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有鱼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什么是田野调查？做田野调查是为了什么？这些幼稚的问题，在未读研究生之前，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然而，当我真正进入到田野的时候，发现田野调查原来是那么有意思的事情。2017年6月份，我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到黔桂交界地区的龙江、都柳江一带进行了水族卯节的田野调查。

　　水族是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不是特别多，但其民族文化却独具特色。2017年6月21日是水书上的卯日，这一天要过卯节。卯节是水族的盛大节日，分四批轮流度过，过节日期选择在插秧结束之后的水历九月、十月（阴历五、六月）的卯日，是“绿色生命最旺盛的时节”。卯节除了宴请宾客之外，最热闹的环节就是卯坡上的对歌活动，被中外人类学者称为“东方情人节”，水利的卯是第一个卯，所以我们此次来到了荔波县的水利大寨。

　　因为已经来过一次，所以和这里的老乡已经熟悉了。刚进寨子，便看到到处张贴的宣传标语，觉得有那么一点节日的气氛了。提着各种设备，我和小伙伴就来到了歌师吴国立老师家 （过卯也是吴国立老师打电话通知我们的），本想着在吴老师家门前休息一下，却看到了上次在茂兰的妮滴（“妮滴”是水语阿姨的意思），我们过去打招呼，寒暄了没有几句，妮滴便邀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寨子里人们的热情是出了名的，我们也没有拒绝便跟着过去了。在田野调查当中，我最无法逾越的便是——酒，在妮滴家里比较实在，所以那一晚便搪塞了过去，没有沾酒。边吃边聊的时候，妮滴的侄女趁卯节来看望奶奶，刚好与我们年龄相仿，便聊了起来，她们家已经搬到县城住了，如今很少回到寨子里了，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看看。吃过晚饭，她让我们去她家休息。她家的房子是新建的，在街道办对面，大约要走1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便一起过去了 （田野当中总是无法拒绝老乡们的热情）。由于第二天要赶卯节，我们便早睡了。

　　夜里两三点，窗外传来声嘶力竭的吼叫，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仔细听来，是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牛了，此时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清晨，天刚蒙蒙亮，各家的妇女们都开始张罗着在自家的门前支起遮阳伞，搭建起临时的小商店，售卖饮料、西瓜等小零食，也有从外地赶过来的民众，像是赶圩日一般。在水利大寨里，男人们相对来说还是很悠闲的，他们或是三五个一起去卯坡对歌，或是在家里迎接亲朋好友。我们到的前一日在卯坡还见到了几个男人聚在一起练习山歌，以便更好地迎接今日的对歌。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热，赶卯节的人陆陆续续地奔赴卯坡，不仅是寨子里的老乡，其他寨子的兄弟姐妹们也都赶过来参加节日，共同庆祝；当然，这里面也不单单只有水族民众，还有布依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山歌而来。

　　吃过早饭，我和小伙伴们便直奔卯坡，烈日灼烧，但是烧得人热情更加高涨，我们到卯坡时，已经是人头攒动了，表演的舞台也都已经搭建好，只是开始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在这间隙，主舞台的左边，不知是哪里来的剧团，在表演着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吸引观众驻足观看。县、乡、村里的领导嘉宾到卯坡顶的木屋吃饭休息去了，待他们结束后，整个卯节才正式开始。在卯节这一天，对歌不受任何限制，青年男女都可自由选择自己心爱的人，在卯坡的树丛中、草地上、山石旁，或站或坐地撑起各色花伞遮住脸唱起歌来，而四周几个男青年围成一个圈，相互对歌，以歌传情。若是两人对唱得合心合意，事后只要由男方家带着猪、酒、糯米等认亲礼品前去女方家认亲，选好了婚期便可成婚，一般家中老人很少干涉。伴随着舞台上的表演，台下的对歌活动也在继续，只是现在以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男女已经很少了。

　　过卯节也是水族族群之间走亲访友的时候，犹如汉族的春节。男女青年在卯坡对歌的同时，山下各家各户也在迎接着亲朋好友的到来，送走一波儿宾客又来一波儿，吃着流水席。我的小伙伴在整个下午就赶了四场宴席，这不仅是节日的因素，更是水族人民的热情。这种聚会不会随着卯坡对歌的结束而结束，而是要持续到夜里十点钟或者更晚，通宵达旦，以节日的名义来增加民族之间的认同。

　　近年来，政府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民众的活动要以民众本身为主，不能把“政府组织”变为“政府主导”，否则会让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其原有的意味。文化的变迁需要民众的文化自觉，民众开始自己参与到他们的文化活动中，这样的集体记忆才能够可持续发展，精致的民族文化才能一代代地传下去。

　　我们这次的田野调查是建立在其他几次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是没有老师的指导，还是有一些举步维艰的感觉。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田野体系，与人沟通的时候还有所欠缺，希望能尽快弥补自己的不足吧！

作者简介：王新宇，男，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人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第1991期(2017年10月26日)- 第04版:副刊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图1.大暑船

图2.送暑的香客

       “送大暑船”习俗在浙江台州沿海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里的许多渔村都有这一民间传统习俗。小学时，我常跟着邻居去看“送大暑”，至今，我对这一习俗仍有着浓厚的兴趣。“送大暑船”是大暑庙会最核心的一项活动，如今它已成为一项综合性民间习俗。

　　“人山人海”庙会行今年的7月22日，即大暑之日，椒江葭沚的五圣庙如期举行了“送大暑船”活动。当天下午1点左右，“送大暑船”的队伍从五圣庙开始出发，十几名壮汉将大暑船从五圣庙内抬出，正午时刻太阳最大，大家都汗流浃背，却使出最大的力气将船放在准备好的竹架上，由大家轮流抬到江边。近几年为省力，人们才在竹架下面使用轮子，将大暑船拉至江边。

　　跟在大暑船后面的表演队伍分别来自集圣庙、文昌阁、龙王宫等当地庙宇，浩浩荡荡的送暑队伍从五圣庙出发，用彩轿抬着“五圣”神位和地方神神位沿葭沚主要街道逶迤而行，并沿路表演民间文娱节目，如舞龙、舞狮、腰鼓、花鼓、荡湖船、地方戏等，目的在于娱神、娱人，增加节日的狂欢气氛。各路赶来的信众香客则沿路祀祷，祈求平安幸福。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或者具有标志性的街口，表演队伍都会停下来表演，舞龙的、舞狮子的、耍藤球的都有，此时江边的祭坛上早已点燃香烛，庙会总指挥和相关人员向祭坛叩拜，在庙会队伍中表演的舞龙和其他表演方阵等依次向神灵叩拜。

　　“大暑船”的队伍走在最前面，最先到江边。壮汉们将大暑船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绑有25个柴油桶的竹筏上，竹筏上铺有油纸，再往上一层焊了铁，增加牢固度。“大暑船”被运送至码头后，由几位老人在大暑船边设坛祭拜，将五圣神位一一供奉到大暑船上的神龛之中，待一切就绪，此时一般正是潮水涨满的时刻，等大暑船被大渔船拖出椒江口外白沙洋时（现在的椒江二桥），正好开始退潮，借助着潮水的力量，大暑船顺江而下，越漂越远，也带走了人们美好的祝福和祈求幸福平安的心愿。护送大暑船的民众直到看不见大暑船的船影时，才不舍地离开。

　　一路上，街道两旁的居民端茶送水，给参加活动的表演人员和群众送清凉，免费提供棒冰、冰饮料、冰粉，等等。当地居民褚先生说：“年年如此，当地居民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都是自愿付出的，大家都是为了开心，为了让活动举行得顺利，为了未来顺风顺水。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我们不能忘记，虽然 ‘文革’期间活动中断过，但其实大家都有偷偷地举行，当地渔民多，举办大暑庙会更多的是求得一份心安。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大暑船被大家抬着出五圣庙到江岸这个过程，船刚从庙里出来的那一刻，如鳌冲天，十分壮观，中途舞龙、舞狮子的表演也很精彩，上万人参加送暑活动的场景也甚是壮观。”

　　“古风犹存”须传承当地政府部门十分重视这一古老的习俗活动，庙祝李先生跟我说，街道办工作人员在大暑前一天还来走访过，“送大暑船”时负责安保的除了当地民警，还有武警战士，可见大暑庙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充分肯定了它在休渔期丰富渔民文化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葭沚的“送大暑船”活动一年比一年红火，社火祭祀和表演场景吸引着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在许多人眼里，这一习俗如今依然蕴含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由于政策的影响，葭沚街道今年开始改造旧城，拆迁老屋，“拆迁不影响五圣庙，但五圣庙周围的老房子会全部进行改造，那么多人从台州各地赶来，抓住机会参加旧城改造前的最后一次传统庙会，旧城改造后会拆除五圣庙周围的全部民房，道路也会扩建，庙会仪式肯定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旧城改造之后，肯定会失去之前的一些传统，但不论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也都想记住庙会最本质的样子，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我六十多岁了也会灵活使用手机，用影像、照片记录这次庙会”。葭沚当地居民褚先生感叹道。

　　为什么要“送大暑船”，人们现在说不出所以然，但在历史长河中，这一习俗满足了人们“送暑平安、祈求幸福”的文化心理需求。“大暑船”也成了台州湾渔民所特有的文化符号。在将来的建设中，我相信“送大暑船”这一习俗会一直延续下去，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作者简介：尹艳艳，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6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95期(2017年11月09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11-28 19:52 编辑 ]

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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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平卿村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因村内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形态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入选了中国第三批传统古村落。通过对平卿村的几次调研，笔者不仅对该村历史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也对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产生些许认识。

    一进平卿：感受神圣的做福仪式

    初闻平卿，就为她美丽的名字吸引，因为“卿”字是常见于古诗词中的。2016年初次前往那里，便发现名不虚传。那里茶田层叠，翠竹环绕，人口不多，宁静怡然，尤其高山云雾升腾之际，真有人间仙境之感。

    不仅如此，平卿还传承着古老的 “做福”仪式。做福又称祈福，因传统农业种植生活需要而生发，分别于小满、芒种、立秋、白露四个节气前后举行，称“上山福”“下山福”“立秋福”“八月福”。仪式由四位被称为“头首”的18岁男青年（文革以前如此，文革时期被迫中断后，现在多为33岁左右）轮流主持，仪式上要杀一头黑猪，并由村民自愿筹米，按照村内男丁人数均分猪肉和米饭。

    研究发现，这种“分肉甚均”的习俗乃古代社日文化的遗留，与司马迁《史记》中所载陈平因分肉甚均被刘邦封为宰相之事如出一辙。另外，按照本地传统，四位头首一年中要密切合作，他们除主持做福以外，还要参与主持修社庙、修路、组织春节摆祭和舞龙灯等公共事务。经过庄重的仪式，一代代青年人正式以成年人的姿态参与到村落公共事务中，增强了对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责任感。一个简单的仪式聚合了成人礼和社日的文化内涵，可称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石了。

    二进平卿：感受民众生活的智慧

    2017年8月初，作为文化部中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节日仪式研讨班的调查活动，笔者再度走进平卿，继续挖掘做福仪式的文化内涵，并从社会治理角度去探讨文化在基层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更多做福仪式的细节，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仪式恢复时的故事。原来，“文革”后，村落中的非正常政治氛围逐渐减弱，正好当时村里一些孩子接连生病，遭遇危难，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于是村民无奈中将化解危机的力量诉诸神灵。

    他们在村中道士协助下，再次恢复中断多年的祈福活动，顺利度过公共危机，使村落回复到平静安宁的状态。这就是民间的生存智慧吧。

    三进平卿：探究村落运行的逻辑

    2017年8月底，笔者再度作为文化部非遗传承人研讨班的主要成员，带领部分研讨班学员赴平卿进行调研。

    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平卿是一个具有良好社会治理传统的地方。那里每一家的堂屋都敬奉着先祖，周、张两姓都有自己的香火堂，又各自有自己的祠堂，作为最高层级的信仰空间则是社庙。

    人们通过头首轮值的方式来管理香火堂、祠堂和社庙，形成了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管理的组织形态。再上升到社区层面，社庙做福都是通过头首组织和完成的。若说祠堂调整的是宗族内部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村落中一年四次的大祈福，则是不断协调村民人际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仪式存在。

    三次平卿调研引发的思考

    三度进平卿，从观察简单的仪式，到掌握村落文化生态及其背后的生活逻辑，笔者对村落内在的文化构成和运行肌理一步步加深了解，也对民俗调查产生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就有采风问政传统，统治阶层短暂地一次或者几次不断返回一个地区进行采访，了解当地文化的宏观图景，进行记录或者以资理政。古代很多民俗文献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成果。

    应该说，作为一种文人情怀式的非学术研究，这种记录便已足矣，但是在当代民俗学科方法建构中仅采用这种研究方式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从这几次调研中就深刻感受到，尽管每次调研都是尽心尽力，但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观察者或者局外人的身份参与观察，获得的都是文化碎片或者表层，没有机会甚或很难深入到文化深层，去把握村庄的运作机制，更难以完整呈现出其文化肌理。

    生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若没有长时间的融入和真正的生活参与，的确不敢说看到的和记录下来的就是真实的本地文化。因为我们忽略了太多生活的复调性和个体差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个体性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真实的历史。

    所以，我们所曾经习以为常的“文化”应该是什么？仅仅是外化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供我们单拿出来研究的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吗？我们是否应该扩大文化的概念，至少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生活中间？民俗学的调查需要不断地返回调查地，这是民俗学注重历史变迁和传承的一面，但同时更需要共时的维度，需要做详尽横剖面的调查，需要长时段的深入调查，来了解文化构成的肌理和运行的理路。

    所以，在尽可能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下，民俗学者应该更多地做“长时段持续观察”和“相对短时段深入剖析”相结合的调研，以最大程度地深入地域社会，了解地方社会文化表层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和生命真谛。　

作者简介：贺少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97期(2017年11月23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7-12-2 09:58 编辑 ]

陆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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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近代以来，贵州政局混乱动荡，战争、匪祸和民变频发，掠夺性的地方苛政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民不聊生，鸦片种植泛滥使得民众身心腐蚀，这些都给传教士趁机而入创造了条件。从特定角度来看，基督教充当了近代贵州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使得基督教在近代贵州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贵州所经历的对本土文化的固守以及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并存的鲜明特色。传教士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侵略者们携手合作，共同推开了中国西南的大门，走进了穷乡僻壤的贵州山区。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大方县马场镇马场村信教村民进行采访，调查了解了当前基督教的传播对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影响。

　　马场村位于大方县西部，距县城37公里，东抵理化乡，南接牛场乡，西邻纳雍县沙包乡和大方县鼎新乡，北毗高店乡。地处大方县、纳雍县、织金县三县交界处，交通便捷，有“鸡鸣三县”之称。全村共1649户，5645人。其中以秦、刘、徐、周、李等五个姓氏的人口为主，主要民族成分：汉，彝，苗等。笔者重点调查的基督教堂位于马场村的良子组，该组位于马场村东北部，全镇的基督教传播中心也位于此地，通过走访马场镇政府民政部门获得的资料显示：目前马场镇一共有9个基督教堂，1个天主教堂。其中9个基督教堂中有5个是合法的，进行了登记备案，有4个尚未进行登记备案，属非法组织。合法登记的5个基督教堂分别位于一棵树村、马场村、新丰村、民丰村、金龙村，天主教教堂位于白泥村。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传入的马场镇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有关基督教传入马场村的历史，马场村良子组基督教现任负责人颜刚介绍得颇为详细。笔者于2016年2月17日对该村村民进行了采访。通过采访口述材料的整理分析，本次采访总人数24人，其中良子组8人、红星组6人、平街组4人、坝子组6人；男性9人，女性15人；苗族12人，汉族6人，彝族6人；选取的采访人员较为全面，从采访中笔者发现马场村基督教的传播对该村信教村民的饮食、教育、传统节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结下来，这些影响是由于交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先进文化的传播，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虽然马场村一直都处于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中，基督教的传播，对当地传统饮食、传统节日、丧礼习惯俗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传统节日“清明节”和“中元节”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些传统节日中固然有些相对落后的风俗习惯，如烧纸钱、烧香、放鞭炮等，将其取消是一种进步，但是如叩拜等表示对先人崇敬和思念的传统礼节，则应该保留下来。“教会宣扬的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以家庭、家族等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的纲常礼教和祭祖活动是维系这一社会伦理秩序的核心。基督教反对崇拜偶像，反对祭孔祭祖，将其视为非法礼仪。而这种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排斥与干预，势必会迫使中国教徒背离传统信仰，从而威胁到中国的家族、家庭与社会结构，最终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目前基督教在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家庭和亲戚朋友来传播。

　　信教村民取消传统节日“中元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也可能是由于当地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造成的。村民们可以换另一种更适合的方式来过“中元节”，不能过度盲目地庆祝基督教的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宗教节日，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做到“相互融合，相对独立”。处于弱势的传统村落文化，应该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其文化传承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为今后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帮助和引导。

　　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政府在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一些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对于基督教指导和宣传的工作态度过于主观，有时候甚至违法。具体来说，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来教会进行监督指导的时候除了宣传安全、法制方面的事物外，还在言语上对基督教教徒有歧视、越权干扰，甚至恐吓等违法行为；如信教村民的小孩也信仰基督教的话，他们会宣称有权利禁止其三取大学，或者毕业后禁止他们参加公务员考试等。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选择其他的教育方式来替代。

　　基督教在贵州甚至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就像钱钟书先生在1984年为 《走向世界丛书》作序时的形象比喻——“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通过对贵州省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了解当下基督教在贵州省少数民族村落的传播现状，对我们了解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徐斌，贵州大方县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99期(2017年12月0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7-12-11 17:23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图1 古村石桥

图2 走访孙先生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关于做好2015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青州市井塘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青州在潍坊本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之一，2017年8月12日，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了位于青州益都街道办事处的井塘古村。一天的停留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明代建筑遗风，以及山里人的淳朴。

　　走进溪水环绕的村口，一条条青石小径蜿蜒前伸，一座座古老的石屋映入眼帘，散发着浓郁的古朴气息。这里的古屋、古桥、古井、古庙、古围墙都以其原生态的样子被保存下来，组成了一幅苍凉的画面，向人们勾勒着古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

　　张家大院的一位老账房先生告诉我，井塘古村从明朝就已经存在。当时，村子里只有张、吴、孙三个姓氏，其他姓氏诸如王、齐、秦、刘等都曾在村中出现过，但不知基于何种原因没能维持下去。张、吴、孙三家，族谱依然保存得比较完整，并且在井塘村民还未搬离旧村时，三姓族人房屋的地理位置也是围绕其本家祖宅——即张家大院、吴家大院、孙家大院所分布。

　　这位老先生姓孙，已82岁高寿了，自8岁就开始学习书法，卖字生涯长达六十年。自井塘古村被开发后，孙大爷就被邀请过来，有婚俗表演的时候就扮演账房先生，平时则在这里卖字。当被问及婚俗活动时，孙大爷打开了话匣子：张家大院是标准的四合院，石屋均为四梁八柱框架结构，石屋的高度一般在三米左右，长八九米，宽三四米，除了门窗和屋顶外全由石块砌成。如今北屋被用作了井塘古村的婚俗装束展厅，有凤冠霞帔，也有喜床喜被；东屋放着八抬大轿。如今井塘新村的人家结婚，也会沿袭旧俗，穿凤冠霞帔，用八抬大轿迎娶进门，依然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婚礼；西屋在以前都是用来摆酒席的，现在里面也有一桌酒席，虽然是假的，但那逼真的样子也让人垂涎欲滴；南屋，也就是现在孙大爷所在的屋子，在之前是办婚礼时账房先生用来收随礼的地方，如今被任命的账房先生，就是孙大爷本人。

　　当我询问井塘村的开发现状时，孙大爷脸上洋溢着自豪。他说，旅游局为了开发井塘古村，自十几年前就投资了几十万，用于修路，正应了那句话“要想富，先修路”。修完路后，政府将有利用价值的老屋收购过来，修缮后作为旅游景点。但进去后很容易就会发现，除去作为景点的老屋，其他的老房子大都经年失修，残破不堪，乃至作为景点的房子也是杂草丛生。这种情况虽然在以古村落为主题的旅游景点比较常见，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可以对旧村的房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使得老屋至少从外部看来比较完整，也可利用旧房子的残壁来向游客展示古人的建筑艺术；另一方面，还需设计一条游客参观路线，有意识地规避某些破坏比较严重的旧房屋。

　　建筑能够体现时代的特征与民间风情，传统建筑的消失会使得民俗氛围被削弱，新建的建筑虽然美观，却失去了对历史的厚重。况且，游客参观古村，本就是为了寻找历史感，新的建筑并不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因此当地政府加大对原有建筑的保护力度是很有必要的。

　　井塘古村的民俗活动设施比较齐备，除了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山果酿酒技艺、石砌房技艺等场馆，还有像煎饼卷大葱、手工面馆、吹拉弹唱这样的特色民俗体验馆。据了解，共有28位老井塘村民被安排在这里提供特色服务或安保工作，可以说这是政府开发井塘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福利，为村里老人提供就业岗位也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

　　老先生说，井塘旅游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旅游旺季一天能接待七八千人次，每年仅门票收入一项就能达到三百五十万左右。而井塘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自家种的山楂、蜜桃、柿子、核桃等当地特产。

　　井塘村的先民们已同逝去的岁月，化作烟云。但在石砌房屋里酿就的民俗文化，却一直传承至今并渗透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井塘村民在逢年过节、寒来暑往、婚丧嫁娶等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沿袭着独具井塘特色的传统习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未来的祝福。

　　作为山东省内保存完整的明代古村落之一，井塘古村历经几百年风雨飘摇而不衰，不仅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更切切实实地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为青州的古文化建设增加了光彩。

作者简介：李泽鑫，辽宁大学民俗学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05期(2018年01月19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8-4-2 18:30 编辑 ]

陆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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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当地人的宴席少不了豆腐娘

图2 畲民餐桌上的豆腐娘

　  2016年12月，我跟随我的导师王逍教授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半岭村做田野调查。在当地停留期间，我领略了畲族各色美食，尤其对畲族的豆腐娘念念不忘。

　　豆腐娘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浸泡好的黄豆碾碎，然后连浆带渣一起炖煮，随后加入油盐调味，在起锅时撒上几段香菜、小葱作为点缀，最后以火锅的形式呈现到客人面前。食用时，你一勺我一勺，热气腾腾，其乐融融。当地人认为黄豆的这种加工方法是豆腐制作的初级方式，故取名“豆腐娘”，意为“豆腐之娘”。其实最早制作豆腐娘时实是无奈之举，取这个名字也多是因为畲民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

　　畲族是一个自称 “山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历经千年迁徙的古老山地农耕民族，至迟在清朝末年才形成今日之民族分布格局。作为迁入地的 “迟到者”与 “外来者”，早期的畲民开荒拓土，筚路蓝缕。黄豆便是畲民祖先最早种植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它不仅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大部分的蛋白质，也是亲朋好友间相互馈赠的重要礼品，更是待客时一道拿得出手的主菜。直到今天，黄豆依然是畲族同胞钟爱种植的农作物。

　　豆腐娘的来历，一定程度上也透射出畲族人民早期辛酸的生存史。据说当年畲民的祖先看到汉族人过年磨豆子，打豆腐，也十分渴望能用手头仅有的几斤黄豆打一桌豆腐，过个热闹年。但是残酷的现实表示，这根本不可能。在“番薯丝吃到老”的年代，畲族家庭到年终岁尾还能拿出几斤黄豆已属不易，于是才有了豆腐娘这个变通的做法。用少量的黄豆做出美味的菜肴，这不仅体现了畲族祖先的生活智慧，更是今天人们感受物质匮乏年代畲民艰苦生活的“活证据”。

　　豆腐娘以其简单、美味的特点，一直是畲族人民餐桌上的宠儿，也是畲民居家待客的首选。只要愿意，今天的畲族同胞可以天天吃豆腐娘，而不用等逢年过节才能打牙祭。电机带动的磨盘也早已取代了古老的石磨，磨制一顿豆腐娘所需的黄豆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使人们不必再为一年的黄豆支配精打细算，在生活物资上人们有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和眼下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畲乡的“空心化”也比较严重，年轻人都不愿待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里，他们大多走出大山去追求现代都市生活，大部分时间只有一些老人还在继续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餐桌上的风炉可能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风炉上面煮的食物却一直都有豆腐娘的坚守。我在半岭村的田野报导人钟大叔断言，二十年后半岭基本上就没人住了，当他们这一辈故去，大山深处的半岭将难见炊烟，我要再吃豆腐娘就得重新找个地方了。

作者简介：张博，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2016级民俗学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03期(2018年01月04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8-4-2 18:47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图1：三王宫庙会

图2：热闹的庙会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三王宫，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为纪念古夜郎国国王第三子而建，是独具魅力的夜郎历史文化遗址，每年二月初五都会举行夜郎文化庙会。在当地人小吴同学的带领下，我有幸参加了2017年的庙会活动,进行田野调查。

　　上午8点多，我们来到三王宫，看到了用柏树枝装扮了一番的寨门，门上还张贴着崭新的喜庆对联，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远处重叠的山峦、干栏式的房屋建筑、开得正盛的油菜花和人潮涌动的庙会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象，我被这美景深深吸引。

　　“饭养身，歌养心”，这是侗家人常说的一句话。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在充满古朴气息的三王宫戏台上，侗族大歌的演唱队伍由多位侗族女性组成，其中一名领唱，其余都是合唱，她们穿着民族服装，手拉着手，边唱边有节奏地做着相同的动作。语言障碍给我的田野调查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后来小吴同学告诉我，她们通过侗族大歌来歌唱自己本民族的历史。

   

   神圣的祭祀仪式

  在祭祀屋外的空地上，东边站立的是村寨中精心打扮的侗族少女和侗族小伙，西边则是戴礼帽的老人和由当地孩子装扮的八仙，门口站立着金童玉女。

　　上午10点左右，鞭炮响起，祭拜仪式开始。大堂正中是三王的塑像，两边分别摆着不同祭品，以飨神灵，老人们念念有词，喊礼、献饼、绕神台、跪拜、请求三王开光沐恩等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祭祀仪式后，大家纷纷来三王宫祭拜，烧香许愿。对夜郎文化的认同，对三王的崇拜，在当地人的心中早已生根发芽。

          热闹的文艺演出

  庙会文艺演出活动露天举办，热闹的舞台上，民众载歌载舞，表演的节目既有地方戏剧，如桂剧、侗戏，又有歌颂祖国的歌曲如《母亲是中华》，此外还有太极和广场舞等精彩节目。县城的人们也乘车专程赶来，或参加表演节目，或与当地人共享盛事。

　　如果说白天的文艺演出，是在政府、媒体、民众的共同参与下，为推动当地旅游资源开发而形成的热闹舞台，那么晚上的南寨戏台，则是当地人的一场狂欢。

         狂欢的戏台

   晚上，南寨戏台上演的节目是当地人自发组织的，节目以侗语为主，表演者和观众也是各村寨的人。好戏开始前，我和小吴同学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早早赶去南寨戏台。这时候，很多小朋友早已围绕在戏台周围，他们打打闹闹，你追我赶，十分兴奋。

　　戏台上，主持人和表演者大多说侗语，民族特色鲜明。台上的插科打诨，不时引起台下的哈哈大笑，然而听不懂侗语的我，只能默默感受着现场气氛。当幼儿园小朋友出现在戏台表演时，台下骤然沸腾，孩子的爸爸妈妈也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下孩子的点滴。此时的戏台，已经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庙会期间，人们祈求平安、娱人娱神、物资交流。在祭祀仪式时，祖先崇拜观念根深蒂固，当地人虔诚的信仰，让夜郎文化在他们心中深深扎根。我看到了白天热闹的文艺演出舞台和晚上狂欢的戏台，两种不同的纪念、庆祝方式。当然，不管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当地人始终相信自己繁衍生息的地方是夜郎故地，在自觉地传承着夜郎文化。

　　据小吴说，今年（2017年）的庙会活动是小会期，如果遇到大会期的年份，人们不仅会杀猪宰牛，还要抬着三王的神像到各村寨巡游，那时的场面会更宏大壮观。

作者简介：刘洁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15期(2018年05月10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9-12-16 14:03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草原上，有一群人随历史走来，从策马扬鞭到躬耕土地，从逐水草而居到安土重迁，从蒙古包到海青平房。海青平房的修建对蒙古族而言，不仅意味着居住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蒙汉融合中永恒的民族记忆。

　　2017年9月上旬，我们一行四人踏上前往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列车，七小时车程过后，是历时十天的田野调查，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对辽西蒙古族营屯聚落房屋类型及特色做一个数据统计。喀左县蒙古族于天聪年间 （1627年-1636年）在此定居，据《蒙古游牧记》记载:“苏布地从叔父色楞，初为所部塔布囊，天聪九年诏编佐领以色楞掌管左翼，授扎萨克，顺治五年叙功封镇国公，世袭罔替。”喀左是出了名的旱地，“十年九旱”是当地人对喀左县的描述，干旱的气候特点造就了如今海青平房的建筑样式。

　　我们到了白音爱里村，才了解蒙古族摆脱游牧定居之后的生活，这里给人的感觉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风景非常秀美。“白音爱里”在蒙古语中意为“富裕”，所以村子的名字意为富裕的村庄。蒙古族占全村总人口的88%，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蒙族文化浓厚的村落，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基地、辽宁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辽宁省旅游专业村。白音爱里有两位东蒙民间故事国家级传承人：张力勇和白瑞芹，进村后我们便对张力勇老人进行了采访。

　　海青平房作为蒙古族特色民居，造型独特，房顶中间高、前后低，两侧有“峰山子”，此为瓦匠的活，叫“滚山子”，大小可选，是瓦匠垒起来的。据张力勇老人讲述，这样的造型除了因为喀左地区常年干旱少雨之外，还有两种说法：

　　关于海青平房的一种传说是，蒙古人在游牧时期住蒙古包，来这以后因为都是山地，为了居住简便就变成搭马架子。据说成吉思汗的四子托雷外出打猎，行军至此时，天降瓢泼大雨，而周边没有避雨的地方。有个士兵发现马鞍子的形状不存水，于是士兵纷纷拆下马鞍子连在一起，举过头顶，躲雷避雨。此后蒙古人定居下来后，为了纪念这件事，就把房子建成马鞍形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海青平房。

　　另一种说法，海青是草原上的一种雄鹰，为蒙古族生活所用，所以用草原的雄鹰命名，是蒙古族民族特色的体现。海青平房两侧的房山子，象征着大鹰的两个翅膀，它是蒙满融合的一种文化。

　　据老木匠说，之前建海青平房用料多为奇数，蒙古人以单数为吉数，所以九、七、五、三都是吉数。建房、留门窗、檩子，都是单数，建房时没有规定的数量，主要视规模而定，只要保证是单数就行，但是椽子除外。

　　海青平房是纯木架结构搭建，先搭建起“四梁八柱”的轮廓，再填充夯土。因为是纯木架结构，建造房屋能否成功，会不会坍塌，关键在房梁。所以海青平房在建造过程中特别看重上梁，上梁需要请阴阳先生看个好日子，选个吉日良辰，上梁的时候脊檩上贴八卦，八卦下边挂红头绳，拴一肚子大钱——共七个大钱。因为那是姜太公的位置，意为“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凶神都离得远远的，七个钱便是北斗七星。整个木架立住，人们就站在梁上粘豆包，这也是作为对房子的一种祭祀形式出现。

　　除了建造房屋主体有许多民俗禁忌需要注意之外，整个院落的布局构造在当地也有说法。在先前的蒙古族，碾磨和水井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村民称之为“左青龙，右白虎”。在过去的生活中，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和石磨石碾，据村民讲，井属于龙，叫青龙，龙为大，而太阳从东边升起，蒙古族崇尚太阳，所以龙占在东边。碾磨属于白虎，占在西面，因为跟龙比，没有龙大。所以以前建造的海青平房院落中，碾磨一定是在门口的西面，水井不管是在院里还是在院外，都要在门的东面。

　　辽西蒙古族营屯聚落的房屋建筑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木架结构的房屋，即使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掺杂，有的也能够百年不倒；同时它饱含蒙古族特色，是蒙汉融合的特色房屋建筑样式，是蒙古族历史演变的见证。

作者简介：李泽鑫，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16期(2018年05月1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9-12-16 14:04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角色，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其居民虽然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但仍保留着传统的乡村文化。富德村是南宁市典型的城中村，位于南宁市江南区五一路。在进行田野的过程中，笔者得知，富德村的原居民留在村子中多是一些年迈者，而其子女则多在外地读书、经商、务工等。他们的日常活动就是打牌、看孩子，和租客聊天等。就富德村来说，前来租房子的租客多是一家人在此租住，小孩大都在16岁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租客为年轻夫妻，一旦把房子租下来，如果没有太大的生活变动，他们一般都不会断租。

        一、原居民的民间信仰空间

        在对富德村原居民的采访中，笔者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依然将自己的祖屋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祖屋是世代富德村人进行各种神圣活动的场所。老人过世后，其遗体需停放在祖屋里并举行丧礼，结婚拜堂的时候要去祖屋告祷祖先，平时有喜事也要去祖屋跪拜和上香。尽管现在富德村的原居民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富德村的居民都会在早上去祖屋烧香。而且每逢传统的节假日，例如清明节、中秋节等，村民们都会杀鸡杀鸭，并将其拿去祖屋进行祭供。年节期间，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元宵节期间要连续去祖屋上香，小年、除夕夜、大年初一和元宵节还需要祭供。一般上香者为妇女，祭供则可男可女。新年期间，刚出嫁不久的新娘回娘家时也要携供品去祖屋祭拜，意思是告诉祖先一声自己的归宁，图个吉利。除新嫁娘外，久未临门的亲戚前来拜访，主人家也会杀鸡杀鸭，一同去祖屋祭拜。中元节时，人们会从农历七月十三一直祭供祖屋到七月十六。

  除祖屋外，富德村民众的另一个物理信仰空间是土地庙，一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会想着去土地庙拜一拜，以保佑平安。修房子前后，他们也需要去土地庙祭拜。土地被征收以后，原有的土地庙处已经建起了高楼，于是村民们于去年开始搬迁土地庙，现有的土地庙离富德村不远，搬迁后的二月二那天村民要在土地庙举行唱戏仪式，而且连续三年都要举行这个仪式。该仪式还添加了一些现代元素，比如富德村的妇女们会化好妆穿上盛装在那一天去跳舞。

  二、外来务工人员的信仰空间

  外来务工人员离开家乡，前来城市打拼，是希望能赚到更多的钱来养活一家老小。但他们即便是离开了家乡的那一块土地，有些精神信仰也并不会因此丢失。如果过年过节不能回家，他们也会去富德村的土地庙进行祭拜，但他们不会杀鸡杀鸭，摆上供品，只是烧香，图个吉利和平安。

         如果中元节前后无法回家，他们就会去路口烧纸给自己过世的亲人，在他们看来，阎王爷是有登记的，无论在哪烧纸，亲人都能收到。而对于租住在富德村的年轻夫妻来说，在此地生孩子是常有的事。小孩出生以后，女子要在这里坐月子，就要先在门口挂个红布，然后放一串鞭炮，才能进门，他们认为，这样对大家都好。夫妇俩还会给房东包个利事，通常为36.6元，或者36.8元，一般都会带吉利数字。不仅租客会这样做，原居民也是如此，从这里出去，生完小孩回来后，也要先放一串鞭炮才能进门。

         除新生儿的出生外，娶媳妇或嫁女儿也要挂红布，如有些外来女子离家较远，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处买了房，她们也会在富德村租住的房子里出嫁，一样要挂红布和给利事。或者是本来在这里居住，从这里出去，回来后成了新嫁娘，回来租房后也要挂个红布、放串鞭炮才能进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结婚或生小孩时，除了在门口挂红布和放鞭炮外，他们也会在门口烧香。小孩满月后，也会在门口放鞭炮和烧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仪式，漂泊在外，烧个香能图个心安。

  在城市化进程中，存放人们精神寄托的场所也在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而转变，但是它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在民众的需要中，安然延续。

作者简介：王丽丽，女，云南民族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24期(2018年07月11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9-12-16 14:06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常常听到民俗学者谈论自己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各种囧境，有时是不得不偷录材料后，觉得自己的良心会痛；有时是深感学者属于弱势群体，任对方冷落、盘剥和欺骗自己，却不能奈他何。诚然，民俗学者作为当地民众眼中的他者，在进入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遭受对方的排异反应，而田野伦理之于民俗学者来说，究竟是束缚住学者手脚的枷锁，还是助其站得更高的翅膀？这取决于学者看待民众的视角。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2015年12月20日至12月28日，第二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二十名成员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市进行调查，其中由我们七人组成的调查组围绕圣诞礼物及其相关问题在当地随机进行访谈和拍摄。调查组成员临时决定12月27日在商业区进行访谈，但没有按照当地的伦理原则提前获得商区管理人员的许可。因此，当我们取出设备时，便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原计划拍摄访谈过程，会面临着“违规操作”的风险，但如果放弃拍摄，就意味着今天无法获取新的素材。短暂的犹豫过后，我们决定先把内心的顾虑抛开，开始拍摄。然而，调查组的工作进行了不到十分钟，一位高大帅气的安保人员便将我们带进了经理办公室。

         在被保安“抓进去”的十分钟里，调查组尝试着以工作坊的名义与商区的管理人员沟通，希望能够获得准入资格，但对方都礼貌地拒绝了。无奈之下，调查组只得放弃今天的拍摄计划。正当调查组成员走出经理办公室，暗自“谋划”要不要再开始访谈时，我们突然发现刚才那位安保帅哥在五米开外的地方静静地跟在我们身后，嘴角的一抹微笑在表示善意的同时也传达着警示。如果说我在被“抓进去”的十分钟里感到的是不知所措和无可奈何，那么在处于“观察期”的十分钟里，体味到的则是尴尬和不安。

         我时常设想，假使当时调查组遭到了商区管理人员的粗暴管制，我们是否会对自身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然而我很快便发现，内心的惭愧并不会因为对方的举动而减损，因为引发问题的原因在于自身仅仅将伦理原则当作行业规则和操作指南看待，而没有真正从理性出发建立精神的法则，确立人与人相处的道德标准和规范。更进一步讲，调查组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始终停留在人与物、认识与被认识的层面，我们将民众仅仅视为获取材料的手段，而忽略了民众作为道德主体的主观诉求和伦理要求，此时，作为人的民众便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若以此为基础，学者仿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打伦理原则的“擦边球”，来获得行为的自由。但这样的行为遮蔽了一个事实，即伦理的主体性必然是交互的，若调查者随意侵入民众的生活，也就意味着民众也可以随意对调查者进行攻击，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再次回到我的设想中来，若当时商区的管理人员真的对调查组恶语相向，那也只能说调查组接收到了自身行为的反作用力，伦理原则之于我们，是一副挣脱不掉的枷锁。

         可见，伦理原则需要从人独立于感性经验的自由出发，建立能够对这些由人自由地选择的行为准则做出道德判断的普遍标准。正是因为伦理原则超出了实证领域内因果链条的束缚，所以它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任意性和实用性上，而是出于“无条件者”的命令。因此，它需要学者运用自身的理性为自己立法。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规则难道不是一副将我们囚禁其中的枷锁吗？

         但事实并非如此，学者想要到达自由之境的路，需要理性清晰的规约才能不被经验的杂草湮没。伦理原则需要建立在交互主体之间的目的关系上，即康德所谓不能单纯把人当作手段，而是同时也要当作目的。只有我们不仅把自身，而且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心向往之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是得益于在实际经验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地根据外界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主动地凭借自身的理性建立具有可通约性的行为准则，实现理性意义上的自主。

         回想事件的始末，我之所以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良心会痛，也是因为内心隐隐感到了伦理原则的约束力，在自身行为与之发生偏差的时候，会受到内心的拷问。正如户晓辉在《人是目的：实践民俗学的伦理原则》中所言：“如果我们做不到或者达不到伦理原则的要求，那就只能忍受不自由的枷锁给我们造成的苦难和煎熬。我们能够做到多少或达到多少，我们获得的精神解放和自由就有多少。”田野伦理，令我们怀有精神“洁癖”与对自由的向往，它也令我们懂得任意、轻慢与敷衍的羞耻。康德认为：“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作为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份子，学者也许无法达到时时、事事都以应不应该去做来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偏离道德律的轨道，但可以做得更好的是，将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让伦理原则真正成为助我们自由翱翔的翅膀。

作者简介：朱婧薇，湖北十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37期(2018年11月22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9-12-16 14:07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的家乡四川省达州市，地处川东北一带，素有“巴人故里”之称。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俗称“元九”，是达州民众走出家门登高的节日，2006年6月“元九登高”这一地方性节日在官方文件中被正式确定下来，2009年被评为“四川十大名节”之一。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每当提及登高，达州地区的民众首先会将之与正月初九这个时间点联系在一起，而非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同时，这一节日也与同被称为“元九”的元稹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

         达州民众非常重视元九登高。这一天，男女老少都会在一大早出门，走向凤凰山、翠屏山、真佛山等几座当地的名山，一路上激情澎湃，不登山顶绝不回头。凤凰山山腰的元稹纪念馆人声鼎沸，山顶的凤凰楼人山人海，文化广场上，更有群众性赛诗会、民歌演唱、舞龙耍狮等活动。而翠屏山上，唐代诗人元稹组织修建的戛云亭也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目前，这一节俗活动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流程，多数民众选择上午登高，从达巴路口到凤凰山，一路攀登而上，在凤凰楼所在的广场上休息，然后从元稹纪念馆、巴人文化广场一路下山。登高活动虽然只有正月初九这一天，但是民众对登高的热情却会前后持续很久，达州本地的民众基本上年年都会参加这个节日，外来人口也会在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参加，许多需要外出务工或经商的人，也会在过完这个节日之后再远行。一路走，一路看，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在一步步向上攀登的路途之中，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

         元九登高活动历史悠久，笔者参与登高活动时采访了几位当地人，大家对于元九登高活动的由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元稹和玉皇诞辰。一位文化水平较高的老者听说我在做调查，非常高兴，和我细细地谈起了达州的历史、“元九登高”的由来，还说自己家的孙子也取名为“稹”，每年都会带着孙子去元稹纪念馆的，希望能沾沾这个大诗人的“文气”。

         达州上古时期属巴地，巴蜀賨民与道教的深刻联系，促动了元九登高早期的活动形态，即在正月初九登高、建庙、祭拜以庆祝玉皇诞辰。如今这些活动已经不存在了。而元稹却成为了当地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文化符号。元稹曾在元和十年（815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被贬到此地，在当地引导民众开荒耕种，并组织人们在翠屏山上修建了戛云亭，戛云亭一度成为当地民众对科举乃至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有“达邑文风所关”的盛名。清嘉庆年间鲁凤辉等编纂的 《达县志》中即记载：“元微之建亭翠屏西岭，常有祥云罩其上，因名戛云亭”。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名人热的带动，纪念元稹被当作元九登高的主题被确立下来。

         当地政府自1978年以来，逐渐将登高的地点从原来的翠屏山迁移到了凤凰山，并且在凤凰山山腰修建了元稹纪念馆、元稹文化广场和元稹诗廊，这些后起的建筑逐渐取代了翠屏山上戛云亭的地位，成为民众元九登高的主要活动场所。

         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粹，是民众历史情感、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积淀，也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空间的重要窗口。而地方性节日则是了解特定地区的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民众心理等方面的独特渠道。 “元九登高”节是达州地区经久传承的文化宝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民众慎终追远、修身明性、追求理想的表达方式，也是国家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对这一节日的传承与保护日益重视，庆祝活动也日益多样。登高活动一方面折射出了道教的发展在达州地区遗留下来的民间信仰，一方面也表现出了民众对著名文人的历史情感的沉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这一活动以一种健康自然的方式传承至今，并且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2017年，笔者在撰写毕业论文之际，才真正关注到了这一节俗。生活在民俗生活之中的民众，时常会忘记以他者的眼光对自己的生活圈加以反思，直到接受了一定的学术训练之后，才能稍微抽离其中，以陌生化视角审视自己生活的文化语境，这个过程意味着调查者有与被调查对象深入接触的天然优势，但也同样意味着难以保持对民俗事象的敏感性、针对性等劣势。

         此次采风，获益之处颇多，尤其是与节俗参与者之间的亲密交流，让人能够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年节之中的登高不仅是一家团圆共同向上、排除过去一年晦气的最佳举动，更是在文化滋养中把文人崇拜融入生活、教导子孙的实践，节俗、信仰、实践共同构成了他们充满希望的生活世界。

作者简介：张瑞娇，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38期(2018年11月29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19-12-16 14:08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时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共同的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北京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如何？2018年7月，我们走进通州，开展对北运河民俗文化的调查，通州北关最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运河与村落历史元明以后，依靠繁荣的漕运，通州确立了“水陆之要会，畿辅之襟喉”的重要地位。明嘉靖年间，北运河北端码头由张家湾迁至通州北关，运船可直抵北关的石坝码头。自此，北关承担着漕船装卸、货物储存、物资转运、商贸交流等多重功能，“帆樯蔽云日，车马隘康庄。渠转江南粟，市藏天下商”———这里沟通着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也连接着首都与地方、皇家与天下，忙碌的北关码头正是当时经济繁荣、海晏河清的景象之缩影。

大运河不仅是粮路、货路，也是商路财路，还是人口流动迁徙之路、信仰与文化传播之路，当我们的目光从大历史投向小地方，运河边的盐滩、下关、姜厂、牛作坊……这些村庄的形成过程、人口来源、地理景观、聚落形态等也深受运河和漕运码头设立的影响，运河水深深滋养着其中的人们，他们在运河边的世代生活，他们对运河的情感与记忆，他们因运河而形成的独特的劳作模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为我们理解和叙述运河文化提供了一种鲜活有温度的视角。

在通州永顺镇新建村中，就保留了许多这样的运河记忆。新建村过去位于通州北关河边，是一个涵盖8个自然村的行政村，2009年因拆迁，整村搬迁至通州区物资学院路。它所含自然村的形成原因及村名来历几乎都与漕运相关。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存放物资的缘故：过去货物运至北关码头需要在附近暂存，存放木材的地方叫皇木厂，围养牲畜的地方叫马厂，转运食盐的地方就叫盐滩，等等；漕船往来及相关经济活动还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迁徙，据村民讲述，他们许多人的祖籍是山东、天津等地，有的以跑船为生，到达通州后就在此定居。一个自然村名为“牛作坊”，就是因为南北商贸交流使北关附近聚集了大量回民，他们以屠宰经营牛羊肉为生，日久聚居成村，村落即以生计为名。

人口流动还带来文化交流，催生出会馆、庙宇等新的文化空间。回民兴建的清真寺、因水运而兴盛的天后宫、江西人修建的万寿宫等，构成北关地区多元互映、和谐共处的信仰图景，反映出运河影响下通州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运河边的生活“靠运河，吃运河”，紧邻运河和漕运码头的繁荣给当地百姓带来大量谋生机会，如从事装卸运输、经营商贩店铺、跑船、打渔等，如今仍有不少村民记得过去的生产生活状况，他们仍以“渔王”“面铺王”“大船赵”这样的称呼来区分不同的家族和支系，指的正是该支系过去从事的职业。

皇木厂的百岁老人司?还记得自己少年时从北关码头往通州城里扛送竹竿赚取零钱的往事。以跑船为生的王振江、王振海兄弟自己家里有一艘船，招船工时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要把船放在哪里？答案不是水里，不是河里，而应该是放在心里。船，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依靠。常年在北运河上跑运输，兄弟俩既体会过两岸都是朋友的江湖义气，也经历过河中遇匪、货物被劫的事。当陆路运输全面取代水路运输，船民们又换上小船，捕鱼为业，集体化时代，渔业是下关等生产队的重要经济来源。除了跑船打渔，北关人的造桥技术也远近闻名，运河对沿河民众身体技能和生活智慧的形塑，体现在方方面面。

就民俗文化而言，以河为生的生计模式决定了与水有关的民俗传统和以水神为主的信仰选择，有许多独特的习俗和禁忌，如家家户户供奉龙王爷，一天要上三次香，以祈求行船平安；忌讳说“翻”“沉”“扣”字眼等等。漕运兴盛时代，盛大的开漕节、丰富多元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日夜不歇的运河号子，都是运河带给沿河村落的文化活力。

近二三十年，村民们的劳作模式和职业选择发生了较大转变，他们的生产生活与运河相行渐远，许多民俗传统因漕运衰落也不复存在。2009年，新建村因城市建设整村拆迁，村民们陆续搬迁上楼，新城建设使盐滩、牛作坊这些旧地名不再保留，村落的历史文化逐渐消失，这是村民们不愿看到的。许多村民对运河的感情一辈子难以割舍，就像83岁的王振海至今仍坚持到运河边遛弯，眼前的河水常让他想起过去跑船打渔的悲欢生活。这些村落的历史、个人的经历为运河注入了温度和情感。在我们看来，对运河文化的发掘保护，不仅要发掘涉及经济、商贸、交通、安全等宏大议题的漕运“大历史”，也应书写受运河滋养和形塑的沿岸村落的“小历史”；不仅要保护好运河古迹遗存、生态环境等人文自然景观，也要关注生活在其间的民众关于运河的经验、情感与记忆。他们是运河文化的创造者，也应是运河文化建设的受益者。

如今的新建村住宅小区紧邻地铁站，因为地缘和交通优势，受到许多外来租房人口的青睐。田野调查的那些天，每天早晨当我们乘坐空荡荡的6号线到达今天的“通州北关”时，开往北京城的反方向列车总是人满为患。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上演着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的新故事。“帆樯蔽云日”的水运盛况一去不返，但因为人才和物资集萃，当代通州“市藏天下商”的盛景却不输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

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44期(2019年1月19日) - 第04版:副刊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作者在访谈歌师吴才贵  秦雪摄

  2018年7月，我报名参加了为期15天的“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暑期学校。我抱着多看、多听、多学习的心态，期望以陌生人的视角，了解迥异于白山黑水和三晋大地的湖湘文化。经过一周的理论学习之后，学员被分成4组，分别进入各自的田野点。我们的田野点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三锹乡地笋苗寨，是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第三期的拍摄地。

  下田野之前，通过搜集资料，我了解到地笋苗寨有一项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歌鼟。我对音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却隐约觉得，歌鼟在当地并不只是唱歌那么简单，一定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所以我暂且将研究主题定为歌鼟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这样的想法指引着我继续向前探索。

  村中的凉亭是老年人茶余饭后的聚集地，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老人，他们说，村里有一半的人都会唱歌鼟，喝酒的时候唱，吃饭的时候唱，喝茶的时候唱，做农活的时候也唱……听起来，歌鼟的范围十分宽泛，我对酒歌、饭歌、茶歌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领会，对歌鼟的分类系统也不甚清晰。

  当被问及会不会唱歌鼟时，他们会互相推辞，“我不会，他会。”对此，我很困惑，误以为他们并不喜欢唱歌鼟，不想配合我的调查，或者村子里大部分人都不会唱歌鼟，歌鼟已经濒临衰亡。房东花姐解答了我的困惑，她说：“很多人说自己不会唱只是谦虚，村里大部分人都会唱歌鼟，只不过有人唱的好，有人唱的不好罢了。”我恍然大悟，十分感激花姐点醒了我，在之后的访谈中，当他们说自己不会唱时，我便不免要夸奖加吹捧几句，让大伯大婶们开开心心地唱歌，可见访谈技巧的重要性。

  随着访谈不断深入，我渐渐知道了当地在打三朝、婚礼、节日等场合都会唱歌鼟，“有酒就要唱歌，吃宴席就要唱歌”，当地人“以饭养身、以歌养心、以酒养神”，但我始终觉得这些并不是我最想了解的内容。我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呢？问题无法聚焦，这让我十分苦恼。

  直到房东吴哥无意间提到“六亲客”，学术的敏感性让我迅速捕捉到这个词，我的调查因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地笋苗寨举行婚礼时，郎家要请“六亲客”提前一天到娘家吃酒唱歌。“六亲客”是六个娶亲客的简称，要选择“命好的”（儿女双全、家庭圆满的人，即在当地人看来的有福之人）、能说会唱、能喝能玩的6个50—60岁的男子，身着长衫衣，戴着娶亲帽去迎亲。歌鼟演唱技能高超的“六亲客”在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权威性的地位。

  经吴哥引荐，我们找到了他的三叔——歌师吴才贵，他常常作为“六亲客”去迎亲。吴大伯善于表达，给我讲了关于“六亲客”、歌师及婚礼中的歌鼟。但是由于访谈时间过长，我们担心耽误大伯做工，所以虽然还有很多疑问尚未释怀，也只得结束访谈。

  在地笋调查期间，乡里的另一个寨子金山寨有人去世，举行丧礼，带队老师要带着几位同学去了解丧葬礼仪，我也一同前往。金山寨的杨老师今年68岁，是小学退休教师，是当地的文化人，懂得婚丧礼仪。在同行的同学向杨老师询问关于丧葬礼仪的过程中，我恍然大悟，我想做的其实是歌鼟在仪礼中的文化功能。所以在同学问完丧葬礼仪后，我向杨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婚礼仪式和打三朝习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杨老师讲的过程中，我会着重询问唱歌鼟的事。这样，我便详细了解到婚礼和打三朝中哪些环节需要唱歌鼟。

  “唱歌就像写作文，有的人会写，有的人不会写，真正的歌师没有歌本，歌都装在他们的肚子里，信手拈来，写歌本的都是蠢秀才。”吴才有大伯这样说。一位优秀的歌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即兴创作歌唱的内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每个唱歌的场合都是一场斗歌的比赛，输者便要喝酒。醉能同其乐，醒能作其歌者，歌师也。

  歌鼟是苗民族群生息纪事、人际情感交流、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歌鼟的功能也逐渐发生转变，比如地笋苗寨组建了歌鼟表演队，旅行团进寨门时，表演队会进行文化展演，请游客喝拦门酒，唱拦门歌。这样的歌鼟表演虽然适应了旅游业的发展，但脱离了文化原有的生长语境。表演队的成员也并非真正的歌师，他们无法进行歌鼟创作，只是在特定的场域，根据现有的歌本，完成的文化展演活动。现代化语境中，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冯姝婷，辽宁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56期(2019年5月30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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