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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十六)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8-23 2:25:24

电影《阿尔及尔之役》在法国长期遭到禁演

　　

美国人害怕的是无约束的权力导致法治倒退，所以听证会的作用只是国会作为民众代表，
搞清楚某件事“到底是什么状况”。HUAC调查不是司法过程，它对调查对象没有任何起诉、干预、约束的权力。

　　不反感才会误导

　　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在深入调查好莱坞亲苏片之后，影片有极权制度宣传，所谓propaganda，应该是可以确认的。那么，如何看待和处理它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容许?

　　为亲苏电影《俄国之歌》作证的俄裔作家兰德阐述了一些理由，她认为社会不应该容忍。对以谎言引导政治立场的propaganda作出定义之后，她说，《俄国之歌》结尾时，借剧中苏联人对美国主角说，你可以回自己国家，用语言和音乐，把这里的真相告诉他们。也就是电影最终要灌输给美国人：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就是苏联真相。兰德说，她相信制片人的话，他们并非要有意制作一部苏共宣传片，也看到他们剪掉了一些很过分的镜头，可事实上，在苏联发生许多可怕事情的同时，电影却告诉大家，在那个制度下人民很幸福。兰德说，假如谁有疑问，只需回答一个问题：设想一下，假如你明知纳粹德国的生活状况、明知犹太人灭绝营，是不是可以同时接受发生在纳粹德国浪漫恋爱小故事的电影，在电影里演奏一点华尔兹，说人民生活很幸福。假如你无法接受，那么有关苏联的虚假电影就也不能被接受，道理是一样的。那是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战争创伤犹在眼前，要是她的听众是中国人，大概就要举日本的例子了。

　　对亲苏电影在感情上反应如此强烈的，主要是俄国移民。他们对苏联有切肤之痛。可是，一般美国人对那一段苏联状况缺乏了解，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他们可能就没什么反感，而HUAC之所以要调查，正在于美国人的“不反感”，也就是在电影手段精心编织的谎言下，可能就信了。国会认为，关键不是发生了某个民众感情无法接受的、甚至是厌恶的“言论表达”，而是提供虚假信息的propaganda，会不会在民众赏心悦目之间就误导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起到煽动崇拜极权制度的作用。所以，关键是社会风险度：是否有人先利用民主制度提供的言论自由，成功误导多数人，再利用民主制度提供的合法选举，把美国“非美”成极权国家。假如有人怀疑这一点，HUAC当然可以说：看看1933年前的德国，别告诉我这“绝对”没有可能。

　　说起钻制度漏洞，我不由想起以前看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描写的一个细节：为保护作为精神圣殿的大学，奥地利早就进化出一条文明规则，就是警察绝对不得进入大学校门。结果，纳粹在奥地利开始兴起之后，茨威格看到法西斯分子在维也纳的大学校园内殴打学生，警察却站在校门之外袖手旁观。去年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漫无目标地在维也纳街头闲逛，湿漉漉铺着小石块的街景和歌剧院，与茨威格年轻时代一模一样，你会感觉文明是连续的，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中间的一段断裂。这突然插入的群体疯狂就是有人误导民众的结果。

　　言论的风险评估

　　所以，HUAC的这次调查其实涉及对煽动性言论的社会风险评估。

　　前面提到了1919年由霍姆斯大法官提出的、是否带来“清楚与现实危险”的言论保护测定原则，今天大家都认为，这个原则正面保障了言论自由。判断没有错，因为今天能够被美国法律划入“危险”的言论微乎其微。所以，就是在美国，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测定原则”同时反映了在某种历史氛围下，某些言论可能引发“现实危险”。在提出这个原则的“斯康克对美国”一案的判词中，斯康克恰是没有通过“危险测定”而在最高法院九比零判决下输了官司的。换句话说，这个著名的“保护言论自由”的里程碑判词，在当时是用来限制某个危险言论。

　　尤其是世界上还存在极权社会的今天，人们普遍关注保护言论自由，而往往忽略另一面，也就是言论代价、言论社会风险评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在许多历史书中，一般倾向于对HUAC调查持完全否定的看法。在一个又一个社会危机过去之后，人们很难回过头来重新体验那份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焦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不可忽略的两面，危险并不会因为忽略而消失，只会由于忽略而爆发原来可以避免的社会危险。所以深入探讨另一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各个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如何面对不同的，或者类似的风险。二战后民主德国禁止纳粹宣传是一个例子。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65年由意大利导演 Gillo Pontecorvo拍的一部电影《阿尔及尔之役》(The Battle of Algiers)。它记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过程，尤其是它冷峻中立的观察角度，堪称完美。正由于它强烈的表现力，虽然获得金狮奖，却在电影所记录的冲突一方，也就是在拥有民主制度的法国，长期遭到禁演。也同样因为它的反殖民冲击力，同时也在香港被禁演。这些地区权衡之后，认为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另外，上世纪末东欧发生多米诺骨牌般的翻牌，事后各国共产党都顺利转为民主制度下参与竞争的合法在野党，包括前苏联的俄国。但是罗马尼亚的转变过程却出现恶性冲突，原国家最高领导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匆匆枪决，它引发的社会张力，使得在东欧这一批转型国家中，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它的宣传是唯一遭到官方长期禁止的。

　　“言论作自由市场竞争”的风险

　　霍姆斯大法官在1919年同时提出“让言论作自由市场竞争”的理论。和他的言论“现实危险”测定原则一样，在美国也越来越得到正面评价，它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今天美国社会和民众的成熟。换句话说，同样的极权propaganda，在1920年的美国有很大社会危险，对今日美国民众不会有任何影响。那么，在1947年，在1950年呢?这是HUAC需要举行听证会、进行评估的原因。

　　说起言论的自由市场竞争，我想起一段上世纪初的中国故事。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父亲曾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那是上海最早的完全中学，建于 1907年，黄炎培任第一任校长。在当时的中国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名，听父亲说，当时学校就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市场竞争”的概念，那时每个周六下午有全校集会，本意是让中学生听关于孙中山思想之类的正统政治报告，可学校当局很开明，认为应该让当时各种活跃的思潮都进入学校作“言论的市场竞争”。所以，学校轮换请来不同名人，这一周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下周可能就是共产党，当然也有右翼和“正统”。让大家自己“明辨是非”。可以料想，当时的俄国风潮、中国局势和十几岁中学生的激情单纯相结合，必然是左翼思潮大获全胜。学校最终培养出一大批激进青年。去莫斯科参加共青团的蒋经国，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之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激进思潮的推动，因此，同一个国民政府，它的言论尺度在台湾骤然收紧，几乎禁绝左翼书籍，使得在两岸同样自认民主派的双方，在终于有机会相遇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之间可能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大陆寻求民主一族，在改革开放后追寻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因为这曾是他们长期无法得到的阅读和思想资源。而台湾寻求民主一族，在开禁后急于阅读马恩列斯等红色读物，这也是《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去年在台湾热销的背景。在最初的对立差异冲撞之后，多数人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趋同。这种趋同显示了“言论的自由市场竞争”在现代成熟社会的潜力。

　　但是，并非这种风险在今天就不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仍然有不成熟地区。而在高速全球化、新闻传播技术手段千百倍增强的时候，一个地区的言论可能引发全球范围意想不到的风险。例如2005年有反战人士伪造了关塔那摩监狱亵渎《可兰经》的新闻，在美国《新闻周刊》刊发，引出全世界大规模抗议风潮至少十七人死亡，导致伊斯兰世界反美仇恨对抗激化，它可能带来的局势危险度，难以估量。这些也都是新时代面临新问题的后话了。

　　对HUAC和国会的宪法约束

　　国会焦虑的一个背景，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宣传部，本身并不掌握任何媒体、娱乐、文化机构，也没有政府可以掌握操纵的电视台、电台、电影公司、报纸杂志等等，哪怕真看到某个宣传有煽动的危险，也不能说下个行政命令，要某电影公司现在按照政府口味，拍部主旋律片子什么的，作一个“反宣传”。这就是 HUAC调查出来小罗斯福政府居然暗中“指使”好莱坞拍了个亲苏电影，在美国成为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因。

　　HUAC在1947年的风险评估是一个前后时期的衡量。原来因莫斯科“二十一人审判”，苏共信誉在美国锐减，却又因美苏二战中的盟军关系，给打了一针强心针，在美国声望大涨。它们的正面形象又得到小罗斯福政府的大力推动，使得美国的共产党员暴增到五万，达到一个新高峰。然而在战争结束的1945 年，由于一批苏联间谍通过美共运作的事实暴露，冷战局势日益清楚，又使得民众对苏联、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急遽降温。HUAC调查是在这个高涨又回落的动荡中，评估前后落差的强弱对比。后来促成中美建交的尼克松，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很快成为HUAC主席的得力助手。

　　然而，风险评估又若何?HUAC只是美国众院的一个机构，HUAC调查不是司法过程，它对调查对象没有任何起诉、干预、约束的权力。不要说 HUAC，就是国会也无权对电影公司说：评估下来这是煽动，有社会风险，你这电影要禁。因为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受到宪法彻底禁止的：宪法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禁止言论自由。

　　同时，它不会引发任何司法动作。这时就看出“现实危险”测定原则对言论的保护功能来了。这个原则后来是越来越严，言论非要有引发“迫在眉睫”的危险，法院才可能下令禁止。要禁一部电影?门也没有。电影怎么可能对社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美国在这些方面特别和自己较劲。所以假如要回答一开始的问题：是否容许这样的煽动?答案是：不管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都必须容许。美国人更害怕的是无约束的权力导致法治倒退。既然如此，还要听证会干什么?它的作用只是国会作为民众代表，搞清楚某件事“到底是什么状况”。而国会听证这种形式，其实是一个延续至今的传统，它把民众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以听证会的方式公之于众。尤其是现在电视普及之后，任何关心某个议题的人，都可以追踪听证会，由议员们替大家传唤证人和提问，所以这是民众间接参与政治的一个过程。

　　可是，就在HUAC的1947年调查过程中，半路杀出“好莱坞十好汉”(Hollywood Ten)，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某些问题、大有抵制HUAC调查的趋势。结果，导致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走向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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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十七)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8-30 3:35:43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对好莱坞亲苏片的调查中，总共传唤过四十一个为好莱坞工作的证人。
结果，在这四十一个证人中，有十人拒绝回答问题，被大家称为“好莱坞十好汉”。

“好莱坞十好汉”与他们的律师在一起

　　“好莱坞十好汉”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对好莱坞亲苏片的调查中，总共传唤过四十一个为好莱坞工作的证人。结果，在这四十一个证人中，有十人拒绝回答问题，被大家称为“好莱坞十好汉”。这个译名我好像是加了一点“褒义”，准确地说，英语“Hollywood Ten”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看今天人们解读这段历史，总是给他们赋予一些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

　　十人中有七个剧作家、两名导演、一个制片人，在不同时期参加过美国共产党，都较深地卷入左翼政治。例如阿瓦·培西(Alvah Cecil Bessie)，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38年就响应共产国际号召，加入国际纵队的美国林肯支队，是西班牙内战战场上的幸存者，回来就写了一本书《战斗的人们》(Men in Battle)。他们都才华横溢，如剧作家阿尔伯特·马茨(Albert Maltz)，在阿瓦·培西去西班牙打仗那年，他的短篇小说获得了当年的欧·亨利奖。还有左翼剧作家拉德那(Ringgold Wilmer Lardner Jr.)，也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积极帮助筹集经费，组织游行。虽然老板对他卷入政治过深比较烦，却也欣赏他的才华，在当时美国一般雇员每周只有几美元工资的年代，他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写剧本，已经可以拿到每周两千美元的报酬了。在他们中间，更有好几位在1947年调查之前或者之后，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达顿·特鲁伯(Dalton Trumbo)是他们中间比较典型、也是最出名的一个。

　　达顿·特鲁伯在读高中时，就已经是跑法庭的校园小记者。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上了两年学，就又开始当大学校园报刊的记者。毕业后在记者职位上开始发表小说，也开始关注现实题材。照现在时髦说法，他在1937年“触电”，作为剧作者进入电影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已经是好莱坞报酬最高的合约剧作者之一了。他1940年写的电影Kitty Foyle，使他被提名奥斯卡剧作奖。1939年，他以反战题材的小说《强尼拿到了他的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很早就开始同情和支持美国共产党，也深受影响，最终在1943年入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苏德密约，战争初期苏联在德国一方，在1939年二战初期美国关于参战的争论中，美共也就坚决反对美英结盟和德国打仗，因为这等于站到了苏联对面、与苏联为敌了。达顿·特鲁伯也就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以文学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写了一本《非凡的安德鲁》(The Remarkable Andrew)。借美国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幽灵之口，警告美国不得参加二战。

　　是否可以藐视美国政府

　　当时《时代》周刊有篇书评，说是这些年美国共产党的作品反正是已经把开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总统都拉进去了，再加个杰克逊将军也真算不了什么。达顿·特鲁伯不顾书评的冷嘲热讽，马上把小说改编为剧本，他不愧是杰出作家，不论小说还是影片，都十分动人。五十多年前的电影，直到今天观众还在给它打满分的五颗星。可是特鲁伯真是运气不好，小说是1940年出版的，1941年德国就对苏联翻脸发动进攻。电影周期更是慢一拍，待到上映已是1942年，也就是说，大局已翻转，特鲁伯忽然发现，不论是苏联立场还是美国立场，他站的立场都已经“政治不正确”了。

　　之所以今天十好汉有悲壮意味，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在HUAC的调查中，个人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先就坐了牢。不了解美国的制度设置，想当然会认为“好莱坞十好汉”坐牢，是政府的迫害，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逻辑。

　　这十好汉都是好莱坞高手，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在HUAC调查中，他们有自己比较独立的思考和态度，例如，他们觉得电影只是个言论表达，调查是干涉言论自由。这个看法越到后来，越有人持这样看法，因为事件的背景消失了。把事情从时代中抽象剥离出来，就很难理解。例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顿·特鲁伯的母校科罗拉多大学，就把学校中心喷泉命名为“特鲁伯自由言论喷泉”，以纪念这位名人校友。

　　就具体做法来说，十好汉认为，他们可以引用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第五条，就是不能强迫被告“自证其罪”的条款，他们有权不回答问题，也就真的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提问了。

　　这其实涉及一些纠葛在一起的概念。首先，大家都知道，美国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司法的法庭，以及行政的白宫一摊，是独立并行的三大分支。但是有些规则就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美国人可以随便骂政府，好像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可是，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多半在潜意识里，又把三大分支混在一起了。实际上，最可以随意骂的，是总统、白宫、内阁等行政分支这一路，假如总统出来面见民众，有人在人群中当面骂了总统，甚至扔皮鞋之类，照美国法律，最多是扰乱公共秩序;或者总统接见你，你毫不领情还当面骂了他，都没有法律上特定的“藐视总统罪”。可是在法庭上你就不能辱骂法官。在美国并不是政府的任一分支你都可以“藐视”(contempt)，“藐视”是一个法律概念，明确规定范围。美国虽然没有“藐视总统罪”，但是确确实实有“藐视法庭罪”和“藐视国会罪”。

　　十好汉触动了一个古老开关

　　法治国家的法庭大概是最尊严的地方，阻碍法庭的司法职责，故意贬低、损害法庭和法官的权威和尊严，干扰其执行权威和职责，这样的行为是属刑事罪的藐视法庭罪;若在庭外拒不执行法庭判决，则是属于民事罪的藐视法庭罪。例如你付不起房租法庭判限期搬离，你不搬的话，算民事范围的藐视法庭罪。

　　我们的“十好汉”眼前的一个关键是，对司法、立法的两个“藐视罪”的行为范畴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大分支的性质太不相同。

　　在法庭的刑事审理中，被告或者证人可以有引用宪法权利法案“第五条”的权利，只消说“引用第五条”，就可以合法地拒绝回答问题了。宪法如此设置，是为了在刑事案中保护被告的权利。因为刑事案件的起诉人是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的检察官，判决涉及被告的自由或者生命，因此，宪法给予相对政府处于弱势的被告，一些保护自己的特权。可是，国会不是刑事法庭，国会各个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代表国民们向你做某些情况的调查，国会也并不对你的作证内容定罪。所以，作为公民，你有义务和责任回答问题，无权拒绝回答。所以，美国法律对“藐视国会罪”(contempt of Congress)的界定是，故意阻碍国会执行职权和权力，界定的最主要行为就是“证人拒绝回答国会所属委员会的问题”。而且，藐视国会是刑事罪，可以被判监禁。据此，联邦上诉法庭驳回了十好汉的上诉，他们就必须坐牢了。这么一来，真是很悲壮了，虽然国会藐视法庭罪的刑期都不长。这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坐了一年牢，其余都是几个月，例如阿瓦·培西是坐了十个月的牢。

　　所以，就“藐视国会罪必须坐牢”这件事本身来说，只是一个既定程序，它的起源是英国的“藐视议会罪”。它和美国的各种制度设置一样，早早地，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一步步设定好了。你应该知道那是违法的，千万别去触碰古老的开关;你一旦碰了，程序就开始启动，就会自动往前走，谁也救不了你。但是，这个判罪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救不了你，你自己却可以救自己：任何时候你决定按照国会要求作证，刑期马上中止。“十好汉”中有个电影导演，爱德华·德米奇克(Edward Dmytryk)，他是很小就随乌克兰裔父母移民美国，在美国长大，可是直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他才刚刚入美国国籍。可他在成为美国人之前，就已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了。就在德米奇克被HUAC传到听证会的1947年，他执导的电影Crossfire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也拒绝与 HUAC合作，因藐视国会罪被判入狱。但是德米奇克在坐牢七个月后，决定回到听证会作证，也就中止刑期出狱了。

　　意外的形势急转直下

　　按说，即便如此，本来整个事件也就涉及十个人的短期监禁，不会有更大的影响面。这样的处罚在既定程序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谈不上是政治迫害事件。这十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出类拔萃，只不过就是中间离开几个月、至多一年，回到好莱坞，他们应该还是十条好汉。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因藐视国会被传讯的第二天，1947年11月24日，他们的老板们，包括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美国电影工业的三大专业组织，也就是好莱坞各主要电影公司的四十八个CEO和制片人，一起汇集在纽约，在华道夫-阿斯朵利亚(Waldorf-Astoria Hotel)开了几天会，作出了一个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推动了整个事件意外地急转直下。

　　他们决定解雇这十个受到起诉的雇员。解雇他们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十个人对抗听证会，而是他们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进一步决定：我们好莱坞将不再雇用任何颠覆集团的成员。1947年12月3日，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艾略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代表这个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华道夫声明”。

　　事实上，这些电影工业的掌门人在HUAC一开始调查的时候，是支持包括“十好汉”在内的听证会证人的。他们宣称听证会调查美国共产党组织对美国电影工业的影响，只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政治抹黑。所以，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声明是他们立场的转变，而这么大的转变，是来自于公众主流观点的压力。可是，我们假如仔细研究他们的声明，会发现并非如此。

　　“华道夫声明”的关键条款是：“我们将不会明知故犯地雇用共产党员或者任何其他组织或者政党的成员，他们提倡以武力或其他非法的或者违宪的手段，来推翻美国政府。” 而解雇这“十好汉”的依据是“我们将立即停止或者说悬置对这十人的雇用，直到他们洗刷藐视罪，并且在誓言之下宣称他们不是共产党员”。

　　必须先说明的是，美国电影协会这样的组织，是和政府没有任何瓜葛的民间行会。从这个声明其实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其实始终和HUAC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支持自己的雇员，是因为在调查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好莱坞，也就是美国电影工业，受到了共产党的渗透和影响，所以才宣称这样的说法是对好莱坞的“政治抹黑”。可是随着调查的推进，他们已经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认同美国民主制度通过选举轮换执政的制度内运作方式，反对以制度外的 “非美手段”，也就是“武力或其他非法的或者违宪手段，来推翻美国政府”。他们作为私营企业的雇主，决定以选择雇员的方式，来抵制有“非美手段”，即对民主制度使用非法颠覆性手段的政党，对事实上可能被利用作为政治宣传的一个特殊工业的渗透。

　　显然，这么一来，就不是局限于“十好汉”的单一事件了，它会引出一大批好莱坞雇员的雇用问题。开出这张解雇名单，就是著名的麦卡锡时代“好莱坞黑名单”事件。当时，谁也没有看透，一个看上去好像很有逻辑的民间介入，却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被突然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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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十八)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9-6 2:47:08

民众在美国白宫门前声援被判死刑的卢森堡夫妇

　　这个局势一旦运转起来，它就有了自己的规律，“华道夫声明”中预料到的恐惧气氛和伤及
无辜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试图避免的事情却难以避免。

　　

　　华道夫声明

　　所谓“好莱坞黑名单”事件，虽然起于麦卡锡进入公众视线之前，却几乎是麦卡锡时代历史叙述和回顾的主体部分之一。原因是它在今日历史叙述中，是一场针对普通平民的政治迫害。记得有朋友说起一个真实故事，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人解释文化大革命，可怎么解释对方都理解不了，最后就说，这就是放大了一千倍的麦卡锡时代，对方似乎就明白了。可想而知，麦卡锡在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四十八名签署“华道夫声明”的好莱坞CEO和业主，现在也就基本上是迫害者，或者说是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象征。可是，仔细去探究历史，你会发现麦卡锡和“文革”，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美两个不同历史事件，假如要吸取教训的话，完全是性质、来源不同的教训。

　　“华道夫声明”很特别，在于宣称好莱坞三大专业行会不再雇用“提倡以武力或其他非法或违宪手段推翻美国制度”的组织成员。可是，在这样声明的同时，他们又在思考这个行为的合法性，所以，声明也表示：“国会对于私人企业雇用共产党组织成员没有建立任何国家立法，这个缺失使得我们的行动变得格外困难。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求国会立法帮助美国企业摆脱搞颠覆和背叛国家的人。”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担心会给好莱坞这样一个文化事业带来伤害和负面效果，“华道夫声明”一面表示决心：“在执行这项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歇斯底里和胁迫让步。”一面预先对自己作出警告：“我们坦率承认，这样的决定有着危险和冒险的成分：有存在伤害无辜者的危险;冒着营造惧怕气氛的风险。作为创造性工作，不应有任何惧怕顾虑的气氛。我们会预先提防伤害无辜的危险，预防这样的风险，预防这种惧怕。”

　　他们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将邀请好莱坞有才能的行会和我们一起工作，去除颠覆者、保护无辜者，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保护自由言论和自由银幕。”

　　从好莱坞雇主们以往给这“十好汉”的高薪和他们的成就，可以看到，从盈利和事业发展的角度，雇主是希望和他们继续合作的。细看“华道夫声明”，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特殊的焦虑和困扰，而这种困扰来自冷战威胁的特殊紧张，以及美国制度事实无法高效应对这种威胁的事实。于是，就出现了官方、民间的折中应对方案。

　　扑朔迷离的局面

　　“好莱坞十好汉”的藐视国会罪，在众院是以三百四十六票比十七票通过的，但是他们一路上诉，也曾经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并没有接这个案子。不接的案子是无需说明理由的，但是一般都认为不接很正常。因为最高法院通常并不是接“轰动有名”的案子，而是接有极大争议的案子，就“藐视国会”来说，案情简单、法理上逻辑清楚，论“判断”是很简单的案子。可是再三上诉，一拖，案子也就过了将近三年。穷尽了司法程序，十好汉只能坐牢去了。那已经是 1950年，也就在那一年，麦卡锡参议员出场了，是麦卡锡把“麦卡锡时代”推向了最高潮。

　　事情发生在1950年不算偶然，那是个很自然的内外局势推动过程。1949年中国大陆的易帜，也是外部局势刺激之一，就是原先作为亲密盟友的中国绝大部分，由于国内革命，突然与美国拉开距离，加入了苏东阵营，苏联阵营在迅速扩大。加上1950年的朝鲜战争，更使得这些变化显得目不暇接、触目惊心。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亚洲，对美国人来说，它的概念相当于东德突然进攻西德而且差点把它给灭了，也象征着两大阵营被拖入大战的现实可能。这时距二战结束刚刚五年，对那些二战幸存下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和平的日子还没有过上多久，感觉几乎就是二战的继续。冷战顿时不再是说说而已的对抗。间谍战也就更让人看到背后的杀伤力。

　　前面介绍过，1945年11月，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自首，揭露了前美国共产党领袖布洛德从三十年代开始，就为苏联在美国建立情报网，并且持续下来的事实。而柏特丽交出的一百五十人间谍名单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在法庭上，他们又大多引用刑事案被告可以 “不自证其罪”的宪法条款，拒绝回答问题。按照美国严格的司法程序，间谍除非在交接情报时当场抓获，很难定罪。前面提到的畅销书《出使莫斯科》以及电影的作者，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也是一例。在众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公布调查结果后，人们显然要问，这位大使究竟怎么回事，是糊涂透顶被苏联的宣传灌迷糊了呢，还是装着糊涂、实际上被苏联收为“自己人”了呢?那么，力推他的亲苏作品的小罗斯福政府呢?力推斯大林政府高层领导、竭力要推动战后苏美密切合作的政府战争信息办公室呢?这些问题搅得大家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的最重要原因，是大家都明白，现在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时代不同了。

　　所以，间谍也不是以前的概念了，而是直接牵涉到可能把毁灭性武器的秘密交到对方手中。这种紧张在1949年达到高潮，苏联在那一年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大家早早晚晚都会折腾出核武器来，可西方阵营自然希望这样的威胁尽量晚一些到来。

　　历史在推出麦卡锡

　　苏联在1949年核爆，比各国专家的估计日期远远超前。也就是在1950年，曾在美国核计划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克劳斯·福柯，供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并且指认了一些为苏联工作的重要美国间谍，其中就有戴维·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格林格拉斯参与了美国最早的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他的姐夫和姐姐就是美国最著名的间谍卢森堡夫妇。格林格拉斯和姐姐埃塞尔·卢森堡(Ethel Rosenberg)，都是裘利·卢森堡(Julius Rosenberg)发展的一个间谍网的成员。

　　卢森堡夫妇是美国历史上平民以间谍罪被判死刑的唯一例子。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虽然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曾经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过，苏联从卢森堡夫妇间谍网得到极有价值的核武器资料，但这个案子始终被不断质疑。直到去年，2008年9月11日，与卢森堡夫妇同案的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在九十一岁高龄，终于在多年否认罪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苏联间谍，同时也确认裘利·卢森堡“合谋参与向苏联递送机密军事工业情报，也包括核武器情报”。虽然他还是为自己辩解，说他们传送的这些核武器资料对苏联已经价值不高，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从其他美国间谍那里得到了类似资料。卢森堡夫妇留下的两个孩子，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试着为父母洗刷罪名，在索贝尔去年的声明之后，放弃了这种努力。但是他们也认为，母亲并没有像父亲那样，卷入间谍活动如此之深。而且不管怎么说，对卢森堡夫妇二人，死刑都是过重了。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体会当时的人对美苏核战争的恐惧了。对冷战中的美国人来说，二战前后世界有了本质差别，虽说两大阵营主要是“冷对抗”而不是 “热交战”，可是，局部冲突不断，军备竞赛的等级规模史无前例。万一有个闪失打起来，大概只能是“一毁俱毁”。这可能也是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特赦卢森堡夫妇的原因，他恰好是从二战战场上刚下来不久的将军。

　　就在1950年的历史背景下，2月9日，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饭店发表讲话，他认为冷战的对手利用美国共产党，对美国外交部进行了渗透。他宣布说，自己手上掌握了五十七个官员的个例，他们或者是美国共产党员，或者是亲共的人，而他们仍然在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在当时的局势下，麦卡锡的讲话无疑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因此引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组成委员会，展开对共产党渗透政府状况的听证会调查。

　　罪与非罪

　　回头看，美国只是再次置身于一个危局之中，在仓皇应对。它置身一个史无前例的危机：刚刚经历二战，使它看到世界大战可能达到怎样的破坏;核武器刚刚诞生，使它看到世界可能因大战毁灭;军备竞赛成为应对冷战的重要步骤，间谍战成为军备竞赛的关键，而美国严格的司法制度显然没有应对大规模间谍战的能力。怎么办?

　　所谓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对“敌情不明”威胁下的被动应对。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高官、涉及军事机密的机构，必须忠诚于国家民主制度，而不是准备推翻这个制度的、冷战敌对阵营的间谍或者卧底者。

　　可是看上去，美国共产党“对外”像是个全球化政党，似乎有时它效忠于自己的国际体系远胜过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在美国“对内”，它似乎又是个时而制度内时而制度外、部分地上部分地下、捉摸不定的政党。本来，一个要害部门，不论国家机关还是核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要签署忠诚国家保证书。美国人认为，你签了字就是认真的誓言，可是既然现在暴露出来，美国共产党有为冷战敌对阵营组织间谍网的情况，既然都间谍了，当然什么保证都可能是虚假承诺。那是外部核威胁下、内部由政党组织的间谍战，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麦卡锡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的思路是，在美国司法制度无法应付间谍网、给他们定罪的时候，出来一个折中方案，和司法定罪无关，只是找出所有政府要害部门中的美国共产党，不留他们在政府工作，以缓解间谍战的危机。

　　绕了两圈以后，一个美国历史上独特的、似乎很难理解的复杂情况，就这样出来了。

　　假如进入司法程序：间谍是刑事罪，但必须有万分确凿证据证明其犯有间谍行为才能受到刑事惩罚。而仅仅是共产党员，信仰“反对或推翻美国制度”，不构成任何罪行，法院是不管的。

　　假如进入麦卡锡主义的实际操作程序：摆脱了司法的严格严谨程序，也摆脱了正常的要害部门要求的效忠宣誓程序，而是凡有潜在的间谍可能或颠覆美国制度意向的，就给予特定的“工作惩罚”。假如查出来“是”，会失去原来在政府要害部门的工作。而有“惩罚”就变成“类罪行”了。同时，麦卡锡的参院听证会是和政府工作有关的清查，原本和民间的企业公司等等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因好莱坞涉及亲苏政治宣传，受到众院调查，本来这并不涉及“惩罚”，却由于“华道夫声明”，也就在好莱坞这个范围卷入了民间雇主的“雇用惩罚”。

　　这个局势一旦运转起来，它就有了自己的规律，“华道夫声明”中预料到的恐惧气氛和伤及无辜的事情就开始发生，试图避免的事情却难以避免。事情开始顺着自己的逻辑不由自主地外延扩大：共产党员?前共产党员?共产党同情者?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参加过共产党员家里的派对?……

　　告密(name the names)突然变成听证会上的正当要求。一个焦虑时代的紧急应对，困扰了里里外外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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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十九)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9-13 1:47:30

杜鲁门(左)一直信任艾奇逊(右)

　　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忠诚审查计划”对四百五十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
以安全理由，十年来总共解雇了被认为符合界定的三百七十八人。

　　白宫那一头

　　前面说的，不论是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还是麦卡锡的参院调查，都是立法分支的国会系统。实际上，间谍案爆发使得民间最担心的是美国行政机构被渗透，压力当然首当其冲在行政分支，在迫使他们作出反应，也就是白宫这一头。

　　这种压力是通过选举在起作用的。联邦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量是招工应聘来的。各部部长、外派大使、联邦法官等高层官员是由总统提名，再到国会的听证会上“受审查”，例如最近奥巴马提名的中国大使，就必须面对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通过电视，当着美国民众的面，让大家知道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打算如何履行使命。行政分支人员绝大多数不是民选官员。可是，他们的头儿，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他必须对自己的那一摊子负责：假如你管的行政分支出问题，你就选不上了。

　　总统很复杂，他是全民的总统，不能以权为自己一党谋利。可是，之所以老百姓选了此党的此人，而没有去选彼党的彼人，就是在选的一刻，大多数人倾向于他所提出的、有别于对方党的政策。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两党共同核心价值没有差别，简单说就是都认同宪法和民主制度。所以，对总统选择，没有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大是大非，而只是选择一党所研究出来的具体施政方略。这是总统选举的政党关联，因此，两次总统选举之间所谓国会中期选举的政党倾斜，就可能是下次总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1946年，杜鲁门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参众两院分别大败。参院民主党丢了十二席，共和党以51:45席占上风;众院大丢五十四席，共和党以246:188席占上风。在新上任的新科参议员中，就有刚刚从二战战场上下来的海军陆战队麦卡锡上尉。

　　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选举得胜，历史学家认为，除了后来那句名言，“笨蛋，关键还是经济”之外，还有民众在间谍案暴露之后，对政府如何防止间谍渗透措施不力的疑虑。国会的共和党领袖裘·马丁(Joe Martin)就在竞选当口，誓言要彻底清除政府内的共产党。杜鲁门这个总统本来就当得不“神气”，他不是选总统选上来的，而是小罗斯福意外死亡，他作为副总统“顺”上来的，“顺”的时候这个副总统才刚刚当了八十二天。有差不多整四年的时间需要面对执政能力的怀疑。说句题外话，我对杜鲁门的意外提升一直深表同情，副总统几乎就是个闲差，无需承担重任。现在是总统，一上来就必须作出骇世惊俗的抉择：是扔原子弹马上结束太平洋战争，还是牺牲估计更多的双方军民、继续打旷日持久的常规战。只要想到这一刻，我就对所有竞选总统的人佩服不已。

　　正因为杜鲁门作为总统不是选上来的，所以，下面那次选举，才是他真正“证明自己”的那一次。

　　一纸行政命令

　　中期选举风向标一出来，杜鲁门总统决心做一些事情解决间谍渗透问题。不仅是应对民众压力，局面严峻，也使得行政分支无法再回避。1946年5 月，FBI的头头胡佛拿了一张政府高阶官员名单找上门来，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苏联渗透之大阴谋”，名单头一个就是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杜鲁门总统继承了一个政府，也同时承继了小罗斯福政府亲苏的大众质疑。艾奇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复杂例子。至少在1945 年，他被公认是倾向于和斯大林苏联密切合作的高层官员，直到1946年，他仍然希望和斯大林有个调和关系，据说是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一是清楚看到斯大林要控制东欧和东南亚，另一件事情对他刺激更大，就是发现苏联其实根本无意以正常外交处理国际关系。他是个老派传统外交家，前面一段立场只是对斯大林认识估计都不足。也许就是这一段，使得FBI对他产生怀疑。

　　杜鲁门总统认为胡佛的警告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他还是坚持自己对艾奇逊的信任，在当选总统后的1949年，杜鲁门升任艾奇逊为国务卿。艾奇逊作为大时代的大国外交家，一生完成大事无数，例如在1941年，他策划了美、英、荷对日本的禁运，切断了日本百分之九十的燃油供应，给了中国实实在在的支援。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艾奇逊非常清楚这一举动早晚会导致美日战争。他1949年一上任就组织外交部研究中美关系，发表了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诚实预言了中国在1949年的前景有它自身的逻辑，美国的影响极为有限。虽然杜鲁门对艾奇逊有信心，但也并不能因此否认美国政府存在苏联间谍渗透的事实。在 1946年，面对FBI名单，杜鲁门也不敢不作任何调查，就指其为诬陷不实之词。

　　美国非军事政府机构一向是一派和平景象，过去的概念中，所谓间谍都是和打仗、军事部门有关，现在第一次提出非军事政府机构安全问题。难怪杜鲁门总统迟迟推不出一个措施来：假如一向有安全门槛，就只需对新雇员有个忠诚审核程序，相对简单得多。现在是首次提出，就先要面对联邦政府数量庞大的现存雇员，要对他们全部作一个清查。这可怎么查?

　　杜鲁门左右为难，1946年底，他终于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要求他们研究和提出具体对策。委员会研究结果，最终推出了历史性的9835行政命令，也被称为忠诚命令(The Loyalty Order)。总统在1947年3月签署此令。在美国，这还是第一次。

　　间谍-安全-忠诚

　　美国从来不搞政治运动，对大规模清查没有任何经验，更惧怕滥用职权、伤及无辜。在这方面，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个教训就是 1692年发生在英属殖民地的著名“追巫”(Witch Hunt)案。虽然当时还没有美国，可事情发生在后来属于美国的新英格兰，美国人还是把它当作自己的污点，深深刻印在美国历史记录的账上，也从此草木皆兵。只要提清查，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Witch Hunt”?!

　　按说，行政分支要展开清查最简单，因为FBI就归在总统属下，本系统就有个现成调查机构可用。更何况，胡佛一直摩拳擦掌，一副只待下令就要冲上去查个清楚的样子。可胡佛的积极性可能反而吓坏了杜鲁门总统。9835行政命令撇开了FBI，要求在联邦行政机构内另建专门的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来自联邦政府六个部门的代表，由司法部长主管。必须说明的是，美国司法部属行政分支，和法院系统的司法分支不是一回事。司法部由一大批检察官和律师组成，司法部长应该是行政分支中最苛严法律、最不可能违法的人。这样，最重要的审查的“程序问题”由委员会解决，以免FBI追查无度，造成 “Witch Hunt”。

　　所谓“忠诚问题”，其实是由“间谍-安全-忠诚”这样一个顺序推下来的。它面对的困扰就是麦卡锡困扰：疑问是间谍案引发的，定间谍罪是司法职责，司法没有这个能力，政府被渗透问题又要解决，只能变通转化为行政分支出于安全考量的“忠诚”要求。所以，审查的所谓忠诚，不是“是否忠于总统”，关键是“是否终于宪法”、有没有违宪颠覆政府的意向。说到底，司法管你是不是间谍;行政审查则希望清除潜在间谍。

　　所以，在9835行政命令的第五部分对“不忠诚”的定义是：“破坏、间谍、通敌、暴乱，或者拥护鼓吹这些做法;未经授权故意泄露机密。鼓吹推翻美国政府，参加任何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组织、颠覆组织或者同情支持这些组织。” 其实这些都和防止间谍有关，针对眼前急迫的苏共间谍危机，假如没有具体标准和程序控制，这样泛泛的界定太容易导致清查失控、走向追查无度了。因此，审查委员会最后的做法是“和组织挂钩”，公布了“司法部长界定之颠覆组织名单”，也就是麦卡锡时代著名的“AGLOSO”。这个名单主要是三大类组织：KKK组织、法西斯组织以及共产主义阵营组织。因为这些组织自己宣布的宗旨明确就在清查界定的范围。

　　忠诚和宪法权利

　　任何国家当然都有涉及安全的忠诚问题。美国作为大规模移民国家，更为特殊。移民和土生土长的国民有很大差别。移民会有忠诚困扰，一般情况下可能感觉不到，可两国开战怎么办?一次大战的大量德裔、二次大战的大量日裔，所谓战时敌国侨民，就产生间谍隐患困扰。即便和平时期，作为移民蜂拥而至的国家，还是有国外“颠覆”“间谍”渗透的安全考量。所以，美国在移民入藉时，至今还要求在誓言下答复安全提问：你是否加入过纳粹党?你是否加入过共产党?这些组织和美国制度对立的理论目标从未宣称改变，美国人当然也认为它们都是认真的、打算说到做到，不敢不认真对待。归化的移民被要求有个“忠诚誓言”。这样两个提问的所谓安全审查，和9835行政命令颁布以后，新雇员进入一般联邦机构的程序差不多。在外人看来，似乎对一般人无意义，对间谍根本没用。这种看上去很书生气的程序，和它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有关，如法庭誓言。

　　美国在政府的非军事机构第一次引入“忠诚”概念，实际上是国家、政府从一个很松弛状态，突然由于敌方发起间谍战而开始应对，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反间谍系统。现在联邦雇员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安全审查系统，克林顿总统1995年曾发出12968行政命令，主要是接触保密资料雇员的安全审查规范。

　　正因为9835行政命令是“第一次”，从一开始就引出一系列思考、质疑和公开讨论。要通俗解释这个忠诚要求，好像也在常理之内。这么说吧，一个老板雇人，要求雇员不偷商业情报出去，不阴谋推翻老板，不是专事推翻本公司为宗旨的组织成员，应该算说得过去;有上述问题，说本公司不敢留你，另谋高就，好像也不算过分。可是，现在这个老板是联邦政府，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质疑主要涉及宪法和法律。大家马上要问，9835行政命令对联邦雇员的忠诚要求，其实是缩减了他们的部分公民权利，主要涉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此后，“忠诚审查”的做法不断面对司法挑战，也就由一系列法庭判决来逐步规范相关概念和做法。后来著名的“国旗能不能烧”之类的司法界定，起诉都归属在“忠诚案”名下。

　　杜鲁门总统把审查交给司法部长主持，只容许联邦调查局(FBI)查看联邦雇员的名单，FBI只能对一些已经发现有“负面资料”的人，展开全面背景调查。可是，FBI掌握的资料必须交给委员会处理;不让敌情观念过重的FBI主持审查程序。现在回头去看，这些措施还是有利于清查不无端扩大。在 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这个“忠诚审查计划”对四百五十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以安全理由，十年来总共解雇了被认为符合界定的三百七十八人。一万个雇员中解雇了不到一人，也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作为一个危机应对，能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杜鲁门在忐忑不安地、很不情愿发出9835行政命令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军方有一个在二战后期偶然开始的庞大破译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而杜鲁门一辈子都被瞒在鼓里。假如他知道这些破译内容，他签署9835行政命令的时候，可能就稍微心安理得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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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9-20 3:28:53

政府是有秘密的，《阳光法案》也不能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忠诚案”是麦卡锡时代的重要议案，因此，可不可以“不忠诚”、具体可以怎样“不忠诚”、到什么地步，成为很多人的难解心结。挑战“忠诚”的案件至今不休不眠,还在一轮轮司法挑战中。


　　当然，政府是有秘密的

　　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怎么对待机密的时效问题？在一些国家，这似乎是政府事务，民众不容置疑。其实它可能对一个公民是非常现实而性命攸关的。比如中国“文革”时期有草木皆兵倾向，政府下发的样样红头文件都加保密或机密二字。很少有人想过，现在四十年过去，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可能仍然踩在一个陷阱边缘。虽然即便在当时，泄露这些文件也未见得会危害国家，更不要说时过境迁的今天了；可既然没有解密，那么在没人较真的时候，历史学者也都在阅读、复印、拥有和引用这些历史文件，很少有人想到，假如哪天突然要认真了，你可能就掉下“未解密”的陷阱去了。我还真见过为这点事掉下去的。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美国在1976年通过的有关公开政府会议的《政府阳光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更早的是1966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自由信息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简称FOIA）。顺便说一句，这不是美国的发明，此前两百年的1766年的瑞典《新闻自由法》中，已经有了类似的精神和立法遗产。美国这两个强调政府透明公开的法案，同时也都界定了“豁免公开”，也就是保密的范围，其中最主要的是“已被法律规定为保密的事项”。对保密的界定涉及公众的现实知情权，对“阳光照不透”的保密历史文件如何处理？就牵涉历史学者的研究权利和公众对历史的知情权。

　　1994年克林顿政府指定了一个“保护和减少政府密件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原来的规定是，绝密文件（Top Secret）必须由针对这个文件的解密立法才能够解密。而这个委员会发现，截至1994年，联邦政府已经有了一百五十亿页达到甚至超过二十五年历史的绝密文件，要针对这些文件一个个立法解密，根本不可能。因此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签署了12958号行政命令，反向规定，所有政府绝密文件达到二十五年限期全部自动解密，对公众开放，只有针对某些文件再立法“不得解密”的，才可以继续留在绝密状态。历史学家们自然大喜。十几年执行下来了，切实可行。一般和国家安危有关的政府机密，超过二十五年也就过了危机了。极少数需要继续保密的再立法保护，而其余的就可以交给历史学者和大众，去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了。

　　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称，美国联邦政府在当时（1994年），大约每年产生四十万份机密文件。他们因此也指出，保密已经成为现今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常态。在2001年反恐之后，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一定暴增。因此，在发出12958号行政命令之后，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立即又发出12968号行政命令，非常细致地规定接触保密资料雇员的安全审查规范。

　　

　　主题切换带来的问题  

　　在今天，一般国家的行政机构对涉及机密部分，需要有对雇员的安全忠诚审查，几乎是一个不假思索的措施，好像既然需要，做就是了。美国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红头文件指派下来，大家就令行禁止照做的，总是一大堆疑问，经久不息的讨论，甚至司法挑战。最后可能归于妥协。这种妥协，可能是左右两端意见的折中，也可能是理想主义状态对现实危机有限的让步。关键在于细节，在于让步的细节幅度。

　　忠诚本非新议题。美国宪法还详细规定了总统忠诚宣誓的誓词，只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宣誓结束时不由自主冒出“愿上帝保佑我”（So help me God），后面总统也就纷纷跟进，比宪法规定多了一句。同样，州长、国会、州议员、法官等司法分支官员、军人、保密部门人员、归化入籍的公民等，都要求有忠诚誓言。另外，也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忠诚要求，例如最初各英属殖民地独立而组成联邦制美国，各州民众都被要求忠诚于这个新国家，其实是要大家习惯自己开始了州和联邦的双重国民新身份。

　　冷战开始，对间谍的安全防范落实到行政分支，就必须切换到忠诚主题，因为是“防范”而不是执法部门“抓间谍”。在1946年开始第一次对政府雇员进行安全、忠诚考察，就出现许多质疑。前面说过，杜鲁门的联邦政府处理时还是相当谨慎，可当时焦虑也在扩散到州政府一级，结果，虽然是同一个“忠诚”问题，实际上开始分流：在联邦层面，实质关注点始终聚焦在间谍和安全问题，而州的层面在切换主题之后，很快抛开“间谍危机”，开始把浮在表面的“忠诚”做成了单独文章。

　　州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化”其实很自然，州的层面并不面对国家安全防卫，它们本不该群起“接棒”，有时还接错了跑道。于是引发一大堆忠诚问题， “忠诚”可以是一个文学化甚至情绪化的概念，那么，要求宣誓的“忠诚”具体内容是什么？联邦制下，只要不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政府无权要求州政府做什么，同时也管不了州政府“要做什么”。于是各州自行其是，大多州政府也在杜鲁门被称为“忠诚命令”的9835号行政命令之后，仿而效之，对雇员开始有“忠诚要求”，延伸出来的做法五花八门，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泛滥趋势。应对这类泛滥，美国人通常的办法就是司法挑战解决。反正司法分支是最后的支撑。

　　

　　对忠诚誓言的司法挑战经久不息

　　例如在麦卡锡时期，加州就在1954年立了个地方法，让二战老兵享受房地产免税待遇，但是之前必须要签一个“忠诚誓言”。当地有个名叫劳伦斯·斯宾塞的二战退伍兵，恰巧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律师。打言论自由官司是ACLU的特长，这个法可以说是恰好撞在了他枪口上。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斯宾塞对兰待尔案”（Speiser v. Randall）。案子最后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定该地方法违宪。最高法院并在其他案子中明确，忠诚誓言的要求只和政府雇员有关，和普通人无关。

　　可是，有一个忠诚议题确实和州以下政府密切相关，那就是教育。联邦政府不拥有学校，教育是各州在管。这样，公立学校教师就也是州政府雇员。州政府也特别担心一些反对宪法和民主制度的教师，可能借讲台便利，轻易就用极端思想煽动了青少年，也不能说州政府的焦虑就完全没有道理。于是，当时大多数州都要求公立学校教师，包括大学教授签署忠诚誓言作为雇用条件。一些学校认定，若教师“不忠诚”，或者向学生教授“不忠诚”，就有可能被解雇。这些忠诚誓言，多半只是要求他们支持联邦宪法和州宪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教师宣扬爱国主义、发誓自己不属于共产党组织以及“赞同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

　　类似忠诚誓言陆陆续续在司法挑战中失败而取消。例如在佛罗里达州的橘县，在1950年规定公职人员必须签一个不支持帮助共产党的誓言。一个公立学校教师克来穆（Cramp）在规定出来后教了九年书，学校却忘了让他签誓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了。学校要他补签，却被他拒绝了。克来穆去了州巡回法院，以学校规定违宪为理由，申请法院禁止令，被法院驳回。1961年，此案（Cramp v. Orange County）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判定这个忠诚誓言侵犯了正当程序，也侵犯了教师的言论自由。

　　1967年联邦最高法院又以5：4裁定纽约州的行政条例违宪。该条例规定凡“颠覆分子”和拥护鼓吹暴力推翻政府的，不符合教师资格。教育董事会也指定了一个组织名单，认定凡属这些组织的成员就不符合教师资格，其中就包括共产党。最高法院认为，“颠覆”、“拥护”这些用词过于含糊。一个大学教师的某个学术观点很可能被认为是违反规定，学术和教学内容就会受到极大限制。最高法院认为不能对学术研究作任何预设的限制，在判词中明确提出“教室尤其是思想的市场”，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有关忠诚的条例，会“在教室中投射对正统思想的厌恶”。这个关键案子使得公立学校教师从定义含混不清的忠诚困扰中解脱出来。

　　回过头来，教育问题当然并不是简单的是非黑白。在学校里，学术和教育相交相融。学生都很年轻，相对单纯冲动，会有一些特定倾向。他们很难在一开始就理解事物的复杂两难，只有随阅历增加才会慢慢成熟。好的教师是以自己的阅历，尽早帮助学生早一些成熟，而不是利用学生的单纯热情来支持偏激的政治倾向。这是社会无法通过法律作出规定的。法律能够做的只是两害取其轻。

　　在1964年的“巴格特对布立特”（Baggett v. Bullitt）一案中，最高法院认定华盛顿州对政府雇员、公立学校教师作忠诚誓言的要求无效。这个誓言除了要求忠于宪法，还要求增进对国旗的尊重，以及尊重法律与秩序。法院认为，誓言的词义含糊得不恰当、不确定，也过于宽泛，因此违宪。

　　行政系统的安全、忠诚要求，关键在于，它是从间谍问题切换过来的。可以说，间谍是对国家“不忠诚行为”，但它是一个刑事罪。可是一个美国人表示他不忠诚国家，不仅不是刑事罪行，还是他自由言论的个人权利。换句话说，要求一个普通政府雇员作忠诚誓言，就是要求他放弃部分权利。这本身是否违宪？1954年有一个“巴伦布赖特对合众国案”（Barenblatt v. United States），在1959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也是一个拒绝作证引出“藐视国会罪”的案子，它本身和“忠诚誓言案”无关，可是，在这个案子中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出的概念，却和“忠诚誓言疑问”有关。大法官认为，言论自由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的。它牵涉“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所以，并非所有忠诚誓言都违宪，它需要具体权衡。最高法院判决的基本原则是：假如誓言对忠诚的解释是宽泛的、含糊不清、没有明确界定，那么它基本上是违宪的。正因为需要对具体案例的具体权衡，所以“忠诚案”层出不穷，也就是在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把忠诚的法律适用范围，逐步细节地界定出来。

　　“忠诚案”是麦卡锡时代的重要议案，因此，可不可以“不忠诚”、具体可以怎样“不忠诚”、到什么地步，成为很多人的难解心结。挑战“忠诚”的案件至今不休不眠,国旗烧得烧不得，迄今未有最终定论，还在一轮轮司法挑战中。上法庭挑战的理由有的出人意外，例如1994年的“贝沙德对加州社区大学”（Bessard v.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一案，提出的是宗教理由，贝沙德以1993年的《宗教自由重建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简称RFRA）为依据，提出“不起誓”是自己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故政府不能要求他签署忠诚誓言。法庭在一审中支持了他的观点。但是在1997年上诉到最高法院时，判定RFRA因超越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支持的国会履行安全措施权力，因此，RFRA违宪。贝沙德败诉。

　　麦卡锡时代，最高法院对忠诚案最重要的判定，当属和“结社自由”有关的判决。待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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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一）

东方早报 2009-9-27 5:52:00

　虽说“麦卡锡时代”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人能够顶下全部是非与责任，但他是一个象征，一个最后的重推手。麦卡锡究竟是何许人也？

麦卡锡主义挑战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林达

　　法官和中尉的麦卡锡

　　虽说“麦卡锡时代”不是麦卡锡参议员一人能够顶下全部是非与责任，但他是一个象征，一个最后的重推手。而麦卡锡时代形成的政治派别倾向、至今未消的恩怨争论，自然也统统落到他的头上。所以，除却历史学家之外，大众对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客观存在，也争执不休，判断迥异。

　　我看了各种说法，感觉麦卡锡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人。他于1908年底出生在美国中部一个农庄家庭。农庄经营不顺，麦卡锡必须先工作后读书，取得大学法律学位已经二十七岁。他显然是个努力想“做好”的年轻人，1939年，三十一岁的麦卡锡成为威斯康新州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并且一上任就超时拼命工作，审清了以前长期积压的全部两百多个案件。就在他当上法官的那一年，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但美国还没有参战。有当地报纸为证，麦卡锡三年法官的工作颇受好评。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法官依法可以免服兵役，可三十三岁的麦卡锡还是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上了战场。此举对美国人来说倒也不算很稀奇，那些一开始来中国战场的飞虎队就根本不是服兵役，只不过一激动就自己跑来帮忙。记得《华盛顿邮报》总裁格雷厄姆的《个人回忆》中提到，美国参战后她丈夫去白宫，白宫顾问见了他刚打个招呼就对他“咆哮”：“怎么没去当兵！？”格雷厄姆周围的富家子弟很多都上了战场，战死的也不在少数。她丈夫后来也上了战场，而且他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所以，麦卡锡此举不算很特别，至少是正常的爱国和勇敢。

　　参战期间麦卡锡去的是太平洋战场，他本是轰炸机中队的中尉情报官，相对比较安全，却志愿要求担任轰炸机的尾部机枪手。现在对麦卡锡时代耿耿于怀的人还有在争论他出任务究竟多少次，是不是在战后和人家吹牛的时候虚报了次数，我想这都是没见过战场的后辈在斤斤计较，能主动要求提着脑袋去哪怕一次，也算是堂堂正正的军人了。

　　进一步的证据是：麦卡锡在1952年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副司令哈利斯少將（Field Harris）给麦卡锡写信说：“尤其是战场表现，你得到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赞扬。你服役期间所有指挥官都毫无例外地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评价。”司令的评价是：作为情报官和俯冲轰炸机尾部机枪手“表现出色。他参加大量战斗任务，还在正常任务外承担航空摄影师，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拍摄火力布局”。麦卡锡的直接上司穆少校（E.E. Munn）在推荐信中特別提到他参加的轰炸包括了那些遇到日军猛烈抵抗的地区。

　　

　　一个有雄心的人

　　还没有退伍脱下军装，麦卡锡已经开始竞选威斯康新州的联邦参议员。但是论麦卡锡的资历来说，这一步迈得够大胆的，很有点“敢想敢干”的味道。参众两院差别非常大，众议员有点大区人民代表的意思，众议员提案非常荒唐离谱的都有，因为他只需要迎合一小块地区的民众意愿。而参议员每州只有两名，更被认为是精英代表。对“德高望重”的要求也高得多。

　　要作为共和党代表出来竞选，麦卡锡先要过党内竞选这一关。麦卡锡来自底层平民，假如竞选众议员，兴许还是个优势，竞选参议员就难说。而他挑战的对手小拉弗拉特（Robert M. La Follette, Jr.）来自政治世家，父亲老拉弗拉特就是老牌参议员，后来在1982年一次由美国历史学家投票的调查中，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佳参议员”的头一号。这当然无形之中会给儿子从政加分。1925年老拉弗拉特在参院任上去世，威斯康新百姓们就选小拉弗拉特补了他爹的缺。所以，他已经是个有经验的参议员。而论从政经验，严格地说，麦卡锡只有三年州巡回法院法官的经验，其余只是在当兵。从竞选过程本身来说，麦卡锡也很不利，他没有那么多操作时间，一开始来竞选还是向部队请了假的。可是，二战不仅以它的残酷、更以其严峻局面使得“兵”的分量变得非常重 ——没有兵去拼命，世界落在谁手里都难讲。而法官和兵的结合引人注目。麦卡锡手里主要也就是这张牌。

　　在竞选过程中，麦卡锡采用负面竞选的方式，攻击了自己对手的弱点。这在当时还是被相当普遍使用的竞选方式，现在虽然政治家都表示自己文明进化了，负面竞选大大减少，可是它充满实际获利的诱惑，政治家们经常还是未能免俗。麦卡锡当时指责对手没有去申请当兵，小拉弗拉特其实够冤的，不要说珍珠港被袭击那年，他已经四十六岁了，而且还身体有病，为此年轻时读大学都辍了学的。麦卡锡还攻击对手：在战时不去打仗保家卫国，反倒在家炒股牟取暴利，听上去像是在发国难财，杀伤力不小。其实这是美国常态，后来大家验证下来，麦卡锡虽然确实在战场殊死战斗，可也没耽误投资股市，他一边打仗一边在股市获利高达四万两千美元，而小拉弗拉特的两年收益是四万七千美元。总之，最后两人各方面优劣上下扯平，旗鼓相当。投票结果是，在两人各得二十多万张选票的情况下，麦卡锡只多了五千票，实属险胜。然而，负面竞选不仅容易造成不公平，而且对政治品质显然是一种毒害。

　　

　　共产党帮了麦卡锡的忙

　　大家一定没有想到，选举结果出来，小拉弗拉特当时就宣称，他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此话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后世历史学家分析起来，麦卡锡的初选胜利，确实还得益于几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他们鼓励自己的工会成员去投票给麦卡锡。因为小拉弗拉特是充分表现过自己的政治家，立场明确。他们判断要两害取其轻的话，麦卡锡可能对共产党还更有利一点。当然，后来他们一定悔断肠子了。

　　进入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决的正式选举，麦卡锡反而很轻松，实际上这不是麦卡锡取胜，而是1946年共和党大胜。麦卡锡就这样脱下军装，在1947 年直接进了参议院。在麦卡锡推动所谓“麦卡锡主义”之前的三年中，他作为一个立法者，支持了推动放开战时限定的物价，糖价是其中很重要一项。这个推动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曾经获得百事可乐公司的两万美元贷款，因此他推动放开糖价也就饱受诟病。

　　在最初这三年期间，麦卡锡参与的重要立法之一，是支持了美国重要的《劳资关系法》（The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这个立法使得美国的劳资互动和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等，有了根本差别。它的目标是期待在劳资之间取得平衡，使得商品生产、商业发展有一个最佳流程。因为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工会已经非常强大，也需要立法限制工会权力的过度扩张，比如工会不得禁止雇主雇用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最重要的是提出禁止危害“普遍社会安全福利”的概念，以及设立相应的仲裁机制。从此，美国不会出现长期瘫痪社会交通的大罢工。在立法之时，它自然引起工会强烈反弹，逼迫杜鲁门总统对该法案签署“否决”。之后国会又依照宪法规定，以三比二以上的大比数赞成票推翻了总统否决，完成立法，这条法案至今有效。对麦卡锡这个投票立场最为愤怒的，当然就是当年号召自己的会员在初选中支持麦卡锡的威斯康新工会。

　　从麦卡锡这位参院新人在最初三年的政治立场和活动看来，竞选时宣称“国会需要尾机枪手”的麦卡锡，并没有什么很强的攻击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当时正在审理二战达豪（集中营）案，案子的一部分是著名的曼眉地屠杀案（Malmedy Msaascre），德国冲锋队的一个部队屠杀了美军战俘，还犯下其他类似罪行，几案并审。麦卡锡却不知从哪里听说，以前军方在审理中有非法逼供，因此他认为这些德国冲锋队员没有受到公平待遇，要求对他们的死刑减刑。据说他没有拿出扎实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说法。这件事情使得他声誉大降，招致普遍批评，却同时也可以说，麦卡锡并不是一个轻易就为公众舆论和民愤所左右的人。

　　

　　麦卡锡对“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推动

　　就在1950年，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维灵市讲话，突然宣布他手上掌握了外交部五十七个有安全隐患者的具体名单，引发公众舆论强烈反应。民主党参议员对麦卡锡的这次讲话当然反感，这等于是在直接攻击民主党杜鲁门总统的内阁。1950年2月20日，麦卡锡为此在参院作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演说，民主党一些议员不断以质问打断演讲，达一百二十三次。一个要求是非常起码和正当的，就是“拿出证据来”。麦卡锡当时承认，他没有掌握这些人的全部信息，因此不适合在参院公布名单，但是他会向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提供必需的资料。

　　虽然民主党议员非常愤怒，但是事至如此，参院迫于压力，还是立即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下属调查委员会，准备对外交部作彻查。可以说是麦卡锡第一次参与推动“麦卡锡主义”。虽然参院是共和党占多数，为公正起见，委员会由民主党参议员米拉德·泰丁斯（Milard Tydings）主持，后来就被叫做泰丁斯委员会。麦卡锡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调查名单，听证调查持续了四个多月，到当年7月工作结束。泰丁斯主持写出的总结报告，对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持否定意见，指责麦卡锡给美国带来分裂，起的作用比共产党更糟。而共和党指责泰丁斯是要把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洗白”。参院几次表决是否接受这个报告，投票完全以党派为界，赞成和反对两分。

　　在表面的党派之争背后，反映出整个事情的矛盾和困扰。现在读历史，反对麦卡锡的，当然赞成泰丁斯参议员对麦卡锡的指责，也认为共和党对麦卡锡的支持只是党派性所致。可是，一方面，麦卡锡的名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他的依据之一，是二战中美国各军事机构在战后有数千人转入外交部，审查过程中认为有接近三百人有安全隐患，其中有七十九人因此没有被雇用，其余还是进入外交部工作。另一个很重的砝码，是在听证过程中，前苏联间谍布丹茨（Louis Francis Budenz）出来作证，他是苏联在美国间谍网最主要的自首者之一，他的证词支持了美国外交部有苏联潜伏间谍的说法。但是，从另一面看，泰丁斯参议员的报告也显然有理：证据仍然不足。

　　困扰就在于，第一，参院调查不是一个司法过程，就不可能像法庭那样证据“钉是钉，铆是铆”，能够铁板钉钉“定案”。而它又是在调查非同小可的外国间谍渗透政府机构案。第二，间谍案确实还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有证据可能也不会公开。就在1950年2月7日，麦卡锡在维灵市讲话的前三天，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就在众议员拨款委员会作证：反间谍“和处理一般刑事犯罪的目标不同。反间谍重要的是找出间谍联系人，搞清间谍的目标意图、情报來源、联系方法”，“拘捕、公开信息是最后迫不得已才做的事情”。他说，只有彻底了解整个间谍网，才有安全，才能使他们失去作用。当时美国的反间谍还刚刚开始，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话只不过是行内常识。后来证实，只有胡佛和极少数人，当时确实掌握了一批在美国政府之内的苏联间谍，而他们被迫对所有人保密，总统也毫不知情。司法无能为力，国会追查眼前也是一片泥沼。

　　所以，麦卡锡的第一次推动。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

Robot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十二）

东方早报  2009-10-11 3:49:34

　　

西斯案件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
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

　　林  达

艾尔格·西斯1954年出狱时依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两次“惧红”，惧怕对象其实并不同  

　　麦卡锡在1950年的第一次推动并不成功。但是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这个词，也就把他推到了整个事件的舞台中心。泰丁斯委员会调查不算成功，原因是调查过程虽然出现有力支持“外交部有间谍渗透”的证人证词，但是又没有具体能给某人定间谍罪的证据——当然是没有的，假如有，只需要直接诉诸司法了。这就是国会调查与生俱来的矛盾之处。

　　所以，倾向“无切实证据就证明没问题”一派，就是泰丁斯的结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基本立场；可结论无法被参院接受。共和党的基本立场倾向于“相信证词”判断外交部存在被间谍渗透的问题。

　　可是，民主党参议员并不是完全反对调查。就在泰丁斯委员会结束工作的两个月后，1950年9月，民主党的麦凯伦参议员（Patrick Anthony McCarran）就带头提出一个《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后来就被叫作《麦凯伦法》。麦凯伦参议员一向以坚持自己的主见出名，例如他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德、意的本质差别，很早就赞同资助西班牙，被骂得不轻，他也不在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好。

　　从这个法案却可以看出国会多少有点黔驴技穷。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1917年以《移民法》解决无政府主义者恐怖活动的招术，就是先把外来威胁堵住。所以《麦凯伦法》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将极权国家的颠覆组织成员阻挡在国门之外。政府有权阻止其组织成员加入美国籍，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递解出境。假如在入籍五年之后发现问题，政府也有权取消其国籍。

　　立法本身由苏联间谍问题引发，共产党当然是主要对象，另外排列在该法案上的，就是法西斯组织。可是，这个立法其实根本不可能像1917年《移民法》那样，成为一个应对、解除危机的法案。道理很简单，两次所谓“惧怕红色”，面对的危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惧怕”的对象其实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是国家面对工业革命初期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劳资调节的立法跟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却刚刚诞生，苏联在美国人面前如同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剂良方；加上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民众普遍处在困扰中。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公开宣传鼓动反战和革命，哪怕是另外那部分扔炸弹的地下恐怖活动，毕竟是活跃的活动。虽然司法定罪困难，但是顺藤牵瓜抓住嫌疑人的可能很大，而且参与者多是新移民。这时建立一个针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严苛的《移民法》应急，以“移民递解”减轻压力，虽然从程序上来说不完美，但确实行之有效。待危机解除，应急措施也相应进入历史。

　　现在的所谓麦卡锡时代的“第二次惧红”，尤其在它的高潮，也就是麦卡锡自己站出来的1950年，局面却大不相同。红色阵营已经在全球占领半壁江山，不仅冷战持续了将近五年，而且苏联有了核武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这次“惧红”，惧的不是红色思潮煽动革命，惧的是核时代的苏联间谍。他们不声张也不公开活动，他们要做的就是不声不响地在政府要害部门潜伏下来。他们人数不多，甚至是在美国生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是一旦哪天冷战变热战、核大战，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是致命的。

　　

　　外交部的苏联间谍

　　可是，在一个大规模移民国家，以这样的移民法对付间谍，根本没用。例如，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这个1950年的《麦凯伦法》几经最高法院规范和修改，已经大部分失效；对入籍移民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变得像例行公事。我问过一个曾经“在组织”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在入籍时没有说实话，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相信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可以想象，在冷战期间的苏联间谍，当然就更不愿意节外生枝了。所以这个立法条款简直就成了一个国会表态，或者说是对民众的一个安慰了。

　　《麦凯伦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参院下属的“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授权它合法调查苏联间谍网对政府的渗透。立法过程再次凸现了白宫与国会的冲突，杜鲁门总统也否决了《麦凯伦法》。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已经是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可是，这个国会依据宪法规定，再以大比数强行通过了《麦凯伦法》。这样，就像众议院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一样，参议院也在1950年底有了具有同样目标的调查机构。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麦凯伦，所以也被称为“麦凯伦委员会”。这样一来，两院齐发，真的就有点很紧张的样子了。

　　麦卡锡第一次出来攻击外交部有间谍，背后有一个重要推动。HUAC在1948年作了一次最重要的调查。在1948年8月3日的听证会上，《时代》杂志资深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维坦可·强博斯（Whittaker Chambers），指认前外交部高官艾尔格·西斯（Alger Hiss）在为联邦政府工作期间，一直是个秘密共产党员。西斯从1933年开始就进入联邦政府工作，当时还是小罗斯福时代。1936年他和他兄弟都进入了外交部。西斯是二战之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联合国工作。此时他已经离开外交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得知自己被指控，西斯主动来到听证会，在誓言之下断然否认自己是秘密党员。可是强博斯其后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再次重复了自己对西斯的指认。结果，西斯就干脆以诽谤罪把强博斯告上了法庭。

　　其实西斯一直在FBI的监控下，因为根据冷战时期最早在加拿大反水的苏联使馆间谍伊戈·哥萨柯对美国外交部间谍的描述，以及美国最主要的苏联间谍柏特丽的揭发，目标都指向西斯。在法庭上，强博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进一步指控西斯是间谍。他拿出了当时西斯交给他的外交部文件副本、有西斯手迹的文件打印稿，指出这是在西斯家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专家核对下来打字机特征吻合，这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在HUAC听证会上，强博斯和西斯都曾经在誓言之下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看上去，前者显然是害怕这样的检举把自己也卷入司法起诉之中。可是西斯现在反正已经倒打一耙告他诽谤，他也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全部说出来了。

　　这就是走司法程序困难的地方，司法是一板一眼的。按照法律，不论证据多么确凿，都已经无法再对西斯提起间谍罪诉讼，因为强博斯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活动，已经过了间谍罪起诉的时效。于是，检察官决定对西斯作两项伪证罪的起诉，因为他在誓言之下撒了谎。鉴于强博斯的检举，就决定不再追究强博斯的伪证罪。这彻底解脱了强博斯的顾虑，他接着提供了新证据——五卷胶卷，其中两卷是外交部文件。1952年，在刚成立不久的参院麦凯伦委员会上，美国前驻法大使作证说，法国总理曾经在1939年对他说，根据法国情报，美国外交部两个姓西斯的都是苏联间谍。

　　

　　“西斯是否有罪”已经和西斯无关

　　西斯是个联邦政府高官，在法庭作证的证人也就“高”得异乎寻常，其中有两名证人当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名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49年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而“流审”。第二次审判找到新证人，在1950年1月25日，西斯被判伪证罪有罪。他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败诉，被判处五年徒刑，实际坐牢四十四个月。西斯就是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土生土长的美国精英。这一点深深震动了美国民众。

　　1957年，西斯出版了自己的书《在民意法庭上》（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他原来就当过律师，在书中细细为自己辩解。意思当然是，是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民众焦虑，使他蒙受冤屈。西斯在有生之年一直试图洗刷自己。1976年，根据《自由信息法》，西斯要求FBI交出那五卷作为证据的胶卷，两卷确实是外交部文件，可是另外三卷没有任何意义。西斯据此要求律师协会恢复了他的律师证书。意思是当年错判了他。他是唯一一个因刑事罪被撤销律师执照、却又重新恢复执照的律师。

　　西斯案审判后十五天，麦卡锡宣称他掌握了五十七个外交部安全隐患名单，显然麦卡锡此举也是受到这个案子的刺激。正因为如此，西斯案件也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同样，在一些纠缠在党派性中的人看来，今日左翼派别是当年叛国分子声气相通的“后裔”，还是力挽政治歇斯底里狂澜的好汉传人？今日保守党派究竟是迫害狂的承继者，还是爱国者的精神延续？这么大而空的议题，有时就会荒唐地聚焦到“西斯究竟是不是间谍”之上。西斯至今没有走远。

　　从此以后，西斯的一点一滴都没有被人放过，上穷碧落下黄泉，从美国到苏联到东欧。随着苏联解体，文件逐步解密，从硬实的解密证据，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统统被汇集在一起，一头反过来一头又倒过去。1998年，两党合作的政府保密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莫尼汉（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保密：美国经验》，在书中他也提到：“相信艾尔格·西斯是有罪还是清白，已经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分界了。”此前的1997年，莫尼汉根据他对解密资料的研判，声明说，“对外交部的艾尔格·西斯的看法似乎可以达到共识了。他的情况和财政部的亨利·瓦特（Harry Dexter White，另一个被确认的间谍）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看到最近的证据分析是 2007年的，相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我曾阅读这些证据，试图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后来发现，这样的证据推敲和争论，或许对西斯本人的身后声名是有意义的，而对当时讨论的外交部间谍案却失去了意义。因为双方都认同，根据解密监听资料，美国外交部有一名苏联间谍，有时被称为艾尔格，有时被称为西斯，“姓”和“名”从来没有一起用过。这个艾尔格参加了雅尔塔会议，之后又去了莫斯科，这一点和艾尔格·西斯的行程吻合。但是反对者又争论说，监听资料有些细节和西斯情况有出入。

　　所以，假如讨论的题目是外交部是否存在间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而是不是这个“西斯”，并没有多大关系。今天撇开历史背景的情绪化“对抗”，对理解那个时代和吸取历史教训也并无意义。而西斯伪证罪的定罪，在当时产生的效果，确实复杂而危险。它加剧了焦虑的情绪。它虽然肯定了国会两院调查的“成就”，可是，这种肯定和鼓励蕴藏着巨大危险。

　　这一事件也在“协助”把麦卡锡参议员推进了“麦卡锡主义”，他变得身不由己。自从他宣布自己掌握了外交部安全隐患的名单，得到本来在焦虑中找不到出路的大众的热烈支持，也受到反对一派的强烈质疑。他急于为自己辩护，却一时拿不出关于这些名单进一步强有力的证据来，所以他需要更强劲地推动调查，以调查结果来证实自己。而麦卡锡又是一个性格弱点明显的人。这使他本人和“麦卡锡主义”，都逐渐雪上加霜。■

Robot

俺给套住了也。

最初是比较关注知识界的“告密”风潮，所以跟住了这个专题。没想到这个连载如此冗长，想必论坛的各位已经看烦了。

可是老师说，凡事要善始善终，所以大家原谅吧。

Robot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三）

林达


东方早报 2009-10-18 4:20:18

　　间谍、卧底、告密，由于它和常情相悖的特点，在正常社会中总是罕见的非常行为，
假如一个社会制造“大义”借口，把非常行为广泛推广到社会，必然毒化人际关系，
令整个社会处于非常状态，正常人不断异化，也给卑劣提供借口，陷入这种状况的社会必定要出大问题。

　　

面对台下拒不起立鼓掌的尴尬场面，卡赞在举起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是否有点心虚。 IC资料

　　间谍的“大义”   

　　其实卷入检举、告密、间谍、卧底等非常行为，引出的民间评判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对大众来说，常常只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判断行为背后是否有他们所认同的“大义”在。一般来说，这些行为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反对自己国家政府的秘密活动，如潜伏卧底，甚至为外国政府服务的间谍；另一种就是政府鼓励的检举告密、为自己政府服务的卧底甚至间谍。称“非常”，是因为它们大多需要利用和背叛信任信托，有悖常情。

　　对一个现代国家，以非法手段甚至暴力来颠覆国家，总是违法的。可是，在引进类似革命概念以后，民间的道德判断、历史判断显然会不同，对同一事件就会出现“起义”和“叛乱”这样的反向描述。就美国共产党和左翼来说，追溯它颠覆宗旨的来源，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理念最初来自对劳工弱势群体的深刻同情，苏式社会主义理想国家是大义，而资本主义丑恶没落是不义的，不以暴力手段推翻不能实现正义，所以宣称要革命的理直气壮。在上世纪末，他们背后有大量同情支持的左翼民众，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判断和他们接近，而现在失去民众支持，也只是民众改变了政治判断。

　　判断并不总是简单。例如《潜伏》这样的电视剧，假如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潜于侵略阵营，“大义”前提就轻松解决，就像二战盟军间谍片一样，潜下来的都是孤胆英雄。假如背景是国共之争，复杂性马上出来：在共一方，主角当然至今是大家的英雄，虚构的陈年故事仍然看得津津乐道，这很好理解。可是，假如从支持国民政府的一方看，“大义”前提立即消失，同一主角立马成为阴险无比的敌人。

　　由于非常行为多少是在利用和背叛某种信任，所以，大义之下，其实掩盖着个人极大的道德伦理压抑和挣扎。而人们在探讨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略去难以解决的内在冲突，把事件放在一个比较容易的盘子里托出来，这样作道德判断就比较简单。

　　现在我们谴责告密，通常看的是单向场景，就是设定告密者不义，被告密者是无辜受害，如此推演不义告密带来的个人伤害，格外惊心动魄。或者为大义卧底者，背叛的都是坏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个人遭遇的伤害来说，是一摸一样的，这种伤害在脱离“义和不义”的前提下孤立存在。这也是在人的世界里，文学永远有其一席之地的原因。

　　所以，卷入这些非常行为的人，他迫切需要倚仗“大义”来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所谓大义，当时可能只是一种判断或者说是政治信仰。提到信仰高度，对个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信就可以了。所以，美共中大多做了苏联间谍的人，感觉绝非做了什么坏事，相反自我感觉良好。这和现代间谍很不相同，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不把间谍和钱联系在一起，而是和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所以，一点不奇怪，历史上很多人理所当然都以“理想主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罪行。

　　间谍、卧底、告密，由于它和常情相悖的特点，在正常社会中总是罕见的非常行为，假如一个社会制造“大义”借口，把非常行为广泛推广到社会，必然毒化人际关系，令整个社会处于非常状态，正常人不断异化，也给卑劣提供借口，陷入这种状况的社会必定要出大问题。

　　

　　政府方大义的基础是法治   

　　很多人认为，美国社会是绝对不鼓励检举告密的，其实不然。应该这么说，正常社会中，政府的“大义”依据就是法律。现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校园炸弹手西奥多·卡辛斯基（Theodore John Kaczynski）。他是个科学家，有他的大义在，就是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毁坏，他认为呼吁不起作用，只能以惊世骇俗的办法解决。他因此在1978年至1995年的十七年里，寄出了十六个炸弹邮包。寄给那些他认为必须为破坏自然承担罪责的人。炸弹共杀死三人，杀伤二十三人。联邦调查局重金悬赏要求民众举报，最后他兄弟认出卡辛斯基“宣言”的文字风格，和母亲商量之后，决定“大义灭亲”，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卡辛斯基的兄弟没有要举报奖金，也努力为他争取免除死刑的交换条件。尽管如此，作为亲属他们当然还是很困扰。

　　政府的“大义”很容易变异。法治概念可以偷换为专政，“罪与非罪”的严格法律界定可能变异成非常含糊的“敌我”分野。然后，可无限扩大的“敌人”概念，与一些负面形容词同构，使得法律概念“文学化”，“民愤”可以是量刑依据，而民愤又可以用权力调动。“敌人”概念的宽泛，决定了“罪行”的宽泛，与权力正统有别的一切都可能被宣判为罪行，音乐舞蹈言论文学思想等等，可以无所不包，甚至把整个族群划为敌人，例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不仅有大规模司法冤狱，还有社会惩罚。这是二战后美国人对极权国家的扩张感到恐惧，想竭力逃脱同样命运的原因。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是“是、非”那样简单。民众希望维持自由的愿望，很可能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陷阱：自由受到威胁，你在焦虑下怎么做？

　　纪录片《盲点》（Blind Spot）是对希特勒女秘书Traudl Junge的晚年采访。Traudl Junge提到，希特勒面对疑问，一再对德国人解释，你们不知道，假如我们失败、苏俄得胜，我们国家会遭遇可怕灾难。Traudl Junge后来被苏军抓获，苏军请了一名美军士兵作翻译。翻译官同情Traudl Junge只是个年轻秘书，设法让她进入西德，她因此在美军审查后释放，得以生活在西德。她看着家乡在盟军协助下逐步建立民主体制，她在影片中说，这时她想起希特勒“假如失败”的话，觉得自己受了骗，很是生气。我看的时候就想，她这段话其实有逻辑错位：假如她没被领到西德呢？可是，看完电影《窃听风暴》展现的东德，希特勒就是对的吗？当然不是。极权国家通常在渲染一些或真或假的外在威胁，如希特勒，利用民众恐惧而使他们彻底放弃权利并听任摆布。使得国家变得比政府宣称要预防的糟糕情况更糟。希特勒说是要防止苏式专制，而他已在德国推行了专制的极端。而在另一端，后来苏联掌控下的东德，又在反帝口号下，把自己国家置于《窃听风暴》之中。

　　

　　好莱坞黑名单

　　美国人很早意识到，他们也有同样的危险。应对安全威胁是国家大义，如果对间谍和颠覆组织的清查推过头，法治社会就可能变异，陷入“不义”之中。如何应对制度和国家面临的威胁，美国的左右翼两极之争，从第一次惧红时期，到麦卡锡时代，直到今天，争论不休。不认真对待外部威胁，可能有灭顶之灾；反应过度，自己就先毁了自己。这也是今天美国争论恐怖战争威胁，会一路追溯到几十年前麦卡锡之争的原因。

　　这一警觉始终存在。因此，在美国，政府鼓励举报杀人放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虽然卡辛斯基也是有“大义”的理想主义者，很像是一个人的革命党。可是他毕竟成了恐怖分子杀了人。类似的情况还有国会有过对KKK和黑手党的调查，要求交待同党，民众也容易接受。而国会调查美国共产党，在听证会上要求告发同党，民众的感觉很不同。国会调查不是司法审判，它有宽的一面：只要回答问题，它不涉及惩罚；但是有了好莱坞黑名单，就有了是否存在“社会惩罚”、“类罪行”等灰色地带的疑问。虽然民间“雇用黑名单”，只存在于因涉及宣传而被国会调查的好莱坞。

　　哪怕在麦卡锡时代，还是争辩、抗议的“两军对决”局面，而不是压倒一切的一边倒局势，法律仍然是被动方时时可以动用的武器。例如“好莱坞十好汉”被判藐视国会罪，好莱坞三大专业行会发表“华道夫声明”，宣称不雇用颠覆组织成员，十好汉马上提起司法诉讼，要求天文数字的赔偿。吓得行会马上宣称， “对判断谁是共产党、对现在和未来雇用的决定权，完全保留在行业各制片人和各公司手中。”并且坚决否认他们有拒雇名单。因为他们在声明中呼吁国会对“私营企业排斥颠覆组织成员”立法，是不可能的立法期待。既然没有立法，他们就必须非常小心对待，赶紧退下来。这也是所谓“黑名单”称呼的来源，因为不能公开拒聘。虽然各公司雇主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悄悄列出拒聘名单。总共有过三百二十个姓名被好莱坞拒之门外，包括优秀的剧作者、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说是“姓名”而不是“人”，是因为黑名单上的一些剧作家用假名继续在为好莱坞写作，作品照拿大奖甚至拿奥斯卡奖。当然他们也为欧洲工作，剧本写作在那个时候早已经全球化。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如此优秀、有高超生存技巧和好运气。有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好莱坞工作，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人生轨迹，甚至有人离开美国。所以，提到麦卡锡时代，人们更多提到的不是麦卡锡本人参与的参院调查，而是好莱坞。

　　

　　伦理冲突使得民众积累着不安

　　好莱坞黑名单是私营公司的民间雇用惩罚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严格标准，对有些人变成毫无道理的雇用迫害。也正因为是私人雇用，又是“黑” 名单，说起来雇主总有选择雇员的权力，上了黑名单的人完全是哑巴吃黄连，无处申诉。个别案例还有联邦调查局暗中插手，最著名的例子是卓别林。

　　卓别林的思维轨迹非常典型，从同情工业化兴起后处于弱势的工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左翼观点，他反对希特勒独裁，却赞扬和推崇苏联。卓别林本人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但他公开表示，二战以后共产主义将代表人类进步而席卷全球。正因为他太出名，这些演说产生很大影响。他二十五岁移民美国，在好莱坞成名，很多人以为卓别林是美国人，其实他始终保留英国国籍。1952年卓别林回英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乘机要求移民局取消他的回程许可，使得卓别林后期只能留在欧洲发展。这成为麦卡锡时代好莱坞的最大丑闻。直到1972年，好莱坞才向他道歉，邀请卓别林夫妇参加奥斯卡颁奖仪式，授予他奥斯卡荣誉奖。

　　美国共产党非常糟糕的境遇是，他们怀着政治信仰的“大义”投入“革命”组织，现在又面临国会的反颠覆、反间谍调查，合法地把他们卷入检举告发自己同志的困境中。更何况，他们大多数人以前并不知道组织里有外国间谍这一说，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和阴谋挂了钩。所以，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应该与国会调查配合的，这种思想反复甚至“好莱坞十好汉”也不例外。

　　例如十好汉之一的达顿·特鲁伯，他虽然在第一次众院听证会上拒绝回答问题，却在1951年的另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内容包括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名单。我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好莱坞给卡赞（Elia Kazan）颁发奥斯卡荣誉奖。一批好莱坞演员，包括年轻人，拒不起立鼓掌，以谴责卡赞曾在配合国会调查时，提供了八个同党姓名。五十年后人们仍然不肯原谅，他自己始终认为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不论有没有“大义”在，告发本身都是背叛信任，在道德上有困扰。

　　对民众来说，虽然这个组织有颠覆宗旨、其中有苏联间谍，可是很多党员尚未有任何颠覆行动。即便理解调查的必要，民众仍然会对其中每个人在道德冲突下的煎熬感到心理紧张和极其不安。

　　这是麦卡锡时代的另一种焦虑，紧张在不断的积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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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四）

东方早报 2009-10-25 3:34:27

麦卡锡（中坐者）在听证会上喜形于色

　　林  达

　　在对立氛围中，麦卡锡的情绪不稳定成为他自己的致命伤，也成为他主导的那部分“麦卡锡推动”的致命弱点。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

　　麦卡锡安全隐患名单

　　需要强调的是，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和麦卡锡的参院调查，有着很大差别，前者从调查“宣传”切入，所以对民间企业好莱坞的调查，占了一大块；而参院调查基本是针对联邦政府最上层：所谓政府被渗透问题。1950年2月9日，麦卡锡的“维灵讲话”提到了他掌握一批外交部安全隐患名单，引起轰动。麦卡锡名单自然成为后来专家们研究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麦卡锡名单，一开始只是麦卡锡转述他人调查名单的一个“人数”，没有具体姓名。他的一个依据是“李名单”，是众院由罗伯特·李（Robert E. Lee）领导的一次委员会调查，李原来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调查结束后列出一个安全隐患名单。麦卡锡后来还提到一个二百零五人名单。这个名单来自二战后的国务卿詹姆斯·拜伦（James Byrnes）给一国会议员的信。信中称，安全调查发现二百八十四名雇员有安全隐患，当时建议不要作为长期雇员，可结果有二百零五人留用。顺便提一下，拜伦部长是个奇人，他在联邦政府三大分支都有经历，是美国历史上的极罕见的现象。除了行政分支内阁部长等等职位，他还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当过议员，更奇特的是，还当了一年半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还是自学成才，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当时他眼看美国马上要参与二战，觉得这种时候待在最高法院太乏味，居然辞了出来。他在七十二岁离开联邦政府之后，还回家竞选州长成功。拜伦个人声誉相当好，所以他的这封信也应该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可是，仔细查下来，拜伦的信写于1946年，在麦卡锡拿这封信作证的1950年，这二百零五人只剩六十多个还留在外交部。

　　麦卡锡在参院调查中，陆续提供了麦卡锡名单的具体姓名，主体是上述两个名单的结合。由于麦卡锡的争议性，多年来不同专家对“麦卡锡名单”作了详尽分析，有名有姓的一百九十五人中，后来被非常确凿的证据证实为苏联间谍的有九人。按照冷战时期的标准，可以说名单中大多数人可能有“安全隐患”，就是他们通过长期参加一些组织、活动等等，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信仰上曾长期认同倾向于冷战敌手苏联。而具体考量每一个人，又有很大差别。一些人后来或许已经改变信仰，例如斯蒂芬·布鲁纳（Stephen Brunauer），他在二十年代加入美国共青团，十几年后似乎抛弃了原来信仰，在1946年曾经回到母国匈牙利，是受美国政府派遣，为帮助那里的科学家离开红色匈牙利去美国。虽然这些人今天已经被人反复研究，可是在当时只是一个粗粗的“隐患”归类。

　　今天的专家结论认为，麦卡锡名单中，有少数人是没有安全隐患问题的，其中极少数在今天被大家确认是绝对没有问题，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过的国务卿艾奇逊，以及杜鲁门在1947年指定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而他们被麦卡锡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怀疑对象，都和中国有关。

　　

　　“安全隐患”相比间谍是更模糊的概念

　　我一开始很纳闷，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他们和其他出现在麦卡锡名单上的人很不一样。那些人多半因为加入过共产党或者外围组织，或者多少有点什么蛛丝马迹，而这两位好像确实“清清白白”，而且身居高位，为什么会被麦卡锡公开谴责为“安全隐患”？看下来，关键就在于从警惕“间谍”，到警惕政府决策上层“安全隐患”概念的扩展。

　　“隐患”的意思是，哪怕并非间谍、没有在递送情报，可是，假如他有着忠诚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亲苏倾向，甚至内心同情共产主义，而他偏偏又在外交部等要害部门工作，他就可能在工作中、在参与决策时，出于信仰而有意无意中助对方一臂之力，使得自己阵营在冷战中由于一系列决策错误而失败。可是怎么判断谁是“隐患”？看上去这已经到了诛心的地步。所以“是否加入过组织”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方式，另一个是反向判断，就是假如发现决策有明显问题，来反推决策者是不是居心叵测。当然，这都是我今天的总结，但是实际上，艾奇逊、马歇尔，甚至杜鲁门自己，就是这样被麦卡锡反推出来、发动攻击的。

　　艾奇逊、马歇尔都对中国二战后的局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前者上任后组织专家研究，结论是中国当时趋势很难改变。而马歇尔将军更是在1945年曾被杜鲁门派往中国，试图对国共双方作和平调停，但是他很快发现所谓“国共和谈”只是双方缓兵之计，他说服不了任何一方。最后，马歇尔将军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起宣布“调停失败”，马歇尔将军留下一句名言：“我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等待中国。”然后婉辞蒋介石希望他担任的“最高顾问”一职，离华回国。确实，杜鲁门的两任国务卿对中国命运前景作出的判断都是：外力无可逆转。但是，美国也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决，中国的选择会对美国有生死攸关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应不惜再大幅增加军援甚至出兵协助中国国军，也要守住不让一个大国“翻红牌”。马歇尔确实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当时杜鲁门政府表现出对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前景都相当悲观。这里确有许多具体决策，例如，是否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具体援助多少等等。最后经过惨烈内战，1949年的中国投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也是美国外交部首当其冲受到责难、被怀疑有严重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推出隐患概念，怀疑面就应声扩大。

　　

　　政治决策的吊诡规律

　　政治决策其实常常有一个吊诡的规律，就是你总是只有一个选择。你选择这样做，那么其他没有选择的方式就没有试过，它的结果也就没有发生，你就无法用那个“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作了最好选择，决策者无法用没有发生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批评者倒是可以做到永远不错，用的也是那个“没发生的事实”。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如此。在杜鲁门受到质疑，称其外交政策错误导致中国变色的时候，他拿不出“事实”来证明，假如换一种政策，中国是否就会避免那个“前所未有时代”的宿命。这个决策规律使得美国两党的政治辩论、政治博弈永远可以热热闹闹地进行下去。在1949年以后，立即发生朝鲜战争，引发对民主党的杜鲁门外交政策的强烈质疑，这是1952年大选艾森豪威尔成为二十年来第一个共和党总统的原因之一，同时，参众两院也都是由共和党占多数。麦卡锡则更是一口咬定，假如换一种政策，冷战中的亚洲局势一定大不相同，虽然他也不可能拿出“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推断。麦卡锡不仅指责对华政策错误，同时还倒推：艾奇逊、马歇尔这样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可能就是暗中推出红色中国的“安全隐患”。

　　所有的人都说，麦卡锡最后的失败是在调查军方的时候“踢到铁板”。其实在此之前，麦卡锡和两届总统、和军队首领们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麦卡锡对马歇尔这样的前军队将领发动猛烈攻击，出言不逊，甚至语言无礼、粗鲁。从各种回忆录看，麦卡锡是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在1950年 “出名”之前，麦卡锡在朋友和助手眼中显得友好、容易亲近。但议员同事们也感觉他在工作中性急、脾气容易失控。人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就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全在分寸。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影响面很小，对政治家来说，特定机遇下，可能后果非同小可。麦卡锡是从战争勇士转为国会议员。国会代表民意，监督行政分支是它的职责。直到今天，议员对总统及其行政分支，还是十分严厉，批起来毫不留情。麦卡锡的轰炸机尾翼机枪手经历，需要的就是英勇无畏。转到国会这样一个鼓励批判、以批评督察为主要职责的位置，更是勇猛得口无遮拦。而从麦卡锡站出来的第一分钟开始，他本人也面对众多尖锐尖刻的批评，这也在刺激他“越战越勇”。

　　

　　双方紧绷的弦

　　从当时围绕麦卡锡发生的一些冲突，可以感受在麦卡锡时代，卷入其中的人，都处在极为矛盾和紧张的状态，也同时可以看出其中的复杂。

　　例如，最早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记者很少，其中就有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他是当时最知名的专栏作家之一，作过欧亚旅行报道，到过中国，是很早出来批评中国蒋介石政府的。他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或许有点为自己的工作小团体自卫的意思。他的两个属下被国会调查。一个是戴维·卡尔（David Katz），卡尔很早参加共产党，在联邦政府的战争信息办公室（OWI）工作，1943年受到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卡尔在誓言之下编造了个反向的故事，宣称自己不是苏联间谍，其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线民，居然大家也拿他没办法。国会调查断定他“不忠诚可靠”，可是认为这并不能作为解雇他的理由。卡尔后来从OWI辞职，皮尔森马上雇了他。麦卡锡提出卡尔有安全隐患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皮尔森手下工作了。同时，皮尔森的另一个雇员安德鲁·欧德（Andrew Older），他们夫妇二人都受到国会调查，欧德的姐姐朱莉亚·欧德（Julia Older）也受到国会调查。皮尔森再三为卡尔辩护。1950年皮尔森和麦卡锡在华盛顿俱乐部的衣帽间相遇，发生冲突，麦卡锡事后承认自己打了他一个耳光。皮尔森咽不下这口气，收集了一大堆虚假八卦，提供给他人写成文章，称麦卡锡是同性恋，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可以算是一个“丑闻”。他的这些“材料”都没有被以后麦卡锡的传记作家们采纳。多年后根据解密资料，卡尔和朱莉亚·欧德都被确认为苏联间谍。

　　另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前面提到过的小拉弗拉特，1946年在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竞选中被麦卡锡击败之后，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援助顾问。 1953年2月8日，他在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克里尔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以前在参院主持的民权委员会的经历，他认为那里被共产党渗透。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华盛顿开枪自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承受不了心理压力：文章发表之后，他一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麦卡锡主持的委员会传去作证。确实可能：七个月后，就有人在麦卡锡的调查中作证说，他知道该委员会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工作。假如小拉弗拉特还活着，他很可能会接着收到作证传票。听上去这很过分，可是，多年后确认，当时在这个受调查的委员会中，就有四名苏联间谍。

　　在这样的对立氛围中，麦卡锡的情绪不稳定成为他自己的致命伤，也成为他主导的那部分“麦卡锡推动”的致命弱点。到一定年龄，人的自控能力本来就开始减弱。加上在整个事件中承受巨大压力，麦卡锡开始酗酒，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情绪，而来自底层、军人生涯、战争经历等等，这许多本来就说不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负面大于正面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就是“很负面”。甚至在整个麦卡锡事件高潮的参院听证会上，他也屡屡言语失控。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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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五）

东方早报 2009-11-1 4:01:29

　　当韦尔奇对麦卡锡说：“参议员，让我们不要再毁掉这个小伙子，你干得够了，你难道不懂什么是人之常情？你终于到了不剩一点常情常理的地步了吗？”而麦卡锡时代，就在这一刻结束了。

　　林  达

　　调查触及陆军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说，他支持麦卡锡参议员推动调查，但是他反对“麦卡锡方式”。究竟什么是麦卡锡方式？批评他的人认为，这就是麦卡锡主义，就是捕风捉影、煽动、追查隐私，麦卡锡在调查中出了名咄咄逼人的风格，也可算上一份。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自然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调查所必需的，否则怎么查得出。1952年，麦卡锡因此还出了本书为自己辩护：《麦卡锡主义：为美国战斗》（McCarthyism：The Fight For America）。回看美国国会在上世纪调查黑手党和黑帮化工会等等的听证会，其实场面都很火爆，议员们都很有穷追猛打的劲头。为什么麦卡锡的劲头大家就特别难以承受？除了大家担心是否会走向“猎巫”感受紧张，更有一层原因是调查政治组织，对象不同感觉总是不同。而麦卡锡平日出言不逊地攻击行政官员，其中就有德高望重的前二战将军，更不要说后来直接调查军队了。

　　今天人们很难体会，二战后人们对军队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杜鲁门虽是行政分支总统，可是根据宪法，美国总统也是三军统帅。平时看不出来，可在世界大战中，这个三军统帅还是货真价实的，不说别的，两个原子弹就是杜鲁门拍板给扔出去的。战后，军队将领从战场退役转向行政，也比平时多得多，例如马歇尔将军先后任国务卿、国防部长，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等等。就连麦卡锡自己，一个来自底层只有短暂州司法经验的军人，能在竞选中战胜政治世家出身的前参议员，不能说和民众对二战英雄的敬重信任无关。

　　这本来就是非常矛盾的局面：追查不紧，等于不追查，过了分寸，大家心理上其实难以承受，但这只是一种感觉，民众其实并不清楚，难以承受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民众对麦卡锡的支持度一开始是观望为多，1951年8月的时候，民调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还是反对麦卡锡。此后大多数时间，麦卡锡的反对者都多于支持者。1954年初，有过短暂的支持率达到一半，但是，这时几乎所有观望的人都已经被卷了进来，也就是社会的矛盾对峙、心理张力，都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虽然麦卡锡作为议员质疑行政分支是职责。可是，看到一个前低级军官，对前将军没有充足根据就肆无忌惮横加指责，言词粗鲁、失去起码的礼貌，二战后的美国民众会感觉特别不舒服，军官们就更难接受。更何况，不论中国变色还是朝鲜战争，麦卡锡指责的是“安全隐患”，就是指不是政策失误而是一个通敌可能了。当他质疑这些经历二战的将领们的忠诚，很多军人和民众都觉得非常过分。在参院听证会上，最可能反弹的就是和麦卡锡一样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尤其是将军了。所以，形势突然逆转。这个转变就出现在麦卡锡对军队的调查中，真是一点不奇怪。

　　

　　“非常状态”   

　　麦卡锡是在1953年底开始调查陆军的蒙莫思堡（Fort Monmouth），那里有机密研究机构，被指称有间谍。蒙莫思堡一案到底如何至今还在各执一词，一方宣称那里根本没有问题，而当时一个参议员后来著书说，蒙莫思堡安全防线被间谍突破，在内部早已不是秘密。里面的机密部门被迁出是个事实。总之当时调查并没有结果。麦卡锡又转到另一个军队案件，一个叫欧文·佩雷斯（Irving Peress）的军医参加过左翼政治组织，却拒绝填写例行相关表格，被陆军限令三个月内退伍，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传到参院作证，又拒绝回答问题。作为藐视国会罪他应该接受审判，可他又是个军人，就必须去军事法庭。麦卡锡通知陆军，欧文·佩雷斯立即按照原来的军队要求申请退伍。美军退伍有“荣誉退伍”和“不荣誉退伍”两种，一般有过错的会被要求不荣誉退伍。可是他的上司，维克准将（Ralph W. Zwicker）准许了他荣誉退伍。将军显然在自己权限内、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调查的不满。麦卡锡一怒之下又用传票传来这位二战英雄将军，维克将军在军队法律顾问建议下，也拒绝回答麦卡锡的提问。麦卡锡当场大发雷霆，辱骂这位将军处理佩雷斯事件的智力还不及一个五岁小孩、“根本不配这套军装”。此等无礼终于激怒了所有的人，从总统、国会两党议员到媒体，当然，还有军队和所有民间的二战退伍老兵。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下令，维克将军不得再去麦卡锡听证会。但是，事后陆军部长还是向麦卡锡妥协，答应军队尽量配合调查，这个妥协却在五角大楼官员中引起大哗。欧洲报纸也嘲笑说，这是美国陆军向麦卡锡参议员投降。实际上，这是制度限制：军队属于人民，军人没有权利违抗国会调查。

　　国会代表民众，负责立法和监督行政，它是民主制度中“人民是主人”的象征，本来在制度设计中就是偏强的。行政对它的制约十分有限，因为行政更是管家的意思。当然，国会议员不能违法、不能强行制定违宪的法律，司法分支是对它最有效的制约。但是，司法的制约只是把可能的偏差约束在“合法”的限度内。在它没有违法、在它的权限之内，它也非常可能出现合法偏差。所以，国会也隐含着某种危险，那就是多数意愿的偏差。现在，国会突然在某个点上显得突兀了。

　　冷战开始以后，有关间谍和安全隐患引发的国会调查，虽然只是断断续续有听证会，但也持续了很长时间。麦卡锡本人卷入已经四年，过去国会对黑帮等组织的听证会，都非常短暂，从来没有一个主题，相对密集的调查，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虽然拿到传票进入听证会的只是少数人，可是对“供出同党”的“非常”要求，尤其严词逼迫的都是些谦谦君子，又不是杀人越货的黑手党。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心理感觉是一种“非常状态”，已经接近极限。再要攻击二战英雄，实在忍无可忍，而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军队来说，出生入死都过来了，哪里肯受这种鸟气？军队有军队的特殊荣誉感、等级尊重传统和逻辑，提起麦卡锡，可以料想他们会说，不就是个中尉吗？怎么都指着将军鼻子骂了，我们还要低声下气！

　　

　　陆军反击   

　　很快，显然是被调查的陆军组织了一场反击。他们找了个听上去很不相干的事情，要求参院调查麦卡锡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罗伊·柯恩（Roy Cohn）。他们投诉这两人行为不端、越过自己职权向军队施压，要求给一个叫作薛恩（G. David Schine）的大兵予以额外照顾。

　　柯恩的形象后来进入许多电影，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传记片《公民柯恩》（Citizen Cohn）。好莱坞对麦卡锡的怨气几乎都倾泻在这部电影里，电影从柯恩得艾滋病濒临死亡倒叙，表现一个个曾在法庭上由他参与起诉被定罪者的幻影，来到他的床头找他算账。可见柯恩是多么招人怨恨。在听证会上，他和麦卡锡一搭一挡，是出了名有逼迫感的提问人。虽然作为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助理和检方律师，成功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起诉，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案、西斯间谍案、卢森堡夫妇间谍案，之后又转到参院麦卡锡委员会担任了几年首席法律顾问。可是在被军队投诉遭到调查时，柯恩其实还只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人。

　　柯恩进麦卡锡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岁，虽然雄心勃勃其实还是玩心很重的年龄。他结识了和自己同岁的旅馆业富家子弟薛恩，两人政治倾向一致，在各方面都很合得来，很快成为好朋友玩在一起。他把薛恩也拉进他的顾问团队，薛恩就有了个不支薪的主顾问头衔。他们经常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至痛恨柯恩的人，在薛恩结婚生了六个孩子，还坚持说他们两人是同性恋伴侣。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基本确认，虽然柯恩是同性恋，但是他和薛恩只是朋友而非恋人关系。不久，薛恩因当时的兵役制被征兵入伍。一帆风顺的柯恩年轻气盛，得意洋洋不知天高地厚，就想利用自己在政界位置，向部队打招呼给朋友一些照顾，例如不要吃那么多苦、额外的假期、不要派驻海外等等。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假如被揭露出来，这是非常严重的官员违规。对美国人来说，兵就是兵，穿上军装一律平等，否则还叫什么军队。现在还了得，居然连当兵都想利用职权享受特权，那军队还有什么信誉？

　　从此案调查，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委员会听证的厉害：就这样一件事情，听证会从1954年4月22日开始，持续了整整三十六天，共三十二个证人出庭作证，广播和电视现场转播。这么看，当初国会为间谍案查得翻天覆地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应该说，结论相当公正。被投诉调查的是两个人，查下来最后结论是：柯恩有错，麦卡锡被洗清，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过错。

　　这显然是陆军受到调查后的反击，可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你避免反击的唯一办法是自己不犯错误，而柯恩确实授人以柄。在听证会上，他们当然也全力抗辩，指称陆军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要阻挡国会调查。当然，他们也必须提供证据。最后听证会的结论是，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和一名法律顾问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确实做过努力，试图阻挠麦卡锡委员会对蒙莫思堡的调查。

　　逻辑之中 意料之外   

　　可是，调查结果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三十六天中民众的直观感受。这次麦卡锡和柯恩是被调查对象，他们就再也不是坐在讯问者的位置，而是转到了证人席上。再不是那个逼问者，而是要接受别人提问。军队的律师同时挑战他们的诚信。结果，麦卡锡所有个人弱点暴露无遗。他过去站在主动攻击的位置上，一些夸张说法难以当场被质疑，此刻不同，他如同站在法庭证人席上，任何一点不实之词都会被律师穷追猛打，当作撒谎、没有诚信、个人品质恶劣的证据。这样的挑战必然涉及麦卡锡调查中的许多问题。三十六天的听证会，在通过电视观看听证的两千万美国人面前，恼怒的麦卡锡情绪完全失控。媒体对他的报道常常是负面的，反过来一定也在给他更多刺激。在第三十天的时候，局势终于崩盘。

　　1954年6月9日，陆军法律代表韦尔奇（Joseph Nve Welch）对柯恩挑战：麦卡锡曾说过国防工厂有一百三十个共产党和同情者，那么，“太阳下山前”，你们向联邦司法部长交出名单。麦卡锡被激怒，突然插进来指责韦尔奇：你还是先把手下的共产党费雪（Fred Fisher）给解雇了再说。

　　律师并非军人，只是陆军聘用了波士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费雪也是其中一个。他1942年毕业后就上了二战战场，战争结束后读了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他在校时曾经加入了一个以左翼出名的律师组织“国家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这个组织因其强烈政治倾向，不断受到质疑。费雪后来离开了这个组织。他本来要参加此案律师团，却因为这个经历被质疑，临时换了人。麦卡锡在这个时候再次以夸大其词的方式提到费雪，韦尔奇几乎出于本能作出回应，而这段回应在美国成为历史经典。

　　他指责麦卡锡“无所顾忌地冷酷无情”，他说：“参议员，让我们不要再毁掉这个小伙子，你干得够了，你难道不懂什么是人之常情？你终于到了不剩一点常情常理的地步了吗？”他打断麦卡锡辩解的企图，指示说：传下一个证人。

　　突然，会场爆发一阵欢呼。所有人在瞬间心灵点触，只希望结束一切“非常”，让我们回到常情之中。

　　麦卡锡时代，就在这一刻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