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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任公

魏德东

《中国民族报》 2009年7月14日

　　在宗教学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任继愈先生被尊称任公。7月11日，这位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奠基人最终走完了人生的旅途。任公对于佛教、道教、儒教都有精深的研究，对于宗教学理论有独特的见解，同时，他又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还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

　　就我个人而言，与任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所里见过任公，但不曾有机会交谈。另外的机会，就是在会场听老先生演讲了。记得读硕士的时候，听过先生的一次演讲，他强调中国社会自秦代以来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分散。我感到很新鲜，就和导师方立天先生汇报，未想方先生说，这是他一贯的说法，好几十年了。汗颜！再一次谛听任公教诲，是在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为方立天教授的著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举办的首发式上。那天，任公说了不少话，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提出，现在的青年学者似乎都缺乏自信，博士是学术的最高学位了，博士生本应有雄心壮志，但现在的很多博士生总觉得自己不行，认为随便做做就行了，没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势。这使我体会到将教书作为谋生手段的所谓教授与大师之间的差异。

　　使我对任公一直持有高度尊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先生的法相唯识哲学及佛教思想研究，二是先生对新中国宗教研究的推动。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写的都是法相唯识宗哲学思想。在阅读过的近人著作中，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和任公的《汉唐佛家思想论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现代思维方式分析古代的佛学概念和思想。任公关于法相唯识哲学的某些具体判断，我可能也未必完全同意。但任公以现代学术理念理性地分析唯识思想的路向，特别契合我的心态；而任公能以现代白话文较为准确而典雅地表达深奥复杂的唯识思想，举重若轻，在我看来，今人仍少有超越。由此我也体会到毛主席称赞他的文章“凤毛麟角”，非虚言也。

　　任公的另一大贡献，就是1964年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一在毛主席直接指示下成立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不仅为今天的宗教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学术赢得了荣誉。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我提到1964年宗教所成立的时候，无不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震惊。有些外国学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进一步追问这个所是在台湾还是北京，我告诉他们是在北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至今不曾有宗教研究所，而大学里公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成立，也要晚于北京30年，以至于有些台湾学者半开玩笑地说大陆“不喜欢宗教，但喜欢宗教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意义，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确立了以理性、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的路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宗教的方法既不是信仰主义，也反对虚无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研究方式会两边不讨好：虔诚的宗教信徒会批评其偏左，激进的无神论者则会斥责他右倾。不过，科学或许恰恰就在这左右之间。

　　任公的办所理念，也有普遍意义。进入21世纪，当部分同仁在一起讨论如何推动宗教社会科学的开展时，我脱口而出“培养人才，积累资料”，其实这就是任公在上世纪60年代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时的主张。对于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发展而言，似乎都无法超越这两条。今天，当宗教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渐成气候之际，在我的心底，不时地会默默地感受到任公等前辈学者思想的影响。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也算是一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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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生平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问题、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年至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主要学术贡献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4卷）。

　　20世纪50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3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至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先生的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3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4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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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任继愈代表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

中新网  2009年07月17日 09:28　来源：南方日报

　


　　特立独行任继愈——悼任继愈先生

　　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2009年7月11日,这一天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任公逝于4时30分,季老逝于8时50分。

　　我是先得知季羡林先生辞世消息的,中午便接到媒体电话,嘱写一篇悼文。在写悼念季老的文章时,我心中还想起了任继愈先生,因为几天前就听闻他病危昏迷的消息。写完悼文,是下午3时,接到语文教育学者王丽的电话,告知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了。在任先生的最后几年,王丽常去看望任先生,算是与任先生走得较近的晚辈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才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一日之内,两大文星陨落,不禁更让人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今年6月中旬,我随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可能时日无多,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他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5000年,不用的时候就说60年,(其实)5000年就是5000年。”我不知道别人来探望时,老人是否常说出这样的箴言,但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我们静静告别了他,走出医院后,坐在路边石凳上感慨了一番。当时《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正想给任继愈先生做一个人物纪实,我便请王丽完成这个任务。如今,发表此文的《凤凰周刊》7月15日出刊,哪知老人已先走一步。

　　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他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这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来自述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 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

　　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这样悲哀而惨痛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了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如今有人感叹两人身后的反差,殊不知任先生代表的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任继愈先生晚年虽未公开否定自己在1980年代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但他的很多谈话都暗示了这一点:“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这些话虽然直白,但却是一个学者到了晚年最为珍贵的体悟。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仍具深意。

　　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没有他的推动,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是极难启动的。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有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编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一见面,王丽女士就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很关心这套书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时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后来这套教材和教师手册,分别在新华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习惯,分别为这两套书写了序言推荐。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的观念来自西方,其实源于唐代大儒韩愈。从这点上,任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韩愈认为,一般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测,也许是想对眼下这个平庸自大、学阀学混丛生的学术界有所启示。如果两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伤痛。

　　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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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任继愈先生：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009年07月17日 09:20　来源：光明日报

　　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深切悼念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逝世。中国学术的天空又一巨星陨落。这位学界翘楚，将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光与热，献给了中国五千年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

　　“去年五月，任继愈先生因癌症再次动了手术。出院不久，他就坚持回到工作岗位。

　　我们劝他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老人说，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如果说你们还有100块钱,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我要用好它。”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讲述的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老人一生为人低调，刻意远离公众视线。没有醒目的桂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因其“学”而著其“名”，不负“著名学者”之谓。在老人的心中，学术之路“有似地质队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

　　“学者”，是一个看似平凡的称谓，而老人却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诠释着这个本不普通的称呼。

　　何谓“学者”？以学术为生者。不是以学术为营生，而是以学术为生命。

　　自觉挑起文化担当

　　人生有涯。对任继愈先生来说，九十三年的光阴何其短暂！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 凤毛麟角”，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学界为之震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他为中国古籍文献的保护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载中国文化的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护与利用；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直到晚年，他仍笔耕不辍，每年完成20万字的写作……

　　即便如此，直到老人去世，仍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

　　以学术为生命，意味着必须挑起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担当。

　　“很多人的学术研究，往往成就的是自己的名山事业。纵观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如此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说。

　　抗战期间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青年时代的任继愈先生决心将学术方向由西方哲学转为中国哲学，为正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文化力量，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他研究佛教，是因为他意识到“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先生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他曾经谈到，经历十年浩劫，很多40岁以下的学者阅读古代文献都很吃力。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积累时期，要实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向对中华传统古籍的整理，为未来、为后辈学人打基础、积蓄力量。”詹福瑞说，“古稀之年，任先生对文化传承仍然有着强烈的高度自觉，最是令人钦佩和感动。”

　　正因为如此，老人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老人，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13年前，老人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

　　绽放绚丽学术光彩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缺少科学性。”任继愈曾经这样说。

　　学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学术。

　　在很多人看来，“师承”是一个人的荣耀，甚至是一份学术资本。然而，任继愈先生却很少提及。尽管，汤用彤、贺麟这两位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学者曾是他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正、副导师，也是他一生极为敬仰的前辈。但他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众长，有所创建。

　　他曾说，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等一代学者，之所以能“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

　　对于他来说，属于他的“现代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

　　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

　　以学术为生命，就要让这一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不仅如此，任继愈先生还用自己的学术光彩点亮了无数研究者的治学之路。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以后，时至今日，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在继续。尽管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课题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在不同观点学者的互相辩难中，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说。

　　或许，任先生晚年倾尽心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在后人的辉煌中，谁又能忘记其中那属于任继愈先生的一份光彩？

　　保持学术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先生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先生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他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当场回绝。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老人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先生这样说。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熊十力先生是任继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师，然而，当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他曾致信老师，不再相信老师佛学研究的方向，“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此举被熊先生赞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终生不辍，所获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他对自己的批判恰恰来自老子研究。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时曾表示，不赞同后者将老子思想视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任继愈仍然坚持将这一观点写入了他196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他将老子思想归入唯心主义。几十年来，老人从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观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顾20年来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没有讲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误，不是没有讲透，而是讲得太‘透’，以至超出了《老子》本书及其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因而讲得越清楚，离开《老子》本来面目越远。我们替古人讲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观念，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误。”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来说，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断实现着学术的自我超越。”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说。

　　人生境界决定学术高度

　　以学术为生命，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整理是一项完全“为人作嫁”的工作，视之为畏途。任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古籍整理工作又难学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没有时间发表个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评定职称、工资待遇的现实问题，对长期古籍整理者，处于不利地位。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的人难以找到。”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为古籍整理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任担在自己肩头。因为，他知道，文化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20多年前，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就用一个包着玻璃丝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个玻璃丝套依然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感慨良多。

　　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

　　他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宜长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我们还记得任先生那句朴素的话语——“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让每一位为中国学术事业默默奉献的学者，享有永远的荣耀。

　　本报记者　邢宇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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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明：深切悼念任继愈先生

中新网  2009年07月15日 09:25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不幸于2009年7月11日以93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

　　任先生是我中学时的老师,又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领导,他对我几十年的教诲和影响至深至远。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曾到外地探亲,受他一向健康和乐观情绪的感染,相信他会很快好起来。后来得知他病情恶化,我和老伴急忙赶回北京。来到病床时,他已神智不清,我不断地抚摸着他的手,希望能给他增添些战胜病痛的力量,他的手还是那么丰腴和温馨,我心中还是升起信心。谁知这竟是先生和我们最后的相会,十二小时后,他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顿时感到一根精神支柱倾倒,眼前一片空白,心中无比悲痛!如烟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任先生博览群书,信守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穷根究底,求索探微。他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赞许。毛主席把他这本《中国哲学史》放在身边经常阅读,并推荐给身边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多次把任先生请到中南海探讨问题。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事。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攀附”的机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平等探讨问题的学问事。

　　在长期的古代哲学研究中,他不仅对古史资料十分熟悉,而且充分认识到中华古籍的深刻意义,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亲自组建班子整理中国佛教经典《大藏经》,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他还担任传世巨著《中华大典》的主编,目前这一工作正顺利进行中;其中200余万字的《哲学篇》,正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下顺利完成的。

　　任先生对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分不开。近代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途中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3000里,经湘、黔、滇三省,走到昆明。万里山河,千里赤贫,亲历亲见,顿悟尤深。他看到受苦受难最深的是农民,而支撑着这艰苦的抗战斗争的,支撑着这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正是这亿万受苦受难的农民;以探讨人生终极目标为己任的哲学,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怎能离开他们的生存、愿望、思想、感情去搞研究?从此他决心改变专业,由专攻西洋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并且关心时事的发展,注意倾听人民的呼声,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经过长期的专业研究,生活磨练,理论学习,他确立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说,近代中国有过那么多思想,有的还几乎被尊居“国教”,救了中国吗?能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

　　任先生在北大、西南联大从师任教,受到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陈寅恪、钱穆、郑天挺、魏建功、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们的教诲和潜移默化,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经受着抗战烽火的锤炼,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弦歌不辍,发展了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奋进,民主、自由,务实、创新等特点的西南联大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在他身上都得到明显的体现。他对母校有着极深的感情,在校友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之一。他是西南联大优秀学生的代表之一,是西南联大优秀教师的代表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68年前,时为大学生的他和同是大学同学的冯钟芸先生,曾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任教,分别担任初二两个班的国文老师。我和我老伴当时正是受教于他们。他们不仅教给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文学兴趣,而且启发学生去思考人生,和学生们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他回忆道:看金子要看成色,金要赤金;看人要看人品,造就完人;一个人的少年时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育人要从中学培养起。他说,个人成就有大有小,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决定的,但是品质是根本,人品不能低,人格不能丢,要永远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他认为这一信念在这批学生中基本得到验证,因而无比欣慰。

　　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之久。他把重点放在大的项目建设,如缩微文献建设和人才选拔、培养上,更多的工作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国图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他的重大贡献分不开。他坚持每周固定两次上班,年年如此,直到病倒,病愈又上班,终至不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生离死别!先生已去,永世难逢,往事如烟,不胜唏嘘。此时耳边回响起先生的话:天地间本来就有缺憾,但又不甘心任凭缺憾存在。人生苦恼由此而起,人生意义由此而生。路程艰难,还是要走下去!是的,路总是要走下去的,这是前人对后人的嘱托。忘掉缺憾,放下伤痛,走下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幸福的未来!这也许是对先哲最好的回报和永远的怀念。任先生,安息吧!

　　唐绍明(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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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中新网  2009年07月15日 13:05　来源：晶报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两位文化泰斗驾鹤西去。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生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这里，我们撷取任继愈先生生前撰写的一篇文化评论，一窥先生的治学风范及思想。

　　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做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当今教育可以借鉴的部分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1982年招收的博士生，现在有的成为各学科的骨干。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产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徕的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去培养，势必造成成绩下降。

　　研究生入学后，本来要求读些必读的书，三年时间内用来专心学习已经够紧张的，现在不是把充实学识放在首位，而是要求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发表论文，还要发表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不照办，即无法毕业。研究生入校后，第一年大部时间用在外语上，博士生还要学第二外语，这要花费较大的精力才能过关。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为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主要精力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为了在刊物上争取发表文章，难免要拉关系，找门路，有的导师用不正当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研究生。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在下滑。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现状参差不齐，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授予学位，国家有统一标准，但各校各有自己的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答辩委员中必须有外单位及外校的委员参加。据我所知，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也有学校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不必来校上课，可以派秘书代他上课，当然这类博士生拿到的文凭是真的，博士生学识是名不副实的。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和应试的各有所图，各得其所。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⑴可以培养出合乎国家要求的人才。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学校及不合格的导师将自行消失。

　　⑵培养研究生不再规定毕业年限，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学完应当达到的学分，可以报国家的科举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⑶国家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带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

　　十八、十九世纪，列强在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技术人才。智力开发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才智力都是资源，是开发不尽的智力资源。为国家培养合格优秀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从近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学风的邪正，从大处远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国家兴衰。不可等闲视之。(本文系任继愈先生撰于2005年11月)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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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人生如书：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

中新网  2009年07月17日 10:23　来源：齐鲁晚报

　


　　任继愈：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书

　　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

　　一次“小长征”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昏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在那里，曹景黄先生为他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使他终生感念。有一次，曹景黄先生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阴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

　　任继愈曾回忆说，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和一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诞生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 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 500 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毛泽东曾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认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梦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38年2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将这部珍贵的典籍列入掠夺的名单。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下来。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 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九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揭开装裱，历时近 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 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生的“偶像”和一颗不老的心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非鱼)

　　他曾用过三个斋名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任继愈，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于是，在昆明市区翠湖边一条小巷里，面对西山的三层小楼上，有了一间斗室作为生活、治学的书斋。那里原为陈寅恪先生所住，因陈先生远赴英国讲学，校方就安排任继愈搬了进来，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间不大，且比较简陋，但在当时情况下，任继愈感到很满足了。他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在此，他写下“潜斋笔记”多卷。

　　解放后，任继愈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也许是感觉与时代风尚不太吻合吧，他没有给书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他更无布置书斋的雅趣了。此后，忆起那段动乱岁月，任继愈不无苦涩地说，那时候无所谓书斋，因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如今，取其谐音可称 “中关虚舍”，因为有一半的时光虚度了。

　　1977 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中关园搬到市中心区的任继愈，有了条件很不错的书斋，研究、教学也硕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又幽默地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

放牛班的课堂

任继愈：中国宗教学体系的开创者

2009年07月17日 15:34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任继愈：中国宗教学体系的开创者

　　编者按 7月11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术大师结伴西行。他们的离去让学界倍感悲伤，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任继愈先生是真正的国学大家，他平生致力于宗教学和哲学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宗教学系统研究之先河，其著述颇丰，影响了几代学人。两位大师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在治学、人格等方面更是高山景行，具备垂范后世的价值和意义。本期《读周刊》特约与季羡林先生有密切交往的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和对任继愈先生有深刻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卓新平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回忆两位先生的一生学问和人格，以资纪念。

　　惊闻著名学者、我的恩师任继愈先生与世长辞，心中感到悲痛万分、哀伤无限。任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甚至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回想自己步入宗教学研究30多年的历程，任先生的引领提携、耳提面命，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凝结成了永恒的记忆。

　　毛泽东赞其“凤毛麟角”  

　　1972年，我因有人退学而得以补空进入“大学”，成了一名晚入校好几个月的、名不符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获得了“迟来的幸运”，我努力地赶、拚命地补，结果成了学校“白专”嫌疑。在各种警告和暗示下，我不敢再专攻自己的英语专业，转而广泛涉猎马恩列斯著作和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这样，我首次接触到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1973年)，并知道了任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单位。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了“留乡”，在农村经历了3年半无法读书的时光后于1977年底回到学校。1978年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传来，让我无比兴奋。在同学的鼓励下，我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于1978年夏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参加复试，也第一次见到了任先生。我成了当时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这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名学生。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虽然不属任先生直接指导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和道教研究专业，却仍有机会聆听先生教授的古汉语课、中国哲学史课、以及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等课程。这样，我认真阅读了任先生所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及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知道了任先生在1963年就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并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于1964年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故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诞生，由此使中国宗教学由个人、零散的研究进入到集体、系统或建制性研究创立和发展的时代。而且，任先生著作后记中所引用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3句话，也成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的“3把钥匙”。此外，我们还系统地学习了任先生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世界宗教的信心。

　　筚路蓝缕

　　开创中国宗教学体系　　

　　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学生，我受到了任先生等研究所导师们的特别关心和培养，毕业后不仅被留所工作，不久还被派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留学生。任先生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中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针。为此，任先生不仅派我们年轻学者出国深造，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现人才、吸纳学术骨干力量，并从国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来所工作。在学术资料建设上，任先生主编了当代中国第一部《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和影响广远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典籍，对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宗教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为此，任先生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和知识面的广博，鼓励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更扎实的根基。在这方面，任先生身体力行，不仅主持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推出了多卷本成果，而且还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等学术期刊，主编宗教学大型工具书《宗教大辞典》。在学术资料整理及研究的更大视野中，任先生进而主持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二十四史》重新校订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任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研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为了中国宗教学科的系统发展，任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今年是中国宗教学会成立30周年，其成长壮大，离不开任先生的特别关心和大力推动。

　　在学术研究上，任先生有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的“儒教是教”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当代中国学界巨大反响，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宗教性”的研究。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奠定了中国宗教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整整影响了中国当今一代学人。而任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更是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提供了基本研究视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后，任先生仍继续关注、支持宗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不仅作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一如既往地关心宗教所学科建设和全国宗教学的发展，而且还继续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并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全力帮助提携年轻学者

　　任先生谦虚谨慎、生活简朴，做人极为低调，对年轻学者则全力帮助和提携。一个玻璃饮水杯任先生一用就是数十年，我们前不久去医院探望他时发现任先生还在用这个水杯。

　　2006年4月15日是任先生90周年诞辰，但他坚决反对搞任何祝寿或纪念活动，而在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上，任先生则不遗余力积极推荐、大胆任用。在编辑《宗教大辞典》时，任先生鼓励我和另一年轻学者一起参加撰写“绪论”，并在先生名字旁署上了我们的名字。在这10多年来，任先生一直鼓励我努力做好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工作，并推荐我接替先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任先生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建议和帮助。

　　2008年春节，我去拜访任先生时发现先生仍在节日中从事研究写作，先生对我说还想笔耕5年，完成其宏大的学术工程。今年春节我再探望任先生时，已在病中的先生仍念念不忘自己手头的研究计划和工作。任先生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和人生境界，让我们这些学界晚辈感到震撼、受到激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将任先生开创的中国宗教学体系建设这一事业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坚信这位学术巨人会引领出当今中国宗教学界的群英、完成春华秋实之连接和继承，从而迎来中国宗教学独立发展、体制创新、硕果累累的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任继愈 字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1964年~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87年~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5年至今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卓新平

放牛班的课堂

悼念任继愈先生：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009年07月17日 09:20　来源：光明日报



　　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深切悼念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逝世。中国学术的天空又一巨星陨落。这位学界翘楚，将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光与热，献给了中国五千年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

　　“去年五月，任继愈先生因癌症再次动了手术。出院不久，他就坚持回到工作岗位。  

　　我们劝他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老人说，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如果说你们还有100块钱,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我要用好它。”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讲述的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老人一生为人低调，刻意远离公众视线。没有醒目的桂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因其“学”而著其“名”，不负“著名学者”之谓。在老人的心中，学术之路“有似地质队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

　　“学者”，是一个看似平凡的称谓，而老人却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诠释着这个本不普通的称呼。

　　何谓“学者”？以学术为生者。不是以学术为营生，而是以学术为生命。

　　自觉挑起文化担当

　　人生有涯。对任继愈先生来说，九十三年的光阴何其短暂！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学界为之震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他为中国古籍文献的保护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载中国文化的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护与利用；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直到晚年，他仍笔耕不辍，每年完成20万字的写作……

　　即便如此，直到老人去世，仍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

　　以学术为生命，意味着必须挑起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担当。

　　“很多人的学术研究，往往成就的是自己的名山事业。纵观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如此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说。

　　抗战期间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青年时代的任继愈先生决心将学术方向由西方哲学转为中国哲学，为正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文化力量，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他研究佛教，是因为他意识到“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先生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他曾经谈到，经历十年浩劫，很多40岁以下的学者阅读古代文献都很吃力。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积累时期，要实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向对中华传统古籍的整理，为未来、为后辈学人打基础、积蓄力量。”詹福瑞说，“古稀之年，任先生对文化传承仍然有着强烈的高度自觉，最是令人钦佩和感动。”

　　正因为如此，老人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老人，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13年前，老人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

　　绽放绚丽学术光彩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缺少科学性。”任继愈曾经这样说。

　　学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学术。

　　在很多人看来，“师承”是一个人的荣耀，甚至是一份学术资本。然而，任继愈先生却很少提及。尽管，汤用彤、贺麟这两位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学者曾是他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正、副导师，也是他一生极为敬仰的前辈。但他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众长，有所创建。

　　他曾说，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等一代学者，之所以能“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

　　对于他来说，属于他的“现代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

　　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

　　以学术为生命，就要让这一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不仅如此，任继愈先生还用自己的学术光彩点亮了无数研究者的治学之路。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以后，时至今日，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在继续。尽管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课题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在不同观点学者的互相辩难中，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说。

　　或许，任先生晚年倾尽心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在后人的辉煌中，谁又能忘记其中那属于任继愈先生的一份光彩？

　　保持学术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先生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先生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他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当场回绝。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老人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先生这样说。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熊十力先生是任继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师，然而，当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他曾致信老师，不再相信老师佛学研究的方向，“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此举被熊先生赞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终生不辍，所获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他对自己的批判恰恰来自老子研究。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时曾表示，不赞同后者将老子思想视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任继愈仍然坚持将这一观点写入了他196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他将老子思想归入唯心主义。几十年来，老人从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观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顾20年来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没有讲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误，不是没有讲透，而是讲得太‘透’，以至超出了《老子》本书及其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因而讲得越清楚，离开《老子》本来面目越远。我们替古人讲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观念，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误。”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来说，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断实现着学术的自我超越。”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说。

　　人生境界决定学术高度

　　以学术为生命，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整理是一项完全“为人作嫁”的工作，视之为畏途。任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古籍整理工作又难学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没有时间发表个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评定职称、工资待遇的现实问题，对长期古籍整理者，处于不利地位。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的人难以找到。”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为古籍整理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任担在自己肩头。因为，他知道，文化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20多年前，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就用一个包着玻璃丝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个玻璃丝套依然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感慨良多。

　　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

　　他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宜长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我们还记得任先生那句朴素的话语——“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让每一位为中国学术事业默默奉献的学者，享有永远的荣耀。

　　本报记者　邢宇皓采写

放牛班的课堂

任继愈：担承重荷的大师走了

2009年07月17日 11:35　来源：北京日报


　　任继愈：担承重荷的大师走了

　　一

　　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休息了，永远地休息了。虽然，九十四岁高龄，不算短寿。且人之生死，也是常事。但事到临头，还是泰山其颓，梁柱其折，使人热泪难干。为事业计，先生辞世对于学术界的损失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自我安慰，则这个结果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先生还要以九十余岁的高龄，忙他的工作。从我三十余年前追随先生读研究生开始，就知道先生的时间是“压缩饼干”。先是取消了午睡，后来又谢绝在外面吃饭。为避免杂事干扰，他把自己的研究时间放在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有几个人像他这样拼命工作！

　　先生这次发病，是去年的事。中间出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一个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的，约十万字。他则由护工陪着，带来了厚厚两大包稿件，那是书稿的全部。先生说，他的意见都在稿件里啦。近三十年来，我知道他从不做挂名主编，可这时候，心里的酸楚真是难以名状。

　　今年3月19日，他又住院了。在医院里，《中华大典》的工作找他，《大藏经下编》的工作找他，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找他。他的日常工作则由助手李劲代他值班，随时向他汇报处理。6月10日，他签署了《大藏经下编》的文件。6月17日，我去看他。他有些兴奋，滔滔不绝，讲《中华大典》，讲《大藏经下编》，讲历史，讲哲学。我坐在床边，望着病床上的先生，心里如波浪翻滚，可是不能打断他，只能听着，静静地听着。如果不是治疗，他不知还要讲多久。然而我明显感到，疾病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逻辑思维。第二天，他就只能说些单词，后来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昏迷中，他出现了幻觉，似乎听到外面在开会。他问儿子任重，大家都讲些什么，任重只好编些话来应付，而他还认真地评论着，谁的对，谁的不对。

　　如果不是疾病迫使他离开工作，我不知道有谁能让他停止操劳。古之君子所谓“躹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者，就是先生这样的人。然而，他太累了。

　　春秋时代政治家晏婴说过，死亡也是好事，它让坏人消灭，让好人休息。现在，先生休息了，先生该休息了。

　　二

　　从古以来，人们就盼望“长寿百年”。然而迄今为止，能够长寿百年的还是非常稀少，百年长寿而又能继续工作的，就更少。这不是先生所盼望的，更不是先生所追求的。只是活着而无法工作，对他是一种折磨。我们也不敢指望先生能长寿百年，但是盼望他能够再健康的支撑三五年。那时候，《中华大典》就要编完了，《大藏经下编》也要编完了，先生的其他许多工作也会告一段落，而先生也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然而没有。这是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这些作学生的、长期在他的指导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的遗憾，终生的遗憾！

　　人生百年，能够不留下遗憾的，是太少了。然而作为学者，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了一部部著作，化作了桩桩件件的事业。其成就的宏伟，不仅足以使我们得到安慰，先生也完全可以因此而毫无遗憾地休息了。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里，先生主编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那是他那一代学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的代表作。作为大学教材，曾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佛教研究论文，为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方向，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先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改变了近百年来从梁启超开始、此后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结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不仅关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关系着应该如何继承这份丰富遗产，也关系着宗教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可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成为一个无宗教的民族？是不是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模式和结构状况才是宗教？由于“儒教是宗教”论断的特殊性质，以致它所造成的震动，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犹存；

　　先生晚年，又领导了大规模地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先是《中华大藏经(汉文)上编》，接着是《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下编》，以及难以计数的中小型古籍整理项目。

　　作为一个学者，上述每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使之成为一流，然而这远不是先生事业的全部。他创办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建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他培养了一批批各有所长的学生。其中每一件也都是足以使任何一个学者感到自豪和荣耀的事业。还有许多在别人看来也足以荣耀的事业，对于先生，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在谈到这些成就的时候，不少人常常忽略，这是一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视力的高龄老人创造的。

　　以工作量来计算，这样的工作量够得上几个百年？先生可以含着微笑，毫无遗憾地安然入睡了。

　　三

　　有人问，先生为什么以九十高龄，还这么兢兢业业地工作？我说最好不用这个词汇。兢兢业业对于我们，可能是一句相当高度的褒词。然而对于先生，这个词则显得苍白和贫乏。古代那些圣人、贤人，无不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说“天生德于予”；孟子说，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苏轼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因为他是那种“生由岳降，死为列星”类的人物。上帝鬼神是不存在的，但历史的使命是真实的。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自觉担当起自己历史使命的人。

　　先生的专业是哲学。当年他之所以要学哲学，因为那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斯宾诺莎“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活着就更难”，是他学哲学的动力，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那时候，哲学学科的状况还不如现在。他们班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就剩下了三个人。他，是三人之一。

　　入大学不久，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先到湖南，后到云南。先生选择步行，从长沙走到昆明。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贫困，促使先生以沉重的心情选择了中国哲学这个专业。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是活着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这是一个伟大学者对于自己时代和自己民族精神需要的高度自觉和透彻理解，是先生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岂止是兢兢业业四字所能了得！

　　四

　　毛泽东主席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遗产我们都要继承。并且指出，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任务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重视。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古籍以各种形式被整理出版。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到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领域，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治学精神，使先生懂得，要继承这份遗产，不能以回到孔子为己任。先生先是相信儒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从他禀告自己老师的话中可见一斑。他告诉自己的老师说，他要和过去告别，要用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研究。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后还有第二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其追求真理的热烈迫切，其为人的坦诚磊落，其对老师的尊敬热爱，都可从这对先生自身具有历史意义的告白中得到印证。

　　追求真理，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契机和动力。追求真理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时热烈迫切，稍有风吹草动，就丢掉、抛弃、甚至背叛，反唇相讥。一种是追求到了就矢志不渝，不管遇到何种风浪。先生属于后者。“文革”中，先生已经是由毛泽东主席肯定的“红色教授”，共产党员，即使仅仅附和几句，也立刻就会青云直上，但先生没有，他保持住了一个学者的操守。作为宗教研究所所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违背宗教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过激言论。在此后“无神论无人讲”的年代，先生则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积极建议党

　　和国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建议创办无神论的研究机构。

　　在特异功能泛滥的日子里，先生和我谈起他的忧虑。我听说过不少所谓大师们的“事迹”，担心先生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到第一线。此后特异功能以及有神论泛滥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先生电话：“明天讨论重建无神论学会，你来做秘书长。”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但也只能义无反顾。

　　先生是敢于只身抗击狂风暴雨的大树，是在洪水泛滥中巍然屹立的砥柱，是宁可摧折也不弯腰的志士仁人。

　　无神论学会恢复活动不久，先生告诉我，列宁说过，要帮助群众树立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单靠“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不够的。我根据先生的指导就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然而迄今为止，理解这一点的人还是太少。不少人依然认为，媒体宣传了党的政策，学校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无神论宣传和教育。这些年来，有神论思潮在社会上的泛滥，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侵蚀，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包括无神论在内的科学世界观的培养依然会困难重重。

　　在专业所及的范围内，先生不仅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精辟的，把握是准确的。

　　在宗教学领域，任继愈先生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方向。

　　五

　　先生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了研究所工作的八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这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知道。至于他为培养人才所做的那些超额的付出，则很少为人所知。“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挂在他名下的就有17个。这是那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先生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说过：“那时候我对你们只好‘放羊’了。如果我不挂名，许多青年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可是我们那一期挂在他名下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先生的负责和认真。他一个人教我们三门课程，每门课每周三个小时。他是当时研究生院公认的最认真负责的导师。

　　为培养人才，从他在北大时候起，就经常资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还念念不忘先生资助他的那份情谊。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同学们，也有不少得到过他形式不同的资助。至于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生，自己恐怕都难以说得清楚。以致我的有些如今已为人师的同学，也经常以不同形式资助自己的学生，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么对他的。

　　他关怀着自己的学生，甚至亲自为患病的学生家属寻找药方，在电梯停运的情况下登上七八层高楼去探望。他关怀着青少年一代，不止一次向中小学捐献有关的书籍，参加有关的公益活动，不断督促我们把《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和相关书籍送到青少年手中。他不知帮助过多少青年学者找到能够发挥自己光热的工作，也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先生以火热的心肠对待青年一代，而自己的生活则俭朴到了刻苦的程度。我从读研究生时候起就发现，他的许多文稿都是写在一种我至今也叫不出名的、非常粗糙的草纸上。或者是废旧信封的背面，有些甚至呈不规则型。同事朋友间往来，用的都是旧信封。那些需要翻新的，许多时候都是自己动手。当时，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高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实行邮政编码，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上一世纪，他主编书，从来不拿主编费，稿酬都分给作者。他的许多稿酬，也都上交作了公费。现在主编《中华大典》，仍然不拿主编费。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工资提前晋升一级，他把这一级工资交了党费。“文革”后，工资改革，我是党小组长，说现在工资改革了，你不应再交这一级党费。他就把党费直接交到了党委。我后悔不该对先生说这样的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人民日报社的实习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先生的报道，提到先生俭朴的生活。有人不相信这个报道，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这位怀疑者不知道，无论那位记者报道的，还是我这里所说的，其实都是先生俭朴生活的零星发见而已。我们不知道和没有讲出来的，还不知有多少。

　　先生家里长期没有家政服务，请家政服务仅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当时

　　六

　　七

　　有人问先生，夫人冯钟芸先生到北大上课时他怎么吃饭。先生说，泡方便面。眼睛不好，常常会把开水倒在外面。

　　刻苦着自己，为国家节省着每一分钱；刻苦着自己，盼望青少年们好好成长。先生的心里，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

　　六

　　先生的辛劳和刻苦，不是多数人愿意接受的。这无可厚非。先生也不会希望大家都如此辛苦，就像鲁迅先生也不希望他的下一代还像他辛苦展转一样。但是，人类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高尚的献身精神，是永远都需要的。无论古今中外，那些活在人们心中的仁人志士、圣贤伟人，都是有理想、有志向，为社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都是信念坚定矢志不渝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历来都不是多数，但却是高尚者的选择。

　　现在不少人喜欢讲平凡，甚至喜欢以平凡自居，这对于那些刻意求名行为，无疑是一服良药。个人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完全可由自己决定。只要无害公益，无害他人，也都是法律和社会所允许的。但是不可以此拒绝高尚。庸俗而没有高尚的民族，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最多只能是二流的角色。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什么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召唤出高尚者，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作民族的脊梁。

　　这些年来，先生不止一次谈到过青年的立志问题，觉得今天有些青年太讲究实惠而少有理想。人要生活，当然要讲实惠。但是实惠讲得太多而忽视理想，忽视志向，那将是苍白无聊的生活。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说过，青年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应能让高尚的人们面对自己的墓碑，洒下热泪。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道：“民族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光明前途，必将召唤一代又一代像先生这样的高尚者，去自觉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我们的国家将不断涌现像先生这样学风扎实、学问博深、志向坚定、操守高尚的学者，中华民族将不仅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强，而且在文化上也将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

　　七

　　三年前，我应《文化报》之邀，写过一篇介绍先生为学和为人的短文《置身学术深流的学者》。我在那里说道：

　　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俭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中国学术的独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学者。

　　不想，仅仅三年，这些话，竟成为学生对于先生一生的总结。此时此刻，我愈加痛切地感到，像先生这样的学者是太少了，太少了。我盼望着有更多的、像先生这样和超过先生的学者出现，为中国的学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无论为学还是为人，先生都是一代宗师，是那些真正愿意献身学术、真正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工作的学者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愿先生的精神在他热爱着的这片土地上和他热爱着的人民中开出最美丽的花，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言：

　　先生九十余高龄辞世，发病也有一年时间，我们心里也有思想准备。却没料到还会如此难过。平时说“难过”，轻描淡写，现在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难过”。百无聊赖，每一天都特别地长。

　　李 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