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祈蒲酒话端午（下）
■撰文 朱 樵 ■摄影、图片翻拍 袁培德
新华网浙江频道（ 2009-05-26 08:44:01 ）来源: 嘉兴日报 编辑： 顾颖
端午节，中国的大多地方曾有龙舟竞渡的习俗
南湖竞渡
嘉兴的一户普通人家在老灶头上烧粽子
端午节，百姓家中有贴钟馗像的习俗
端午习俗有插艾蒿、菖蒲、蒜头、石榴花、龙船花等“五端”以攻蜈蚣、毒蛇、蛤蟆、蝎子、壁虎等“五毒”
“五黄”与“五毒”
人们还将艾叶做成人形，将菖蒲做成宝剑的样子，把蓬条做成鞭子，杂以蒜头，挂于门首。以为这些东西能够避邪驱鬼。同时，人们点燃苍术、白芷等中草药，烟熏室内，并用艾叶、菖蒲烧汤沐浴。还有的人家以“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端午节还要吃“五黄”，即黄鳝、黄鱼、黄瓜、黄泥蛋（咸蛋）及雄黄酒。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可利用端午节节气的力量，抑制霉运、提升自己的精力。饮雄黄酒、佩香包也是端午驱毒习俗。据说，雄黄酒具有消百病、驱蛇虫的功效。著名的民间故事《白蛇传》中，就有化为人形的白娘子，因为端午多喝了几口雄黄酒，结果显出了蛇身原形的情节。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会佩一种由苍术、白芷、大黄、芸香等中草药制成的“避瘟丹”，或将其在室内燃点，以此来避疫祛毒。还有人将五色丝线缠在孩子的手臂上，叫做朱索或长命缕，据说也可以降伏鬼怪。所谓“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我国著名文学家、嘉兴人丰子恺在散文《端阳忆旧》中就回忆了他幼时在桐乡石门镇上过端午的情景。他在文章中写道：那时乡镇卫生条件差，夏天蚊虫多，容易传染疾病。端午正是春夏交替的换季时节，容易得病。端午的有些习俗，如喷洒雄黄酒，就有消毒功效。
从冯梦龙的《山歌》中，还可以看到明代浙北一带的端午节有给小孩子吃煨蛋的习俗。人们把干燥的蚕豆壳、蚊子草、蛤蟆草点燃，使火盆生烟，当火盆烟火旺盛之时，人们便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青壳鸭蛋，在蛋壳的一端敲出一个小孔，向孔内塞进一只小蜘蛛，将孔封闭后放进盆里煨烧。鸭蛋煨熟后将蛋内蜘蛛取出，即可给孩子们吃。据说孩子吃了这种煨蛋后可以驱毒，盛夏就不会生痱子。
端午节民间还有“采百草”的习俗。过去疗疾大多靠民间验方，老百姓也大多能识好些草药，因此每到端午节时，便采集许多草药，以备不时之需。人们还常以癞蛤蟆的唾沫，煎汤过午给小儿洗澡，据说可以减轻痘疮的发病。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在门、窗上贴上纸剪的“五毒”图像。“五毒”是指蝎子、蜈蚣、毒蛇、蛤蟆、壁虎。人们把“五毒”图像贴在墙上，是表示要把它们钉死在墙上，以为这样做了，“五毒”就不会为害了。端午的午时，人们还在室内点起蚊烟，据说，这样就能保证夏夜无蚊蚋骚扰了。蔡云《吴歈》诗道：“蒲蓬卵蒜挂床前，芷术香芸地下燃。还怕夜来眠不稳，碧纱帐外点蚊烟。”
中国的许多习俗，都包含着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从五月份的气象、物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午的“五黄”和“五毒”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水乡泽国的吴越之地，地势低下潮湿，五月变得更为湿热，疫情频发，蛇虫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过去人们不懂科学，不知道疾病发生的原因，把生病看成是鬼怪作祟。他们就以挂钟馗像、在孩子额上用雄黄写“王”字，给孩子穿虎头鞋等方法来求安宁。而雄黄酒、艾叶、菖蒲等也确有杀菌解毒的作用，尽管这些习俗有着或多或少迷信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是古代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积累的生活经验。
旧时，嘉兴女子从小由母亲教做针线，不会做针线的，叫“拿不动眼线”，生得再漂亮的女孩子也没人敢娶，被称之“聪明面孔笨肚肠”，所以端午是她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端午节前，她们就开始用五色丝线而缠，或用碎布缝制一种形似荷包的绣花袋，里面放上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柰、甘松、雄黄等中草药，称为“香包”，或“雄黄荷包”，佩在身上，可以驱瘟散毒。袋子外面用丝线绣上花卉、鸟兽等图案，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到了端午这一天，她们欢欢喜喜地佩在胸前，香气扑鼻，成为嘉兴城乡端午节一道风景。
民俗文化学在中国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它的深厚根基固然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但许多方法和观点，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则是来自西方。中国民俗学者的任务和难题，就在于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民俗文化学这门科学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和重建服务。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致臧克家》，1943)正因为有高远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又有优越的知识结构和常年刻苦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闻先生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民俗节日、民间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精深独到、极富新意的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站在本学科的最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关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影响很大。他的《伏羲考》，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利用国内最新的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伏羲女娲神话作出了精辟论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鲸履大人迹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资料的开掘和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蓬勃的学术锐气，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是现代民俗文化学中极有个性和典范意义的名著。
关于端午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用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他还具体地探讨了端午与五行的关系，端午节彩丝系臂、划龙舟、吃粽子乃至守宫点臂等民俗事象的由来。他在《端午考》等专文中说：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风俗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发源于水乡吴地。端午节在古代是龙的节日，龙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端午的两个主要活动划龙舟和吃粽子都与龙神崇拜有关。古代吴越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说苑·奉使》等说：吴越之民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历代吴越人民为表明自己是“龙”的后裔和对龙祖的尊重,祈求龙神来保护生命安全和避免蛇虫之害，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祭。将龙形纹饰在身体上，把乘坐的木船刻画成龙的形状，龙首高昂，龙尾翘起，涂上各种彩色，称为龙舟，四角彩旗飞舞，青壮年“着彩衣，立龙首”（《齐东野语》），于急骤的鼓乐声中作龙舟竞渡。同时将各种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的食物，抛给龙神吃。闻一多先生的详尽考证，揭开了端午节的习俗之谜。从而也可以说，端午节习俗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认为：“端午节的起源要比屈原早，它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不过，关于端午的起源自古就有很多争论。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如果全面地考察端午和各种习俗，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在于古人的辟邪观念。虽然民间和典籍中有各种说法，如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只有辟邪说与历史更加吻合，它的发端应是战国时代。”据文载，全国各地古往今来受到端午祭祀的人物共有十七人,包括清官、名将、英雄、豪杰、诗人、孝女等，以伍子胥开先河，屈原影响最广。
由于嘉兴地处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嘉兴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米箬叶，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些正是确保嘉兴一带端午节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综上可知，端午节众多民俗文化内容是经过长期传承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已凝成一种类型或模式的民俗样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近几年，嘉兴端午节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曾举办过多次较有影响的南湖竞渡和粽子节，去年又举办了一系列端午习俗活动，市民参与非常积极。闻一多先生曾深情地说：“唯其端午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同样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民俗节日文化，具有共享性。共享性是民俗文化得以流传的重要特征。没有文化的共享性就没有文化的继承和借鉴。端午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参与性和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对端午文化除要唤醒和树立民俗保护意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以缓和“洋节”冲击外，还应赋予民俗文化新的内涵和科学解释，注入新的元素，让传统节日与时俱进，在传承延续中进一步发展。正如罗杨先生所说：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日，我们要把端午节这一富有诗意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让我们已经有些淡去的端午情怀开出更加健康、灿烂的文化的生命之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