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洁2022

汉剧旧称楚调、汉调，又名楚腔、楚曲，初步形成于清代康乾年间，至嘉道年间走向进一步成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流行于湖北，远及湘、豫、川、陕、粤、皖、赣、黔、晋等省的部分地区。
汉剧声腔以西皮、二簧为主，首创皮簧合流，丰富完善了板腔体音乐的表现功能。其曲牌有四百余首，包括唢呐、笛子、丝弦三类。伴奏乐器有胡琴、二胡、月琴、三弦、笛子、琵琶、唢呐、锣、钹等，并夹用马锣的“川打”，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汉剧剧目丰富，号称八百出，现在尚存六百五十余出，较流行的约三百多出，主要取材于历史演义和传说故事，其中的代表性剧目有《双尽忠》、《两狼山》、《生死板》、《打花鼓》、《审陶大》、《合银牌》、《斩李虎》、《宇宙锋》、《闹金阶》、《哭祖庙》等。
汉剧的脚色行当较为完整，共分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十大行。各行都有自己的表演程序，对兄弟剧种行当的丰富和发展有较大影响。汉剧在发展中先后涌现出米应先、余三胜、余洪元、董瑶阶、李彩云、李春森、吴天保、陈伯华等众多杰出的艺术家，尤其是解放后形成的吴（天保）派和陈（伯华）派表演艺术代表了汉剧发展的高峰，在全国影响很大。
在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汉剧为京剧的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对川剧、滇剧、桂剧、湘剧、粤剧、赣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是研究戏曲板腔体系、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史料和进行艺术创新的资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地汉剧团急剧减少，至今湖北省境内仅存两个专业汉剧院团，许多剧目和传统技艺正随着老艺人的谢世而失传，急需加以抢救和保护。

蔡洁2022

“右手命杆，左手签子；五指轻捻，演绎世间百态。百年历史，七代传承；守望创新，传播楚韵风华。”这便是从纱幔中“走”出来的武汉杖头木偶戏。百年前，它在民间被戏称作“被窝戏”“扁担戏”，艺人用一根扁担就能挑起木偶、乐器等全部“家当”，他们走街串巷、就地表演，以一块布或一条棉被作为背景，既操纵着杖头木偶连演带唱，又为整场表演打鼓配乐。
木偶戏（武汉杖头木偶戏），是湖北省武汉市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21年5月24日，木偶戏（武汉杖头木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为Ⅳ-92。这是一种源于荆楚民间傀儡戏的传统戏剧，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戏剧融合了武汉民俗、手工制作技艺、地方剧种、服装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因素，在弘扬与传承荆楚文化、继承发展祖国传统木偶表演艺术方面极具代表性。武汉杖头木偶戏，就是以木杖操作木偶动作来完成的戏剧表演形式。由于操作的是结实的木棍，相比提线木偶而言，它可以做一些大幅度的动作，例如，武汉木偶剧独创的“长袖舞”，通过杖头木偶，可以表现得灵动飘逸。其剧目多系神话故事和连台本戏，如《瓦车篷》《樊梨花》《包公案》等。1972年-1978年，武汉市木偶剧团，创作出《小猫爬树》《哪吒闹海》《猪八戒吃西瓜》等剧目。

黄清婷

在祖国博大精湛的茶艺中，擂茶是一枝独秀的奇葩。这一习俗一般只在客家人中存在。作擂茶时，擂者坐下，双腿夹住一个陶制的擂钵，抓一把绿茶放入钵内，握一根半米长的擂棍，频频舂捣、旋转。边擂边不断地给擂钵内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药（香草、黄花、香树叶、牵藤草等）。待钵中的东西便捣成碎泥，茶便擂好了。然后，用一把捞瓢筛滤擂过的茶，投入铜壶，加水煮沸，一时满堂飘香。品擂茶，其味格外浓郁、绵长……据说擂茶有解毒的功效，既可作食用，又可作药用；既可解渴，又可充饥。又一说，擂茶源于中原，盛于长江中下游，至今仍流传于闽、粤、赣客家居住区。
梅州客家人热情，多以擂茶待客。待客擂茶分荤素两种。招待吃素的客人饮用，加花生、豇豆或黄豆、糯米、海带、地瓜粉条、粳米粉干、凉菜等；招待吃荤的人饮用，则加炒好的肉丝或小肠、甜笋、香菇丝、煎豆腐、粉丝、香葱等配料。
客家在南迁途程中，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饮露，历尽千辛万苦，到了客居地又需要白手起家，逐渐养成一种坚韧耐劳、向外发展、敢于冒险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给了客家人不知疲倦地寻找新天地的原动力。擂茶的品格与客家精神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么？擂茶，取之于山野，烹之于征途，映日月星辰，染风霜雨雪；品之，呈优雅闲适之情，增粗犷豪迈之概。它是客家的瑰宝，是跋涉者的“源泉”……每一种饮食文化，无不是生活哲学的一种诗化，一种启迪。

黄清婷

以全国性的影响而言，梅州的文学创作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一席者，非诗歌莫属。大概是客家山歌悠扬的积淀和秀美山水的滋养，梅州的诗歌创作具有悠久的传统，即使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不论是古典诗还是白话诗，依然是不少梅州文化人士抒情言志、表达内心感受的不二选择。梅州人喜爱诗歌，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清代以来，学问稍有成就者往往留下一部诗集。在梅州剑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室里，客家先辈留下的文献也以诗歌集比重最大，其中一部《梅水诗传》的诗歌选集，收入作品的诗人就达400多人，而且以清代梅县籍诗人居多。若加上其他县域的诗人，单清代的梅州诗人数量就可想而知。
在这一诗人群体中，按罗可群、胡希张等客家文学研究专家的说法，杰出的代表当属清代“嘉应五大诗人”，这五大诗人分别是黄遵宪、丘逢甲、宋湘、李黼平、黄香铁。五人以现代的知名度而言，首推黄遵宪和丘逢甲最为显赫，其次是号称岭南才子的宋湘。前两者以政治事功和文学创作称雄于世，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宋湘除了诗歌成就，还以书法造诣和诙谐幽默的事迹流传民间，宦绩留在滇地楚天。
宋湘像
李黼平、黄香铁的一生行事则低调了许多，他们毕生的精力没有花在政治活动上，而是全心用在学术撰著和教书育人上，由于没有扬名立万的宦绩和显赫的社会身份，导致他们的作品流传受到限制，个人的文学声望未得到同样的重视，如黄香铁生前因财力所限，出版自己的《读白华草堂诗集》为数甚少。
李黼平字绣子，今梅江区东郊人，嘉庆十年乙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一生醉心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晚年文章学问受经学大师、两广总督阮元的赏识，获邀请进入当时的岭南学术重镇——广州学海堂任教，对推进南粤的学术和教育影响深远。李黼平学术造诣不凡，所著的 《毛诗紬义》入选 《皇清经解》。李黼平的诗歌感情真挚，讲求声韵，诗风淡雅，作品按其读书、为官、执教的经历，编年成《著花庵集》、《吴门集》、《南归集》三部。由于学术和文学创作的成就，李黼平的生平事迹被载入 《清史稿·儒林传》，是梅州为数不多获清史立传的人物之一。
李黼平的《毛诗紬义》上世纪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他的诗集则远在1934年时，由他的侄曾孙李云俦以仿宋聚珍版印行，这次李云俦的后裔时隔近80年后首次以影印的方式重版，才解决流传断层的危险。
嘉应五大诗人生活在清中叶至晚清的百年间，是梅州诗歌走向全国的辉煌里程碑。黄遵宪、丘逢甲的崛起，并非孤立的高峰。诗歌是梅州文学的重要载体，也是梅州可以在全国乃至世界引以为傲的文学成就，“嘉应五大诗人”就是宣扬这一成就的靓丽名片，值得人们的尊敬和传扬

蔡洁2022

湖北评书是湖北地区兴起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传于武汉、沙市、荆州、宜昌、孝感等地。明代崇祯十六年（1643），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兵武昌，招江南说书大家柳敬亭为幕客，在军中说书。南派说书艺人将柳敬亭视作行业祖师，尊为“柳祖”，湖北评书即是在柳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清代道光末年以来，湖北先后出现了“童、王、教、夏评书四杆旗”、“书坛五虎将”等一批评书表演艺术家，并产生了以容宗圣、陈树棠和江云卿为代表的三大流派。
湖北评书善于借助手势、身段、口技等动感表演和桌子、扇子、醒木、手帕等道具模拟书中的各色人物，渲染气氛。表演者表现人物对话多使用通俗的民间口语，描叙景物则常采用雅致的骈体。湖北评书的书目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按小说底本讲述的“底子书”和在“底子书”基础上发展加工而成的“雪夹雪”，《列国》、《三国》、《水浒》、《隋唐》、《英烈传》、《三侠八义十二雄》、《奇女报国》等作品属于此类；另一类被称为“路子书”，《王莽忠孝图》、《八门斗智》等作品属于此类。
湖北评书在文学、语言、表演等方面均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值得关注。

蔡洁2022

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们都在追求财富，然而，财富的两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给人类带来幸福、快乐、荣耀和权力;也滋养了人类的种种恶行:贪婪、嫉妒、欺诈、不忠与杀戮;还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恶化与断裂，如父子相争、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同僚交恶;甚至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奢靡无度、贪污腐化、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这并不是财富本身的力量，而是人对财富的不同态度造成的结果。若是将财富视为工具，以正当方式获得财富，那么财富便是我们能力的象征，还能够促进我们努力前进；但若是只尊崇财富，哪怕是不义之财，那么财富便如同毒蛇，引诱人堕入罪恶的深渊。

黄清婷

财富观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他在作品中描述了中国人对于金钱的执着态度：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他认为，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金钱的作用不仅在于供养生活，也代表着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的机会。重点永远在于有限，而不是更多。比起关心金钱能买来什么，人们更关心从消极方面来讲，金钱可以弥补什么，比如，钱能够抵偿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与现实中的「匮乏」是一体两面的。
《高值人才职业发展洞察2021》中有相似的结论：高薪并没有缓解人们对钱的焦虑——报告显示，在年薪 30 万+人群的焦虑点中，「收入」排名第一，远远超过「年龄」、「精力」和「健康」。
原因在于，虽然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社会对人的要求也相应变高了。人们的收入不仅要跑赢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还要跑赢同龄人、跑赢社会的各种标准。因此，正如《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指出的：「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你对财务状况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下，排名前三的原因分别是：买不起房 / 存款太少没有安全感（60.1%）、同辈压力，担心自己被别人甩开（37.6%）、收入太少，满足不了基本需求（31.7%）

由此可见，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心理已经从本世纪初对满足基本生活的追求逐步转变为对实现财务自由的生活的追求，而这样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改变而发生的。当我国国力逐渐增强，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可以供人们“分的蛋糕”也在不断扩大，因而人们的追求也在不断地膨胀。另一方面，与日俱增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也逼迫人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财富地位。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疫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人们对于财富和金钱的看法与态度，但后疫情时代不景气的市场和压力的生活，其实反而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担，更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因为他们发现，明天和以外哪个先来谁也说不清楚，但没有足够的财富就没有办法从容的应对灾难过后的生活。所以，现在的人们即使短期内会被疫情和生命的脆弱震慑住，进而更加珍惜眼前的安逸和享受，但长久来看，他们会更加热衷于追求长效收入与长久的财富自由与独立

蔡洁2022

不义之财，意思是指不应该得到的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钱财。那么与之相对的，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取的财富便应该是“有义之财”了。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赚取财富。职业工作者凭借自己的职业技能获得钱财，科研工作者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技能获得报酬，体力劳动者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薪资，像这样凭借自身实力与汗水收获的钱财才称得上是正义的。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不违背法律与道德，问心无愧，也随之收获了锻炼与成就感。相反，若是依靠偷窃、贪污、欺骗等手段获得钱财，那么这些钱财不但不具备正义性，相反还是邪恶的，会致使人坠入无尽的漩涡，最后自取灭亡。

蔡洁2022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忠孝两全民族文化载体，“花木兰”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花木兰”为主要创作内容的文字、影视作品众多。在某种意义上，“花木兰”已成为一个带有中国印记的鲜明文化符号。而注目2020年迪士尼公司耗资2亿元拍摄的真人版《花木兰》，用英文配音及对花木兰传统形象不无女性主义色彩的改编，使其已然成为美国文化元素的呈现形式。对其跨文化视阈下的故事改编及传播路径进行反思与探索，对有效保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颇有必要。
一、跨文化视阈主题呈现与传播方式反思
当来自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相遇并交流时，跨文化传播便由此产生。《花木兰》在经过大规模宣传后，终在观众的期待中上映。其受众效果呈现出两个极端，褒奖者认为“可能是最好的‘原作混合新鲜事物’的典范，这个故事优美、有力地向前走，传递了符合当下的经典信息”。但在中国观众心中，其则与期待值相差甚远，评分一路下降，并引起跨文化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象如何更好地再创作、再传播，从而更易于人们接受的反思性话题。
《花木兰》讲述了南北朝北魏时期，为抵御柔然入侵，出身军戎之家的花木兰挺身而出，主动女扮男装（化名“花军”）替父从军，并逐渐熟练驾驭自己的“元气”，最终在重重磨炼下成长为一名女战士，并射杀柔然首领，拯救皇帝，保家卫国的故事。影片演员阵容强大，刘亦菲、巩俐、李连杰、甄子丹等一批颇有国际影响力的演员出演。但作为浸润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英文版的全程英文配音则让中国观众产生观影的极度不适感，尽管中文字幕可让观众知晓故事内容，但这种传播方式显然在主题传达上并非上佳之选。反观故事的核心，在木兰传说中，核心内容乃是其不得不替父从军,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而在好莱坞电影《花木兰》中，女性意识觉醒及人格独立实为影片表达的主题（如“我会为我的家族带来荣耀”，“我的职责就是战斗”等）。显然，与传统故事蓝本的背离成为该片难为中国观众接受的重要原因。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思
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电影主题呈现的核心元素，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呈现是存在差异的。但无论如何，真实性乃是作品的生命，体现于历史人物的形塑上，创作者尤其需要审慎处理。
好莱坞版《花木兰》显然据中国传统文化形象“花木兰”进行改编，片中却出现了与传统形象大不相同的呈现。《木兰辞》说“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但在影片中，创作者为观众呈现的木兰仅有一个妹妹；《木兰辞》中说“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是直到其凯旋后才被知道的），而片中则是木兰在战斗中主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被逐出军营，又再度回归——显然，创作者是为营造矛盾冲突，为高潮、结尾处的女性拯救埋设伏笔，以服务于商业需要。如说花木兰形象的这种改变尚可理解和接受，片中凭空增添的由巩俐饰演的巫女形象则显得突兀。她不仅始终带着面具，且随时可化为乌鸦，向其“主人”柔然首领传递信息，尽管其最后替木兰挡箭并告知她“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其形象与主题的关联性不足。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与融合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鲜活生动的故事与形象，很易成为国内外电影创作者进行改编、孵化的对象。然而，现时代的影视作品创作，仍然要选择恰当合适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以好题材、好故事为前提，以真实性为生命，进而创作出为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人物形象所在的本土受众）所认可的人物形象，从而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黄清婷

传说很久以前，有九个凡人炼仙。一天，电闪雷鸣，暴风骤雨。过后，天空中出现了一座彩楼，上面站着太白星君。他是奉玉皇圣旨来考验九位炼仙人的。
太白星君喊道： “你们快上前面这座山，看谁先到山顶。”其中八人听后都争先恐后向山上跑去。眼看就要到山顶了，谁知那山忽然高了一层，他们只得继续往上跑。不知跑了多少时间，那山也不知高了多少层。到后来，他们实在跑不动了，便手足并用爬着前进，这时，山也不再升高了。他们终于爬上了山顶。
留在山下的那个人，看着那八个人又跑又爬，心想会累死的；便蹲在田坎下不敢出来。这时，太白星君对爬上山顶的八个人喊道： “你们都往下跳吧！”蹲在田坎下的那人一听，吓得更加不得了。他想，从万丈山顶上跳下来，不摔成肉酱吗？他正想叫他们不要跳，但是，来不及了，他们已往下跳了。怪！他们竟没有摔下来，被一朵彩云托着，被风送到太白星君身边去了。蹲在田坎下的那个人，感到十分后悔，大声喊道： “等等我！”太白星君把仙扫一挥，答道： “太迟了，你就蹲在那里做田伯公吧！”他果然变成一决石头，做了“田伯公”

一方面：八人成仙 → 客家精神，如崇尚忠义、勇于反抗、爱国爱乡，新时期的勇于开拓、改革创新（可以结合洪秀全、孙中山、何子渊、黄遵宪、叶剑英等杰出代表的事例）；
另一方面：土地神田伯公 → 伯公文化，伯公祭祀是客家人的乡村神明，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一种团结和维系客家人文的精神纽带，利于团结和发展

（11.9发表，但因网络原因，未及时发出，当时没有发现，现在补发）

[ 本帖最后由 黄清婷 于 2022-11-16 21:05 编辑 ]

黄清婷

远古时候，兴宁县神光山周围十余里的地方，全是荒山野岭。山里野兽经常到山脚下的村里觅食，弄得村民不得安宁。村里有个姓石的少年，从小练出一手掷石子的武艺，石子掷出去百发百中。他决心要为群众除害。
一天，忽闻有人大喊“狼来了”。他抬头一望，只见远处一个人牵着一条牛边跑边叫。这少年邀了几位同伴追了上去，一个石子就把狼砸得脑袋开花。又有一天，距神光山只有三里远的黄矾塘来了一头老虎，附近的人吓得不敢出门。石少年邀了十多个同伴，带上石头，分乘三条竹排从水路出发。当竹排经过一处芦苇丛岛时，突然，“呜”的一声，从芦苇丛中跃出一头黄斑老虎，又扑上一条竹排。那竹排连人带虎跌落水里。老虎泅水上了岸，人也跟着上了岸。这时，另二条竹排上的人已赶了上来。他们拿起石头一齐向老虎掷去，不费很大功夫就把老虎打死了。以后，那位姓石的少年掷石子的武艺越学越精，各处来求教的人也越来越多。野兽渐渐少了，人民生活也就安定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姓石的少年，在神光山上设坛奉祀，称他为石古大王。南越王赵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封他为护国石古大王。
       这个传说反映的是兴宁先民崇石拜石的情结，也是对造福百姓、造福社会、为民除害的英雄的歌颂和敬仰。
       “客家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土著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客家语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耕读传家是客家文化的特点，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质。围龙屋制度是古代农耕文化的巅峰代表。”经常有诸如此类的评价加注在客家文化中，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中肯的评价，我也很喜欢这种“融合了南方土著文化与封建正统汉族文化”的客家文化。无论是上周分享的“田伯公的故事”，还是这周分享的“石古大王的故事”，都可以感受到南方人民初来乍到是对未知探索与对挑战的好奇与勇敢直面，他们是有浪漫基因的族群。同时他们身上也体现出一种坚韧，一种庞博大爱的汉族气质。

蔡洁2022

木兰文化博物馆是全国首家以木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坐落在古木兰县旧址(今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三乡工程示范村”——杜堂村葛家湾，由一幢院落式的村民老宅改建而成，上下两层，布展面积1000余平方米。由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木兰传说”代表性传承人叶蔚璋创办。
木兰文化博物馆于2017年11月建成并试运行，2018年被武汉市社科联授牌“武汉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2019年在木兰天池景区设分馆。该馆承载着深厚的英雄气概和家国情怀，承担着向人民群众宣传木兰文化、普及社科知识的社会责任，是弘扬传统文化、激发奋进精神、锤炼党性修养的理想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兰传说”拥有口耳相传、史料传承、文艺传承与文物收藏展示等多种传承形式，其中，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兰传说”代表性传承人叶蔚璋创办的民间博物馆“木兰文化博物馆”，自被列为武汉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之后，辐射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影响海内外。
数十年来，叶蔚璋收藏了以木兰将军为专题的瓷器、雕刻、邮品、连环画，图书善本及各种艺术、工艺品等二十多个门类、五千件藏品。其中清代清花瓶“木兰从军”、清代光绪四年版“木兰奇女传”、民国木刻老雕版等，堪称一绝。
2005年，他在湖北率先提出申报“木兰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倾尽人、财、物积极投身其中，并无偿提供其收藏的部分藏品充实申报材料。自2006年9月起，他的展馆走进木兰山、黄陂博物馆、居民社区等，开办“花木兰展览馆”，创办“花木兰展览馆”网站。
开馆以来，木兰文化博物馆积极传播木兰文化、普及社科知识，共接待各界参观团600余个，游客达数万人。2018年以来，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导演托尼·班卡福特带领剧组成员来馆观摩；台北黄陂同乡会理事长陈达康率旅台同乡、新加坡华侨程一恒等先后到馆参观考察。
同时，博物馆接待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乡村振兴荆楚行”两岸学生团队，展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魅力，见证了“三乡”工程带来的深刻变化。在黄陂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中，《木兰传说》非遗的传承方式与特点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蔡洁2022

木兰传说千古流传，自《木兰辞》始。近年来，木兰的地方传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至今，黄陂木兰山、木兰墓和虞城木兰祠仍香火旺盛，这两地的木兰传说于2008年进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1-50）。陕西延安的木兰传说也作为扩展项目进人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黄陂木兰传说自成体系，并与道教有着紧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道教典籍、口头传统三个方面。木兰及其信仰成为木兰山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经书保存了较为古老的木兰传说，并成为其流传和演变的重要媒介。
黄陂木兰传说主要集中在北乡长岭、塔耳、姚集一带。在黄陂，木兰一般被当地人尊称为木兰将军，原本姓朱，生活在隋末唐初，生于大城潭，学艺木兰山，葬于将军坟，这三地也是木兰传说较为集中的地区。三个地区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将军庙就在木兰山北山脚下，是木兰山进香北线的起点，当地许多村民世代在木兰山上做生意。
大城潭现属姚集，在木兰山北十里。三地的木兰山传说围绕木兰生平，演绎出带有地域性和群体色彩的传说群，不同群体讲述的传说存在明显差别。
黄陂区木兰传说的基本内容为：木兰姓朱，是唐朝人，出生在黄陂的大城潭（或双龙镇），是父母在木兰山求来的。她曾经拜过丧吾和尚和铁冠道人为师，后来她替父从军，打了很多胜仗，做了将军。回乡以后，被人诬陷谋反（或失贞），在河边剖腹洗心以证清白，血水流了一里，后来被葬在木兰山脚下的将军坟，边上修了将军庙。
三地木兰传说以此为基干，融入当地与木兰相关的一系列风物传说，并只在当地流传，此外，每个地方的木兰传说均有所侧重和一些独有的情节，比如大城潭的传说强调木兰是在河边湾出生的，将军庙一带的传说则着重讲述木兰被诬失贞，剖腹验证清白的悲惨结局，木兰山上的传说较为丰富，其中与狐狸精斗法等带有强烈道教色彩的情节极为精彩。
黄陂木兰传说明显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父朱若虚本为孝廉出身，与唐太宗李世民手下一干谋士、大将关系密切，代表儒家思想，木兰的精神被概括为“忠孝勇烈”或“忠孝节烈”，这正是儒家思想对人的最高要求；她的第一位师父观音寺的丧吾和尚代表佛教，将军庙在被破坏以前一直由尼姑驻庙祭祀；木兰的另一位师父木兰山铁冠道人代表道教，她在木兰山有自己的庙宇木兰殿，属于道教。虽然黄陂木兰传说受到这三教的明显影响，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木兰及其传说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李瑞

打玉扇：表现1对青年夫妇在赶会途中发生的趣事，二人载歌载舞，反映出青年夫妇爱情生活的甜蜜和美满。
花鼓灯：早在宋代就在阜阳流传，属安徽省三大花鼓灯流派之一。其表演形式是：由“领伞”引出“鼓架子”（男演员）和“兰花”（女演员），上场表演歌舞，主要是跑队形。传统的队形有走四门、五朵花、三引场、蛇蜕壳、别篱笆、满天星、二龙吐须等，全场队形变化均由领伞指挥，节奏欢快、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