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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的一封信

王周生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1日 16:35　来源：新民晚报

　　1986年1月，美国费城天寒地冻。我住在基尔律师家，帮他们夫妇带1岁不到的男孩。白日里，整幢房子静悄悄的，只有那个不会说话的黄头发蓝眼睛婴儿与我睁眼相对。寂寞和孤独令我度日如年。中午时分，邮递员来了，我像兔子般跳了起来。亲友来信、中文报纸是我每天最大的企盼。然而，我常常一无所获，那时，美国的中文报纸，几天才送一次。我总是沮丧地望着白色的邮车离去，邮递员从驾驶座上伸头安慰我：别急，邮件还在路上！

　　这一天，邮递员笑呵呵递给我一封信，一封来自纽约市立大学T.K.Tong的来信。是谁呢？我打开一看，是唐德刚先生！一个多月前，我去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本土性》研讨会，在那里聆听了一批著名华人作家的演讲，其中就有纽约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会后我请教唐德刚先生几个问题，他很耐心地解答。后来他有急事要先离开，特意走过来，嘱我有事可写信联系。过了些日子，我怀着对陪读生活极其绝望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倾诉我在美国无所适从的每一天，我说我很想读几年书，获一个文凭，在文学上有所长进。

　　信写完，投进邮箱。我从未期盼唐先生回信。我与他非亲非故，我只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美国陪读的留学生家属。那时大陆留学生很少，举目无亲，我只是找个有学问的长辈，诉说心中的苦闷。

　　接到唐德刚先生的信，我的手激动得发抖。洁白的信纸，纯蓝的圆珠笔迹，蝇头小楷整洁清晰。信不长，却句句恳切。他赞扬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字里行间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学文学，乘留美期间把英文学好，文凭不重要也。”

　　学文学，“文凭不重要也”，这句话至关重要，令我焦躁不安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一晃，23年飞驰而过。这些年来，国内文凭风愈演愈烈，我记住唐先生的话，沉下心来，读书、写作，出版了十几本著作，总算对得起唐德刚先生的一番教导。这些年，我不曾打扰唐先生，但凡见到唐先生的文章和消息，我不会错过。唐德刚先生是历史学家，是华人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开山者与推动者，又是别树一帜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不像有种花里胡哨的文化散文，看似满篇历史，实则小说想象。唐先生的散文，不造作，不虚假，正如夏志清教授评价的那样，他“古文根柢深厚”，“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惊悉唐德刚先生逝世，想起他给我的信，心情沉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国的情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他的心遏制不住激动，阔别30年的故土就在下方，他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些年，他无数次回到这块土地，教书、育人、研讨、捐献……他对故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难道，唐德刚先生再也不回来了吗？难道，他再也不能看一眼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了吗？我走进书房，翻找那封唐先生寄给我的，我又从大洋彼岸带回国的珍贵的信件。她静静地躺在一大堆书信里。我打开白色的信封，取出依然洁白的信纸，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刻，唐德刚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王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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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刚：名片是空白卡纸 听课学生常哄堂大笑

　　                                     2009年11月18日 14:26　来源：齐鲁晚报

　　10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他的住所辞世，享年89岁。

　　笔者有幸，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给先生做了半年学生，后期的成长虽不及其他同学，辜负了先生的殷切期望，但唐德刚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同样是深刻的，受益绝对是终生的。就从我的学兄王书君的一本著作说起吧。

　　2002 年，留美10年的王书君，带回了一本长达90万字的巨著《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从初版的5000册，到65000册，全国30多家平面媒体连载，评介文章近百篇。用王书君自己的话说：“大半个中国都知道我了”。通过《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读者同时也熟悉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本书的访录者唐德刚，我们的大学老师。

唐先生祖籍安徽，1948年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博士、哲学博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叫作口述史的写史方法。所谓口述史，顾名思义应该是通过某一事件亲历者的讲述，经过著述者的梳理加工而成书。《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代表作，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很大。《张学良世纪传奇》的访录者是唐德刚，著述者是王书君。  

　　在为《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写的序言中，唐德刚先生说：“在济南山东大学授课时，我接触到上千当今祖国最可爱可敬、最热情好学的尖端知青，我们经常为学术问题谈至深夜。这些青年中的一位，也是给我印象极深极好的一位，便是本书的作者王书君同学。他问学的热情使我感动，同时，在那种西方书刊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问学的深度也令我惊异。

　　“……书君来到纽约后，对张学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知此事后，我欣然将十一盘录音带转交给他，在他又广泛参阅了其他海内外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有关著作之后，短短几年，竟然撰写出一部总计一百章，囊括了张学良风云际会一百年的传奇经历，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笔生动、老少咸宜、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此书可谓手屈一指，的确令我这八旬老翁倍感欣慰。”

　　唐德刚先生是1981年春天到山大历史系授课的，那年我读大二，虽不及高我两级的学兄王书君那样热情高涨，经常为学术问题与唐先生谈至深夜，但也是每堂课都去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记得，先生的名片非常别致，就是一张空白卡纸，他要送给谁就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而且字写得特别好，标准的颜体，先生还送我一张，可惜现在不知收藏在什么地方了。唐先生讲课非常吸引人，一是声音洪亮，他在前台讲，你站在大教室的最后排，听得清清楚楚;二是风趣机智幽默，把本来有些严肃枯燥的历史课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开风气之先。哄堂大笑是经常发生的，先生不急，而且还与同学们一起笑，课堂气氛轻松活泼。到后来听课的不仅是历史系的学生，其他系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把一个可容纳300多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学生不得不站在教室外侧耳倾听。三是唐先生占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上他融汇贯通的治学方法，使听者大开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

　　那年月，改革开放之势刚刚兴起，唐先生在山大讲学半年，像一扇锁闭了多年的大门被打开，吹进缕缕清风，使山大这所历经多年磨难的高校，青春勃发。我们也有幸，封闭了十几年后，带着迷茫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走进校园，一切需要开发、梳理，正好赶上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唐德刚先生讲课。他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历史精神，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挖掘能力。虽然已记不起唐德刚先生当时讲课的内容，但唐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学生的开化、诱导的作用，是不可低量的。最近几年，唐德刚先生的许多著作在国内出版发行，诸如前面提到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史学与文学》《战争与爱情》，凡是我见到的全部买下。这些书中的很多内容，当时唐先生讲课时，都有所涉猎。读这些书时，既感到熟悉，又感到亲切，犹如回到当年唐德刚先生的课堂。当时学兄王书君曾讲，年逾八旬的唐德刚先生身体健康，笔耕不辍，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讲，今生今世一定要把“口述史”进行到底。

　　记得曾见一则短文，题目叫做《跟黄仁宇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作者是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文中一段提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史学特点和史观，他认为“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晚年史著也充满了人生智能，由之而显现出历史的智能”。的确，听唐先生讲课，读唐先生的作品，可以从中领悟历史带给我们的智慧，同时感受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源泉之旺盛。在唐德刚先生的笔下和口中，改变的不是历史，是对历史的看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和同乡，在唐德刚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胡适的影子，谦谦君子，宽以待后生，轻松幽默准确的创作态度，文中有史、史中有文的写作风格，使他的文章“无人可防，无人可冒 ”。

　　想想，28年前的唐德刚先生已是67岁，却记得他犹如年轻人一般，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思维敏捷，在学生中间青春跃动。今天，我还是这样记着我们的唐德刚先生和他那些不朽的文字。

　　许志杰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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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的唐德刚

小 宝

东方早报 2009-11-29 3:20:00

　　195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三十二岁的中国研究生，给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主持的《天风月刊》写了一篇数万字的《梅兰芳传稿》，分三期连载。研究生写稿，贪图的不仅是文名，还有千字五美元的稿费。

　　梅兰芳当时还在世。为生者立传，似乎历来都是严谨的传记作者的大忌。况且以上世纪五十年代资讯流动状况，海天万里，消息阻隔，材料疏漏在所难免。对于后者，作者有自知之明，他说：“我们都侨居海外，闲暇太少，资料无多，故不敢言为梅君作传，因以传‘稿’名篇。”对于前者，作者却毫不自谦：“今日我们纵不动笔，难道三五十年后的历史家，还能写出什么不同的结论来？”

　　这篇看上去难逃“速朽”命运的《传稿》甫一亮相，立刻“名动四方”，作者一战成名。自此以后，作者历史作家的声誉垂一甲子而不坠，他自信他的著作在他身后一百年都会流传。

　　《天风月刊》只是一个小圈子刊物，《传稿》和作者的名气当年不出留美华人学者学生的范围。比较难得的是，十几年后，香港《明报月刊》、台湾《艺海杂志》重刊此文，再一次在读者中“引动视听”。又过了十几年，《梅兰芳传稿》收入作者的文集《五十年的尘埃》，出版人明白宣示：“《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2008年12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五十年的尘埃》，今日重读，仍然觉得《梅兰芳传稿》不愧为“最出色的梅兰芳传记”。有心人可以拿它和陈凯歌、严歌苓版的电影传记《梅兰芳》作一比较，其间的差距，应该比奥斯卡奖和金鸡奖的差距还要大上一百倍。

　　《梅兰芳传稿》的作者，就是前不久去世的唐德刚。

　　《梅兰芳传稿》表现了唐德刚出众的历史智慧，这种智慧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知人”。他以后那些脍炙人口的著述，如《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等，无不以知人之明赢得读者。

　　我以为，人文学者、人文作者的玩意儿，借用孟子的话，叫做论世知人。章学诚对论世知人有不错的发挥，我们不妨另作解释。“论世”是看世界的大思路，学者作者的独家理论。论世，能够自出机杼自圆其说都算功德圆满。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五种社会形态说、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哪怕唐德刚的“历史三峡”的比喻，各成一路。“论世”之论，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难比高下。事实上在人文领域，很少有哪一“论”能真正折服人心，让后人心悦诚服地将它发扬光大。理论通常一代而亡与身俱灭。“论世”是花活，真正的硬功夫是“知人”。司马迁的《史记》能垂之不朽，并不是他有千年不倒的理论金身，而是他知人、写人的高明。百代以下，我们觉得《史记》中的人物是真正的人，不是靠观念塑造的土偶塑料娃娃。唐德刚可以说是当代少有的太史公的传人。他的历史著述，以人为本，以知人为本。

　　唐德刚能够知人，因为他把他研究、调查、写作的对象看成活生生的人，人所具有的无不具有，和我们一样有两只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根鸡巴……大人物也和凡人一样，有算计、有欲望、有野心、有弱点，不可避免地被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传统支配，不会无缘无故地行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作恶。当然他们肯定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他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有理解，有赞叹，有批评，但始终不脱一个“人”字。他用人话写人，写给人看。他写梅兰芳，劈头就说：

　　“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唐德刚说梅兰芳是“尤物”，没有丝毫侮慢亵玩之意。他是对一个真实艺人的真正称颂。他如实地报告梅兰芳的天生丽质、他身处的污糟环境、他的洁身自爱、他一步一步的成功——还要靠大人物的庇护小人物的捧场……

　　唐德刚在当代学者中的出类拔萃，或者反过来说，当代学术界对唐德刚有意无意地低估和排斥，证明古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今之学者，明于理论而陋于知人。

karin

追记唐德刚：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

中新网 2009年12月07日 14:5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

　　——追记唐德刚先生

　　昨天突然得知唐德刚先生在美国逝世的消息，不胜悼惜。一个曾经是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能把在场的人气都聚拢到一起的可爱的年长朋友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近年来一直听说他有病，前些年还经历过一次中风。不然，他会为我们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6年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的翠亨宾馆。那时，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家宾馆里举行。会议期间，我曾到唐先生住的房间去看他和他的夫人。但后来的多次见面，大都与胡适研究有关。1991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有三四天。除了开会，还曾一起逛街，谈天说地。凡跟唐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极为健谈的人。他的谈话，决不只限于胡适，或做学问之类的事。凡有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官场上的事，社会上的事，学界与文化界的事，他都能细说或戏说一番，有些还很有一点内幕爆料的味道。可惜，我未能记忆这些满有趣的东西。

　　我从香港回来，紧接着于11月7日在安徽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当时只有内地学者参加，唐先生不曾到会。但第二年，1992年的7月，我在北京的燕京饭店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胡适研讨会，唐先生来了，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台湾胡适纪念馆的赵润海先生也到会。会议人少，发言机会多，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尽兴。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他的几本著作送给我。会后，我因要办别的事情，特请陈漱渝先生送唐先生到机场，他要去西安办事。没想到，唐先生此去，竟传出惊天的大谣言出来。大约两三天后，我们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说，他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那里听说，唐德刚先生在内地去世了。我听了，真是万分惊愕，实在无法相信。我乃打电话给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问此消息的来源。他们回答说是美国校友会传来的消息。我又打电话给陈漱渝先生，问他唐先生那天去机场有无异常情况。他肯定地说，丝毫没有。于是我想，若有问题，只能是出在北京至西安途中或到西安之后。我听说，唐先生此次来京，抗日战争研究会的会长、前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先生曾请他吃过饭。于是，我从陶斯亮那里得到白家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白介夫先生，想求他出面帮忙查找唐德刚先生的行踪。但不巧，白先生不在北京，去了外地。在此情形下，心情万分焦急，乃通过曲折途径请人帮忙向西安各旅游饭店查证。一时亦未能得到确切的信息。大约两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中央大学校友会问情况。他们说，唐先生已到南京，刚从金陵饭店打电话给校友会，说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到了南京，之后，将从上海转赴台北；同时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原来是美国校友会中某人找唐德刚找不到，竟打电话给吴健雄老前辈，吴老先生特为关心，乃打电话给北京的校友会。想不到，竟有人将其讹传成唐德刚先生已死在中国大陆，真是荒唐！但总算雨霁云开，迷雾尽散，唐德刚先生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后来，唐先生自己，把此事写成小故事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文中说，他到北京参加完一次胡适研讨会后，便“不知所终”。自己调侃自己一番。

　　以后，我们分别于1993年5月和1995年6月在青岛和上海两次举行胡适研讨会，唐先生均应邀到会。在青岛的会上，我还请他作了较长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他对胡适先生很尊敬，但于思想、学问上，是“半肯半不肯”。他不赞成对胡适要么一切都肯定，要么一概都否定。这当然是与会学者们都同意的。上海的会议散会后，唐先生在沪稍有滞留，然后又去到南京。我回到北京后曾打电话到他下榻的金陵饭店，略知他的后续安排。这大概是与1992年那次经验有关。

　　1994年12月，我和欧阳哲生一起应邀赴台湾访问。记忆中，似是我到台北后一段时间，唐先生也到了台北。我们同住在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经常有机会一起散步，或进餐，或上天下地地神聊。唐先生谈笑极有风趣，讲过不少他亲历的小故事，可惜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尤长于写人物传记。他是中国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先行者。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均广受欢迎。其《胡适口述自传》，再加上《胡适杂忆》，是研究胡适的学者必读之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唐先生还有其他著述，如《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袁氏当国》以及《晚清七十年》等等。总的看来，唐先生述之者多，著之者少。以他杰出的叙事天赋，述事纪史最为其擅场。同样一件史实，别人写出来，可能只是一段干巴巴的事实；到了唐先生的笔下，便可成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一般人之所以喜读唐先生的书，大抵原因在此。

　　唐先生极善交游，广结善缘，到处都有朋友。即以1993年在青岛开会为例。开会之前，就有一位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成立青岛社会科学院)的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来，为唐先生的青岛之行安排一切(这位青年也为会议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这位青年得唐先生的帮助，去了美国，打拼一番，竟也站住了脚)。到了青岛之后，刚成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外事处一位叫于华的女士，不知是何渊源，与唐先生以兄妹相称，给唐先生帮了很多忙，办了许多事。此仅一例而已。唐先生所到之处，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发生“不知所终”的情况的。

　　如今，唐先生已逝。一位胡适研究的引领者与推动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位最擅长传写历史人物的人，自己成了历史人物。这是“胡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非常遗憾，我没有唐先生的本事，能把他那生动多彩的人生描写出来。我希望他的朋友中能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追念唐先生，应努力把胡适研究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耿云志

放牛班的课堂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30日   



唐德刚写胡适之杂议

■王武子

　　据悉：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于2009年10月26日在美病逝，享年89岁。

　　唐德刚为内地学界所熟识，大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下册。上册系胡适各时期所写文章的选编，下册为唐德刚整理译注之《胡适的自传》。书前刊有“编辑说明”及“胡适简介”，其中对于胡适的介绍文字，仍是沿袭长期以来的批判加否定。书的装帧简陋，小32开本，版权页上虽然注有“内部发行”字样，但实际上是有通过新华书店发行，当年新华书店应该是唯一公开发行图书的主渠道。凡此种种于今日读者，不难体味那个“解冻”初期所透露出的讯息。

　　199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重版《胡适的自传》，更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大32开本，封面采用胡适照片，扉页刊有胡、唐二人的合影，出版社在“再版说明”中简要客观地介绍了胡、唐二人合作成书以及该著出版的经过。此时关于胡适的研究，在学术界已形成热点，真如孟夫子所言“彼一时，此一时也”。唐德刚的其他“口述历史”著作，在内地也得以陆续面世，开启了华人口述历史的先声，功不可没。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就生平行事作口述回忆，唐德刚协助参入其事。胡与唐同为皖人，又同是哥大校友，真是机缘巧合，且在做“口述”之前，两人已结为“忘年交”。多年以后，唐据哥大当年正式录音之英文稿，辅以自己所保存且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译出中文更详加注说，完成《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出版了很多著作，我却很少寓目，惟对《胡适口述自传》读得比较仔细，且在书里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做过标识，这自然与我对胡适的关注程度有关。兹摘取其中一二例，循古君子之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自传》第二章“考试和书院教育”一节，胡述：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里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唐注：“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需疑。”（《大学·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身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满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按：此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存疑精神。唐生遍检《张子全书》而未果，遂疑此“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判断正确！此九字出自南宋陆九渊之口，《象山集》卷三十五《语录》载：“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胡师一时误记，陆冠张戴也。

　　《自传》第七章“革命的导火线”一节，胡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遥想批胡当年，气势不得了。俗谚“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胡说原来非“胡说”，历史真能捉弄人！

　　唐德刚写胡适，还有一本《胡适杂忆》。乍看书名，感觉句式不对，以“胡适”作主语，本该是“胡适自己的回忆”，实际内容则是“唐德刚对于胡适的回忆”。所幸有“唐德刚著”，读者不会误解。其实，该著当初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时，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只是出单行本时改成此书名。唐著可读性极强，夏志清为之作序称赞道：“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对于唐教授，不佞无缘识荆，但老早即听过旅美华人学者圈中人说起唐，称其率性而为，文如其人。

　　长期以来，许多研治史学者，文笔干涩几成通病，令人难以卒读。唐德刚著文则不然，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可是笔锋太过润滑，且极尽诙谐调侃，反易使人对于史实“不放心”，产生“文胜质”之感，以致引发胡适故旧及门生的批评。旅美学者陈之藩对唐写胡就有不太认同的看法：“也不像他（唐）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详李怀宇《访问历史》一书）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若是单就作文而论，“唐派散文”还真不是那些浪得大师头衔者所能与之比肩矣。

　　无论如何，欲了解研究胡适，不能不看唐德刚写胡适。

英古阿格

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烈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善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