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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五四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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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2009年05月02日 16:48凤凰网历史综合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一自立于大地耶？”[51]

当然，为梁启超辨诬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5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53]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书梁启超，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54]

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55]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7]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59]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60]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61]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学生。[62]

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63]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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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今天在京举办思想家论坛——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等与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120多人出席会议。

　　武寅说,正是五四运动,使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路人,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与会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经过了三个30年。正是这三个30年的艰辛探索,我们才换来了今天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理论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上传时间： 2009-05-02 10:30:44]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2009年05月01日]  
     [信息作者： 记者李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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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开展多种活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广东举行音乐诗会 汪洋出席

　　本报讯(记者 林洁)4月29日，广东各界1400名青年代表欢聚一堂，参加“五四传薪火，广东再出发”——广东青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音乐诗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勉励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勇当科学发展的时代先锋。

　　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省领导亲切接见了第十一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代表。

　　在纪念大会上，汪洋指出，当今时代，呼唤青年锐意创新。全省青年要发挥自身优势，行进在创新潮流的最前列，争当创新实践的“急先锋”。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活力，让创新的智慧竞相迸发，让创新的潜能充分涌流，引领形成全社会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要继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打破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为科学发展扫除障碍，开辟新路。要立足岗位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追求卓越，超越前人，创造一流业绩。当今时代，呼唤青年弘扬科学理性。广大青年要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青春激情与科学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不断加强学习，追求新知，探索真知，提高素质，增强本领，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推动科学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的关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合情合理合法的渠道，有序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各种利益诉求。

　　纪念大会由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君铁主持。

　　浙江举行纪念大会 赵洪祝出席

　　本报杭州4月30日电(凌霄 记者董碧水)浙江省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浙江青年创业创新行动推进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赵洪祝要求浙江广大青年要坚定信念、立志报国，刻苦学习、发奋成才，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新知识、新信息，并自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锻炼、求得真知，使自己成为既有真才学又能干实事的新一代优秀人才;要充分焕发创业激情和创造活力，保持激昂进取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精神，立足岗位苦干拼搏，为浙江的改革发展再立新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自觉传承者、积极实践者和有力倡导者。

　　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等出席活动。团浙江省委书记周柳军代表各界青年发言。

　　会议还举行了省级“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授牌仪式，表彰了第十届“浙江十大杰出青年”和第十届“浙江优秀青年”。

　　湖北召开表彰会 罗清泉出席

　　本报讯(记者甘丽华 雷宇)4月29日，湖北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会。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会见了受表彰的青年代表，鼓励全省青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荆楚大地的兴旺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罗清泉向优秀青年代表在各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他指出，五四运动90年来的历程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懈奋斗，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弘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青年为之奋斗，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宁夏举行表彰大会 陈建国讲话

　　本报讯(记者张欣)宁夏回族自治区4月28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大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主席王正伟主持大会。

　　陈建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为青年健康成长、青年事业蓬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证。

　　纪念大会还表彰了新当选的第九届宁夏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和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团宁夏区委书记曹刚宣读了表彰决定。


     [信息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09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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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台湾举办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展

作者：高大林

2009-05-03 10:44来源：中国台湾网


　　中国台湾网5月3日消息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台湾将展出五四文学人物300幅珍贵照片、40件手札。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为阐扬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学运动在台湾的传承与影响，“青春的飞扬，思想的萌发――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展”与系列活动，5月4日至31日将在台湾展开。

　　执行单位指出，这次展览共展出62位五四人物超过300幅珍贵照片、40件私密书札手稿、150册珍本书刊，是从海内外30多个图书馆、五四人物纪念馆、文物收藏家联合提供，规模空前，极具参观价值。

　　除静态的文物展外，展览期间每逢周末假日，台湾民众还可以免费由专人带领参观林语堂、钱穆、胡适、傅斯年等五四人物台湾故居。

　　此外，主办单位还举办8场涵盖音乐、爱情、五四文人漫游、报刊运动、地域影响、女性思潮等主题的专业讲座及座谈会。（高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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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记者　李瑞英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08:00　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　中国社科院今天在京举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全立、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记吴海英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共青团中央、首都高校有关负责同志、青年学者、研究生及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等8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继承五四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高全立在讲话中要求青年学者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与会同志说,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和所开创的传统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始终激励着广大爱国进步的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破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主化、通俗化(白话文)的语言表达形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语言的载体;五四运动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年一代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百折不挠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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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08:00　光明日报


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只有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为实现后一个
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个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始于184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而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

　　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这个运动还坚决要求罢免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几个亲日派官僚，并且进一步主张进行社会改造，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

　　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第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

　　正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种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它才能够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曾具备的特点。

二

　　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趋于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就讲过，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北京的邓中夏、瞿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再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斗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事实，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而“工界罢工不五日，而曹、章、陆去”。他们由此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在五四之后，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始成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这场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

　　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三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已经迥然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在纪念这个运动，可见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所开创的传统，意义有多么重大，影响有多么深远。

　　毛泽东早就说过，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曾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今天，我们青年一代纪念五四运动，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它的传统，应该从它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什么呢？

　　第一，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青年运动只有在它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意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当然不是要去重复当年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而是应当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和爱国群众顺应历史的要求，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样，认清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经过五四运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这个历史必然性。

　　第四，遵循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年轻一代的成长道路必定会有许多与当年不同的特点。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些基本点，仍然是当代中国先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

（执笔：沙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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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优良传统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3 08:00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社会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八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一是变革加快。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加速。经济方面,近代工业有较快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一些大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队伍在发展壮大,已从辛亥革命前的50万—60万人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左右;政治方面,有了初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组建了许多政治团体和政党,建立了国民议会。二是列强宰割。辛亥革命不久,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与朝鲜、越南、印度、印尼等国不同,它不是面对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遭受“列强”的宰割,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三是复辟帝制。在辛亥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只存在三个月,统治权很快就被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所窃踞。袁世凯上台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组织暗杀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下令解散国民党,逼迫孙中山等人流亡国外,并于1915年悍然称帝,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四是军阀混战。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皖、直、奉三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及其继承人曹鲲、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以及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权,彼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和战争,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和战乱状态,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五是思潮澎湃。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之中,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应有尽有,新旧思潮的斗争异常激烈。

　　上述五点包括了民国初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五四运动是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但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它的发生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切需要提出救国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代表人民所作的郑重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五四运动的三大优良传统

　　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第一,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

　　“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开始把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陈独秀在该文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那时,民主和科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而只是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这两大精神武器。这说明,他们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因为这两个精神武器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要。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技术的意思,并不是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关于科学的重要性,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把科学和民主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舟车的两轮。他大声疾呼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当今的恶社会,而不要为恶社会所征服。这可以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

　　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把民主和科学并提，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民主是科学的保证，有了民主制度，科学才能发展繁荣；另一方面，科学又能促进民主，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因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1917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宣传劳工神圣，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自由，倡导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文化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名著中，提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政治、新文化。所谓新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谓新文化，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发扬民主，不发展科学，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高度重视。当然，这时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变化，并赋予了新的涵义。“民主”既不是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新民主主义民主，而是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已不局限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是发展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整个教育科学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尽管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政体方面，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政体民主促进国体民主。我们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力。我们不断强化人民权力观念，切实保障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力。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坚持用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是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坚持发展要靠科学。科学包括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是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是怎样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发展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以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各项要求。然而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的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违背民意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象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翌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学生的支援。6月3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投入斗争。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相继进行政治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总起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五四运动的始终。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哺育了像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那样足以使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刚健自强、追求真理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和特点。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其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反对国内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热爱哺育自己生长的土地山河，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而且热爱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新的更高类型的爱国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包括理论层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层面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层面的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反映不同政治势力的各种新旧思潮异常活跃，斗争异常激烈。当时主要社会思潮有三种：

　　一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孔学”思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招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袁世凯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鼓吹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三纲”和“五常”，甚至竟提出把“孔教”立为“国教”。袁世凯曾颁布“祭孔诰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并通令全国祀孔读经，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他们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是变革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良方。《新青年》最初也是主张民主主义，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并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孔圣人，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提倡“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要求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获得个人解放和自由发展。张东荪、梁启超、胡适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如雨后春笋般输入中国。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接受的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早在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他在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代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这个期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长期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绩又有失误，而且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有了30年艰辛探索所换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第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全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0年冬，“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体上也都是在这个期间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第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于是开始筹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从1920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3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由陈独秀、李大钊组织协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357 页）

　　第三，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城市一些阶层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全国规模的最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获得当时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大胜利。就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影响来说，超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领导，其性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已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总起来说，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从此，中国近代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执笔：赵曜）

karin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一条大河 思想翻滚的盛宴(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7:59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 CFP图

　　五四是什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学生广场运动与知识精英的文化反传统？这些口号都写在五四的旗帜上，单独拿出其中一个在显微镜下品味，就可能曲解了90年前的那场政治与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清晰的历史运动，混乱、喧嚣可能才是它的主流，也正因此，90年来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内涵。一个立正起步向前走的五四，必然是单调乏味的，五四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众声喧哗。五四是一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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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说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但五四运动却是以保卫孔家店之乡被动员起来的。在“五四”的舞台上，红脸和黑脸，新青年和孔家店，都被动员起来。五四运动，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也不只是胡适、傅斯年，或者是运动边缘的毛泽东们；它不只是启蒙与自由，不只是科学与民主，也不是社会新生活、新文化，它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有胡适他们的新潮西洋学说，有梁启超的研究派，有辜鸿铭、章太炎、林纡等的旧学说，还有毛泽东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等人固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但吴稚晖、马裕藻等人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也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新村运动、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派、打倒孔家店派，还有《新青年》之外的《学衡》、《国故》，以及满城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五四运动。一个最典型的细节就是，新旧人物们同时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需要澄清的是，仅五四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中，主要组织和领导者并非是《新青年》们，而是来自《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学生。这两派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分属新旧阵营，《新潮》社的信徒文化主张极其激烈，而《国民》社的人连白话文都不接受。但在学潮期间，《国民》社的灵魂人物段锡朋却与《新潮》社的罗家伦过从甚密。

　　“五四”是一条大河，不同支流涛声喧哗互相融汇、冲突、推动着左右向前，喧哗着不同的问题，不同主义，主义中还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是渐进温和的；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者，梁漱溟是保守传统主义。而在无政府主义里，更是派别众多。所有这些其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所有的论战只有争论没有结论，东西新旧、解放与自由、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争论就是一切，而背后的逻辑是宽容，人与人之间宽容，社会的宽容。而宽容来自没有权威和霸权，就像张东荪所说：“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也因此，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都构成了年轻人的价值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喧哗——思想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而非一种思想扑灭其他思想，一种文化绞杀另一种文化。新旧非褒贬，新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甚至毛泽东，他们的思想至少在那几年相互交错、互相依存，“凑在一起，立在同一水平线上讲话”，这才是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魅力所在。瞿秋白在《饿乡纪行》中道出了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新旧壁垒森严，斗争你死我活，它更像一个漩涡，把一切喧哗投掷在里面翻滚、发酵。新旧是一场双簧。

　　当然，众声喧哗并非只有辩论、争吵，大批年轻人组织工读互助团，为劳工开办夜校、组办“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些五四的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值得尊敬。陈独秀也曾指出，他们也应参加处理诸如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等论题的社会运动。五四的论题，也从政治、文化转换至社会。而这也是五四的复杂纬度所在，所以五四绝非几个精英人物的广场秀。他们没有对话规则、共识，即罗素所说的“混乱自由”，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机遇，但没能把握。喧哗的局面只短暂存在，他们之间猛烈攻击而不是目标一致地前进，多元的思想最终为二元绝对所取代，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就是叛徒滚出去。也由于众声喧哗，明星很多，口号很响，表演秀很夸张，他们最终没能敌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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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在爆发的瞬间可能是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标准的政治事件，可我们纪念、祭奠五四并非如此简单。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五四学生运动，又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后者，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又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

　　五四时期正在中国的杜威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时代没有到来。五四学生运动的到来，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激进社会运动，原本开放、多元、众声喧哗的状态，伴随着党派政治，趋向于封闭和排他性。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启蒙运动被五四运动干扰，李泽厚的类似观点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启蒙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运动，不谈政治的文化运动只能说是幼稚。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干扰，而是内部的崩溃。鲁迅曾感慨，“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比如陈独秀前后立场的转变，比如胡适走向和政府和谐相处，等等。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革命所吞没。所以只有鲁迅，这位五四的洁癖者，始终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权利，甚至抨击自己的知识界同行，因为他们不同程度背叛了五四立场。鲁迅最后成了五四的堂·吉诃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五四的启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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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伦作为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并没有把这次运动称为爱国运动，而是称为民众自决运动，他首先看到的是五四对民间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罗家伦还否认这场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的联系，而纯粹是学生的血气冲动，“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而另外一些出自当年学生领袖的话语则把五四运动当成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领导的，“罗家伦、胡适之流并没有领导五四”，这样一种事后的喧哗，在1919年是始料未及的。

　　198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界有意避开把五四和革命叙事联系起来，而把舶来的自由主义拔高，几乎把个人解放和觉醒的实现变成衡量五四成败与否的标志，由此把个人觉醒和个人解放当作五四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与此相关的论调是，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一致步调最终凝聚起启蒙的力量，但最终是救亡的外力伤害了启蒙的实现。其实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自由主义的五四，都是把五四简单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和赵家楼的火光，预示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结束，喧哗也趋于可怖的寂静。

　　(本文参考叶曙明《重返历史现场》、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和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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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那天的年轻人(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6:26

　　

学生讲演团在街头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用一个字描述当日天气：昙（即多云）。

　　下午两点，游行的学生向使馆区出发，途中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开始散发，呼吁国民惩治卖国贼：“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

　　宣言的作者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热血青年，脾气火爆、爱炫耀，《宣言》是那天早晨仓促草成。他还是《新潮》杂志的创刊者，在学生中威信很高。

　　游行示威的另一位领导人是傅斯年，他和罗家伦早在1917年就相识。他主张采取温和行动向西方和政府施压。当学生队伍在当天下午喊出“冲向外交部”、“充向卖国贼老巢”的口号后，他无力控制局面，索性举起旗帜带领游行队伍向曹汝霖住所前进。愤怒的学生最后把曹家大宅给烧了。还把正在宅中的曹汝霖小妾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一顿，警察赶到时，章还在装死。

　　晚上6点，一直对学生行为保持克制的警察突然袭击了学生队伍，罗家伦和傅斯年躲进了附近的胡同，但也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两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杨振声和许德衍。参加游行时，杨振声29岁，算是队伍中比较年长的一位，当时以北大中文系“急躁的激进分子”著名，当他的老师辜鸿铭上课把玩辫子的时候，他曾经在教室中不敬地讲怪话，如“他的皇帝和他的辫子早该一块送到古董店了”。在狱中，被捕学生向法庭呈上了联合声明，声明的起草者就是许德珩，“ 我们32名学生，许德珩和其他人宣布：曹汝霖、章宗祥背叛祖国，应予严惩。”联合声明上说。

　　这些年轻人惊讶于自己有能力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旧制度，希冀把中国从毁灭途中拉回正轨，并把这种激情和精神传导给同胞。

　　“五四”之后，罗家伦于1920年在胡适安排下前往美国留学，1928年，30岁的罗家伦成为清华大学首位校长，不过很快被学生和教员几乎以驱逐的方式赶下校长宝座。1949年之后去往台湾，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国史馆”馆长一职。傅斯年对暴力有着疑虑和不满，很快就与“五四”不再有关系，他后来成为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历史语言学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超过22年。杨振声在北大毕业之后成为文学教授，1930年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留在了大陆。同样留在大陆的还有许德珩，他在94岁时作为“五四”一代最年长的幸存者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本文参考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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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 新功能(图)

东方早报记者 梁佳

东方早报 2009-5-4 1:13:36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1914年上海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1920年出现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

　　“在一场伟大的情感复兴面前一定会有一场智性的、破坏性的运动。”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将艺术创作的交替变革定位成一场人类斗争的浮世绘。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艺术应该为人的命运操心？”艺术的位置被推到了现实的当口，它不得不与宽泛而模糊的时代精神意气相投。

　　写实带来的变革力量

　　20世纪初，在西方，画家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正以“立体派”的姿势面向观众。流行于14、15世纪的学院派写实技法正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强大冲击，细节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部件，被认为是艺术的一种“臃肿状态”的退化，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正举着现代主义的旗帜嘲笑着写实主义的江郎才尽。

　　但“写实”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一剂改革的良药，成为激进文艺的代名词，这一号召力如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在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潮一样，时代的变革交替催生出艺术家的叛逆热情。

　　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领域，使艺术带有政治变革的意图——艺术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使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重要的支持者。外敌的侵入使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中，在变革者眼中，中国画的弊病必须得到治疗。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慨叹要“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我之短”；鲁迅曾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主张“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 蔡元培也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新艺术作为新的思想表征，必须要与启蒙、变革精神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知识精英，都曾接受新式教育，但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虽然对于美术本身并不十分了解，但艺术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写实”与“写意”是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的两大标志性特点，确立写实的霸权地位，部分原因也处于“写实”技法对现实社会批判和改造功能更强。

　　将艺术作为革新工具，强力推行西方的写实技巧的结果，是使新艺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为东西方艺术的借鉴、融合提供了互相参考的范本。

　　遭通缉的刘海粟

　　1920年，上海美专的画室里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裸体模特。自文艺复兴巨匠时代开始，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的人体肖像在画布上呈现出一派神圣气象，虽然女性人体在提香、鲁本斯的画笔下显得观赏味十足，但它依然是写实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在中国传统的仕女图中，散点透视无法表现出人体圆润的立体感，水墨的渲染技巧也无法像油画那样呈现阴暗对比的色调，这些水墨无法达到的技术，在以西方为参照尺度的美术革命中，不得不被放到绘画训练的前沿地带。

　　当时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偏好后印象主义画风，法国画家凡·高是他心目中的“艺术叛徒”。1925年，刘海粟撰文《艺术叛徒》，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革传统艺术的命”，而“叛徒”一词则带有反叛、激进和破坏的高昂情绪色彩。但没过几天，这一“有伤风化”的事件被登上了《申报》、《新闻报》，上海市议员姜怀素撰文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上海县长危道丰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刘海粟被通缉。最后是由法国领事馆出面才平息了此事，但裸体画不能公开展示。雕塑家刘开渠撰文写道：“人体美在中国不被欣赏，简直被侮辱了。……现在官厅也出来饬禁了，然而我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礼教统治下的民族，有此现象，是当然的。”

　　五四后美学的三种流向

　　实际上，人体素描课开始，美术的革新举措并不仅仅是为了研习西方的写实技法。“美术革命”也不单是一场革“王画”的简单手术，对于革新者来说，封建礼教是艺术最大的束缚，他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清算、冲破。而新派知识分子推行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的举动，对于新艺术和东西方艺术的融合，都提供了一次机会。从革“王画”、学习西方开始，美术的变革几乎与文学、戏剧、音乐是同步的。

　　纵观美术史，艺术上的伟大时代总与某些紧张与骚动的情绪相关，艺术作品成为了世界救赎史的一个见证者之一。每到此时，艺术创作就不再是人们避开环境从而获得快感的道路之一了。而文化青年对社会期待值的不同，也引发了其他思潮和流派（如现代派）等的发展，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美术家群体的美学倾向和需求，最终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长的局面，在五四后分离出国粹、西化和融合三种学术流向。

刘海粟于1919年画的写实作品

徐悲鸿的自画像显现出素描功底

对话

文艺和工具

　　朱大可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批评家

　　早报：为什么是陈独秀这些非美术专业出身的文化界精英率先提出美术改革的主张？

　　朱大可：这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鲁迅等人，都是政治或文化革命的先锋，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工具来推进这种社会变革，而古典主义美术，尤其是写意山水画，超然于现实语境之外，而且还受到世人追捧和膜拜。这是革命者所忍无可忍的，所以必须加以改造，使其能够迎合革命的需要。但表达现实并非一定要先成为工具不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早报：在不少学者看来，当时的艺术到后来成为了革命“工具”，比如后来鲁迅极为推崇的科勒惠支的版画作品，您怎么看？

　　朱大可：在大革命的现场，艺术究竟应该何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对此素来有两种声调。二战之后，德国的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就面对过这样的难题，但他还是坚守了独立的象征主义的诗学立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显示出艺术家为捍卫话语纯洁性而超越创伤记忆的努力。鲁迅推崇的科勒惠支，无疑是战争创伤记忆的直接表达者，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工具化的表达。科勒惠支的木刻记录了东普鲁士女性的苦痛，但它不是任何政治机构的从属工具。科勒惠支独立地展开关于人类苦难的叙事，是因为她接受了艺术家良心的命令。这是唯一的命令，此外没有其他外部政治势力的支配。文艺应当独立地表达政治现实，但不能成为御用工具，因为工具化只能缔造精神奴隶。

中国画和写实

　　骆拓

　　画家，徐悲鸿义子，现居加拿大

　　早报：徐悲鸿曾写“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并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改良”？

　　骆拓：中国的画家，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多数只能称为“国粹”，而不能说是“国际大师”。徐悲鸿开创新中国绘画，从这点来说，可称为伟大的全面文化革新大家。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道路不是从留学法国后才开始的，早在青年时期，他由宜兴到上海再到日本，他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中国画要改良”。1918年5 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和为学报写的论文已经阐述了他成熟、肯定的新文化思想，他主张前进、不退步、不袭古。他提倡“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许多人误解他是回国后照搬欧洲东西才开始他的写实主义风格。

　　早报记者：有学者认为，徐悲鸿在留学回国后，他的油画写实主义作品以西方为标准了。

　　骆拓：《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徯我后》等油画作品所表现和运用的技法、颜色调制、构图安排，已不完全是西洋的东西，他坚持“洋为中用 ”、“西方之可探入者融之”，深知“困而知亡”的道理，用他刻苦磨炼出来的写实基本功、千变万化的“画艺”，融入和表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开创了崭新的面貌，掀开了中国油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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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和白话文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1:40

　

　　按照一般的划分，五四运动可划分为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中后者发生的直接动因之一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与伦理革命。在相当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也成了五四象征和代用语。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1916年初，时年37岁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写下了这句话，宣告了他们时代的来临。而一心要做中国第一流哲学家的胡适早在1914年就已经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小试牛刀。康奈尔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上，胡适发表了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大赞中文采用标点符号。这些留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标点符号搬上中文会具有何等的历史性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开始。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胡适在日记中进一步写道：“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他诊断出中国文学的三大病：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

　　一个历史细节是，1916年初《青年杂志》因为受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的投诉，杂志无奈更名为《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胡适受到了陈独秀邀请，向“死文学”开刀，他隔洋喊话：“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 很快，胡适就用半天时间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 1917年二卷五号上，陈独秀遂撰《文学革命论》为胡适鼓吹。不久，钱玄同写了“小批评大捧场”长信给陈独秀，盛赞胡适，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会出来骂人。《新青年》至此也一炮而红。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在1916年就预言道。而在《新青年》上，除了激起千层浪的文学革命，遭受非议最多的还有伦理革命的讨论，而伦理革命的核心是“非孔”，陈独秀本人也撰写了一系列“非孔”的文章，对旧文化、旧伦理猛烈攻击。在这个阵营中，吴虞被胡适称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极力鼓吹“非孝”、“非礼”。不过也有人说，吴虞如此激烈恰逢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心怀怨念，借机骂家庭、骂孝道反而博得一时大名。而之后，他在家中的专制主义也是出了名的，和孔家店不无二致。

　　相比，鲁迅就更加辛辣得多。发表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胡适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他提出自由意志和个人担当问题，而这些在传统中国伦理中从未言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也被称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固然认为要打倒孔家店，但并非全盘打倒，鲁迅把批孔视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陈独秀则主张把孔家店当作腐朽政治权威的根基拆除。

　　吊诡的是，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最后为政治革命廓清了道路。新青年们曾一度共识，二十年只谈文化不谈政治，但就几年工夫，就都为政治服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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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新青年与旧家庭

东方早报记者 朱洁树

东方早报 2009-5-4 1:10:25

　　1919年前后，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兴奋而热烈地讨论着欧美、日俄等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化制度，另一方面，传统封建伦理、两性观念仍然左右着大部分人的生活。

　　“媒妁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冲突是青年人反抗父权统治突出的问题之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新女性对他们而言常常只是理想，新青年和旧式妻子的结合是当时最典型的婚姻形式。《新青年》的大部分进步作者都和自己缠脚的、文化水准很低甚至是文盲的妻子相依生活。《随感录四十》借一位青年读者的口吻，道出此代人被启蒙的心智和无奈的现实间的矛盾：“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胡适在12岁时便已订婚，直至13年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以新文化运动先锋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于1917年迎娶了母亲选定的小脚妻子。留学期间，胡适曾在日记中宣称“吾于家庭中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但随阅历增长，对旧式婚姻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深陷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压下，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对封建礼俗，尤其是“孝”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1919年10月鲁迅著长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借用了进化论的观点，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既然无法使自身解放，那么父辈一代的启蒙斗士们，就必须对下一代的解放寄予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919年夏，胡适作白话诗《“我的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新潮”成员比师辈们年少十年，他们更不愿忍受孝道的终日教诲，自身却也无法逃脱传统家庭对于婚姻的干涉。据1921年对631名大学和中学男生所作的调查，184名已婚青年只有5人是自己选择的妻子，而181桩已经定下的婚约有158桩是父母包办的。“新潮”成员进入北大时，几乎都已结婚。他们创办社团时，已是父亲了。在婚姻家庭变革的思潮中，五四时期家庭重组情况明显增多。他们都渴望过着与启蒙观点相一致的自己的生活。傅斯年在15岁时与母亲选定的一位姑娘结婚，不过他从未公开批评自己的双亲，但在《新潮》创刊号上，道出了整代人的痛苦：“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地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数英雄埋没了。”

　　鲁迅在许广平的鼓励下与其同居，宣告对这种“牺牲”的反抗，然其一生不曾与原配妻子离婚。而胡适曾与曹珮声倾心相恋，最终在江东秀持刀要杀儿子的威胁下妥协。他们依然勉力支持后来人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而五四一代人的内心挣扎与动荡经历也使得他们的另一半同他们一起承担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正应了鲁迅的话，“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剪去长发的新女性

娜拉们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以对贞烈观的批判拉开帷幕的。1914年，袁世凯颁发了《褒扬条例》，以匾额题字和牌坊褒扬“妇女节烈贞操可以世风者 ”。在一片宣扬贞烈的喧嚣声中，一些妇女争先恐后地殉夫殉节。1918年一位妇女在丈夫死后用了9种不同的方式自杀，受了48天的罪才身亡。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让人膜拜，并被举为妇女的道德楷模。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周作人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文中大胆提出：贞操不是道德，而“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易卜生的三部剧作，其中《娜拉》的影响最大。娜拉在丈夫指责她背叛了贤妻良母的“神圣职责”时，回答：“我还有一个更神圣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娜拉焕发了中国青年的想像力，他们读有关她的书，写关于她的文章，甚至在舞台演出《娜拉》。那些想在家族制度下获得个性地位的年轻人，便成了生活在繁重的忠贞与责任压力下的“媳妇”的天然盟友。

　　鲁迅面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现实性，强调了女子经济权的问题，他认为“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而胡适则借鉴了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认为女性应在社会上自强自立，并主张打开大学女禁。在此之后，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作为旁听生，并聘请了外籍的女教授。

　　事实上，除了《新青年》曾特地开辟“女子问题”专栏，集中刊发了7篇女性作者写的妇女解放论文外，妇女解放问题基本上还是以男性为主体发起的探讨。张申府指出了“女子解放”这一口号所含的不恭之意：敬重他人价值的人绝不去说什么“解放某人”，晓得自己价值的，也必不甘受人“解放”……“解放”唯一正确的含义应是自己解放自己。这也揭示出，在关于女子的种种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阴魂不散的当时，妇女解放将会也必然是一场漫长的战役。

　　早报记者 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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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90周年]

“五四”是一个终结

专访学者杨念群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6:57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祭“五四”的什么

　　早报：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不少学者、作家都出书纪念这个重要日子，你在你的新书名字里用了一个“祭”字，为什么？

　　杨念群：我用“祭”有两层含义。“祭”一方面是尊重的意思，比如祭奠、祭祀，但还有一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觉得“五四”的后果在相当程度上是悲剧性的。我对“五四”不是很乐观，我认为“五四”之后不少东西是按照悲剧的方向在走，比如“五四”之后自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慢慢消失了。“五四”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选择性也比较多，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之后，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知识分子的表态必须站队，很少能摆脱非左即右的党派政治话语说话。所以，我用这个“祭”字，因为“五四”精神在后来基本上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断歌颂、怀念、祭奠它。

　　早报：也并不那么悲观吧，至少“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九十年来国人一直在孜孜以求。

　　杨念群：是啊，但“五四”的“德先生”在之后几十年中一直裹足不前，有很多曲折；“赛先生”确实一定程度上成就斐然，但科学的负面效应在当下也越来越显现。而且，“五四”的核心肯定不是科学，洋务运动就已经在找科学了。“五四”的核心是进行民主改革，建立中国的民主政体和现代文化。

　　早报：但几十年来，所有人都在说要传承“五四”精神。

　　杨念群：关键是看做得如何。“五四”无法超越，“五四”是最后的终结：中国文化和学术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在“五四”前后出现，在此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他领域不也是如此？也许有进步的只有经济了。所以我这本书是祭奠也是在招魂。而招民主与科学的魂，招了半天完全是一种姿态，这恰恰说明是“五四” 的悲剧。

　　“五四”与爱国

　　早报：如何理解“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

　　杨念群：如果我们把“五四”仅仅理解为学生们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的爱国救亡行为，那就曲解了“五四”的丰富内涵，这也是我要批判的。把 “五四”简单导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比如《中国不高兴》那种爱国论调，这恰恰是当年“五四”年轻人所反对的。“五四”最重要的是，学生参与政治之后，希望决定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激情和愿望，在之后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有表现。

　　早报：但你的想法完全是知识精英式的，你去问一个普通百姓什么是“五四”，他的答案十有八九就是爱国政治运动。

　　杨念群：这不奇怪，“五四”从广义上本来就是一场知识精英的文化、政治运动，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相当有限。“五四”就是一个宣传的结果，它是一个建构性，所以你让老百姓谈“五四”，他们当然一头雾水，简单理解为到天安门游行或者一帮年轻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把广场政治精髓抛弃掉，简单理解为民族主义和爱国，而我的书就是要反对这个东西。

　　“五四”的流行解读

　　早报：在学术界，对“五四”的流行解读有两种，一种是革命话语的解读，一是台湾传过来的自由主义解读。

　　杨念群：“五四”话语在台湾更强调自由主义，这主要是胡适、殷海光他们的宣传，所以1980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五四”进入大陆之后，引起了我们更多的共鸣，以此来对抗影响几十年的革命解读。大陆这边，非常强调“五四”社会改造的内容，个人自由没办法简单落实，最后就像李泽厚所说，启蒙与救亡如此纠结在一起，你没办法从中落实所谓的个人价值。但是我觉得，老从西方的个人自由话语来解读“五四”，其实也是有限的。

　　用台湾过来的自由主义叙事也无法撑起对“五四”的理解。另外一层理解是社会改造，毛泽东就是沿着社会改造道路走的。但“五四”提出的社会改造得失虽然见仁见智，但它一定是“五四”的组成部分。

　　早报：现在还有一种研究“五四”的流行方法就是，拉长“五四”的时间，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凸显晚清改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杨念群：“五四”叙事确实可窄可宽，窄的话就是5月4日那一天的事情，宽的话可以拉到鸦片战争以后。但我更觉得“五四”是一个断裂，清亡是“五四”的起点。清亡之后，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国家，全不清楚，所以知识分子说，干脆我们谈点文化或者社会吧。

　　早报：不少学者纪念“五四”的时候，经常用到“走进五四”、“走出五四”、“我们还在五四余荫下”等词汇，你似乎非常反感这种文艺腔。

　　杨念群：这种论调都是些轻飘飘的说法，实际上怎么继承都没说。“五四”有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要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路子建立现代民主国家。那你到底是学美国还是德国、英国、法国，大家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他们都在不断探讨，但最后发现就是一帮子军阀在混，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现代国家的建立也挺没意思，所以后来转到文化讨论上，后来发现文化也不行，那就关注社会吧。但这不是说谈文化就不谈政治，谈社会不谈文化，这些论题都是在前面一个话题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五四”与反传统

　　早报：这些年来，也有不少人把“五四”反传统和文革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基因联系。

　　杨念群：这是我最讨厌的论调，这是在丑化“五四”。林毓生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我不那么认为。“五四”到底有多少反传统的言论？“五四 ”当然有反孔子、反礼教的内容，但从当时的氛围看，“五四”的资源是很多元的，有很多恰恰是继承了传统的路子，包括很多学术界的人都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傅斯年他们，他们的国学功底本身就非常了得，很多“五四”主将后来都成了国学大师。所以怎么能说反传统？

　　所谓反传统只是“五四”当中某一些人的一部分见解。这对“五四”理解是有害的。在当时既有一部分人反传统，又有一部分人继承传统，否则不可能出现那么多思想级人物，否则你也无法理解在“五四”之后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以把“五四”和文革联系起来，更加荒谬了。文革极端反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政治逻辑的结果，这和“五四”有鲜明的区别。

　　早报：“五四”反传统的声音是如何被放大的？

　　杨念群：当时确实出现过一些反传统言论，比如陈独秀谈伦理革命，吴虞反孔子、反家庭伦理，胡适和鲁迅也有一些反传统言论，不过你看鲁迅和胡适身上传统的东西又那么明显，在鲁迅和胡适身上本身有矛盾的地方，在反传统上他们显得不那么决绝。“五四”反传统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因为 “五四”传统被中断，这是个悲剧，所以要弘扬传统就顺理成章把传统的断裂转嫁到“五四”身上。我觉得，文字改革、白话文运动等等，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因为“五四”，而且改造不是全盘反对。

　　研究“五四”的毛病，总是逮着某些人不放，说胡适的“五四”好啊，说陈独秀的“五四”太反传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社会机会、社会声音充满各种可能性，大家都在探索，而不像现在只让经济学家说话。

　　研究清史但有强烈“五四”情结的杨念群刚出了本《“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列举了一系列流行的“五四”八股，在他看来，“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五四”不是反传统的恶兽，拿“五四”当作国学不举的出气筒，只能看出国学的贫血和虚脱；而把个人自由实现与否当作“五四”成败标准，也毫无意义；“五四”也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深远的社会改革风潮，并影响至今。

　　早报记者  石剑峰

karin

[五四90周年]

青年：唯一生生不息的力量

吴晓波　　早报评论员

东方早报  2009-5-4 1:23:04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躁。二十一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