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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到思想青年

王晓渔　　同济大学　　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2:34

　　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

　　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被DVD取代，同时是网络下载的盛行。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超过五万五千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五千多人，相差十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八十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

　　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坚持价值观而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

　　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其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

　　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有关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八零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二十岁，是八零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还频繁出入电影院。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已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

　　而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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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今天我们能为愤怒正名吗

羽戈　　青年学者

东方早报 2009-5-4 1:22:00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火烧赵家楼” 的极端之举。这在当下怎么可能出现，只好当作如幻亦如电的神话来传扬。所以说，五四时代的被神化，在反向上寄托了太多现实的梦想与悲怆。

　　今天的国人怎么表达愤怒呢，心怀冤忿就拔刀相向不值得提倡，网上发帖揭露真相还有被跨省追捕的风险。我举两个更安全、更流行的例证。

　　一是《中国不高兴》的出版，与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怒气质一脉相承。从命名上讲，“说不”还有些理性主义的色泽，“不高兴”则直接是一种情绪宣泄。和五四运动一样，这是民族主义的愤怒书写。两者的差别在于，五四的愤怒几乎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强烈认同，《中国不高兴》则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口水战，反对者与批评者同样不乏愤怒的泡沫。换句话说，这是愤怒者（愤青或粪青）之间的内战。九十年前的愤怒者曾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十年后的愤怒者却在内部不幸分裂出两极甚至多极。

　　另一个新闻多少有些无聊。在好莱坞闯荡的章子怡新拍的电影《天启四骑士》正在港台地区公映，其中有两处戏引发争议。一是章子怡所扮演的华裔少女杀手被洋人蹂躏并拍下艳照，姿态大胆露骨；另一幕是章子怡身陷囹圄，面对洋警员查案时无力以对，便在其面前跪下，并作出挑逗动作。看过此片的一些中国观众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指责章子怡“奴化”、“辱国”，并揭出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等旧伤疤。

　　这里流露的愤怒气概则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来形容，简直就是头脑浆糊化的绝妙注脚。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评程蝶衣演戏，叫“不疯魔不成活”。程蝶衣是庄生梦蝶式的迷失的戏子，人戏不分还情有可原，愤怒的观众居然这么“入戏”，除了“疯魔”，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解释。想必是联想起此前章子怡在海滩露点，躺在她身边的也是一个外国人，于是无名的怒火从此一烧千丈，喧嚣了半边天。

　　这种无名的愤怒充斥了我们生存的时代和国度。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并非是压制愤怒之火燃烧的不毛之地。但无论如何，愤怒不能，更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潮流。一旦不幸化作事实，何尝不是一幕悲剧。你可以想象，当愤怒随处可见，廉价如劣质安全套或易拉罐，这块国土将感染多少致命的病毒：肤浅、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缺乏宽容和同情、丧失理性交流，直到正义沦陷，引爆社会动乱以至革命……

　　当然，愤怒是一种自由。一个易怒的躁动年代，与一个欲愤怒而不得的压抑年代之间，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如今，我们不缺乏这种自由，但我们却存在滥用这种自由的危险。对什么都愤怒，等于对什么都不愤怒，正如上帝被宣判死刑过后，人们什么都不信，反过来讲，人们什么都信。

　　如果视愤怒为自由，那么我们确实不该拿自由之一种来打压另一种，好比用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不能说，《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没资格愤怒，《天启四骑士》的受众没资格表达对章子怡的攻讦，哪怕那愤怒和攻讦是情绪化、无厘头的。

　　但须知，愤怒的自由化滋生了愤青的产生，愤怒的资源化造成了愤青的内战。愤青什么时候是一个褒义词呢？我上网是2002年，那时它还算一个中性词，现在则充满了贬义的臭气，很多时刻被摹写为“粪青”。

　　从愤青到粪青，正如从五四到今天，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九十年前的权丧国辱，既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义，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见，有时沦落至为愤怒而愤怒，仅为表明一个特立独行的脆弱的立场。愤怒至此，所结出的果实确实与大粪无异。

　　愤青若想优化自身的形象，必须严肃对待一个难题：愤怒之后如何？

　　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1919年5月4日，赵家楼的火光烧红了北京城，也烧红了民族心，数十名被抓捕的学生即刻成了英雄，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这些犯事者“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人不愿追逐潮流。他说，他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学生遵判服罪；甚至，如果因涉案人数过多而致事实不易查清，学生们不妨去一一自首。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人可能会失去更多好东西。于法理而论，打伤人和烧房子都是现行犯。纵然曹汝霖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又觉得终不如学生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可永垂后世。

　　这个人叫梁漱溟。

　　我想，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也许现在就少了许多愤青。但历史不容假设，可叹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被迫生活在了一个愤青-粪青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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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是青年人的青年，还是中年人的青年

薛富兴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1:28

　　感谢陈独秀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为平台唤醒民智，为现代中国塑造了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终使老大帝国再次焕发青春。陈独秀们是对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希望都在其青年，一个民族的潜质与能量取决于其青年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一个民族不断提出和思考青年问题，说明它尚未进入老境，因为它还有进步的欲望。

　　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样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素描：当下的青年人已不再有激情、抱负与社会责任感，一个个过早地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没有了全社会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青年人应有的状态。一个没有了真正青年的国家，怎么展望自己的未来？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可是是谁让青年变成如此模样的呢？

　　青年自有青年的特征，就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上所拥有的独立特行的时尚面孔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种“青年文化”；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形是：青年又是一个心理上谋求独立，实际上尚不能独立的特殊群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处于学习或创业之初，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他们都被认为正处于一个经验尚不足、思想尚不成熟的阶段，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社会地位尚低，正需要向中年人学习的阶段。因此，就青年人的现实生存能力和在社会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而言，“青年文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亚文化”。

　　是谁真正掌握着青年人的命运？经过20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然成功地走出传统的老年型社会，而进入到一个中年人主政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物质资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权力，还是观念表达的机会，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强力集团。因此，青年人的命运正掌握在其父辈手里，青年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年群体的素质、自省与努力。当代青年心态的养成，不正是中年人价值预期和“理想”的实现吗？

　　我们确实有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父母们已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他们把让孩子们在未来社会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设定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人生竞技场提前到了幼儿教育阶段，并贯彻到中小学。他们创造出的当代教育格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他们以素质教育的名义让刚进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不停地进行各种艺术技能培训，应试则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中小学生每天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被拴到了校内的课本、试卷，及课外的学业辅导和艺术技能培训上，不要说他们缺少自由娱乐、自由学习、自由实践的时间，许多人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足够睡眠！原以为到了大学，学生们终可以告别应试，自由且快乐地学习了。结果发现：大学虽自由，但大学生们仍忙于考取各式专业等级证书。十多年的集中营式的高强度被动学习之后，许多理当思想最为活跃、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大学生们，对新知与卓思已然没有了热情，对学习与自主思考已然失去了兴趣。由于中小学阶段的心力透支，他们已然提前进入心理能量的衰减期，更多的是要考虑将来的生计了。

　　也许有一天，当你们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甚至不再年轻，他会很忧伤地对你们说：“爸爸、妈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年轻过，我甚至没有过自己的人生！在我最想玩儿的时候没时间玩儿，我虽然为你们争足了面子，可我自己并不快乐。活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照你们规划好的路线走过来的！”你能让他重来一次吗？

　　合理、完善的教育应当以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个性、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丰富学生的生活情趣、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为宗旨。完全依附于考试的教育本质上说不是教育，充其量只是技能培训，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灵魂。其实，教育理念在根本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生哲学、战略眼光和文明境界。一种赤裸裸地只盯着成绩、技能、金钱等功利目标的教育所培养的青年人，既不可能有个人的人生幸福，也不可能有卓越的民族竞争力。作为个体，他们将是一些永远活得累，却找不着幸福感的可怜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永远只能从事一些最基本的生产和服务，不可能在当代人类文化的高端做出重要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中年人决定着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命运。当下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正体现了当代中年群体的文明层次和人生境界，正考验着他们的社会良知与民族责任。整个中年群体正需要深刻反省。每个为人父母者都需要扪心自问：我的孩子是否真的得到了健康、全面的发展？每个中年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当我们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有能力做点儿实事的时候，我们到底为青年人做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当年提出的“救救孩子”和“我们怎样做父亲”，在当代中国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谨以此纪念永远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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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寻找这个时代的新青年

杨耕身　　资深媒体人士

东方早报 2009-5-4 1:20:59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一盏叫做“五四”的风灯，飘出“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语），烛照数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无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温暖的人们，仿佛获得了一切理由与力量。光荣聚集的1919，是一个古老民族久经蒙昧之后的顿悟，一个多难国度山重水复之后拥有的豁然开朗。沧桑历尽，九秩过后，那样的一盏孤灯，依然悬挂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悬挂于举头三尺之处。在今天，它依旧在寻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满朝气的生命，并已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们已经习惯用“六一”来祝福儿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样，我们似乎也已习惯用“五四”来赞美青年，赞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赞美。正如我们曾经任凭一种被称为“黄金周”的世俗潮水将这样一个日子淹没，而那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忽视与轻慢一样。因为从一开始，“五四”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关。那是许多热血，许多牺牲，许多勇猛与精进，许多光荣与梦想。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拷问。

　　就像孤苦无助的母亲打着灯笼，在暗夜里呼唤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务必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以热血与拷问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人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艰难。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一言不发，就被生活与现实的“利维坦”一口吞没。一种断裂的感觉如此清晰。或许，90年风雨洇润，“五四”早已成为陈旧而泛黄的一张影像。而那一豆灯火，在现代奢侈而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中，早已变得那样微不足道。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为一个不能企及的神话。数十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许知远曾描述他入学第一天的情形：辅导老师带他们去见一座铜雕，两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但他注意到，那座铜雕在今天被调皮的学生给予了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而在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吴稼祥先生这样写道：“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一豆灯火总是照见巨大的阴影。当年方24岁的灵宝发帖青年王帅惊魂之后索然表示，“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当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毕生生哭诉道，“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当“年轻干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当“啃老族”大行其道；当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勇气自杀谢世而未肯选择活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界的贫弱，思想者的无力，常识的匮乏，思考的停顿。我感到一声来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叹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铺陈开来，堆积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适所痛陈的“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练的青年”以及“老年的青年”正在凝结成为一个社会的暮气，而那不是我们寻找的目标。“五四”之后，这片国土上生长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为什么青年越来越少？为什么时间浩荡地前行，物质生活发生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固执地停留在原处，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为什么当“青年人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之后，却依然发现自己未曾年轻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话的“五四”，两者互为彰显。但是或许，这也并不是威权强势之下惟一的现实与结构。当更多的迷惘与无助泛滥，更多的荒诞与嘲弄郁结，旷野之中，总会有一种严正的要求开始闪烁，一种文明的理念开始萌动，并为我们带来一种隐隐的机会与可能。毕竟，在现世之上，有一盏灯并未熄灭。它虽不华丽，却足以穿透一切迷雾；虽不夺目，却足以照进现实。我们最终发现，那“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们要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旧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信仰。

　　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亦寻找这个时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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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0:32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隐喻：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等种种文化的驱动力，把“青年”推向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

　　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成为中国革命政治的特殊魅力。“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简单地说，“青年”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神话。

　　我们曾经赋予这个神话许多含义：新青年、社会新生力量、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都被赋予“社会政治主体” 的意义。在曹禺的《雷雨》中，周萍对周朴园的抵抗和妥协，被看作是新青年心路历程的写照；而在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那群骚动不安的年轻人，成为萌发着希望、孕育着生机的新中国象征；在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人更是代表了改革的动力、真诚的人生和未来的生活……

　　有趣的是，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在当时极其流行的校园民谣中，我们听到，代表了“青年”主体的大学生，还没有离开青春，就已经开始怀旧了。校园的种种美好，变成了歌曲中充满伤感又飘若烟云的“非现实”，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令他们迅速成熟，令他们在应接不暇之中变得沉默寡言，失去童话的爱情和热情的理想。

　　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市场经济的来临，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到，“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这种替代的过程，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上个世纪80年代的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代替了“青年文化”。

　　紧接着，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年轻人可支配的家庭资金日渐丰厚。动漫卡通、奇幻电影、耽美文学与网络游戏，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鼓励年轻人用“迷恋 ”的方式来发生消费行为。五四式的政治广场被超女的电视广场所替代——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嗓门，喊出的却是不同的热情和口号。在这里，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青春文化”有一种不断低龄化的扩张趋势，因此“青年”正在逐渐丧失在大众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定位更加“低龄化”的“青春文化”逐渐开始在公众话语中凸显，慢慢主宰了大众文化的多数话题。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沉浸在过度美好的想象中，恒久停留在童年的梦境之中。而一旦离开校园，童年期的“青年”就会突然长大并迅速老化。在张元的《绿茶》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校园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面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隐喻：要么清纯可爱，要么成熟精明；要么是年轻的女孩子（青年的低龄化），要么是老辣的社会人（青年的中年化）。

　　显然，理想主义的丧失，功利主义的崛起，正在造就大众文化和公众话语中“青年消失”的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告别了“青年”。在“青春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而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热情的放弃，已经让我们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一个青年的社会行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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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余光中：五四90周年冷落“孔先生”

2009年05月04日 09: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台湾《联合报》3日刊出余光中的文章说，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对于德先生与赛先生，实行的效果仍然有待完善。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被冷落，这需要省思。

　　文章摘录如下：

　　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当日的读书人，为挽救中国之积弱不振，有心引进西方文化，呼声最高的两大理念，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

　　德先生表面上也普受欢迎。然而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自由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

　　五四90周年 冷落孔先生

　　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西学为用，往往变成西化为体。所以“打倒孔家店”发难于先，“批孔扬秦”高潮随后。到了今天，大陆回过头来，广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

　　台湾也不能免，“教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去中国化”，包括“去儒”、“去故宫”，如今杜“部长”虽已“去冠”，其势仍未止。另一方式之“去”，则是“国科会”。科学之于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一切学问。

　　独尊科学而轻人文，将使民族之心灵“六神无主”。我一直认为“国科会”早应正名为“国家学术发展委员会”。

　　白话含文言 文字有力量

　　五四另一变革，便是弃文言，行白话，乃有新文学、白话文学。如果有人认为，文言已成冥钞，白话才是现款，就错了。文言其实是以成语的身分传了下来：受过教育的人，每天口头无可避免地要说许多成语，而一篇白话文更需要一些简洁、铿锵，甚至对仗的成语来滋润、变化，或加强。

　　无论口头或书面，如果禁用成语，势必松散而累赘，费力又耗时。何况许多成语都含有生动的比喻，例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心血来潮”、“目光如豆”、“孤掌难鸣”、“众志成城”。

　　有些场合，简练的文言才有力量，所以“毋忘在莒”之后有“庄敬自强”，“庄敬自强”之后有“戒急用忍 ”。就连五四的爱国运动，也不免动用岳飞的壮语“还我河山”。经典之作若不保留原文，也会失去权威，破坏气氛。论语庄孟，能用白话代替吗？金刚经、心经，不用鸠摩罗什、玄奘的文言体而改成白话，佛教徒肯念吗？牧师讲道，不还是在用十七世纪的《钦定本》吗？

　　慈母手中线 动人又白话

　　文言与白话并非截然可分。六百年前的《水浒传》已经用白话写了，至于宋人话本，就更早了。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旧小说的章回体极兼善的过渡。今日的青年未曾经历此一边疆，只迷于当前畅销的翻译小说，对中文的认识乃停留于平面，而不知有文白对照甚至文白相济的立体感。

　　其实古诗之深入浅出者，多非文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能再白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也和文言无关。如果把唐诗宋词都算在文言的比例里，是不合理的。老实说，今日报刊上发表的现代诗，有许多比古人深入浅出的诗词难懂多了。

　　读古典文学 涵养好作家　

　　至于古文本身，也大有艰深与平易之分。“国文”课本选文，艰深古僻的可以避免，平易动人的不妨容纳，其间的取舍天地仍大。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应该不算学究中遗老。读了六十多年英诗，教了五十年英诗，也做了半世纪的翻译，我的结论是：古典文学与古文，对于现代作家的修养与气度，教益至巨。我自己及身而验，相信对于王鼎钧、张晓风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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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举行 胡锦涛等出席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2: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消息，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

李长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李长春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希望当代青年进一步宏扬五四精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确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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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五四伟大精神　肩负民族复兴时代使命

2009年05月04日10:53   来源：《光明日报》

       

北京大学红楼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集会游行。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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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人民日报  2009年05月04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胡锦涛总书记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条希望，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把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９０年前，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京青年学生奋起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历史由此迈入新的历程。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仁人志士们在苦苦求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五四先驱们率先奋起，第一次燃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火炬，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五四先驱们在深刻思索：如何冲破思想的禁锢，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９０年来，作为五四精神忠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着前进道路。今天，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五四先驱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许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被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

“青年者，国家之魂”。９０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五四运动以来９０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我们深信，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当代青年必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五四运动９０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辉煌的历史照亮了希望的未来，伟大的事业展现了灿烂的前程。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同心共济、锐意进取、顽强奋斗，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稿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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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5.4%大学生为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

http://www.edu.cn　2009-05-04　来源： 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以五四精神如何在当代青年中传承与深化为主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这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共采访大学生、家长、教育管理人士和专家520人，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18 份。调研显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浓厚，75.4%的大学生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自豪，87.9%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国家民族地位神圣

　　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关心国家前途和改革进程。

　　在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上，40.2%的受访者选择了“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五四精神中首先需要传承的精神遗产，23.4%选择“民主精神 ”，20.8%选择“科学精神”，15.6%选择“创新等其他精神”。调查显示，国家、民族在大学生心中占据神圣的地位，75.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为作为中国公民感到自豪”。

　　在“对改革开放成就”的情感取向上，80.2%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很大”，9.1%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不错”，总计 89.3%的大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予肯定。“在过去的30年中，你认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一是 “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占66.8%；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占56.22%。

　　对中国未来有信心

　　调查中，高达87.9%的大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信心，在回答“你认为我国能否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42.8%的大学生选择“充满信心”，45.1%的大学生选择“较有信心”。

　　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期待，大学生更加关注公平、民生等领域。在回答“‘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你认为应当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时，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完善社会分配体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占87.3%；“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占70.7%。在问及“是否认同当前的各项改革措施”时，58.2%选择“赞同”。

　　在个人未来的发展上，深入实践和奉献社会是大部分受访者的首选。在回答“您对国家为促进就业，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政策的态度如何”时，65.2%的大学生选择了愿意参与其中。

　　个人选择趋务实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

　　而在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答案趋于务实，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 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karin

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发布时间： 2009-05-04 08:00　光明日报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郑大华、浙江大学教授高力克和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宝明等三位先生，就五四运动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记者：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就有着不同的解读，各位认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郑大华：人们对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其结束的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以1923年为结束年代）。我们今天通常讲的五四运动，根据不同的语境，两种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我认为其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爱国主义。北京学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所以，爱国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换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非常赞同郑师渠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两种解放：“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对传统求解放”，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价值。“对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而主张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民主与科学。1915 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国人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须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不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除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外，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从 “五四”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高力克：由于五四运动有广狭二义，人们对五四精神也就难免有不同的解释，这应视为正常现象。1919年5月 26日，《每周评论》发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首次将5月4日北京爱国学潮称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运动之 “直接行动”的精神，并将其视为平民运动的第一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则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他亦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以上观点，都将五四精神归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直接行动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五四精神”则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为精神内核。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无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内涵。“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两大现代性目标，“评判的态度”则表征着新文化运动之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内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张宝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两个既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五四精神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思想体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创刊伊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包括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新潮行为和运动；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身的言论行为，也包括由《新青年》杂志激活起来的保守主义等的思想和观念；它有西方资源，也有东方资源；既有“导师”一辈的先驱，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五四、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总结和概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进一步说，“五四”和“五四运动”也不是一个概念，如上所说，“五四”是一个系统工程，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五四运动”一般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 5月4日的导师和学生共驱的“直接行动”。如果我们把五四系统工程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一阶段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启蒙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后一阶段则是以爱国、进步之救亡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主导者陈独秀就发表文章声明“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还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当时各界的误解以及误会予以澄清。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并不过时。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注重“创造的精神”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则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要素。不难看出，当时的策划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要求“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达到了目的。从注重人文思潮到关注社会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条被先驱设计好的线路上进行的。

　“五四”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记者：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你们是怎样看的？

　　高力克：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东侵导致中国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冲突与文化再调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 ”、“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遗产，是“评判的态度”，即反思传统的批判精神，它表征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汉诺夫将法国启蒙哲学归为“ 解放哲学”，“五四”启蒙思想亦为一种“解放哲学”。同时，“五四精神”的丰富性还在于，它并不仅限于启蒙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杜亚泉、梁漱溟和《学衡》派等对传统的阐扬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颉颃激荡，构成了“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文化对话。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

　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我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往往把封建时代的文化错当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了不少过头话（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就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没有处理好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用陈独秀的话说：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第三，在对等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只重视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而很少领会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时代性的比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  

　纪念“五四”的现实意义

　　记者：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五四”有不同的纪念，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纪念“五四”？

　　郑大华：正如我们谈话的主题所揭示的，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继承而言，我们要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以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当今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是“从传统求解放 ”，“从西方求解放”，而是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迷信崇拜中，从旧的条条框框、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更多是对它的思想、精神的宣传和倡导，而在今天，除了要继续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外，我们要把其重点放在制度的建设上，要与一切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其次从超越来讲，我们不仅要克服“五四”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面认识文化之时代性和民族性，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分认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古老文明、小生产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进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所走过的90年历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五四 ”，审视“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高力克：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我们纪念“五四”，仍要继承和发扬“民主”、“科学”、“爱国” 等等“五四”的伟大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纪念“五四”，重温“五四”，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反思传统，从中不断地获得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现代潮流的“五四”，检省中国走过的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既有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老主题，又有新世纪转型社会的新问题。继承“ 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遗产，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张宝明：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使得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历史的渐行渐远不但没有让五四精神成为尘封的往事，相反，倒是岁月的冲刷让五四精神积淀出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时隔多年后回首那场运动时仍然感到那么亲切、直观、生动、鲜活的原因。用“历久弥新”这个成语来形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最为形象。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或说提出的命题不但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也是当下甚至未来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我爱用“精神事件”这个词来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构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精神坐标上，其当代性和前瞻性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发生位移，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黯然失色。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铸成则是由多个重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质料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近代以来一代思想先驱以“铁肩”担当 “道义”时裸露的精神脊梁。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们纪念“五四”的本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在中国现代性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当下，我们纪念“五四”，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

karin

■ 社论

纪念“五四”：青年与国家命运与共
       
2009-5-4 2:25:05 · 来源： 新京报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1919年的5月4日，大批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以满腔的爱国热血救亡图存，为振兴中华振臂一呼，从此揭开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正是从那一刻起，“五四”与青年合而为一，被定格为一种精神象征。

　　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大学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强调“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与学生谈五四精神和个人价值体现，强调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被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历久不衰。之所以如此，除了人们对历史有某种共识，同样在于对当下中国的转型，对国家未来有着共同的想象。为民族复兴计，人们敢于担负历史重任，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启蒙，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它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即“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仅从这点看，“五四”无疑居功至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血脉相连、共同奋进的历史起点。

　　与此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救亡图存的年代里，这场民主政治运动亦反映出某种激烈特征，包括对中国传统的过度否定。“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都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不过时至今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成长，人们越发意识到中国传统并非全无是处。

　　显然，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多是受制于大一统的中国封建政治，一度扮演了“替罪羊”角色。就像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对汉字的偏见一样，汉字里难见思想不是因为汉学承载不了思想，而是因为封建王权专制不允许国民有独立思想。从这方面说，许多被否定的传统，实际上也是封建王权政治的受害者，它们不但不需要被打倒，反而是需要被记忆的。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并非只有些黑暗的东西，凡了解本国历史的人应该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9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关于“五四”的历史解读存在着某些分歧，不但无可厚非，反而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今日中国社会之健康成长。即便如此，共识仍在：在本质上，“五四”运动依然是一场民族自新与自救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这正是一国文明得以生生不息之希望所在。故此，“五四”并非仅仅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历史事件。纪念“五四”，就是纪念一个时代及其倡导的精神。

　　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曾发问：“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常常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里，不仅包含“科学”和“民主”，也还包含“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正视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五四”精神更包括一个在困境中求生的民族本应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内生力与自新力。所以，胡锦涛强调说：“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青年者，国家之魂”。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前途，关键在于青年对自己、对国家有着怎样的态度。毕竟，没有国家的前途就没有青年的前途，而国家的前途也离不开青年的前途。今天，“五四”精神不只是飘扬在大街与广场之上的旗帜，它更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深植于人们对今日中国的一点一滴的日常改造之中。诚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爱国应该是我们纪念“五四”，牢牢记住并且应该发扬的精神和传统。

　　故而，随“五四”而起的公共精神，近年来在不断成长的NGO、志愿者、有参与精神的网民、具备启蒙精神与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等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孕育出新的希望，展现着新的光明。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唯口号而唯务实，日复一日，功不唐捐，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现代化，才有望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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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在台湾从未断绝 时代重拾热血与理想

凤凰网  2009年05月05日 14:25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斯人虽已远，典型在夙昔。台湾《联合报》日前刊发专题报道指出，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尽管两岸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仍有异同，但今年都不约而同地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台湾除了举办五四座谈会，还有五四人物影像、书信、藏书展，以及首创的五四故居导览，规模是历年之最。

高举五四火把赴台的先觉者

五四运动一萌芽，便在台湾落下了种子。政大台文所所长陈芳明表示，点燃台湾新旧文学论战火把的张我军，便是在1920年代赴北京求学时受胡适启发，被称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

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播迁，五四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台静农相继赴台。然而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鲁迅、周作人等人著作遭禁，入台的五四健将也绝口不提五四精神。一直到解严，整整近四十年的时间，五四被简化为文学与浪漫的代名词。

文讯杂志总编辑封德屏认为，“五四精神在台湾从未断绝，只是成为伏流潜藏。”此次文讯梳理62位五四人物史料，从旧书摊中找到当年大量“禁书”，发现即使在白色恐怖年代，仍有许多读者在黑暗中点起五四的烛光。

由傅斯年担任首任校长的台大，更直接继承五四发源地的北大精神。台大中文系教授柯庆明说，他进入台大念书时，有一半的老师来自五四时期的北大；中文系系刊“新潮”，便取自五四“新潮社”。他还记得，保钓运动贴在台大的标语，便是罗家伦所写的“五四运动宣言”。

历史之轮缓缓转动。五四时代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在网络时代翻转成要求重视文言文的“抢救国文运动”。

五四人物在两岸命运更是有起有落。当年在上海大打笔战的鲁迅、梁实秋，一位在大陆享有崇高地位，故居、博物馆遍及各地；一位入台后潜心教学，到处播撒白话文种子。

重拾五四 重拾热血与热心

“我们纪念五四，纪念的是哪一个五四？”学者柯庆明指出，五四包含了是学生爱国运动、新文学革命、民主与科学启蒙运动。

国民党视“学生运动”是搞垮国民党的关键，赴台后一度绝口不提，将五四简化为“五四文艺节”。五四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被蒋介石安上“伦理”两字，成为“伦理、民主、科学”。

柯庆明表示，也许有人认为五四精神陈义过高，“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纪念五四，因为这时代需要的就是理想！”封德屏则认为，在学生、知识分子对社会冷漠的这个时代，纪念五四让我们“重拾五四精神的热血与热心！”

联合报还刊发近400字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始末，该报另一篇文章《当年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跳窗逃》从北京的历史旧址出发，向台湾民众讲解了“火烧赵家楼”的有关历史。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陈列室内的胡适半身塑像，及其亲笔墨迹“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中新社发 邹辉 摄

落花生成教材 许地山影响台湾新文学

笔名落花生的台湾籍五四运动人物许地山，幼年即迁居大陆，后来参与五四文学运动，对台湾新文学影响深远，散文作品“落花生”曾被选入高中语文教科书。

许地山以清新平实的笔调、流畅的文字，描写小时家人在后园空地种花生过程，父亲并藉以教育子女内在美的可贵，令人印象深刻。

1894年在台南出生的许地山，父亲是清朝台籍进士，甲午战争失败，台湾割让给日本，父亲襄助刘永福在台南抵抗日军失败，许地山两岁时，举家避居广东。

许地山4岁接受私塾教育，14岁于广州受新式教育，并曾任福建省第二师范学校教师，21岁时至缅甸仰光任华侨创办的学校教师。

1917年许地山考进汇文大学，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瞿世英、耿济之等人合办“新社会”旬刊，开始发表文章；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大陆第一个全国性新文学社团，发行“小说月刊”。

1923许地山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及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1927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清大兼课，1935年在知名学者胡适引荐下，至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

香港大学任教期间，许地山改革教学课程，积极投入艺文团体运作，1941年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香港，年仅49岁。

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表示，许地山在大陆倡导五四文学运动，是新文学知名作者，散文写作功力很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之一。

文学史料研究专家秦贤次表示，许地山在台湾台南出生，却于大陆受教育，并推动新文学运动，台湾研究五四运动专家学者常将他归纳为大陆作家，其实他对台湾的新文学有密切影响，1933年还曾返台到台南探亲。

许地山旅外的生活经验，对日后的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秦贤次表示，许地山在“小说月刊”中发表的“命令鸟”，创作背景就是缅甸仰光，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篇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短篇小说。

五四时期恋爱、婚姻及家庭题材的小说风靡一时，秦贤次说，许地山钟情爱情小说创作，且故事曲折，充满南国风光及异域色彩，常带有浪漫、宗教等气氛。

也有人说，许地山的作品呈现当年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子，例如小说“春桃”描写一名北方女孩故事，五四运动反映当年男女平权诉求思维，影响华人世界男女平等的观念。散文则对大自然有很多描写，诸如“空山灵雨”、“春的林野”及“爱流汐涨”等。

许地山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对于新文学的贡献及影响深远。顾敏表示，许地山在新文学创作有重大突破，散文表现成熟、流畅，他融会贯通宗教、道教等跨领域的研究，运用白话文的成熟度，更甚于朱自清、徐志摩等人。

张我军倡五四 白话文学引入台湾

五四运动人物张我军是板桥人，早年至大陆工作及求学，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返台引入白话文学作品，倡导五四精神，专家学者认为他是台湾新文学先驱，是引介五四精神的桥梁。

张我军身兼诗人、评论家及中日翻译家，童年贫苦，板桥公学校毕业后，当过鞋店学徒、银行工友，勤奋自学古诗及中国旧文学。

1921年他调往位于厦门的银行支店服务，1923年前往上海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推动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运动，并至北京发表“至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等作品，点燃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他在1924年返台，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作品批评旧文学，担任台湾民报社汉文主编。1926年至北京求学，来年发起成立“北京台湾青年会 ”，创办“少年台湾”，并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担任日文讲师，翻译书稿，与连震东、洪炎秋与苏芗雨自封“台湾四剑客”。

1946年张我军迁回台湾，际遇多折，1955年因肝癌病逝，享年54岁。张我军的二子张光直，曾任“中研院”副院长、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是知名考古学家。

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扮演重要角色，王晓波表示，张我军将五四运动的观念带回台湾，推广新文学运动，并引发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大力批判旧诗人。

学者王晓波指出，新文学运动提倡“我手写我口”精神，大陆当时有书写文字的统一国语，而台湾的方言却没有通行的书写文字，张我军提倡使用中国语的白话文写作，又引发白话文之争。

遭逢大时代变迁，张我军也积极争取民族地位。王晓波说，张我军除推动台湾文学本土化外，并积极投入台湾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国运动。

张我军的白话文当年深受重视，王晓波表示，1925年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悼词采用张我军的作品，因而日本方面批评他是不爱台湾的“非国民”。张我军则反击指出，孙中山是中国、东亚和人类的伟人，为人类的伟人掬一把同情泪，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是非人类。

此外，张我军的新文学作品在台湾具有代表性意义，文学史料研究专家秦贤次表示，张我军的新诗“沉寂”及“对月狂歌”，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体白话诗，“沉寂”是追求夫人罗文淑所有的新诗。

张我军在北京所作的“至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更是引爆台湾日据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回台后，发表批判意味浓厚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对当时台湾旧诗社及旧诗人极尽嘻笑怒骂，并引发旧诗人反击。

张我军在台湾推动新文学运动不遗余力，1925年出版新诗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部新诗集，为倡导白话文，写“中国国语文作法”，以国语文与文言文作区分；并透过“台湾民报”转载大陆著名作家的新文学作品，在台湾撒播五四新文学的火种。

张我军在新文学的造诣，顾敏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一般白话文新诗作品容易与西洋翻译诗纠缠不清，但张我军的新诗作品处理得很好，突破了中外文新诗创作间文法差异问题。

karin

土气息 泥滋味

——五四时期侨寓文学中的乡土“风景”

　　■刘春勇

透过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
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农家院落　　资料图片

　　何为“乡土”

　　乡土文学，其命名来自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据鲁迅先生总结，这批作者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二代，“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指的大概就是五四小说的第一批作者，然而各自流散了，显示出退潮的迹象，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并且将第一代作者的写实主义更广而深地执行下去，扛起了五四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大旗。这些作者大抵出现在当时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鲁迅先生所列举的其实是有限的几位，黄鹏基、尚钺、向培良我们今天是不怎么提到的，鲁迅先生没有列举到而现时代被我们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还有台静农、许杰、彭家煌几位。

　　从时间上看，乡土文学的创作旺盛期大致在1923年“问题小说”的衰退与1926年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对于乡土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史一般会归结为三点原因：其一，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都出现得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只是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已远远超出于一般的‘乡土小说’的范畴，因此通常都不把鲁迅归于乡土派的行列。”其二，“问题小说”的退潮。“假如说，在‘五四’的高潮时期，读者对小说的思想要求多于对生活形象的要求，那么，到了‘五四’退潮时期，读者对表现和发泄自己的苦闷情绪的要求就更为强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命运与性格的非‘观念化’的、更个性化的真实描绘。”其三，周作人对“乡土艺术”的提倡。“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明确提出‘要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三点原因的前两点都是流俗文学史所常常提及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其实是和当时的学界大环境密切相关的。1922年北京大学的国学门收编了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并且为了工作需要，又陆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事实上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诞生，对于民俗的研究一时成为知识界的焦点。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1923年开始出现以许钦文等为代表的具有民俗倾向的“乡土文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梳理出“乡土文学”与民俗学兴起的关系，其间有意味的追问是何谓民俗学？谁的民俗学？乡土文学以写实的方式，所展示的是怎样的“乡土”？被展示者与书写者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展示的意义指向又是什么？

　　乡土与民俗

　　民俗学最基本的两个功能在于保存与展示，或者还有展示后的改造之意味。民俗学的兴起大抵要归功于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自我认同的形成最初是要归因于外来者的指证的。大约是观看了一些传教士所拍的“憨厚而愚昧”的中国民众的照片，或者阅读了史密斯之流的所谓讲述中国人特性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类书籍，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对国人的自我形象有了最初的“镜像”。这“镜像”里，大概就已经诞生了最初的中国民俗学，而不一定要等到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才宣称有这样一门学问。传教士所拍摄与描述的中国景象与1923年后中国乡土文学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景象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雷同的：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这都是二者认可的描述方式。传教士所拍摄的是“憨厚而不知生活意义”的笑容，“一脸茫然而不知世界为何物”的麻木，也正是乡土文学者所极力展示的形象。冥婚、械斗、沉潭、典妻……这许多奇异的内容所展示的一幅幅民俗的“风景”不正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贫穷、落后的“写实”吗？

　　可是我要发出我的疑问，那就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是否就是民俗的“风景”当中的唯一存在，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古典书写（如水墨画）不去表现这样的形象？为什么古典时代的水墨画当中的牧童骑牛或老翁垂钓是那么的悠然自得，而丝毫没有乡土文学或现代民俗当中的这样一幅毫无生机、麻木愚昧的图景呢？如果不是，那么民俗的“风景”当中是否还有悠然自得的景象而我们的书写者视而不见，抑或根本就看不见呢？如果不是，那么书写者们为什么独独于众多“风景”中去抓拍那麻木愚昧之一刻而抹去其他呢？

　　改变的书写者

　　从古典进入现代，是什么导致书写者们的视角发生改变了呢？是什么让现代书写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呢？一位古代的老太太叨叨柴米油盐，为什么她进入书写的视域是悠然的，而一位现代的老太太同样在叨叨柴米油盐，而她的被书写却是麻木而愚蠢的呢？叨叨的老太太其实没有变化，之所以在两种被书写中展示出的不同的面貌是在于书写者的变化，现代书写者与被描写对象之间不再存在古典时期的那种共通性与亲和力，他和被书写者是隔阂与疏离的。这“疏离”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侨寓”的意思。侨寓者，远离故乡之谓也，而侨寓之人对于故乡其实是疏离的，其对于故乡的记忆也一定是缥缈而模糊的。“……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地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蹇先艾《朝雾》）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对故乡的疏离者，在北京的飘荡中已经吸纳了一套重新关照故乡（隐喻着中国）的认识装置，即一套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透过这一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然而，他们用笔去描述这不堪的“风景”之时，内心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同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伤，看到不能承认的“不堪”；还有庆幸与优越，庆幸自己的脱离与认同现时的所谓开化与文明的自我，并且同时感到对比不堪的优越。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文学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方面镜子里描述的是不堪的“风景”，而另一方面透过这面“不堪”之“风景”的镜像，书写者同时照见了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形成自我认同，同时想当然地要按照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去改造这与他们已疏离且不堪的“风景”，而不去考虑“风景”之中的人们——那些所谓麻木愚昧的人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是沉默而无语的，因此这考虑也就是多余的。

　　或许，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中写实主义的要义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09年5月6日第3版

karin

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8:29 来源：新京报

不谈远的，就说二十世纪中国吧，壮怀激烈且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很多，而让你我最为怦然心动的，为何偏偏是“五四”？就因为你是青年、是大学生、是读书人、是希望走向世界、是主张民主科学？不，不完全是这样。在《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中，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关键是，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纪念“五四”三十周年时，解放大军正奔腾南下，新中国即将成立，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了诸多名人谈论“五四”的文章，打头的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俞平伯的《回顾与前瞻》。俞文称:“‘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照俞平伯的理解，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又过了三十年，已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5月4日《文汇报》及1979年5月《战地》增刊第3期上，发表了《忆往事十章》，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

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当初之“浮慕新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前两天，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用早餐时，一位参加光大银行会议的银监会官员，自称在国外读书，自我感觉甚好，居然一再追问我:“五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放着这么多急迫的现实问题不关心，讨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们北大人也太自恋了！面对如此“讲究效率”的经济学家，我真的无言以对。不是说不能诘难，也不是不需要反省，而是这种提问的方式让你啼笑皆非。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说过:“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惟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为什么九十年间，不断有人热衷于追怀、纪念、阐释“五四”，不仅仅是政党利益或国家意志，也蕴含着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与期待。起码在思想文化界，至今仍没有比“五四”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推敲、辩难的“历史时刻”。这么说，不等于神化“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当事人，很快就开始反省当初之热情但浅薄、真诚而偏激。但有一点，阅读校史资料时，我感触很深:同一个北大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有出息，成才率极高。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政治立场不同，学问趣味不同，生存处境不同，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五四”时，你我都觉得“有话可说”。这就行了。因为，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挑战，需要对话，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操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五四”是罗盘，是磨刀石，是精神标杆，而不是具体的“学识”与“功业”。

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