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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新闻网  日期： 2009-05-03  信息来源: 《求是》杂志2009年5月1日   


       90年前，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启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还促成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一次次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之前，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中国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却由挫折走向胜利，开始以崭新的态势向前大踏步迈进，五四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各种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加剧了。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编辑的刊物《新青年》出版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第二，五四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近代以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虔诚地学习西方，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从辛亥革命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他们的幻想迅速破灭。在苦苦寻求自救出路之际，俄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历史的比较和选择中，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伴随着“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曲折、屡遭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来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四，五四运动展示了群众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一个局限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在于它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个事实，就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1919年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正在参会的孙中山听到这些话后也热烈鼓掌。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参与，是五四运动胜利的基本保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五四运动孕育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前进的社会力量，却是随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实现了重大飞跃。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又具有了本质的进步和新的时代特征，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蕴含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近现代的爱国运动，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爱国运动，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而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不顾北洋政府的镇压走上街头，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性口号，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提升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

       二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因素。“五四”期间，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思考。这就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且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促进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三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觉醒密不可分。历史发展表明，爱国主义只有找到强大的依靠力量，并上升为阶级的自觉，才能真正焕发无穷威力。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鲜明的阶级特点，爱国主义日益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此，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展开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崭新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结合起来，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弘、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

       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团结奋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每一代中国人也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不懈奋斗。今天，中华民族已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那么，今天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当前，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不断深化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深刻领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要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投身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要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把握爱国的新要求，以更加自信、理性、平和、宽广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决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报效祖国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和良好条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恰好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才立业的黄金期。“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梦寐以求的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将通过我们的继续奋斗得以实现。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期待。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10多年来，北京大学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北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蓬勃活力。近年来，北京大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加强近现代历史教育和国情、校情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理性报国，促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生生不息，推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代代相传。

       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将进一步贯彻落实2008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按照服务国家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发展思路，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断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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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5-02　　责任编辑: 一言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日电（记者　孙承斌）今年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锦涛来到中国农业大学，首先参观了学校的校史展览和科研成果综合展示。在中国农业大学历史沿革简表前，在报道学校师生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旧报样前，在记录师生们开展科技支农活动的照片前，在克隆牛、高产玉米等反映学校科研成果的图片和实物前……胡锦涛驻足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和发展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总书记希望师生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

        注重实践教学，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鲜明特色。胡锦涛考察了学校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基地。

        明亮宽敞的温室里，一盆盆种苗长势喜人。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正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等实验。胡锦涛饶有兴趣地观看，不时询问有关情况。随后，总书记走到学校实验田，来到正在开展农学认知教学的师生中间。他俯下身子了解欧当归、辣根等药用植物的特性和功效，还亲口尝了尝刚摘下的芦笋和枸杞叶。

        总书记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坚持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帮助同学们增强感性认识，巩固书本知识，提高动手能力，这样做大有益处。他希望农科学生学农爱农，刻苦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胡锦涛的讲话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3日09:53  东方网-文汇报

　　老师们，同学们：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很高兴来到中国农业大学，来到充满活力的青年朋友中间。借此机会，我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刚才，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作了很好的发言，听了以后很受启发。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代表谈了自己的实践体会，即将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代表谈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你们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令人十分感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革命青年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勇挑重担、艰苦创业，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2008年，面对筹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难事、急事，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自觉担当、奋勇向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奉献精神，向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从国内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我国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受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中央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并实施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成效。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逆境奋起，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在开创祖国美好未来的征程上，青年学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面，我给农大同学和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青年学生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历来以爱国报国为己任，这是非常可贵的，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为祖国、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希望同学们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一个人能有多大发展，能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学习抓得紧不紧、知识基础打得牢不牢。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同学们不仅要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而且要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要注重学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广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仅要认真学习知识技能，而且要注意掌握科学方法。只要大家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第三，希望同学们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古人讲，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经过社会实践的历练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对青年学生来说，基层一线是了解国情、增长本领的最好课堂，是磨炼意志、汲取力量的火热熔炉，是施展才华、开拓创业的广阔天地。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年来，不少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到基层一线去工作，作出了显著成绩，加快了成长成才步伐。希望更多同学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到基层一线去发挥才干，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切实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第四，希望同学们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只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能真正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成为品德高尚、精神充实的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既尊重个性、承认物质利益，更倡导互助友爱、崇尚奉献精神。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奉献和索取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设计，过于追求个人利益，他的人生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希望同学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多做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好事，真正尽到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为发展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形成文明进步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一份力量。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青年和青年学生高度重视、充分信任、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更好地发挥青年和青年学生的积极作用，努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共青团组织要认真做好青年和青年学生工作，加强教育引导，主动提供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学校和教师要注重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帮助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社会各界都要关心爱护青年和青年学生，为他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着力提高办学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同志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秉承“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伟大的事业召唤着你们，光荣的使命激励着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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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日前出版  

2009年05月02日 11:30:46 　来源：广州日报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杨念群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五四”9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出版新书《“五四”九十周年祭》，认为来自基层社会重视实干、不看重空谈的气质推动了中国社会根本的变革。

    广州日报：“五四”运动90年，您认为该如何理解这场运动？

    杨念群：我更多是站在学理的角度去解读“五四”的。有人把“五四”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在我看来是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认为“五四”就是反传统文化，这我也不能同意。我认为不应该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而应该将之“社会史化”，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五四”运动从爆发的一瞬间只展示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它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

    广州日报：您觉得“五四”精神对现代80后、90后的青年有什么意义？

    杨念群：年轻人爱国主义的热情是有的，但有时候，这种激情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走向虚幻，走向暴力，这是应该避免的。（记者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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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画传》全景再现当年历史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2日18:0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日电为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日前隆重推出了军旅青年作家丁晓平的纪实文学著作《五四运动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得到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可读性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五四运动，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五四运动画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注重总体的把握，也注意历史的细节，把五四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做了较好的叙述。作品以清新流畅的文字和独特的历史视角，并插入30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阐释往事真相，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全景立体地再现了五四运动。作品注意发掘历史资料，如对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对中国儒家学说、孔孟之道的关系，就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纠正了以往认识的片面性。作品还以当下的语境对五四时期的漫画、口号、对联、纪念章、期刊、社团以及五四人物的年龄等历史元素，给予了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观照，完整呈现了这段人们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历史。本书设计精美大方，双色套金精装印制，堪称五四运动图书的典藏精品。(杜惠玲)

　　《五四运动画传》，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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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如何照亮今日青年

北青网 2009/05/03 09:47  来源：半月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岁月悠长，当年降生的婴孩如今若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但五四精神从不曾老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鲜活，甚至更加难以定论。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从近年来不断高亢的各种争议之声就可见一斑：有人将其供于神坛，奉为先驱、传统；有人将其推上审判席，斥之为文化断裂


　　根源。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政界以及社会、个人而言，五四运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精神文化库。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也仍然需要对五四精神的两翼——科学与民主深入反思，加以继承和发扬。


　　纪念五四：从一元走向多元


　　正如五四精神在不同时期曾经历过多轮阐释、呈现出多棱光芒，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的纪念不再仅仅围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在“爱国、进步”的主旋律中，社会各界正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汇成纪念五四的多声部交响曲。


　　关于五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是主流。今年4月5日，在1919年《巴黎和约》签署地巴黎凡尔赛宫，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欧洲时报等共同启动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朱小玉公参指出，90年前在这里签署了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让当时的中国青年深感“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如何继承五四爱国精神，在华人青年学子心中，引发出无限的思考。


　　文艺界为纪念五四运动相继演出歌剧《青春之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出版界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等种种文本、丰富史料从不同角度对五四及那一时期展开回望，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自觉地对五四进行新一轮翻检：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五四的精神魅力和复杂性？我们如何摆脱对五四符号化的认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认识五四，摆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留下的烙印，必须回到五四运动发生时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在那个历史场景中重新体认五四精神的巨大价值。


　　人文思想界在一次次讲座、讨论中争鸣，既是与五四先贤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更是对今人灵魂的撞击。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处处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只有坚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民主，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学。


　　感恩五四：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正是继承了五四精神


　　“现在是有青年无‘五四’！”谈起五四运动９０周年，供职于京城一家媒体的青年人小周语出惊人。“现在的青年人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根本懒得去了解五四精神。”这样的悲观论调也许过于偏激，但它流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担忧：我们是否还有“五四青年”？今日国民、特别是今日青年是否具有启蒙精神，是否具有公民意识？


　　事实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这样的进步与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无关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撰文指出：“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学术界，多数人不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今年1月，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等20余位著名学者历时3年完成的首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出版，此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书中囊括了《政府转型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式的社团革命》《中国公民社会指数》《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发展、问题及其走向》《我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与意义》等重要学术成果。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志愿者、网民等社会群体中，具备启蒙精神、公民意识的今日“五四青年”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越来越多。


　　发展五四：用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迎向未来


　　五四对国人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特别是在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的当下。


　　4月10日，“五四的精神遗产”座谈会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提出，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结构、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对比现在另一轮社会转型以及文化重建，虽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但是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是有相似性的。”李长莉说。


　　在社会转型时，国人不仅需要一种迎向未来的勇气，更需要认知体系的更新。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的，五四先驱提出要以现代“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他们所主张、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仍然十分重要。作为今日之青年，唯有秉承五四时代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实现顺利转型。


　　“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正如全法学联主席李正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上所言，“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纪念五四运动及其引发的中国巨变90周年，就是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锻造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记者 许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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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北青网  2009/05/03　09:55:00  来源：光明网

　　参观、讨论、文艺汇演之外，更要思考“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
　　今天，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90年弹指一挥间。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以一腔爱国热血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曾经的辉煌，如今有多少沉淀在当代青年的心里？在校大学生是否仍然将“五四”精神铭记于心？


　　纪念“五四”要与当代现实相结合

　　“五四”临近，某高校论坛上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很快就要迎来‘五四’青年节了，学校里也开始为它而准备各种各样的活动，说实话，长期以来，这个节日都是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度过的。”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书记王征说：“如今一些高校组织纪念‘五四’的活动，不外乎是参观、讨论、学习什么的，无法引起学生共鸣。这就导致大多数大学生对‘五四’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对‘五四’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没有过多的思考。”

　　今年，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有两场电影的放映非常引人关注，一场是《李大钊》，一场是《孟二冬》，前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典范，两场电影的放映体现了北大纪念“五四”运动的精心安排。

　　“我们纪念‘五四’，不能单就历史谈历史，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深入探讨当代青年与‘五四’精神的关系，让学生们去关注、去思考，与新时期新形势相结合。”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马化祥说，“就像这两部电影的放映，就是传承革命历史、颂扬时代先锋的一种体现，相信会给学生带来不同的感受。”

　　北京师范大学早在今年4月初就发起了“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全校50多个学生党支部自己设计纪念活动，有的和专业结合探讨“五四”精神，有的走进社区服务群众，还有的院系组织学生参观鲁迅博物馆，学生自己做讲解员，边讲解边讨论，通过了解历史，分析现实问题。北师大学生工作部部长梁家峰说：“高校纪念‘五四’应该着重探讨‘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我理解，就是培养学生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努力创新、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责任感和上进心。”


　　让当代青年多领略青春向上的精神

　　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山西等地11所高校的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五四’知识调查”，被调查学生85%是本科生，分布在理工、文史、艺术等各学科。

　　调查显示，在几种了解“五四”运动的途径当中，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课堂讲授”，通过报刊、网络等进一步去了解“五四”的学生少之又少。能说出“德先生”、“赛先生”分别代表什么的学生占八成。被问到“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时，绝大多数人只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而同是正确答案的“爱国”、“进步”和“个性解放”却被忽视了。

　　“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时至今日，先辈的声音仍然振聋发聩，“五四”精神需要在年轻人身上继续传承和发扬。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为纪念“五四”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说，现在，有些青年人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让他们多领略“五四”那种青春向上的精神，在打好学业基础、真正学好本事的同时，保持理想与朝气，有一点使命感与事业心。就这一点来讲，“五四”精神对于青少年并不过时，仍然是促进他们成长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


　　把“五四”精神内化到学生心中

　　仅仅是为了不忘却而去纪念，“五四”就成了各学生机构或社团扎堆办活动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一个大家都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五四”真正的精神内核却被我们所忽视。

　　吉林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董雅致说，如何引导和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内容的认识，值得高校认真探讨并努力践行。“应该在日常活动中寻找到合适的载体，一方面带给学生冲击和震撼；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不仅仅是看热闹，同时还能够反省自我，提升精神境界。”

　　北京大学大一学生周南加入了学校乡土中国学会，每周都会去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已经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像周南这样热心公益、志愿付出的“校园义工”，在如今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何止成千上万，他们继承了“参与、奉献、互助、进步”的奥运志愿者精神，在校内外传递着温暖与爱心。

　　“学校要做的是把‘五四’精神内化到每个学生心中，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天津工业大学团委书记张华泉说，“我们目前在全校所有本科专业中都成立了专业社团，二课堂服务于一课堂，帮助学生提升专业兴趣，锻炼实践能力，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五四’精神的延伸，很受学生的欢迎。”

　　温儒敏表示，学校应当有学校的品格，特别是大学，应当是思想库，不应当什么事情都跟着市场效应亦步亦趋，否则就谈不上民主和科学，当然也就和“五四”精神感召下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了。“如果一所学校能秉承‘五四’精神来办学，学生自然就能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就会有理想，有爱国情怀，‘五四’传统就能得以延续，这可能是更深层次也更有效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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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五四

袁绪程

http://view.QQ.com　 2009年05月03日08:01 　来源：中国改革网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活动纷至沓来，五四运动的新诠释也不绝于耳。也有人批评五四运动中的缺陷，比如发生违法火烧房子等等。不论五四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她在我的心中，或许在曾经年轻过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已定格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这就是爱国、科学、民主、新文化。


穿越90年的时光，回首峥嵘岁月，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爱国吗？当孙中山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可曾注意到，专制的“麻袋”被打开后，曾被麻袋紧紧封住的亿万个“土豆”会四处流散？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一盘散沙、四处流散的“土豆”——亿万中国人重新聚集在爱国的新帜下。


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大声疾呼：不要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过些什么，你是否想到，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是由美国人自己缔造的家园？当作家白桦轻轻地问自己：国家不爱你，你还爱她吗？他显然弄混了国家和政府的区别。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不爱，谁爱？尽管它有许多瑕疵，是那么的不如意，我们仍然深爱着她——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爱国并不等于盲目的排外，排外并非爱国，正如竞争并不等于侵略一样，我们要敢于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国家竞争更多的正当利益。我们也要善于合作，要与各国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多赢的世界。


我们也不妨自省：我科学了吗？高歌呼吁科学90年了，还有人打着伪科学在骗人，用科学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掺入三聚氰胺，用敌敌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论文，假冒伪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学是求真的，当被视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都敢造假，你还能相信谁呢？不要忘了，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工具，也是一种心态，讲科学就是要求真务实，改变中国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着汗去吃面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相比千年专制，我们的确民主多了，但离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届”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还有多大的距离呢？民主是一种思维或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会“我反对甚至厌恶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博大思维和胸怀。民主既是激励手段，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价值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是舶来品，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段上，甚至是奢侈品。民主更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建设的长过程，我们要多一份理性，多一点耐性，多一份努力，多一点信心，来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


同样，我们也不妨拷问：我新文化了吗？我们是否兼容并蓄，在继承古老中华文明的精华基础上，创造出了现代中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品格，更是一个国家的底蕴。制度规则可以趋同，文化则应求同存异。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征途中，也许任重而道远。


探索新文化、图存救亡的五四运动的激情岁月，已渐渐远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陆离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灯红酒绿之中。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她永不褪色，永远铭刻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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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推出《新青年》全套珍藏本  

邓凯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10:13　来源：光明日报

　　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投入巨资，利用现代技术将《新青年》杂志重新限量印刷九十套，再次让这部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历经艰繁，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集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按年代分为11卷，包括了9卷月刊（每卷6期），1卷季刊（该卷共4期）和1卷不定期刊（该卷共5期），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这套合订本资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新青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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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发行 　　　　　　

袁晞 | 来源: 人民网：2009年05月02日 |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新青年》全部63期珍藏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细致的收集整理，搜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由于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收藏价值，影印出版50多年来，所有套书早已售罄。此次人民出版社利用现代技术将这套书重新限量印刷，再次让这套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全套11卷共12本。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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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将“复刊” 文化界名家纷纷力挺

北京文网 2009-04-23 08:49:50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诸多文化先锋藉此发出声音。

　　本网讯在明星作家纷纷当主编的浪潮中，记者近日获悉，中国作家富豪榜制榜人吴怀尧即将推出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书，预计五月期间面市，该书目前正在紧张的编辑过程之中。在谈到为何用《新青年》作为杂志名称时，吴怀尧说，“新青年非以年龄划分，而是文化概念，所有具备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其实都可以称为新青年。”用这个名字，其实既有创刊的意思，也有复刊的意味，“90年前陈独秀办过一个杂志就叫《新青年》，他在杂志宣言中的理念，比如他所呼唤的诚实、进步、积极、自由、平等，反对虚伪、保守、消极、束缚等，我是赞同的。”

　　据悉，《新青年》主要由访谈、专栏、沙龙构成，整书注重思想性和趣味性。尽管该书尚未出版，就已经获得众多文化界名家的力挺，专栏部分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有文化界“南朱北何”(朱大可与何三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于坚、短篇小说圣手张万新、《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天仙配》作者时白林、传媒人赵牧、潘采夫等各个年龄段的名家。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说：“90年前的《新青年》，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期待90年后的《新青年》能让一个时代显得年轻。”

　　《新青年》的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张业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新青年》读者定位为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年龄段主要分布在18岁到38岁之间。”

　　当记者询问即将问世的《新青年》杂志书与郭敬明、韩寒、饶雪漫、张悦然、蔡骏、郭妮等春春作家主编的杂志有何异同时，吴怀尧并没有正面回答：“差别是肯定的，《新青年》的关键词是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有趣而不乏深度，给有梦想有担当的人看。”(文/翟维纳)

　　

【文网链接】

　　

《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包括新文化在内的“五四运动”向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个称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假设，社会蒙昧，只有那几个启蒙者才清醒。新文化由《新青年》而发的，我现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号，是为了考查这份杂志诞生时的精神初始。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唯新是进，乃是这份杂志乃至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刊有《新旧问题》一文，新文化运动对新旧问题的态度由此肇始，并贯穿始终。

　　署名汪叔潜的这篇文章首先把新旧问题视为国运的枢纽：“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至交际应酬亦有新仪式旧仪式。因此，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宇宙大千，本为多元，该文将无限丰富的多元归纳为新旧之二元，这是一种简单的化约。针对该文自己划分的新旧之争中的三种态度：伪降派、盲从派和折中派，作者不仅“恶乎”前二者，“尤恶乎折衷”，因为它的主张是新旧调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这是二元并立的观点，但，该文的价值观却是二元对立，作者的态度很直截：“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旧，因而呈现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态度和语气上都很决绝，带有绝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西洋文化“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新旧本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旧叶，亦为同时。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旧之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该文暗含严复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的“适”，被突出为生死存亡间的斗争。势至于此，新与旧便成了一种只能是排中的选择：“如以为新者适也，旧者在所排除”，“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最后，作者用极端的语气再度重复了自己：“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从立论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精神特征：一元、绝对、排他和独断。《新青年》的精神初始，尽管也呈现出多元特点；但，这方面的文化症候，也逐步开始形成，当初所形成的价值底色，亦是它从一开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篇文章，也许我们漫不经意，可是，当它声势大张，酿成定局，回头看去，问题才显得那么明显。就此文而言，和它表现相反的那些价值，比如多元、宽容、调和、相对等，《新青年》非但缺乏，而且反对。在后来发生的旧文言和新白话的讨论中，陈独秀的态度堪为一绝：“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当然，《新青年》里有个胡适之。胡适不是没有发出宽容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从来不是主流；而且胡适自己在这一点上(就他对文言及旧文学的态度言)，亦不免知行分离。换言之，形成世纪影响的是新文化中的陈、胡、鲁，但，最终是陈独秀和后来居上的鲁迅形塑了新文化的传统而非胡适。如果日益边缘化的胡适还可以作为多元与宽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陈独秀和鲁迅则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独断和排他。

　　《新青年》问世，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此文声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现代以来，系统传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严复始。严复以一人之力，系统译介各种西学，并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没有根本冲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西文化势不两立，非自严复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开始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颇为喜剧的是，新文化标举西洋，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元与宽容，它却没有学来；它视传统为仇雠，传统中“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的绝对主义逻辑，它却发挥得穷形尽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邵建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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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星移斗转九十年，五四精神犹先锋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05月02日 15:39　

　　中新网5月2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5月1日刊发社论文章说，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文章摘录如下：

　　90年前，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外抗强权、内反专制，爱国运动，壮怀激烈。彼时，正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在历史路标上的分野，启蒙与救亡同在，绝望与希望共存。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雕像，刻画出了那个风云暗夜里中国新青年的生动场景。

　　90年来，一代代中国新青年共同塑造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最生动、最悲壮的记忆：二十年代，宣扬新学，投笔从戎；三十年代，家仇国恨，赴死抗日；四十年代，南征北战，建国立功；五十年代，西走边疆，东进援朝；六十年代，红色激情，卷入文革；七十年代，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八十年代，万众高考，追求新知；九十年代，逐浪商海，实业兴国；进入新世纪，投身科技，织网结络……演出一场场历史之剧，有浩然正气，也有青春悲怆。

　　90年后的今天，国际风云急遽变幻，昔日之现代化已被当今的全球化所取代，而昔日之帝国主义已为当代之资本主义所掩饰，至于当年的内忧外患如今犹在，只是内忧已经变成了一胎化政策的深度社会影响和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危机，外患则是不断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一场美国危机、全球买单的金融风暴。

　　90年后的今天，大学生村官与城市啃老族并存，青年志愿者与宅男宅女族并存，职场白骨精与毕业闪婚族并存。从巴黎街头宣传西藏的李洹到护卫奥运火炬传递的金晶、从地震奥运的志愿者群像到中国的城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农民工——每个时代的青年中都有暗色忧伤的群像，也都有闪耀着最为活跃、最令人充满希望的个体。

　　如果把五四精神比喻为人，今年也有九十岁的高龄了。许许多多历史经验令人对今日之现实感到隐痛：五四精神是否正在褪色并成为一件被逐渐遗弃的近代史外衣？当年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民族危亡问题今已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爱国与进步的理念，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何尝过时。作为解决中华民族复兴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五四精神，之于中国每一时代，何尝不是先锋人格的特质？

　　这种先锋人格的五四精神，于今日之中国新一代青年似乎可见的越来越少：

　　就爱国而言，他们西化意识强、本土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爱国主义激情，也不缺少那些简单的、程式化的条件反射，但似乎缺少了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持续行动；

　　就进步而言，他们独立意识强、合作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人生进步发展的能力素质，也不缺少国际视野，但似乎缺少了持之以恒的进步发展的耐力、信仰和意愿；

　　就民主而言，他们权利意识强、责任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知识储备，不缺少对西式民主的津津乐道，但似乎缺少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政治兴趣；

　　就科学而言，他们物质意识强、精神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作为行业专业技术的学习，不缺少掌握高科技消费产品的能力，但似乎缺少对文明思想的体会和感悟。

　　无论怎样，关于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未来，正如毛泽东1957年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更早些时候，梁启超也说过，“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江山代有才人出”，本报相信，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若是不相信他们，则又何以相信未来之中华民族必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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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人物:“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刘半农

陈漱渝

中新网  2009年05月02日 14:25　来源：今晚报　


　　1934年，当43岁的刘半农因患“回归热”猝然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友钱玄同敬献了一副相当长的挽联，上联概括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容低估的历史功绩：“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立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当有人在刘半农死后歪曲他的形象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指出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鲁迅“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

　　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1918年3月跟钱玄同演出那场广为人知的“双簧戏”。当时，《新青年》4卷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题目下，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是钱玄同托名写的《王敬轩君来信》，集中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攻击诋毁之词；一是刘半农执笔写的《复王敬轩书》，逐条驳斥守旧派的谬论。刘半农的复信，把新文学倡导者的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诗人朱湘在《我的童年》中谈到，他之所以“皈依新文学”，就是受刘半农影响。刘半农这篇驳论，“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有许多人，连我也在内，便被说服了。”鲁迅也赞扬刘半农“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刘半农后来回忆说，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已被顽固派视为“非圣无法，罪大恶极”；提倡白话诗则更为他们所不容。刘半农跟胡适一样，堪称中国新诗的先驱。1918年1月，中国的新诗首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所载9首诗中，就有刘半农的两首：《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1926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扬鞭集》，上卷收1917至1920年的诗作，中卷收1921至1925年的诗作。“扬鞭”二字，取自他的组诗《游香山纪事诗》首句：“扬鞭出北门，心在香山麓。”从内容上看，《扬鞭集》中的作品广泛揭示了下层民众(农民、店员、手工业者、学徒、乞丐、佣工)的疾苦，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扬鞭集》中的一些情歌亦健康清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后，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钱玄同挽联中所说的“痛诋乩坛”，是指刘半农撰写《辟<灵学丛志>》一文，揭露俞复、陆费逵等人设立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用讲鬼话的手段与科学为敌。“严斥‘脸谱’”，是指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主张改良戏曲。钱玄同认为，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刘半农赞成钱玄同的意见，主张一扫旧戏中的种种“恶腔死套”。

　　刘半农的上述文章，在现代杂文草创期亦属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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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到7858.8万名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5月03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李亚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全国团内统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７８５８．８万名，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３１４．９万名，增长４．２％。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青年数计算，全国团青比例为２６．０２％，比２００７年上升１．２２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团员中，学生４０３３．７万名，占５１．３％；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２１１７．１万名，占２６．９％；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５６６．８万名，占７．２％；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从业人员１１４１．３万名，占１４．５％。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学生团员增加１６０．９万名，增长５．４％；第一产业中团员增加８４．６万名，增长４．２％；第二产业中团员增加１２．９万名，增长２．３％；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中团员增加５６．６万名，增长５．２％。

    全国团员中，女性３５６８．１万名，占４５．４％；少数民族６４１．４万名，占８．２％；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４４６．４万名，占５．７％。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女团员增加８２．６万名，下降０．８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团员增加４３．１万名，上升０．３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员增加９１．２万名，上升１个百分点。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基层团组织２８３．６万个。其中基层团委１７．２万个，基层团工委２．８万个，团总支２１．１万个，团支部２４２．５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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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 周兆呈

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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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记得五四？

● 陈迎竹

联合早报 2009-05-03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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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傅海燕：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 谢燕燕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 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