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行为与仪式行为
──关于民间“体育”的对话(6)
熊迅：现代竞技能否作为一种定型的仪式？以奥运会为例，各个比赛项目的程序大致都符合仪式的程式化、重复性、稳定性的特征；“奥运精神”包含了对人类精神的信心、对英雄的颂扬、对奥运神圣感的确认——和宗教感相距不远；奥运改变了参与者日常生活的状态，甚至改变了数千公里外电视观众的状态（世界杯上英国球迷的疯狂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与《疯狂仙师》雷同的仪式“非常态”状态下的表现）。而游戏大致不能轻易地戴上仪式的标签，轻松随意的游戏随时都在创造其程式，没有宏大的目标和意义，游戏没有强制力来保证本身的继续进行。这样的区别促使我考虑到从仪式的角度来看待竞技和游戏。
邓启耀：球迷在赛场上一旦进入群体性亢奋状态的时候，的确非常像巫术祭祀中着魔、附体的“仙师”，在强大的集体暗示中进入一种迷狂状态。类似仪式性的“非常意识状态”。被我们看作“民间体育”的很多内容，其实原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如哈尼族的秋千架和磨秋杆，本为人神交通的桥梁，以此实现人间和神界的通达。参祭者打转秋和骑磨秋，象征着引领诸神下凡或代言灵媒的升空。现代体育赛场，为了区分日常行为与神圣行为、游戏空间与竞赛空间，也有很多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行为，如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典礼等等。当然这些仪式行为的所指大都和宗教信仰无关，而与国家民族等政治象征联系在一起。
熊迅：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线索。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原始部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巫术、宗教等仪式。以后的研究中仪式的概念逐渐宽泛，虽然特纳坚持认为神秘力量和信仰是仪式的第一结果和终极原因，但很多的学者不再强调仪式的宗教感和神圣性，Boddy Alexander把仪式作为一种展演看待，仪式中的关联改变了日常生活。S.J.Tambiah则认为仪式是文化建构的象征交流系统，有模式化、程序化的言语和行为。总的来说，仪式是程式化的、可重复的、稳定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转换。
陈棉淳：竞技和体育虽然是游戏的转换，但竞技和体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背离运动的初衷，如果其动机转到效果上去，不仅仅是为了玩，而是要升国旗、奏国歌、争金牌、夺名次、拼奖金、要荣誉、抢地位，虽然拓展和升华了游戏的内涵和外延，使其更加丰富和完整，但也在部分程度上异化了游戏的内在目的性，而成为追逐外部利益的一种工具。游戏、竞技和体育的市场化、产业化便是异化的一种形态。
熊迅：考虑到训练的枯燥和艰苦，为了保证持续动力，竞技提供了直接的功利目标。古罗马竞技中的失败者会被处死，在皇帝面前的优胜者获得一大批奖赏，奥运会的获奖者有望得到由通用的黄金铸造的奖牌和背后一大笔广告费。象征性的因素也被纳入到竞技中来，“为国争光”的英雄梦吸引多少的运动员又让多少人不堪重负？竞技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一个通道，底层的孩子最终通过竞技而进入社会的上层。竞技，有时候就是人生的“通过礼仪”，通过竞技，开始不一样的人生。
邓启耀：这个“通过礼仪”比喻得好。运动员挑战极限的拼搏还真像成年仪式中通过“阈限”、获得认同的情景。
熊迅：对于社会，集体性的竞技活动无疑也是一次强化联系的过程，“唱山歌”加强了对歌者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盛会”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全运会加强了各民族的友谊；奥运会则团结了整个人类。涂尔干对仪式功能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用在集体竞技活动的场合。不但如此，竞技活动模仿了人群之间的争斗和冲突，也消解了这种人类内在的矛盾：通过有组织的、象征性的战争，强调了即使有冲突，我们依然和睦的理念。
从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群体的凝聚力来自于群体的清晰的个人角色和严格的社会分层，来自于某些似乎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特征。
如果把竞技作为仪式看待，我们可以发现，竞技有比较严格的角色分工。这样的分工通过空间的设置（如足球场的边线）、视觉符号（如运动员、裁判的服装）、或者不同的称谓（如观众就有为贵宾、专业观众、普通观众、媒体观众等分别）等为每一个参加者规定了清晰的角色和位置。结构不容打乱，越过位置是危险的，所以偶然的观众冲向球场和经常附带的裸奔一样，带有某种“反叛”的内涵。
游戏则没有明确的角色分工，表演者往往就是观赏者，一个游戏中的人往往有很多的角色，他们甚至同时扮演这几种角色。一个玩牌的参与者可能既是东道主（召集者），又是接待员，同时还因为提出一种新的玩法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游戏的奖赏可能是众人艳羡的目光
雷米特杯带来的远远超出了它本身
仪式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关联，在这样的关联中，日常生活被转变到一种特殊的时空状态。竞技的场地安排把人们从生活中多样化的空间带到一个有利于精确比较的空间中。竞技进行的时间内，其他“无关”的事情被中断，比如对交通进行管制。竞争、对比、选择出优胜者是吸引力的焦点，在关键的时刻甚至抑制了呼吸的正常进行。建筑、视觉符号、声音、电子信号被用来构筑实体的和虚拟的比赛空间。甚至在摄影作品中，快门凝固时间的特性也被用来唤起记忆，把观者从日常拉入到非日常的关键时刻中去。
游戏则较少地有转变的特性，游戏本身和生活的时空重叠在一起，甚至本身就是生活。两个少年突然比较起了擦玻璃的速度，这是游戏或生活？妈妈快活地观赏孩子们的小小争斗，她是以母亲的眼光还是观众的眼光欣赏？
竞技严格地区分空间，如上面所提及，竞技为达成精确比较的目的而确定空间。场上和场下的转换往往有规定的时间范围和程序。运动场的设计就是建立在场上和场下的区分之上；民间的竞技活动虽然很多没有一条真实的界限，但仍然有同样的区分，同样需要转换的程序。在斗鸡与斗羊的照片中，画面的中心是布勒松似的“决定性瞬间”——羊和鸡高高跃起，在运动的最高点以对称的轮廓凸显出来。在主体和围观的人群之间漫长的距离来保证场地的空间，这个空间如此之大，以至于让我担心照片上的人们是否能看到动物们的细节和判断它们的状态。
在很多传统民俗节日的活动中，场上与场下并无什么区别。如壮族在三月三的对山歌也有很强的对抗性存在，但这时观众和对歌者是一体的，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加入到对答的游戏中去。但对民间活动的“组织”经常要建立其场上与场下的区分，连观众也要拉开层次。为了保障区分的稳定，警察、联防队、治安员这样的暴力机构也开始介入进来——在游戏中的人们被拉开的空间中、在场上和场下的区分中开始有了结构的影子。
我们注意到，照片作者也在地用广角镜头强化了这样的空间区分，除了技术性的原因之外（如长焦镜头要离被摄物足够远，在人群中容易被挡住等），背后的原因是“强调主体”的需要，如何把主体从背景中凸现出来是大多数摄影者经常考虑的问题。然而，在强化主体和虚化背景的时候，摄影者把区分的观念也附加在照片上了。镜头代表着权力，继“组织者”之后，视觉形象通过传播者的工作再次强化了这样的区分和对立。——结构再一次在照片中显影。
游戏中的“场上”，小小观众也忍不住爬上去
运动会的“场上”有严格的限制
邓启耀：你谈到的“场上”“场下”的问题，引发我的一个联想：身体的游戏和运动可以明确“在场”与否的关系，虚拟的游戏如何“在场”？比如联网游戏的那种身体不在场的“在场”状态又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打个岔，谈谈网络游戏？
邓圆也：网络游戏中的行为是不被身体所承载的行为，没有人看到脸或者举止，没有热乎乎的体温，只有附体在网络中的游魂。不负责和任性使人像个顽劣的雀斑红发男孩儿一样，在无人的花园玩弄死小麻雀。所以网络游戏很多都是杀人游戏，隐匿了身体也逃逸了良知，只有残酷、狡诈才能赢，竞技、对抗和争斗超越了游戏。但身体虽然是隐匿的，却并不等于消失。身体似乎不在场，灵魂或这个人的本性肯定在场。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只是浮现的气泡，只要我们能潜水，就会看到藏在黑暗深海里的是美人鱼还是大丑怪鱼！
邓启耀：游戏这种来自日常又超越于日常的行为，在网络世界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网络空间是一种区别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网络游戏是一种区别于日常行为的幻化行为，或者它是否可以看作日常状态中的非日常行为？但正如你所说：身体虽然是隐匿的，却并不等于消失，人性中的多面性在网络中暴露无遗。脱离身体的活动和虚拟身体的行为，已经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某种生存状态。身体感的消解、隐藏和变形，甚至关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游戏、竞技的界定，都可能成为新的议论话题。
冯飞：现在流行的一种叫“电子竞技”的体育项目。话说N年以前，当电子游戏还被认为是“电子海洛因”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电子竞技”这一说法的，更不可能把“打游戏”看成是一种体育比赛项目。然而到了今天，“电子竞技”被提了出来而且还被人们所接受。代表着中国的电子竞技选手也在世界电子竞技比赛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真是不知道，一样东西，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取得在一种文化下的认同呢？
邓启耀：“打游戏”被列为体育比赛项目啦？是“民间体育”还是官办体育？从“代表中国”这些字样看，似乎是国家行为。才几年，电子游戏这种曾经被视为“电子海洛因”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认可的日常状态，进入“结构”，进而升格为可以为国争光的仪式行为了。
让我们把话头再收回来。刚才熊迅多次谈到“结构”问题，能否再接着谈谈？
2008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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