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人文学
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08/11/01 00:09)
◎陈平原
老北大有门课程，专教“学术文”。在设计者心目中，同属文章，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文艺文”，也可以是步步为营的“学术文”，各有其规矩，也各有其韵味。所有的“满腹经纶”，一旦落在纸上，就可能或已经是“另一种文章”了。记得章学诚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另外，学问中还要有“文”——起码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学问”与“文章”之间的巨大鸿沟。胡适曾提及清人崔述读书从韩柳文入手，最后成为一代学者；而历史学家钱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学习韩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学者，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会别有会心，更不要说对自己文章的刻意经营了。当然，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是无一定之规，今人著述，尽可别立新宗，不见得非追韩摹柳不可。
钱穆曾提醒学生余英时：“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我相信，此乃老一辈学者的共同追求。不仅思虑“说什么”，还在斟酌“怎么说”，故其著书立说，“学问”之外，还有“文章”。当然，这里所说的“文章”，并非满纸“落霞秋水”，而是追求布局合理、笔墨简洁、论证严密、行有余力，方才不动声色地来点“高难度动作表演”。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着”不同，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功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类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场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来一些掌声或讥讽。那天港岛聚会，跟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偶然谈起，没想到她当场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们主编一套“小而可贵”的丛书。为何对方反应如此神速？原来香港三联书店向有出版大师、名家“小作”的传统，他们正想为三联书店创立六十周年再筹划一套此类丛书，而我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
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尝试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后以民间文学研究著称的钟敬文，晚年有一妙语：“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我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或许，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而对于读者来说，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
与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的。
最后，有三点技术性的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内地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这三点，也是为了配合出版机构的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