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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希腊神话二
   
    我对于神话向来有点喜欢。这个缘故说起来恐怕有点长远。小时候看说部演义，神怪故事着实看了不少，这很有许多潜势力，其中要以《西游记》和《封神传》为最有关系。故事的古怪，荒唐，这都不要紧，第一是要不太可怕，便是好故事，而且古怪荒唐得好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可怕的分子中和了，如有人批平阿昔刘思（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边虽有杀人放火僵尸狼人的事件，以现实为背景，而写得离奇惝怳，好像—切都笼罩在一层薄雾里，看去不甚明显迫近，因此就不会感到恐怖嫌恶。《聊斋志异》，《夜谈随录》，文笔的确不坏，有些故事却使我读了至今害怕，我不信鬼怪而在黑暗凄寂中有时也要毛戴，这便是读过可怕的故事的影响。《封神》《西游》并不如此，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却只是讲荒唐古怪的“大头天话”。特别是《西游》，更多幽默有趣的笔致，正如我的祖父所说这很足以开发儿童的神智。孙悟空打败了赶紧摇身一变变成一座破庙，只剩尾巴没处安顿，便变做一枝旗子竖在庙背后，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一节故事他常常背给我们听，当作一个好例，说罢自己也呵呵大笑，虽然他平日是很严峻的人。近年来似乎文以载道之说复兴，大家对于书本子上的话十分认真，以为苟非真理即是诳语，关系世道人心殊非浅鲜，因此神话以至童话都发生问题，仿佛小孩读了《封神传》就会归截教，看了《西游记》就要变小妖似的，这原是见仁见智，难以言语相争，不过据我想来那也何至于此呢。事实是这些书看了颇有意思，我至今还想念它，可是也并没有相信邪教练法术，我自己所可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还有—个原因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听说读外国文学书须得懂一点神话才行。哈理孙女士曾说，“要明白理解希腊作家——如诗人戏曲家以至哲学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话知识向来觉得是必要的。学者无论怎么严密地应用丁文法规则之后，有时还不能不去查一下神话的典故。”她是研究宗教的，这里边包含神话与仪式两种东西，不能偏废，现在如把神话作为文学的附属品，不当做宗教的一部分去研究，她觉得不满原是应该的，但如从文学的立场来说，那么这也正是必须，但当离之则双美耳。还有一层，希腊神话本身便是一种优美的艺术品。当作文艺也值得单独的去读。本来神话的内容材料与别民族没有什么大异，只因运用不同，把愚昧丑恶等野蛮分子净化了，便成就了诗化的神话。哈理孙女土说过，“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再从别一方面说，神话与童话也有密切的关联。故事还是这一件故事，拿来说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这算是神话，只当做小说听了好玩便是童话，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过的事迹，那又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传说了。神话可以说是古代初民的科学，传说是历史，童话是文艺，大有一气化三清之概，这在我喜欢童话的人，又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这些缘故，我对于希腊神话特别有好感，好久就想翻译一册到中国，可是这也很不容易。第一为难的是底本的选择。我最初所有的是一本该莱（C．M．Gayley）所编的《英国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无出板年月，我买这书在一九○六年初到日本的时候，其目的便是为文学典故的参考。这不是一卷纯粹的神话集，只以柏耳芬志（T．Bulfinch）的《传说的时代》作蓝本，加以增补，引许多英国诗文以为例证，虽适宜于读英文学者的翻阅，全部译成汉文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其次再看《传说的时代》，此书著于七十年前，却至今销行，我的一册是人人丛书本，一九一○年新板，文章写得很有趣味，日本有野上弥生子的译本，近来又收入岩波文库中，可以想见这书的价值，不过我也不想译他。这为什么缘故呢？当时我看了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总觉得旧说不对。因此也嫌这里边有些说法欠妥帖。又为了同一原因，也就不满意于德国的两种小册子。这都叫作《希腊罗马神话》，其一是斯妥伊丁（H． Steuding）著，英译有两种，一是英国本，巴纳忒（L.D． Barnett）译，收在邓普耳初步丛书里，一是美国本，哈林顿与妥耳曼（Harrington and Tolman）二人译，哈理孙女士举参考书时曾提及。这本小书我也颇喜欢，因为他不专讲故事而多论其异同及意义，又常说明神话中人名的字义，皆非普通神话书所有，但毛病也就出在这里，就是那旧式的天文气象的解释。其二是惹曼（O．Seemann）所著的，英译有比安奇 （Bianchi）本，其毛病与上边相同，虽然未全备那些好处。哈理孙女士的两册，即“希睹罗马的负债”丛书中的《神话》与彭恩六便士丛书中的《希腊罗马的神话》，解释是好的了，但有说明而无本事，与詹姆士（H．R．James）的《我们的希腊遗产》中所讲略同，这总得在先有了一本神话集之后才能有用。菲厄板克思（A．Fairbanks，一九○六）的一册是以作西洋美术和文艺的参考为主的，塔忒洛克女上（J．M．Tatlock，—九一六）的讲给学生听也很漂亮，这都有可取。福克思（w． s．Fox．一九一六）的是“各民族神话丛书”之一，内容丰富确实，又洛士（R．J．Rose）的《希腊神话要览》（—九二八）算最晚出，叙录故事之外又有研究资料，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但是，要翻译却又似乎太多一点了。关于选择这一件事情上总是疑惑不决，虽然当时如决心起手译了塔忒洛克或福克思也就不错。
    读英国俄来德（F．A.Wright）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讲到阿坡罗陀洛斯（Apollodorus）的著作云：
    “第四种书，也是著作年代与人物不很确实的，是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的一种纲要，从书册中集出，用平常自然的文体所写。福都思主教在九世纪时著作，以为此书作者是雅典文法家，生存于基督前百四十年顷，曾著一书曰《诸神沦》，但是这已证明非是，我们从文体考察大抵可以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八八五午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梵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珂斯，阿格诺耳及其两派，即欧罗巴与加特摩斯，贝拉思戈斯，阿忒拉斯，阿索坡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德修斯在内，随后到贝洛普斯一系。我们见到忒罗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阿迭修斯的漂流。这些都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参考书，最好还是一读阿坡罗陀洛斯，有那茀来则勋爵的上好译本。”
    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Bioliotheke）与巴耳德尼阿斯 （Parthenius）的《恋爱故事》，这是希腊神话集原书之仅存者，我虽亦知道其可贵重，但那时—心要找现代的参考书，没有想到他，如今恍然大悟，即刻去从书箱里找了出来，在《希腊拟曲》完工之后便动手来翻译这部神话了。
    阿坡罗陀洛斯原书收在古典丛书内，有茀来则的译注。茀来则在绪论上说：
    “《书库》可以说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慨，叙述平易不加修饰，以文学中所说为依据，作者并不说采用口头传说，在证据上及事实的可能上也可以相信他并不采用，这样几乎可以确说他是完全根据书卷的了。但是他选用最好的出处，忠实地遵从原典，只是照样纪述，差不多没有敢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小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当作一个精密的纪载，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源与古史之信念。作者所有的缺点在—方面却变成他的长处，去办成他手里的这件工作。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词章家，所以他编这本书时既不至于因了他学说的关系想要改窜材料，也不会为了文章的作用想要加以藻饰。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接受本国的传说，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其中只有两回他曾表示意见，对于不同的说法有所选择。长庚星的女儿们 （Hesperides）的苹果，他说，并不在吕比亚，如人们所想，却是在远北，从北风那边来的人们的国里，但是关于这奇怪的果子和看守果子的百头龙的存在，他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怀疑。”其他一例，因为枯燥一点，今且从略。
    茀来则又说，“在几点上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颇与《旧约·创世纪》相似。两者都算是纪载世界的历史，从创造起头，或是从安排这世界时为始，直至作者的祖先出现于地上，这便是他本族的住家，勋业的背景。在这两种著作里，自然的移动与人事的转变都从神话传说的幻光里看过去，又多因这朦胧的烟雾而被歪曲或放大了。这两者都是综合成的，为一个比较晚出的编者缀合而成，他把从各样文书抽出来的材料加以编比，并不怎么用心去说明其间的差异或融和其不一致的地方。不过到了这里二者相似之点也就完了。《创世纪》是—篇文学天才的杰作，而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则是—个平常人的单调的编著，他重述故事，没有一点想象的笔触，没有一片热情的光耀，这些神话传说在古时候都曾引起希腊诗歌之不朽的篇章，希腊美术之富美的制作来过的。但是我们总还该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从古代文学的破船里保留下好些零星的东西，这假如没有他的卑微的工作，也将同了许多金宝早已无可挽救地沉到过去的不测的大洋里去了。”
    我找到阿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来翻译，自己觉得很是愉快也是有意义的事，目下所感到的困难乃是入神的名字太多，译音容易混乱，但别无妙法，还只得一个个的用汉字校了又译译了又校耳。
    （二十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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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金枝上的叶子》
   
    《金枝上的叶子》是茀来则夫人（Lilly Frazer）所编的一本小书。提起金枝，大家总会想到茀来则博士的大著，而且这所说的也正是那《金枝》。这部比较宗教的大著在一八九○年出版，当初只有两本，二十年后增广至八卷十二册，其影响之大确如《泰晤士报》所说，当超过十九世纪的任何书，只有达尔文斯宾塞二人可以除外，英国哈同教授在所著《人类学史》上说：
    “对于明悉吾国现在比较宗教研究的情形的人，可无须再去指出曼哈耳德，泰勒与洛伯生斯密司等人对于后来学者之影响，或再提示茀来则教授之博学与雄文，其不朽大著《金枝》今已成为古典，或哈忒阑氏之《贝耳修斯的故事》研究了。”斯宾司的《神话学概论》里也是这样说，虽然有人批评他继承曼哈耳德的统系，到处看出植物神来，或者说他太把宗教分层化了，但其无妨为伟大之作乃是无疑的。斯宾司说：
    “《金枝》一书供给过去和现在一代的神话学民俗学家当作神话和人类学事实的一种大总集，很有功用。没有人能够逃过他那广大的影响。这是学问的积聚，后世调查者总得常去求助于此。”但是说得最有趣味的乃是哈理孙女士，在她的《学子生活之回忆》第末章中说：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生，我是怎么迟回颠蹶的走向自己专门的路上去的。希腊文学的专门学问，我早觉得是关了门的了。我在坎不列治那时候所知道的唯一的研究工作是本文考订，而要工作有成绩我的学力却是决不够的。我们希腊学者在那时实在是所谓黑暗里坐着的人们，但是我们不久便看见了一道大光明，两道大光明，即考古学，人类学。古典在长眠中转侧起来了。老年人开始见幻景，青年人开始做梦了。我刚离开坎不列治，那时须理曼在忒罗亚着手发掘。在我的同辈之中有茀来则，他后来就用了金枝的火光来照野蛮迷信的黑暗树林了。那部书的好名目——茀来则勋爵真有题书名的天才——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在比较人类学里看出一件重要的东西，真能解明希腊或罗马的本文。泰勒已经写过了也说过了，洛伯生斯密斯为异端而流放在外，已经看过东方的星星了。可是无用，我们古典学者的聋蛇还是堵住了我们的耳朵，闭上了我们的眼睛。但是一听到《金枝》这句咒语的声音，眼上的鳞片便即落下，我们听见，我们懂得了。随后伊文思出发到他的新岛去，从它自己的迷宫里打电报来报告牛王的消息，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与荷马问题有关了。”
    话虽如此说，这十二册的大书我却终于没有买，只得了一册的节本，此外，更使我觉得喜欢的，则是这一小本《金枝上的叶子》。此书里共分六部，一《基督降诞节与寄生树》，二《怪物》，三《异俗》，四《神话与传说》，五《故事》，六《景色》，有插画十六叶。茀来则夫人小序云：
    “圣诞前夜的木柴发出光明的火焰，圣诞树上各色的蜡烛都在烛台上摇晃，音乐队作起乐来，一切都很高兴像是婚宴，那时我们散步，或者我们亲吻，在寄生树的枝下。我们有几个知道，或者我们知道却又有几个记得，那寄生树就是威吉尔的所谓金枝，埃纳亚斯就拿了这个下降到阴暗的地下界去的呢？我们现在愿意忘记这一切艰深的学问，一切悲苦，在这大年夜里。鬼和妖怪或者还在阴暗中装鬼脸说怪话，妖婆或者骑了扫帚在头上飞过，仙人和活泼的小妖或者在月下高兴的跳着，但是他们不会吓唬我们。因为我们是裹在梦中，这是黄金的梦，比平日实际还要真实的梦，我们希望暂时继续去梦见那一切过去的梦幻的世界。
    “青年朋友们可以相信，我太爱他们了，不想把他们从美丽的梦想中叫醒过来。我采摘了这些散乱的叶子，选择一下，送给那些正是青春年纪的人们。我并不想教导，我的目的只是使人快乐，使人喜欢。这书《金枝》的著者查遍了全世界的文献来证明他自己的论旨，这些论旨在这里与我们没有关系。书中故事都仍用著者的原语，他的魔术杖一触却使那些化成音乐了，我所乐做的工作就只是把这许多银色里子的叶子给青年们编成一个花冠罢了。”
    茀来则博士文章之好似乎确是事实而并非单是夫人的宣传。我有他的一本文集，一九二七年出板，题云《戈耳共的头及其他文章》，他编过诗人古柏的信，写了一篇传记，又编亚迪生的论文，写了一篇序，均收入集内，又仿十八世纪文体写了六篇文章，说是“旁观社”的存稿，读者竟有人信以为真，至于《戈耳共的头》一篇以希腊神话为材料，几乎是故意去和庚斯莱（Kingsley）比赛了。大约也未必因为是苏格兰人的缘故罢，在这一点上却很令人想起安特路朗（Andrew Lang）来。《金枝上的叶子》共有九十一篇，大都奇诡可读，我最喜欢那些讲妖婆的，因为觉得西方的妖婆信仰及其讨伐都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那些都长一点，现在只挑选了短的一篇《理查伦主教的魔鬼》译出以见一斑，云原文见金枝卷七《罪羊》中也：
    “没有在拉巴陀冰冻的海岸的爱思吉摩人，也没有在吉亚拿闷热的森林的印第安人，也没有在孟加拉树林里发抖的印度人，比那十三世纪上半主持显达耳地方西妥派修道院的理查伦更怕恶鬼，觉得他们永远在他周围的。在他那奇怪的著作所谓《启示录》里他表明怎么时时刻刻的为魔鬼所扰，这个东西他虽然不能看见，却能够听见，他把所有肉体上的苦痛与精神上的缺点都归罪于他们。假如他觉得烦躁，他相信这种心情是魔鬼的力量给他造成的。假如他鼻上发生皱纹，假如他下唇拖下，那么魔鬼又得负责，咳嗽，头风，吐痰，唾沫，那如无超自然的鬼怪的缘因是不会有的。假如在秋天好太阳的早晨他在果园散步，这位肥胖的主教弯腰去拾起一个夜间落下的熟果子，那时血液升到他紫色的脸上来，这也由于他那看不见的敌人的主使。假如主教睡不着在床上转侧，月光从窗间照进来，把窗棂的影子映在房内地板上像是一条条的黑棒，这使他醒着的也决不是跳蚤或其他，不，他明智的说道，虫豸是并不真会咬人的，——他们似乎的确咬了人，但这都是魔鬼的把戏。假如一个道友在卧室内打呼，那难听的声音并不出于他，却是从那躲在他身里的魔鬼发出来的。对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不适的原因这样的看去，那么主教所开的药方不是本草上所有也不是药铺里所能买到，这正是当然的了。这大部分是圣水和十字架的符号，他特别推荐画十字当做治跳蚤咬的单方。”
    （廿三年二月）
   
    （1934年2月21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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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嘉录》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顾禄字总之，又字铁卿，所著书除《清嘉录》外，寒斋仅有《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第五种曰《御舟召见恭纪》为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种《山堂五箴》为其友韦光黻著。第四种《烟草录》与褚逢椿共著，馀皆顾氏自作。其一曰《雕虫集》，内小赋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试帖诗四十首。三曰《骈香俪艳》，仿《编珠》之例，就花木一类，杂采典故，列为百五十偶。六曰《省闱日纪》，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与韦光黻应乡试纪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历五十日。八曰《买田二十约》，述山居生活的【1】理想，简而多致。以上五书均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纪》与《二十约》尤佳。如《二十约》之十九曰：
　　“约、酒酣灯灺，间呼子墨，举平日乡曲所目经耳历者，笔之于简，以恣滑稽调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测，居山不应与闻。”《日纪》在八月项下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万绿山庄，万枝髠柳，烟雨迷离，舟中遥望板屋土墙，幽邃可爱。舟人挽纤行急，误窜入罾网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劝，几为乡人所窘，偿以百钱，始悻悻散。行百馀里，滩险日暮，不敢发，约去港口数里泊。江潮大来，荻芦如雪，肃肃与风相搏。推窗看月，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水势益长，澎湃有声，与君绣侣梅纵谈，闻金山蒲牢声，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正可说大有《吴船》之嗣响也。
　　《颐素堂诗钞》六卷，共古今体诗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诗中大抵不提岁月，故于考见作者生活方面几乎无甚用处，唯第三卷诗三十七首皆咏苏州南京中间景物，与《省闱日纪》所叙正合，知其为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雕虫集》刊于嘉庆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顾君总之髫龄时所撰也。《颐素堂诗钞》出板于七年后，林衍源序云，总之之才为天所赋，尚在少年，而诗之多且工若是，是则可传也。约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辈，其生卒出处则仍未知其详。至于诗，诸家序跋题词虽然很是称扬，但在我外行看去却并不怎么好，卷五中这一首诗似乎要算顶好了，题曰《过某氏园》：
　　“我昔曾经此，春风绕砌香。今来能几日，青草似人长。风竹忽敲户，雨花时堕墙。谁将盛罗绮，珍重惜韶光。”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
　　“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飏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坏肥。”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故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阴睛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又《崑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洞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这些都和雨有关系。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馀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
　　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附录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朝川鼎）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馀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之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今诵其诗，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如咏古诸什最多杰作，皆中晚唐人之诗，宜其行远而传世也。末又附《清嘉录》十二卷，盖纪吴中民间时令也。吴古扬州地，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衍沃，水陆所凑，唐宋以来号称繁华之区，亦江南一大都会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货灾祥艺文之类，县志邑乘或能详之，至其岁时琐事则略而不言，即一二言之，亦不致详细，盖恐其涉芜杂也，然土风民情于是可见，则其所关系亦自不小，岂可阙哉。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则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习，慎而不漏，该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闻者也，若其广耳目而资学问，抑又馀波所及，而余辈受赐多矣。余私心窃谓填海为平地，缩地为一家，倘获亲接麈教，闻所未闻，不知当何如愉快也，怅矣心飞，无翼何致，徒付一浩叹耳。岂意君亦谬闻余虚名，壬辰五月扇头题诗及画托李少白以见寄示，且属题词于《清嘉录》，余才学谫劣，何能任之，然倾慕之久，又何可无一言题简端以结知缘。于是与二三子相谋，先将翻刻其书，更为叙行之，而余适婴大疾，濒死数矣，至今笔砚荒废，尘积者三四年，以故迁延度岁，不果其志，深以为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学乐善，勇乎见义而为，一日慨然谓余曰，顾君之于先生可不谓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无知于知，何以相知之为，吾当为先生代刻之，庶几其不负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兹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适又闻甲斐门人大森舜民亦将刻《颐素堂诗钞》，今与斯书合而行之，其传播之广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东，海之内外无所不至，岂不愉快哉，然后乃知顾君必不以余为负相知，抑又二子之赐也。因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户后学朝川鼎撰。
　　
　　案，《颐素堂诗钞》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据前序则云刻于庚寅，岂五年后重刊耶。原本《清嘉录》似亦附诗钞后，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于民国前数年在东京买到过，后复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旧雨重逢之喜，今抄录其序文于此，以供参考焉。廿三年五月十五日记。
　　又案，顷于玻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内容与翻本无异，唯题辞多二纸，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诗九首。大洼诗序云：
　　“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善庵盖即朝川鼎，题诗见寄据前序在壬辰五月，然则此题辞补刻自当更在其后矣。但日本刻本反没有这些诗，亦不知何故。六月十一日再记。
　　
　　（1934年3月10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肖毛注【1】：岳麓版作“山居生活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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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五老小简》
　　
　　《五老集》又名《五老小简》，不知系何人所编，我所有的一册是日本庆安三年（一六五○）重刊本，正当清初顺治七年，原本或者是明人编选的罢。书凡二卷，共分五部，上卷之一为苏东坡，二为孙仲益，下卷之一为卢柳南，二为方秋崖，三为赵清旷，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今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云，“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方卢赵的尺牍专本惜未得见，今此书中选有一部分，窥豹一斑，亦是可喜，虽然时有误字，读下去如飞尘入目，觉得少少不快。
　　前年夏天买得明陈仁锡编的《尺牍奇赏》十四卷，曾题其端云：“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孙内简便不免有小家子气，馀更自郐而下矣。从王稚登吴从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轩一路，正是不足怪也。”这里，在孙与王吴之间，正好把卢方赵放进去，前后联成一气。我们从东坡说起，就《五老小简》中挑出一两篇为例，如与《程正辅之一》，谢赐餐云：
　　“轼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甚厚重，早还为望。不宣。”又如《与毛泽民》，谢惠茶云：
　　“轼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共赏，此外但缄而去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孙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饰，便是毛病。如其贺孟少傅殿京口云：
　　“伏闻制除出殿京口，长城隐然与大江为襟带，而刘玄德孙仲谋之遗迹犹在也。缓带之馀，持一觞以酹江月，无愧于古人矣。”此简在《内简尺牍》及《五老集》均在卷首，便取以为例。又与前人谢惠茶云：
　　“伏蒙眷记，存录故交，小团斋酿，遣骑驰贶，谨已下拜，便欲牵课小诗占谢，衰老废学，须小间作捻髭之态也。”前者典太多，近于虚文，后者捻髭之态大可不作，一作便有油滑气，虽然比起后人来还没有那么俗。现在再将卢方赵三公的小简抄出为例，各取其卷首的一篇，以免有故意挑剔之弊。卢柳南答人约观状元云：
　　“圣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赐之官，为首选者既拜命，拥出丽正门，黄旗塞道，青衫被体，马蹄蹀躞，望灞头而去，观者云合，吁！亦荣矣。然子欲为观人者乎，欲为人所观者乎。若欲为人所观，则移其所以观人者观书。”方秋崖回惠海错云：
　　“某以贫故食无鱼，以旱故羹无蔬，日煮涧泉，饭脱粟耳。海物惟错，半含苍潮，所谓眼中顿有两玉人也。”赵清旷贺人架楼云：
　　“某兹审华楼经始，有烨其光，门下修五凤楼手段，规模自是宏阔，将见百尺告成，笑语在天上矣。”
　　这几篇尺牍看去都很漂亮，实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总说一句，尺牍又变成古文了。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说，自欧苏以后尺牍有专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于是这也成为文章，写尺牍的人虽不把他与“书”混同，却也换了方法去写，结果成了一种新式古文，这就有点不行了。桐城派的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却不知写尺牍也正忌做古文，因为二者正是针锋相对地不同。上边卢的一篇却是八大家手笔，或者可以说是王半山的一路罢？方赵则是六朝谢启之化骈为散者，颇适宜于枯窘及典制题，不过情趣索然，这正是副启又变做正启之故也。我们再举后来几家，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如《尺牍奇赏》中所选王百榖九日邀友人云：
　　“空斋无一技菊，大为五柳先生揶揄。但咏满城风雨近重阳，便昏昏欲睡，足下幸过我一破寂寥。”又送笔云：
　　“惟此毛锥子，铦锋淬砺，一扫千军，知子闯钟王之门，得江淹之梦，谨今听役左右。”又吴从先借木屐云：
　　“雨中兀坐，跬步难移，敢借木屐为半日之用，虽非赌墅之游，敢折东山之齿。”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
　　
　　附记
　　《茶香室四钞》卷十有《宋人小简》一则，引宋朱弁《曲洧旧闻》云：
　　“旧说欧阳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东坡大抵相类，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士大夫翕然从之，亦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刀笔集》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傅嵩卿【1】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之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四云：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裒【2】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盖对王百榖等人而发，所说亦颇平允。
　　（廿三年三月）
　　
　　（1934年3月28日刊《大公报》，暑名岂明）
　　　
　　肖毛注
　　【1】：岳麓版作“傅崧卿”。
　　【2】：岳麓版作“裒然”。河北教育版作“褒然”，恐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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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花镜》
　　
　　小时候见过的书有些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后来还时常记起，有时千方百计的想找到一本来放在书架上，虽然未必是真是要用的书。或者这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罢？但是这却不能引去作为文艺宣传的例，因为我在书房里念了多年的经书一点都没有影响，而这些闲书本来就别无教训，有的还只是图画而非文字，它所给我的大约单是对于某事物的一种兴趣罢了。假如把这也算作宣传，那么也没有什么不可，天地万物无不有所表示，即有所宣传也，不过这原是题外闲文，反正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事隔多年之后遇见这书总就想要买，可是印刷难得好的，去年冬天才从东京买得一部可以算是原刻初印，前后已相去四十年了。这是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著者冈元凤，原是医师，于本草之学素有研究，图画雕刻亦甚工致，似较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为胜。《图说》刻于乾隆辛卯（一七七一），序中自称“凡钓叟村农，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然其成绩殊不能相副，图不工而说亦陈旧，多存离奇的传说，此殆因经师之不及医师欤。同样的情形则有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刊；与江村如圭的《诗经名物辨解》，书七卷，刊于享保十五年（一七三○），即清雍正八年也，江村亦业医，所说也比《集览》更简要。《毛诗名物图说》日本文化五年（一八○八）有翻刻本，丹波元简有序，亦医官也。
　　其次是陆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1】，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是一册写刻甚精的白纸印本，三十多年来随处留意却总没有找着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所有的就是这些普通本子，如明毛晋的《广要》，清赵佑的《校正》，焦循的《陆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罗振玉的《新校正》。丁罗的征引较详备，但据我外行的私见看来却最喜欢焦氏的编法，各条校证列注书名，次序悉照《诗经》先后，似更有条理。罗本最后出，却似未参考赵焦诸本，用那德国花字似的仿宋聚珍板所印，也觉得看了眼睛不大舒服，其实这也何妨照那《眼学偶得》或《读碑小笺》的样子刻一下子，那就要好得多了。日本渊在宽有《陆疏图解》四卷附一卷，安永八年（一七七九）所刻，大抵根据《广要》毛氏说作为图像，每一叶四图，不及《名物图考》之精也。
　　末后所想说的是平常不见经传的书，即西湖花隐翁的《秘传花镜》。《花镜》六卷，有康熙戊辰（一六八八）序，陈淏子著，题叶又称陈扶摇，当系其字。其内容，卷一《花历新裁》，凡十二月，每月分占验事宜两项；卷二《课花十八法》，附《花间日课》，《花园款设》，《花园自供》三篇；卷三《花木类考》；卷四《藤蔓类考》；卷五《花草类考》；卷六《禽兽鳞虫考》附焉。讲起《花镜》自然令人想到湖上笠翁的《闲情偶寄》，其卷五《种植部》共五分七十则，文字思想均极清新，如《竹》《柳》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馀的读下去也总必有一二妙语散见篇中，可以解颐。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正如竹之医俗，虽然过量的服了也要成油滑的病症。至于《花镜》，文章也并不坏，如自序就写得颇有风致，其态度意趣大约因为时地的关系罢，与李笠翁也颇相像，但是这是另外一种书，勉强的举一个比喻，可以说是《齐民要术》之流罢？本来也可说是《本草纲目》之流，不过此乃讲园圃的，所以还以农家为近。他不像经学家的考名物，专坐在书斋里翻书，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他把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东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状其形色，说明其喜恶宜忌，指点培植之法，我们读了未必足为写文字的帮助，但是会得种花木，他给我们以对于自然的爱好。我从十二三岁时见到《花镜》，到现在还很喜欢他，去年买了一部原刻本，虽然是极平常的书，我却很珍重他不下于现今所宝贵的明板禁书，因为这是我老朋友之一。我从这里认识了许多草木，都是极平常，在乡间极容易遇见，但是不登大雅之堂，在花园里便没有位置，在书史中也不被提及的。例如淡竹叶与紫花地丁，射干即胡蝶花，山踯躅即映山红，虎耳草即天荷叶，平地木即老勿大。这里想起昔时上祖坟的事，春天采映山红，冬天拔取老勿大，前几时检阅旧日记找出来的一节纪事可以抄在这里，时光绪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也：
　　“午至乌石墓所，拔老勿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调，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之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这个记载显然受着《花镜》的影响，山头拔老勿大与田间拔“草紫”（即紫云英）原是上坟的常习，因为贪得总是人情，但拿了回来草紫的花玩过固然也就丢了，嫩叶也瀹食了，老勿大仍在盆里种得好好的，明年还要多结许多子，有五六个一串的，比在山时还要茂盛，而且琐琐的记述其习性，却是不佞所独，而与不读《花镜》的族人不相同者也。《花镜》卷三记平地木，寥寥数行，却亦有致：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瓯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即以此文论，何遽不及《南方草木状》或《北户录》耶？
　　我初次见《花镜》是在一位族兄那里，后来承他以二百文卖给我，现在书已遗失，想起来是另一板本，与我所有者不同。他是一斋公的曾孙，杜煦序茹敦和《越言释》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编。”惜此本不可得，现在常见者也只有啸园重翻本罢了。章实斋《文史通义》板旧亦藏于其家，后由谭复堂斡旋移至杭州官书局，修补重印行世（见《复堂日记》），而李莼客日记中谓周某拟以章板刨去改刻时文，既于事实不合，且并缺乏常识矣。常闻有锯分石碑之传说，李君殆从这里想象出来的吧？
　　（廿三年三月）
　　
　　（1934年4月2日刊《华北日报》，暑名岂明）
　
　  肖毛注【1】陆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河北教育版作“毛诗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恐误，此从岳麓版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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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塞耳彭自然史》
   
    《塞耳彭自然史》——这个名称一看有点生硬，仿佛是乡土志里讲博物的一部分，虽然或者写得明细，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总之未必是文艺部类的佳作罢。然而不然。我们如写出他的原名来，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再加上著者的姓名Gilbert White，大家就立刻明白，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收入各种丛书中，老老小小，爱读不厌。这是一小册子，用的是尺犊体，所说的却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英国戈斯（Edmund Gosse）所著《十八世纪文学史》第九章中有一节讲这书及其著者，文云：
    “自吉耳柏特怀德（Gilbert White，1720—1793）的不朽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现后，世上遂有此一类愉快的书籍发生，此书刊行于一七八九年，实乃其一生结集的成绩。怀德初同华顿一道在巴辛斯托克受业，后乃升入奥斯福之阿里厄耳学院，在一七四七年受圣职，一七五一年顷即被任为塞耳彭副牧师，此系罕布什尔地方一个多林木的美丽的教区，怀德即生于此地。次年他回到阿里厄耳，在学校内任监院之职，但至一七五五年回塞耳彭去，以后终身住在那里，一七五八年任为牧师。他谢绝了好几次的牧师职务，俾得留在他所爱的故乡，只受了一两回学院赠予的副牧师职，因为他可以当作闲职管领。怀德很爱过穆耳索女士，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却滂夫人者即是，她却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也就不再去求别人了。他与那时活跃的两个博物家通信，一云本南德（Thomas Pennant），一云巴林顿（Daines Barrington），他的观察对于此二人盖都非常有用。一七六七年怀德起首写他的故乡的自然史，到一七七一年我们才看出他略有刊行之意，三年以后他说起或可成功的小册。但是因为种种的顾虑与小心之故，他的计划久被阻碍，直到一七八九年春天那美丽的四开本才离开印字人的手而出现于世。这书的形式是以写给友人的信集成的，还有较短的第二分，用另外的题页，也同样的方法来讲塞耳彭的古物。其第一分却最为世人所欢迎，在有百十册讲英国各地自然史的书出现之后，怀德的书仍旧保存着他那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在每一页上总有些独得的观察使我们注意：
    “‘鹭鸶身子很轻，却有那大翅膀，似乎有点不方便，但那大而空的翼实在却是必要，在带着重荷的时候，如大鱼及其他。鸽子，特别是那一种叫作拍翼的，常把两翼在背上相击，拍拍有声，又一种叫作斤斗的，在空中翻转。有些鸟类在交尾期有特别的动作，如斑鸠在别的时候虽然飞得强而快，在春天却摊着翼像是游戏似的。雄的翠鸟生育期间忘记了他从前的飞法，像鹞子那样在空中老扇着翅膀。金雀特别显出困倦飞不动的神气，看了像是受伤的或是垂死的鸟。鱼狗直飞好像一支箭，怪鸱黄昏中在树顶闪过，正如一颗流星，白头翁像是游泳着，画眉则乱七八糟的飞。燕子在地面水面上掠着飞，又很快的拐弯打圈，显他的本领。雨燕团团的急转，岩燕常常的左右动摇，有如一只胡蝶。许多小鸟都一抖一抖的飞，一上一下的向前进。’（案此系与巴林顿第四十二书中的一部分。）
    “怀德无意于作文，而其文章精密生动，美妙如画，世间殆少有小说家，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
    戈斯著书在一八八八年，关于怀德生平的事实不无小误，如任牧师一事今已知非真，不过在本乡有时代理副牧师之职则是实在耳。戈斯的批评眼乃了无问题，至今论者仍不能出其范围，一九二八年琼孙（Walter Johnson）新著评传云：吉耳柏特怀德，先驱，诗人与文章家”，大旨亦复如是，唯其中间论动植各章自更有所发明。赫特孙（W.H.Hudson，旧曾译作合信）在文集《鸟与人》（Birds and Man）中有一篇《塞耳彭》，记一八九六年访此教区事，末尾说明《自然史》的特色云：
    “文体优美而清明。但一本书并不能生存，单因为写得好。这里塞满着事实。但事实都被试过筛过了，所有值得保留的己全被收进到若干种自然史的标准著作里去了。我想很谦卑地提议，在这里毫无一点神秘，著者的个性乃是这些尺犊的主要的妙处，因为他虽是很谦逊极静默，他的精神却在每页上都照耀着。那世间所以不肯让这小书死灭的缘故，不单是因为他小，写得好，充满着有趣味的事情，主要的还是因为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Human document）也。”同文中又有两节可以引用在这里：
    “假如怀德不曾存在，或者不曾与本南德及巴林顿通信，塞耳彭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很愉快的村子，位置在多变化而美丽的景色中间，我要长久记忆着他，算作我在英国南部漫游中所遇到的最佳妙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现在却不绝的想念着怀德。那村子本身，四周景色的种种相，种种事物有生或无生的，种种音声，在我的心里都与那想念相联结，我想那默默无闻的乡村副牧师，他是毫无野心的，是一个沉静安详的人，没有恶意，不，一点都没有，如他的一个教区民所说。在那里，在塞耳彭，把那古派的老人喀耳沛伯（Nicholas Culpepper）的一句诗略改变其意义，正是——
    他的影像是捺印在各株草上。
    带了一种新的深切的兴趣我看那些雨燕在空中飞翔，听他们尖利的叫声。这统是一样，在那一切的鸟，就是那些最普通的，那知更鸟，山雀，岩燕，以及麻雀。傍晚时候我很久的站着不动，用心看着一小群的金雀，停在榛树篱上将要栖宿了。因为我在那里，他们时时惊动，飞到顶高的小枝上去，他们在上边映着浅琥珀色的天空看去几乎变成黑色了，发出他们拉长的金丝雀似的惊惶的叫声。这还是一种美妙柔和的音调，现今却加多了一点东西在里边，——从远的过去里来的东西——对于一个人的思念，他的记忆是与活的形状和音声交织在一起的。
    “这个感情的力量与执着有了一种奇异的效果。这使我渐渐觉得，在一百多年前早已不在了的那人，他的尺犊集曾为几代的博物家的爱读书，虽然已经死了去了，却是仿佛有点神秘地还是活着。我花费了许多工夫，在墓地的细长的草里摸索，想搜出一种纪念物来，这个后来找到了，乃是一块不很大的墓石。我须得跪了下去，把那一半遮着墓石的细草分开，好像我们看小孩的脸的时候拂开他额上的乱发。在石上刻着姓名的头字，下面一行云一七九三，是他死去的年分。”
    赫特孙自己也是个文人兼博物学家，所以对于怀德的了解要比别人较深，他大约像及茀利思（Richard Jefferies），略有点神秘的倾向，这篇塞耳彭游记写得多倾于瞑想的，在这点上与怀德的文章却很是不相同了。
    《塞耳彭自然史》的印本很多，好的要值一几尼以至三镑，我都没有能买到，现在所有的只是“司各得丛书”，“万人丛书”，“奥斯福的世界名著”各本，大抵只有本文或加上一篇简单的引言而已。近来新得亚伦（Grant Allen）编订本，小注颇多，又有纽氏插图百八十幅，为大本中最可喜的一册。亚伦亦是生物学者，又曾居塞耳彭村，熟知其地之自然者也。伍特华德（Marcus Woodward）编少年少女用本，本文稍改简略，而说明极多，甚便幼学，中国惜无此种书。李慈铭《灯下读尔雅偶题》三绝句之一云：
    “理学须从识字成，学僮遗法在西京。何当南戒栽花暇，细校虫鱼过一生。”末二句的意境尚佳，可是目的在于说经便是大误，至于讲风雅还在其次，若对于这事物有兴趣，能客观的去观察者，已绝无仅有了。郝兰皋或可以算是一个，在他与孙渊如的信里说：“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确非过言，只可惜他的《记海错》与《蜂衙》《燕子》诸篇仍不免文胜，持与怀德相比终觉有间耳。
    《自然史》二卷，计与本南德书四十四，与巴林顿书六十六，共一百十通，后来编者或依年月次第合为一卷，似反凌乱不便于读，不及二卷本善也。卷首有书数通，叙村中地理等，似皆后来补作，当初通信时本无成书计画，随意纪述，后始加以整理，但增补的信文词终缺自然之趣，与其他稍不同。书中所说虽以生物为主，却亦涉及他事，如地质气候风俗，其写村中制造苇烛及迫希流人诸篇均有名。生物中又以鸟类为主，兽及虫鱼草木次之，这些事情读了都有趣味，但我个人所喜的还是在昆虫，而其中尤以讲田蟋蟀即油胡卢，家蟋蟀，土拨鼠蟋蟀即蝼蛄的三篇为佳，即下卷第四六到四八也。琼孙在所著《怀德评传》第七章中说：
    “在《自然史》中我们看见三篇美妙的小论文，虽然原来只是三章书，这是讲蟋蟀的三种的，即油胡卢，蛐蛐，蝼蛄是也。要单独的引用几段，这有如拿一块砖头来当作房屋的样本。一句巧妙的话却须得抄引一下。炉边的蟋蟀说是主妇的风雨表，会预告下雨的时候（巴林顿四七）。怀德的方法，用了去检视钻洞的虫而不毁坏他的住屋，这就是现代昆虫学家所用方法的前驱。一根软的草茎轻轻地通到洞里去，便能顺着弯曲一直到底，把里边住着的赶出来，这样那仁慈的研究者可以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而不伤害那目的物（同四六）。
    “蝼蛄的故事对于有些博物学家特别有用，他们像鄙人一样都不曾见过一个活的标本。罕布什尔还是顶运气的地方，离开那里人就少有遇见这虫子的希望。但是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就是在罕布什尔现在蝼蛄也很少了，派克拉夫德在一九二六年曾经说过他想得这标本是多么困难。可是怀德却列举了三个土名，说是行于国内各地的，曰泥塘蟋蟀，啾啾虫，晚啾。这些俗名大抵似与他的飞声有关，既然各处有此名称，那么似乎证明从前蝼蛄分布颇广了。”
    这样说来，我的计划很受了影响，原来我想介绍那蟋蟀三章的，但是现在全译既不可能，节译又只是搬出一块砖头来代表房子，只好罢休。那么还是另外找罢。关于苍蝇臧螂等的小文也都有意思，可是末了我还是选中了这篇《蜗牛与蛞蝓》，别无什么理由，不过因为较短罢了。这本是怀德日记的一部分，一八○二年马克微克W.Markiwck编选为一卷，名曰《关于自然各部之观察》，内分鸟兽虫豸植物气象五部，附在《自然史》后面，以后各本多仍之，或称之曰《杂观察》。其文云：
    “无壳的蜗牛叫做蛞蝓的，在冬季气候稍温和的日子便出来活动，对于园中植物大加损伤，青麦亦大受害，这平常总说是蚯蚓所做的。其有壳的蜗牛，即所谓带屋的（Phereoikos），则非到四月十日左右不出来，他不但一到秋天便老早的隐藏到没有寒气的地方去，还用了唾沫做成一层厚盖挡住他的壳口，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封了起来，可以抵当一切酷烈的天气了。蛞蝓比起蜗牛来很能忍耐寒冷，这原因盖由于蛞蝓身上有那粘涎，正如鲸鱼之有脂肪包着。
    “蜗牛大约在中夏交尾，以后把头和身子都钻到地下去产卵。所以除灭的方法是在生殖以前把他弄死愈多愈好。
    “大而灰色的无壳的地窖蜗牛，与那在外边的蜗牛同时候隐藏起来，因此可以知道，温度的减少并不是使他们蛰居的唯一原因。”
    （廿三年四月）
   
    [附记]
    关于怀德与其《自然史》，李广田君有一文，登在三月十七日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周刊》第五十号上，可以参照。“带屋的”是希腊人称蜗牛的名字，又亦以称乌龟，怀德讲龟的那篇文中曾说及。
   
    （1934年6月刊《青年界》6卷1期，署名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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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颜氏家训》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颜嗣慎，吴惟明，郝之壁，程荣，黄嘉惠各刊本，清朱轼刊本，《四部丛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别有七卷本系从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斋刊本，抱经堂注本，近年渭南严氏重刻本及石印本。注本最便读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严氏将卢本补遗重校等散入各条注中，其意甚善，惜有误脱，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据《四库书目提要》说，《颜氏家训》在唐志宋志里都列在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这种升降在现在看来本无关系，而且实在这也不该列入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觉得兼好法师之可喜者也就在此。卢召弓序云：“呜呼，无用之言，不急之辩，君子所弗贵。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对于《颜氏家训》的批评，此言可谓最简要得中。《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经训与否暂且不管，所谓世故人情也还说得对，因为这书的好处大半就在那里。直斋称为古今家训之祖，但试问有那个孙子及得他来，如明霍渭崖的《家训》简直是胡说一起，两相比较可知其优劣悬殊矣。六朝大家知道是乱世，颜君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其所作《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注谓已三为亡国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盖已在作赋之后钦。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不过颜君是古时人，说的没有那么直截，还要蕴藉一点，也就消极得多了，这却是很大的不同。《教子》篇中末一则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此事传诵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其次二则均在《风操》篇中，一云：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诸，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卢注云，“以不雨泣为密云，止可施于小说，若行文则不可用之，适成鄙俗耳。”我想这亦未必尽然，据注引《语林》中谢公事，大约在六朝这是一句通行俗语，所以用入，虽稍觉古怪，似还不至鄙俗，盖全篇的空气均素雅也。又一云：
　　“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这两则都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文中“章断注连”，卢本无注。查日本顺源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编《倭名类聚抄》，《调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连，引云注连章断，注云师说注连之梨久倍奈波，章断之度大智。案之梨久倍奈波，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和汉三才图会》（原汉文）十九云，“神前及门户引张之，以辟不洁，其绳用稻藁，每八寸许而出本端，数七五三茎，左绹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断后，此语少见，今大抵训为注连同谊。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又《文章》篇中云：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1】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独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此是很古的诗话之一，可谓要言不烦，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后来作者卷册益多，言辞愈富，而妙悟更不易得，岂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难能会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颜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养生》《归心》两篇即说此理，《四库书目提要》把这原因归之于当时风习，虽然原来意思亦是轻佛重儒，不过也还说得漂亮。朱轼重刊《家训》，加以评点，序文乃云：
　　“始吾读颜侍郎家训，窃意侍郎复圣裔，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义庶有合，可为后世训矣，岂惟颜氏宝之已哉。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他自己所以“逐一评校，以涤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实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语，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处，由我看去，岂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气过重，拿去与《家训》中任何篇比较，优劣可知，只凭二氏树吾道敌这种意见，以笔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欢以名教圣道压人的言论，如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为越士首出，《论衡》一书，千古谈助，而其立名有违名教，故不与”，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谓可憎一词加之。《国风》三卷十二期载有《醉馀随笔》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遗著，其中一则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这却说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较我很赞同，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柳较精博或者未必，但胜韩总是不错的，因为他不讲那些圣道，不卫道故不辟佛耳。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自不同。《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篇中有云：
　　“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朱轼于旁边大打其杠子，又批云，“语及内典，便入邪慝。”此处我们也用不着再批，只须把两者对比了看，自然便知。我买这朱批本差不多全为了那批语，因为这可以代表道学派的看法，至于要读《家训》还是以抱经堂本为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过，以致有误耳。
　　（廿三年四月）
　　
　　（1934年4月14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肖毛注【1】：河北教育版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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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八卷，署名木拂纂，原刻在《荆驼逸史》内，民国二年刘承幹重刊，即《叶天寥年谱》下半部。天寥为明末江南名士，夫妇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为《午梦堂集》十种，叶德辉有重刊本，又辑刻关于小鸾的文献为《疏香阁遗录》四卷，颇便读者。天寥自著《年谱》二卷，明亡以后隐于佛门，别为日记即《甲行日注》，起乙酉（一六四五）八月，迄戊子九月，凡三年馀。《午梦堂集》和《年谱》我都读过一遍，但最喜欢的还是这部日记，因为到了甲申他已是五十六岁，从前经过了好些恩爱的苦难，现在却又遇着真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他受了这番煅炼，除去不少的杂质与火气，所表现出来的情意自然更为纯粹了。虽然情形稍有不同，我觉得黄山谷的《宜州家乘》在这里似乎可以相比。《甲行日注》里所记的是明遗民的生活，所以第一显著的当然是黍离麦秀的感慨，而这里又特别加上种族问题，更觉得痛切了。如《日注》卷一记乙酉九月事云：
　　“十七日乙丑，晴暖。宁初又来，云田园尚犹如故，室庐亦幸偷存，故乡风景则半似辽阳以东矣，但村人未吹芦管耳。”又卷六丁亥十二月云：
　　“初九日乙亥，晴。晚间枯林戢响，斜月皎幽，东窗对影，一樽黯绝。颜子之乐自在箪瓢，予不堪忧者，家国殄瘁，岂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动，边声四起，独坐听之，不觉泪下。”又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三十日戊申，一盏黄昏，含愁卒岁，国破家亡，衣冠扫地，故国极目，楸陇无依。行年五十馀七，同刘彦和慧地之称，萧然僧舍，长明灯作守岁烛，亦可叹也。”民国癸丑五月刻本刘氏跋中乃云：
　　“闻落叶而悲吟，听胡笳而不寐，拊心暗泣，举目皆非，地何愁而不埋，天胡为而此醉。回忆故园松竹，老屋琴书，未卜何日，重臻清境。人生罹亡国之惨者，类如是也。”为天寥道人咏叹身世，本自不妨，但若“我田引水”，以同调自居，则大可笑，盖清朝“遗老”与明遗民其境况品格迥乎不同，决不可同日而语也。
　　日记中纪录当时乱离情状亦多可取。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但即其零星纷扰也含有重大意义，盖在这里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来。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二日庚辰，晴。过临平，零雨濛飞，寒峰隐翠。遇虏运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为所夺。非真虏也，即罗木营兵耳，放肆无忌。”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二十七日甲辰，细雨大风。时义兵飙起，皆闾左陇上耕佣，聚千人至我族索饷，不得则一炬焚之。……各予钱米乃止。时队伍未整，虏下索则又鸟鼠散，而平民罹之。”又四月云：
　　“十六日壬辰，晴。义师去，忽安庄虏来，突入将书厨悉毁，简帙抛零满地，《午梦堂集》板碎以供爨，愤余家贫而无物以逞恨也。人有识者，云半是山左诸公家丁所降，我德施而怨报矣。”《续年谱》记乙酉闰六月事云：
　　“廿七日，山左宋玉仲玉叔王敬哉谢德修左萝石夫人挈家避难来投，家丁骁勇善弓马。……余为桑梓保障计，分宅居之，族中亦相率授屋，各为居停。”前后相去，盖才十月也。陈老莲出家号悔迟，丙戌年有《避难诗》一卷，现刻入《宝纶堂集》中，其《作饭行》序云：
　　“山中日波波三顿，鬻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凄然，若为不闻也者。商絅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诗末节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狸。时日易丧语，声闻于天知，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差不多是同时候的事，可见江浙情形大略相似也。日记中尚有记当时士夫献媚事者，卷二丙戌十一月云：
　　“二十八日庚午，晴。侄孙学山来言吾邑宴虏令之盛，笾豆肴核费至三十馀金，倍席赍从，伶人乐伎，华灯旨酒，俱不在内也。不知虞棕《食疏》中所载何物，耗金钱乃尔。国破民痍之日，为此滥觞，贡媚腽肭。”又八月中记一事，则寄孤愤于谐趣也：
　　“初二日乙亥，晴。佺往市墟。夜有穿窬，予曰，日来大盗聚党，白昼探丸，此犹昏夜胠发，何其行古之道欤？恨不如王彦方遗以布耳。”日记叙述隐居生活颇为详尽，今抄录数节，可以见其困穷与闲适之趣。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七日乙酉，晴。夜金五云持酒一坛大蟹六只至。六人各食一蟹，馀已无他，亦自不俗也。”卷三丙戌十月云：
　　“初六日戊寅，晴大风。……抵暮侍儿以烧栗十枚烘豆一握遗予下酒，寘几上去，而樵妪瓶油已罄，无可举灯，点火于枯竹片授予，予左手执竹片，右将倾壶，火忽灭，犹幸馀光未及暗尽，倚短窗下嚼四栗饮三瓯，暗中扪床而寝。”卷五丁亥三月云：
　　“二十八日已巳，午晴。张婿迩求来，家止一臃肿仆，出外借米，厨无庋架，不能尽主人情，怅然送别。”小鸾字张氏，未嫁而卒，迩求仍执子婿礼甚恭，日记中曾称道之。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初十日丁巳，晴。初闻黄鹂声，犹忆离家日听雁声也。物换星移，动人感深矣。”卷三同年十月云：
　　“二十八日庚子，阴风冷。茫茫烟景，催流短景。”文词华丽，意思亦不外流连景光，但出在遗民口中，我们也就觉得他别有一种感慨，不能与寻常等视。如卷六丁亥七月云：
　　“十七日丙辰，晴风。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时分也。洑流薄岸，颓萝压波，白月挂天，苹风隐树。四顾无声，遥村吠犬，鱼棹泼刺，萤火乱飞，极夜景之幽趣矣。”清言俪语，陆续而出，良由文人积习，无可如何，正如张宗子所说，虽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廿三年五月）
　　
　　（1934年5月7日刊《华北日报》，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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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男化女》
   
    四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报》载伦敦通信云：
    “英伦法艾福地方煤矿经理乔治胡琪森有二女一子，其一女名玛格蕾特者现年方十五，肄业某校，近忽患病，经医生治疗，一月之后竟变为男子。近年来欧洲男女突变之事，可谓无独有偶。最著名者为丹麦之艺术家韦格纳（Einar Wegener），渠年二十岁时乃一健全之伟丈夫，数年之后彼自觉渐类女性，四十岁后经过若干次手术，居然变为女子，丹麦之王宣布其结婚无效，新颁一女子执照与彼，此名艺术家现已改名为莉莉艾尔伯（Lili Elbe）矣。”
    这些事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大抵与彗星出现等同收入《五行志》里，当作某事的一种征兆。《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在人傀项下谈到这类现象曰：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溺水亦然，阴阳秉赋，一定不移，常理也，而有男化女女化男者何也？岂乖气致妖，而变乱反常耶？《京房易占》云，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春秋潜潭巴》云，男化女，贤人去位，女化男，贱人为王。此虽以人事言，而其脏腑经络变易之微，不可测也。”李时珍到底是医师，虽然引了些道士派的怪话，却仍归结到生理方面，觉得其变易不可测，便因为相信秉赋是一定不移的。蔼理斯在《性的心理》第二卷“性的颠倒”中引希普（W.Heape）的话云：“世间并无纯粹雄的或雌的生物，一切都具一个主要的和退缩的性，其两性同样具备的二形（Herm-aphrodite）在外。”依此可知两性区分原非绝对，其退缩的性有时复长，则性的现象亦遂转变，在现代知识看去虽亦是希有却并非妖异也。
    关于莉莉艾尔伯的事，我恰巧有她一本传，所以知道得一点。这书名为《男化女》（Man into Woman），一九三三年出版，系据德文本译成英文，有英国著名妇人科医学家海耳（Norman Haire）的序。原著者诃耶尔（Niels Hoyer），似系丹麦人，为莉莉之友，根据他自己所知，莉莉所说，以及她的日记尺犊等，编述而成，凡二十三章，插图二十五幅，末幅为莉莉的墓碑，上书德文云：莉莉艾尔伯，生于丹麦，卒于特勒思登。案末章云莉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以心脏衰弱卒，然则伦敦通信所云现已改名一节稍有误，盖此当在一九三一年而非现今也。
    《男化女》系用通俗传记的体裁所写，差不多是一篇小说似的故事，海耳的序文却说的很简洁得要领，今抄述其一部分于左，即序文前半也：
    “在不熟悉性的病理学里惨淡的小路僻巷的读者看去，这书里所说的故事一定觉得是奇怪得不可信，虽然似乎是不可信，这却是真实的。或者，该这样说，这些事实是真的，虽然我想在事实的解说上还有馀地可以容得不同的意见。”
    “关于这几件事似乎已无可疑。即有一有名的丹麦画师，在这书中称之曰安特来亚斯巴勒（Andrea Sparre，实即韦格纳），生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在二十岁时结婚，心理与生理上均无异状，能尽其为夫的职务。数年后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扮做一个女人，这变装非常成功，他随后有好几次都着了女装，知道这事的人无不惊异，看他的样子简直是个女性。有一个朋友开玩笑，送他一个女人名字曰莉莉，在他装作女人的时候。以后他渐渐的觉得起了一种转变。他觉得莉莉是一个真实的个性，她同那男性的他——安特来亚共有这个身体。那第二个人格莉莉却逐渐的强盛起来，安特来亚这相信他是一种孪生，在一个身体里有一半男与一半女的。他每月从鼻孔或是别处出血，他认为月经的变相，去找了许多医生，但是他们都不能帮助他。
    “他开始研究关于性的病理学的书籍，随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虽然他的外生殖器官是男性的，也别无异状，但在身体里边还多备有女性的内生殖器官。他去请教的医生有的以为他是神经变质的，有的以为他是同性爱的，但是他自己都不承认这两种诊断。一个医生用爱克思光诊治，后来在腹内发现有女性器官而已萎缩，安特来亚以为这即由于爱克思光的破坏力所致。
    “女性的莉莉渐益占了此势，安特来还觉得如没有一个方法使他的男性让位给莉莉，他将不能生存下去了。这时候他已是四十以上了，因为一直找不到医生帮助他使他实现化为女子的欲望，他便计画只有自杀，假如在第二年内没有什么办法。
    “在形势似乎极恶的时候，他遇见从特勒思登来的一个有名的德国医生，他说安特来亚大约是一种中间性的人，因了自然的游戏，一身具备了男女性的分子。他说在安特来亚的腹中盖有发达未全的卵巢，但是因为也有了睾丸，卵巢受了这抑制的力以致不能适当发育。他劝安特来亚往柏林去，受某种检查。假如检查后证明他的推测不错，他答应给安特来亚除去男根，再从年青女子移植卵巢过去，据斯泰那赫派的实验，这样可以使得安特来亚腹中退缩的卵巢再能活动起来。
    “安特来亚往柏林去了。检查的结果证实了德国医生的理论，他于是开始受种种的手术，最初是阉割，他的睾丸先除去了。数月之后他到特勒思登，他的男根割去，肚子剖开，发达未全的卵巢之存在也已证明，同时从一个二十六岁的健全年青的女子移植了卵巢组织。不久他又受一种手术，其内容未详，虽然这总与装入一种套管（Canula）的事有点相关。
    “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女人了。丹麦官厅给发一张新的女人的执照，署姓名曰莉莉艾尔伯，（案艾尔伯系河名，取以为姓，盖记念特来思登地方也，）丹麦王为宣告他的结婚无效。得了他的同意，不，因了他的提示，他的前妻嫁了在罗马的他们从前的一个朋友。
    “一个法国画家，安特来亚夫妇多年的朋友，现在爱上了莉莉，对她提出结婚的请求。在允许结婚以前，莉莉再旅行至特勒思登去找那德国医生，告诉他现在有这结婚的谈判，问他能否再行一种手术，使她完全能尽女人的职务，能够结婚生产。为这个目的的手术是举行了，但是不久莉莉为了心脏病就在特勒思登死去了。
    “以上所说的事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似乎别无问题。此事当初守着秘密，但因为一个友人的疏忽，这秘密泄漏了出去，德国和丹麦的报纸上报告这桩案件，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九三一年，即莉莉去世的前几时也。”海耳又说他曾遇见大略相似的事件，但他的意见似乎不大赞成这种彻底的解决法，在序文末后说道：
    “我不禁这样想，在我们关于性的生理未能更多所知道以前，举行如本案所述的这些手术未免不智，即使是由于病人自己的请求。我想这或者还是以心理治疗为较好罢。安特来亚或可以治愈，或至少可以使他安于生活。用了适当的心理治疗，人格的二重化当可以解除，他也就可以去过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不至于去受那些痛苦危险的手术，而以一死了之也。”
    海耳所说确是稳健持重的意见，但韦格纳的冒险却也是可尊重的一种尝试。古代希腊有先知台勒西亚斯（Teiresias），一生中曾由男化女，再化为男，积有难得的经验，天神宙斯与天后赫拉争论恋爱问题不能定，取决于他，见阿坡罗陀洛斯编《神话集》第三卷。韦格纳可以说是现代的台勒西亚斯，只是试验没有能够完成，未免深可惜耳。
    （廿三年五月）
   
    （1934年5月12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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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和尚与小僧》
   
    《和尚与小僧》（oshō to kozō），在中国应称为方丈与沙弥或是师父与徒弟，这里是一部书的名字，所以保留原称，没有改动。原书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出版，中田千亩所著，题云《杜人杂笔》第一篇，其二为《傻媳妇呆女婿》，三为《和尚与檀那》，似未刊行，书均未见。中田于一九二六年著有《日本童话之新研究》，当时曾得一读，此书则未知道。近时看柳田国男著《退读书历》，其中批评集的第二篇系讲《和尚与小僧》者，始托旧书店找得一册。柳田原文云：
    “古时候在一个山寺里住着一位和尚与小僧。
    “用这样的文句起头的民间故事，自古及今共集录有百十来篇，据说这还不过是日本国内调查所及的一丁点儿罢了。
    “我一读此书，且惊且叹，计有七点。现在且就此栏（案此文原登在《报知新闻》上）行数所许，稍述我的印象。
    “第一，亏得著者着眼注意这种珍奇题目以来能够一声不响地勤劳地继续搜索。若是我呢，大约早已嚷起来了，早已变成青而干瘪了也未可知。然而像这本书却正是成熟了落下的一颗果子。
    “第二，在书店总不会有祈愿损失的，虽说是笃志，使其敢于把此书问世的却显然是时代之力。连那《和尚与小僧》都出书了，吾徒亦可以安心矣。此乃愉快的这回新发见之一也。
    “第三，我们生涯中最是个人的部分，即是为祖母所抱而睡于一隅的时代的梦幻，乃是如此的与万民共同的一重大事件，此真非互相讲谈不能了知者也。假如没有中田君，那么我们的童年所仅得而保存的那宝贵的昔时，将为了无谓的怕羞的缘故而永久埋没了亦未可知。时世诚是一个山寺里的和尚也，将因了那明敏的小僧而看破——启发的事情在此后亦自必很多耳。
    “第四，我们所特别有所感动者，这民族所有的千古一贯的或可称为笑之继承是也。例如三百年前安乐寺的策传大德（案即古笑话书《醒睡笑》的著者）当作某和尚的弱点某小僧的机智记下的故事，把他译作现代语讲给人听，那么昭和时代的少年也将大笑。而其故事的型式，则原只经历小小的变更，直从悠远的大过去继续而来，使天真烂漫元气旺盛的少年们悦耳怡情以至于今也。
    “故事的根本乃是的确的老话，决不是中古的文艺的出产，这只须考察以何物为滑稽之牺牲即可明白了。在人有衰老，亦有世世的代谢。曾获得优越地位的大和尚也会遇见携金枝而来挑战者，不得不去迎敌。师弟长幼的伦理法则当然很为他援助，可是在单纯的客观者的眼里这也同飞花落叶的自然的推移一般，只是很愉快喜欢地看着罢。如《断舌雀开花翁》的童话里愚者简单地灭亡，《两个笨汉的故事》里智者无条件地得胜那样，其时还没有可怜这句话，从那个时代起小僧便在那里且与和尚战斗，且为大家所哄笑，为我们的儿童所围绕着，在等待中田千亩氏写这本书的时代之到来了。”
    柳田氏是现代有名的民俗学者，我把这篇文章全抄译在这里，比我自己来说要好得多，这实在是想来讨好，并不是取巧。不过原来文字精练，译出来便有点古怪难懂，其中意义我相信却颇丰富，很有足供思索的地方。《和尚与小僧》原分两篇。其一为资料篇，就全国搜集所得百数十篇故事中选出若干，分门别类，为四十二项，各举一二为例。其二为考证篇，内分三章，一《佛寺与社会之关系》，二《和尚与小僧故事考》，三《结论》。此类故事大抵与普通民间传说及童话相似，且其型式亦无大变化，因为其事件不外智愚的比赛，其体载又多是笑话，只是人物限于师徒，背景亦以僧坊生活为主耳。中国笑话中虽也多以和尚为材料，但这只是让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出乖露丑，并没有徒弟做陪衬，更不必说有这许多故事可以成一部书，其原因大约是和尚在中国早已堕落成为游民之一，笑话作家取他作材料，第一因为光头异服，其次破戒犯法，兼有秃子与好夫之德，大有事半功倍之概，至于与其僧伽制度殆无甚关系也。日本国民思想虽然根本的是神道即萨满教，佛教的影响却亦极大，中古以来寺院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相像，兼办户籍与学校事务，其地位自较庄严，与民间的关系亦自密切，一直维系到了现在。在笑话里，微贱病弱者固然话该倒运，然而在高位者亦复不能幸免，正如“狂言”中出来的侯爷无不昏愦，武上悉是庸懦，于是大方丈也难免是稗沙门，时常露出马脚来，为沙弥所揭破，或者还受制于白衣，这些故事便是《和尚与檀那》集里的材料了。《和尚与小僧》中有一条与汉字有关，今抄录于下：
    “和尚吩咐小僧，把酒叫做水边酉，又吩咐他特别在有人来的时候要把汉字分拆了当做暗号讲话。有一天寺里来了两三个客人，小僧便来说道，水边有岛（酉岛日本同读），山上加山如何？假作参禅的样子。和尚答曰，心昔而止。一个客人懂得了他们的意思，便说道：文有口，墙无土。师徒听了搔首不知所对。”这在《醒睡笑》中也有一条，不过和尚系说“一撇一捺夕复夕”，客则曰“玄田牛一”也。
    （廿三年五月）
   
    （1934年5月26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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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文饭小品》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然而此事亦大难，书既难得，力亦有所未逮，结果是搜到的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什么名著善本了。有一天，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识的书摊里，用了两三角钱买到一本残书，这却很令我喜欢。书名《谑庵文饭小品》，山阴王思任著，这只是卷三一册，共九十四叶，有游记二十二篇。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气节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据说是游记最好，所以这一册虽是残佚，却也可以算是精华。其中有《游西山诸名胜记》，《游满井记》，《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都是我所爱读的文章。如《游杭州诸胜记》第四则云：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图画天开，镜花自照，四时皆宜也。然涌金门苦于官皂，钱塘门苦僧，苦客，清波门苦鬼。胜在岳坟，最胜在孤山与断桥。吾极不乐豪家徽贾，重楼架舫，优喧粉笑，势利传杯，留门趋入。所喜者野航两棹，坐恰两三，随处夷犹，侣同鸥鹭，或柳堤鱼酒，或僧屋饭蔬，可信可宿，不过一二金而轻移曲探，可尽两湖之致。”又《游慧锡两山记》云：
　　“越人自北归，望见锡山，如见眷属。其飞青天半，久暍而得浆也，然地下之浆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当垆，置相如何地也。”谑庵孙田锡于卷头注曰，“口齿清历，似有一酒胡在内，呼之或出耳。”《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述裂帛湖边一小景云：
　　“有角巾遥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则哄唤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见似人而喜也。至则共执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贼者。必大叫曰，无梏我，有有有。耳语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岁戊子乡荐，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顷，在瓮山，构居积谷，若眉坞，可扰。不二时，酒至，酒且薏，肉有金蹄，有脍，有小鱼鳞鳞，有馎饦，有南笋旧芥撇兰头，豉酱称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挥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张其说曰，吾有内酝万瓶，可淹杀公等许许，三狂二秃何足难。邀往便往，刑一鸡，摘蔬求豕。庄妇村中俏也，亟治庖。又有棋局，一宵千古。”又《雁荡记》起首云：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以上几节文章颇可以代表谑庵的作风，其好处在于表现之鲜新与设想之奇辟，但有时亦有古怪难解之弊。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谑庵的文集上也该当题上这两句话去。
　　王季重的《九种》《十一种》后来在图书馆里也看到过，但是我总不能忘记《文饭小品》。今年春天在北平总算找到一部，据说是从山东来的，凡五卷，谑庵子鼎起跋称戊戌，盖刻于顺治十五年也。卷一为致词、尺牍、启、表、判、募疏、赞、铭、引、题词、跋、纪事、说、骚、赋。卷二为诗，内分乐府、风雅什、诗、诗馀、歌行，末附《悔谑》，计四十则，鸿宝《应本》中有一序，今未收。卷三、四为记与传。卷五则为序、行状、墓志铭、祭文，以《奕律》四十条附焉。据余增远序中云：
　　“向其所刻，星分棋布，未归一致，乃于读书佳山水间手自校雠，定为六十卷，命曰《文饭》，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不成。”此五卷盖鼎起所选，其跋云：
　　“蓄志成先君子《文饭》而制于力，勉以小品先之。而毁言至，曰，以子而选父，篡也；以愚而选智，诞也；以大而选小，舛也。似也，然《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则大成者小成之引伸也。智者千虑，不废愚者之一得。父子之间，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语也。吾第使天下先知有《文饭》，饥者易为食而已。知我罪我，于我何有哉。”宋长白于康熙乙酉著《柳亭诗话》，卷二十九有《倪王》一条云：
　　“明末诗文之弊，以雕琢小巧为长，篠骖飙犊之类万口一声。吾乡先正如倪文正鸿宝、王文节季重皆名重一时，《代言》《文饭》，有识者所共见矣。至其诗若倪之‘曲有公无渡，药难王不留’，王之‘买天应较尺，赊月不论钱’，歇后市语，信手拈来，直谓之游戏三昧可耳。”歇后市语迥异篠骖之类，长白即先后自相矛盾，至其所谓《文饭》殆即《文饭小品》，盖《文饭》全集似终未刊行也。王鼎起以选本称为小品，恰合原语本义，可为知言，又其跋文亦殊佳，可传谑庵的衣钵矣。知父莫若子，他人欲扬抑谑庵者应知此理焉。
　　张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立言文学类中列王思任像，后幅文曰：
　　“王遂东，思任，山阴人。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官不显达，三仕令尹，乃遭三黜。所携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姊妹，外方人称之曰，王谑庵虽有钱癖，其所入者皆出于称觞谀墓，赚钱固好而用钱为尤好。
　　“赞曰：拾芥功名，生花彩笔。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传世小题，幼不可及。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孝友文章，当今第一。”李慈铭批云：
　　“遂东行事固无甚异，然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与马士英书气宇峰举，犹堪想见。若其诗文打油滑稽，朱氏谓其钟谭之外又一旁派，盖邪魔下乘，直无足取。此乃表其钱癖，而赞又盛称其文章，皆未当也。唯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思复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佚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埼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李氏论文论学多有客气，因此他不但不能知道王谑庵的价值，就是张宗子的意思也不能懂得了。宗子此赞又见《瑯嬛文集》中（光绪刻本卷五），其“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二句盖其主脑，宗子之重谑庵者亦即在此。文集卷四有《王谑庵先生传》，末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与《文饭小品》唐九经序所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公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案纸有腐蚀处缺字，下同）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跼蹐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迨至九□□初，而先生正寝之报至。呜呼，屈指其期，正当殷谷既没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逝，迅不逾时，然则先生之死岂不皎皎与日月争光，而今日之凤林非即当年之首阳乎。”语正相合。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又邵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引徐沁《采薇子像赞》云：
　　“公以诙谐放达，而自称为谑，又虑愤世嫉邪，而寻悔其虐。孰知嬉笑怒骂，聊寄托于文章；慷慨从容，终根柢于正学。”当时“生与相接”者之言悉如此，关于其死事可不必多疑，惟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王谑庵先生传》中叙其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从事，末乃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虐》，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倪鸿宝《应本》卷七有序文亦称《悔虐》，而《文饭小品》则云《悔谑》，其所记在今日读之有稍费解者，康熙时刻《山中一夕话》卷六曾采取之，可知其在当时颇为流行矣。传后论云：
　　“谑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馀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人目以贪，所由来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无不称以孝友文章，盖此四字唯先生当之则有道碑铭庶无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寻遍越州，有乎，无有也。”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陶篁村生于乾隆时，去谑庵已远矣，其所记如此，盖或本于故老流传，可与宗子所说互相印证。叶廷琯《鸥波渔话》云：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板桥的话与篁村所说恰合，叶调生的评语正亦大可引用，为谑庵张目也。
　　李越缦引朱竹垞语，甚不满意于谑庵的诗文，唯查《静志居诗话》关于谑庵只是“季重滑稽太甚有伤大雅”这一句话，后附录施愚山的话云：
　　“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旂鼓，其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坌出，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盖即为李氏所本。其实这些以正统自居者的批评原不甚足依据，而李氏自己的意见前后亦殊多矛盾，如上文既说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在《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中又云风流文采照映寰宇，可是对于诗文却完全抹杀，亦不知其所谓风流文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李氏盛称其致马士英书，以为正义凛然，书亦见邵廷采所著传中，但似未完，今据张岱所著传引录于下：
　　“阁下文采风流，吾所景羡。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职为阁下计，无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尔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召豪杰。乃今逍遥湖上，潦倒烟霞，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当先赴吾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此书出，触怒阁下，祸且不测，职愿引领以待鉏麑。”此文价值重在对事对人，若以文论本亦寻常，非谑庵之至者，且文庄而仍“亦不废谑”，如王雨谦所评，然则李氏称之亦未免皮相耳。今又从《文饭小品》卷一抄录《怕考判》一篇，原文有序，云：
　　“督学将至，姑熟棚厂具矣，有三秀才蕴药谋爇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该谑庵判理具申。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谋而几就，不待教而可诛。万一延烧，罪将何赎；须臾乞缓，心实堪哀。闻考即已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各还初服，恰遂惊魂。”二文一庄一谐，未知读者何去何从，不佞将于此观风焉。唯为初学设想，或者不如先取致马阁老书，因其较少流弊，少误会，犹初学读文章之宁先《古文析义》而后《六朝文絮》也，但对于《怕考判》却亦非能了解不可，假如要想知道明末的这几路的新文学与其中之一人王谑庵的人及其文章。至于自信为正统的载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劳矣，此不特无须抑住怒气去看《怕考判》了，即致马士英书亦可以已，盖王谑庵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
　　（《夜读抄》之二十二）
　　
　　（1934年8月刊《人间世》9期，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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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江州笔谈》
　　
　　从小时候就在家里看见一部《巴山七种》，无事时随便翻看，三十年来不知道有几次了，及今才知其妙。书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纸墨均劣，计《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诗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记异》及《字通》二书已先刊行，则未之见。著者为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志，知其字迟士，四川温江人，以贡授州判不就，撰文时为咸丰辛酉称行年六十有七，计当生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志自称“山人喜事功，不解渊默，心存通脱，死生不以置怀，何有名利。其为人直口热肠，又性卞急，以故于时不合，然与人无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又云“良恨前后执政庸庸，不能统天下大计，建言变法，以致世局日坏”，可见在那时也是一个有心人。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这多散见于笔记中，即《衡言》《放言》与《江州笔谈》。据他在墓志里说：“随时自记其言，论古者可名《衡言》，谈时事者可名《放言》，一听后人分部统名《笔谈》”，其实内容大略相似，随处有他的明达的识见。《江州笔谈》大约是在江津所记，因为较是杂记性质，所以拿来权作代表，其二言所谈及者便即附列在内。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行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又云：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又云：
　　“文之最难者无如八股，故虽以之名家，其一生不过数艺可称合作，然置之场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归于无用，昌黎所谓虽工于世何补者，尚足以记载事物称颂功德也。今捐班有诗字画皆能而独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轻视，倘或知其底里，恐不愿以彼易此也。”《放言》卷上云：
　　“执笔行文所以达意，不但不能达意，而并无意可达，徒将古人陈言颠倒分合，虚笼旁衬，欲吐还吞，将近忽远，作种种丑态，争炫伎俩，而犹以为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后日写官板楷书，得入翰林，亦第以诗赋了事，今世所谓读书人者止此。不解韬钤，不明治术，而又拘于宦场习套，庸庸自甘，安得贤豪接踵，将此辈束之高阁也。”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其对于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贵贱，然异代则改，异域顿殊，一时一地之荣，何足为重。今饰功冒赏，冠多翘翘，蓝翎倍价而不可得，貂可续以狗尾，此则将何为续？当此之时，犹复奔竞营求，抑知无贼之地固可拗项自雄，一旦遇贼，惧为所识，又将拔之唯恐不及乎？”卷下又云：
　　“军兴以来，州县官募勇，先挑围队自卫。此辈近官左右，习于趋跄应对，自矢报效，有似敢死。一旦遇贼，借事先逃，给口便言，官犹信其无贰，此与孙皓左右跳刀大呼决为陛下死战，得赐便走者何异。然皓犹出金宝为赐，不似今日但赏功牌遂欲人致死也。”语涉时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调之趣。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襚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又《衡言》卷三云：
　　“习俗移人，聪明才智之士苟无定见，鲜不随风而靡。长乐老历事四姓，亦以其时不尚气节，故反以为荣耳。使其生于南宋，道学中未必无此人也。”此外还有好些好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这虽然不能说怎么新奇，却难得那样清楚，而且还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现在有谁像他那样的反对读经做八股呢？《巴山七种》随处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读，其亦不无小补欤。
　　（廿三年六月）
　　
　　（1934年6月16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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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五杂组》
　　
　　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组》刻于宽文辛丑（一六六一），《文海披沙》在宽延庚午（一七五○），《麈馀》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小草斋诗话》则在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宽文时已有百七十年了。小草斋论诗大抵是反钟谭而崇徐李，我也看不出他的好处来。《麈馀》全是志异体，所记的无非什么逆妇变猪之类而已，我买来一读完全为的是谢在杭名字的缘故。《文海披沙》见于《四库存目》，焦竑序中云：“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可知当时曾有刊本，而世少流传，《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关于此书，《四库提要》及《读书记》大加轻诋，焦竑陈五昌二序又备极称扬，其实都要打个折扣。在许多笔记中这原是可读的一部，不过也并没有多少独自的特色，比起《五杂组》来就难免要落后尘了。
　　《五杂组》十六卷，前有李本宁序，却没有年月。原书卷九云：“物作人言，余于《文海披沙》中详载之。”今案《文海披沙》有万历辛亥（一六一一）序，则成书当在此后。卷五云，“大同中翰马呈德其内人孕八岁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发长尺许，今才三岁，即能诵诗书如流。”计其记此文时当在万历壬子，但卷三又云，“万历辛丑四月望日与崔徵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己山”，则又系隔岁事。大抵在此几年中陆续所记，而在万历末年所编成者欤。全书分五部，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物部》《事部》各四卷。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乃是《物部》，物类繁多，易引人注意，随处随事可见格物工夫，博识新知固可贵重，即只平常纪叙，而观察清楚，文章简洁，亦复可诵。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其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在杭与柯古均好谈异，传说和事实往往混淆，然而亦时好奇喜探索，便能有新意，又善于文字，皆其所长也。《五杂组》卷九记海滨异物云：
　　“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又记南方虫蠹云：
　　“岭南屋柱多为虫蠹，入夜则啮声刮刮，通夕搅人眠，书籍蟫蛀尤甚。故其地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而蛇虫虺蜴纵横与人杂处，著依稀蛮獠之习矣。”又记小虫二则云：
　　“山东草间有小虫，大仅如沙砾，噆人痒痛，觅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闽中亦有之，俗名没子，盖乌有之意也，视山东名为佳矣。”
　　“浙中郡斋尝有小虫，似蛴螬而小如针尾，好缘纸窗间，能以足敲纸作声，静听之如滴水然，迹之辄跃，此亦焦螟之类欤。”案《元氏长庆集》虫豸诗之五为《蟆子》，序云，“蟆，蚊类也，其身【1】黑而小，不碍纱縠，夜伏而昼飞，”盖即没子欤。今北平有白蛉亦相类，但白而不黑耳。又《续博物志》云，“有小虫至微而响甚，寻之不可见，号窃虫。”日本亦有之，云似蚜虫，身短小，灰黄色，头部较大而颚尤强大，住于人家，以颚摩门窗，发声沙沙如点茶，故名点茶虫，又称洗赤豆虫，英国则称之为送终虫（Death watch），民间迷信如闻此虫声，主有人死亡云。读在杭小文乃极潇洒可喜，唯比之焦螟亦未免嗜奇之过，至论命名之有风致则殆无过于日本矣。卷九记燕市食物云：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累累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卷十一记青州食物云：
　　“青州虽为齐属，然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楂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上鱼蟹腥风逆鼻，而土人不知贵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状，人家皆以喂猫鸭，大至蛑蝤黄甲，亦但腌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又卷九论南人口食云：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土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炸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清王侃在《江州笔谈》卷下亦有关于这事的一节话：
　　“北人笑南人口馋，无论何虫随意命名即取啖之，以余所见，大约闽人尤甚。然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虫豸之类蠕然而肥，得脱于人口者，必其种类太少，不足以供大嚼。不然，如九香虫（案即上文所云龙虱）者，水涸丛聚江石下，泄气令人掩鼻，入釜中以微火烘之，泄气既尽，遂觉香美，使人垂涎，舟人以一钱易数十枚呷酒，小儿亦喜食之，其他蜣螂蚱蜢之属亦皆香美。然则欲不为人所食，必小如蚊虻蚍蜉而后可。”二文皆平正可喜，谢云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王云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语益精要，由此言之，口食异同亦殊不足论矣。我们所想知道的是何种虫豸何法制作是何味道，而此可食及诸不可食的虫豸其形状生活为何，亦所欲知，是即我们平人的一点知识欲，然而欲求得之盖大不易，求诸科学则太深，求之文学又常太浮也。此类文艺趣味的自然史或自然史趣味的文集本来就该有些了，现在既不可得，乃于三百年前求之，古人虽贤，岂能完全胜此重任哉。我们读《五杂组》，纵百稗而一米，固犹当欢喜赞叹，而况所得亦已不少乎。
　　（廿三年六月）
　　
　　（1934年6月30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肖毛注【1】：岳麓版作“其身”，河北教育版作“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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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百廿虫吟》
　　
　　《百廿虫吟》一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刊，平湖钱步曾著，末附诸人和作一卷，凡九十七首。本来咏物之作没有多大意思，其枯窘一点的题目，往往应用诗钟的做法，只见其工巧而已，此外一无可取。但是对于这一册我却别有一种爱好：难得这百二十章诗都是咏虫的，虽然把刺猬与虾蟆之流也都归入虫豸类里未免稍杂乱，总之是很不容易的了。其次是他不单是吟咏罢了，还有好些说明，简单地叙述昆虫的形状，而有些虫又是平常不见著录的，儿时在乡间戏弄大抵都见识过，然而《尔雅》不载，《本草》不收，有的简直几千年来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姓名。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间皆物也，而其至纷赜至纤细者莫如昆虫。有有其名而罕觏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于今者，有今之名不符于古者，有同物而异名者，有同名而异物者，分门别类，考究为难。暇日无事，偶拈小题，得诗百馀首，补《尔雅笺疏》之未备，志《齐民要术》所难周，蠕动蜎飞，搜罗殆略尽矣。明识雕虫末技，无当体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尔。”他的意见我觉得很不错，格物致知也说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学家的浮词浪语。所可惜者只是记的太少，若是每种都有注，可以钞成一卷《释虫小记》，那就大有益于格物之学了。
　　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生物的范围很广，无一不可资观察，但是我仿佛偏重虫豸者，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爱好，别无什么大的理由。鳞介沉在水底里，鸟在空中高飞，平常难得遇见，四脚的兽同我们一样的地上走着，我却有点嫌他们笨重，虽然也有鼬类长的像是一条棒，也有象和麒麟的鼻子、脖子那么出奇的长，然而压根儿就是那一副结构，到底也变化不到什么地方去。至于虫豸便十分复杂了，那些样子既然希奇古怪，还有摇身一变以至再变的事情，更有《西游记》的风味，很足以钓住我们非科学家的兴趣。再说儿时的经验里，因为虫豸的常见与好玩，相识最多也最长久， 到后来仍旧有些情分。至于法勃耳（J.H.Fabre）的十卷《昆虫记》所给我们的影响，那或者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可是如今只好附加在这末后了。
　　野马似乎跑得太远一点了。《百廿虫吟》是专咏昆虫的，想叫他负上边所说的那种责任当然不大可能，但是注意到这些虫而且又有这许多，又略有所说明，这是很难得的。讲到诗，咏物照例是七律，照例以故典巧搭为事，如《蝇虎》颈联云：“百年傲骨教谁吊，终古谗人向此投”，是最好的一例，虽然有读者朱批云“激昂感慨”，却总不能令人感到蝇虎之为物，只是蝇与虎的二字的搬弄而已。其小注多可喜，有些昆虫还都未见记载，所以更觉得有意思。如第二十九《算命先生》云：
　　“算命先生亦蜘蛛之属，体圆如豆，足细而长，不能吐丝，好居丛草中及古墙脚下。儿童捕得之，戏摘其足置地上，伸缩逾时方已，谓之算命。俗因名为算命先生，遍查类书无有载是物者。”又第四十二《灰蚱蜢》云：
　　“灰蚱蜢有两种。一种名舂箕，身有斑点，两股如玳瑁，红痕殷然，飞可数步。一种名石蟹，纯褐色，短小精悍，翼端有刺，善跳跃而不能飞，其生最早，踏青时已有之。”《本草纲目》虽有灰蚱蜢一项，但语焉不详，不及此远甚。所云名舂箕的一种，疑是尖头的，越中有尖头蚱蜢，绿色亦有灰色者，小儿执其后足下部，以一手撷其尖头，则颠顿作磬折状，歌云，“我给你梳头，你给我舂米”，俗称之曰舂（读若磉）米郎。第四十六云《棺材头蟋蟀》，无小注而只有诗，词云：
　　“月额红铃几度猜，头衔猜不到棺材。未蒙相国图经载，直讶将军舆榇来。秋草依栖燐影乱，荒坟酬答鬼吟哀。诸君力斗终何益，顾此形模百念灰。”此虫越中多有之，称棺材头蛐蛐，形如普通蟋蟀，头作梅花式，稍前倾，状丑名恶，见者憎且忌，随即打杀，亦不知其能斗否或鸣声如何也。小儿秋间多捕促织玩养，无不知棺材头蛐蛐者，而未见著录。方旭著《虫荟》，其昆虫一卷虽有二百十九种，范寅著《越谚》卷中虽录有牛蜻蛚（俗呼牛唧呤，即油胡卢），亦均未收此虫。又第四十九《赃蜋》注云
　　“蟑蜋见吴府志，而蟑字无考。近阅《谭子雕虫》一书，载行夜俗呼赃蜋，市语谓臭秽之物为赃东西，故恶而名之。形类蚕蛾而瘦，腹背俱赤，光滑似油染，两翅能飞，亦不甚远，喜灯火光，辄夜行。其体甚臭，其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间灶下，聚至千百，凡器物着之俱不堪向迩。能入蜂匣中食蜂蜜罄尽，养蜂者尤忌之。又赃蜋花生阴湿地，长二尺馀，至秋乃花，花开于顶，似凉伞然，瓣末微卷，有长须间之，作深红色，月馀方萎。俗谓供此花能辟赃蜋，然试之亦不甚验。”关于赃蜋，《春在堂随笔》卷八有一条考证颇详，唯此记亦殊有致，末说到赃蜋花也有意思，此即石蒜，日本称之曰死人花、彼岸花、曼殊沙华，亦不知是何缘故也。第一百七《水马》云：
　　“《本草》：水黾亦名水马，长寸许，群行水上，水涸即飞去。《五杂组》：水马逆流而跃，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儿童捕之辄四散奔迸，唯嗜蝇，以发系蝇饵之，则擒抱不脱。一名写字虫，因其急走水面，纵横如直画。《列子》云商蚷驰河，盖谓此也，今我乡呼为水蜘蛛者是。又一种枯瘠如柴杆，贸贸然游行水上。若有知若无知，不知何名。”第百十《虾鳖》云：
　　“水鳖状略似地鳖，其色青，渐老则变为黑，四五月间登陆，坼背化为蝉。虾鳖状如伊威，好寄居长须君颊辅间，臃肿如瘤，与水鳖截然二物，前人类书多误混为一。”又第百十一《水蛆》云：
　　“《蟫史》载水蛆一名蚩虫，生积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长二三分，大如针，夏月浮水面化为蚊。予尝观荷花缸中有红黑二种，尾着于泥，立其身摇曳不休，见人影则缩入泥穴，即水蛆也。俗呼水虱为水蛆，非是。”《虫荟》卷三昆虫类蜎下引《尔雅》云，蜎，蠉。《疏》云，井中小赤虫也，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蟩，又名孑孓。方旭案云：
　　“其身细如缕，长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红色者，生污水中，其性喜浮水，见人则沉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为力，若人无臂状。水缸内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则化豹脚蚊。一种相似而头大尾尖者，名缸虎。”此所说较详细，但与上文《蟫史》相同，也只讲到孑孓而已，所云在荷花缸中立其身摇曳不休的小红虫终于未曾说及。此虫与孑孓及打拳水蛆（即头大尾尖者）在荷缸中都很普通，而比较地尤为儿童所注意，我们如回想儿时事情便可明瞭，钱朋园能够把他记录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可喜的。其他说虾鳖以及那枯瘠如柴杆的水虫也都自有见识，只可惜太少罢了。其实这是很难怪的，不知道有多少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才力都分用在圣道与制艺这两件物事上面，玩物丧志垂为重戒，虽然经部的《诗》与《尔雅》，医家的《本草》，勉强保留一点动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渐成为专门，其平常人染指于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钱君既不做笺疏，又不撰谱录，原只是做咏物诗耳，却加上这好些小记，而且多是别人所未曾说过的事情，那也就大可佩服了。古人评萨坡遗诗云，花朵虽少，俱是蔷薇。比拟或少有不伦，正无妨暂且借用耳。
　　（二十三年七月）
　　
　　（1934年9月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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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厂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胡卢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记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住游，遂购而奉赠启明。”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庳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鲁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鸨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着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果首之象取之。”猫头鹰之被诬千馀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乌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廿三年三月）
　　
　　（1934年4月刊《人间世》1 期，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