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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产经》　2013.07 作者：岳永逸

　　没了眼睛与嘴唇的土地

　　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十六

　　《新产经》杂志

　　岳永逸

　　民俗学这门关于土地与劳苦大众的学问，即关于与身体、经验、记忆和当下紧密相连的“乡土”的学问常常被为数不少的民俗学从业者忽略。我一直都欣赏后来被多数自由主义批评家们有些不以为然的“左翼”诗人臧克家的《三代》这首诗：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短短21个字，共时性地呈现出祖孙三代同一时空下的3个生活场景，道出了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绝大多数人的全部生活内涵——生于土、死于土、归于土。落地生根、叶落归根、入土为安说的大抵都是这些意思。与此同时，土又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终日与泥块为伍，在土地里挥汗如雨的劳力者被高高在上的劳心者悠然地命名为土里吧唧，土里土气，土头土脑，土老帽，土包子，土鳖，老土，并沿用至今。一道道用泥土堆砌，高高矮矮的城墙、围墙也就将城乡、文野分得清清楚楚。当然，土地之于人类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后来才衍生附会的“文化”。

　　将土地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是人类社会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至今，不仅是诗人、才子，普通大众们都还习惯性地将大地比作母亲。天父、地母是众多族群架构世界的基本词汇。在讲实在、实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那里，在天、地之后还加上君、亲、师的字眼，做成了芸芸众生千百年来顶礼膜拜的牌匾。鲧禹治水中的“息壤”则以神话修辞术表明土地变化、增产的能力，补天的女娲娘娘抟土造人更明言人类本身就是源自泥土。在久远的过去，甚至是殖民者肆虐之初，很多族群都曾在田地以自己的交媾或模拟性行为促进大地丰产。在詹姆斯·弗雷泽爵士那里，这被称之为“交感巫术”。

　　总之，在人类文明史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土地都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被人尊崇、敬拜、效仿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无论是修桥补路还是修房领屋，只要是破土动工，有可能惊动、伤及土地，人们就有不同的告罪或请求大地宽恕、恩赐的仪式。立春时，在各级官吏主导下，官民一道鞭打春牛。修建房屋、道路、桥梁等破土动工的日子，不但要请专人择期，还要祭祀土地。朝廷在京城则专门修建有祭祀土地的地坛、社稷坛，肃穆庄严也神秘。慢慢地，有生命的土地也被赋予灵性，并进一步拟人化，那就是大江南北皆有的土地爷。一家有一家的土地，一村有一村的土地。土地庙不但守护村落，也成为人出生、死亡后报庙上户口和销户口的地方，成为生死两界的关隘和人们日常生活有机的一环，并滋生了至今在河北、山西香火旺盛、规模宏大的后土皇帝或后土奶奶的庙会。

　　关于土地爷，不同地方又滋生出了很多的传说故事。更为有趣的是，尽管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不少地方的人们还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怕土地爷寂寞，给土地爷找了个老婆——土地奶奶，并将他们夫妻一同供奉。但是，因为土地爷太多了，也太寻常了，人们对土地爷的恭敬反而减弱了。如《西游记》中叙写的那样，不仅仅是顽劣、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猴孙大圣，稍有神通的妖魔鬼怪都可以把“土地老儿”从地下提溜出来玩耍、斥责、奴役一番。

　　随着地产经济事实上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随着传统文化的遗产话语定位，即在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等新的语境下，土地敬拜在当代社会也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转型，但城乡还是异途。在城市，早已香消玉殒的土地庙中的土地爷和土地奶奶借尸还魂，直接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或大权在握的官，或财大气粗的商，或又有权又有钱的官商-商官。这些人要么是人上人，要么被主流媒体欲说还休、欲盖弥彰地贬斥为阶下囚、替罪羊。在大小城市，有着财神爷、慈善家、爱国人士等多面孔的“房地产商-地王-土地爷/奶奶”还在层出不穷，虽然说不上日新月异。对土地交换价值、商品价值的看重，使得官商对土地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引导大众加入到迷狂的行列，心甘情愿地被房地产附体。当然，这不是对土地的敬拜而是利用、揉捏与践踏。

　　在乡村，诸如山东枣庄东龙头村新近发生的那样，淳朴的乡民借用“优秀文化遗产”这一霸权话语，重新陷入戊戌变法以来“毁——修——再毁——再修”的循环链条，趁机修复土地庙，烧烧香，磕磕头，报报庙。物质生活充盈的乡民的心智似乎依旧如同“迷信”的先祖!

　　曾经尊贵的社稷坛已经完全失去往日的尊贵，少人有发思古之幽情前往凭吊、感怀。但无论是建还是毁，土地庙中的土地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甚至建构、规训、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今，不论是因应经济的名还是文化的义，换脸后的土地敬拜又一次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以前的土地敬拜似乎是因为理性缺失的“迷信”，今天的土地敬拜则是赤裸裸的追名逐利的理性抉择。迷信与理性的界限在时空位移中错乱、消融了。静默的土地本身没有变化，变的是人类自身，是我们迷失的心性与膨胀的欲望。生态越来越糟糕，这是不容质疑也令人绝望的事实。于是，生态移民成为政府“惠民”的“仁政”。但是，在大西北轰轰烈烈的生态移民浪潮中，无论是民还是官，还是生态专家，少有人表现出多少对土地的敬畏之心。以让生活更美好为名，土地继续被忽视!

　　对迈入城市化进程后的当下土地，用生命在亿万中国人长期引以为自豪的人字形铁轨上写下最后诗句的独行诗人海子，有着更深邃的思考：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麦地 梦想众兄弟

　　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

　　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五月的麦地满是哀伤的村庄!这是诗人海子的民俗学，也是我的民俗学。对我而言，乡土是关注现代性和都市生活方式的都市民俗学的根基，起点与终点。

　　在中国，又有杜鹃鸟之称的布谷鸟有着多种传说和哀婉的故事。但是，不论有多少异文，在那个叫做槐树地的村庄，每当布谷鸟啼叫的时候，也就是该麦收的时候了。母亲曾在无数个有布谷鸟啼叫声伴奏下的月夜挥镰割麦。多年前的我，无论是在麦地与母亲一道挥镰，还是背着沉甸甸的麦穗步履蹒跚走在回家的山路，布谷鸟清脆的啼叫与我的汗水一道滴答滴答地混融进高一脚浅一脚的土块和岩石中。从此，如同响了千百年的北国木兰的机杼声，“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快快快黄!快快快黄!”“快快割麦!快快割麦!”“快快播谷!快快播谷!”的声音融进了我的躯壳与生命。无论在常住的京城，还是暂时栖居的剑桥，类似的鸟鸣常常将毫无睡意的我沉沉地唤起，遥望窗外没有麦地的夜空或晨曦，总会念想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的母亲。

　　或者，我忧郁的札记可以用这两句诗行作结：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放牛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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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2014年09月17日 14:19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作者：王磊



《忧郁的民俗学》岳永逸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38.00元

　　○王磊（书评人）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

　　长期研究民俗的岳永逸在《忧郁的民俗学》中主要写了民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等。对于民俗学科的兴盛，作者理性拨开表面浮华，指出现在的民俗学乃至民俗本身存在两大隐忧，即被体制化和被商业化的风险。

　　被体制化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传统民俗（如“走阴”）被简单地归入迷信被打倒。被商业化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民俗本更倾向于“小我”的内心表达，其“演出”场所往往是“地当舞台天当幕”的露天，现实中却被推上霓虹灯烘托的剧场舞台，就此着重举了两个典型例证：相声和二人转。这种经改造的民俗早就脱去了民俗形态的本原，内容被曲意顺从了商业的最大化。

　　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母亲的病。就医学病理而言，母亲患的是抑郁症。不过，作者从民俗角度着重剖析了“病因”。这位长期生活在川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儿子所居的京城后，由于长期与乡土的隔离，也因为儿女长期在外各种习惯的差异，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这样的体会并不新鲜。记得笔者每次回老家农村，常听一些老人念叨，称不愿意在城里的儿女家呆太长时间，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坐牢”。这种“牢”并非形式上的，而是覆盖到起居、饮食、出行等各个角落的文化区别。许多乡邻辛辛苦苦把儿女培养成人，儿女最终如已所愿跳出“农门”。然而，乡邻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到城里享福：有的受不了城乡文化的差异，最终还是回到农村；有的“委曲求全”屈居于儿女门庭之下，却郁郁寡欢；有的在长期不适应中，导致家庭矛盾频频……在乡邻眼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乡间民俗就是他们精神领域的“根”，这条“根”不可能从物质层面轻易改变。没有这条“根”，他们的生命便失去了色彩，就像一个人顿时失去了呼吸功能，如同该书作者的母亲，久而久之便落下了精神“病根”。

　　民俗其实是一种基于环境、社会等形成的文化习惯。对于民俗，我们经历了鄙夷到正视再到推崇三个阶段。鄙夷是因为闭关锁国之时，急于强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破除旧传统旧习俗，努力向西方学习，中国才可能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改革开放后，民俗现象作为一门学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今天，几乎每个地方的旅游景点，都有地域性的民俗展览。

　　对于民俗眼下的这些繁荣，作者显然并未欣喜，反倒觉得，这种推崇带着浓郁的体制与商业气息。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声和二人转，春晚是民俗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将春晚比作民俗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不过作者并不这么看。春晚有几十年的传统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自下而上的自觉，相反是因为体制综合各种资源的结果。从内容上看，春晚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民俗的特色棱角。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这种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众的想法，比如良好的愿望。民俗虽然无法剥离传统因素，但民俗并非一成不变，有的会同地域文化结合，有的则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造。

　　其实，民俗也并非“大雅”，难避局限性。如就作者一再推崇的农村戏剧形态，许多戏剧只要稍加琢磨不难发现，其内容不乏苦读诗书进京赶考、向体制靠拢的强烈渴望。而被作者大书特书、玄乎其玄的民间“走阴”，科学性真实性也颇存疑问。当然，流传于乡村的许多民俗并没有刻意遵循科学，他们看重的是一种话语权、一种源自个人本体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从这层意义上看，民俗也是一种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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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0-25 07:30:37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陈斌


　　书名：忧郁的民俗学 作者： 岳永逸 出版者：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7月

　　央视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春晚，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特色的棱角。

　　

　　民俗，从词语构造来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区别于体制化和商业化；二是通俗、世俗化，这是为人民群众接受的广泛基础。基于这样的前提，民俗学与官场主流倡导的文化学科可能有交叉，更多时候，特色才是奠定民俗学的基础。

　　长期研究民俗的岳永逸教授，在本书中主要写了民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等。对于民俗学科的兴盛，作者指出，现在的民俗学乃至民俗本身存在两大隐忧，即被体制化和被商业化风险。

　　被体制化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传统民俗被归入迷信被打倒；一些则被包装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商业化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民俗本更倾向于“小我”的内心表达，其“演出”场所往往是“地当舞台天当幕”的露天，现实中却被推上霓虹灯烘托的剧场。

　　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母亲的病。就医学病理而言，母亲患的是抑郁症。不过，作者从民俗角度着重剖析了“病因”。这位长期生活在川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到京城后，由于与乡土长期隔离，生活差异，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鸿沟。

　　这样的体会并不新鲜。记得笔者每次回老家农村，常听一些老人念叨，称不愿意在城里的儿女家呆太长时间，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像“坐牢”。这种“牢”并非形式上的，而是从起居到饮食、出行等各个角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乡间民俗就是他们精神领域的“根”，这条“根”不可能从物质层面轻易改变。没有这条“根”，他们的生命便失去了色彩，就像一个人顿时失去了呼吸功能，如同本书作者的母亲，久而久之便落下了精神“病根”。

　　民俗其实是一种基于环境、社会等形成的文化习惯。对于民俗，我们经历了从鄙夷到正视再到推崇三个阶段。鄙夷是因为闭关锁国之时，急于强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破除旧传统旧习俗，努力向他人学习，中国才可能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改革开放后，民俗现象作为一门学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今天，几乎每个地方的旅游景点，都有民俗展览。

　　对于民俗眼下的这些繁荣，作者显然并未感到欣喜，反倒觉得，这种推崇带着浓郁的体制与商业气息。近年来，将春晚比作民俗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不过作者并不这么看。春晚有几十年的传统，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自下而上的自觉，相反是因为综合各种资源的结果。从内容上看，央视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春晚，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特色的棱角。

　　面对民俗，历史上的当权者往往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渴望从欣赏民俗中收获快感，比如搭设规模性的皇室剧场，观看演出；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通过强力管制，达到控制民俗目的，比如大力推行避讳制度，对于民俗表演中的不同见解大加挞伐甚至强力打压。民俗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被压抑，但不可能因此而根绝。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应。这种话语权尽管有时体现了对官场的臣服，但往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众的想法，比如良好的愿望。如就作者一再推崇的农村戏剧形态，许多戏剧只要稍加琢磨便不难发现，其内容不乏苦读诗书进京赶考、向体制靠拢的强烈渴望。而被作者大书特书、玄乎其玄的民间“走阴”，科学性真实性也颇存疑问。当然，流传于乡村的许多民俗并没有刻意遵循科学，他们看重的是一种话语权、一种源自个人本体内在渴望的信息传递。从这层意义上看，民俗也是一种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