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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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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春节前后，江西许多地方的傩舞开始如火如荼地举行。傩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精神逐鬼、祈福免灾的文化现象。傩文化包括傩庙、傩神面具、傩舞、傩戏、傩符、傩服饰、傩兵器等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
　　春节俗称“过年”年为何物?《说文·禾部》中说：“年，谷熟也。”即指“年”为谷的生长周期。正是在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中，产生出了“年”的概念。
　　夏历根据月亮圆缺的周期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
　　在农耕时代，没有什么比禾稼的种植和收获更加重要。所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元日”之际，盛大的祭祀和欢庆在庙堂和江湖同时展开，有如一场全民的狂欢。至于“春节” 一词的含义，则经历了一番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特指。汉朝时“春节”指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立春，南北朝时则把整个春季叫作“春节”。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但一般人称公历元月一日为“阳历年”，仍把农历正月一日初一称元旦。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即阳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为新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几千年的岁月流转，并没有改变传统中国对过年的热爱与狂欢。自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除旧布新的庆典年年上演，不仅汉族，还有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参与其中，祭祀神佛、祭奠祖先、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热爱依旧，狂欢依然，但传统的“年味儿”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淡，尤其在大城市，春节不过是七天假、春晚、贺岁片和集贸市场般的所谓庙会。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以及数字时代，这些与农业时代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变迁早已抹去了传统的诗意与缓慢节奏。“全球化”改造着我们，即便拼命保护传统，那传统也多少失去了味道。现代化是否一定意味着丢弃传统?专家学者们年年都在发问。
　　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据说正在来临，而政府也正在努力保护传统——“清明”“端午”“中秋”已被列为法定假日，让疲于奔命的现代人有闲暇去体味传统的感觉。或许不久的将来，“年味儿”也会再次浓起来吧。2008年的春节正在来临，诞生自西方文明的“奥林匹克”也日渐走近，西方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本期《文明》精选出春节的十个关键词，力图展现春节那些最具传统味道的细节，唤起中国人对春节的记忆与热爱，也借此向世界展示独属于中国的精彩。福建莆田，元宵节，妈祖出游之际，壮观的锣鼓队把原始的祭神祈福变成了娱神娱人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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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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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年画：驱凶迎祥贴上墙
　　　
　　　　　　
　　溯本追源
　　年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孕育于汉唐文化高度发展过程中，形成于北宋繁华的城镇市井生活，成熟繁盛干明清各种艺术技法的融合及丰富的社会事件中。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年画的工艺技法、题材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细化，它的用途和功能也因此越来越广泛。从工艺技法的角度看，手绘年画这种最古老的年画类型以山东高密“扑灰年画”和安徽凤阳“凤画”为代表;木版套色印制的年画是民间的主要工艺品类;而半印半绘年画则以中国四大年画中的天津杨柳青为代表;廓墨手工绘制的年画见于四川绵竹;套印背景的年画以山东潍县杨家埠最典型;仿版年画以纸马为代表;漏版印刷年画在今天漳州等地存在。
　　从题材内容上说，年画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世俗生活类，如渔家乐;历史故事类，如文王访贤;神话传说类，如天河配;吉祥喜庆类，如五子登科;幽默讽世类，如三猴烫猪等。
　　不同内容题材的年画有不同的用处，因此它本身的形式大小都会有区别，张贴的时间、位置也各有讲究。比如喜画，它是新婚或是生子等家有喜事时贴于炕头墙壁的年画，内容大多是“状元及第”“麒麟送子”等。门画，常贴于或绘于临街的门上，既为镇宅驱邪，又为装饰门庭。纸马，又称神马，民间祭祀用一种纸印神像，它不能张贴，祭祀完成将其焚毁。灯画，尺幅不大，四张为“一堂”，粘贴在春节时挂于庭院的灯笼四面。缸鱼，杨柳青年画的一种，是绘有鱼儿图案的小型年画，逢年过节贴附于水缸上，取连年有余、吉庆有余之意。
　　还有俗称西湖景的西洋镜，是类似幻灯片的画片，上面一般画有风景或是时事战争等内容，民间说唱艺人将画片放入特制的木箱内，让观众挨近箱上的凸镜观看画片，艺人则在箱旁边唱边换画片，引人观赏。窗画，流行于河北、山西一代，一般为四寸正方形，贴在窗格上，有美化居室的功效。格景，由多幅不同形状的画面组合构图，与组合的花窗和多宝格相仿，起装饰作用。对屏，是两幅立宫间称为一对的板屏。屏条，有叫四条屏或八条屏，一整张纸竖裁四或八条，内容多是连环画，常张挂于商店等等。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中国民间年画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地域分布广阔。全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主要有河北、秦晋、山东、豫皖、湘鄂、四川、江浙、两广、闽台等九大地区。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晋南临汾、陕西凤翔、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河南朱仙镇、湖南滩头、四川绵竹、苏州桃花坞、广东佛山和福建漳州等地的年画久负盛名。其中，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一说河北武强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


       天津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年画创始于17世纪的天津西部杨柳青镇，以产地得名。清朝雍正至光绪年间为其盛期，光绪年间每年印制两千多幅“细活”供奉内宫使用。那时，天津杨柳青镇及其附近田家庄、炒米店等村庄的农民大都从事年画制作，以至“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戴家和齐健隆是最早的两家画铺字号，以后又有了惠隆、美丽、宪章等作坊。
　　杨柳青年画分三个等级：细活、二细活和粗活。他们分别供应皇族、富人和普通百姓贴用。杨柳青年画采用朱、绿、黄、黑等色彩套色木刻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工艺，经过勾稿、雕版、套印、彩绘、装裱五大工序制成。由于工序复杂，技法要求高，画工有明确的分工。杨柳青既是京畿重地，又为南北交通要道，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年画的取材范围广阔，娃娃、民俗、仕女、民间故事、神像等内容丰富至极，尤其是以戏剧和曲艺故事为题材的年画受当时戏剧在京城兴盛影响而在京津和东北地区极有市场。此外，乾隆驾崩的守孝三年期间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年画——素画。在众多的作品中，“五子夺莲”“钟馗”“盗仙草”“玉堂富贵”是其代表性的作品，被我们国家的邮票所采用。杨柳青年画保留宋、元、明、清传统绘画的技法，并兼收并蓄了清代画院派的木刻技艺 和西方透视法，所以更接近工笔重彩的国画，形成了所谓“高骨俊逸”的风格。杨柳青年画构图丰满，线刻精致细腻，人工染色艳丽，风格独特。目前，“玉成号”的霍庆有、霍庆顺兄弟，年画戴的戴敬勋和十二色的缸鱼作者王学勤是杨柳青年画的传人。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
　　山东潍坊是我国著名的木版年画产区，其中杨家埠年画历史最为悠久，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末之时画店多达百余家，著名的字号有“公茂”“永盛”“吉兴”“广盛太”等。潍坊年画影响并推动了高密等周边地区年画的发展，甚至波及到江苏和安徽。潍坊年画既有北派绘画的阳刚也有南派的阴柔，线条运用简练、挺拔、流畅。早期受杨柳青年画的影响采用半印半绘技法，后又与苏州桃花坞相互借鉴，最终另辟蹊径自成体系。
　　潍坊年画以木版套色彩印为主，造型生动，线条规整，重用原色，题材广泛，包括世俗生活画、吉利画、戏曲故事画和神话传说画。《同乐新年》《榴开百子》及当代年画《梁山一百单八将》等都是精品之作。 “同顺堂”第十九代传人杨洛书，山东潍坊青云山年画馆的父子画家张殿英、张运祥，杨连元等是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的当代传承人。
　　
　　苏州桃花坞年画
　　旧称“姑苏版年画”，因产于苏州闾门桃花坞而得名。桃花坞年画始于明后期，盛于清朝雍正乾隆之后，至今有近500年历史。画店集中地除桃花坞外还有虎丘山塘一带，山塘以手绘见长，桃花坞的画店以木版套印为精。著名的字号有柳双合、谢义合等。相传桃花坞的第一幅年画是翻印唐伯虎的《风流绝唱图》。
　　桃花坞的年画，既仿中国古画的风格，又仿西洋铜版画风格，其线条排列细密均匀，讲究明暗和透视，画风精丽，手法洗练，色彩擅用粉红、粉绿，鲜艳而不失雅致，有江南浓郁的地方特色。历史上桃花坞的年画曾风靡东南亚，它传到日本后，对日本“浮世绘”绘画艺术也产生了影响。题材内容包括民间故事、神仙传说、山水风景、花卉瓜果等。《虎丘图》等为上乘之作。桃花坞是中国江南木版年画的中心。房志达、魏阿毛、顾志军是该派年画现世传人。
　　
　　
　　四川绵竹年画
　　始于明末清初，盛干光绪年间，因产地四川绵竹而得名，著名字号有“粱云鹤”“傅兴发”等。绵竹是我国闻名的竹纸产地，又与成都比邻，这为年画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环境。相传全盛的时候年画作坊300多家，产品行销华中、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华侨聚居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绵竹年画有门画、斗方、画条、拓片等种类。年画工艺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刻、绘兼重，先刻印墨线，再描线施彩;特点是色彩鲜艳，造型洒脱，不拘一格;题材内容以门神、娃娃、仕女和民间传说为主。“黑货”专攻木刻墨印，风格沉稳古朴;内容包括民间神像、故事传说、名人字画等。
　　
　　在这许多的绵竹年画中，还有一种叫“掭水脚”的画品。它是旧时年画艺人年终完成活计后，用店铺的剩余颜料做私活，涂绘门画赶往夜市销售的作品。 “掭水脚”是绵竹年画极富特色的品种，风格粗犷洗练，笔墨挥洒自如形象生动。《迎春图》是绵竹年画横披的代表作，陈兴才、陈云禄、李方福等是此派画作的传承人。
　　
　　河北武强年画
　　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历史上武强年画曾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当时以南关为中心的作坊画店毗连，享有“年画之乡”的美称，作品远销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制版技法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并以红绿黄紫等套色彩印作品，色彩对比鲜艳，线条疏密有致、流畅奔放。
　　武强年画体裁类型相当丰富，包括门画、窗花、炕围画、中堂等。画面结构严谨，主题突出，有很强的装饰性和乡土气息。体裁内容有戏文故事、山水花鸟等。《群仙上寿》是其精品，当代年画《六顺图》获国际金奖。贾增起、贾增和两兄弟是年画的贡献者，他们保存和找到了年画的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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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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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庙会：祭典集市与狂欢


　　庙会起源：宗教的世俗化
　　关于庙会的起源，有专家认为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与当时的原始信仰联系到了一起。此说自然有其道理，但远古时的“庙会”毕竟与今日庙会差异极大，虽然可视其为“渊源”，但近源尚需在历史时期中寻找。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作为社会风俗之一种，自然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实际上，这一“庙”字已经透露出其中秘密：庙会风俗应与佛寺道观的宗教活动有关。《现代汉语词典》对“庙会”一词的解释为：“设在寺庙里边或附近的集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举行。”这个解释至少说出庙会的三个特征：与宗教有关;集市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有其特定的礼仪制度。
　　佛教传人中国，是在东汉时期，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此一时期逐渐形成。佛道之间从一开始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后至南北朝时期各成体系。及至唐代和宋代，两教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各种名目的宗教活动大量出现在典籍史册中。在各自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佛道二教虽然互有借鉴和交流，但竞争始终不断。为了争取信众，佛教和道教不仅极力增修庙宇道观，而且都在其宗教仪式上增加了取悦俗众的娱乐内容，比如乐舞表演、戏剧、出巡等等，不一而足。北魏时佛教“行像”盛行一时，即为一例。“行像”就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走出庙宇巡行的宗教仪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
　　“行像”之外，佛道二教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法事或佛事活动。活动当日，四方信众蜂拥而至，斋戒听讲，顶礼膜拜，场面蔚为壮观。在这种社会风潮影响之下，原本只属于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开始大量与宗教结合，某些活动甚至从乡里搬到了佛寺和道观之中，与佛、道二教的各种节日庆典结合在一起。如此，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而世俗活动也逐渐沾染了宗教的氛围，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
　　围绕在佛寺道观周围的现实俗众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些活动中的集市性质开始增强。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以祭神赛会为重点，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干近代。
　　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一项重要的年俗。但各地区庙会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各具特色。
　　
　　特殊的集市，民间的狂欢
　　相传，神农时代就有“日中为市”之说，意即“太阳升到中天时进行商品贸易”。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商业开始繁荣起来，继而出现了相对固定的交易场所，这就是集市。
　　从其世俗功能来说，庙会是一种特殊的集市。在庙会 上，传统农村的商品交易得以实现，进而又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之发展。
　　乡村的庙会大多以村镇为举办地点，但一些历史久远、影响力大、辐射地域广的大型庙会，如山东以泰山、岱庙为中心的东岳庙会，山西的五台山庙会，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王庙会，河南登封的中岳庙会，其举办场所则远非一村一镇可比。各地还有以村落为中心的庙会(或称庙集)，祭祀祠堂的祖先和当地寺庙神灵(如关帝庙、城隍庙、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娘娘庙等)的同时，往往还请出神像祭祀、巡游，还要向各家摊派费用。庙会活动的细节种种，虽然在各地表现不同，但本质大体一样。
　　
　　宋代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市镇逐渐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经济中心南移，中小市场沟通城乡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网络，因此，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庙会与农贸市集的结合比南方更为紧密。不过，即便在江南，如果是商业网络不发达的农村或偏僻的地区，庙会仍然发挥着商品交流的重要作用。
　　庙会的商业功能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最为密切，庙会为百姓调济余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促使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小生产能够正常运行，为生产与交换、生产与消费搭起了一座桥梁，使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
　　庙会不仅是农民物资交易的场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孤寂、单调农村生活的欢乐，也是乡村社会的中枢神经。
　　庙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农村民间文化市场需求的反映。
　　庙会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分为几类：一类是搭台演戏，短则一天，多者有十余天，甚至一个月，戏种、曲目丰富多样，多具地方特色，河南的马街书会当为此类典型。还有一类是神像出巡(关帝、龙王、玉皇大帝及各类庙寺供奉的诸神)形成的沿街表演等，各种民间会社都组织各类表演队伍，“其间男女纷纷随之，盈街溢巷，万头攒动”，极其壮观。演出巡游队伍，从这村到那村，从城里到乡下，可以连续巡游数天，正如民间的盛大狂欢。
　　庙会的出现和红火，正是民众精神文化消费(敬神祈福、消灾避难，文化娱乐、旅游、休闲)和物质消费(商品交易)相结合的最好形式，因此，庙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面向大众、老少咸宜、不分贵贱的文化娱乐活动。
　　此外，大型庙会是各色人等汇聚之处，商人小贩、算命看相、江湖郎中、赌徒窃贼、唱戏的、耍杂技的、流氓地痞、僧人道士，都穿梭于庙会人群之中，从庙会上人们可以看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京城庙会
　　过去，北京城内外，一年之中大小庙会数不胜数，尤以春节时为多。
　　北京的庙寺很多，据说城内外共有840余座，然而并非所有庙寺都有庙会。1930年时，城区尚存的庙会有20处，郊区有16处。按其庙寺的面积和集会市场面积的统计，以土地庙会为最大，以下的次序为隆福寺、白塔寺和护国寺，因此昔日北京有四大庙会之说。但按热闹程度而论，当推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



　　昔日北京的庙会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以进香敬神为主的庙会。每逢祭日，庙中的主持人开庙，让信仰佛道的信徒人庙进香。虽然也有娱乐与做买卖的商业活动，但只是附属的。这些庙寺多是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庙，如吕祖阁的庙会就属于这种形式。
　　二是借佛游春形式的庙会。此种庙会以游乐为主，宗教与商业为次要的活动，参加游乐的人又以妇女为主，昔日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九的白云观庙会、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都属于这种形式。
　　三是在庙中及庙外街巷设立定期集市进行交易形式的庙会。商业贸易是庙会的中心内容，宗教活动只留遗迹或荡然无存。像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每月都要举行数次的庙会就是这一种。
　　四是虽然用庙会之名，而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庙的范围，完全以交易为主，娱乐及宗教活动根本不复存在了，如昔日的花市。它本来是从火神庙会发展而来，但火神庙会早已停止了，于是交易活动便移至庙外的街上进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城乡庙会又红火起来。不仅从历史传统中发掘出新形式和新主题，甚至还翻新出花样更多的庙会，强化了文化娱乐性，成为地方以旅游拉动经济、宣传地方特色、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措施。
　　不同民族也有各具特色、源于“庙会”的节庆与物资交流大会，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闻名退迩，与汉族传统的庙会同样，成为节庆、娱乐、商贸、信息交流及男女传情、定情的盛会。
　　随着近代以来众多华人迁居海外，庙会这种形式也走出国门，成为海外华人怀念故土、祭祀先祖、认同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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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剪纸：又是一年窗花红
　
　　　
　　剪纸源于汉、兴于唐、发端于民间，蕴藏着古老文化的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感情。民间剪纸依附于民间生活的活态文化传统，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民间剪纸的活态性首先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文化中。春节是中国古老隆重的年节，北方乡村的春节正是从铰窗花开始的，这个习俗至今仍然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东北等许多地区延续。而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西南以稻作山区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剪纸则和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有的地区还和服饰联系在一起。民间剪纸还是婚丧嫁娶等礼俗仪式的重要象征手段，人们在剪纸中表达生命情感，隐喻生与死的人生祈愿，营造仪式特定的文化空间。剪纸中约定俗成的纹饰符号，直观而鲜明地象征了生命相合相生、繁衍兴盛的婚俗主题。在许多地区，人们也习惯使用剪纸的方式表达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敬，对生存境遇的祈盼。
　　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是通过地域文化的存在、发展、相互交融而进行的。剪纸也不例外，在使用功能和纹饰造型风格上差异显著，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民族的剪纸是这种差异性最鲜明的体现。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民间剪纸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力，使民间剪纸自成一体。
　　通常讲民间剪纸都是“北方粗犷，南方秀美”，但对于地域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言，“粗犷”和“秀美”只是两个相对比较笼统的美学概念。北方的剪纸中不乏秀丽细致的成分，而南方广阔地域中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西南少数民族的山区，以及沿海半农半渔的乡村，剪纸的“粗”与“细”也呈现出诸多交替。
　　陕西剪纸艺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和风格在民间剪纸中占据重头，陕西特别是陕北剪纸的整体艺术风格，体现出和陕北汉画像一样坚硬、粗犷的气质。陕北的乡村剪纸也更多地显示出黄土高原秦汉文化的底蕴，这是因为陕北地区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官方儒家正统文化浸淫的原因。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江南地区，江南的乡村剪纸则表现出更多清秀的韵味，这与江南清秀灵气的自然和文化一脉相承，流传于江南市井的剪纸也更多沾染了文人的儒雅。
　　今天，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剪纸对少数民族族群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比较典型的是苗族。和北方不同，苗族剪纸中没有窗花，也 没有中原汉民俗中复杂的婚丧习俗剪纸，除去巫术、宗教相关活动中使用的剪纸外，苗族的剪纸主要用于刺绣花样。苗族刺绣是苗族最典型的族群标志，仍具有如古老部落徽记般的意义。具有地方特色的动物、牛羊、衣裤、器皿、人物等，造型简朴单纯，有一种原始稚拙的意味，而多张剪纸贴接在一起，折叠出重复的图案，往往折射出更神秘的宗教气息。
　　
　　剪纸应劳动人民自身的精神需要而生，并以独特的方式流传，又因其植根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其中最本原的美学和质朴品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并且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劳动者将剪纸技法锤炼得日趋完美，从而使剪纸的表现力更有广度和深度。
　　“剪彩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御绶鸟，两两渡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古代的人们在传唱这些诗词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经历了几千年的轮回，我们依然用这种方式传情达意、迎接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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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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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爆竹：千门万户曈曈日

　　　　
　　从“庭燎晰晰"到烟火杂戏

　　放爆竹庆贺春节的习俗在我国最迟于汉代形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说爆竹起源于“庭燎”， 《诗经·小雅》上有“庭燎晰晰”的诗句。 “庭燎”是当时作照明用的以松枝和竹子做成的火把。竹子燃烧发出“晰晰”的爆裂声，这就是原始形态的“爆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山臊是什么呢?《神异经》说：“西方山中有人焉，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日山臊。以竹着火中，扑噼有声，而山臊惊悼。”

　　到了唐初，相传一些地方天灾连年，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在小竹筒内装上硝石，点燃爆炸，以巨大的声响和浓烈的硝烟驱散山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雏形。由此可见，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燃放爆竹是种驱鬼避邪、祈求平安的活动。

　　宋朝时期，人们用纸卷的筒子代替了竹简，在其中装入火药，生产出了“爆仗”，还用麻茎把爆竹编成串，制造出“编炮”，因为其声音清脆如鞭响，也叫“鞭炮”。《通俗编俳优》简明形象地道出了爆竹的演变过程：“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日爆竹。”考究的鞭炮全部用红纸制成，燃放后红纸片遍地，有诗道：“花爆聒新年，嘉名一一传;晴飞遍地锦，迅落霸王鞭。”这正形象地描绘了人们新年燃放爆竹，满地通红的吉祥如意情景。随着火药、导线技术的发展，南宋时期也出现了成架烟火一将各种各样的烟火、爆仗用药线按一定的顺序串联起来，绑架在高大的木架上点放的大型烟火杂戏。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生产爆仗、烟花的手工作坊和卖鞭炮的摊位。此时人们燃放爆竹已经不是单纯为了驱逐鬼魅，而是具有了除旧迎新的意义。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人们迎新去旧、喜悦轻松的情形跃然纸上。
　　
　　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

　　发展到晚明，烟花的品种花色已是五花八门、绚丽多彩。 《帝京景物略·灯市》小注里有“烟花则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层至五，其所藏械：‘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灯’等。”《陶庵梦忆》里也谈到有“黄蜂出巢”“百兽吐火”“雪里红梅” “双龙戏凤”等等的花式。燃放时，能使“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爆竹因其小巧轻便，响声宏亮，品种翻新，特别能够增添喜庆气氛而得到民间的钟爱。

　　清朝时期出现了“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赛数声，香焚一柱，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的情形。爆竹的品种和形式也是越来越多，电光雷、一声雷、射天炮、双响炮、子母炮、大龙炮、老鼠炮、冲天炮、碎炮、百头、万头，还有能在燃放过程中随声响变化形态生成各种艳丽色彩烟火的爆竹。此时，民间燃放爆竹有了更新的含义。《燕京岁时记》有这样的记述：(除夕之夜)“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显然，放爆竹成了人们欢迎诸神下界的仪式——接财神、迎灶王，以讨个吉利，作为“爆发”的象征。娱神娱人的狂欢形式越来越突出，祈福纳祥的喜庆气氛越来越浓烈，避邪驱鬼的巫术意义被游戏娱乐的现实关照取代，人们尽情地宣泄着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和憧憬。

　　过春节燃放爆竹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全国无数人家都在除夕夜燃放爆竹，台湾省也不例外，娄子匡、许长乐所著《台湾民俗源流》中说：“台湾民间，春节迎新，谓之‘开正’，焚香、放鞭炮、开门大抵按农历历书上所定的吉时。”

　　
　　欢响神州、喜传寰宇

　　爆竹是新年的标志，更是节日使者。“封门爆仗”炸响于大年除夕，“开门爆仗”则在新春初一，“财神爆仗”准是正月初五……平日，中国人每逢红白喜事、新屋落成、开业志喜，也放鞭炮，以此来烘托热烈的场面。中国人喜欢放爆竹，当爆竹响彻神州、晌彻厅堂院落的时候，当爆竹燃烧自我化作闪光、彩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欢呼，还有祖先的叮嘱和祝福。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交映成辉的脸庞，更有如烟火般美妙的生活图景。你的愿景都可以实现——蹿天猴上天了，我们的飞船也上天了：它们的尾翼上都挂着白烟，都拔地而起!

　　烟花和爆竹都发源于中国，其中爆竹是中国的特产，除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等国家外其他的国家是没有的。而烟花则世界各国都喜爱，是国际市场上的热门货。我们国家江西万载烟花、北京礼花、广西玩具花炮、湖南浏阳烟花等在世界上素有盛名。每逢国庆节、圣诞节、世界杯等这样的重大节日、赛会的仪式，世界许多国家都燃放我国制造的焰火。199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上，燃放的就是浏阳烟花。烟花不但给我国新年夜空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欢庆节日增加了惊喜和乐趣。

　　爆竹让人联想到古老的中国，欢快的节日，喜庆的气氛。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天天过节日，岁岁添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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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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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春联：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神话中起源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宋人王安石描写当时春节的一首诗，诗名《元日》。所谓元日，即阴历正月初一。此诗描写了近一千年前宋代人过春节的场面：春风送暖，红日初升，照彻了千家万户;四处鞭炮声此起彼落，人们喝过屠苏酒之后，忙着摘下门上的旧桃符，换上新桃符，迎接新年的到来。
　　诗很容易懂，只有这“桃符”需要费一点口舌。
　　何谓桃符?简单说来，就是正月初一挂在门上的桃木板子，上面绘有辟邪的图案。挂桃符辟邪的习俗由来久远，秦汉之时已经十分流行，所以其产生时间当可更往前推。可是，为什么恰恰是桃木而非他术能辟邪呢?
　　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有山名鬼域，即鬼的世界。鬼 域门口，有大桃树，其树冠可覆盖三千里，树上有金鸡一只，负责每日报晓。每至清晨，金鸡啼鸣之，夜晚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两边有两个神人，名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坏事，神荼、郁垒就会将其捉住，送去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久而久之，民间就开始用神荼、郁垒和桃木驱邪、辟灾，每到辞旧迎新之时，他们用桃木刻成神茶、郁垒的模样，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挂在自家门口，用以辟邪防害。


　　这个解释源出神话传说，不足为信。而庄子所说“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不畏，而鬼畏之。”也只是描述了桃木辟邪的效果，并没有解释原因。倒是明朝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多少接近了“科学”：“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

　　无论如何，桃木具有辟邪作用的说法在中国由来已久，由桃人简化而来的桃符也逐渐流行于民间。随着时间的流转推移，中国历史到了五代。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孟昶(chang)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即五代后蜀国君。这段记载是说在公元964年的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上写两句吉语献岁，但辛寅逊写完后，他又不满意，于是自己亲笔写来。孟昶所写的这一联语，不仅被公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见于典籍的春联，而且也是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无论都市乡村，仍处处可见这一春联的身影。
　　至此，春联的雏形已经具备。那么神荼、郁垒去了哪呢?原来，此二神已被大量印上纸张，贴在门上，成为门神。
　　然而，真正见之千史书记载的门神，却并非神茶、郁垒，而是古代的一个叫作成庆的勇士。据班固《汉书·广川王传》记载：广川王(去疾)的殿门上曾画有古勇士成庆的画像，其人短衣大裤长剑，勇武非凡的样子。
　　到了唐代，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兄弟，逼父退位，当上皇帝之后，心中多有不安。此后又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每夜听见寝宫外有鬼往屋里扔砖瓦，奇呼怪叫。唐太宗无奈，把这件事告诉了群臣。开国功臣秦叔宝自告奋勇愿意到宫门口守夜驱鬼，另一位开国功巨尉迟恭也愿意陪伴守夜。当晚两人披戴盔甲，手执武器，在寝宫门口守了一夜。唐太宗果然睡了个好觉，接连几天，唐太宗身体逐渐康复，不忍心再让两位大将持续守夜，于是便命人将两位大将的威武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此事传播开来，尉迟恭和秦叔宝渐渐被奉为门神。
　　当然这也是神话传说，出之于《西游记》。
　　
　　流布民间
　　自孟昶贵为一国之君写下“最早的春联”之后，文人学士便把题写春联视为高雅之事，其风气逐渐流传开来。及至宋代，春节贴春联已成为一种士族习俗，王安石的《元日》可为证明。另外，在宋人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春联的记载。张邦基《墨庄漫录》讲到苏东坡在黄州访王文甫，见他正在做桃符，就当场戏书一联：“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元代初年，书画家赵松雪一次过扬州迎月楼，主人求赵松雪为其题写春联，赵松雪题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该联将酒楼的名字融入其间，又将酒楼大大夸奖了一番。主人大喜过望，遂以紫金壶相赠，以示酬谢。
　　但春联真正流布于民间，并且采用红纸书写，因而成为重要的年俗之一，则是在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记》上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第二天，朱元璋微服出巡，到民间观赏各家的春联，以为娱乐。在巡游了一段路后，他忽然发现有一家没贴春联，便遣侍从去查问究竟。原来那家主人是阉猪的，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年前事忙，尚未请人代笔。朱元璋听后，叫人取来文房四宝，一挥而就：“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此联看似信手拈来，不够精雅，实则妥帖适度，语气不凡。主人知道这是皇上御笔亲制的对联，便装裱起来，挂在中堂，视为家宝，每日烧香敬奉。
　　这则故事编排的痕迹很重，但说“春联”两字的正式命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则可能有其根据。从那时起，春联在广大农村乡镇广泛流行，并且一直盛行不衰。尤其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生存与传承
　　春联的格式最终定型以后，其种类也日益繁多起来。依照其使用的位置，大致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干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中国南北文化风土差异虽大，但春联的使用却大致相当。比如大门处必然会贴面积最大的“框对”，院门要贴“出门见喜”，卧室要贴“身体健康”，院中要贴“春光满院”，甚至连车上都要贴“日行千里”，而不管是汽车、马车还是自行车。至于倒贴的“福”字就更不必说了。
　　
　　中原一带，倘若当年有老人去世，不贴春联;第二年则贴蓝纸或黄纸的春联，三年之后再贴红纸春联。
　　清末、民国时，每至年关将近，在热闹的大街上，总少不了许多卖春联、写春联的摊子。一般卖春联的过了“腊八”就开始筹备了。在大街上找个好地方，选定一家商号的门前不碍事的地方，和那家打个招呼，用一张红纸写上“书春”“泼墨…借纸用字”等字样，贴在商号的门柱上。再托个熟人和南纸店联系好，南纸店就可以把大红纸、毛笔和墨汁，先赊给他，等他卖完了再算账付钱。贴红纸标志的地方放上一张八仙桌，桌上铺上红毯子，把笔筒摆上，里边放几支毛笔，放一个小炭炉，一个放写好了的对联的箱子和放钱的小盒子。炭炉上放一个墨砚，预备写对联的时候，把炭火燃着了温上墨水，因为在寒冬腊月，墨汁容易冻上。然后在墙上或者桌子的外侧，放写好的春联，用小线挂上几幅，用来做幌子，招引买主。过了腊月二十三，买对子的人就开始陆续到来了……
　　时至今日，每当春节临近，无论城市乡村，仍有许多卖春联、写春联的地方。这就是春联的魅力——许多年俗都被这个数字时代的人们抛弃了，引得保护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唉声叹气，唯独春联，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与时代接上了轨、与时俱进了。
　　当然，春联还曾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去履行其“文化交流”的重任了——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古老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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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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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祭祖：光宗耀祖福文化
　　
　　源远流长的祭祖习俗
　　中华民族祭祖的习俗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同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十五)、冥阴节(十月初一)这些怀念亡人的专门节日相比，春节对祖先的祭祀规模最为隆重，对象更为专一，目的更为明确。
　　后人对祖先的祭祀从广义上说有族亲祖先和共同祖先的分别。前者是具有直接血缘 关系的家庭或家族的祖宗;后者是具有共同民族血统和文化血脉的社会祖先，包括以炎黄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如孔子)，还有对区域发展和文化科技、行业发展具有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如妈祖、药王、鲁班)。这些祖先们在春节这个重大的节日里，都无一例外地接受后代虔诚的祭拜。
　　在云南、内蒙、广西等地发现的远古岩画、陶器上就出现过祭祖仪式的舞蹈画面。发展到夏、商、周，敬祖和祭祖形成了正式的国家规制，并且绵延不绝地传承下来。现代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祭祖的形式虽然一度中断了，但在民间和海外，以及所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完整地传承下来。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性的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各地对共同祖先的祭祀活动再度开展起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旅游现象而存在。而民间对族亲祖先的祭祀也作为传统的民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恢复和传播。
　　
　　
　　光宗耀祖的传统理念
　　远古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在部落最大的房子里进行，那里是部落会议、祭祀天神和祖先的一个共用场所，被称作“庙”，是一种前面带敞轩的大型建筑，也称作“堂”。这就是后来的宗庙、宗捌和祠堂的起源。百姓家庭一般设祠堂，家族设有宗祠，诸侯设有宗庙，而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天子的宗祠被称为“太庙”，是至高无上的宗府。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追记周代的规制，叫确地记载了“左祖右社”的制度，即黄城的建筑格局，祖庙皇城的左前方，社稷坛建在皇城的右前方，诸候宗庙也郡遵循这一原则。而民间的宗祠，一般没有事先的规划设计，所以旅亲的宗祠一般建在村镇的中心或显要的位置，是整个村镇最受曾崇的地方。
　　
　　不论是民间还是皇家，最为隆重的祭祖活动是在春节。远在他乡的子孙，其他时候可以不回家，而春节一定要回家，一是和亲人团聚，二是要向祖先示敬。这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光宗耀祖的理念，即要向祖宗和亲友展示自己在外面打拼所取得的成就。春节祭祖基本上是祖先的理念进行追思，更多属于精神的范畴。
　　由于中国的民族众多、地域广阔，所以民间春节对祖先祭祀的时间会有所差别。但一般来讲，大年三十或大年初一是在家庭内祭祀父辈、祖辈等先人，初五全村镇的人要到宗祠祭祀家族的祖先。皇家到太庙祭祖，较为重大的祭祀活动每年有五次——每季的初一祭祀称作“时享”，年终的大祭称作“袷祭”，是把所有祖先的牌位都移至太庙大殿进行极为隆重的祭祀。具体时间是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如遇腊月30天，则在二十九进行，称为“大建”;如遇腊月29天，则在二十八进行，称作“小建”。
　　民间的祭祖和皇家的祭祖看似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是“家天下”，所以太庙祭祖就成为国家的行为。而皇帝家族的祭祖在内廷专门设有奉先殿;在紫禁城内，同时还设有许多小型的祠堂，方便皇帝家人随时进行祭祀，可见皇家祭祖的频繁和虔诚。同时，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使祭祖繁细和精致，用以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正因为如此，才形成和创造出祭祖文化的经典和规范，所用的器具、祭品和乐舞凝聚为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而民间祭祖就相对要简化朴实得多。但是，不论是皇家或民间的公祭，还是大型宗祠祭祖的程序基本上相同。大致过程是：斋戒、迎神、供奉祭品;献爵(福酒)、献馔(菜品)、献粢盛(五谷)、献帛(白色丝织品)、宣读祭文(祝版);行上香礼、行跪拜礼、焚烧祭文(祝版)和帛、送神。礼成后分食祭品、宴飨。通过这样的程序，一方面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尊崇，另一方面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赐福。
　　
　　传统礼仪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有三句话：一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是“敬天法祖”;三是被鄙弃的“数典忘祖”。这三句话，足以说明了祖先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祭祖活动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重要内容。在古代的“吉、凶、军、宾、嘉”的“五礼”中，祭祖列为“吉礼”。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 “君师者治之本”。礼仪是为了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祭祖是处理人与鬼、人与人的关系的，可见其在礼仪中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以廊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礼仪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且以祭祖为核心内容和最高形式。祭祖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其核心是祈福，是中国福文化的核心。福文化就是吉祥文化，吉祥文化就是和谐文化，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前进和发展。这就是在“四大文明古国”和“三大流域文化”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宗祠、百家姓，使我们每个人保持着清晰的血缘线索，并且和自己的姓氏相对应，这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特别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崇拜，他们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
　　中国祭祖，既是尊崇，又是祈福，是后代子孙和祖先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是礼仪教化的过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民间春节祭祖习俗大观

　　台湾：从除夕转进春节，三更时分，第一件大事是祀神、祭祖。红烛高照，上供清茶、红豆等祭品，人们严肃诚敬。祀神后要叩拜祖先，这叫“开春”。迎接新正，也叫“开正”。祭典进行到最后，是烧金纸献给祖宗。
　　浙江宁波：正月初一，在祖先遗像前点燃香烛，供陈汤团、糕、饼、水果，家人依次跪拜。也有人家把祖先遗像供在祠堂里，家人们同去祠堂行祭祖礼仪。
　　广东东莞：正月初一，大多数人家先在历书上择一个吉利的时辰，举行祭祖典礼，祭品是茶、酒、白饭、攒盒、生果、如龙(年糕)、禄堆和斋菜。祭祖程序：焚香、点烛、烧元宝、放串炮，全家人依辈分、年龄的秩序拜祖先。家境中上的人家祭祖，都是灯火长明，香烟不绝。
　　河南开封：守岁到五更的时候，先行盥洗，穿着礼服礼帽，在供桌之上摆好祭品，香烛齐燃，爆竹争放，一家人依长幼辈分，连续向祖宗跪拜致祭，拜祝“年福”。
　　湖北罗田：初一早晨，到祠堂去祭祖拜年，看守祠堂的人早已准备好祭品供奉在祖宗神位之前，又准备一支长竿挂着鞭炮，等族人来到时，便点火燃放，表示欢迎前来祭祖，等到祭祖仪礼完毕，有果盒、茶点或丰盛的早餐相招待。
　　东北地区：初一的子时时分，所有人都换上新衣、新帽、新袜、新鞋去祭拜祖先。在供奉祖宗的神位前面，点烛、烧香、焚纸、放炮，子孙跪拜如仪，称为“发纸接种”。
　　粤桂地区：初一上午五六点钟，摆设丰盛酒菜在祖堂之前，全家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按尊长辈分向祖宗跪拜叩头。
　　豫东地区：初一早餐以后，全家大小都要祭祖，照辈分长次，先男后女，对着祖宗神位，一一磕头跪拜。
　　川西地区：在祖宗神位前的香炉中，点燃长香、红烛，铜磬在一声声地敲着，弥漫出肃穆的气氛。长辈带领男女老幼，男左女右衣冠整齐地站立两旁，向祖宗神位，焚香点烛烧纸，按辈分长次，向祖宗跪拜、上酒、供饭、焚化纸钱。
　　北京：初一子时，即1点钟，家长率领全家老幼，男左女右站立两旁，衣冠整齐，向祖宗神位焚香烧纸，之后按辈分长次向祖宗跪拜，礼节非常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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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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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面花：色活影香趣迎春
　
　　　
　　“民间面花”也称“民间面塑”，是一种民间面食艺术，至今仍流行在我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面花的主要用料一般为小麦面、玉米面、豆面、荞麦面、大麦面等，还有枣、各种豆子、棉花等辅料;制作过程大致分为和面、揉面、捏塑、镶嵌、蒸制、点染。民间艺人们用菜刀、剪子、梳子、锥子、镊子、顶针等身边最常见的工具，一捏一粘、一挑一剪，就让一个生灵活现眼前，这倒与女娲抟土造人有许多相似。
　　民间面花可分为祭祀用的“花供”、民间节日用的面花、婚丧喜庆用的面花，以及给孩子们玩耍用的各种花馍、果实等;另一部分也叫“面人儿”，它纯粹用于玩赏，已从民间的面食艺术发展演变成为赏玩艺术品。
　　
　　面花儿过春
　　民间面花是随着人类面食风俗而产生的，世代相传，流传至今。现在我们常说的“馒头”一词，应该讲也是民间面花的滥觞。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一书中记载：诸葛武侯之征孟获时，有人说，蛮人多邪术，须用人头祭神，可借阴兵相助。诸葛武候则用面包着牛、羊、猪肉做成人头形状，用以祭神，从此有馒头之说。
　　宋代，民间面花已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岁时民俗的必备之物。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七夕“以油面蜜糖造为笑靥儿，谓之果实。”庞元英《文昌杂录》载：一月一有煎饼，二月二有迎富果子，三月三有镂人，寒食则有子推蒸饼，七月七有巧果子。明清时期的岁时礼俗中，面花制作已蔚然成风。而且，其中的“捏面人”已脱胎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建国后，人们生活习俗改变，民间面花逐渐远离了百姓的生活，只有部分占风尚存之乡仍有做面花风俗，如山东莱州、冠县郎庄、菏泽，山西，陕西合阳等地。
　　春节喜庆之时，家家祭天地、神灵、祖先，案头上自然少不了民间面花。旧时春节将近之际，各家各户就要及早动手淘麦磨面，准备过年。从腊月二十三送灶君上天后，便开始蒸花馍了。村子里大街小巷、左邻右舍的老婆、媳妇、姑娘都结伙捏花馍，做成石榴、桃、莲花、菊花等各种形状，有的花馍里外都有红枣，既美观又好吃。
　　在甘肃庆阳，山西沂州、吕梁、霍州一带，人们将供奉天地的面塑叫“枣山”，祭供灶神的叫“饭山”。其形制都较大，有“米面成山”的意思，以显示祭品之丰厚、敬神之虔诚。这种枣山在制作方面是颇为讲究的：先把发好的面擀成大三角形，上面铺一层红枣，再用面做成盘云、盘龙、盘兔、如意纹样，间或点缀以连理、元宝、钱龙、下山虎、回头鹿、瓜果之类，以五谷杂粮点睛镶鼻，蒸出锅来绵颖憨实，然后再修饰着色，洁白的面与深红的枣、五彩的粮、豆形成色彩上整体的对比效果。
　　
　　庆阳一带，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各家就迎请灶神，敬供枣山面塑。除夕之夜，除在灶神前重新换上新枣山供品外，还要用未发酵的“死面” (荞麦面)做成12盏或8盏不等的面灯，12盏面灯代表12个月和十二生肖。有的根据年龄定数量，小孩从降生挂锁子起，年龄每增加一岁添一盏灯，有的则根据家人属相捏塑生肖面灯。粮食囤上要塑一个仓神，颇有趣味。夜深人静时分，乡民将这些形态各异的面灯放在灶前向灶爷灶奶祈福，睡觉时要将属于自己生肖的那个面灯放在坑头，添满油，通宵达旦，象征生命之火永不熄灭。
　　山西吕梁中阳县，每年春节期间敲锣打鼓祭枣山，家家把抓髻娃娃剪纸贴在重达15斤的枣山面花上，供在院里，全家祭拜，叫“拜天地”。此外，按照当地习俗，春节前晋北一带乡村妇女还要用家庭自磨的精粉，捏制小猫、小狗、小虎、玉兔、鸡、鸭、鱼蛙、葡萄、石榴、莲花、桃子、菊花、茄子、佛手以及“满堂红”“巧公巧母” “五子登科” “万事如意”等面塑制品，通称之为“花馍”，以象征万事如意、多福多寿、发家致富、和睦友爱，一些地方还要在旺火上燃点柏柴，烤食花馍，谓之避邪馍馍，保一年无灾无病，平安吉利。



　　山东胶东一带，每当农历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在忙着做大枣饽饽之外，还要制作一批团圆饼、寿桃等面塑，表示全家大团圆，日子过得年年有余。另外还有放在水缸上的鱼、蟾，放在窗台上的猴子、宝葫芦，放在面缸里的小圣虫等。鱼表示年年有余，猴子保佑家里的大人小孩身体健康，宝葫芦表示招财进宝，小圣虫祝愿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莱州则时兴在春节期间以牛、羊、猪等动物面塑供奉祭祀祖先，在大年三十则以“枣馍馍”上供。所谓“枣馍馍”，就是在白花花的大馒头上嵌入7颗大枣，如人之七窍，据说这起源于古时以人头作供的习俗。
　　正月十五上元时节，山东各地，特别是胶东一带素来有捏面灯的风俗。所谓“清明燕，端午蛋，正月十五捏豆面”。按照民间的说法， “灯”通“丁”，是生命繁衍的象征，因此这天要在屋内院外统统放上面灯。如在粮囤里放“圣虫灯”，水缸里放“鲤鱼灯”，屋内角落放“鸡灯”。在大门口，放上守门的狗灯和猴灯;新媳妇房间的面灯则要雕上枣和桂花，希望“早生贵子”;老人住处的面灯上雕着寿字和蝙蝠，以祝愿老人多福多寿。场院上也要送灯，连渔船上也都要点灯，有鱼灯、蟹灯、虾灯、龙灯，乌龟灯等，祝愿出海平安。边放还要边哼哼：“照照锅台，蝎子不螫老娘烧饭;照照炕头，蝎子不螫老头;照照窗台，蝎子不螫小孩。”
　　位于黄土高原腹部的山西中阳一带，人们将春节期间制作的、用于供奉天地的“枣山”面塑，留存到正月十五烤食。当地人认为这将有利于后世子孙的繁衍兴旺，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正月十五烤枣山，生男养女踩肩肩。”“天地牌，枣山花，后辈儿孙美活法。”
　　藏传佛教流行的西藏、青海、云南、甘南、川西等地，在藏历新年也要精心制作酥油花。酥油花以木料、铁丝等按需要搭出架子，然后用酥油和上糌粑，加以各种颜料，如面塑般地捏成各种佛像、祖师佛本生故事、文成公主入藏及祥云山海、珍贵花草、神树仙禽等奇景，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精彩的酥油花在青海塔尔寺，是塔尔寺“三绝” (酥油花、木刻、堆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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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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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花灯：正月十五雪打灯
　　
　　点缀千年夜空
　　花灯通常分为吊灯、座灯、壁灯、提灯几大类，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相传汉武帝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在皇宫设坛祭祀当时天神中最尊贵的太一神，由于彻夜举行，必须终夜点灯照明，此为元宵节点灯的开端。在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土后，由于道教神仙术与佛教燃灯礼佛的虔诚互相结合，每到正月十五夜，城乡灯火通明，土族庶民一律挂灯，形成一个中西合璧的独特景象。
　　隋朝炀帝时，元宵节期间的赏灯活动已 是“热闹磙磙，夜夜笙歌，通宵达旦”。唐开元年间，因经济富庶，花灯更是大放异彩，盛极一时。观灯活动的规模也是相当浩大、人头攒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灯。人们“庆祝国泰民安，乃扎结花灯，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象征“彩龙兆祥，民富国强”。花灯至此广为流行，成为元宵节的标志。玄宗时亦延续西汉弛禁制度，京师长安更在元宵节前后三夜取消宵禁，扩大实施“放夜”，方便人们赏灯游乐。
　　
　　两宋时期国势虽然积弱，但元宵节赏花灯文化却得到了皇室的大力倡行，益加发扬光大。宋朝成为花灯发展的另一重要历史阶段，形成了一定的花灯生产中心，并有了典型的花灯品种。朱元璋建都南京时，曾于秦准河上燃放水灯万支。明代宫廷长期以“安鳌山灯，扎烟火，驾陛座，伺候花炮”的方式庆祝新年，而花灯在民间的流行也使东华门外出现了热闹“灯市”，更有“灯市口”这一引人遐想的路标名称沿用至今。中国古代灯彩艺术发展的巅峰在明代出现了。
　　著名工匠也相继在明清两代出现：明代有潘凤、王玄、赵萼、王新建、赵虎、赵瞻云、顾后山、张九眼和包壮行等，清代则有钮元卿、徐廷锟、沈宇宸、徐致祥、沈则庵等。除技艺高超的匠人之外，又出现了一批痴迷的花灯收藏者。
　　
　　闪耀万般光彩
　　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后，花灯形成了种类繁多、样式不一、各地流行的局面。
　　按造型分，花灯有拟形灯和几何形灯：拟形灯如鱼灯、虎灯、荷花灯、牌楼灯、花瓶灯、字灯、八仙灯;几何形灯如圆纱灯、四方灯、五角灯。按组合方式分，有单体灯、子母灯和集合灯，集合灯中又有灯山、灯树、灯楼、珠囤几种。按工艺材料分，有布帛灯、纸灯、琉璃灯、料丝灯、玉栅灯、珠子灯、羊角灯、牛角灯、麦丝灯、竹灯等。按样式分，有带穗的挂灯、美观的座灯、秀丽的壁灯、精巧的提灯、玲珑的走马灯等。提到走马灯，也叫转灯，它是最受民间欢迎的灯种之一。其构造是在一根立轴上部横装一个斜翼系统和叶轮，立轴下端附近则装一盏灯或一支烛，点燃后，上方空气受热膨胀，密度降低，热空气即上升，而冷空气由下方选人补充，产生空气流动，从而推动叶轮旋转，并带动与立轴相联的各种图像(偶)转动。
　　民间灯笼以一面是姓氏、神的名字或吉祥话，另一面是吉祥图案的一般型灯笼最为常见;而官灯的灯上所绘的字和一般灯相同，不过底是黑色，字是金色。只有得到皇帝御赐，才能悬挂这种灯笼。
　　在南方，人们也常以泉州式灯笼、福州式灯笼和台湾花灯等产地类别来对花式繁多的灯笼进行整理。台湾灯笼俗称“鼓仔灯”，因早期制作时多形似锣鼓而得名。字姓灯和吉祥灯也很有特色：字姓灯一面是姓氏，另一面是祖先曾经担任过的官名，如姓“谢”，是太子少保，姓“郑”是延平邵王等，以此来纪念祖先，向后代宣扬功绩，激励族人向其学习;吉祥灯的一面是姓氏或神的名字，另一面是八仙，吕洞宾、何仙姑等或是福禄寿三星等吉祥图案，表达期盼神灵佑护、平安吉祥的心愿。


　　说到北方，受气候条件影响而产生的特殊观赏灯——冰灯是北方灯彩艺术的独特景观。正月十五前后，是北方气温最低的时候，此时结冰作灯，可持续数十日不化，利用寒冰晶莹剔透之特性，辅以光烛，造成既天然朴素又光彩斑斓的效果。
　　
　　灯彩民生
　　花灯与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节庆生活息息相关，庙宇中、客厅里，处处都有灯笼。中国人挂灯笼，不仅仅用以照明，往往作为一种象征。新娘灯(即宫灯)代表婚礼喜庆，竹篾灯告知丧葬伤悲;字姓灯，意味人丁兴旺。所以，过去每家的屋檐下、客厅中都会悬挂字姓灯。现在的迎神赛会上，神明的阵头前仍会挂两盏大灯笼，就是此习俗的延续。灯笼谐音“添丁”蕴含祈求生子之意。古时候有种“开灯”的仪式，即每年正月，在私塾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相传后来就此演变成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爱国志士在灯笼上绘制民间故事，教导子孙认识自己的文化，所以灯笼又具有薪火相传的意义。不过，象征意思最丰富、最能引起中国人遐思的灯笼恐怕还是元宵节上的花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灯笼是中国人喜庆的象征。
　　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目前花灯丰富多彩的品种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中国的花灯综合了绘画、剪纸、纸扎、刺缝等技术工艺，利用了各个地区出产的竹、木、藤、麦秆、兽角、金属、绫绢等传统素材和塑胶、玻璃纸、压克力等现代材料，甚至连水果、废弃纸盒、铝罐等材料我们也在使用中，所以花灯的变化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这门古老又年轻的技艺正是民众智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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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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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舞龙：九州处处中国龙
　　
　　龙，集兽虫之灵，中国舞龙活动的繁盛，源于人们对龙的崇拜信仰。人们以舞蹈的形式完成了对龙的诠释，是对龙的神性和灵气认识的表达。人们认为龙是灵物，具有除秽纳福的力量。人们相信，龙具有神力，龙舞动到哪里，这种力量也就会散布到哪里。
　　关于舞龙来历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有这样一个传说：龙王腰痛难忍，神药吃了俱不见效，遂求助人间大夫。大夫使龙王变回原形，从腰间的鳞甲中捉出一条蜈蚣。经过拨毒、敷药，龙王即完全康复。为了答谢治疗之恩，龙王告诉大夫：只要照我的样子扎龙舞耍，就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件事传出后，人们便以为龙能兴云布雨，每逢干旱便舞龙祈雨，并有春舞青龙、夏舞赤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的规矩。
　　当然，这只是数种传说中之一种。中国的舞龙从来不拘于求雨。人们把龙视为吉祥化身，每逢喜庆节日，俱可见有中国独特形态和神韵的龙舞在九州方圆欢腾。舞龙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结合，最有代表性的奠过于元宵节了。元宵节，因其为新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宵，又称上元节。龙与灯的结合出自灯会，西汉文帝刘恒为庆祝勘平“诸吕之乱”，张灯结彩，出宫与民同乐。后龙灯随各式彩灯而出，龙灯并盛，遂在民间广为流传。元宵之夜，城乡花炮烟火不断、锣鼓声震四野。踩高跷、舞龙灯、耍狮子、打腰鼓、扭秧歌，以及百戏社火，众人成群结队观灯赏灯、猜谜看戏，欢闹之声不绝于耳，堪称中国民间的狂欢节。
　　古时的元宵佳节，舞龙的形式多样、制作精美、色彩鲜艳，场面和规模都十分壮观。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有记载：“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之状。”四川现存的府县志《蓬溪县志》(清道光二十五年)有书，“上元……(各种灯舞)伯什成队，簇龙游市衢，踏百巷”;《广安州新志》(1927年重印)载：“十五日为‘上元节’。前数夕放灯，日‘出灯’……五采龙形，灵中纳火，长数丈，节次续之，人持一节，屈蟠天矫，星流电掣。”从宋元至明清，舞龙表演的规模益加盛大。清代《沪城岁事》记述，元宵节舞龙的 形状是：“环竹箔作龙状，蒙以(希)，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导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宫清民乐’。”慈禧太后是个喜欢玩乐的女人，据清史记载：慈禧太后每年元宵节都要在颐和园举行舞龙灯会，参加舞龙的艺人多达3000人。可想当时舞龙活动场面是相当宏大的。
　　除了上元灯节，社火等活动中也保留了一些传统舞龙活动的遗迹。社火起源于古老的土地崇拜，祭祀土地神之时，舞龙往往最振奋人心，并之的还有舞狮、跳大秧歌、划旱船等等，也都是活动的主角。
　　龙有多种，以制作材料来分，有布龙、纸龙、草把龙、板凳龙、花木龙、泼水龙等;以形态来称谓，有鳅龙、头龙、麒麟龙、狮子龙、蜈蚣龙等;以结构来分，有缩龙、节龙、串龙、篇龙、筒子龙等，色彩上还有黄、白、青、红、黑多种，其中以黄龙最尊贵。舞龙者在行进中完成“龙”的游弋、起伏、翻腾、穿越、盘绕，还有穿火、滚地等动作，利用人体多种姿态将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糅于舞龙技巧之中，或动或静，组成优美形象的龙的雕塑，展现龙的精气神韵。龙动起来翻滚腾挪，有如游龙戏云，又或飞龙入海，姿态万千。如板凳龙就是“前为‘龙头’，后接‘桥灯’，都以竹篾为骨，棉纸为皮，扎在一丈多长的板灯上。灯板两端各有一孔，以便板板相接，接成长长一列板灯，形如长桥，所以叫桥灯。相传旧时灯板都用长凳代替，一物两用，所以民间又称之为‘板凳龙’。”
　　中国的舞龙与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千系万联。由自然崇拜发展出精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等，与舞龙应有着莫大关联，尤其是图腾崇拜。地域的不同，舞龙运动也有着不同的寓意。如浙江奉化一带的“盘龙灯”，为了祈求丰产，还祈望“姑娘新年见龙头，今年能招如意君;学生新年见龙头，读书定能考头名;后生新年见龙头，全年会交好财运。下海海势好，上山山货多。好相娘子也会来看中侬”。耍“盘龙灯”时，还可放“百子炮”。当龙灯队盘进某宅，若院内住户多，则放“百子炮”，手提起来放，子孙便可能一步登天。最有趣的是，当龙灯去新建的房屋的人家盘灯时，常常还有让新屋家的孩子“钻龙门”、妇女“摸龙须”与“龙角”的节目。


　　还有如贵州苗族有一种“拉龙节”，实际是一场祭龙仪式。该族为了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每年春旱季节都举行拉龙仪式：在祭坛上做二木龙或扎一草龙，但要先敬白虎，因为白虎干扰龙兴风作雨，把白虎安抚好了，才上山请龙。直引到祭坛，进而杀猪、鸡，向龙献牺牲，广大妇女则从龙身上取草叶、棉球，佩戴在身，认为这样她们才能生育。
　　在民间舞龙活动中，从舞龙器材的扎制、舞前的祭拜，到舞龙结束后的送龙仪式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带有典型的宗教仪式。一般来说，龙开始舞动前，人们为表达对龙的崇敬，并使舞动的龙具有龙的全部神力，舞龙队全体成员，先要聚集在寺庙或会首家的堂屋内，在神的牌位前虔诚地举行“开龙”仪式，设祭拜神，为扎制好的舞龙龙具“开光” “开喉”“挂红”。这一仪式赋予了舞龙龙具以龙的力量，完成了舞具向神的过渡，人们才能持着它舞动出游。四川的“雨坛彩龙”第一次出游表演，还要举行隆重的“拜街”仪式。只见场街上沿街的两边香案并排摆开，彩龙边游边舞，从场口直到街尾挨门致贺，所到之处，主家均要鸣放鞭炮，敬礼迎宾，将备好的红绸挂在龙角上，以求新的一年大吉大利。这一蔚为壮观的场景，拉开了贺年活动的序幕。
　　一般来说，元宵夜的高潮后，春节的活动也就结束了。但是舞龙活动还要完成最后一个程序“送龙”。在夜幕中，舞龙队全体成员，举着舞了整个春节的舞龙龙具，来到江河水边，布衣龙将龙衣脱下，有的地方将龙头骨架留下，然后把竹蔑编扎的龙体、龙节一起火化烧掉，恭敬虔诚地将龙送回大海。“送龙”仪式虽然简单，但是从“开龙”到“送龙”是人们对龙崇敬的完整体现，人们相信“开龙”赋予舞龙龙具的神力，经过“送龙”还给了神，明年的舞龙才能再具有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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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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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社火：千年一社人火腾
　　
　　
　　
　　热土情深闹“社火”

　　“社火”产生的年代相当久远，它来源于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传说中的火神。在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中国，土是立足之本，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火是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古人类凭借原始思维认为火也有“灵”，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尚火的观念。后来，宫廷里逐鬼驱邪的祭祀仪式传入民间，逐渐演变为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后来又慢慢地加进了原始歌舞、杂戏表演等诸多因素，经过几千年的沿袭传承，就演变成了如今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 “社火”仪式中敬神的意味被削弱了很多，而更多增加了娱人的成分，并且逐渐成为规模盛大、内容繁复的民间娱乐活动。如今每到春节的正月初一到十五，陕西、山西、甘肃、东北等地都要举行丰富多彩、名目繁多的“社火”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陕西陇县和山西潞城县的民间“社火”，两地的“社火”已被评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考证，陇县“社火”是我国保留最完整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历史遗存。
　　除了单纯的敬神和祈福，从族群层面来讲“社火”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血缘——族”是中国农民社会关系的纽带，存“社火”中，“社”超越了血缘，以村社结为纽带。最典型的就是陕西关中一带，在那一带的古乡俗中，大年但三十至正月初一，阖家欢聚(凝聚以“家”为单位的直系血缘关系)。从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由近亲至远亲(凝聚五服以内的旁系血缘关系)。大约初八前候，以“族”为纽带的交流逐渐结束，以“社”，为纽带的社交活动逐渐活跃起来，至正月十五达到高潮，其典型仪式就是“社火”，“族”与“社”在春节民俗活动中分阶段显示出其重要性。一年365天，一年一度的“社火”活动是统一全村意志、凝聚一社心力、图求新年“一社人火腾”最热烈有效的形式。每逢村里要社火，所有人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箱子”“响器”全部公有;凡“社火”所需的人、马、车、钱，无须摊派，以奉献为荣。几位有德有识、足智多谋、懂戏的老者出任社火会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村社与村社之间的社火是要比赛的，叫做“斗社火”。你扮龙王，我就演哪吒;本村多曹姓，邻村偏要出一个“火烧曹营”，以压倒对方而后快。所以民间把出什么节目叫“谋故事”，所谋内容皆属机密，只由社火会的核心人物掌握。参斗双方的阵容，打的脸子(脸谱)，穿的蟒靠(服饰)，拿的把子(道具)，耍的奇招，旗、炮、锣鼓、车马乃至于社火队伍出村先后都是比高下的内容，借以炫耀本村社的财力、人力、心力。赢了，预示一社人全年火腾吉祥;输了，一社人金年晦气。如果某村斗输了，往往会派下探马向对方下战书，约定某日再比高下，在这时“社”就超越了“族”。社火艺术也 在欢腾与比斗的过程中越发红火精进了。
　　
　　延续千年的上古奇葩
　　“社火”的种类很多，各个地区也多有不同，但中原地带的社火仍以其独具特色和种类丰富而独占鳌头：角色骑骡马扮装如古代将士者，叫“马社火”;以钢筋作骨，将角色凌空巧妙悬扎者，叫“高芯社火”;踩高跷者，叫“高跷社火”;以马车、牛车(今已改用汽车、拖拉机)载角色，如古时战车状者，叫“车社火”;单人列队步行者，叫“地社火”;脸上化妆贴有疙瘩的，名为“疙瘩社火”;一人背一至数人的“背社火”和以方桌、大车轮或木板搭架成高台，多人或数十人将扮饰的角色抬着游行的“抬社火”现在已经极少看到了;最壮观的是“山社火”，属“抬社火”与“高芯社火”的综合体，规模特大，分上、中、下数层，悬扎内容也多，由数百大汉抬起如山状，但是现在也消失了;以反派角色扮成被刀砍斧劈、抽肠剖肚者，是恐怖的“血社火”， “血社火”的内容恐怖血腥且十分逼真，故叫“血社火”，又叫“快活”。随着“社火”娱乐色彩的浓厚，如今我们所说的“社火”已经不仅仅包括这些形式了，踩高跷、跑旱船、舞龙舞狮等活动也都被包括在内。可以这样说，现在在很多地区，我们所说的“社火”其实就是一个欢庆活动，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狂欢节。


　　正是因为“社火”种类多，且多存在角色扮演，所以就诞生了“社火”脸谱。脸谱是从古代“假面” “涂脸”发展而来的，因而堪称我国最古老的脸谱之一。据民间艺人介绍，周朝时，周武王率兵伐纣，大军行至麒麟山下，被驻守山下的闻太师挡住去路。姜子牙计上心头，让士兵戴上了神兵天将的面具上阵叫骂，个个威武凶煞，好似天兵下凡。闻太师不知真假，以为天意，拔寨而逃。此事传入民间后便产生了画脸谱逐鬼的民间习俗，并逐渐融入到了“社火”中。陕西是周朝的发源地，有些社火脸谱还残存着周文化“大傩”涂脸的遗痕，从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夔龙、夔风有等图案看，社火脸谱也不乏带有商代的遗风。社火脸谱人物众多、古朴无华、开脸严谨、用色讲究，艺人们编了一整套用色的口诀，以颜色来标志忠奸、善恶、美丑。民间艺人还根据自己编的画眼、画眉、画口、挂髯等口诀，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的脸谱设计，运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加进形象特性，寓意性的纹样，使人物的身份，性格一目了然。
　　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社火”既古老淳朴，又绚丽斑斓：既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又浪漫神奇，它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经历了几十代的发展和艺术风格的确立，社火艺术也日臻完美。“小初一，大十五”，人们通过耍“社火”、看“社火”来诉说一年的丰收喜悦、祈求祝愿来年的风调雨顺、幸福安泰。不论“社火”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如何，用民间老艺人的一句话来阐释“社火”是最合适不过了，那就是“一社人火腾”。


(原刊《文明》2008年第02期)


来源：金月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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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楼

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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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明》 2008年第02期

来源：金月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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