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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简之争是一场闹剧吗

新汉字表引四大追问:“氾喆”等异体字为何恢复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8月13日 09:12 来源:人民日报


  历时8年完成,收录8300字,《通用规范汉字表》昨起公示

  汉字表引出四大追问

  一问

  新增1335个字怎么来的


  根据使用频率来挑选

  8300字——这是《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的字数。与1986年的通用规范汉字相比,增加了1335个字。

  这也是继1956年、1986年规范汉字之后,新中国第三次规范汉字。新增的1335个字主要是一些姓氏、人名、地名、科技术语和中小学的文言文用字。

  新汉字表将8300字按通用程度划分为三级: 一级字表收字3500个,是使用频度最高的常用字,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层面的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频度低于一级字。二级字与一级字主要满足现代汉语文本印刷出版用字需要。 三级字表收字1800个,是一些专门领域使用的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与大众生活和文化普及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据了解,能够入选一、二级字表的汉字,是根据其使用频率来确定的。专家们采用了9个信息庞大的“语料库”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语料库是“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新闻媒体动态流通语料库”,收录的汉字量分别为9100万和3.5亿。

  “《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收录的每个字,都有明确的来历。”制字表研制专家工作组组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王宁说,汉字中有大量的异体字存在,为了确保字表中收录汉字的规范性,研制工作组的专家学者们对每个汉字的出处、正异对应关系都进行了检索和考证。

  二问

  “氾喆”等异体字为何恢复

  是为了尊重民众心理与民俗

  繁体字与简体字之争,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字表研制过程中,对繁体字恢复和类推简化问题,曾进行过反复的研讨。研制组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维护社会用字的稳定,字表原则上不恢复繁体字。

  不过,在这次新汉字表中,仍恢复了51个异体字,调整了6个繁体字。

  “氾”、“仝”、“谿”、“缐”、“甯”,这些字曾被视为“泛”、“同”、“溪”、“线”、“宁”的异体字或繁体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其实原本也是姓氏。出于对家族传统的尊重,在此次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这些汉字首次以姓氏用字的身份,被保留在三级字表中。

  王宁以“缐”字举例说,以前我们把它简化成“线”,有群众说:“我就愿意用这个姓,我这个姓是泉,泉水是流动的,多吉利。”还有“哲”,有些人名字中不愿意用这个字,因为此字有折断的意思,有人说:“哲学的哲有一个异体字‘喆’,两个吉多吉利。” 再比如“淼”,现在老百姓有时说五行缺水,来三个水不好吗?这牵扯到民众用字的心理和民俗。

  不过这些异体字和繁体字并不能任意使用。王宁解释说,字表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字只能限用于特定的地名或姓氏、人名用字;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字时,还不能随便写异体字和繁体字。

  三问

  44个微调字“调”什么

  只针对印刷汉字

  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44个微调字立即引起了人们不解。

  乍一看,那些“琴、瑟、琵、琶”等字,与现在使用的没什么两样啊?

  许多人是拿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睁大了眼细细对照,才终于发现了难以察觉的“奥秘”:原来,像“琵、琴、琶、瑟”四字左上“王”的末笔,原来是横形,新汉字表中,横变形,像“球”的“王”字旁一样往上提了。

  这样微小的调整,究竟有必要规范吗?

  “这个调整,应该不会对当前社会用字产生多少冲击,因为它不会改变每一个字形所提供的供认读用的富有个性的区别特征,对百姓生活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主要是针对印刷规范而言。” 研制组成员解释。

  原来,目前我国规范汉字的标准字形,采用的是1965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套印刷宋体字形总体上统一,局部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少量字形的笔画形状、笔画组合和整字结构尚有改进的余地。这些微量的不足,在前电脑时代,由于各印刷厂的铅字都是用统一的铜模浇铸出来的,用字部门光凭视觉对这些微小的差异不易察觉;而进入电脑时代以后,用电脑造字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字形的不规范情况也就“暴露”出来了。

  四问

  字表外的字还能用吗

  起名字最好不要超出字表范围

  当汉字表公示后,网上留言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8300字以外的汉字,还能用吗?

  对此,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特别解释了“通用”与“规范”的区别,强调规范汉字的“通用”性,即领域通用,使用频率高。

  而《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曹先擢教授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使用得好,就要有规范。规范带来方便,我们要珍惜这个方便,如果老是强调自己,人家不认识,起不了效果。

  汉字表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但是,有关专家建议,起名字最好不要用字表以外的字,将给生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入户口、银行储蓄、坐飞机、申报保险等,计算机很可能打印不出名字的用字。

  据介绍,考虑到汉字在内地、台港澳及国际上的使用情况,《简繁汉字对照表》已经编制完毕,以利沟通。有关方面将要出版一个通用规范汉字字典来解释这个字表。专家建议,作为规范汉字的两个很重要的字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也要遵循这个规范。

  本报记者 董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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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 收字8300个

2009年08月12日 22:3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八月十二日电 由中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历时八年组织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自八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说,中国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同时也编制了《简繁汉字对照表》,以照顾汉字在两岸四地的使用情况和国际化的需求。

  据新华社报道,针对繁体字恢复和类推简化问题,研制组也进行过反复的研讨。最终确定原则上不恢复繁体字,将类推简化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字表以内,允许字表以外的字有条件使用,但不类推简化。此外,中国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同时编制了《简繁汉字对照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采用计算机统计技术,从海内外几十个语料库进行海量收集和筛选,最终收字八千三百个,按照字的通用程度划分为三级。字表发布后,社会各领域的现代通用汉字,原则上应使用表内字。  


  李宇明指出,根据统计,中国民众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字比较集中,能够覆盖书面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仅为约五千二百个字。

  在此次《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中,人们取名时常用的一些异体字的存废十分引人关注。在征求意见的汉字表中,曾被废除但人们仍在大量使用、禁而不止的五十一个异体字被“释放”并恢复使用。

  “恢复使用这些异体字表明我国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的人文关怀。”李宇明说,“今后我们对异体字不再简单地提‘淘汰、废除’,但在使用上仍然有明确要求。”

  李宇明强调,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国家文字政策的体现,关系到国家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及信息化建设,关系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从二00一年开始,有关部门已先后召开各类会议八十余次,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三千多人次对字表修改了九十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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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简之争看汉字规范 “复繁”是用错误改正错误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9月02日 08:52 来源:山西日报 


  从繁简之争看汉字规范

  《通用规范汉字表》公示征求意见,激起轩然大波。44个汉字写法调整,51个异体字恢复使用,既然是专家历时8年研究的成果,应该是有道理的。但坊间反应强烈,一项调查表明92.3%的网友反对:“添乱”“瞎折腾”,刻薄调侃不绝于耳。原因大概在于专家与公众缺少沟通,大家对调整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即使从日常应用角度看,汉字规范化也是必要的,技术层面的调整可以反复斟酌,但大众实际应用层面的汉字“整形”,还是有个缓冲期好。

  近年的考古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汉字起源的认识。如山东昌乐发现100余块骨刻文字,为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东夷族遗物。专家鉴定认为,这些兽骨上所刻“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与字的过渡状态,应定名为“昌乐骨刻文”。汉字几千年的演变轨迹大致是由繁到简,由岩画、骨刻、陶刻、甲骨文、金文、篆隶一直到楷书,识字群体也是随书写工具的不断简化而逐步壮大的。

  文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被少数精英人群掌握和传承的。为了表达更丰富、更细微的字义,新的文字不断被制造出来,当然也有很多没有流传开来,变成死文字。这大概就是繁体字中异体字超多的原因。如今我们偶然还能看到距今三四百年前印刷的地方志,大约有一半是古字、异体字,深入阅读必须借助《康熙字典》等老辞书。汉字不规范大大增加了学习成本,在当今信息全球化过程中,也会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汉字规范应该说是大势所趋。


  汉字简化以及“整形”虽然几乎和汉字发展同步,但近10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力推广简化字还是引发不少问题。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能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后来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含冤自尽。一些简化字有“苟简”之嫌,大概与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有关。既然简化字只是拼音化的准备和权宜之计,考虑不周全就在所难免。

  陈梦家先生没有见到1977年12月公布的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如今在地摊还能碰到当年出版的书报,往往惊得人几乎叫出来:雪字被简掉雨;器字是扁口加一竖;展字是尸字加一横……这样的“整形”几乎等于把汉字大卸八块。过犹不及,幸亏用了不久就被废止了。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为了汉字能与计算机接轨,王永民发明了汉字五笔字型输入法,王选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汉字拼音化才最后销声匿迹,也才有了声浪越来越高的汉字繁简之争。

  汉字废除论也就是拼音化也许可以不提了,繁体字恢复论还在争议中,尤其知识界呼声最烈。如《汉字五千年》总策划兼撰稿指导麦天枢就说过: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比我们几十年的历史重要得多。但本次几十个汉字字体调整引发的民间反对声浪,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复繁论”。

  不少专家指出,“复繁”是用错误的手段改正当年“苟简”的错误。繁简并用、识繁用简是比较稳妥的做法。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国字”,都需要爱护和珍惜,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留出适当的缓冲期,逐步规范和“整形”是必要的,但不应该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

  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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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日本汉字镜子映照两岸繁简之争

2009年06月23日 10:2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3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25期发文说,日本汉字镜子映照台海两岸繁简之争。日本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文字改革成绩斐然,“汉字热”近年更大为升温,成功经验已成为两岸文字改革的参照系。


  文章摘录如下:

  全球化一日千里,计算机日新月异,也焕发了五千年历史汉字的最新生命力。最近,马英九提出对汉字要“识正书简”,引发风波;北京年初推出大型系列电视片《汉字五千年》受到欢迎的同时,民间与学界也就恢复繁体字的呼吁而引发激烈的繁简之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汉字正面临重大改革的“拐点”。

  而值得两岸和全球华人注意的是,日本文字改革成绩斐然,近年“汉字热”拜科技进步所赐而大为升温,计算机﹑手机等成为普及汉字最有力的推手。这与日本一贯积极提倡鼓励使用“常用汉字”的文化基础有关,即使用简化汉字的同时,也包容繁体汉字。日本文字改革成功是一面镜子,映照了中国汉字改革路上的繁简之争。

  六月二日,日本政府把新增加的一百九十一个常用汉字的“新常用汉字表”交给公众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择日推广施行,以顺应日本社会更多汉字被经常使用的时代潮流。

  日本汉字在新世纪展示了令人惊羡的生命力。连年来,超过两百五十万日本民众踊跃参加汉字能力检定考试,热情之高、报名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甚至超过了英语托福考试人数。“汉字检定”也意外变成了一棵逐年茁壮的“摇钱树”。

  目前,日本有四百九十二所大学或短期大学的一千多个院系以及三百九十九所高中在入学考试中为“汉检”合格者加分。国家公务员招聘和众多大企业挑选人才也把掌握汉字能力的强弱列入录取的参考分。

  在拥有八千多万部手机的日本现代社会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青年人喜爱用手机汉字发送短信或查询汉字写法。而一般的日本计算机字库均搭载六千以上汉字,更有助于日语汉字被广泛使用。

  更有甚者,东京大学知名计算机教授村健以及该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还共同研发了世界上汉字容量最大之一的软件,收纳汉字十二万。该软件除了容纳日本及中国汉字词典中的八万多汉字外,还成功输入了明朝﹑宋朝的古汉字三万五千个,以方便越来越盛行自行印刷贺年卡的日本国民印制拥有复古味道的汉字贺年卡。

  日本一本题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自修补课书籍目前销量已突破一百万册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出版商更于五月下旬编印发行续篇,为提升民众掌握汉字的热情鼓劲加油。另外,以《全新彻底汉字头脑》为题的常用汉字词典及四字熟语(成语)词典去年至今的累计销量也已超过了三十多万册,而以娱乐形式开发的多种汉字猜谜游戏光盘更是深受日本广大青少年的喜爱,热销不衰。

  日本把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定为“汉字日”,京都清水寺住持都会当众书写由民众投票选出的社会世相的年度汉字。去年的“变”字,把寓意时事特征、世态万象浓缩到一个表意丰富的汉字上,以收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和发人深省的心灵触动。

  当然,此举也令民众从学习理解汉字言简意赅的热情上升到普世的社会价值、社会关怀。这一年一度“世相汉字”评选活动已被“引进”到台湾和大陆,令汉字再现无穷的魅力。

  其实,日本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感人故事。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曾被奉为“正政之始”、“经艺之本”并一直以汉书作为官方语言。即使作为日本文体的“平假名”,也是由汉字草书衍变而成。但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下,汉字“繁杂不便”﹑“落后废止”之论潮起潮落,几度濒临被扼杀的境地。

  日本文字改革运动始自明治时代。它以前岛密提出“汉字废止之议”为发端,提倡模仿西洋各国采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但未获政府采纳。一九二三年日本公布了一千九百六十二字的“常用汉字表”和 一百五十四字的“简体字表”,试图通过限制并在以后逐步减少以达到用假名替代汉字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用法》,试图限制汉字的使用。但汉字已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终使“废除汉字论”偃旗息鼓。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使汉字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日本由于率先解决了方块字编码基准﹑输入难题与开发应用,促使了汉字编码标准字数的不断增加,也反证了汉字其实是世界上最为实用、最有效力和方便的一种文字。

  一九九六年,日本颁布了除《常用汉字表》之外的《表外汉字字体表》的试行方案,并声明“这是法令、公用文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表外汉字的依据”。

  该表收纳了明治以来传统的印刷字体共三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字,事实上意味着除常用汉字外,日本已为使用全部汉字开放“绿灯”。

  日本汉字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遥想当年,日本汉字曾受到各种限制,更遭到废除威胁。汉字受到的批评主要是笔画繁多、难认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和使用不方便。

  但是,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日本先后解决了一系列汉字形成、输入、储存、显示打印等技术问题,使汉字应用不但不成问题,而且更显示较日本假名更快速﹑便捷﹑高效的优越性。

  从计算机到手机常用汉字软件的完善与操作之便利大幅提升了日本民众使用汉字的热情。据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目前几乎无人不利用计算机或手机中储存的汉字进行写作及信息交流,汉字的使用率和认知度不断上升。

  首相麻生太郎在公开场合频频读错写错汉字也刺激民众反思,唯恐自己读错汉字被人取笑而暗暗“补课”。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麻生在一次讲话中把“中日两国首脑往来频繁”读成了“中日两国首脑往来‘繁杂’”,闹出大笑话。

  在一次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国会答辩中,麻生又把政府“踏袭村山谈话”中的“踏袭(沿袭、继承)”读成了“腐臭”,被媒体嘲笑为“首相似乎在说政府的政策发臭”。

  今年二月,在一次电视直播国会讨论中,在野民主党首席副代表石井一突然举起了一张写有十几个汉字的纸板向首相麻生发问:“你会读吗?”

  麻生当场拒绝了在野党发起的这次汉字“突击”,但石井仍不依不饶表示说:“现在不会读汉字的人会被大家所嘲笑,所以国民纷纷去买汉字学习教材。或许你应该为提高这些的销量而骄傲。”

  汉字能力检定成绩日益被社会广泛认可,不但激发起更多阶层人士学习汉语的兴趣,而且也成为民众提高掌握汉字的“催化剂”。

  中日文字改革历程

  文字学者回顾中日两国汉字改革历程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爱恨交缠”的百年史,但却因各自文化背景差异而走得迥然相异。

  汉字改革运动潮起潮落,中国最终为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推广作了铺垫,日本则为其出台简化字和限制汉字范围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九四六年美国占领军主导日本时,汉字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规定除了一千八百五十字的“常用汉字”外,其它只能用假名表记或同音同义字代替。随着大量美军撤离日本,汉字使用限制开始慢慢放松,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终于终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

  一九八一年,日本内阁公布非强制性的“常用汉字”,进一步对汉字简化和限制汉字政策做出调整。一九九三年事实上对汉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汉字”,也容许使用其它繁体字。随着时代之发展,汉字使用越来越多,乃至出现了近期的“汉字热”,既突显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记,也显示汉字在日本有着坚韧的延续性。

  日本知识界有一批人长年不放弃废除汉字的主张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汉字的日语假名化、拉丁化转而英语化、法语化等五花八门的文字改革风潮,但最后仍只能在限制汉字论上找到落脚之处。

  而中国的语文改革百年中经历了三次大论争。第一次关于汉字的论争,在“五四”前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下展开。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表音系统,其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汉语都源自于日本汉字。如法律、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等等。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三十年代,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导致了最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后在共产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汉语拉丁化实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在全面开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三次论争。

  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围绕汉语拼音是采用拉丁字母或音节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盘“斯拉夫化”以及主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张上存在争议。结果毛泽东一锤定音,“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个大争议是毛泽东有意废除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而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结论,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完成当时文字改革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拼音化。

  在使用繁体字的台湾,简化字曾是政治符号,甚至被贴上了“投共附匪”、“忘本卖国”等标签。但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历史上曾两次大力推动简化汉字,时间上也早于中共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觉得汉字简化是必行方向,责成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负责。在文字学家黎锦熙等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同年八月以教育部名义颁布了第一批 《简体字表》。但这次汉字改革受到强烈阻挠和反对。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有意再度推动简化汉字,此意图与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编纂会”主任的罗家伦不谋而合。罗也向蒋立下军令状,由他来为简化汉字游说和造势。

  国民党中央委员、学者胡秋原一方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另一方面另辟阵地撰文,激起反对声浪。结果,胡秋原的主张不仅得到台湾文史界大部分人支持,甚至一些海外华人学者作家也联合起来,共同在报刊上撰文批驳简化汉字。蒋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便不再提简化汉字了。蒋的文字简化计划再次夭折,而早前的简化汉字方案在台湾遂被长久搁置至今。

  今天,两岸的汉字“繁简之争”已出现相互排斥、非我莫属的对立,而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汉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财产。他们主张互补汉字新天地,避免沦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爱恨情仇之中。

  汉字与民族魂根基

  目前,日本文字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成就,已经成为两岸汉字改革的一种参照系,也引起全球华人深刻的思考:为何大和民族可以成功改革汉字,推广简化汉字,也包容繁体汉字,而海峡两岸为何不能走出意识形态“怪圈”,做不到繁简“共存互补”,即大陆推广使用“识繁书简”而台湾推广使用“识简书繁”呢?全球华人应牢记:汉字已深深根植于两岸文化土壤中,它是民族之魂的伟大根基所在,不容怠慢和忽视。(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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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简之争引话题:汉字该如何发扬光大?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7月15日 16:16 来源:中国文化报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提出,对汉字应采用“识正书简”,即要认识繁体字,书写则可用简体字,并提议在预定于7月11日和12日在湖南举行的两岸文化经贸论坛上探讨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将繁简体两种字词语汇陈列比较。此“识正书简”言论一出,再度引发民间与学界的汉字繁简之争。


  汉字虽然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中国,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在使用汉字。他们对待汉字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如何对待繁简之争提供了借鉴。归根结底,繁简并不是关键,能够让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并且发扬光大才是汉字最重要的使命。

  日本:借简化汉字成功实现扫盲

  每年年末,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均在京都清水寺宣布象征当年日本社会世态的年度汉字。2008年,“变”字被选为年度汉字,理由是日本首相短期内换人、提倡“变革”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全球金融形势动荡不安等。此前获此殊荣的汉字还有“伪”“命”“爱”等。不仅如此,近年来,超过250万日本民众参加汉字能力检定考试,这一人数甚至超过了英语托福考试人数。日本目前数百所大学和高中在入学考试中为“汉检”合格者加分。此外,一本题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书籍销量已突破百万册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

  尽管如今日本民众对汉字的热情很高,但汉字自唐朝传入日本后,曾经历许多坎坷。传入日本之初,汉字曾被奉为“正政之始”,日本的“平假名”也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成。但自明治维新起,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下,汉字受到了诸如笔画繁多、难认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和使用不便等各种指责,遂因此被简化,其使用也受到各种限制。二战后,汉字使用限制开始慢慢放松。

  电脑的出现,特别是日本率先研制汉字字库成功,让汉字在日本重新焕发了神采。日本政府不仅颁布《常用汉字表》和《表外汉字字体表》,还在此基础上不断新增常用汉字。

  如今,日本现在几乎没有文盲、文化水平在亚洲各国领先等现实情况,与汉字的简化不无关系。

  马来西亚:繁简汉字和谐共存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情况与日本有所不同,他们使用的是完全的中文,而非日本那般在本民族的文字中借鉴汉字。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中文的繁简之争早在30年前已经告一段落。

  繁体字尽管在新加坡已经少见,但在马来西亚还是较为普遍,“一些媒体简繁共用,广告招牌简繁争辉,在书局,简繁出版物并排争宠”。

  据悉,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使用繁体字,1977年后政府推广简体汉字,媒体、出版物等也纷纷效仿。但马来西亚政府当年推广简体字时,并没有禁止繁体字的使用,人们可以自由使用简体或繁体字。

  如今,繁简汉字的共存对于马来西亚人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一位幼教工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简繁汉字有各自的优点,简体字方便书写,这对孩子学习有帮助,而繁体字优美,让人得以了解文字的历史渊源。在她看来,由于孩子学习能力强,让孩子同时接触繁简两种类别的书籍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大问题。

  中国:呼唤汉字的统一规范

  在我国,汉字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并形成了目前的局面:历经多次改革之后,大陆推行了白话文和简体字。

  关于汉字繁简的争论在我国其实一直没有平息。在去年“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而在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天津、曾留学日本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则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要将13亿中国人已经熟悉了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加以废除,回到繁体字时代,“是开历史的倒车”。这些学者认为,尽管电脑解决了传播的问题,但简单、易学、易记的简体字可能更容易被国人学习并为外国人接受,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间中华文化的交流。

  不同于以上持非此即彼意见的两派人士,包括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等在内的许多大陆语言学家则与马英九的态度相似,积极主张“识繁写简”。就“识繁写简”说法引发的争议,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繁体字、简体字都是汉字体系文字,都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所不同的只是大陆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

  对于马英九提出在两岸文化经贸论坛上探讨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一事,范丽青也表示,随着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如何使两岸民众在文字使用上更方便交流,两岸专家学者可以积极探讨、充分论证。

  在充分认识到繁简两种汉字各自重要价值的基础上,学界还有一种呼声颇值得关注,那便是尽快解决汉字在简化及其他变革中形成的“不标准”问题。

  曾有报道列举“干”字为例说明这一“标准”问题。“干”原是个独立的字,比方干涉、相干,而幹和乾是另两个独立的繁体字。但如今,原本的“干”“幹”和“乾”,都以一个“干”字取代。干细胞如用繁体写,本应是幹细胞(stem cell),简体字的“干”这里念第四声。如念第一声,干细胞就成了dry cell。

  据悉,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的规范汉字表。只有统一规范,汉字才有可能更好作为文化的载体,让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作者: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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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汉字“繁简之争”勿受分析哲学误导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9月07日 16:17


  中新网9月7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文说,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深广,两岸三地交流日益频繁,汉字“繁简之争”愈演愈烈。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误导了许多事情,汉字“繁简之争”应以综合观视之,方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文章摘录如下: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深广,随着两岸三地交流日益频繁,汉字“繁简之争”愈演愈烈。“废简观”主张废除简体字,全面恢复繁体字;“挺简观”主张继续汉字简化,不应恢复繁体字。

  双方都理由十足,心拳拳,言切切,反映出国人对汉字传承的关注与挚爱。笔者历来主张“综合哲学”,日月星辰、人物草兽皆是综合的,而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误导了许多事情。汉字“繁简之争”应以综合观视之,方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笔者以为,教育部8月14日公开宣布“汉字原则上不恢复繁体”,乃理智之举。

  “挺简”与“废简”综合观

  “挺简”代表观点出自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认为“汉字从简从俗是文字发展规律,数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五、六十年代诞生的简化字,顺应了汉字从简从俗的原则,并无过错”。“专家尽可天天写繁体字,但是,涉及十几亿老百姓天天使用的简化字最好不要折腾了。”而“废简”代表观点出自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他提出简体字“原罪说”。认为发明简体字隐含了“诸多复杂的政治诉求,其最直接的恶果是导致了‘大跃进’以及‘文革’的产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

  笔者以为,虽然观点鲜明对立,后者甚至上升到政治“原罪”高度,但仍有可综合之处:其一,都认为文字是信息传播工具;其二,都认为文字与文明传承密切相关;其三,都认为文字与大众关系密切。既有“综合之点”,就应“求同存异”。现代主流哲学喜欢把一切都“分析”开来,“对立”起来,连学术研究、真理讨论往往也搞得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产生大量偏激之见。汉字无论简、繁,既不可废之一方,亦不可统之一方,而是漫长的“简繁综合”过程。

  汉字演变是复杂的综合过程,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字简化改革,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把文字改革视为单一政治或其它什么单一因素,是“分析哲学”偏颇之见。文字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认为简化字导致“大跃进”、“文革”,缺乏说服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用的同样是简化字,却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长”与“所短”综合观

  简、繁的“长”与“短”,大致有三:其一,简、繁古今功能不同。简化字加速摘掉了我国“文盲大国”帽子,在大众传播与文化普及上居功至伟,三十年中国崛起,与简化字功绩是分不开的。但是,简化字在传统文明传承上不如繁体字。这并非简化字之过,而是大量古典没用简体出版。繁体字仍是传承儒、道、佛大量古代典籍的主流文字。

  其二,简、繁构字规律各具优势。汉字的构字规律有六种,学术讲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繁体字经多年传承自不必说。但认为简体字违背构字规律也有偏颇之嫌。例如,“体”乃人之本、“从”乃人跟人、“众”乃三人成众、“泪”乃目中流水、“阴阳”乃日月之合……既符合六书规律,又更生动简捷。

  其三,简、繁使用人群难分伯仲。简体以大陆民众略计,繁体以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略计,综合考虑可谓旗鼓相当。

  其四,简、繁共性优势是“独特的几何性质”。汉字的横竖撇捺只有0、45、90三个度数,“笔顺码”不仅证明了汉字是世界上最便于计算机输入的文字,而且仅摁数字小键盘四、五个键,即可打出特定的大段文字,证明了汉字内在逻辑性超过西文。

  汉字很早就不仅仅属于中国,与使用汉字相关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汉字简化也不是中国为先,而是汉文化圈的普遍现象。我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简化字改革。使用简体字在亚洲范围内已有六十多年,在我国已经近五十年时间了。

  再说说西方,2006年美国高中开设中文课,50%的学校选择简体字,50%的学校选择繁体字。欧洲学中文用简体字的也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与外国人,均不是接受不了简体字。新加坡政府提倡写简体字,泰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允许泰国华人中、小学使用简体字。在韩国、日本、越南包括其它东南亚一些国家,海外华人对简体字并非想象的那样陌生,并非都不识简体字,不懂简体字。(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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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说话也是简体字的了

沈宏非


东方早报 2009-11-29 3:19:26




  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当阿拉伯数字被过度关注之后,为了放松一下,调剂一下,汉字的简繁之争,就要被拿出来聒噪一番。发言的,围观的,拿义正词严腔的,做痛心疾首状的,志士仁人,聚讼不休。今年出场的新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他的建议是:两岸可采取“书正识简”方式,即“应该要认识代表中华文化特色的正体字,在书写上可写简体字,但印刷体应尽量使用正体汉字”。马英九希望,两岸未来能在这方面达成协议。

  这个,两岸的网民大概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以火星文达成超文本协议(貌似早已达成了),但在真实的世界——比如正式的公文,大概还有相当的难度。还不仅是简繁之争,而是有的时候,每个字明明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每个字的意思,彼此却都懵懵懂懂,相见不相认,隔海睁眼瞎。

  近一年多来,台湾地区的司法部门频频就陈水扁和吴淑珍案发布各种规格之公文,行文中屡屡出现“大肆干政,搜括财物,紊乱体制,败坏官箴”、“知法犯法,实无可逭”以及“褫夺公权”等字眼。为了读懂其中的“官箴”、“逭”和“褫”,我专门查过字典,解惑之外,另有一个发现,即此三字均无简体。究竟是汉字简化的先驱们当初觉得这些字无法简化、无需简化,还是相信咱们今后大概用不着它们了,干脆就不简了?无论如何,在热烈探讨简体为好还是繁体更佳的同时,能不能也正视一下“同体字”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以上是繁体字或简繁同体的公文,以下是纯简体字的。2009年也不知是怎么了,简体字公文中不断出现“操”和“狗日的”。先是深圳一陈姓男子因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上诉,并且在上诉书之“事实和理由”一栏中只写了一个“操”字。接着,又有广西钦北区法院的一名副庭长,在一起劳动纠纷案件的诉状上批注了“狗日的”三字。近期,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在公函中,又以“狗日的”、“疯狗”等一系列生猛字眼来抨击《中国妇女报》驻湖南记者站的某工作人员,据说援引的乃是当地人民群众的语言。

  技术上,因“操”和“狗日的”这四个字碰巧也没有繁体,因而我相信,台湾人民在“狗”、“日”、“的”这三个字的读、写、听三方面均无障碍,在两岸文字交流上应该是双向的,畅通的,但是,当这三个字一旦被组成一个词组,沟通成本可能就会陡然提高。带着这种疑虑,我又特地上网去查了台湾版的《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结果发现,第一声的“操”字共找到解释一百零七则,竟无一则能充分解释深圳陈姓男子在上诉书里写下的同一个“操”字。好在该辞典还负责任地单独列出了第四声的“操”,却又极不专业地不加任何注解,只说这是前列“操”字之“又音”。不死心,怀着和马英九同样美好的愿望,接着去查“狗日的” ——好家伙!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七百八十五则注解中,头一个跳将出来的,哈哈哈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更猛的“王八日”!不过,还没来得及拍案而起,定睛再看时,原来分明是“八王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称为‘八王日’。大藏法数:‘春秋八王日者,是天地阴阳交代日也。’法苑珠林.卷三十八:‘于八王日舆巡邑里。’”

  接下来,这本权威的繁体字“正字”辞典就更让我大失所望了,别说“狗日的”,就连单个的“日”字,也是前不见“我日”,后不见“你日”,人且如此,狗何以堪?真是无聊啊,“狗日的”难道不就是“大肆干政,搜括财物,紊乱体制,败坏官箴”以及“知法犯法,实无可逭”者的简体缩略语吗?你们这些“八王日”的!

  因此,在汉字的简繁之争中,我个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坚定的立场和多明确的看法。我口道我心,我手写我口。说什么,就写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写。我估计,在甲骨文时代,中国话听起来应该是很骨感的;而金文时代的语言,发音上大抵也该以“铿锵有力”为主旋律吧。写了大半辈子简体字,就别指望能说什么繁体的话来,反之亦然。所以,问题并不是什么简体繁体之争,“书”、“识” 之别,更扯不上什么“体用之争” 与“道器之辩”。每一个初小文化程度(含以上)的心口如一的正人君子,都会诚实地写他会说的,说他能写的。

  多音字容易让人犯错,那些简繁同体的字更容易让人搓火,而简繁既不同体又不同声的字们,则令人彻底崩溃。比如,碰上“幹”这个讨厌的繁体字以及 “干”这个变态的简繁同体字或简体字,又比如,究竟是“幹杯”还是“干杯”?到底是“幹部”还是“干部”?若是这些“幹部”们各干各的还则罢了,一旦聚到一个局上“干”起杯来,能不喝他个昏天黑地、五脊六兽么?不论是“书正识简”还是“书简识正”,临床结果都只能是精神分裂——你看,每次一碰到这种不三不四、恶形恶状的词,还都是狗日的简繁同体,真是活见鬼。

  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说”简体字,习惯了书写这种“天雨酸,鬼夜笑”的现代汉语,简繁之争,可以到此打住了,各自洗洗睡吧——“逭”,huàn,逃避。“逭,逃也”(《说文》);“行相避逃谓之逭”(《尔雅·释言樊》);“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太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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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繁简之争,肯定不是一场闹剧。所谓的“闹”其实是赵本山式的“闹”,也就是赵本山小品中说的“闹心”之意。如果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阐明上,就绝对不是“一场闹剧”,而是更高等次的文化使命的贯彻与持久。

[ 本帖最后由 张润平 于 2010-3-4 00: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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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简均要

繁简字都是需要的,不能只取一。在书法艺术等方面,繁体字占优势,在一般的文字里,大家习惯简体。问题是有许多繁体,年轻人不认识。我也在内。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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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简与不简,而在于怎么简化,那些该简,那些不该简?

争论毫无意义,而且有炒作噱头之嫌.

总体看来, 很多繁体字是必须简化的, 有的繁体字多到50画以上, 不得不简

但有些字又过于简,  80年代曾有第三代简化字, 很多农村的人还在使用, 有些简化字把不该简化的文化"元素简化了, 如爱 ,亲, 等

汉字改革, 不要再争繁与简的问题了, 把简化不当的字进行必要还原, 把某些简化汉字的文化元素再找回来, 重新规定, 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变化之中也要有反思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次简化工程取得了成效, 但是错误也很多, 80年代后废除的第三代简化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是否第二代  第一代简化字就没有问题呢?  不争自明.  

现代汉语的专家们可以在行动上做一些尝试, 文化元素回归之后, 我想两边的人都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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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一汀沚 于 2010-6-22 08:37 发表
繁简字都是需要的,不能只取一。在书法艺术等方面,繁体字占优势,在一般的文字里,大家习惯简体。问题是有许多繁体,年轻人不认识。我也在内。
确实, 汉字毕竟不同于西方文字, 还是要区分 使用 的方面, 平常交流,可以用简化, 但某些场合和时空下, 又需要用繁体.  所以基础教育 应该持这样一个原则: 繁简通识, 用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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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比较喜欢简体字,毕竟书写记忆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不过,会繁体字的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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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虽然有趣,可对普通人来说,吃饭睡觉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用什么语言只要能生存,都一样。历史是难以为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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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繁简的原则应该是:约定俗成、可表达思维。
约定俗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不是哪一个点上就完成了文字的所有变革。
可表达思维,则是文字的功能的重视。只要运用这一文字,可以表达观点,同时不影响交流,就不应该做大幅度改变。

汉字、汉语改革已逾百来年。其中不乏废除汉字、重造国际语的偏激方案,放诸当时语境,选择简化,恐怕是最符合历史发展,也是最温和的方案了。自新中国汉字改革以来,国人在文化交流、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层面并未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说部分港台海外人士也开始接受并使用简体字也能说明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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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 是历史趋势  繁体字 要保护 这也是 趋势   我觉得 日常工作生活 用简体字 而 繁体字我们要把它当做一种文化来保护 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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