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林火山

最近无意翻起了陆建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看到很多当时时代的特征，有很多感触
我同意“国家”没有“不在场”的时候 这样的观点，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不在场”
而且现在的“田野”很多根本上就是“国家有意识构建的”
田野调查需要理论预设吗？
刚看到帖子，我要灌水先撸一撸思路。

感谢润平兄的话题，感谢大家的分享，继续……

南池子

这是一个非常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话题，恐怕从来没被忘记过，甚至在一批学者眼中它已经“过时”了。可是，讨论了之后，问题似乎没有解决。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可能大家觉得我老是“不合时宜地反对”，那我仍旧说点带有辩护意见的“不合时宜”的想法：

1、在中国研究语境之中，我们如何准确安置西方理论。首先要回答的是要不要有西方理论，甚至要不要使用理论。就如英古所言，理论就是工具，根据不同的问题前提和逻辑起点，学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至于我们要不要有理论预设，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吧，没有完全纯粹的，就是尽量不要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要拿着理论框定田野和研究，这是我提倡的基本态度。我不赞成反对“范式”和“理论”，因为我们研究的意义或者展开的书写过程就是一种极为明确的范式展演过程。倘若没有这些抽象出来的范式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础的方法论存在，虽然可以单独考察一种文化实践，但是这些碎片式的研究样本到底希望达到何种意义，或者说它的问题意识在哪里，这恐怕就很难确定了。换言之，这种全盘自绝于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只会让我们的一般性研究变得非常零碎，而且缺少主轴和中心，对整体的关照缺少概括性。

2、其次要回答的是如何使用理论。把问题简单一点来想，我们先跳出具体的某理论、某学派，来看整体的理论生发点。无非就是按照主体、客体、语境、媒介、文本、思维来展开对话。这是理论所一一对应的各种立足点。基此而言，很多理论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葫芦，只是各自的强调点或者说表述不相尽然一致罢了。这也说明了理论自身就有传统和“哲学之根”，所以才需要我们综述和知识考古。回到如何使用理论的话题上来，其实就是我们要准确定位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学术脉络的位置，要明确自己的学术根基，基本上“理论”层次上已经没有什么“填补空白”的“创新”可言，只能说我们的研究对这个领域是否有反思意义，是否推动了这一学科、这一领域的某一个角度的研究的某一些进展，这是我们最需要明确的第一个立场。

3、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不使用西方理论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中国本土经验，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分析我们中国语境的话题。我们在此之前也曾整理过这个话题的相关讨论资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些王铭铭、赵旭东的著作，也可以看一下石之瑜的那篇文章【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xtra=page%3D1】，更可以阅读一下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译者导言，P33-34这一段话是非常精辟的（“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当然，大陆的杨念群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本不错的反思著作：《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问题不在于能不能使用中国的表述方式，而在于我们现代的很多概念和词汇本身就有一个译介的概念形成过程。而且，很多的学科理念本身就是西方的体系。再者，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当然有很多公共的共享观念，但是也别忘记、甚至要十分强调仍然存在不可翻译、不可互转的部分。因此，仍然还是一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未必不能坚持一种理念、一种理论，尤其是当这个判断是建立在自己对理论脉络非常熟悉，又认为它确实具有极强的理论阐释张力的时候。如何去真正展示、描绘一种文化传统，推动自我内在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又不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沼，是整个萨义德研究的后续问题，它不单单是民俗学的问题。

4、我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理论使用除了用理论框定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不注重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理论与西方学术之间的衔接，更缺乏这种中西之间的理论对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也是毛巧晖老师书中反思到的一个案例，那就是我们在引介西方表演理论和语境理论时，却放弃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忽略了段宝林先生的“立体性”。其实两个理论之间的理论生发点是非常具有可比性的。我们不能光顾着西方理论，而不去“推销”和梳理自己的研究传统。事实上，中国确实有很多老师、学者的学问其实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扎实，丝毫不必要有任何的不自信。

张多

英古老师讲得透彻，将吴效群老师的发言之本意阐发又进一层。田野就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在这些进进出出中，围城里自然又会增添新的风物传说。我想对于如何田野、什么是田野的问题，学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问题在于这些共识有没有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很多算不上田野研究的走访调查也自称为田野，这就误导了读者特别是学生。因此我们要紧的工作是规范民族志、民俗志的写作和发表，让真正的田野研究得以突围出来。像你提到这种想象性的张冠李戴，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以此观之，“个案”、“理论”、“范式”何尝不是“围城”？

张多

池子说的第4点尤其重要。。。段宝林先生的“立体性”在我的导师一再提醒之下，方引起我的重视。在阅读老师著述后，我发现这样的表述不仅有体系性，还有对本土民俗、民间文学的概括力。立体性其实和语境、活形态是在同一范畴里的。我们的神话学研究曾经把马林诺夫斯基的活态、语境概念，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孟慧英《活态神话研究》等著作。今天再来读这些神话学著述，里面仍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而看不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面那种生涩。我想“活形态神话”这个概念就是东西衔接的一个范例，虽然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毕竟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数，赢得过国际声誉。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了，我们的学术文化自信和新的创造才刚刚起步，但这关乎未来。

归有光

第一、我觉得，中西方的思想、文明并不能简单地对立。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很多学科的架构都是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下，照搬挪用过来之后就形成了“断裂”，即便经过所谓的“本土化”，也带有生拉硬扯的意味。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用西方的理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人之长，为我所用，有何不可？关键是看我们怎么用，会不会用。中国一向引以为豪、标榜宣扬的四大发明，在古代来说是多么先进的技术，可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大的、具体的变化呢？被西方人借去之后，对西方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答案不言而喻。

第二、西方的理论带有很强的实用性，这种工具理性操作起来确实容易上手，且容易形成能达成共识的评判标准。而反观我们中国古代的理论呢？有一次听庄孔韶老师的讲座，他感慨我们中国人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总是借鉴国外，于是他引袁氏三兄弟的“性灵”说来发展中国的理论。他说，“性灵——真——趣”是我们在研究或者田野中，应该持有的一种心态，即要从“胸臆”出发直达笔端，仅仅“互动”是不够的；“真”并非真实、客观，而是“童心”；“趣”就是最高境界了。我当时就很想问庄老师，这要怎么具体实施？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本来就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是一种主观的活动。我们研究和田野，只能把这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方法。还有，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入世”情怀，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些实用的方法或技巧呢，却总是在谈一些伦理道德方面？我并非实用主义者，也可能我阅读量不够，孤陋寡闻。

第三、我又想到最近一直听到的“本真性”。学者们在谈民俗主义的时候，只看到了它兴起的必然性，真的考虑了游客或民众的感受么？民众真的不在乎本真性，just enjoy？那又为什么总会听到大家旅游或者参观完，总在说“好假啊这个地方”、“太坑爹了，全是人工的”之类云云。学者的不在乎“本真性”真的接近民声了么？

第四、学术于我而言，就是好玩、兴趣而已。我觉得，学者并非不能摆脱“国家在场”，你大可做你喜欢的田野、写你喜欢的文章，我一不图名垂青史，二不图发表，三不图出名，四不图挣钱，我不求于人，人又能从我这里拿走什么呢？“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就赞成“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在所谓的“学问”上，如果还不能做点有意思的事情，人生岂不是太无味了？

张多

讲得很好，直抒胸臆。。你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殊不知学术就是政治，学术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政治本身也是学术的一部分。“为学术而学术”好像一个口号，因为不争就是争。我觉得只是自己好玩，殊不知玩了别人，或者被别人玩了。
但是我理解你的想法。我们之前的讨论并非是要谈学术之于政治，而是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大帽子扣上，要立足于问题。

归有光

引用:

原帖由 张多 于 2013-11-25 14:16 发表
讲得很好，直抒胸臆。。你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殊不知学术就是政治，学术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政治本身也是学术的一部分。“为学术而学术”好像一个口号，因为不争就是争。我觉得只是自己好玩，殊不知玩了别人， ...

你不觉得现在民俗学的学术圈子，就是一堆大人带着一堆小毛头们自娱自乐么？

张润平

谢谢大家如上发言！很好！希望继续——

张润平

我需补充一点当初发此意见的诱因：
    多年来由于自己一直身处基层，又对地方各种各样传统文化事项情有独钟，有着强烈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意识，自己又不懂如何入手调查研究，就只好找来大量文章学习，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方面的全是我认真学习的材料。看着看着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就又找来大量最为权威的如上各类学科的西方名著学习，受益匪浅。又回过头来查看以前读过的许多类田野调查报告，总觉得还是不对头。不对头在什么地方？就是绝大多数文章仅得西方学术名著的皮毛，学了点支离破碎的技巧或方法，再拿着西方名著中的一些学术观点，来在中华大地的数不清的各种各样民俗、民族、宗教、社会、人类的方方面面寻找论据，作为他们所谓的学术观点的支撑。更为严重的是我发现他们拿去的材料全部是支离破碎的，很多对材料的认知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我就不解的想：这样的学术成果究竟有多大意义？我再翻读高丙中先生主编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中的部分名著，觉得我们的很多学者远远没有领悟西方名著的意义。由于我国近百年来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践踏和蔑视已经没有自己独树一帜撑起我们腰杆的学术名著，我们是非常需要学习西方名著，非常需要从西方名著中汲取营养。今天如此，今后还应该如此。我们学习西方名著的目的是产生我们自己独树一帜的相应学科的名著，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观点、理论架构，并不是为了拿我们的相应学科的材料去应证西方名著中的学术观点、理论。我们学习西方名著，是为了与西方名著坐在同一个平台上说话发言，而不是为了去诠释它。可是恰恰这样的论文以及著作非常多。这让我经常隐隐作痛。恰好这次年会的论坛中因为吴效群老师的点评引起了我的情感，才发出了这一帖子。我想吴老师的点评，既因于本此论坛，也会与他长时间的感受观察不会不无关系吧。说明这个问题该到咱们论坛捅破的时候了。我希望通过大家的智慧，找出问题的症结，再对症下药，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观点、理论架构。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体系，我希望我们的学者都能够正眼相看她。

张润平

我们要与西方对话，要与国际社会对话，就必须拿来世界一切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做比较，从而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南池子

非常支持张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讨论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体系”，是不是还有点不太准确呢？

首先是针对具体的历史时段而言，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发展时代，尤其是讨论到“现代性与中国特色”。即便是放置到古代中国研究中，我也不赞成这个判断。这里可以举两个案例。一个是刘宗迪老师的《七夕》，另一本是Steven Roger Fischer写的《文字书写的历史》。他们都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
再者，即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虽然我们要承认中国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也会有文化自身的多元性特征（事实上，什么文化不是如此呢？地域和环境差异何时又被否定过呢？），但是最终我们要说的是，作为现代中国，或者帝国的中国，它是否在“国家”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些普遍性？我们当然会辩驳，当我们从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时，传统并未被割裂，实际上传统与现代已经融合得很好，可是西方国家的现代经验就不是如此了？从英国的“传统的发明”到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节日”，难道其中不具备人类史的共性？
第三，也是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明清以来的学术脉络中早就开始纳入“世界学术”或者说“中国学”的范畴了。先是传教士，后是五四新文化，加之中西方的理论译介、概念的引入，这些都显示我们的文化体系早已不是那么纯粹的自足系统。反过来，不是自足系统也不代表着不具有独立性，但是它并不表示一定要特殊对待。

最后，为了避免误解，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我认可中国在具体时空里的具体文化肯定是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多元性的。

恩施土家

看来是个好贴，各大版块争相抢夺。

南池子

借张老师和你的光，让学术交流区烧热一下， 流动起来~

英古阿格

引用:

原帖由 归有光 于 2013-11-25 14:25 发表


你不觉得现在民俗学的学术圈子，就是一堆大人带着一堆小毛头们自娱自乐么？

有圈皆如此。
银河系带太阳系玩圈圈 。

张多

这个帖子从年会，到话题讨论，再到学术交流。说明话题本身已经碰撞出了思维火花。。论坛好久没这般集体切磋了。。希望大家继续碰撞。。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