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遥

引用:

原帖由 巴莫曲布嫫 于 2013-3-26 23:37 发表
这几天张晖的走更像是一种警示，一种叮咛：大家都在相互提醒，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虽说我对他本人没有更深的面对面的印象，但他那张依然稚气的脸总在告诫一些什么。。。

如果说我们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作为 ...

是的。要珍惜我们的年轻生命，为了亲人门。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4月19日下午两点，地点清华人文学院304。
本读书会为清华博士生自发组织，形式自由，可畅所欲言，欢迎拨冗参加！

转自新浪微博@桑海doodles

放牛班的课堂

发表时间：2013-03-27　来源：深圳特区报

   


　　张晖，杰出青年学者。1977年生，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于2013年3月15日因病辞世，年仅36岁。

　　你说谁?张晖?怎么可能!

　　若不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我一定觉得这是个虐心的玩笑。即使不是玩笑，这事儿仍然是那么的不真实，不真实到我想以头撞墙，看看会不会醒在另一个梦里。

　　另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事，“基本上不行了，来告个别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诉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外面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这世界是怎么了?

　　张晖2006年来文学所，比施爱东和我晚一年。他来之前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广州的胡文辉李霞伉俪说，有位香港毕业的博士，要来你们所。很不错。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很不错，但胡李二位的品鉴我是信的。碰见，谈起来，知道他夫人张霖是中山大学程文超老师的博士(程老师去世后转到林岗门下)。程文超老师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这又多了一层渊源。

　　打招呼的自我介绍不算，第一次比较多的对话，是全所去京郊什么地方开会，车上车下的瞎聊。现在能记得的，只是说社科院收入之少，刚来的博士只有一千出头，加房补一千，也相当够呛。张晖抱怨说，他刚来还在实习期，房补还只有八百。我安慰他说，第二年就有一千，评上副研究员，还会涨到一千二。

　　我们头一次长聊，花了偌许时间讨论房补，回想起来，反讽得很。

　　张晖躺在ICU病房里，应该是加床，占去了过道的一半。房里满满的全是床和人。侧身挤进去，侧身站在他的床边。墙上的仪器闪烁着他的生命体征，看上去还很稳定。他全身盖在被单下，插着呼吸管，眼睛没有全闭上，微微睁开了一线。床脚有位护工，时不时拧一把毛巾，给他擦去身上的汗。后来把被子撤了，再后来让腿脚都露在了外面。

　　不能换一个专科病房吗?不行，因为病房里没有呼吸机。

　　不断来看张晖的人进来，所以确实也无法久站。来到走廊里，看见坐在椅上恸哭的张霖，我都不敢上前说点什么。

　　“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吉光片羽忆张晖》，《羊城晚报》3月21日)

　　14日晚，张剑等编辑部同事就赶到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张剑给我打电话时，他已经和张霖一道，在张晖床前守了一宿。“我得回去睡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

　　张晖两口子很有意思。2006年我们新居入伙后，邀请同事们来温锅。走进小区，看见每幢房子的外立面都漆得五颜六色，张霖说：这里的房子跟玩具一样!

　　饭后照例一堆人玩杀人游戏。张晖张霖明显没怎么玩过，但也随缘地加入。有一局结束奇快，只用了三轮。法官宣布：两位警察都被杀了。亮牌一看，他们夫妇都是警察。哈哈，可是前面三轮，这二位一句话都没说，连眼神都没给俺们这些平民一个啊!(对杀人游戏不熟的朋友请自动省略本段)

　　时光变得特别的煎熬。一个人还好好地躺在那里，但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一个人前几天还在上班，昨天还自己走进这家医院，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我碰了碰他的脚，皮肤还是温热，甚至比我的手温度还高一点，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

　　难道就让这里的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等着他走向生死之门?

　　如果是在美剧里，这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对着医生大喊：“For God’s sake! Do something!”但生活不是美剧，事实上，连医生都看不见一个，只有输的药液将尽，护士被叫来换瓶换袋。

　　张霖已经不再哭了，走到床前轻声说：“张晖，再撑一撑，撑到你爸爸妈妈来。”张晖的父母带着两岁的孙子，从上海赶回来，昨夜的机票没买到。他们在火车站坐了一夜，一早的高铁，十二点到。

　　这半天一夜该是何等的残酷!

　　我在急诊楼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所有人都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或坐或立。张晖的同事，张霖的同事，张晖张霖的同学，张霖的同学。还有多少人正从北京的各处赶来，从南京，从香港，赶来赴这个不知何时会终结的死亡之约。

　　我看见一脸一脸的焦灼，一双一双的泪眼。嘴里发苦，心里也发苦，但总觉得像在梦里。这个时候，我不是该在书房里校《扶桑十旬记》吗?

　　我跟张晖交往不算多，大抵是上班时走廊遇到打声招呼，出了书互相送。他的书，我无力评价，只是觉得路数与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颇相径庭，用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

　　所里一道出去考察的时候，与张晖会有难得的攀谈。词学、诗史，我都无法置喙，但我们俩可以谈近代，那个迷人的时段。几次三番说，要拉上张剑，成立“晚清小组”。最后一次说起，是在去年底年会返城的路上，一同讨论的还有陈君。陈君说，不妨设定一个主题，如清遗民，大家各自写论文，再开会讨论。我说好啊，我可以写梁济这种小遗民。

　　2009年，族中长辈自费出版《扶桑十旬记》，那是我高祖杨芾1907年访日考察的日记。书很有价值，但校点未精。我送给张晖、张剑各一册，也是让他们看着玩儿的意思。去年他俩找我谈，说要为江苏某出版社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希望我将《扶桑十旬记》加上其他几种近代日记，合出一册。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报》，顾不上整理日记。但张晖张剑都希望我这书能放在第一辑出。于是只好春节赶工。三月校稿从出版社返回，才开始细细地校。

　　门口一阵骚动。对，是张晖的父母。方才听说，没敢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是让他们来医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着人流走出急诊楼，看见了张晖儿子张贞观。

　　张晖儿子出生，比我儿子晚了半年。北京太大，彼此也没见过对方幼子。只是某次听张晖讲贞观便秘，三天没大便，我问是不是吃的奶粉不对，上火，一问是惠氏。他说，在医院给配的就是惠氏，改不过来了。

　　张晖很少谈家里事，不只跟我，跟所里的同事、朋友都很少提。问起来总是简单几句。搬房子了，有小孩了，小孩爷爷奶奶带着，我跟孩子混得还不错。

　　听同事讲一个小笑话：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现在终于见到了小贞观。两岁的孩子，两条小腿倒腾着，跑得挺快。追了十多米才追上。有阿姨在逗他，他甜甜地笑。他还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獠牙。

　　春节总是静不太下心来，时间紧，任务急。张剑年前跟我说过，他会代我校一遍各日记的整理稿。我离京之后，张晖又追了一封邮件来：

　　“早兄：

　　张剑说已给你回复，希望你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帮你校一遍。

　　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如今声名在外，万一有人想挑你错误什么的，不是很好。而文献整理，谁都免不了有打瞌睡的时候。所以，朋友之间倘若能够提前把个关比较稳妥。盖张剑和我，都吃过这方面的亏。

　　祝在长沙洗脚愉快!哈哈!

　　张晖 上”

　　在年末的长沙收到这封信，心中极感温暖。张晖是怕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有想法，其实哪里会?有他们俩帮我把关，简直是两大高手伺候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

　　事实上，我节前节后整理日记，抄完一种，随寄张剑，张剑帮我校完(原始文献无电子版，他找国图的朋友复印了原本来校，工作量与整理其实差得不多了)，返给我复核，再交出版社。当我逐字细校打印稿，错漏仍有不少，每见一个错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发凉，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献方面还是太不足了。

　　是得做点什么。我致电301医院脑外的师嫂，问有没有外院支援的可能，回说几间医院水平都差不多，如北大人民医院认为技术力量不足，会向外院专家发出邀请，而现在既然会诊后放弃，说明没有这个必要了。

　　然而天坛医院脑科主任还是来了。过道里的人纷纷涌进ICU。我开头没进去，在外面闷得忍不住，也挤进了人群。正听到他说：

　　颅内大量出血……形成颅内高压……什么都输不进去，输什么药什么液，都是瞎输……他是年轻，所以还维持着生命体征……好吧?

　　大家都听懂了。

　　在主任来之前，张晖鼻孔大量出血，用输导管引到一个血液袋。他的皮下也大量出现了血点，说明全身大出血。

　　人们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绝望的哭泣开始了。那一刻无数人愿意相信奇迹，我甚至希望有兑换寿命的机器，可以让我们像输血一样，把生命分给张晖。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没有哭过。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对着一个墙角，吞声饮泣。

　　稍稍平复之后，我离开医院。别了，张晖，祝在天堂治学愉快。

　　我想记住今天。似乎很容易，又一个消费者日，多少企业惴惴等着。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在今天彻底破碎。

　　到医院是上午十点半，离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五十七分。四点三十五分，我在475路上收到李芳短信：停止心跳了。

　　对于张晖的生平、学问、性情，我无一可说。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3月5日中午，一堆人在中粮西蜀豆花庄吃完饭，别人先走，我在结账。听到背后喊我：“嘿!杨早!”

　　我回头冲张晖一笑：“你们也在这儿吃啊?”“嗯。”

　　没再说什么，举手为别。这就是社科院的典型交往方式。我们的周二总是太忙，开会、取信、报销、会客……走廊里光线昏暗，同事们擦肩而过，认得出点个头，认不出就算了。朋友间有时正好遇在电梯旁，光线较强，会看看对方比起三周或两月前，形貌有无改易。

　　而这一会，便成永诀。3月12日我收到胡文辉寄赠的书，有一本《书边恩仇录》是给张晖的。送去《文学遗产》编辑部，他不在，托张剑转交。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受高华老师的影响很深。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里，他提到高华曾在课堂上问他：有没有去看过“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

　　我相信，张晖从未停止思考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年前，他交给我一篇稿子，是他在“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这篇文章回答了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这也呼应了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中引用张晖在1992年书信中所说：“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而关心现实如斯，为什么还甘于“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无声无光集〉自序》)?他的回应是：

　　“那或许有人问，你既然这么关心现实，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现实，而来做学问呢?哪怕是从事经济学之类的学问呢?又何必来从事文史研究?这个质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一开始就陷入将学问和现实二元对立的思路。试问，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的呢?是一种设想、拟想乃至于幻想吧。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向和个人精力都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旁骛，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深度和力度。”


　　同辈学人里，有几个我相当钦佩。去年底从京郊返程车上也曾跟张晖谈到，像胡文辉、刘铮（乔纳森）、张治（或者还有刀尔登）。这些人的文字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正，执着，高贵（借用龙榆生孙女语），清明。他们代表着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文章之学的薪传。

　　当时我还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学问本身，就像张晖的老师高华所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可是，张晖分明是他们中的一员。莫非张晖真是不适合这喧嚣杂乱的京都？3月19日遗体告别仪式，挽联满堂。凌对我说，其实不如就写那两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我走进灵堂，又见到了张晖。他还是躺着，干净多了，厚厚的嘴唇微翘，像个孩子睡得安详。

　　我掏出相机，拍下低泣的人群，拍下采访的记者，拍下熊熊的炉火，待烧的纸钱和纸车、纸楼，上面草草地写着“张晖收”。还有张晖父亲，叼一根烟，捧着遗像，静静站在道旁。

　　爱东在喊：“记下来！记下来！下雪了！”我伸出新买的黑色大衣衣袖去接，真的，春雪，只是黄黄的颗粒，挺脏。

　　参加完遗体告别回来，我打开收件箱，在搜索栏里输入“张晖”。不多，我们也从未在邮件里谈过学问。往下拉，往下拉，能找到的最早一封是2012年1月3日10点09分发出。那天正是周二，他大概是在所里发给我的。之前是那年的年会，去八达岭，我因为孩子有点病，心绪也不佳，就没去。

　　早兄：

　　最近高华先生去世，我写了篇回忆文章，不知是否合适《中堂》刊用？倘不合适，无妨。

　　八达岭你没去，我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

　　祝好！

　　张晖 上

　　我伸手摸过手机，调到自拍模式，咔嚓，发了一条微信，说明文字是:

　　“我哭的时候可真难看。”（杨早）

　　作者简介

　　杨早，祖籍苏北，生于川南，1995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曾发表《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编有“话题”年度系列、《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译著有《合肥四姊妹》。

http://www.wenming.cn/book/pdjj/201303/t20130327_1142221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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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27日 10 版)

　　

　　张晖(1977.11-2013.3)杰出青年学者，上海崇明人。

　　在学者张晖埋首古籍、读书写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望见窗外那座十三层的八角形砖塔。那是明代万历四年兴建的塔。昔时，砖塔檐角下挂着3000多枚风铃，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四方人家。但当张晖从住所望去，风铃早已不见踪影。

　　在新书《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36岁的张晖提到了这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并感谢书中有声有光的人文世界，伴他度过无声无光的日日夜夜。

　　这是他一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他甚至没来得及将成书赠送给师友。2013年3月15日，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这位青年学者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妻儿、年迈的双亲，未还清的房贷，还有不知其数的资料与文稿。

　　张晖是中国社科院年轻的副研究员，但他已出版过《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清词的传承与开拓》等5本专著，还有着已经排列到2015年的工作计划。他曾在南京大学读了7年的文史，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做博士与博士后研究，因此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少见地有着贯通西学的眼光”。而他又极为用功，在去世前半个月的某天，他数了数自己手头，竟同时进行着8项工作。

　　“他的眼光比同龄人开阔。”张晖在社科院的同事王达敏这样形容他，“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张晖长得颇为敦实，方脸浓眉，金属边的眼镜朴实地架在鼻梁上。年轻时他很瘦，有同学觉得看着像香港演员陈豪。平日里，他低调寡言，礼貌谦逊，被文学所里的年轻女同事形容为她们的理想结婚对象。

　　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欢畅谈文史、理想与抱负的人。聊到兴起时，他神采飞扬，能滔滔不绝地说到凌晨四五点。

　　张晖的高中好友维舟相信，在沉稳的外表下，他有着“犹如岩浆一般藏于内心的深情”。维舟还记得高考前，班上女同学说，选历史是因为考试容易，张晖听了，连连摇头，那时他已经极爱文史。

　　不止一个人说，如果老天再给十年，张晖原本可以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在同学的记忆中，沉静的张晖也会流露孩童般的天然痴气。他爱喝可乐，爱吃美食，跟孩子玩得好。在中学里生病，他会在托同学带饭的单子上指名要杏仁和话梅;在香港读博时，满记甜品和西贡的海鲜大餐让他感叹“好吃得快要哭了”。

　　直到在医院见到了张晖的父母，蒋寅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气质文雅的同事，来自一个地道的农村家庭。张晖成长于上海的崇明岛，在高考之前，父亲对他说：“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但老人家最终还是被儿子说服了：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

　　后来，张晖曾对维舟提及，在香港最令他感动的一点是，在那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

　　说起来，自高一那年的春天起，文史就成了张晖的挚爱。在崇明岛的十八里乡下，语文老师将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误讲成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但即便如此，张晖还是贪婪地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学典籍。他开始研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被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所打动，并寻找各种红学著作。此外，还与同学维舟一起搜罗各种诗词书，一字字复原平仄，试着填词作诗。为了读书，他们翻遍了县图书馆与学校的图书室。

　　对图书的热爱与搜寻后来成为一种习惯，贯穿了张晖的学术生涯。将他引进社科院的蒋寅对这位后辈搜集资料的能力印象甚深，形容他“到哪儿都留意，哪里有图书”。另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学界的前辈都认识张晖，他与很多老辈文化人的后代都保持着联系。

　　去世前，张晖还在写他计划中“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帝国的流亡》。书中主要描述了在南明小朝廷中，面对天崩地裂的转变，大量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坚守与挣扎——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文人如何坚持信仰、实践理想：有人自杀殉国，有人投降，也有人陷于绝望，遁入禅门，或是成为满清土地上的前朝遗民。他常常一写就连着几个通宵。

　　直到去世，张晖也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3月14日早上，他起床后觉得“浑身疼”，到了下午突然昏迷，晚上6点多被送到医院后，他还是自己走进去的，不久之后就瘫软了下去，妻子呼唤他的名字，而张晖只是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友维舟曾问张晖：“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但张晖回答他：“冷板凳总要有人去坐。”

　　“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他说。

　　在张晖弥留之际，蒋寅甚至一度后悔起了将他引领进社科院，令他带着总也升不高的薪资与职称在北京城中辛苦地谋生。早在张晖在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这个年轻学子的姓名。“他属于特别少年有成的那种人，在本科时代就能出书，是极其罕见的，吴小如先生说过，博士生论文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曾几何时，博士毕业后的张晖来京求职，手中握着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聘用书，而蒋寅力劝张晖到工资微薄的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时蒋寅相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这里做学问，对这位自小以学术为志向的学人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一低：“只是我也没有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有一次，语言学家张振兴也惊诧于文学所的清苦，老先生当时问张晖：“你也可以写小说补贴收入嘛，写小说谁不会?”

　　结果张晖笑了起来，说：“我就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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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2013-03-26

　　新京报上周报道了中国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张晖早逝的消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反应。昨日下午，出版社布衣书局在微博发布消息，通报了几天前开始的关于青年学人张晖新书《无声无光集》的义卖活动的状况。据布衣书局的创办人胡同表示，义卖结果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截至发稿时间，该书已订出823册，占此书总印量(4500册)的18%。

　　张晖36岁早逝的消息引发很多人的感慨和关注。因顾念其膝下尚有两岁幼子，很多人倾囊相助。布衣书局于3月20日发起的义卖活动也源于此。发起两天后，订购总数就已达567册，是布衣书局有史以来单品种销售之冠。布衣书局的创办人胡同表示，因为收书，自己从2007年就和张晖得以相识。在闻听他故去的消息后，他发起了义卖的活动，该书的所有毛利(每一册有11.6元的毛利)将捐给“张贞观教育捐款”。

　　据了解，“张贞观教育捐款”由张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三联书店、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同事朋友自发组织，主要为张晖两岁的幼子张贞观进行捐助。据联络人之一马丽介绍，24日由他们接手的捐款活动已经截止。26日，他们将和张晖的夫人张霖完成交接，之后的募捐他们将直接交接给张霖本人。她表示，他们不希望这个捐款大张旗鼓地完成，而是希望一切能静悄悄地发生。

　　张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晖的故去让她看到很多关心张晖并认同他的学术理想的人。很多人素不相识，可能仅仅是他过去的读者，或者兼职时的学生，都前去探望慰问。张晖大三时完成的《龙榆生先生年谱》曾引起很大的效应，据张霖介绍，张晖故去后，龙榆生的后人曾特意赶到家里探望，并给出资金捐助，一来料理后事，二来用于孩子教育。

　　据胡同介绍，截至25日24点，义卖活动已停止收款，之后，他将和张霖本人完成交接。

　　■ 反响缅怀

　　张晖去世后，他生前对于学术的挚爱，以及经受的物质、精神压力为众人所关注。很多他过去的故事和观念也随着众人的回忆一层层浮现。其中，他的中学时代的好友，书评人维舟撰写的《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一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通过作者质朴有力的文字，得以看见张晖的来时路和他的真性情。

　　而张晖写就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中龙榆生的后人，他的孙女在看到此文后，在豆瓣上的留言，更让人感念。这个豆瓣id为“水弓”的女孩写到：在微博上看到这篇文章，看完全文后泪不自禁。我是龙厦材(龙榆生之子)的女儿，也是陈乃文的外孙女，感谢维舟先生的这篇怀念文章，让我从另一方面了解到更多张晖的为人和情怀。张晖十多年前来我家拜访后我就经常听父母说起他，这位研究我爷爷的专家，投身古典文学的年轻学者，和我同岁，让我这毫无继承衣钵意愿的后人惭愧不已。可惜我自己一直奔波忙碌，始终没能见到本人，直到去年春天回上海为父亲办理后事时才有幸和他匆匆会晤……张晖他是我父亲的忘年交，又因我外婆和他同乡，我母亲更看他亲切，我家早已把他视若家人。他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此纯正，执着，勇敢，高贵，世间难寻。张晖先生，Rest In Peace。(记者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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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20日 08:33:53 来源： 现代快报

　　30多岁，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最好的年纪。在家，是家庭的顶梁柱;在单位，也是业务的骨干。但是，近日，两个杰出的青年学者，一个36岁，一个37岁，突然离开了人世。这两名学者，一个是37岁的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一个是3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都在最美好的，英年早逝。

　　3月19日上午10点， 张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将要井喷的时候，却突然消失了。”说起张晖的去世，他的同事都很痛惜。张晖才36岁，毕业于南京大学，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副研究员，是个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

　　同事眼中的张晖

　　学术上、生活上的压力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

　　“杰出的青年学者”

　　当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杨早时，他还没从上午的遗体告别仪式中缓过神来。杨早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跟张晖是同事。“杰出的青年学者，这个称呼，对张晖来说，当之无愧。”杨早说，张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成就非常突出，无论是项目、评奖，还是出版的书，都在研究所内遥遥领先。

　　而张晖所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所，曾是个大家辈出的地方，钱钟书﹑俞平伯﹑季羡林等大家都曾担任过这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而张晖是这个研究所的新星。

　　比同事多辛苦一倍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杨早说，跟张晖在一起，聊天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学术进行，不会聊生活，或者其他的东西。

　　这一点，也得到了同事张剑的印证。在张剑的印象中，张晖无论跑到哪里，都会带上一本书。

　　哪怕出去旅游，看完景点之后，其他人可能去逛街、采购，但张晖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继续他的研究。

　　从张晖的著作中，就可看出他的辛劳。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已经公开出版了10本专著，这些专著的含金量都比较高，杨早评价说，比如去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就开辟了一个诗歌研究的新领域。

　　除了已经公开出版的专著外，还有两本书，已经到了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而在张晖的遗稿中，同事们又发现了两本正在写的书。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学者一年的正常生产量，一般是出一本书。”杨早说，但张晖最近三年，至少写了6本书，工作量至少是同事们的一倍。

　　“他确实很累”

　　“其实，我能感觉到，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对于张晖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杨早比张晖早到中国社科院一年，单评职称，就花费了他们很多的心思。张晖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一直是助理研究员。

　　职称迟迟不上去，不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没有名额，必须退休一个，才能替补一个。一直到2012年底，张晖才评到了副研究员的职称。

　　张晖的家庭压力也很大，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妻子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收入也不高。“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想要在北京买房，很不容易。”同事张剑说，去年，张晖通过向亲友和借款，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正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人却突然被压垮了。

　　“他确实很累。”张剑说，孩子小，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哄完孩子睡觉后，自己再看书写作，这些书，大部分就是夜里写出来的。而且，张晖在写学术专著的同时，还是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常常写书评，给读者推荐好书。写一篇书评，至少需要阅读好几本书。这些工作都大大耗费了他的精力。

　　身体突然垮去

　　张晖是在3月15日，因突发脑溢血和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年仅36岁。“很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杨早回忆说，事后想来，其实张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征兆的，比如经常感冒，发低烧，跟同事谈话少了，胃口也差了，也出现过眼底出血。但张晖并没有重视，只是头痛医头，感冒就吃点感冒药，发烧了挂个水，并没有系统性检查。还是常常熬夜工作。等发现了，一切全都晚了。

　　37岁的张哲

　　一张贴在东南大学校园内的讣告，让许多师生驻足。这张讣告，就贴在东大的信息栏内：张哲，男，江苏苏州人，一九七六年七月生，电气工程博士，副研究员，因病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7岁……

　　再给他几年时间，可有更多的成果

　　一位1976年出生的东大博士去世了!一位参加了他葬礼的网友说：“今早赶回南京参加了他的葬礼， 哭了，太可怜了……看着老老小小，他老婆致悼词回忆夫妻十年相识相恋的片段时，我们大老爷们儿都哭得稀里哗啦…… ”

　　对于学者来说，三十七岁的年龄，本该是开始收获学术成果的阶段，但是近日，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电子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7岁。昨天，东南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生前的同学对他的离去也扼腕叹息。“太可惜了，他还这么年轻，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成果。”昨天下午，刚刚出席张哲追悼会归来的东大电子学院教师杨军，与张哲是研究生同学，说起张哲的离去，语气中充满惋惜。

　　平时生活规律，查出胃癌后还没半年

　　“他责任心很强，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获这么多奖也是平时细致地工作积累下来的。”杨军说，现在汽车里配备的智能导航系统，最早就是张哲参与研究的。

　　杨军介绍，张哲在院里一边做科研，一边教课，既有偏理论性的《数字信号处理》，也有偏应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些课都挺难教的，要前期申请，通过学校教学督导组考核后才能任教，有的老师是申请不到课程的。而一学年两门课教下来，也并不轻松。”杨军回忆，张哲的知识面很广，研究领域从软件到集成电路。他平时也喜欢运动，还经常爬紫金山。

　　但是，令杨军意外的是，张哲的离去实在太过突然。“去年11月学校组织体检，当时查出来他患了胃癌，但之前他身体并没有不适，直到住院之前体重也没有下降。”杨军说，张哲平时生活规律，突然患病、离世，令人唏嘘。

　　青壮年一年至少要做一次体检

　　两名学者英年早逝，也引发了一个话题，青壮年该如何保护自己?

　　江苏省级机关医院体检中心主任王建安说，一般40岁以下的青壮年，至少一年要做一次体检。在这些体检中，可以有效提前发现“三高”的征兆，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这样可以有针对性预防。即使是白血病，有可能也会提前从体检中的血象里看出异常，早发现更加有利于后期治疗。

　　鼓楼医院专家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很多年轻人平时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心脏疾病，但是却突然出现急性心脏病发作，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主要原因出在紧张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工作上，长时间疲劳工作会引起人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突发心律失常等紧急情况，严重者会导致猝死，俗称“过劳死”。

　　不要以为年龄小就可以消耗身体

　　专家表示，青壮年不要以为自己年龄还小，就可以消耗身体。如果工作上长期硬拼，生活上长期熬夜，就可能引起因神经系统过度紧张，而导致的神经衰弱、溃疡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此外，长期睡眠不足，还会造成大脑受损，促使早衰。一日三餐不能正常按时进食，有些中年人因工作和学习紧张还会引起胃溃疡、低血糖，甚至引起昏迷、休克。

　　另外，俗话说“四十以前人找病，四十以后病找人。”最关键的是，病痛不拖延：不少中年人时常感到活得很累，经常出现头晕、乏力、胸闷、心悸等，还满不在乎地拖延就医，结果小病熬成大病，轻病拖成重病，以致失去治疗的良机。(顾媛 朱俊俊 金凤 刘峻)

放牛班的课堂

引用:

原帖由 英古阿格 于 2013-3-25 14:54 发表
沉痛。沉重。沉思。
把自己照顾好，也是对社会的负责。

严重赞同。

放牛班的课堂

　　豆瓣 2013-04-04 14:15:05

　　张晖(1977.11.14-2013.3.15)在读崇明中学时，就对传统文史之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与他在南京大学结识后，发现他对晚清以至民国的学术史特别熟悉，这种熟悉不仅限于知识与掌故，而是表现在读书的门径上面，对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何人之学是可以效仿的专家之学，皆有见解。我暗叹，他依循的是正轨，已经开始登堂入室。他起步的时间，至少要比我早六年。有一次就好奇地问他如何能在高中时代获知近现代学术史的资源，回答是看山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得来的。那套书谈人生经历、治学经验、读书方法、学林掌故等，内容十分丰富，用心体会，仿效借鉴，于是滋生了最初的学术梦想。我曾听一位很有造诣的前辈学人说，欲治中国文史之学，须知(或通)近现代学术史。此中牵涉问题较多，但对于张晖而言，他在近现代学术统系断裂的时代，无意中续接上那一并不遥远的优秀学术传统，这大致是古人所说的道既衰“而以经为师”(徐枋)的路径。现在回头看张晖十多年的学思历程，这一阅读与选择，构筑了他学术世界最初的图景。他的学术论著或者阅读兴趣，似乎都由那一旧传统发端变化而来，如关于龙榆生的研究，对章、黄学术的阐扬，以及最近几年十分用心力的钱澄之及南明诗史研究，皆可见其“恋旧”情结。旧，是指传统，或旧传统赖以生存的“文化遗民”。因为有这一因缘，他的文字便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与气息。张晖能得到老辈学者如施蛰存、卞孝萱、吴小如等的器重与指点，并逐渐建立他自己的老、中青学人交往群体，或许也是由于这一因缘的牵引。

　　张晖是南大文科强化班第一届学生，1995年入学。其时主其事者为张伯伟老师，一群怀抱理想的学生遇到一位更具理想且学问蒸蒸日上的老师，还有各系选派学术最强的老师来授课，可以想见当时师生讲习景象。事实上，前几届学生中有多人走上学问之路。后来与张晖闲聊，说张老师是他们班的精神导师。张老师投入心力颇多，然学校制度限制，大量时间耗损于琐碎之事，后不得不退出。2009年他们毕业十年，师生相聚，据张晖说有相拥而泣的场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文科强化班渐衰落，不久改为“应用文科强化班”，到去年，主要面向商学院的“应用文强”也停办。师生相拥而泣，或许有感于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或许有感于人文理想的窘迫境况。到大学三年级，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初稿已完成，接管文科强化班的张宏生老师遂筹划修订出版。张晖在这时已经成为南大文科教育的典型，在学校的宣传报道中持续五六年之久。

　　因为更高远的学术理想的推动，张晖于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转从香港科技大学学人文学部陈国球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选择，对他的学术拓展而言，至为紧要。如果继续在南大读书，他很可能顺势沿续此前的学术研究，做清代词学研究，做文献考订，还有词派研究。凭其资质与勤奋，取得好成绩，可以预料。在香港的求学，他有意搁置他熟悉的词学研究，淡化擅长的文献考订，而是充分考虑指导老师及香港图书资源的优势，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转向较为陌生的领域，选择兼合文学批评史与学术思想史于一体的“诗史”专题研究。从《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可见南大学术训练的某些印迹，但整体上看，已经是一种新面目了。从理论素养、分析能力等方面来看，张晖的学术转变无疑是成功的。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他获得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机遇，从钱谦益研究专家严志雄老师学习。严是耶鲁大学孙康宜先生的弟子，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多有心得。张晖所获教益，在他的钱澄之诗歌研究中多有呈现，并进一步影响到南明诗史的探索。前些天听张晖夫人张霖说，他还计划在“帝国三部曲”完成之后，到美国知名大学学习一年，寻找新的研究空间。回顾张晖已走过的路和未能实现的计划，他一直处在转益多师、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他清楚自己往后的每一步;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忧虑：我这些问题研究之后，是否还能找到更有价值的问题?

　　学术研究中，如何突破自己，取得新的成绩，是张晖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是他成为优秀青年学人的特质。因为多年的交往与研究方向的近似，他对我也有很高的期望，在我的日记中，有两次在北京见面谈学术创新的记录。2009年7月2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看书，晚饭后他约我沿故宫附近的街道散步，其时槐花开得正盛。我正在编《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他提示我，做这样的大规模的工作，一定要有大判断，大关怀，要追问这样做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否能提供新的视角、新的观点，不要仅仅局限在做一部有用的工具书。2010年9月5日，到中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与张晖、三联书店曾诚在魏公村附近一店内聊天。谈南大中文系近况，三联书店新书，“还有我与张晖多次讨论的老问题，那就是学问的突破。”去年我在规划新的研究计划时，想好三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偏重文献梳理的，他主张我将此题目留到精力衰退时做，因为现在做，轻车熟路，容易养成精神上的惰性。但迫于学术考核的压力，这次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我的日记记录简单，邮件亦如此，很多时候，是打长途电话，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长谈。电邮中只是保留一些谈学术研究的断片，如2010年10月4日电邮：

　　假期在家赶写论文。我11月下旬要去台大参加一个文学批评的会，正在写一篇有关清初唐宋诗之争的文章。中大(中山大学)论文已写就，尽量想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将来有关钱澄之的小书成书时或新颖一些。寄上请多多提些意见，以便我修改。

　　2011年5月20日，我在图书馆借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陈永明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电邮提醒张晖注意。他在5月22日的电邮中回复：

　　陈著已看到，是一本有水平的书。但史家取径与我等不同，南明问题，其实有待开发者很多，若陈著者，但见功力，议题却都是旧的。只在局部调整论述，整体未见其眼光。再者，史家评判人物颇冷酷，一片冰凉世界也。

　　张晖以学术为志业，纯粹，谦和。我们在电话中闲聊时，却直截，大胆，不免涉及当今学术研究现状，其中包涵大量对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看法。有些想法，经我编排，形成文字，呈送莫砺锋老师、徐兴无老师，其中包括创办《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编辑“清代文学研究丛书”、举办清代文学国际会议、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学术氛围营造等五项，而最终得到落实的只有首尾两项。这些建设性意见，可见他对自己母校的情感，还有他不只是做自己学问的入世心态。谈话中，有时我们两人会口无遮拦地评论学界前辈，甚至老师辈的学术研究，评判标准仍然是学术是否有突破。老师期望学生进步，学生也期望老师进步。我们也发现，当下的学术研究及学术氛围已日渐偏离从前的预想，功利的过度追求与学术权力的滥用，吞没了从前仰望的学术典型或学界前辈，很多学人没有达到他们理应达到的学术高度。这样的闲谈中，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文艺研究》、《南方周末》批评汪晖时，张晖在电话中提示我：批归批，汪晖是有不对的地方，但不要一棒子打死，他是有思想、有问题意识的人，你看他提出的问题多有价值。在潮流中，不人云亦云，能有自己的眼光与判断，这又让我想起他的成名作《龙榆生先生年谱》，以及此后的种种选择。

　　2012年10月初，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又与他见面闲聊，他谈及新近在龙榆生后人处发现数量十分可观的学人往来书札，原以为相关研究可告一段落，没想到还有如此丰富的文献;又谈起关于南明诗史的“帝国三部曲”的整体构想，兴致勃勃。春节期间，我写完蒋寅老师《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书评，因有不少思考与批评，就传给张晖看是否合适。2013年2月28他电邮回复：

　　写得不错啊。我开了个头又放下了，惭愧。刚才数了数，竟有八项工作同时在干。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同时做的八件事，据往日闲聊推测，应有《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帝国三部曲”第二部的写作，还有一篇论文，为参加今年九十月间程千帆先生百年纪念会议准备。同时做八件事，这是怎样的工作强度啊。3月11日，张晖给我的电邮：“最近亚健康，无法做事。在家基本平躺。”他浑然不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承受不停息的勤苦劳作，还有那理想燃烧产生的强大推动。

放牛班的课堂

豆瓣　2013-04-04 14:23:13

　　張暉的家在崇明，每次回家或者來上海開會，都會抽空見一面，所以畢業后我們見面次數算是多的。每次談話我都能感覺到他對當前學術環境的不滿，同時又滿懷希望和抱負。有一次，我談起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聽得很認真，我知道他未必都同意，但內心一定有共鳴，而他表達的不多，這符合他一貫的謙虛和溫和的風格。最近兩次見面，他都是到復旦開會，行色匆匆之間，看得出他背負了許多學術任務和計劃，談話也沒有上次那樣充分，我內心頗覺有些遺憾。聖誕節的晚上，在燕園賓館門口揮手作別的時候，還想著下次有機會再深談。不意這竟是最後的見面。

　　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跟張暉說些什麽。也許我會這樣說：

　　學問的境界，大致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功利境界”，就是著書只爲稻粱或者其他什麽謀，此類人現下最多。

　　第二種是“趣味境界”，即做學問是出於對學術本身的興趣，並且安於和享受這麼一種樂趣，從而不在乎或忘記了現實利害和物質的匱乏。如今這種人已然不多。

　　第三種是“理想境界”，這類人對於學術有天然的興趣，同時對時代和現實富有熱情和敢於承擔，對社會和文化的責任與關懷有助於打開心量，從而從個人趣味的狹小空間中超脫出來，這種境界的典型是將興趣和責任融合無間，轉化為一種人生理想，這成為追求學術的原動力。當今之世，這類人實屬稀有，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並且由於胸懷天下、勇於擔當的精神和氣質，這類人具備了進一步向上超越的可能。

　　第四種是“生命境界”，這類人一方面將關注外在事物的興趣收歸生命本身，學問不再是對於外在的某種事物(包括功利、文字、文化等等)的追求，而是出於生命本身的需要，學問即是提升生命境界的途徑。(此即孟子所謂求其放心。)一方面將個體生命與他人和社會相融合，超越了個體生命的局限，關懷別人、關懷天下就是關懷自己，並且通過關懷別人和社會的方式來成就自己。(此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時興趣和責任都昇華了：生命即學問，學問即生命，生命不再因為向外追求而彷徨苦悶，學問不再是以生命的耗損為代價，而與生命的充盈互為因果。(此即遁世無悶，舉世不見知而無悶。)同時責任也從由於關切而產生的緊張焦慮中超越出來，從對得失、效果、目的的關切中跳出來，做事只問是否符合道理，是否盡心誠意。(此即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時的學問已經超出了狹義的學術研究，無論何種職業都可以是學問(這本來就是傳統的“學問”二字的含義，所謂世情練達皆學問，所謂運水擔柴無非妙道)，無論做哪一行當，對於生命而言都是提升的途徑，對於事業而言都可以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儘量做到極致。真正達到生命境界的人，即超越了“小我”，將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洪流合而為一，此雖古往今來亦不多見，但重要的是，真正的學問中人應以此為方向，意義就在這自強不息的過程中。

　　依我看，張暉正屬於第三種境界，因此我懂了，爲什麽有那麼多人珍惜他，懷念他，因為大家都看到了他身上與生俱來的那種爲了理想，勇於擔當的精神特質，這是除了才華以外，更能打動我們的品質。而他本來是有機會通向第四種境界的，這是我特別為之痛惜的原因。

　　其實也不必惋惜，我相信在另一時空，張暉的生命和學問之路仍在繼續，他依然在奮勇前行，所以我要對他說這些話。

　　張暉的突然離去帶給我的震動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人生無常，生命只在呼吸之間的感受從來沒有這麼強烈過。張暉的敢於擔當，勇猛精進，都給我以激勵。激勵我每一個當下，超越俗念和庸碌的包圍，挺身而出。就像一位朋友說的，張暉用他的死給我們以加持。如果真是這樣，張暉的離去，於他於我，可以兩無遺憾了。

　　張暉是三月十五日走的，十七日凌晨我夢見張暉來向我(我們)告別，他先雙手合十，再拱手上舉到頭頂。我立即醒了，感到欣慰。他真是一個厚道重感情的人，我想這是讓我轉達他對同學友人的感謝和告別。像他這樣一個人，一定有一個好的去處。

　　十九日臨近中午的時候，從八寶山殯儀館出來，天空忽然飄起了雪花。我知道，這次張暉是真的走了。

　　劉海濱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癸巳年二月廿三日午，記於滬上無畫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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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仌室主人的主页  豆瓣 2013-04-04 19:20:42

　　刚刚过去的这些天，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复。作为张晖生前热心提携过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之一，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合适地表达自己的难过。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遇到像他这样热心、细心、真心待人的师长兼朋友。我更不知道以我绵薄之力，究竟能为张晖的家人奉献哪些实质性的帮助。在那个黑暗的3月15日，面对ICU病房显示屏上急速下降的心率，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无力。“宿草新坟多友生”，本以为是很多年以后才会开始的事情，没想到竟毫无预兆地成为眼前的现实。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少许江南口音的来电，再也不会在“未读邮件”中看到那亲切而独特的“胤兄”、“胤兄如面”的问候。相信我的悲伤，也是海内外许多年轻朋友共同的感受。天之报施善人，竟然如此惨酷无情，谁能不为之心碎!

　　在深切体味这人世间大悲恸的同时，我也知道任何“过情”之举，都未必是生前从来以憨厚笑容迎人的张晖先生所乐见的。正如他的知友们所述：张晖一贯以理性与同情心(恰如古人所谓“忠、恕”)对待友人，同样以缜密的思维、宏大的格局、细腻的考证来对待学术。作为彼此无所不谈的朋友，和张晖先生的深交不过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张晖也许只是一个侧影。我们更多是以著作、论文、书信为媒介的文字之交，即便如此，我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声光，认定他是一位专注于学问而不闭塞、有阅历而不世故、热心助人而不过分用情、为人处事都极有分寸感的好前辈。

　　

　　一

　　我和张晖先生相识甚晚，虽然读到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已是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正读大三，想着自己的学年论文。记得是在万圣书园旁边的一个打折书库里，偶然觅到这部篇幅紧凑而内容厚重的著作。细读一过感触颇深。第一是觉得南大真了不得，拿自己同一阶段的学力与之相比，颇觉惭愧;第二是佩服其文字温润稳健，有清季民初学界老辈的风格，却从不故作摇曳。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还知道他好像有个曾用名叫张樾晖。

　　此后便一直牵挂着这个名字，也关注他新出的著作和论文。2010年8月，我和同时在学的妻子袁一丹申请到一笔小钱，办了个题为“活在现代的传统”的小型研讨会，意思是要把两岸三地研究近现代时段内古典体式和古典接受问题的年轻学者集合起来。这个主题对评议人的要求比较特别，最好是能贯通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领域。会议征集到有关词学的四篇文章，我又想到张晖这个名字。从南大的老友童岭那里要到联络方式，尝试着发出一封邮件，没想到立即得到了爽快的应允，随后又发来详尽的评议稿。

　　尽管相见恨晚，三年多的书信来往却很频繁。张晖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很简短，就是回复研讨会之事：

　　胤兄如面：

　　承邀，能参与盛会，是我的光荣。具体听您通知。

　　祝好!

　　张晖上

　　这个“胤兄”是张晖先生赋予我的独特称呼，别人没有这么叫过我，直到最近也是如此。至于我对他的称呼，一直是“张晖老师”。这或许显得生分，在我却是真心佩服他为人，认为不妨兼作师长和朋友。一开始他曾说“不要再叫老师了”，后来知道我生性拘谨，也不再坚持，这让我很舒服。

　　成就我同张晖初识的这次会议，其实完全是动员北大的同学们DIY办起来的，谈不上什么规格。但张晖先生却作了很充分的准备，所撰评语格外体贴细致。大家都对张晖评议的诚恳态度印象深刻，更佩服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自然风度。民国时代，北大和在南京的“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系有很不一样的学术风貌。这种南、北隔阂的情形，至今还不无残馀。在人们印象中，“常为新”的北大人多半思维活跃、见解高明。至于南大学子，就我接触的朋友而言，则往往沉潜笃实，又在温柔敦厚之中，自有一种风流古雅的态度，最是难及。这或许也是因为后者保留了一条未曾中断的学术统系。

　　在张晖负笈南雍之年，程千帆先生还在讲课。后来更因为词学因缘，亲承施蛰存、吴小如等学界老宿的教泽。在这些真正的读书人中间浸润既久，气象自然峥嵘，又因为天性的淳挚，外形而为人格的涵养。即便是像我这样内向容易紧张的人，跟他说上不几句话，就会完全放松下来，侃侃而谈。对于我们这些后进者而言，张晖先生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在现代的传统”，他身上带着我们无法亲炙的许多老辈学人的作风。

　　二

　　那次开会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大概半年左右会聚一次，谈谈各自的见闻。若从平时通信和他著作的文字上看，张晖可说是“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半点尘埃”了，但对面谈话的印象，却让人觉得很通脱，也很实在。张晖老师并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型学者。他颇注意观察学界的整体动向，对与此相关的人脉、制度、掌故，无不了然于心。后来调到《文学遗产》编辑部，他手边的杂事更多了。尤为难得的是，身处这样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学术要津，张晖老师并没有忘却专业研究的责任，也从来没有被行政事务汩没掉自己的性灵。当然，这种坚守和兼顾，需要极大毅力和极多精力的付出。

　　算是“古代文学”的同行吧，我跟张晖老师的很多对话是关于这个学科的思考。他会告诉我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忧虑：文学研究的创新能力赶不上史学;近年来出现往史学靠拢的成果，在学风上日渐扎实，却也带来了碎片化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思想、社会现实的介入有限，一旦不慎涉水，又会在学术上失范。去年8月7日，张晖老师传来新撰《无声无光集》一书的自序，信里提到此序“可见弟年来心境之坏。聊供一笑。或可砥砺也。”尽管如此，他从来不以这些坏心境来打扰我们的好梦。他总是鼓励我和一丹要好好做，无论周遭环境和学术风向如何变化，认真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磨不掉的。

　　我自己这两年间处在极为焦虑、彷徨的过渡时期，张晖先生总是尽他所能给予帮助和安慰，提供各种信息和线索。2011年6月，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却因谋生计拙，一时没有去处。绝望之际，给朋友们写信打听消息。他收到信后，当即联络了在港的张宏生教授，有意为我争取到南大做博士后的机会。虽然我最终并没有南行，但张晖前辈和张宏生老师的美意，却让我和业师夏晓虹教授都非常感念。我在北大做博后期间没有公费名额，还要在外租屋，颇形拮据。他便介绍我给报纸写书评，在练笔的同时，也能获得些许收入。

　　我接到张晖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3月10号的晚上。他问我能不能细谈。那是一个悠闲的星期天，我正在朋友家中帮忙炒菜，围裙还没有脱下来，便让他先说。张晖先生知道我在忙，简单说完事，就挂了机。如果早知道四天以后在医院里再也叫不醒他，我无论如何都要放下手边的任何事，和他深谈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认识得太晚，事务性、学术性的接触又占据了太多时间。近几天看到张晖故友的回忆文字，我愈加悔恨自己只认识了一个学行拔群、为人忠信、时时记得为后辈排难解纷的“张晖老师”、“张晖前辈”，却错过了如许可爱、如此葆有赤子之心的“老灰”。

　　三

　　张晖先生的学术领域，大概可以概括为“近世文学”，亦即宋代以降的诗文之学。他尤其擅长从诗学角度发掘世道人心的迁移，关注晚明、南明、晚清、民初等思想文化史上的转折时期，致力于近现代学人回忆录、学术史资料、闺阁文学及乡邦文献的点校整理，则又非狭义的“文学研究”所能涵括。除了前面提到的南雍学统，张晖先生曾在香港读博士，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们从新近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可以读到他与西方晚近文学史理论对话的雄心，发现他对于数十年来台湾、海外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持续关注。然而，这部横跨宋、明、清时代“诗史”观念的大制作，或许不过是张晖整体学术设计的一个导论，关于南明等的“帝国三部曲”才是其学术主题的真正切入点。

　　而在我所熟悉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晖先生不仅是功力深厚的学者，更是相当活跃的学术组织者。这当然不是指“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之类的头衔。从大三完成的学年论文《龙榆生年谱》开始，张晖先生在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的史料领域结实耕作，更致力于集结年轻有志者，为近年来颇为沉寂的近代文学研究开辟新路。我想点出最近几年他开始着手规划的一些工作，或者能补充张晖先生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些侧面，也希望后来者继起，完成他未竟的遗业：

　　1、《太炎诗笺校》

　　2010年8月25日初识张晖先生，我赠以刚发表的一篇有关章太炎的文字。他随即回电邮来，除了一些鼓励的话，更提到：“弟正撰《太炎诗笺校》，初稿写定后当寄呈 删削，届时盼不吝赐教。”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期待，因为初时也曾稍治章太炎的诗学，认可太炎将辞赋歌诗与列国春秋、《史记》归于同流(见《国故论衡•辨诗》、《菿汉微言》)的看法。谁都知道章太炎文章的难度，其诗学与时局紧密联系，要想得到正解也不容易。以张晖先生的治学广度，正是笺校的合适人选，希望遗稿整理者能注意这部稿件。

　　2、《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2011年7月中旬，张晖先生跟我提到正与同所的张剑先生筹划一种近代史料丛书，以书札、日记、奏牍、政论及不常见的诗文集为主，让我也报一些选题。当时在兴头上，又兼论文刚写完，我一下子报了《袁昶诗文集》、《梁鼎芬诗文集》、《朱一新诗文集》、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蒯光典《金粟斋遗集》五个题目。但随后便接到了其他的点校任务，此事只能搁下。到当年11月，这套丛书审批通过，张晖先生又来电希望我和一丹能分别做两到三种。然而年来困于琐事，虽然搜集了一些底本，却一直没有着手去推进，实在有愧前辈提携的雅意。到去年夏天，我拿到丛书第一批十种数目，除了梁鼎芬、朱一新、蒯光典三种(蒯集改为《合肥蒯氏家集》)，还有《曾国藩友朋书札》、《常熟翁氏家书》、《郘亭日记•旧山楼日记》、《高心夔集》、《朱彊村集》、《龙榆生杂著》(以上两种由张晖先生校对)、《黄秋岳集》、《徐兆玮杂著四种》等多种稀见或重要的史料，并已确定由凤凰出版社在2013年推出。这套丛书选题的汇集，以及资料馆藏、点校者、出版社的联系工作，无不凝结着张晖先生的心血。

　　3、《近代文学评论》集刊

　　今年1月29日的晚上，张晖先生来电，一改平时沉稳庄重的口气，兴致之高溢于言表。原来他刚刚跟中华书局谈好一个计划：“商定出一近代文学研究期刊，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两期，每期一个主题，大致二百馀页即可。拟采用轮编制，重点推出青年学者。余感其公心、热心，但恐近时百端忙碌，不暇顾也。”(据笔者当日日记)

　　记得电话中张晖先生还提到：最近感觉状态很累，但看到学术如此，不能不舍身去做事。现在想来，当时他应该在身体上已经有些不好的感觉，却依然拼命从事学术的奉献，愿意在幕后做默默的推动。挂断电话后，我很受鼓舞，想了一下这刊物的名字，觉得倒可以取陈衍评近代诗的话，叫《变风变雅》。紧接着便收到张晖的邮件(从信的口气看，似也曾发给过其他师友征求意见)。一打开信件，我不禁大呼“于我心有戚戚焉”：

　　胤兄：

　　我是这样想的：

　　1，刊物拟叫《近代文学评论》，你看可好?原拟叫《变风变雅》，出版社觉得太雅了些。按我的本意，叫《近代评论》更好，这才有晚清民国的风范嘛。想听听你的意见。

　　2，半年出一本书(刊物是以书代刊)。每本书一个主题，请一位或两位学界年轻同行主编，就他们所关心的论题，邀请朋友撰稿。封面署编者的名字。即所谓的轮流主编制。

　　3，我做幕后的推动者，帮助编者和出版社之间联系，促成每期刊物准时出版。绝不在封面上署名。每期刊物属于编者的独立成果。

　　4，每期五篇左右的论文，十万字左右，印刷出来后即200页左右。是一本较薄但装帧雅致的刊物。

　　5，五篇左右的论文组成一个有机体，内容具有学术前言性和问题意识。编者加一有力的导言。

　　6，希望理论性较强。即使有些论题比较传统，也要加强其理论的色彩。

　　……

　　倘若觉得此事可以做下去，那么，一定请你帮我计划十来个可以开展的论题。另外，告诉我你本人最想负责主编的一两个论题的研究旨趣、作者等。

　　期待回信，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

　　张晖 顿首

　　我回信说刊物题目不妨直接就叫《近代文学》，所载在论文之外，可以加入笔谈、书评、校笺等内容;每次可由轮编者组织作者开一小会，借重这个刊物为平台，集合一个青年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我一心想等着统筹这一切的张晖安排妥当，便可大干一场。没想到竟成了终天遗恨!

　　这是张晖生前给我的倒数第三封信。接下来一封信，他问我要郑毓瑜、王德威两位学者的新著，前次我答应寄去的;最后一封信，则是问我要即将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字的英文提要。2月3日，得到他的短信，说收到了我和一丹寄的书和贺年片。过年时候我们回南方，没有太多联系。年后的3月9日是一个沙尘漫天的星期六，我去旁听中文系的“文章学”会议，见到张晖生龙活虎的最后一面。他还不忘介绍我给张剑先生认识。3月10日匆忙中接到他最后的电话。然后，便是那个怎么也抹不去的3月15日。

　　十分感念那天早上张霖前辈强忍悲痛打来的电话，使我得以见证和陪伴张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三年间，“张晖”是经常在我日记中出现的名字。他是一个非常有心也很有决断力做事的人。他想起你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问候;他时常留意你的需要，看到任何可能有所帮助的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固然，张晖先生首先是一名杰出的青年学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学术人材。但他的信念不止于此，他喜欢与人结缘，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一根标杆、一个结点。也许换了别人，我们只是惋惜学术界又过早陨落了一颗亮星;但少了他，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仿佛同这个世界的联系断了一根线。

　　我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个明媚的冬日的上午，我们来到张晖、张霖的新房。大厅里满是阳光，窗外是错综的铁道。小贞观头上跟我一样长着两个髮旋，喜欢和着音乐手舞足蹈。张晖先生向我题赠新著的时候，他的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问候。那是一张和千万操劳一生的父亲一样爬满皱纹的黝黑的脸，此刻却洋溢着满足。……

　　2013年3月23日写于万泉河北

　　(载2013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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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Amadea的主页 　2013-04-05 05:21:43

　　Dasha老师是去年12月初过世的，知道消息的那天晚上，坐在书桌前久久无法平静，出门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方向疾走一番，又转而去图书馆借了里尔克的诗集来翻看，惟愿借以他最爱的诗人谋得些许告慰。很久以前从艾洛、aire和阿丢几位老师的日志和推荐里知道了Dasha，那时自己已经暗暗立下十年二十年也要翻译完塞尔努达的全部作品的心愿，因而对Dasha老师倾尽十余年心血翻译里尔克的德语诗全集仰慕不已，虽从未有过直接联系，他却始终是我任何软弱和沮丧的时候背后鞭策的声音，让我知道，既然热爱，既然下定决心，就没有放弃的理由和权利;让我清楚地看到，翻译外国诗歌要想做精做好，除了双语的文字功底，还有多少研究的功夫要下;于是明了这是条怎样的长路，艰难却迷人。

　　张晖老师是今年3月中过世的，最初知道消息是那一日比较文学系仅有的三个中国人小聚，席间M告诉我她的一位本科老师的丈夫英年早逝。隔日具体的消息和悼文陆续在社交网络上转到我眼前，慢慢知道他是社科院中文所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无论品格还是能力，都是真真踏踏实实做学术的人。扼腕叹息之余，看到他在本科和硕士时已达到的学术水平和心无旁骛的赤诚之心，不禁自感羞愧不已。虽然张晖老师的研究方向与我相距甚远，他的治学态度依旧成为我心中新的鞭策。念及出国之前去系里的老教授家拜访话别，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与我探讨学业悉数完成后的打算，社科院外文所的字眼在谈话中不时涉及，而今那里依旧居于我心中最严肃的选择和目标前二之列，对张晖老师迟到的了解虽然让我看到了学术机制残酷的一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的更多的还是潜心学术、坚守孤独的品性。

　　清明，悼此素未谋面二师。这也许是个说梦想有些太早或太空的年代，但是他们沉默的坚持里最大程度地诠释了文学翻译之梦、文学研究之梦。对我而言，这就是足够的勉励。世事无常，感谢他们留下的印迹。愿安息。

放牛班的课堂

豆瓣　2013-04-05 16:24:12

　　张晖过世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几番提起笔来，又复放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而且，我也深知，即使我写出来，也一定是所言远不及所欲言。

　　张晖是我的学生。1997年秋，我从美国访学归来后，开了一门题为“《词选》研究”的选修课，教学对象就是他们班，当时，他作为南京大学首届文科强化班的学生，刚刚进入大三。文科强化班要求学生们先期介入科研，因此他们在大三时，为了做学年论文，就开始配备导师了。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词学，经双向沟通，我就成了他的导师。他比较内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若是有了感兴趣的问题，也能滔滔不绝。接触中，觉得他阅读面广，富有学术热情，喜爱治学，在年轻一代中，非常难得，而他也告诉我，在高中时，他就已经读过我的书了，这也使我不免惊奇，因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还有年轻人能够有兴趣，而且能抽出时间为此不急之务，此前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因此也深感很有缘分。他那时已经开始对龙榆生进行研究，经常出入各图书馆，广泛搜集文献，而且还千方百计和龙榆生的故旧门生相联系，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我们几位老师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课题，因而鼓励他锲而不舍，不断深入。经过两年的沉潜，他撰成二十万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并由上海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本科生，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件事。因此，著名文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小如教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超过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甚至超过一些中年学者，这是对张晖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一代学者的热切期待，当时即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大学毕业后，张晖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推荐为南大中文系的硕士生，仍继续随我从事词学的研究，侧重点则自民国上移至晚清。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刻苦努力，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扎扎实实地搜集材料，写作中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意识贯穿始终。2002年6月10日，南大中文系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张晖的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吴新雷、许结、严杰、俞士玲等教授的高度评价，不仅被评为中文系的优秀硕士论文，而且后来还被评为江苏省的优秀硕士论文。大概在1998年底，他的硕士论文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曾就他未来的发展，有过一番探讨。当时，尽管他有着现实生活上的种种顾虑，特别是家庭经济状况有不小的压力，也曾一度犹豫，是否中断学业，去找工作，不过，对学术的热爱最终让他无法割舍，因此，立志要继续求学，走艰苦的治学之路。他对自己有学术自信，却也总是不满足，期待新的突破。我们师生二人想到了一块儿。我觉得，他在南大7年，已经深得南大学风的精髓，尤其在注重文献学方面，有着自觉的追求。他既然已经确定了走学术之路，则尽管可以留在南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总不如博取众长，转益多师，更能够开拓格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陈国球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早期研究明代诗学的复古思潮，后来研究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都做得很出色，尤以理论思辨而见长。我认为，如果能够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张晖同意我的意见，积极投入准备，结果一试而中，考入科大，以陈国球教授为导师，并同时随陈建华诸教授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特别是在文学理论方面，进步突出，成功地把以前的学术背景和在科大之所学融合在一起，二者互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诗史传统，先后于2007年和2012年推出了台湾版和大陆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在这部书中，他将深厚的文献功力和敏锐的理论触角结合在一起，对这个传统的命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而在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又有机会到台湾中研院随严志雄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在严教授的指导之下，张晖也颇有创获，特别是研究钱澄之的诗学，思路别致，格局宏阔，可惜还没有最后完成。

　　张晖来到香港之后，一开始不大适应，但很快就度过了磨合期，三年中，过着非常愉快的书斋生活。虽然相距数千里，但我们的联系仍然很多。2003年上半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孤身在外，师生间就有了更近距离的交往。那年的春节，他也沒回上海，我们就一起聚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当时我住在火炭山上的浸会大学宿舍，有时他来看我，谈得高兴了，不觉夜深，他就会住在我的宿舍里。四月的一天，我专门到科大去找他，看了他们的图书馆，也看了他们的宿舍，特别是在校园的海边徘徊良久，听他说着在科大的点点滴滴，和老师的相处，和同学的交往，读书治学的所得……。五月的一天，他陪我到旺角逛书店，七转八转，在不同的书店进进出出。街上人头攒动，那些书店往往隐藏在偏僻的角落，多是在二楼，可是他却非常熟悉，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可见他肯定是这里的常客，这也使我想起他自中学时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爱好。那半年，我们接触很多，感觉他更加成熟了，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格局，新的思考。比如说，关于文学研究中如何对待理论，他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有了更大的抱负，雄心勃勃地期待在学术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博士毕业后，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找工作并不像一般毕业生那么困难，有好几个单位都对他有兴趣。不过，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出这个决定，他不是没有犹豫，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收入太低。他是2006年进入社科院的，2007年10月，我到北京参评项目后，曾到他家看望，他的工资单正摆在桌上，对我这个老师，他也不保密。我看了一下，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多，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前，应该更少，京城居大不易，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呢。可是，他仍然还是做出这个选择，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触因，也最能说明他的动机。我的师弟蒋寅是文学所古代室的主任，他非常欣赏张晖。有一天，他带张晖参观文学所，特别是参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张晖怦然心动，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而在文学所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学术也确实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从校园到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他的努力和追求，在社会现实面前，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可能也让他感到了一些困惑。几个月前，我和他通信，谈到庄子的一句话，他说很喜欢，希望我能为他写个条幅。我一直忙，上个月才定下心来写成，尚未寄出，现在却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张晖36年的短暂生命所蕴含的学术能量，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足以写上精彩的一笔。他逝世前，已经出版了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并在我主持的大型国家古籍整理项目《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和《全清词•雍乾卷》中，承担了重要的文献工作。他手头正在撰写的著作有4部，其中2部基本完成，不久即将正式出版。如此创造力，在其同辈学人中，恐怕罕有其匹。而且，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既追求对前人的超越，也追求对自己的超越。今年1月2日，他给我写信，说到感觉压力大，他所谓压力，“最主要是学术本身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书，“每一本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我想，这是由于他对学术具有巨大的热忱，所以才那么投入，那么辛苦，那么孜孜矻矻去追求。而他那么热爱学术，也是由于他对学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并不否认学术的超越层面及其求真、求知的意义，但对他来说，最向往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现实思考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并以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他非常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工作，而他自己研究南明诗学，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诸如知识人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处于不同位置的知识人如何面对山河、江山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非常渴望通过重建传统，探讨文学的影响力、穿透力之类的大问题，从而在新的时代，思考中国学术的根本价值。他的这些想法，在当今的社会，展现了难得的理想主义光彩，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了范式性的意义。

　　张晖过世之后，学术界对他的成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因而一致表示了深深的痛惜。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和台湾中研院的严志雄教授认为，张晖浸润了海峡两岸三地的优良学风，并能够融会贯通，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中国人民大学的诸葛忆兵教授认为，张晖是年轻学子的楷模，如果天假以年，将来必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对张晖的学术成就和谦谦君子风度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个功力深厚、前途无量的学者。美国卫斯里安大学的吴盛青教授称道张晖治学论道，迥异时流，心无旁骛，一心问学，同代人中罕有其匹，是中国学界的一位明日栋梁。这些天来，这些学界同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这些看法，让我在悲痛之余，也为张晖感到由衷的骄傲。他36岁的短暂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逝世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无声无光集》，但我想，有了这些骄人的成就，他生命的声与光，就将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

放牛班的课堂

豆瓣　2013-04-05 16:23:00

　　张晖君走了!

　　获知噩耗，送别张晖君，直至今天，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张晖君应该在人民大学工作，而不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这一切，需从我与张晖君的交往谈起。

　　我与张晖君的交往，是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龙榆生先生年谱》开始的。2001年四月，我请张宏生教授到人民大学作学术讲座，言谈之间，张先生非常得意地提及自己的一位弟子，在大学本科三年级时就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专著。不久，我就收到了张晖君寄赠的著作。细细阅读，其翔实的文献资料，清晰明白的梳理，直面史实的态度，皆令人拍案赞叹。吴小如先生称赞此书：“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是非常准确平允的评价。掩卷之余，思绪繁多，于是，写就《雏凤清于老凤声——评〈龙榆生先生年谱〉》一文，后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2002年第1期。这是我作为教师的“职业病”，发现年轻才俊，总是喜悦无限，尽力予以弘扬推荐。况且，张晖君甘坐“冷板凳”的毅力，扎实丰厚的学术功底，又非一般年轻才俊所能及。人民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较高，教学过程中，我时时能够遇见非常优秀聪明的年轻学子。面对有志学术、信心还未树立的学子，我以张晖君大三写出专著勉力他们;面对略有学术成绩、难免少年轻狂的学子，我以张晖君大三写出专著敲打他们。张晖君是我挂在嘴边的教育学生的典范案例。当然，我视张晖君为年轻学子的楷模。

　　而后，与张晖君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有了数次见面的机会。张晖君的朴实敦厚，张晖君的才思敏捷，张晖君的学识谈吐，都给我留下越来越深的印象。

　　2004年，张晖君博士即将毕业，来京求职，自然找到了我。能得张晖君加盟我们的教学科研队伍，是人民大学极大的收获。我立即向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慧林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推荐张晖君。杨慧林教授极其重视，马上约张晖君面谈，口头约定：“你毕业，就来人民大学工作!”2005年，张晖君正式向人民大学求职，免不了要走“试讲”之类的程序。试讲之后，杨慧林教授对张晖君的学术功底、学术成绩、逻辑表达能力，都非常欣赏和肯定，对我说：“不要说人事处今年给了我们中文系三个进人指标，假设一个也没有，我也要为张晖去力争。”至此，我以为张晖君进人民大学工作，只是等待办理种种手续而已。阴差阳错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其一，张晖君是春季毕业，具体负责办理手续的老师则将其纳入夏季毕业的行列，按部就班等待办理。如此一来，张晖君就有半年时间闲赋在家。其二，其时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被指令调派，离开了中文系。凑巧我又在那时搬家，换了座机号码。我向来疏于与外界联系，手机时常处于关机状态。张晖君得知我离开中文系，又一时联系不到我，以为工作情况有变，匆忙之中，转而向社科院文研所求职。待到张晖君再次与我见面时，木已成舟，人民大学与张晖君失之交臂，杨慧林教授为此惋惜不已。每每见到张晖君新的学术成果，杨慧林教授时时提及：能否动员张晖调入人民大学。我向张晖君转达杨慧林教授的邀请，张晖君总是回答说：“我到文研所工作，诸多师长为我费心费力，我不好辜负他们。”由此可见张晖君之朴实敦厚。对年青学子而言，高校的经济收益要超过社科院许多，我也以此劝说张晖君。近日，有人谈及，张晖君各方面压力过大，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过大，或许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然而，张晖君不离不弃地选择了文研所，除了回报师长的原因之外，我想：文研所有更多的时间保证张晖君从事心爱的科研工作，恐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我与张晖君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我常常以琐碎小事麻烦张晖君。凡我的学生要报考南京大学博士或申请攻读香港诸多大学博士学位，我总是让他们找张晖君咨询;学生有明清方面的论文，我也让他们求教于张晖君，张晖君有求必应，不厌其烦。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办《国学学刊》，我负责文学类组稿，张晖君先后给我送来两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从复明志士到穷愁遗老：钱澄之重返福建的诗歌与史学》、《明遗民钱澄之集外诗文函札辑考》，后一篇发表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我与张晖君最后一次通话，便是今年二月末，询问他收到稿酬否?岂知，遂成天人永隔，再无相见之时!

　　我一直认为：张晖君将来必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必成大器。天不假年，伤如之何!痛如之何!张晖君，一路走好!

　　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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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2013-04-06 12:07:42

　　参加完追悼会那天，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几行文字。当时，有伤感、有震惊、也有忿恨。

　　斯人已去，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

　　研二时一门专业必修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课的老师从未见过。

　　第一堂课，一个背着双肩包、略显青涩的大男孩走了进来。

　　是刚毕业的博士生吗?我们诧异了，窃窃私语着。

　　他温柔地笑着，介绍了自己和课程的安排。

　　后来，他开始带着我们对经典文本《中国历代文论选》进行细读。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三十出头的样子，却已有很多著作，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张晖老师的风格，如同其人，温柔敦厚。

　　还记得那时，我们一句一句解读文本，并不时地询问老师其他解读的可能性。

　　老师，可以这样解读吗?那么，可以那样解读吗?

　　老师微微地笑着，“可以啊”，并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最早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便是文本的敞开性。

　　渐渐地，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上课常常开始与老师、与同学就不同观点进行激烈地探讨。

　　老师一种神奇的魅力便在此时显露出来，他总能让我们平和地进行激烈的探讨。

　　思想的火花也就此不断生发，我们也隐隐地总有种写些小文章的冲动。

　　课后，他会在教室里再待阵阵，那时，我们便三三两两的过去，和老师探讨各种问题。

　　从课堂的文本，至老师对某本书的看法。

　　我们与老师，渐渐彼此熟悉。他是师，更为友。在我们心中，也成为了古代翩翩君子的典范。

　　我们开始在课后和他聊生活与学习的种种。

　　本科时我主修英语的种种，中国文学的基底薄弱，小硕的学习中总会焦虑不安。

　　但每次与老师的交谈，总能让我平心静气，开始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时，我正当小硕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在形象学与《庄子》的英译与阐释间犹豫不决。

　　老师为我分析了利弊，让我更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同时在平日里也不放弃前者。

　　现在看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合适的决定。

　　后来，老师不再被借调过来，我们却一直关注着老师的生活。

　　他有了可爱的宝宝，也一直笔耕不辍，短短两年又出版了几本著作。

　　后来，噩耗来的如此突然。

　　一个周末，突然接到梁鹏的电话，

　　说有件事憋的难受，小硕的同学只有我还在这里，只能和我倾诉。

　　他说张晖老师去了。瞬间的难以置信立刻转化成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涌上心头。

　　周三的时候还见到张晖老师的wife张霖老师，她满溢着幸福。

　　我的内心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像在梦境。

　　随即电话了张洪波老师，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

　　生活总是这么具有戏剧性。如此善良的人却有着如此不美好的结局。

　　我傻傻地看着微博里显示的通知：

　　周末，北大，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六合丛书”之《无光无声集》。

　　追悼会那天，看见老师的遗体，他似乎没有变化，只是静静地睡着。

　　我拼命地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老师真的去了。瞬间泪如雨下。

　　回来后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

　　同学们都是如此吧。爱国发给我们一个链接，原来大家已自发地在网上悼念老师。

　　老师的生命会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得以延续吧!

　　而他，也将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放牛班的课堂

这是倪文尖老师的悼念张晖的文字。那年，在新加坡，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一家人一直在外面玩。晖和我要么在家，要么在办公室，只有晚上太阳落山才出去逛一会儿。他一边工作一边听我说话。很安静的，过了一个月。其实，他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读书生活中，他悄无声息，蜕变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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