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冲破传统女性形象的藩篱
在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一直处在一种边缘位置，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电影《花木兰》中花木兰的女性形象的建构有一定的突破。花木兰作为一个女性，其地位和价值得到了提升，体现了一种反传统的女性形象构建。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电影《花木兰》在其叙事结构中存在女性个体与男权社会规范之间的一种对抗，反映了一种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和女性自我社会地位的提升，但其在题材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这部旨在反映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也顶半边天的电影难以走出传统女性观念的藩篱。
1.题材上的局限性：为尽孝道而非独立自主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电影《花木兰》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这也注定了它难以逃脱男尊女卑的观念。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不是内心深处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并非对于女性独立意识和女性社会地位的追求，而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为尽孝道，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使然。
2.叙事结构：女性自我的完善伴随男性援手
按照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主题建构理论，我们的本质和自我不过是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的虚构而已，我们的意识并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所谓的主体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由文化构建的。我们日常的传统性别观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由历史和文化建构起来的，特别是由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权主义文化建构而成的。①由此而建构的性别观念必然受男权主义的影响，将女性视为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是一种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花木兰要想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得女扮男装，借助于男人的身份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平等的地位。
媒介总是宣扬男性理性而女性感性、男性是强者而女性是弱者诸如此类的观念，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他人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从而让女性天生认为自己是一个弱者。在电影中，尽管花木兰性格倔强、英勇不屈，但还是有很大的性格缺陷，那就是重视感情、缺乏理性，而此时文泰这一男性形象在电影中被赋予了“救世主”的色彩，成为了帮助花木兰克服性格缺陷的老师。这一行动的理论假设就是男性天生比女性强。
3.他者：作为筹码的女性
为了呼应男主女次的社会现实，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女性好好地履行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妇女是这个弥天大谎的受害者，制造这个谎言的几个中介之一就是“大众媒介”。②而这个谎言之所以屡屡得逞就在于女性本身自我意识的缺乏。当女性无意识地自动放弃了制造话语的权利和机会，那么也就注定了开始被某一种权利所奴役。
花木兰和柔然公主是本部电影中的仅有的两个女性，这两个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电影中柔然公主美丽大方，心地善良，一心想用自己与大魏联姻来换取和平，最后与花木兰合作杀死门独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这里，女性成为了筹码，而非独立的主体。而花木兰也为了国家利益，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为父亲养老送终。两位女子虽然性格迥异却是殊途同归，木兰放弃了文泰，也放弃了大将军的头衔，柔然公主为了和平放弃了自己的家乡；远嫁到大魏，这无疑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缺乏，在这里女性心甘情愿成为了战争的筹码。在这种两性关系中，女性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他者的位置，成为男性的补充。
作为媒介的电影与女性形象
传播学家李普曼曾指出，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关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大众媒介提供的“符号现实”，三是人们主观上关于外部的印象，即“主观现实”。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往往无法直接接触到客观现实，因此，不得不借助电视等大众媒介来认知世界。这样，大众媒介所提供的符号现实就成了影响人们主观现实的决定性力量，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众媒介的涵化作用。③银幕女性形象难免会成为现实中许多女性的参照，他们无意识地牺牲独立性，依照男性的眼光自我设计和定位。
在电影《花木兰》中，我们看到女性地位意识得到了提高，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女性独立的情感和性格意识，但不可否认，在这部影片中依然流露出了部分的传统女性观念，这些不断重复的女性形象，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真实形象的扭曲，会对女性观众造成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