在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争上，即便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展开的论争，已非马克思史学的内部论争，而是包含传统史学诸家参与的论争。这点与大多数将社会形态始终作为马克思史学内部论争的日本史界截然不同。”［162］这不仅反映出“东京学派”的学术活动地主要以置于东大内的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杂志和东洋史学科（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长期执教于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为基，而且表明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诞生始于“东京学派”。“东京学派”在战后20多年几乎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坚固堡垒。由于“东京学派”成员皆为东大东洋史学科出身的学者，学术活动地又主要在东大，因此“东京学派”又被称为“东大学派”。相对而言，“京都学派”又被称为“京大学派”。可见“东京学派”带有的学院性学派特征，这点与“东京文献学派”并不完全相同。
D.理论
纵观古今中外学派，无一不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学派的理论支撑或指导思想，无论这种理论是学派独创还是“拿来”或借用，例如西方现代的一些经济学派，并没有独创的经济理论，而是以凯恩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同样不会例外，前者以德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或兰克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后者以马克思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不刊之论。这是“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最大的差异，也是“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形成初期的最大差异。由此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是两个不同又相互有联系的学派，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这点上类似于“东京文献学派”与“津田学派”的异同。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成为了战后“历研”的指导思想，因而这一理论认识社会形态的时代划分史观同样成了“历研”的理论标准。这就可以理解“东京学派”初露头角时为何首先是向原唯物论研究会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发起攻击而矛头主要指向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的原因了。而西嶋定生对秋泽修二、森谷克己等以往“唯研”成员向来不以为然，将他们视为史学门外汉，原因是这些人非历史学专门家。
西嶋定生于思想上坚决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上坚定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论证方法为典范；学术上坚持批判内藤湖南及其忠实门徒的时代区分史观。［163］作为“东京学派”长时期内中心人物的西嶋定生，最先意识到战后东洋史学变革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首先在东洋史学领域中针对传统史学而确立马克思史学的思维潮流，进而在马克思史学领域中，让东洋史学得到日本西洋史和日本史研究者的认知……”。［164］这两项任务后来通过“西嶋旧说”（中国古代史的家父长制家内奴隶说）和“西嶋新说”（个别人身支配体制说）的体系化理论的推出而造成的一系列纵横论战以及在东京学派成员西嶋定生、堀敏一、周藤吉之、野原四郎等人就中国史时代分期而与京都学派成员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人的论战中得以基本完成。表明“东京学派”对战后东洋史学的变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后来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在京大领导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由此反映出脱离马克思史学的趋势。他们告别马克思史学的意愿，表现在将西嶋定生一群学者称为‘历研派’……”。［165］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谷川道雄的论著中，似乎只有“历研派”的称谓，而无“东京学派”的写法。他认为：“历研派以生产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指标而提出了新的时代区分论。对此,京都学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生产结构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的反驳文章,其中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为主……历研派马上展开了反论,论争于是愈演愈烈。”［166］这或许是一些学者将“东京学派”与“历研派”视为同一的缘由。
2.相同点
A.笔者于前述从广义上定义的“东京文献学派”，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学派的“师承性”特征。这就是笔者将具有师承性特征的“东京学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人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原因之一。从白鸟库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这一路的师授相传，显然继承着东大东洋史学科的传统，这就是“第一为对方法和理论的强烈关心……第二为正确严密阅读史料的实证研究态度……第三为对于研究对象绝不设置限定或禁忌。”［167］正如后来创立“津田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创立“食研派”的和田清、创立“八桂学派”的黄现璠和“明研派”主持人山根幸夫等人不能因自创学派而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一样，作为“东京学派”的开拓者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人同样不能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
B.从研究对象上看，“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皆以“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或“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两派的相同之处。
“东京文献学派”后三代成员同样具有以上两个特点，这也是笔者从广义上将他们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依据和理由。
十、关系和受益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与“东京文献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下引黄现璠先生遗稿中的一段话可资佐证：
1935年，我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专攻东洋史，导师为和田清、加藤繁俩教授，同时受到东洋史学科主任教授池内宏以及辻善之助、中村孝也等教授的热心授教解惑。前三师皆为日本现代研究中国经济史、满蒙史和满鲜史的名家，对中国历史研究造诣深厚。辻善、中村俩教授专长日本佛教史、文化史和江户史。回国后我动笔撰成的《日本汉化史稿》，既是我留学期间时常与辻善、中村俩教授探讨切磋受益的结晶，又是我自发对“日本史”深入研究的一点成果。在和田清导师的建议下，我经常去听考古学教授原田淑人的授课，受益良多。原田教授还热心地介绍我与他的中国友人郭沫若先生结识，使我得以时常拜访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相互切磋历史问题。
我留日时的日本学友后藤朝太郎对中国古文字学、社会生活史同样深有研究；学友榎一雄专攻东洋史。在加藤繁、和田清俩位导师的引荐下，我多次拜会过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有高岩［168］等教授，他们皆对东洋史研究精深，尤以导师和田清教授的业师白鸟库吉先生的学问造诣出众。他当时作为日本东洋史学界“尧舜禹论争”和“邪马台国论争”东西两大派之一的东京“文献学派”导师，时与京都“实证学派”导师内藤湖南同享盛誉。白鸟先生对我所谈多为尧舜禹问题，他的一些观点虽不能完全令我苛同，但他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认识，使我受到启发。津田左右吉先生与我热心探讨“中国文化史”问题，互受切磋之益。和田清、加藤繁俩导师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和孜孜不倦的授教解惑敬业精神，大有陈垣师之风范，令人难以忘怀。当时日本的东帝大、京帝大等最高学府的名教授大多对中国学者不以为然，惟对吾师陈垣以及顾颉刚先生推崇备致敬仰有加。东帝大教授和我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日本学者对我的刮目相看和视为学友的礼遇，与我出国留日前在北师大苦读苦作9年间已经撰著过5本学术著作以及得以出版的成果关系密切，加上他们得知我是陈垣指导的研究生，曾在陈垣门下从学6年（大学三年和研究生三年），因而礼遇有加。［169］
赴日留学前，北师大业师陈垣、邓之诚一再叮嘱我到日本后选攻满蒙史，尽可能多收集一些满蒙史资料，以便今后中国学人齐心协力将世界“汉学”中心从“西京”（指日本西部名城京都）搬回中国来。事实上，业师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等教授对当时世界“汉学”中心被视为法国巴黎和日本“西京”同时又被国际汉学界认可的现象是心怀不平的，特别是对日本学者费尽心思不惜代价大量收集和占有满蒙鲜资料以致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远远领先的状况更是痛心疾首，以致邓之诚师一再淳淳告诫我辈门生要发奋努力，甚至发出“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西京搬回中国北京来”的号召。这便是我在北师大苦读9年毕业后放弃留校执教的机遇而在陈垣、邓之诚、陶希圣、张我军等师友异口同声劝说下赴日留学的原因之一。师友们或许认为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东北之历史考察》的论文，适合研究满蒙史。因当时我赴日留学时的旅费（出书稿费）尚未到手，陈垣师还热心四处帮我募集和自掏腰包慷慨解囊，这和他早年极力劝说师兄姚丛吾赴德国留学的热心肠别无二致，师生之谊恩情似海，莫齿难忘。今天顺便提及这些，我是深感有负于业师们当年的殷切期望和自我肩负的留学使命。当然，这存在着一些无可奈何的客观原因：我赴日留学后，一切事与愿违，东帝大的导师们借口我不懂满文蒙文，认为不适合攻读“满蒙史”学位。究其本音，无非是担心中国学人精通“满蒙史”后不利于大日本帝国对“伪满州国”的建设。当初期望留日后收集满蒙史资料的心愿自然化为泡影。［170］ 无奈之下，我便选择了攻读和田清教授指导的“东洋史”。［171］
从上列黄现璠先生遗稿中的这段话可以一目了然他与“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和初代成员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人于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在两年留学中受益于为师的悉心授教解惑及其学术成果的一些影响自然在所难免。同时，他在留日前曾就读北师大9年所受到的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钱玄同等史学和国学名师的深厚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早在1932年9月黄现璠刚于大学本科毕业时，北平文化学社就陆续出版了他与同窗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72］达百万余字。黄现璠于上册中简述了“三代之事略”，认为上古史存在尧舜禹三王，还于章末“注解二”和“备考五”中列出崔述《考信录》以及顾颉刚与张荫麟就尧舜禹问题的辨争，以供参考。［173］而且，在同书上册第一编“上古史”中，黄现璠运用了不少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安特生（1874～1960）的考古新发现史料来概述上古石器时代的社会生活。正因如此，黄现璠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中等学堂教科学，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1908年4月）提出批评说：“此书虽名《东洋史要》，然实以中国为主……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己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174］
从黄现璠1935年留日前所发表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形成的几个学术特点：一为史学观念上深受西方近代“新史学派”开山鼻祖鲁滨逊（1863～1936）的影响。二为研究方法上深受清代考据学→陈垣考据学一路的影响。三为实证方法上善于运用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这从他的学术实践和早期一篇论文中所言可见一斑：“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即约翰·安特生——笔者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175］四为“史眼向下”勇于开拓“社会史”研究新课题，以打破旧史学一贯“史眼向上”专以记载和研究历代历朝“帝主将相”和“王朝兴替”政治史的局限和话语体系，将研究新课题扩展到社会史。这在黄现璠留日前相继发表的《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1932年4、5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1934年8月）、《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等论文和出版的《元代农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唐代社会概略》（留日前的1935年6月交稿于出版社，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初版，翌年2月再版）等论著中皆有反映。至于黄现璠留日前深受顾炎武“经世致用史观”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的双重影响而形成的“黄氏致用新史学”所表现出的“民族国家大义”精神，则在他的《东北之历史考察》等论文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留日前的1935年10月交稿于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台湾文星书店1956年和1965年第一版、再版；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民国版。）一书有着突出体现。
再从黄现璠于1937年留日归国后的大量论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留日时受东帝大老师和学友们研究成果的一些影响和启发之迹，主要表现在：一为研究课题的扩大。留日归国后，他除了在大学从事上古史、中古史或断代史教学和研究之外，研究课题开始沿伸至民俗史、文化史、民族史和语言学。这从他于1941～1942年陆续发表的大量民俗研究论文和着手编著《中国起居衣食礼节史》与《中国文化史讲稿》、1943年开始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以及1962年编著的《古书解读入门》等论著中可窥一貌。这些无疑源于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等学友于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二为经济史观的影响，这从黄现璠留日归国后相继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稿》（1941年）、《隋唐五代史》（1948年）等书稿中可见陶希圣、加藤繁两师社会经济史观的一些影响之迹。三为将语言文字研究法运用于民族史，这从黄现璠于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民族史研究的论著中可见白鸟库吉、和田清早期研究成果的一些影响之迹。而黄现璠一生治史所体现出的以“文献实证”方法为主的特点，又与“东京文献学派”同符合契。至于黄现璠后期治学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将“口述史料”运用于民族史中从而创建的“黄氏三重证据法”，则是他推陈出新的成果，亦为他一生治史崇尚“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176］和“为学贵自辟”宗旨又力求躬身实践的突出表现。［177］
十一、结语
以上大致梳理了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形成过程以及详述了“东京文献学派”的产生、规模、特性、活动地、影响、成就以及它与“东京学派”的异同。同时兼及略介了作为这一学派早期成员中唯一一位中国史学家黄现璠与学派的师承关系和一些学术受益。
从广义上的“东京文献学派”定义看，这一学派从1908年1月的“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立后初具雏形算起，至今已过百余年。“东京文献学派”的学者们吸收西洋近代科学化史学思想和研究法，长年累月埋头于对东洋史的研究，从以往的汉学基础上推群独步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东洋史学体系，建构了近代东洋史学学科，形成了涉及面广和影响深远的“东京文献学派”。丰富的史料收集，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内在的理论修养，外在的广阔国际视野，开放性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及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东京文献学派”在日本“东洋史学”领域能取得丰硕成果的要素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东京文献学派”，那么，日本东洋史学便不会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准而跻身于世界学术界，现代“亚洲学”便不会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夺目。
“东京文献学派”在开拓研究新课题以及挖掘和整理史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方面尤以学派第一、二代领袖白鸟库吉、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以及“东京文献学派”中的“食研派”、“明研派”、“满研派”表现突出。尽管“东京文献学派”没有独创的史学理论，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吸收西方科学化理论以补自身不足的热心，对引进理论的深入研究和高度掌握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运用实践和创新精神，皆在“东京文献学派”成员中有着充分体现，因而学派成员能勇于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新课题。探讨和总结“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轨迹及其学术成就，有助于促进当今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和发展，这点毋须置疑。笔者不揣浅陋，劳神费力撰成本文，聊表野人献曝之意，旨在抛砖引玉。
本稿最后修定于2009年12月26日
注释：
1.参见佐伯有清：《邪马台国论争》，岩波书店，2006年1月。
2.见《东奥日报》2009年6月1日“天地人”版；《西日本新闻》2009年6月1日“春秋”版。
3.见《中国新闻》2009年6月1日“天风录”版。
4.见《西日本新闻》2009年5月18日“春秋”版。
5.参见原田真一：《通俗万国通鉴》，东京：文事堂，1888年6月。
6.参见原田真一：《全地球各国史》，东京：市川路周，1891年5月。
7.参见坪内逍遥：《上古史》（东京専门学校政治科第2回1年级讲义录），东京専门学校，1889年。
8.参见坪内逍遥：《上古史・中古史》（东京専门学校政治科第7回1年级讲义录），东京専门学校，1894年。
9.参见长泽市藏：《新编万国历史》第1册，东京：内田老鹤圃，1892年。
10.参见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和日本》，载《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第272页，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
11.引自佐久间象山：《省諐录》） ，载宫本仲编《佐久间象山》第249页，东京:岩波书店，1932年版。
12.参见平井晩村：《维新志士》第23～46页，东京：国民书院，1920年版。
13 .引自《辞海》第10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14.见高桥新吉等编：《日译英辞书》第397页，上海：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9年1月版。
15.见《英日对译袖珍辞书》（改正増补）第278页，东京：藏田屋清右卫门，1869年版。
16.参见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11-12.
17.引自陈玮芬：《异域、跨界、认同——留学生与中日的近代化》，2008 年9 月23 日，网络版：
http://120.118.195.1/aseip_folde ... %8D%E5%90%8CPDF.pdf。
18.参见洼寺纮一：《东洋学事始:那珂通世和那个时代》第5章“东洋史的诞生”，平凡社，2009年2月。
19.引自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伝》，载故那珂博士功绩纪念会编：《那珂通世遗书》第32页，东京：大日本图书，1915年。
20.同19，第30页载“1893年10月18日井上毅写给那珂通世的信”。
21.引自《普通中学校各学科要领》，载《大日本教育会杂志》第155号，1894年9月。
22.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1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3.引自《现代教养百科事典》第379页，晓教育图书株式会社，1967年11月初版。
24.引自津田左右吉：《何谓东洋文化》，载《支那思想和日本》，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第117页，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
25.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31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见刘雅军：《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史观念》，载《历史教学》，2005年12期。
27.参见儿岛献吉郎：《东洋史纲》（上巻），东京：八尾书店，1895年2月。
28.引自荻野仲三郎著《中学东洋史》第1～2页，东京：山海堂，1899。
29.引自桑原骘藏：《东洋人之发明》，载《东洋史说苑》，1927年5月10日。
30.参见中山久四郎：《东洋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历史教育》第7卷第9号，1932年11月。
31.转引自黄俊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载张宝三、杨儒宾主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第295页，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32.见冈仓天心著，浅野晃译：《东洋的理想》第3页，东京：创元社，1939年4月版。
33.引自盛邦和：《近代日本文教体系重建分析》，网络版：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6。
34.1897年井上哲次郎等人组织“大日本协会”和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日本主义》为标志，它位于日本近代兴起的“家族国体论”、“天下无双国体论”和“国民道徳国体论”沿长线上的顶峰。（参见船口万寿著：《国体思想变迁史》，国体科学社，1930年）
35.同32。
36.参见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17～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37.引自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战争论和天皇制论》第235页，东京：高文研，2006年7月。
38.参见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论的射程》，载山本有造编《帝国的研究一一原理、类型、关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3 年。
39.引自Margaret Hehl：“The mid-Meiji 'history boom':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growing pains of an emerging academic discipline,” Japan Forum, Vol. 10, No. 1, 1998, pp.77～78.
40.同18，第4章“支那通史的成立”。
41.参见田中正美：《那珂通世》，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年11月。
42.引自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序文），东京：中央堂，1888～1890。
43.引自石之瑜、叶纮麟：《东京学派的汉学脉络探略：白鸟库吉的科学主张及其思想基础》，载《问题与研究》第45 卷第5期，2006 年9、10月。
44.同19，第33页。
45.同19，第39～40页。
46.见石之瑜、叶纮麟：《东京学派的汉学脉络探略：白鸟库吉的科学主张及其思想基础》，载《问题与研究》第45 卷第5期，2006 年9、10月；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4；李圭之：《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系列第10），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中心，2008年。
47.参见金基赫：《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史观》，载《人间与文化》第106页，东京：三爱会，1984年。
48.参见原田正己：《原田淑人》，载江上波夫编著《东洋学的系谱》第二集第127～138页，大修馆书店，1994年9月；大贯静夫：《原田淑人和东洋考古学》，网络版：
http://www.um.u-tokyo.ac.jp/publ ... tion/02/020300.html。
49.引自潘喜颜：《清末民初日本〈支那史〉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第3页，网络版：
http://www.jsc.fudan.edu.cn/picture/jl090109.pdf。
50.参见桥本增吉：《先秦时代史》，载《明治后的历史学发展》第395～430页，东京：四海书房，1933年版。
51.见那珂通世：《考信录解题》，载《史学杂志》第13编第7号，1902年。
52.笔者认为狭义上的东洋史学“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为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广义上还包括狩野直喜。
53.同19，第1～2、36～39页。
54.引自《辞海》中册第257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55.引自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56.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在否定严密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存在时的理由即认为他自身完全没有这种作为学派成员的自觉与归属意识。（见池田秀三撰，石立善译：《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2月）笔者认为他这种对学派的认识带有的个人主观性和片面性过强，当属误识。
57.同19，第37～38页。
58.参见那坷通世：《高句丽古碑考》，载《史学杂志》第4编第47、49号，1893年；《朝鲜古史考》，载《史学杂志》第5编第3、4、5、6、9、10号，第6编第4、5、6、7、9、12号，第7编第1、3、5、6、8、10号，1894～1896年。
59.参见白鸟库吉：《朝鲜的古传说考》，载《史学杂志》第5编第12号，1894年；《朝鲜古代诸国名称考》，载《史学杂志》第6编第7～8号，1895年；《朝鲜古代地名考》，载《史学杂志》第6编第10、11号，1895年、第7编第1号，1896年；《朝鲜古代王号考》，载《史学杂志》第7编第2号，1896年；《朝鲜古代官名考》，载《史学杂志》第7编第4号，1896年；《对日本书纪中可见韩语的解释》，载《史学杂志》第8编第4、6、7号，1897年。
60.引自李圭之：《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系列第10）第20页，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中心，2008年。
61.引自《白鸟库吉全集》（第9卷，亚洲史论）第178～179页，岩波书店，1971年版。
62.参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中世第1册），冈书院，1933年版；池内宏著：《满鲜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9年5月版。
63.参见和田清：《渤海国地理考》、《唐代东北亚细亚诸国考》、《满州与所谓三韩考》、《满州诸部位置考》，载和田清论文集《东亚史研究•满州篇》，东洋文库，1955年版。
64.引自黄现璠：《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悼念中外景仰的史地权威顾颉刚先生》, 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77页,中华书局，2006年7月。
65.参见岩井忠熊：《日本近代史学的形成》，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别卷1，岩波书店，1965年。
66.见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之研究》，载《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尚书的高等批评——以尧舜禹为中心》，载《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1911年4月。
67.引自泊功：《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5期，2006年9月。
68.同60。
69.参见桥本增吉：《书经的研究》，载《东洋学报》1912年2卷3号，1913年3卷3号，1914年《东洋》4卷1号、3号连载。
70.参见白鸟库吉：《神代史的新研究》，岩波书店，1954年版。
71.参见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考》，载《东亚之光》第5卷第6、7号，1910年6、7月。
72.见桥本増吉：《论邪马台国和卑弥呼》，载《从东洋史看日本上古史研究》，东京：大冈山书店，1932年。
73.引自津田左右吉：《论邪马台国的位置》，载《オリエンタリカ》（1），1948年。
74.见榎一雄：《邪马台国》，东京：至文堂，1960年。
75.参见宫崎康平：《梦幻的邪马台国》，东京：讲谈社，1967年。
76.见松本清张：《古代史疑》，东京：中央公论社，1968年。
77.参见津田左右吉：《神代史的新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新研究》，载《津田左右吉全集》（别巻１），岩波书店，1966年2月。
78.引自村山吉广：《津田左右吉的中国学研究》，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第51页，2006年6月。
79.参见谷川道雄：《有关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增渊龙夫的个案》，载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第347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11月。
80.见福泽谕吉：《支那人民的前途……》，载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27页，岩波书店，1960年版。
81.引自安川寿之辅撰：《福泽谕吉——传播蔑视亚洲观的思想家》，载《朝日新闻》，2001年4月21日；又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战争论和天皇制论》第235页，东京：高文研，2006年7月。
82.同10，第195页。
83.同10，第302～ 303页。
84.参见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85.引自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0巻第9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6.参见《现代教养百科事典》第403页，东京：晓教育图书株式会社，1967年11月版。
87.引自内藤湖南：《燕山楚水》，载《内藤湖南全集》第2 卷第75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8.参见内藤湖南：《不变通的一视同仁》，载《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第394～396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9.引自山室信一：《作为文化相涉活动的军事调查和植民地经营》，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第9 1号，2004年1 2 月。
90.同60。
91.同43。
92.同60。
93.引自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153～154.
94.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221、357、42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
95.见池田秀三撰，石立善译：《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2月。
96.引自村山吉广：《津田左右吉的中国学研究》，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第51页，2006年6月。
97.参见山田胜芳：《加藤繁》，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东京：弘文堂，1997年。
98.引自李庆：《山根幸夫先生和明史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
99.参见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00.见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5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1月。
101.引自李伯重：《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评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02.参见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12月。
103.参见《白鸟库吉全集》第5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岩波书店，1970年版。
104.同43。
105.参见和田清：《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载和田清论文集《东亚史论丛》，生活社，1942年版。
106.见和田清：《东洋史学》第8～10页，东京：NHK教养大学，1956年版。
107.葭森健介：《从汉学到东洋史——日本近代史学上内藤湖南的位置》，载《东亚文化交流研究》（别册3）第64页，关西大学文化交流学教育研究处点ICIS 编印，2008年12月。
108.小岛佑马：《开设当时的支那学教授们》，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编印，1956年11月。
109.引自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严绍璗序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0.同50，第420～421页。
111.见Yue-him Tam．In Search of The Orient Past：The Life And Thought of Naito Konan（1866-1934）．Ph．D dissertation，Princetor，University。1975．p.227.
112.同50，第423页。
113.参见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18.
114.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古史研究法》，载《《静宜大学2007年“日本学与台湾学”暨第36届南岛史学会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版；何培齐：《王国维与“京都学派”之论学》，载《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
115.同25，第374～375页。
116.引自高瀬武次郎：《追忆君山狩野直喜博士》，载《东光》第5号（狩野直喜先生逝世记念号），1948年4月。
117.引自高田时雄：《君山狩野直喜先生小传》第3、6页，网络版：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Kano.pdf。
118.1995年4月，东大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与社会学研究科合并改称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119.参见小林英夫：《满铁调查部的轨迹——1907-1945 》第42～46页，东京：藤原书店，2006年11月。
120.参见李庆：《山根幸夫与明史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21.引自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6期。
122.参见榎一雄：《东洋文库的六十年》，东洋文库，1977年。
123.参见榎一雄：《东方文化学院》，载《国史大辞典》第10巻，吉川弘文馆，1989年。
124.2009年11月27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访日期间，与羽田正所长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后，东洋文化研究所当即将4千种中文古籍书目数字化方式无偿赠送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在国图网站上面向读者提供服务。这批数据包括收藏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一批专藏文库中的珍贵宋、元、明、清善本和民国时期抄本，经史子集各类俱全，其中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25.参见《清水泰次》，载《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报》第12号，1987年10月26日。
126.参见庆应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西与东——前嶋信次先生追悼论文集》，汲古书院，1985年6月。
127.参见日野开三郎编：《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重松先生古稀记念》，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印，1957
年。
128.参见清木场东《日野开三郎》，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弘文堂，1997年。
129.参见陈奇禄等：《从帝大到台大》，台大出版社出版， 2002。
130.参见中村孝志：《台北帝大的日子》，载《东南亚史学会会报》（61）第17～19页，1994年。
131.引自《台大历史系八十周年系庆讲座》，载《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第2号第5～ 6页，2009 年2 月。
132.日本的大学“讲座”，通常指基于学校教育法的国立大学的教育和科研单位。
133.参见《东洋史学研究室的历史》，2009年5月12日改订，网络版：
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main/history-j.html。
134.参见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88年。
135.参见榎一雄：《加藤繁》，载《国史大辞典·3》，吉川弘文馆，1983年。
136.参见矢岛恭介：《回忆原田淑人博士》，载《考古学杂杂志》第60巻第4号，1975年。
137.参见和田久徳：《和田清》，载《国史大辞典·14》，吉川弘文馆、1993年。
138.参见山根幸夫：《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开拓者清水泰次1890-1961》，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39.参见《壮族史学奠基人》，《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广西民族研究》本刊编辑部：《开拓壮学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莫君撰：《壮学宗师黄现璠》，载《广西日报》，2002年9月3日。
140.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11期。
141.参见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编集委员会：《东洋史论丛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山川出版社，1975年。
142.参见春日抄：《一老研究者的生涯》，载三上次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编集委员会编《三上次男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第1～22页，京都：朋友书店， 1979年。
143.参见清木场东：《日野开三郎》，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弘文堂，1997年。
144.参见山本博士还暦记念东洋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 1972年。
145.参见王耀华：《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二期。
146.引自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音乐研究》第18-29页，2004年第1期。
147.参见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东亚史的展开和日本》，山川出版社，2000年。
148.同121。
149.参见神田信夫、山根幸夫、谷井精之助编：《东大毕业50年来我们的人生轨迹——东洋史同期生的记录》，山川出版社，1996年5月。
150.参见刘小萌：《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载《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51.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游彪：《访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教授》，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李小红：《斯波义信的宁绍地域经济史研究》，载《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152.一般认为，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哲学“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狩野直喜、羽田亨、矢野仁一、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东洋史学家为代表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佐佐木惣一、大石义雄、阿部照哉、佐藤幸治等法学家为代表的宪法学“京都学派”；还有以京都大学贝塚茂树、塚本善隆、藤枝晃、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中尾佐助、今西绵司以及京都大学以外的学者梅棹忠夫、梅原猛等人为代表的“新京都学派”。笔者并不同意东洋史学的这种“京都学派”成员归类。
153.引自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第93页注三，2008年7月。
154.引自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
155.同153。
156.同95。
157.由于“京都实证学派”涉及到三位创始人以及各人治学特点的异同，笔者认为可以将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代表的“支那学派”和以桑原骘藏为代表的“桑原学派”一并纳入“京都实证学派”。而“京都学派”创始人宫崎市定的学术表现出与桑原骘藏、内藤湖南两人的密切关系。由此表明“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传承上的复杂性。相对而言，“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没有这样复杂，易于区别。不管怎样，笔者认为“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存在区别。由于这点非本论主题，于此不赘。
158.参见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历史》1948年1～4期。
159.引自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载《江汉论坛》 2009年第4期。
160.引自大隅晃弘：《怀念西嶋先生》， 载《东亚: 历史和文化》第8号，新泻大学东亚学会编印，1999年3月22日。
161.参见远山茂树：《战后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岩波书店，1968年。
162.引自福本胜清：《亚洲的生产方式论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载《明治大学教养论集》通巻370号，2003年3月。
163.参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考察》，载《历史学研究》第141号，1949年；西嶋定生：《古代国家的权力构造》，载历史学研究会编《国家权力的诸阶段》（历研1950年度大会报告），岩波书店，1950年；西嶋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的问题点——寄与中国史时代区分论争》，载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164.同162。
165.同162。
166.同159。
167.引自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绍介》，网络版，
http://www.lu-tokyo. ac.jp/~toyoshi/intro.htm。
168.原稿注释：留学日本前我曾翻译过有高岩教授撰《元代农民之生活》、《元代奴隶考》两篇论文，后合为《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一书，再请北师大日文讲师张我军先生校正后由北平蓓蕾学社于1934年1月出版。
169.这点从（上）插照片中可窥一貌。由于日本文化历史上长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老一辈汉学家或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尊卑有序的道德伦理，这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皆有充分反映，具体表现之一即为在座次排位上十分讲究。照片中第一排加藤繁教授和松田寿男助教坐于旁边，而黄现璠坐于中间，这显然违背日本社会通行于世的常规常识常习，由此只能说明导师对黄氏的特殊礼遇。
170.原稿注释：这便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促使我毅然决定放弃学位攻读而归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拿学位而是为了求知求识求真理，早年留学西洋的师友陈寅恪教授以求知为目的而未拿一个学位的言行就为我们晚辈们做了榜样。
171摘自黄现璠遗稿：《日本汉化史稿》（未刊）自序，1942年11月。笔者稍作了段落整理。
172.参见黄现璠、刘镛：《中国通史纲要》上册（1932年9月）、中册（1934年4月）、 下册（1934年7月），北平文化学社。按上册书内“编辑大意”所言：黄现璠主编上册，刘庸主编下册。事实上后来上册分成上、中两册，由黄现璠独立完成。
173.参见黄现璠、刘镛：《中国通史纲要》上册第7～13页，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
174引自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175.引自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176.参见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作者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77.参见陈吉生：《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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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覃和平 于 2010-7-11 18:3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