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端午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作为文化载体，它保留了许多古老的风貌。端午文化也是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传承的民俗事象，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呈现“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活动的展开，端午习俗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已将“端午祭”和“端午节”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不仅使这一文化为世界所共享，同时也为东亚各国端午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在韩国召开过多次会议，对端午文化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大大推动了东亚各国对端午文化的研究。关于端午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引起中国与韩国学者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借此可以探讨同一文化在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传播时的变异和发展。本文就中韩两国端午文化作粗浅的梳理，藉以探讨端午文化在传播、传承过程中引起变异的诸多因素。
【关键词】：端午祭；端午节；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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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端午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端午节，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风貌。端午文化也是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传承的民俗事象，特别对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展开，端午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已将“端午节”和“端午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不仅使这一文化为世界所共享，同时也为东亚各国端午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在韩国召开过多次会议，对端午文化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大大推动了东亚各国对端午文化的研究。
关于韩国端午祭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曾引起中国与韩国学者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人类共享文化遗产，从民俗传播的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益的，借此可以探讨同一文化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传播和变异规律。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也十分有益。本文就中国和韩国端午文化作粗浅的梳理，藉以探讨端午文化在两国之间不同的表徵和传播的规律。
二、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和历史
按照时序，端午节被认为是夏天的节日。
中国的端午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借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最初形成和公共卫生有关。不过这种对环境卫生的关注，不是通过官方的指令，而是民间自发的，通过节日形态和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巫医同流的文化景观。考察中国节日文化的形成，始终离不开信仰的因素，信仰是中国节日文化的灵魂，没有信仰的节日文化自然会失去它的魅力和活力。节日文化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许多人文观念被附会在节日文化之中，端午节也是如此，并由此形成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端午文化。因此，从文献到现实，都可以得到端午文化的资讯。正是古人竭尽想像将许多传说附会到节日之上，才使节日文化变得血肉丰满。其中有些传说也许与节日本身的形成有关，有些传说则只是关于端午节某一民俗事象的说明。正是这些传说给端午节披上浓厚的人文色彩，为我们解读端午节的含义，提供了心理和信仰的依据。
提起端午的起源，中国民间有说不完的传说和解释。学者们也对其起源津津乐道。如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中国的端午节是“龙的节日”[1]。至今在中国南方各地流行的端午节期间划龙舟的习俗，可能是古老崇龙观念的遗留；《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说明中国古代就有五月煮“兰草汤”进行沐浴的习俗。至今在中国的有些地区还有五月用兰汤或艾汤沐浴的习俗；从端午节形成的时空观念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伍子胥、介之推、屈原等纷纷走进端午。宋？高承《事物纪源？竞渡》引楚传云：龙舟竞渡“起於越王勾践。”值得注意的是，起於越王勾践不等於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出现在端午节，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不过今江浙一带端午龙舟竞渡的习俗，从地域上讲，主要起源於南方；在中国民间有关介之推的事蹟主要和三月的“寒食节”有关，后来移花接木将“寒食节”的传说附会到端午，这是民间传承中常见的现象。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楚国三闾大臣、爱国诗人，遭谗不用，於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这一传说在中国广大地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但据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认为“竞渡起於送灾”，“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屈原无关[2]。江浙一带还将端午起源与吴国名将伍子胥联系在一起，民间传说伍子胥五月五日被吴王夫差所杀，抛屍江中，化为涛神。与此相关的还有《会稽典录》记载的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会稽上虞人曹娥之父为江神弹奏，不幸落江而死，其女曹娥沿江号哭，七日不绝，投江而死。后，人们在江边发现曹娥，她紧紧抱着父亲的尸体，面色安详。人们为了纪念曹娥的孝行，将那条江改名为曹娥江，并於五月五日在船上供奉曹娥的塑像，举行赛龙舟活动。关于端午起源的传说还可以举出很多。
无论传说多麽动人和具有魅力，实际上，节日文化的形成源於人们对生活的诉求，源於实际生活的需要。剥去附着在端午节身上的华丽外衣，文献记载和现在传承的习俗，都可证明端午这一习俗和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它的许多民俗事象表明古老的巫术活动是端午习俗的形成的源头。
首先从端午节的名称看。“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天中节”、“天长节”、“地腊节”、“五毒日”、“娃娃节”、“五月节”、“女儿节”等。不同的称谓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且有不同的传说和解释，这说明端午节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只不过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突出其特点和内容而已。《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因“五”与“午”同音，又五月为单月，按照中国的阴阳五行观念，午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为第七位。而且古人以地支纪月，单月为“阳”；又端午正值仲夏季节，此时阳气始盛，故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或“端阳”。按照阴阳五行学说，“五、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五月又是蚊虫孳生、疾病、邪气上升之时，所以“端午”又称“五毒日”，民间素有“善正月，恶五月”之说。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五月就被认为是“凶月”、“恶月”，有许多的忌讳。《风俗通》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是说新被任命的官员，忌讳五月上任，否则到老也不会得到升迁。还说“五月盖房，令人头秃。”就连五月出生的孩子也认为是不祥之兆，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所以民间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避病疫和不祥，这样就形成了端午节的一系列禁忌习俗。
端午与巫术的关系还可以从端午习俗中所使用的节物中得到验证。古代巫和医是相通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疾病丛生，要预防疾病的产生，一则用巫术，二则用巫医。兰草、菖蒲、艾草、雄黄这些从实践中认知的中草药，杂以巫术与信仰中的五彩缕、香荷包、五毒兜肚、五毒符、挂锺馗像等等，形成社会的信仰和防疫系统，这也是端午节经久不衰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韩国的端午祭。
毋庸讳言，韩国端午祭的形成是受到中国端午文化的影响。这一节日在韩国的传播，首先是因为历史上韩国借用了中国的历法（农历）。中国历法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观察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知识系统。韩国也是农业社会，至今在韩国的许多民俗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很醒目的“农为天下之大本”的巨幡，农本思想充分体现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所以在使用中国历法时，很自然将端午作为自己的岁时节令。不仅如此，在韩国文献中解释端午习俗时，同样借用了中国的概念，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只是在借用过程中加入了韩国特有的词，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再深入一步追究，韩国的端午也少不了菖蒲、艾草等端午节物，用菖蒲汤沐浴的习俗保存至今。按照传统风俗，韩国在端午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薏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
由此可见，端午文化的形成，中国和韩国确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三、关于端午文化的形成、传播
中国的端午节萌芽於先秦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就把五月五日作为驱邪避瘟的日子。战国时代，人们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而且民间有了许多禁忌。《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云：“浴兰汤兮沐芳华”，是说五月五日要煎兰草汤沐浴以祛病禳灾。汉代这种禁忌尤为突出。《荆楚岁时记》引《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王充的《论衡？四讳》也记载当时风俗说正月、五月生人杀父母。
先秦时期，中国南北地区端午风俗有着明显的差异。秦代以后，国家统一，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端午文化逐渐融合为一。到了两汉时期，端午节的巫术信仰色彩仍很浓重。当时五月端午仍以祛病禳灾为主。此时盛夏将临，阳气上升，疾病容易流行。所以《风俗通》云：“五月五日要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荆楚岁时记》也云：“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於臂上。称为长命缕，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古人认为五色丝缕和五色桃印能驱邪避恶，说明此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深入到端午节中了。直到今天，端午戴五彩缕的习俗仍在许多农村地区流行。
《荆楚岁时记》还记载，五月五日要“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或将艾叶“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端午时节艾蒿生长药力最强，所以民间有“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的习俗。采艾活动先秦时代就有了。《诗经？王风？采葛》就有“彼采艾兮”的诗句。可见人们很早就懂得艾的药用价值。《风俗通》还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虎既被认为是阳刚之物，在阳气始盛的端午节当然要借助於虎的威力驱邪辟魅，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不仅要剪艾虎，还要在屋内外墙角处洒雄黄酒，模仿虎额纹，在小孩额头涂写“王”字。
端午节挂菖蒲饮菖蒲酒的习俗由来已久。《风俗通》云；“菖蒲放花，人食之长年。”菖蒲对人体有开窍、止痛、祛风湿等作用，用它泡酒可以防病健身。端午节采艾、饮菖蒲酒、雄黄酒，也反映了中国医学瑰宝──中草药学对节日风俗的影响。
汉代端午习俗基本定型，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这一习俗与端午始於夏至有关。《荆楚岁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在暑热即将来临之日，粽子是上好的时令佳品。食粽子成了端午节和夏至的标志。当人们把端午节和屈原之死联系在一起之后，粽子又充当了祭品。
端午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已流行。中国不仅汉族有此俗，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流行划龙舟习俗，这被学者们认为是南方越人的习俗，其实中原地区也流行此俗，1952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及其鉴纹的摹绘就有龙舟竞渡图，说明中原地区也有此俗。
民俗文化是动态传承的文化，它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或民族传播，往往用“采借”的方式进行。这种“采借”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有选择的接受和传承。而且在“采借”的同时，还要结合本地区、本民族（本国）的需求加以改造，并植入本土文化之中，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韩国对中国端午习俗的借鉴就是用这种选择性的“采借”方式完成的。上面讲到，既然历史上韩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且借用了中国的历法，“采借”端午习俗自然也是一种对异文化的选择。如对端午的解释，端午时吃“艾子糕”，喝薏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等。
与中国端午不同的是韩国的端午节以祭祀仪式的完整而着称。在韩国江陵地区，端午祭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且仪式比较完整。如果从迎神的“前夜祭”算起，一般要举行五个昼夜；如果从“山神祭”算起到送神止，时间长达20多天；如果从“谨酿神酒”算起，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江陵端午祭的程式是从酿制神酒开始的。按照传统，农历四月五日，人们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发放的大米和曲子酿制神酒，准备端午祭时敬神和饮用；四月十五日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祭”。祭祀结束后，在山林中锯一段神木，人们将青红礼缎挂在上面，然后在神木的引导下，组成迎神行列，农历五月初三傍晚时分，回到江陵国师女城隍祠（郑家女）接受“奉安祭”，也就是端午祭的“前夜祭”。祭祀结束后，将大关岭山神和国师城隍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场。从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举行“朝奠祭”。[3]
江陵端午祭的祭祀仪式分“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种。儒教式祭仪以奉读汉文祝祷词的形式进行，祝祭的内容涉及除祸招福、健康安宁、治癒疾病、农渔丰收、禽畜繁盛等。儒祭之后，开始伴随歌舞戏剧表演进行的“巫俗祭仪”，直至深夜。江陵端午祭的活动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谨酿神酒──送神仪式）、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这些都是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夜间活动，如国乐表演、伽椰琴弹唱等；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现在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增进各国的艺术交流和友谊。端午祭成为韩国最大，最有吸引力的节日之一。
四、中韩端午文化的变异和传承
中国的端午节和韩国端午祭已经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说明民俗文化的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也说明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被世界公认，符合联合国2003年11月3日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原则，即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给世界人民文化享受以多样选择。
中国和韩国比邻，无论是历史上或现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都是长期存在的。端午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因此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交流和影响，认识民俗文化传播和变异规律。
比较中韩端午文化的异同，“求同存异”是非常必要的，借此可以寻求产生文化变异的原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由于文化传播中的变异形成的。当端午习俗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传播时，首先遇到的是对这一文化的心理认同。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是社会动荡，处於非正场*态下传播。比如战争、灾荒、瘟疫流行等原因，迫使一个民族的人群大规模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将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带到另一个地区，并在那里生根传播；另一种是和平时期的传播。这种传播往往采取自然引入机制，这种方式可叫做“采借”的方式。“采借”是民俗文化传播的普遍的也是最主要的方式。
“采借”是一种和平环境下的民俗传播。它往往要经历“关注──采借──改造──植入”几个环节。以端午文化的传播为例，韩国端午祭的形成就经历了如上环节。
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上韩国在引入中国历法的同时就关注了端午习俗在中国的传承。以农事节令而言，认同农历五月五日为一个节点，认同中国人对端午文化的一系列解释，包括端午节物的使用和它的功用。这是端午文化之所以能够传入韩国的关键，如果这种文化引不起关注，被忽视了，端午文化就不会传入韩国。也就是说，端午文化对韩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来讲，是适用的，可以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因而被采借过来。
“采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被动的全面接受，而是根据韩国民众的生活和需求做出的选择。端午作为节日，它的完整形态包括固定的日期、特殊的习俗和仪式。固定的日期：农历五月初五，特殊的习俗包括节物的使用，如艾草、菖蒲、辟邪物等，仪式主要是祭祀仪式。这些在韩国的古籍记载中都有体现。如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端午条云：“男女儿童，取菖蒲汤頮面，皆着红绿新衣，削菖蒲根作簪。或为寿福字，涂胭脂於其端，遍插头髻以辟瘟。号端午妆。”又云：“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目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作者还引用中国古籍对端午习俗做了注释说明。该《东国岁时记》还记载了端午采艾叶做打糕，采益母草、豨莶，晒为药用等。至於祭祀仪式则完全用韩国传统方式进行，中国古代的端午祭祀主要是祭祀天神，祖先神，而韩国则是祭祀山神。这说明采借中国的端午习俗是有选择的。
“采借”不是目的，而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手段。在采借的同时，要对所引进的端午习俗进行改造。中国的端午习俗毕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化，它适合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观念，从端午习俗形成到现在，延续几千年，今天中国人过端午还是大都沿袭旧俗，如端午必须是农历五月初五，节日期间挂艾叶、菖蒲、抹雄黄酒，吃粽子、划龙舟、贴五毒符、贴锺馗像等，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节日的主要内容和仪式基本一致。韩国的端午祭在借鉴中国端午节的内容和形式时有了许多变化和取舍，如煮菖蒲汤沐浴的习俗，用艾叶入糕的习俗虽至今还保留着，但已渐渐淡出端午节。端午节在韩国曾十分盛行，流传地域很广，但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在江陵一地的端午祭保留较为完整，它的祭祀仪式是韩国独有的，而其他地区的端午习俗早已消失。中国的端午节则是全民的节日，而且被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得到保护。
在关注、采借、改造的同时，必须将新的端午文化植入韩国传统文化之中，使其成为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传承。韩国的端午祭之所以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因为它作为韩国文化的代表，体现了韩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精心的采借和包容。
五、结语
近些年来，比较民俗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民俗学研究领域。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1996年成立至今，在各国召开过不同中心议题的会议，端午文化在亚洲各国的传播就曾是多次会议的议题。因为这一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的“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并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亚洲各国学者的注意。另外就其端午文化的传播地域来讲，不止限于中韩两国，在亚洲“汉字文化圈”的许多国家都有传播，这为民俗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公共话题和基础。探讨它的传播规律以及对人们生活、思想、感情的影响，饶有趣味。
日本的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曾提出过“一国民俗学”理论，中国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针对中国多民族民俗特点，提出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主张。按照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见解，民俗学被认为是“一国之学”,即民俗学是一种只研究本国境内的民俗事象的学问。但是我们从端午文化的研究中得知，民俗的传播是不分国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俗文化的传播不受民族族群间的限制，已是一种常识。所以在中国“一国民俗学”实际上包括了多民族民俗成分。而中国的许多民族，往往是同一民族在分布上又是和国外民族跨界而居，所以民俗文化的传播不胫而走，打破了一国民俗的界限，这也是常识。至于亚洲“汉字文化圈”各国，由于历史交往的长久，民俗文化同样被圈内的各国相互“采借”和传播，特别是在和平环境中，对异文化的“关注、采借、改造、植入”已成为一种普遍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正如佛教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中国人关注它、吸收它，经过长期的消化吸收，最终不仅被中国化，而且在中国得到继承和传播。包括端午习俗在内的许多习俗，诸如春节、清明、中秋等，在“汉子文化圈”的传播都遵循着“采借”规律。
（注：这是2011年在台湾成功大学召开的第12届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年会上的论文，时值端午，发表在个人空间，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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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1]《闻一多全集》（一）三联书店，1982年。
[2]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陶立璠：“韩国江陵的端午祭”，《风景名胜》2005.2.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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