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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时报 > 2008-10-13 > 文化时间·大事簿 > 正文


他的中国情缘


　　2008年年初，克莱齐奥第三次悄悄地来到了中国。

　　1月28日，北京无雪，华侨饭店外朔风凛冽。时值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6年度”法国卷奖，他亲自从韩国首尔来华领奖。

　　悄然来去的法国人

　　与其他五位来自瑞士等国的作家相比，这位法国人显得人高马大，一上台，顿时就把其他人给比下去了。法语文学专家、《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现场为他翻译答谢词，不敢凑到他跟前，生怕差距太大，只是站在离他远远的另一个麦克风前。余中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因为是他说一段，我译一段，所以不得不随时顾盼其身影和口型，无意之中，使我竟然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

　　有位出版社编辑对他的印象是：“他穿了一身西服，有点皱，可能是旅途劳顿没来得及打理，人很清瘦，很精神，一双丹凤眼显得很冷静很深邃，仿佛有一种洞穿生命的力量。” 克莱齐奥那天说是病了，还穿了一双凉鞋，就是露脚指头和脚后跟的那种——不过，他还穿了袜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久居地处法国最南方的尼斯以及非洲地区，所以习惯了穿凉鞋吧？

　　不过，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法国作家彼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正如他的作品在中国不受重视一样，研讨会上没有一位普通读者和媒体，场面颇为冷清。就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这是一位没有对中国文学形成过影响的作家，而且从来没有朋友谈起过他。”

　　对中国一往情深

　　事实上，克莱齐奥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被国内译介。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系主任、中文版《战争》的译者袁筱一说：“我一直在鼓动国内出版界的朋友赶紧出版这位作家的作品。虽然他是目前法语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在国内也可能是知名度最低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很早就有介绍，但反响都很小。”

　　虽然中国人对他知之甚少，但克莱齐奥却对中国充满感情。早在1967年，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努力下，中法两国恢复了中断了十几年的外交关系，当时克莱齐奥还是一名应招入伍的新兵，怀着理想化的心情希望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因此，他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

　　他在《乌拉尼亚》一书的致中国读者中说：“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插的古老的版画一样。”

　　当时，自称对现代中国一无所知的克莱齐奥还买了一本汉法词典，还有一本中国书法的教材。他满怀希望，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申请并没有获得批准，于是，克莱齐奥只好在服兵役期间去曼谷的坦马查大学。

　　他说：“这件事长久以来都是我的一大遗憾。但我却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北京小说家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的小说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克莱齐奥还曾给《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序《师者，老舍》，在序言的结尾，克莱齐奥写道，“老舍以大师的眼光，给我以启迪”。

　　与中国学者的20年情缘

　　1998年，克莱齐奥和妻子第一次来到中国，与在法语文学世界中深交已久的法文翻译家许均会面。上世纪80年代，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随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荒漠》的中文版，这是克莱齐奥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中国。许钧也由此了解了这个法国作家，并于日后翻译了他23岁时才华横溢的成名作《诉讼笔录》。

　　时任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的许均表示，“克莱齐奥是我关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家”。而且，早在2005年，许均就已经向瑞典文学院郑重推荐，提名克莱齐奥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两人的相交持续多年，1998年南京见面后，克莱齐奥只要一写完新作就给许钧寄来。数年后，他们又一次在克莱齐奥的家乡尼斯相见。许钧至今记得，克莱齐奥说过一句非常有意味的话，“当你翻译我的书，你是跟我一起创作，我赋予你一定的自由。”

　　2007年，许钧去往法国，与当地的一些作家、记者说起2008年可以获诺奖的人选，很多人都提到了克莱齐奥。所以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无巧不成书，就在不久前，许钧曾问过克莱齐奥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今年的诺奖会是你的？当时，他表现出非常淡然的态度，“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

　　国内学人评克莱齐奥

　　余中先（社科院外文所法国文学专家、《世界文学》主编）：我一直觉得，勒·克莱齐奥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法语文学作家之一，他获奖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离上一次法国作家获奖已经有23年了，上一次是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所以现在轮到勒·克莱齐奥我一点都不吃惊。

　　

　　他的作品有一种神秘气氛，一些文章中喜欢描写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向往自然，是对现代文明的逆反。从写作手法上来说，不拘一格，把很多手法都杂糅在一起，像他的作品中会出现剪报之类的新形式。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系主任，《战争》译者）：勒·克莱齐奥出道时师承的是法国新小说派的风格，后来有所转变，现在是法国文坛新寓言派的领军人物。由于他一年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所以他的写作视野也比较开阔，比如他的作品就有很浓的拉美风格。他的作品，主题上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问题，对后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持反抗态度，希望重新回到大自然。从他的文字来看，很明显是一个男性作家，可以说他是一个严肃的男性作家。我想这个奖是对法国文学的一针强心剂，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很喜欢拿奖的国家。

　　

　　黄霞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他的最新小说《乌拉尼亚》今年年初出版，相对而言这是本比较通俗的小说，用一个乌托邦的寓言反讽当代社会的矛盾。年初我们邀请他来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作家。

　　

　　孙甘露（作家）：我是在1990年代最早阅读了他的代表作《诉讼笔录》，感觉上他的写作更偏重于19世纪法国文学传统，与曾经统治法国文坛的新小说派有一点距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几乎没有。

　　

　　谢有顺（著名评论家）：“这是一位没有对中国文学形成过影响的作家，而且从来没有朋友谈起过他。”

　　

　　金龙格（《少年心事》译者）：我很多年前就和朋友说过，克莱齐奥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创作力是一般作家比不上的。很多年前他曾经到过一次上海，我的一位老师接待他，他回忆说，克莱齐奥很害羞，出来发言脸红了，最后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叶匡政（作家）：在法国作家当中，我觉得他还不如玛格丽特·杜拉斯。他的作品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审美习惯，或许他的文学精神更精粹一些，但诺奖尊崇的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在进行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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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并没有在旅行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10-18 3:03:28 · 来源： 新京报
  
本报独家邮件专访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

　　（1940-）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1994年，法国读者调查中，克莱齐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代表作有《诉讼笔录》、《寻金者》、《罗德里格岛游记》等。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供图/CFP Jessica Gow

　　我其实并没有在旅行

　　一周之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理由是“他的写作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充满了诗意的历险和对感观狂热的探索，他探寻了潜伏在主流文明中及超越主流文明之上的人性”。和前几年的获奖者不同，中国读者对于勒·克莱齐奥并不陌生，他已经有7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因为如此，中国读者对勒·克莱齐奥的获奖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为此，本报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的帮助下，独家邮件专访勒·克莱齐奥，邀请他向中国读者发表感言。

　　我们应该好好了解逝去的文明

　　新京报：恭喜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对自己的获奖感到意外吗？诺贝尔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奖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惊喜。诺贝尔奖是很国际化的奖项，获奖就意味着世界各地更多的读者来阅读我的书。

　　新京报：从你23岁发表《诉讼笔录》开始，一直到现在你发表了近30部作品，是否有一条主线贯穿了你所有的作品？

　　克莱齐奥：如果要回答你，我也许应该首先试着回答“我是谁”这个简单问题？

　　新京报：你写了很多的文化差异，当你在写“失落的文明”时，你有着超越现世主导文化的视野和很强的预见性。你是否认为当今世界文明存在着危机？

　　克莱齐奥：这个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与人类存在有关的：我们生活在过度地赢利，过度地占有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不断地滥用自然之美。我们只有好好地去了解逝去的文明，才可能有机会拥有未来。

　　新京报：你几乎每本书写的都是一段“新的旅程”。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写？你自己是想寻找某个答案吗？

　　克莱齐奥：我其实并没有在旅行，应该说，我是和我的家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安居下来，学习生存。

　　今天不可能继续尽责的文学

　　新京报：我们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很多萨特和加缪的影子，事实上，你的这次获奖被一些媒体称为“重回萨特黄金时代”。你认为你能代表法国文学吗？

　　克莱齐奥：萨特和加缪很自然地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这出戏剧。而今天，要继续那些尽责的文学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作家是一个社会的见证者，而非表演者，比如诗人纪·哈·纪伯伦和泰戈尔，再现代一些的作家比如塞林格和亨利·罗思。

　　新京报：上世纪70年代之后，你从实验性转入了更可读的写法，同时，你开始探索新的文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克莱齐奥：我当时遭受了一场身份危机，我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出路。

　　新京报：你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不是孩子就是年轻人。这是不是因为你想表达你对人类社会“文化教育”的厌恶。你是否认为现有的知识阻碍了人类创新？

　　克莱齐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些事件、场景，而目睹了这些事，居住在这些场景中的恰好是最真诚，最热情的见证者，即，孩子，或非常年轻的人。

　　新京报：听说你从七岁起就开始写作，这真令人惊讶。你的家庭给你后来的写作生涯留下了什么遗产？

　　克莱齐奥：对书的热爱。

　　我非常热爱小说家老舍

　　新京报：你中文译本的翻译者许钧曾称你是“孤独的旅行者”，你如何看待你的“根”、身份，以及旅行对你的意义？

　　克莱齐奥：如我上面所说，我并非在旅行，我只是在体验各种不同的环境，那些对于我都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新京报：一些诺贝尔获奖者的作品在获奖后变得非常热门。你是否也希望你的书能够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克莱齐奥：为什么不呢？

　　新京报：在中国，只有7本你的书翻译过来，你对在中国引入、翻译你的作品有何要求或希望？

　　克莱齐奥：当然。中国读者能够阅读我的书，这是我非常大的荣幸，也是极其重要的。

　　新京报：你今年年初在中国时，曾说中国文学、戏剧和艺术很大地影响了你。能具体说说这种影响吗？

　　克莱齐奥：我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专家，但我非常地喜欢中国古典文艺，尤其是小说和戏曲。我同样也喜爱中国当代文学，我非常热爱小说家老舍。

　　新京报：你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得到了很大的好评，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新作吗？

　　克莱齐奥：我希望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位生活在二战前夕的年轻妇女的情感，而我为此受启发最大的是我自己母亲的回忆。

　　（采写：本报记者金煜，感谢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阅读志】

　　一个人的流浪、信念和永恒

　　我的翻译生涯是从勒·克莱齐奥开始的。他为我奠定了一种翻译的方式：无条件地走近一个人，为他的文字力量所俘获，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字交付给他———并且，这个交付的过程需要相当的努力。而对于我来说，交付出自己的文字，也许就是交付出了人生的大半。

　　克莱齐奥是一个真正的流浪者。不知道为什么，流浪对我来说，仿佛首先是在语言世界的流浪。在二十世纪，我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能够在两种语言世界穿梭来去的伟大作家：黑塞、纳博科夫、贝克特…还有我们即将谈到的昆德拉。克莱齐奥不是被迫流浪，他本身就在双语的环境里长大：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法国人，而且都来自于莫里斯岛。克莱齐奥自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他是在尼斯的后方，在德国占领军和纳粹的阴影下度过的———我们当然会联想到《流浪的星星》里那个美丽而残忍的夏天。

　　应该说，是从他开始，我能够相信，也许出走、离开、流浪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至少，在出走、离开和流浪的背后，藏着回家的愿望。克莱齐奥的好，是他在流浪的过程中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家，并且用文字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了这个家。哪怕他很清楚，这个搭建起来的家很有乌托邦的意味。

　　他成了少数的，能够回到“自己家”的人。

　　克莱齐奥进入中年之后，趋向于一种肯定的写作。肯定的写作所要求的，是信念。克莱齐奥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谈起，现代文学是绝望的文学，是一点点把我们曾经相信的东西毁灭掉的文学。现实的世界坍塌了，可是文字的世界并不能用来替代现实的世界，因为它也是不完整，不完美的，因为它在描述现实世界这座废墟时，自己本身竟也几乎成了一座废墟。不能够听凭这个世界这样坍塌下去，我们应当做点什么，这是克莱齐奥在日臻成熟之后所体会到的作家的使命感。

　　随着主题的转向，克莱齐奥的文字也显得更加美丽、流畅和辗转，充分显示了标准法语的魅力。他的句子开始变长，笔下世界的色彩更为艳丽。

　　《流浪的星星》一开篇，是这样一段战争前的幸福：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碧蓝的天空，耀眼的阳光，浓密的绿色草地———我们在这样的语言里的确能够感受到，原本我们有一个纯净而美丽的世界，在我们不懂得仇恨，不懂得利益，不能够感受到物质世界的存在之时。

　　摘编自袁筱一《文字·传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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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访谈] 克莱齐奥：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来源：南都周刊 　2008-10-20 14:13:57 　作者：编译 邹琰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 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ezio）。

诺贝尔文学奖专题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小辑

克莱齐奥简历
　　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 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凭借这部处女作，他年仅23岁就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30余部作品，这些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角，都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美洲印第安人世界的向往。1994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做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是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就在今年1月28日，克莱齐奥凭借《乌拉尼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2006年度最佳外国作家奖，他亲自来到了北京领取奖项。 克莱齐奥对中国有着极浓的热情，1967年当中法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时，他就申请加入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不过 克莱齐奥却一直保留着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他尤其喜欢老舍的作品。


　　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称 克莱齐奥是“开拓新起点、展现诗意冒险与感官喜悦的作家，主流文明体制内外的人性探索者”。在今年这场美国作家和欧洲作家的交锋上，欧洲作家再次胜出，而美国人自从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奖后，已远离诺贝尔奖15年。而法国人在长久的等待之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因为上位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还得追溯到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眼见着最近十年英语作家（奈保尔、品特、莱辛）和德语作家（格拉斯、耶利内克以及有浓厚德语背景的凯尔泰兹）的频繁得奖，法国人的郁闷可想而知。如果说克洛德·西蒙是作为新小说的代表获得诺奖，那么克莱齐奥就是作为法国另一重要的小说流派新寓言派的代表获得诺奖的。在世的法国作家中，克莱齐奥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高人一筹，甚至他的小说的中文版已有七种之多，尽管美国人再一次不知道获奖者是谁。《时代》这样形容：“美国记者搜索‘维基’的声音震耳欲聋。”恐怕这正是10月初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雷斯·恩达尔批评美国作家“太封闭、太无知”的缘由吧。

我们是战争永恒的孤儿

　　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

Q:您童年的第一个真实的回忆？
　　克莱齐奥:战争，尼斯城门被溃败的德军摧毁，炸药的攻击，冲击浪把我掀翻在地，就在我现在对您说话的时候我还感受得到地在我身下移动，我还听得到从我口中发出的喊叫。

Q:有没有一个老师发现了您，鼓励您写作呢？
　　克莱齐奥: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唯一鼓励过我的是我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老师，拉玛先生，唯一曾经给过我作文满分的老师。这是个敏锐的人，非常有人性，以前是下比利牛斯省一个村庄的小学老师。他给我们讲述他有些学生因为很小就在地里干活，所以前臂变形了，在耕地的时候把整个重心都压在犁上。我现在还记得他到了年末，给我们朗读保尔-让·图勒的诗《打扫日》时他的激动。

Q:您读书时的假期，您是在哪度过的？
　　克莱齐奥:在青少年期之前都是在布列塔尼、圣－马利，在奥戴河口。也在英格兰，我父亲认为那是他真正的祖国（他出生在毛里求斯）。

Q:您对写作《诉讼笔录》的记忆？时间？地点？怎么写的？当时的精神状态？
　　克莱齐奥:那是个可笑的时代。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没结束，被送到军营里的威胁还在男孩子头上盘旋。我的一个同伴，一个非常艺术气质非常反抗的男孩，叫文森，因为成绩不好1960年末去打仗了，而且马上在一次埋伏中被杀害了。另一个得到许可回来了，被洗了脑，只会谈论反坦克火箭筒和“特殊马铁罐”（就是人们遮遮掩掩地称为“凝固汽油弹”的东西）。有些伙伴为了逃避就朝自己脚上开枪，或者是注射咖啡因假装心动过速，造成精神发狂，结果在军事医院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真的得了病。精神状态？就是攻击性和嘲讽夹杂在一起，用“荒诞”这个词只是一个虚弱的回应。那时统治法国的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今天我还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那种情况重新出现。

　　那时我断断续续地写着《诉讼笔录》，在一个咖啡馆里，在书里夹杂着一些听到的谈话碎片，一些形象，一些剪报。天天这样。小说写完之前埃维昂协议签订了，我明白威胁结束了，我们可以活了。小说有一年多都是手稿状态，之后送去参加欧洲费蒙多国际奖（奖金是在费蒙多岛全部免费的休假），但是Uwe Johnson得到了这个奖！不过接下来的秋天，我得到了雷诺多奖！

Q:为什么您这么晚才谈论阿尔及利亚战争？
　　克莱齐奥:我想这场战争给我同代人的恐惧太多了，他们当时都不能客观地谈论它。看看那些曾经在战争里的人的证词，有多少是被期待的！总是拒绝、否定。人们把它迁移到了另一个层面：城市暴力，揭发工业社会，希望伦理自由或者性自由，幻想“垮掉”的运动。对我来说，我觉得从那天开始算起，我就不再在法国生活了，从精神意义上说或是真正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在英国、泰国、墨西哥、巴拿马生活……

Q:您对出版《诉讼笔录》的反应是什么？
克莱齐奥:我非常高兴我的第一部作品在出版上就大有希望。我当时把手稿寄给乔治·朗布里奇，伽利玛出版社《道路》丛书的主编，在他看来，这是一部非常简短非常热烈的作品。

Q:《诉讼笔录》的成功当时改变了您，还是让您惊讶，或让您困惑？
　　克莱齐奥: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好像这让我变得多疑起来。我有种误解的感觉。说到底，成为一个作家，是从我小时候起就有的“使命”。这种消遣曾经被我周围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我把我的小说给我的妈妈、祖母、我的毛里求斯的远亲去读。但是，我想我很早就明白——尤其是在非洲认识我父亲之后——这种活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种职业，养不活人，也不能让他在社会上得到一个地位。学习，在数学作业和历史功课面前不要胡思乱想，得到好成绩，参加比赛，通过考试，计划职业生涯——在我家里，男人自古以来就是医生、法官、律师，从来没有商人没有种甘蔗的人——，这就是我要做的，而这些我必然会失败，因为我懒惰，缺乏注意力和集中力。我肯定会是个没出息的人。
得了文学奖在我面前立了一条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强制性的条约。我成了一名作家，我变成了一个“文学工作者”（这是写在我的身份文件上的）。这一点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

我所创造的是别人给予的
Q:您为什么把您的记忆写成小说呢？换句话说，您为什么总是拒绝自传呢？
　　克莱齐奥:我决不会写回忆录。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欲望，而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写。小说对我来说，是探索我过去的唯一方式，是绕过重重困难疯狂向后转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我觉得，从《诉讼笔录》以来，我写的都是自传。我的书总是把我的历史的一些时刻搬到台上。因为我没有任何想象力。我所创造的，就是别人给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使用第一人称“我”。

Q:在《物质迷醉》（1967），您经常表达您对书写的怀疑，怀疑艺术的谎言，甚至怀疑“书写故事”这一举动。但是，之后，您不断地书写故事，靠近传统叙述。您是否已经否认了《物质迷醉》的作者呢？
　　克莱齐奥:我不肯定这是一种违背。我的故事是故事吗？它们有开头有结尾吗？我是围绕一些主题写作吗？诗情和忏悔是客观的方式吗？有人物这种东西吗？叙述是描写线性的时间的吗？记忆是根据既定的情节组织的吗？我想举个例子。在《乌拉尼亚》这本小说里，有个人物，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我叫她丽丽，她住在一个环礁湖边。她存在着，我想我曾经碰见过她，她有自己的生活，她的道路，她想逃避皮条客的影响，那个皮条客也是个真实的人物。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起源于我儿时在潘桑斯和索林格岛之间来回的船，那条船叫“环礁湖的丽丽”，也就是“环礁湖百合”。没有这个记忆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切，我就不可能写到这个女人，写到环礁湖，写到孩子们的苦役。我喜欢萨拉曼·拉什迪的那句话，就是真实总是被隐藏的。

Q:从1966年的《洪水》到1973年的《巨人》，您的小说出现了庞大的超市和新兴的城市，您似乎看到了法国的末日景象。为什么？您在预示法国最近的炽热吗？
　　克莱齐奥:就像我对您谈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或战后），全部是1789年以及所有那些战争的永恒法国的孤儿。人们可以重新创造一个身份，参加一个激进组织，在新的熔炉里淬火，可这种断裂仍然会存在。它使得我在看待现代社会尤其是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觉得它们是在试图忘记真正发生过的事，是想一笔勾销。如果一个作家，记忆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不要要求他去一笔勾销。他无法阻止地看到了帝国的发展、不平等的建立、商品交换的阴谋。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来自它们，不只在法国，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均是如此。好像我们那么多年恐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马来西亚战争和非洲、大洋洲艰难的独立运动只是创造了一个界限，创造了一个接受和无休止等待的地方，男人女人仍在这个地方经受炼狱。记住过去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Q:您发现巴拿马、墨西哥、毛里求斯岛是对法国的一种逃离吗？为什么总是在行走当中？
　　克莱齐奥:我能说的是，我属于一个流浪的家庭。我在尼斯长大，但是我知道那是暂时的，我们会要去往别的地方的。我父亲离开毛里求斯是因为经济原因。他选择了在远离欧洲的圭亚那以及后来的尼日利亚生活。我本来也可以选择属于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地区。我没有旅行过，我不喜欢旅行，我和我的家先后住在墨西哥、美国。我不知道我、我们下一个年要在那生活。我在我所在的地方工作。就我个人来说，我会被各种对我来说具有特殊价值的小东西羁绊住：一块除草机滚动的空地，黄昏天空的色彩，小家伙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奔跑的声音，掉下来的果子的既平淡又强烈的气味，那些不说“是”而说“啊也”的人的口音，印第安女人眼睛里灰玛瑙的颜色，毛里求斯那咚咚响的雨点。这是一种奢侈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样类似的感觉中我到处都可以生活。不过，我最爱的，就是运用法语写作。

Q:您最近的作品好像没有写2006年的法国。为什么？它引不起您的兴趣吗？
　　克莱齐奥: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在写这个国家，写这个时代（也许不确切是2006年，但也差不了几年），通过某种痕迹。我在这或在那生活并没有让我远离构成法国星座的整体，它的界限当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感情层次上的，是由记忆和意识构成的。换句话说，2006年的法国，是蓬日、萨特、米肖、杜尚、杜沙尔姆，这个名单会很长。再说，说真的，我深信，当今世界的文化非常接近。不再有什么外国和让人好奇的国家，就像巴登-奥维尔想的那样。当您谈论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时候，您也谈论直布罗陀海峡，谈论与德国的边界。除了几个饮食菜谱、儿歌和穿衣细节之外，认为可以像乔治·桑时代那样谈论国家和民族，这是虚幻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只有通过语言、通过书籍，人们还可以谈论今天的法国，在一模一样的潮流、观点、暴力、紧急问题当中看到法国的存在。

书是我唯一的祖国
Q:在您的作品中，经常会有老人、孩子、哑巴、幼稚的人、残疾人和乞丐。这些在法国小说里很罕见的人物群体，您从哪来的这种兴趣呢？
　　克莱齐奥:我想，这来自《盲人领路童》、《堂·吉诃德》、《老鼠和人》、《白痴》，不然就是《吉尔·布拉斯》、《高老头》、《娜娜》、《咪咪流浪记》。确实，我对那种三十来岁的、亢奋的或非常介入到生活当中的“小说人物”抱有种怀疑态度。

Q:您感兴趣的新一代的作家是谁？
　　克莱齐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女性作家，玛丽·尼米耶，玛丽·戴斯布勒尚，玛丽·恩迪耶，玛丽·达利厄赛克，尼娜·布拉维等。我觉得她们正在创作更为自由的法国文学，更加玩世不恭，完全有别于她们的男性同行的沉重和循规蹈矩。

Q:在读您的作品时，人们会觉得您的模型是不是卢梭梦想的“高贵的野蛮人”？
　　克莱齐奥:我想我很讨厌卢梭，尤其是他的《忏悔录》。我觉得蒙田和伏尔泰对美洲的居民说得更准确，他们既不高贵也不野蛮。但当您谈论美洲印第安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哲学，提到美拉尼西亚人或赤道森林里的非洲人，人们就会翻译成：野蛮人。这是无可避免的，无法解释的。所以在当代法语词汇里，有些词您是不能说的，比如：文化的相对性、口头文学、中美洲哲学、文化间性以及少数语种的教育、克里奥语的句法等等。

Q:今天，您到底来自哪儿呢？尼斯、毛里求斯、新墨西哥？
　　克莱齐奥:我自己把自己圈住了。毛里求斯岛，我童年期就沉浸在其中，它是别人给我讲述的神话的岛屿，但不是现在的。不过，我祖先生活过的家还在，只是一个影像了。新墨西哥，是的，我一年有一部分生活在那，因为沙漠召唤我，但我没有真正属于那的感情。尼斯，我差不多是宿命地掉在那，但是当我从出生的诊所前走过，从我长大的屋子前走过时我没有半点情绪。我也不了解巴黎，我会赞叹着在巴黎散步，但是就像一个外国人走在一个旅游城市一样。我为缺乏归属而痛苦。我羡慕那些像矿物或植物一样被拴在他们的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我呢，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写书，书是我唯一的祖国。

Q:您好像忘了布列塔尼？
　　克莱齐奥:您说得对。我经常去莫尔比昂省的一个小村庄，我家原先是来自那的。在布列塔尼语里，“勒·克莱齐奥”是“围起来的空地”的意思。它们保护了我。我越老，越喜欢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它让我颤动。我爱那片海洋，爱布列塔尼语。而且我觉得自己思维缓慢，喜欢沉思，布列塔尼非常适合我。　 编译自2007年1月13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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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克莱齐奥：从中国劫走的应该交还给中国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7日 09:50　来源：北京青年报


　　昨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　首度参观圆明园———

　　一样的勒·克莱齐奥，不一样的北京之行。昨天上午，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克莱齐奥，作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嘉宾，在北大为《蒙田随笔全集》译者马振骋、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译者张祖建颁奖。下午，便在董强、许钧等中国学者陪同下，来到了圆明园。直面英法联军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历史创痛，勒·克莱齐奥说：“法国、英国曾从中国劫走不少东西，这些应该交还给中国。”

　　-关于翻译：“只懂单词和语法，做不了翻译”

　　作为一项翻译出版奖的嘉宾，克莱齐奥谈了一些自己与“翻译”相关的经历，以及对这项事业的看法。“毋庸讳言，翻译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翻译，就不可能有古希腊文明在欧洲的传播，很难想象欧洲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翻译东方文学，我也无从知晓李白、杜甫、曹雪芹和老舍。”


　　有位哲学老师曾对克莱齐奥说，了解外语很容易，知道单词、语法就可以。但当克莱齐奥有了“把英语、西班牙语、甚至墨西哥土著语译成法语”的经历后，他意识到：“仅仅懂得单词和语法，是做不了翻译的。”

　　克莱齐奥曾在美国出席过一个关于翻译的研讨会。其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给他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部作品译好之后，译者能否把作品放在作者的脚下？”“当时，我没太明白。后来，慢慢懂了。翻译是译者在尊重的基础上，与作者进行的分享与交流。译者必须深入了解作者，了解他背后的文化，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人格的交流与互换。翻译，是一项关乎和平的事业。”

　　-关于诺奖：诺奖颁给谁，确实有评委的个人色彩

　　此行中国，是克莱齐奥第五次访华，却是他第一次背负“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份。在昨天的颁奖典礼之前，与记者私下交流起“诺奖”话题，克莱齐奥称，任何一个奖项颁给谁，都回避不了颁奖方的个人色彩，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

　　早在2008年得知自己获奖时，克莱齐奥就在第一时间宣称，诺贝尔奖“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他的创作方式。对克莱齐奥来说，小说始终是“理解当今世界的良好手段”。时至昨日，克莱齐奥依然这么说。“我的生活，没有因为诺奖而改变。改变的，只是别人看待我的方式。”

　　上一次来华，是2008年初，因为《乌拉尼亚》，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他“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度)”。他穿着凉鞋，出现在了北京冬天的领奖台上。而这一让人侧目的领奖花絮，在中国广为传播。

　　-关于圆明园：从中国劫走的，应该交还给中国

　　昨天上午，北大对克莱齐奥发出演讲邀请。克莱齐奥说，这次来，是作颁奖嘉宾的，演讲还没有准备好，下次来会专门为北大作演讲。下午，克莱齐奥奔圆明园去了。

　　对雨果《火烧圆明园》所述，克莱齐奥是印象深刻的。面对这本“中外文化交流”的“反面教材”，克莱齐奥称，这于法国人，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在《乌拉尼亚》中,克莱齐奥曾写道：“我相信，人类的基因库是同一的，不相信一切部落与种族的差别。人类命运中的偶然问题，对我而言，却是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

　　在圆明园内，随行的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要给勒克莱齐奥在废墟前留影。克莱齐奥说：“还是咱俩一起来张合影吧。省得别人以为我是‘抢东西’的人。”

　　如今，克莱齐奥正在写的一部新作品，便是关于“殖民地”的。据学者许钧介绍，他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对法国历史的某些部分进行了“自我忏悔”。对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留下的“满目疮痍”，这位来自法兰西的作家说：“法国、英国从中国劫走了不少东西，这些应该还给中国。”

　　另悉，今天上午，克莱齐奥将与中国网民进行一小时沟通。9日上午，他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作公开演讲。（朱玲）

　　关于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法国作家。23岁因《诉讼笔录》成名。写作40余年来，一直不断思索不断追踪不断探索，已有小说、随笔、翻译等作品四十多部。法国文学研究者余中先称：“他所关注的人类是弱小的生命，是边缘的人，是被主流文化遮掩的人。” 国内关于勒·克莱齐奥最早的介绍在198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许钧译本《沙漠的女儿》，迄今，勒·克莱齐奥已有中文译本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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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交流写作：我和老舍很相似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8日 08:01　来源：新京报


    勒克莱齐奥说，他想写一部关于中国或者首尔的荒诞小说。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作客北京交流写作

　　“我和老舍很相似”

　　专程来京为“傅雷翻译奖”任颁奖人的诺奖得主J.M.G.勒克莱齐奥昨日下午来到了法国文化中心，与读者、媒体做交流。

　　在交流会上，勒克莱齐奥说，昨天下午去了圆明园与大钟寺。勒克莱齐奥称，在废墟上，他感到了“怀旧的忧伤”。他说，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常是孩子、老人，而很少是壮年时期的人，是因为他们处于“期待”的状态。


　　勒克莱齐奥向中国读者推荐的图书是法语文坛的“边缘”作家。他说他喜欢老舍，因为老舍作品中充满了怀旧情绪。父亲是毛里求斯人的他说，“满族人和毛里求斯人都是没落的民族”，他感到自己和老舍是相似的。勒克莱齐奥表示，他会写一部关于中国或者首尔的荒诞小说。

　　(记者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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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创造想象的国度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1月04日 15:57　来源：《大地》

　　2008年初，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来到北京领取“21世纪外国最佳年度小说奖”。这是我国唯一对外国作家颁发的重要奖项，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创立于2000年。他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且与在京的法国文学专家合影座谈。那时，与会者包括勒克莱齐奥本人都未能料到竟会有如此幸运的巧合，他会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今年10月9日，法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1940.4.13-)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了整个世界。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今年是双喜临门，年初刚刚来到北京领取了中国颁发的“21世纪外国最佳年度小说奖”。这是我国唯一对外国作家颁发的重要奖项，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创立于2000年，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奖金，只有中译本的版税，但是由于中国拥有人数最多的读者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选委员会在2007年年底把这个奖项授予了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2006)。他一向不务虚名，很少在巴黎露面，然而对中国却情有独钟，对老舍更是十分崇敬。他在得知获奖之后非常高兴，于2008年1月专程来到北京出席颁奖典礼，并且与在京的法国文学专家合影座谈。

　　勒克莱齐奥衣着朴素、为人谦和，给人以谦虚朴实的印象。座谈中他把自己比作农夫，表示自己不会退休，要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顺便也对当代的法国文学进行了评论，认为当代没有什么文学流派，许多作家只是关注自己的事情，显示出他与畅销书作家的区别。现在法国的畅销书作家很多，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靠一两本畅销书就能得到的。正如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用将近20年的时间写作了《蒂博一家》而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勒克莱齐奥的获奖正是对他毕生努力的最高奖赏。

　　与会者包括他本人都未能料到竟会有如此幸运的巧合，他会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他获奖的消息传来，人们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论，因为他不仅早就被评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作为一棵文坛的常青树，在成名近半个世纪后仍笔耕不辍，因而他的获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

　　勒克莱齐奥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于世，与莫迪亚诺和佩雷克并称为文坛三星。在新小说派于60年代末衰落之后，他们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以笔调新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莫迪亚诺是犹太人，擅长以回忆的手法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的命运；佩雷克则以文字技巧著称，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的特色则是表现了当代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厌恶以及对原始生活的向往。

　　勒克莱齐奥的风格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祖先从法国布列塔尼的乡村来到非洲的毛里求斯岛，祖父是岛上的法官，在寻找传说中的宝藏时失踪。他的父亲是英国人，在伦敦学医后被编入殖民军派到非洲，遇见并爱上了他的来自巴黎的母亲，回到法国后在尼斯结婚，勒克莱齐奥就是在尼斯出生的。他几乎是在封闭的环境里长大的，书本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因此他不善言谈，但是酷爱写作。他也喜欢画连环画，养成了在笔记本上随手画些小动物的习惯。他在这个海滨城市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后来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大学求学，在泰国服兵役后到美国新墨西哥州任教。

　　由于祖先血统的影响，勒克莱齐奥经常到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人部落去旅行。1963年，23岁的勒克莱齐奥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因获得勒诺多奖而一举成名。小说的主人公亚当·波洛是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他把所在的城市视同荒漠，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亚当没有现代人的抽象思考，他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只感觉到原始人的各种本能，只记录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小说通过他的目光，抨击了超级市场、高速公路等一切现代文明，把城市描写得喧哗荒诞，犹如一个精神病院。接着发表的小说《洪水》(1966)，写主人公不适应社会生活，成了一个流浪汉，他不愿意看到眼前的现实，故意直视太阳以弄瞎自己的双眼。《逃遁录》(1969)中的主人公为了逃避现实而漫游世界，但是从亚洲到美洲，他看到的都是高速发展的城市与贫困而死的人群，自己也碰到无数的困难，无处容身，表现了对当代文明的忧虑。小说《战争》(1970)细致地描绘了灯光、汽笛、广告和汽车，显示出城市活动的疯狂节奏，把现代的生活环境写得险象环生、如同战场，呈现出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以至于女主人公在大商店的包围中惊恐不安，只想一死了之。《巨人》(1973)运用寓意的手法，反映了当代消费社会的不合理，社会提供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反而扼杀了生活的欢乐。

　　勒克莱齐奥最有影响的小说是《荒漠》(1980)，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拉拉的少女，她是一个孤儿，她的祖先属于一个被法国殖民军征服的部落。她热爱沙漠和大海，不愿意顺从姑妈嫁给有钱人，而是与相爱的牧童一起出走。她在沙漠里垂死之际被人救起，来到法国马赛，然而大城市里的生活却只是使她感到冷漠、肮脏和罪恶。最后牧童被汽车轧死了，她终于回到了渴望的荒漠，在海边的树下生出了他们的孩子。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憧憬，描绘了移民和妇女们的悲惨命运。

　　勒克莱齐奥在上世纪90年代接连发表了小说《奥尼察》(1991)、《漫游的星星》(1992)、《40岁》(1996)、《金鱼》(1997)和《偶遇》(1999)。《金鱼》比以往的任何作品都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女主人公莱拉出生于南方山区的一个村庄里，六岁时就被拐走卖给了一个老太婆。她是个半聋的、黑皮肤的野孩子，却仍然时时遭到男人们的骚扰。从摩洛哥、巴黎、尼斯到加里福尼亚，只有妓女、瓜德罗普岛的女人、印第安的女护士才能使她感到安慰。最终是音乐与茨冈语、克里奥尔语、阿拉伯语等处于社会边缘的语言给了她力量，使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

　　《偶遇》讲的是一个混血女孩的故事。她的父亲是白人，抛弃了她和母亲，使她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过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生活，另一条是漂洋过海，进入父亲的那个社会。她偶然爬上了一艘名为“阿扎尔”的大帆船，被发现后受到船主莫凯的照顾，但最后还是遇到了海盗，未能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小说充分表现出勒克莱齐奥对大海、波浪等自然景色和神秘冒险的热爱，同时也揭示了人的命运的偶然性。

　　勒克莱齐奥共出版了数十部作品，其中包括两部短篇小说集：《发烧》(1965)收入了九篇作品，描写人在发烧、牙痛、失眠等身体不适时的种种感受，实际上仍然是表现当代人的孤独和焦虑；《蒙多和其他故事》(1978)中的蒙多是个随遇而安的少年流浪者，他的境遇再现了卢梭回归自然的理想。

　　他的小说着重描写具体的感受和日常的动作，但始终贯穿着对当代社会的批判。

　　2006年，勒克莱齐奥发表了小说《乌拉尼亚》，它描写的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社会，反映了勒克莱齐奥兄弟为了逃避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幻想的国度里，那就是用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乌拉尼亚”为名的国家。如同他先前的小说那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现代文明提出诉讼，与物质社会展开战争，逃离城市，穿越荒漠，如星星一般地自由流浪，在现实中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国度，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大地上找到了一个天堂。尽管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的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毕竟说出了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这正是勒克莱齐奥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

　　(作者为勒克莱齐奥小说中文翻译者、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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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所认识的勒克莱齐奥：波澜不惊 隐隐地空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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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08年10月27日 14:2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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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当《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花城出版社，1997)中的这段文字映入我们眼帘时，勒克莱齐奥，这位如今头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熠熠光环的大作家，就这样亲近而温和地与我们的视野相拥。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空灵着，恬淡、醇厚。在媒体如火如荼的“勒克莱齐奥热”之外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也许会漾起一丝涟漪。

　　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当时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其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Désert)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后，就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译为《沙漠的女儿》。这本书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越发觉得其中别有深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的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有着与六十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其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从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战争》、《流浪的星星》，都是他寄给我的。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是难以言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如今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之间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今年1月份，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洲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洲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的务实和平和。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的心灵一样脆弱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这貌似无力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形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为“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是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三年前，我有机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推荐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如果说不上伟大，至少他是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记得在今年1月28日，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回答很平静，说：“什么都是很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回答。

　　(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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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我把自己比成一个鼓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8日 10:02　来源：文汇报


　　面前的勒克莱齐奥，身形高大挺直，与年轻时金发蓝目的英俊面容相差无几。他很少笑，甚至很少有动作，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保持着雕塑般的姿态，让人想到他的那句话：“写作是我留住时光的方式。”

　　来华行程安排得很满

　　勒克莱齐奥获诺奖后首度来华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也很戏剧化：12月6日，从东京飞来，在下飞机时因为太过潇洒的甩挎包动作而扭伤了腰背，负痛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两位获奖者马振骋、张祖建颁奖；下午参观圆明园，发表“法国应该归还战争掠夺文物”的观点；晚上与法国驻华大使苏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著名画家陈丹青、导演贾樟柯和他多本小说的中文译者许钧等人共进晚餐，席间，他饶有兴致地聊起在法国看过的贾樟柯的影片《三峡好人》。

　　第二天，全天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但在午后的间隙“溜”到京郊名刹大觉寺体会深幽古意；第三天，秘而不宣的“自由活动”；第四天，在中国社科院作讲演；第五天，离开北京，前往韩国首尔，他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


　　不习惯大城市生活

　　这个恰巧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剖面其实不太具有典型性，勒克莱齐奥并不是一位整天在“小世界”里飞来飞去、行程簿上写满待办事宜的名人。从童年至现在，无论23岁那年以惊世骇俗的《诉讼笔录》捧走勒诺多奖，还是68岁那年以“探索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从来没有习惯过大城市的生活和闪光灯的辉映，他苦恼的是“总是跟不上一般人的生活节奏”。

　　“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对人类文明抱以深切的关注与责任心，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探索不同的写作风格。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游走、思考和关注他者，从未被声名所累。”他的主要中文译者许钧对记者说。

　　“喊得比别人更大声”

　　勒克莱齐奥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他出生在法国海港城市尼斯，最初的记忆始终伴随着潮来潮往的声音。因为是毛里求斯后裔，与当地孩子格格不入，只有以阅读祖父留下的大量书籍度过时光。

　　假使他没有在8岁那年随母亲踏上海轮远渡尼日利亚，也许这个安静沉溺于阅读的孩子不会变成两年后那个“野孩子”。在去过海的那边、呼吸过非洲的空气后，再度回到尼斯的少年极端厌恶现代都市，他整日游荡在街头和咖啡馆之间，观察、体验和写作。“我想要呐喊，并且喊得比别人更大声。”勒克莱齐奥回忆自己的叛逆期说，也就是在那时，他写出了“以荒诞回击荒诞”的《诉讼笔录》，在法国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与别的作家相比，他的古怪之处在于自我“流放”，曾在墨西哥的小村庄里过了12年原始生活，又在美国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生活了12年，期间经常回自己的家族衍生地毛里求斯，也在英国伦敦居住多时(他的父亲是一个讲英语的毛里求斯人，因而勒克莱齐奥亦无法抗拒对英国的亲切感)。此后，他以每年一到两本小说的速度，持续表达着他对当代文明的观察与警示、对弱小文明和他者文明的同情与关注。

　　“拯救世界无需过多语言”

　　勒克莱齐奥曾以儿时经历创作过多篇小说，其中《梦多》讲述一个在街头游荡的少年。他说：“我想，那个少年有一天会拯救世界，不是以武力，甚至也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

　　或许正因为此，勒克莱齐奥很少像他的前辈学者加缪、萨特那样激进地参与到社会行动中去。他只用作品说话，写作既是他的方式，又是他的边界，他称写作是一种近似“条件反射”的状态。他也做过翻译，并称翻译是“为多样化的文明之间建立桥梁、最终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伟大工作。

　　“我把自己比成一个鼓，有事发生时，鼓就会感觉到振动，我要做的就是把我感受到的振动表达出来。”勒克莱齐奥对记者说。

　　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的危急“鼓声”变成当代人寻求心理补偿的一种消费时，他回答说：“这是作家最担心的。我只能把自己的作品比作种子，我希望它们飘荡在空中，或许有一天就植入读者的脑中生根发芽，哪一天或许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岁月流逝，我比起年轻时少了年轻和活力，但容易抵抗压力。但你也别忘了，老树比新树更脆弱，在折断后不可能再有新生。今天，我在大觉寺的塔边看到了一棵已经死去的树，它被水泥浇铸起来，还保持着树的姿态。我想尽量延缓从老树到雕树的过程。”勒克莱齐奥用诗一般的语言，向记者描述着他的遐思。

　　“中文背后有深刻诗意”

　　25年前，勒克莱齐奥就来过中国，游历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那时，勒克莱齐奥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小说《沙漠的女儿》于1983年译出。从那时到现在，他已第四次来华，他的小说也一本本地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诉讼笔录》、《流浪的星星》、《乌拉尼亚》、《少年心事》、《战争》、《飙车》、《鲸鱼》、《饥饿间奏曲》、《看不见的大陆》……明年初，还会有四五本新译本陆续出版。

　　勒克莱齐奥称单音节与单音节的汉字构成新的词为“偶然的邂逅”，“这是中文最奇特的一面，非常神奇，令我惊叹不已。这让我感受到中文背后深刻的诗意以及鲜活的形象化。”他透露，每遇到一个中国人，他都会像孩子一样好奇地打听人家名字的由来。 (记者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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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多亏诺贝尔文学奖 我还清了欠款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9日 08:00　来源：新京报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访华

　　勒克莱齐奥：“诺奖”助我还清了贷款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日前专程来京，为“傅雷翻译奖”担任颁奖人。本报记者对他的专访在饭桌上进行，话题从文学发散开去，关于他的“流浪”，关于他对老舍的喜爱和对中国的印象，关于他面对批评界和自己内心的压力与焦虑……边吃边聊的轻松气氛，也许更容易捕捉这位瘦削的法国男人，大脑中层出不穷的浪漫意象。

　　生活 多亏诺奖，我还清了欠款


　　新京报：《流浪的星星》好感人。

　　勒克莱齐奥：啊，那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故事。

　　新京报：“流浪”既出现在你的书名里，也是你生命的主体。每次出行，你是因为“离开”这个念头而兴奋，还是因为有个“原地”，能让你安心离开？

　　勒克莱齐奥：是“离开”使我兴奋。事实上我并没有哪个“回去”的“原地”。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住在美国，一个住在巴黎，而我家人以前在毛里求斯，我太太还有亲人在法国南部。我喜欢离开，把生活里的担忧全都放下。但有时我也得回去面对我的私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但多亏了诺贝尔奖，我把以前欠银行的一大笔钱都还清了。现在我自由了。

　　新京报：你在1975年后写下的文字色彩感很浓，有时连味蕾都有感觉。

　　勒克莱齐奥：你爱做饭吧？

　　新京报：几乎天天做。

　　勒克莱齐奥：我看你也像。我只做一种———咖喱。下回吧，我给你做咖喱鸡肉。

　　新京报：但是你不喜欢读者用猎奇的眼光去读你的“异域”小说吧？

　　勒克莱齐奥：我的小说《战争》中，所有的人和地方都没有名字，人们无法辨析这到底是在哪儿。我就是故意不想要现实主义，也不想让大家往“异域风情”上面靠。

　　新京报：现在还画画吗？还给孩子们写书吗？

　　勒克莱齐奥：有时候也还画。小时候觉得画画和写字是一样的。话语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我最近在写的童书，主题是“快乐”———“当世界醒过来，快乐就消失了”。

　　新京报：听着更像是写给大人看的。

　　勒克莱齐奥：你觉得读者对象是孩子和大人有区别吗？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新京报：而你下一本小说依然写的是殖民地，近年你写家族史较多，是有“拯救历史”的意思在里面？

　　勒克莱齐奥：正是。可也不一定叫家族史。我家里人跟殖民地的关系太密切了。现在我要给我的孩子们整理以前的故事。

　　写作 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小说《诉讼笔录》里有“新小说”的痕迹，而从《沙漠》开始你回归到了较传统的写作，而且之后你对“新小说”的态度很鲜明。

　　勒克莱齐奥：我开始写作时，“新小说”正当热潮，我当时给出版商写了封信说，我不属于“新小说”流派的，我是美国纽约小说派的，像塞林格他们那样的。可不知怎的我还是借用了“新小说”的某些味料。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一切成了失控的玩笑：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被吞噬了，我变成了“物”。不行，我得停下来，缩回自己的壳里。我回到了古典的写作方式中。打这以后我一直注意看好自己，别再被自我所毒害———我要和写作保持距离，歇斯底里一次就够了。

　　新京报：回归到传统，生存的荒诞感就减少了吗？

　　勒克莱齐奥：有时冬天夜里，听见风在屋顶吹动风向标的声音，忽然就会生出寂寥，想到有一天自己就会不在了。那时怀旧情绪便一下子涌来。我20多岁时，很自然，总想一鸣惊人，于是在咖啡馆、街上把周围的对话记下来，就拼成了书。

　　新京报：写作生涯中有过难过的隘口吗？

　　勒克莱齐奥：在开始写《沙漠》以前，我一直写自己的故事，那时写得我自己都开始恶心了。于是我住进了巴拿马森林里的Embera-Wounaan部落，前后有三年。我什么都没写，只是待着，和那里的人们聊天。碰到过一些对我而言像导师的智者，他们慢慢地帮我找到了出口。离开森林以后，我第二次结婚，那是第一个转折。我妻子是摩洛哥人，我读了20世纪初摩洛哥人抵御法国人入侵的故事，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吸引住了我。我觉得是时候将重心从自我转向他人。

　　新京报：你不需要经历巴黎主流文评界的“审判”去认可。巴黎的评论圈子曾给过你压力吗？

　　勒克莱齐奥：从来没有过。倒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有个很出名的批评家写我说：“他这么疏离于人群，就像自个儿住在沙漠上”。我想这可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写《沙漠》了。

　　新京报：你对法国文化界的“精英主义”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我非常不喜欢。我想作家需要跟公众交流，如果缺了这方面，写作也就缺乏意义了———你要尽可能贴近人心，靠的可不是抽象的灵魂，而是具象的事实。也是因为这样，我更喜欢美国流派的小说。我去年接到瑞典学院电话时都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把写作那么当回事的。

　　记者手记

　　张璐诗

　　J.M.G.勒克莱齐奥说他每逢碰上写小说的灵感，脑子里便像有面饼在膨胀。我在这个下午先听了他与公众的一个半小时问答，后与他在饭桌上认真地闲话两个多小时，脑子里的面饼也早就悄悄在发酵，并逼得我有点不安。时间很长，话语很远，诗意很厚，思想很浓，我快想不动了。

　　“火山”是一个意象。勒克莱齐奥很小的时候，透过望远镜他给天上一颗星星取名“勒克莱齐奥火山口”。后来，在他笔下好几个孩子的形象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绕弯的“愤怒”。

　　在关于他的纪录片里，作家提到写作的表达是某种“暴力”，类似于自然界自发的力量———好比有栅栏围着的树，也不可能被全部遮住。他在小村庄里聊发少年狂：“我们该去把空房子都占下来！”这一切，我觉得全是相连的。

　　这天我所见的勒克莱齐奥，慷慨端出话语和思想，仿佛不惜掏空自己。在他的缜密与耐心之中，能见到最初发现写作时那位尼斯少年的欢喜：“话语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少年成长以后，则意识到：“写作不在于把故事写完，而在于探索自我”。

　　他在新墨西哥教政治科学时，不时会请学生出来一起吃个饭。看着饭桌对面穿拖鞋的作家，听他自语“我19岁结第一次婚，傻傻的”，就大概能联想那情景。啤酒与辣椒之间，他看着我：“我跟你没什么不一样，可能你比我还神秘。”

　　他将人的一生比作树。“年轻的树，经常发出强烈的呐喊，被砍掉了还会再生”。然后呢，这位体格仍如时尚界标杆的人，不动声色地顽皮：“可王尔德说，要想回到年轻时代，只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眼睛里的生命力和好奇，哪里会让人想到这是快70岁的人。

　　他说他一个女儿做独立音乐，“R&B、摇滚和古典的结合”，在MySpace上有自己的页面，但刻意不用老爸的姓。另一个女儿在外头工作，每次碰到有人对这个“勒克莱齐奥”姓氏产生联想，她马上说“不，我不认得那人”。

　　两个多小时以后，勒克莱齐奥还意犹未尽：“素材够了吗？”然后自语：“平常我可没这么爱说话的。也许是酒闹的吧。”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在一旁“注释”：下午带他到大觉寺里吃过绍兴菜、喝过黄酒，勒克莱齐奥端下酒杯就兴奋：“来劲了！”

　　C13-C14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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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期待看到中国作家获诺奖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8日 10:19　来源：南方日报


　　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北大举行,2008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作为颁奖嘉宾出现在会场,为《蒙田随笔全集》译者马振骋和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译者张祖建颁奖。在随后的采访中,勒克莱齐奥透露“喜欢老舍”,并称“期待看到中国作家拿到诺贝尔奖”。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出席了此次活动,在拍照留影之后,铁凝对勒克莱齐奥说:“我也很喜欢老舍,回头我们好好聊聊老舍吧!”


　　勒克莱齐奥多次来过中国,但那时他还是一个并不知名的法国作家,甚至比较边缘。而现在,他显然在各国受到了截然不同的礼遇。他也承认人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过,我还是那个我,这点并没有变。”

　　谈到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至今没有垂青中国作家时,他说:“我想这该去瑞典问问评奖委员会。”勒克莱齐奥喜欢老舍,他说,可能是因为他是生活在法国的毛里求斯人,而老舍是满族人,他们都是民族性快要消失的族群。“老舍笔下的世界充满浪漫的怀旧情调。”他还说:“中国从古到今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家,但是每一个奖项毕竟还是有很多个人主观因素在里面的。我期待看到中国作家拿到诺贝尔奖。”

　　勒克莱齐奥此次是专程为了“傅雷翻译出版奖”的颁奖仪式而来到中国的。在颁奖现场,勒克莱齐奥向翻译了他作品的中国翻译家许钧表示了感谢。他说,翻译一直是他十分敬重的一项工作,他自己也翻译过英语和墨西哥土著语的作品,深知作为一个翻译家所承担的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如果东方文学没有被翻译,我也无从知晓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等。”(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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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不要为了所谓的荣誉放弃原则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10日 09:25　来源：人民日报


　　这个“集背叛、诗意冒险和感性迷狂于一身”的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用中文招呼着“你好吗？”

　　勒克莱齐奥：一直在旅途

　　12月8日，9时30分刚过，中国社科院第一报告厅里便已坐满慕名而来的听众，等待着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发表主题演讲。

　　10时，勒克莱齐奥准时出现。身形高大，气场却并不张扬，内敛得甚至有点腼腆。这是一个内心沉静的人。


　　“你好吗？”一句还算标准只是音调有些怪异的中文开场白，引得在场听众会意一笑。平和的语调，一时让人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与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颁奖辞——“一个集背叛、诗意冒险和感性迷狂于一身的作家”——联系起来。

　　不过，随着演讲的深入，他的“背叛”和“冒险”逐渐显现。正如他所说，“我来自一个在全世界游荡的家庭，身上时刻有着要出发的基因。”

　　“旅行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

　　一个在基因中都深深刻着“时刻要出发”的蠢蠢欲动的孩子，却生在一个旅行困难的战争年代，无疑是不幸的。

　　勒克莱齐奥回忆说，小时候，他想从出生地法国南部小城尼斯去趟巴黎，就走了整整一天。“对我来说，旅行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

　　勒克莱齐奥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曾祖父曾拥有毛里求斯岛上藏书最丰富的私人图书馆。他的父亲同样是个爱书之人，辗转南美洲、非洲舍弃多少家具、首饰等财产，却从不舍得丢弃家族藏书。

　　于是，孩提时代的勒克莱齐奥虽然对父亲毫无印象，对父亲的藏书却爱不释手。这些书给了小勒克莱齐奥对于外面世界最初的认识，一个似真似假的世界图像在他脑中逐渐成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幻象不断给他带来要旅行的强烈欲望。

　　今天的时代，会是未来的“文艺复兴”

　　勒克莱齐奥的第一个旅行机会，是8岁时和母亲一起去远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见父亲。

　　正是这次漫长的旅行，让小勒克莱齐奥瞬间成长。

　　在船上无所事事的他，干脆创作了生平最早的两部短篇小说：《一个长长的旅行》和《黑人奥拉迪》。到达尼日利亚之后，他曾亲眼见到当地有一群被铁链锁住的奴隶，为当地官员修建游泳池。

　　这些记忆，打开了年幼的勒克莱齐奥的眼睛。“尼日利亚之行时，我才10岁，我比当时周围同龄人对世界现实的了解要多得多。”于是，勒克莱齐奥开始写作。而每一次旅行，都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次探寻。他开始注重去理解文明的相对性，也更多地尝试去追求文化多元和对话。

　　不断的旅行，也让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具有跨文化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从属于一种文化，真正让我感觉到依附感的东西，那就是文学。因为，它比任何的场所都要‘真实’。”勒克莱齐奥说。在他的作品《乌拉尼亚》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人类的基因库是同一的，不相信一切部落与种族的差别。”

　　勒克莱齐奥曾在出席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的演说词中说过：“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已经不再自负到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小说改变世界或催生更美好的生活了。”不过，他却从未对文学、对书籍失去信心。

　　他坚信读书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类似于圣物崇拜的过程，就像在原始部落里，人们烦恼时，会找一块石头说说话，找一个圣物说几句话一样。

　　“我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未来的气息。也许，我们今天经历的这个时代，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被人们称作是‘文艺复兴’。”

　　“不要为了所谓的荣誉放弃原则”

　　说起中国，勒克莱齐奥明显轻松了许多。他甚至用在中国四处受到大红横幅的欢迎时的幸福感，来比喻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心情。

　　对于中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似乎也并不陌生。“我对中国的印象，就是通过读鲁迅、特别是读老舍形成的。”

　　在他眼中，老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觉得，老舍描写的很多东西在当下北京乃至中国都非常有现实意义，比方说家庭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试图摆脱贫困、打拼生活，甚至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等。

　　面对听众讨教获得诺奖的秘诀时，他笑称“自己也不清楚”，但立刻又认真地告诫年轻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约束在某种东西里面，不要给自己带上一个什么禁锢或者标签，不要轻易屈服于什么压力，更不要为了什么所谓的荣誉而折腰，放弃自己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态度。

　　“这种态度不一定能将你带向诺贝尔奖，但是却可以带向一种纯粹的创作的愉悦。”

　　本报记者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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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作家不要为名誉失去创作的灵魂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10日 09:21　来源：北京日报

戴冰 摄

　　勒克莱齐奥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其代表作有《诉讼笔录》、《寻金者》、《罗德里格岛游记》、《流浪的星星》。最新中文译著《乌拉尼亚》、《飙车》和《饥饿间奏曲》已出版。


　　“我对年轻作家的建议是，千万不要为小小的名誉止步，不要失去自己创作的灵魂。”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昨天上午在中国社科院演讲，说到这几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演讲在一个小报告厅里进行，因属于内部交流，到场只有一百多人，但大师的睿智和风采感染了每位在场者。

　　8岁时旅行影响一生创作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现年69岁，出生于“二战”期间的法属殖民地毛里求斯。他的作品总是跟反战、边缘文化群体的流浪者有关。昨天在谈到“旅行、读书、写作”这个话题时，他深情回忆起童年时的旅行和阅读对自己一生的深刻影响。“对我来说，旅行是生活的一种理想，可以满足我对外界的想象。”但由于受战争影响，勒克莱齐奥小时候要想旅行非常困难，于是他就阅读各种探险记来实现心中的旅行。“我的曾祖父留下一座图书馆，藏有很多珍贵的书籍。有雨果、卢梭、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名著，还有大量游记。”马可·波罗的游记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还通过看大量图片了解中国。

　　8岁那年沿着非洲西海岸的一次长途航行，让勒克莱齐奥接触到非洲黑人在白人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促使他开始了小说创作。这也让他真正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去接受多元的文化。“旅行是了解其他文化的一种方式，有些人的旅行很舒服，从机场到机场，但我的旅行流离失所，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勒克莱齐奥说，在流浪的旅行中，文学是他唯一依赖的东西。

　　作品到达不了心中的读者

　　对于自己的创作经历，勒克莱齐奥不无悲伤地表示，“作家写作关注饥饿的人，但只有吃得饱的人才读得起书，我们的书到达不了心目中的读者。”他介绍，今天在非洲很多国家，一本书的价钱够一个人生活一个月，很多人仍然读不起书。自己的书虽然写这些人，但他们却根本没机会读到。

　　虽然认为作家的力量有限，但勒克莱齐奥依然认为文学是有用的。“书籍是建立自我与世界沟通的中介，读书能让人从中找到力量。小说有一种魔力，人们通过阅读可以减少烦恼。”他觉得，即使年轻人喜欢上网，但并不妨碍去买书。他称很多法国人在无聊的时候，就会翻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

　　创作曾受老舍鲁迅影响

　　当被问及获得诺奖对个人生活有何改变时，勒克莱齐奥笑了：“我来到中国后，发现所到之处都会有欢迎的条幅。”但他表示，在人生和创作的旅途中，诺奖只是一个中途停靠的港湾，还不是什么幸福的港湾。同时，他还郑重建言中国年轻作家，千万不要被某种框架束缚，不要为了名誉失去自己创作的灵魂。“即使得不到奖项荣誉，但也会得到创作过程中的愉悦。”

　　勒克莱齐奥酷爱中国文化，他说自己的创作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其中包括鲁迅、老舍的影响。“尤其是老舍的作品，作品中描写家庭关系，怎么讨生活，非常有意思。”

　　本报记者 周南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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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在《书城》的第几期，偶然读到了陆建德写的关于克莱齐奥的一篇书评，当即对这位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具体啥印象，也还真记不起来了。直到前不久，克莱齐奥到社科院讲演，才又重新将他纳入视野。为了听懂他的讲演，提前读了他写的《战争》，感觉真是对小说的一种颠覆，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都不见踪影，只有一些混乱的场景。就像一个洞悉一切的哲学大师在一面白色的墙上信手涂鸦，能否把握各种真味，就得看各位方家的道行了。
听了他的讲演后，对他又有了一些更加立体的认识。克莱齐奥真是名不虚传，半小时的讲话，处处露着机锋，既有对文学作为人与自己沟通方式的洞见，也有希望世界和平永恒坚持，还有就是写作作为他本人生存方式的不可或缺。他的写作，是出于内在的需求。
除去所有这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句话：“读小说的人都是一些肚子已饱的人，而我的小说，想给那些空着肚子的人看。”多么高远的立意！现在看来，克莱齐奥给我的印象，真像许钧在《战争》前言里说的，在寂静的夜里，从远处军营里传来的号声，单调的几个音阶，从高到低，又从低到高，在你脑子里来来回回，始终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