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孙立平
这是一个国家缅怀先辈、追溯往事、回忆往昔的光荣与曲折、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时刻，但它同时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一个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理思绪、描绘未来蓝图的机会。这是一个肯定成绩的时刻，也更应该是一个思考未来的时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不仅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还应该积极地以热情与梦想展望前景、规划未来，这也许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做法。
要让我们这个国家在未来的60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里变得更为健康、美好，就需要无数普通民众以清醒的头脑自主地为国家开拓前路。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如何以法制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如何构建现代性的文化与教育，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等等。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我们一起思考，以这样一种冷静而又不失热情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而重大的时刻，为未来寻找新的支点。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个年头的今天，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现实中，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
应当看到，重建权力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某些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复杂化。我们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不时面对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等，大多是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治理能力的要求。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总体性权力。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时候，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无疑是我们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
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尽管社会建设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应当说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会建设的概念往往给人们一种空洞虚幻的感觉。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建设至少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在我国，贫富悬殊已成事实。这个问题不仅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源，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们通常所说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抑制这种势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机制。
要看到，这种状况是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一是退回到过去的再分配经济;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如果退回过去的旧体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那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成为我们惟一的出路。
在我国，经过3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体平等利益表达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公平的利益博弈。换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来实现。其中最首要的，是利益表达以及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会权利的失衡，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失衡。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留下隐患。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
优化社会结构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社会结构的优化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是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我国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二是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二是要保护乃至改善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的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就像要把一个烂泥塘建设成一个水泥底的游泳池，虽然比原来干净、漂亮、卫生、方便了，但是小鱼小虾吃的东西没有了。现在城市中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扩越宽，现代化的设施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在遭到严重破坏。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比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在城市建设的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实上，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层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是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
当我们在今天讨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就出现了“富二代”的说法，最近几年中又出现所谓“穷二代”的说法。而今年的“官二代”则成为一个网上流行的词汇，以形容公职的世袭现象。这提醒我们，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促进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发育
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非常弱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对于社会，过去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但在此之外，其实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但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的发育，相反的趋势也是可能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文章链接：天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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