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西部宗教的行为及其社会样态

陈昌文 李丹

内容摘要：本文是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心理与社会情绪调查”的归纳报告。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宗教行为的表现方式与信仰及其地理环境、心理结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民族宗教的多元文化与现代发展仍然是一种彼此渗透，相互刺激，同时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协变过程。

关键词：西部民族宗教/信仰行为/社会发展

　　西部宗教的信仰背景和表现方式如何？西部民族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有何种关系？本课题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来设计、申报并完成的。
　　
      一、“多因互动”的研究设计

　　由于我们所面临的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势必把视野扩大到西部社会的地理、物质背景中，并深入不同层次信教者，了解其宗教行为与经济、政治、教育及其制度背景的关系。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概括性结构，来克服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双重困难。我们试图建立的这种“多因互动”的理论框架，是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宗教的一种整合性框架。我们希望从中发展出一套目前国内西部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模式，以便达到既能将假设和方法操作化，又能将实证资料和调查结果概括化的目的。按其信仰文化的相似性，在调查中发现：结构这些不同文化的种群，至少具有以下四种人与环境的结构范畴，即地理环境、心理结构、社会结构、行为结构。
　　1. 地理环境：西部大开发将西部的地域定义为十二省（区、市）分别是：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占国土面积71.5%，人口占28.7%.西部少数民族宗教中不仅包括两大世界宗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基督教、天主教、道教，更多的是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南方少数民族宗教。西部陆地边疆线漫长，是中国传统称为边疆的地区。西部多种宗教并存，宗教氛围浓厚，这实际是地理限制所导致的文化选择。西部民族宗教的多元化是根植于西部的地理多元化和社会形态多元化。
　　2. 心理结构：在我们这里被界定为两个方面：1、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行为的日常分布，所占的日常时间以及生活资源付出比例和发生的频率；2、行为的倾向性，对自然、社会形成的亲和、回避、攻击三大行为倾向的构成。假设宗教规则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机构，影响和规定了社会结构的善恶分离，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宗教社会倾向，正在受到日益复杂的社会法则的挑战。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和传媒提供的多元楷模正在对西部宗教的心理稳定性构成冲击和威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中上阶层的宗教行为与传统农牧环境下贫困农民发生的宗教行为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可能预示着该宗教未来变化的倾向即更多的政治诉求发生在贫困阶层。
　　3. 行为结构：从大中城市到广大农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所在的农牧区其文化形态是二元文化并存，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信教行为在西部的心目中不仅占据了相当的时间，也占据了家庭部份经济开支。由于宗教仪式与民族，民俗紧密联系，在各民族节假日、婚丧嫁取、生老病死及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事实上起到了社区公共组织，人际交流和情感表达的枢纽作用。可以说宗教行为及其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与其外部宗教物质符号，外部环境共同结构出具有高度本土化特色的西部社会特征。
　　4. 社会结构：宗教行为仍是西部农牧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表象。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技术理性缺乏发展空间，制度成本极高，所以精神的闲暇就被社会表情的宗教文化所替代，社会组织也相应地由宗教权威所替代。社会符号系统由共时性最强的民族宗教符号结构起来。所以，宗教的信仰结构经过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筛选，事实上泛化为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就成为宗教学习的基本模式。所以在文盲众多的西部农牧区，宗教的学习和传播就是通过社会模仿和社会比较进行的。宗教所包容的伦理、道德仍然是这些社区最坚实的神圣化支点。
　　在以上四个要素中，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心理结构，而心理结构直接决定了信众的行为结构，既而决定社会结构，而反过来社会结构又进一步规范行为结构，并通过日常行为又强化心理结构。基于以上的研究设计的理论框架，提出基本假设
　　1. 补偿说：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从个体角度讲，最明显的是心理慰藉。也有心理学有称之为“幻想补偿功能”。[1]西部宗教的主要功能对群体而言是公共组织，民族心理归属。宗教主要为西部地区的贫困和文化孤独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缺失提供精神与社会关系补偿。
　　2. 自然社会假设：地广人稀，交通通讯落后及贫困的物质状态使西部宗教分布地区人口依赖社区生产，生活的乡土自然资源和家族势力长期发展，形成了宗教本土化的基本机制。
　　3. 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实质是体制歪曲与文化心理的抗拒作用所致。
　　调查设计：本课题按西部宗教分布的板块性特征，分为三大块状，西北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及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共抽样4种宗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东巴教、毕摩教），样本点共14个，其中藏传佛教分为边缘藏区和核心藏区，边缘藏区抽取了一个城镇，一个农区乡，两个牧区乡，核心藏区抽取了一个城镇，一个牧区乡，伊斯兰教地区在新疆抽取了一市一乡，在甘肃抽取了一镇一乡，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在云南抽取了一镇一乡，在凉山州抽取了一镇一乡。尽量考虑分层抽样并和有典型意义的随机抽样相结合在每个样本点抽取50户作为调查样本。
　　课题组于2002年7月~2003年8月完成了样本点调查工作，也大致同步完成了资料整理，形成了归纳判断和数据库，并对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和扩展，并成文。于2003年9月底，已形成60多万字的初稿，并收集31000多幅图片，20盘录音带，30盘录像带。
　　研究方法：入户主题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并辅之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对4种亚文化进行初测，将问卷译成4种少数民族语言，并得出了初测报告。这三种方法主要对宗教传袭、体验、仪式、经济投入及家庭背景进行调查，确定不同的分层样本对宗教刺激的反应程度、信仰认知程度、宗教行为主要表现种类和样态以及宗教现象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影响和关联。
　　此外，还对宗教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主要选择在现在的宗教活动中使用频率最高，信众熟悉程度最高的宗教经典文本。依据此原则，分别抽取了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藏传佛教的《金刚经》及藏区本土文化巨著《格撒尔王》，东巴教的《崇搬图》，毕摩教的《洁净经》，对其要义进行解读，分析主题，了解样本宗教的集体心理结构和主导价值倾向，鉴别出宗教中的要素结构成的民族心理结构。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宗教文本中的精神结构的投射与宗教行为结构及宗教社会结构有密切互动关系。宗教文本中的主导价值与神学结构直接影响宗教行为和信众的社会观，既而影响现实社会结构。
　　权威评估法：寻找和界定样本点最有本土信息发言资格的三类代表人物及教内权威人士，地方专家，党政主管领导，就同一调查主题进行客观估计，定性描绘，并对各自的态度进行比较，尤其是对宗教行为的发生频率，分布状态及其与社会情绪的关系进行经验判断。我们深信由土生土长的当地权威就当地问题所做的发言以任何自然观察都更能贴近本土问题的实质。
　　图像分析：对有关生活情景、公共社区、宗教仪式、民俗歌舞，乃至调查期间的互动关系进拍摄，通过现场图片，能提供最真实的感受，图像包涵着主题调查者，意想不到的结构特征和深度意义。
　　
      二、调查归纳结果

　　（一）西部宗教共性：
　　宗教的虔信程度与现代要素呈反比。一般来说宗教虔信程度从城镇一农区一牧区依次递减。许多进入现代中上层职业的少数民族人物也有较普遍的宗教皈依和依恋现象，这是在交流文化中进行比较所产生的弱势感进而产生的防御机制。这部分信众虽具有较大的主流文化影响，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故对本土宗教信仰影响不大。
　　宗教权威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事实上在西部信教地区，神职人员的社会声望一般不低于当地党政于部，甚至高于党政于部和文化权威的声望，在信教群众中有较强的认同感。
　　宗教认知与信仰虔诚度呈反比。信仰行为最虔诚，频率最高的普通信众的宗教认知程度极低，信众普遍对自己信仰的宗教的教义认知程度低，宗教信仰主要是通过模仿，群体暗示，感染等心理机制加强。宗教虔信度最高的大都是当地的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贫困人口等。在城镇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宗教仪式行为显著减少，但仍有较强的宗教民族认同及宗教政治诉求，对宗教阐释趋人生哲理化。信教的地区大都接受国家制度的安排和适度干预，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宗教的宽容和在公共事业方面老百姓直接受益程度。信众的宗教认知和政治认知较低，卷入宗教政治事件的信众多半出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状态的比较性不满。现代传媒在西部的逐步普及已经使当地人所享有的公共信息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比较的范围从邻里到地区，阶层、国家乃至全球。社会比较心理的空间扩张导致西部地区青壮年的社会选择，社会行为的多元化，同时比较性的社会不满普遍增加。传统宗教的宿命论仍是克服社会不满最有效的麻醉剂。总的说来宗教信仰与社会越轨行为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贫困，受教育程度高相关。
　　西部宗教仍具有强大公共组织力。事实上经过改土归流以来，中央政府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干预已使各种宗教组织基本丧失其独立性，缺乏跨地区有组织的宗教交流，信众对宗教组织的要求不高，但是宗教神职人员为了执行必要的教规或者产生别外的社会功利需求，大都有组织扩张的潜在需求，西北伊斯兰教每天5次功课的戒律仍深入人心。可以说西部信众认同最高是宗教戒律，公共组织活动最普遍的组织者是庞大的宗教戒律。
　　宗教民俗和仪式是整合与表达社会情绪的主要工具。西部宗教与民族，民俗紧密相关的社会表情手段非常丰富，喜、怒、哀、乐仪成功，群众化。公共礼仪化的表情手段常常能引起社区共鸣，已成为民族和宗教认同有力的情感粘合剂。敬畏、欢乐、倾诉、祈祷是西部情感仪式化主题，这些情绪生活主要支撑民族艺术和审美特征，既而泛化为对其它文明审美特征的产生距离感。
　　货币化贫困。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众可支配的货币很少，经济收入和支出一般不以货币计算，而以实物—主要是动物计算，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却无法与现代社会发生交换，造成西部民族地区普遍货币化贫困。所以大都数家庭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经费，从而使下一代发展受到阻碍，使这种贫困凝固化。这种向自然社会的倒退拉大了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心理差距，也成为西部宗教生长的社会原因。
　　制度扶持失效。国家长期以来对民族地区都有较大投入，但由于城镇庞大的行政的逐级耗费和衰减，对民族地区公共事业的投入在乡一级基本断裂，加上西部民族地区交通、通讯困难，基层政权的人、财、物相对虚弱，很难管理辽阔的西部民族地区，更不可能给贫困的农牧民提供经济发展导向和公共事业的直接支持，所以，在穷乡僻壤的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仍是主要文化依托方式，因为参与宗教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而由于条件所限，事实上也别无选择。
　　（二）各样本宗教差异及特殊的社会含义：
　　1. 南方少数民族宗教（主要指东巴教，毕摩教）维系的社会群体在地域、政治、经济上都没有独立性，组织化程度较低，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和旅游产业的市场化开发，其主要问题是被现代化冲击的危机，我们估计在最近20年间，南方少数民族宗教如无制度设计抢救措施将丧失本土生存生长的全部根基，成为旅游观光产品和博物馆陈列物，其原因在于这些宗教已经没有当地自然生长，延续，发展的神职体制，同时更没有养活这种神职体制的教产，如东巴教和毕摩教在其传统上没有专职神职人员和独立自养能力的寺院。
　　2. 藏传佛教区域因其独特的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极其独特的，虔诚度高的藏传佛教、节俭、抑制各种物质欲望的严格戒律，而且使藏佛充分适应了仅能维持最低物质生活状态的西藏农牧业。禁欲伦理，图腾崇拜使这些民风有效的保护了当地脆弱生态环境，由于现代化在西藏成本极高难以形成密集人口的地理条件，西藏目前进行的点式开发仍然为漫长的交通联系及自然灾害付出巨大成本，而按资本的市场规律，在这个地区做现代项目是很难维持其市场竞争力的，作为长江黄河的上游，天保工程虽然英明，但对当地家庭而言，限制和丧失生活资料将威胁藏族社会下一代的就业出路，藏区民众本土情绪很强，改变自身生活方式需求不高，藏佛具有极高信仰率90%以上，对宗教捐赠占家庭5—30%不等，穷困的藏民已达恩格尔系最低线，达赖和班禅仍是广大信众声望最高公共领袖，但已顺从国家干部领导，在富起来藏民，家庭装饰中的宗教投入也占家庭固定资产的1/3左右，藏区信众流往内地的人极少。缺乏现代工业技化，是藏族民众进行产业转移最大障碍。
　　宗教权威与财富高度相关。宗教产业化，功利化，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来源，当地活佛常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国外去招弟子，拉赞助，然后用于当地发展，这样就增强了其在当地的权威性和群众的认同感。所以，在藏区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声望、经济、公众动原普遍比党政干部高，如无限制神职人员确有政教合一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加上达赖集团的影响，容易卷入宗教政治事件中。藏传佛教教理的神秘性使普通民众难以认识其教义精髓，仅仅停留在偶像崇拜上，对神和宗教领秀的崇拜在藏传佛教仪式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加上神职等级较为完备，距离汉文化和其它文化差距极大，在藏区形成了在全球都自成体系的信仰状态；藏传佛教信仰以文化民族认同为主要存在方式，但职业和日常生活与内陆趋同，所以说在藏区宗教与现代是明显并存的。
　　3. 伊斯兰教地区：在中国西部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并渗透在内陆各地，可以说是中国分布最广，信众最多的宗教。在西北地区信众主要集中在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甘肃、宁夏（以回族为主）等地。回族的民族特征和人类学特征与汉族区别不大，再加上回族的渗透性分布，已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大家庭，回族宗教问题主要与地方宗教政策执行不当有密切关系，但基本没有政治诉求。而800多万的维吾尔族相对集中在南疆，苏欧剧变后，民族分裂主义从境外向境内转移，由于维吾尔族在境外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国家，而新疆其它少数民族在境外几乎都有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三点使之成为新疆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焦点问题，致使90年代初发生三次较大的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宗教的政治骚动。1997年后，中国政府对治理新疆宗教问题实行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即一方面充分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大力兴建清真寺，办经文学校培训神职人员，一方面控制神职体系，对神职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考核，并使其在经义讲解中起到宣传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由于在讲经时任何不信教者（包括党政官员）一律不得进入，这层隔膜将国家力量阻隔在外，所以通过培养爱国的神职人员能使宗教制度和国家制度进行有效的双适应。这种政策使2000年至今新疆宗教格局稳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我们的调查发现：
　　①维吾尔族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全国，都处在发展的低端。南疆贪济，缺水的土地对交叉移民很困难。在国家人事组织制度内，一维一汉的配置方式加剧党政二元结构的协调困难。在城镇和农牧区中，汉族和维吾尔族心理文化隔骇较大，尤其是境外40多个民族分裂组织的存在，始终威胁这些地区的稳定。
　　②《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社会政治组织的神圣文本，加之这些组织长期在沙漠，旷野等人迹稀少的地区发展起来，伊斯兰教对国家政治始必敏感，也容易引起与国家法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在西北地区，信众每天5次的功课，是其它组织不具有的公共凝聚力，致使西北宗教社会看起来像一个有进攻性的政治组织。其实，广大农牧民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所以我们判断在西北地区尤其需要严格界定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区别，不能将社会经济问题通过民族宗教泛化为政治问题，更不能将社会经济问题倒推为民族宗教问题，从而在制度上引起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新疆建设兵团近斯采用的股份制改革，吸纳资源所在地作为产权和职业参予者，较好地平息了民族矛盾。对宗教神职人员控制性地选拔和培训，对《古兰经》阐释和讲解进行爱国约束，同时对其信仰行为进行尊重和保护。从目前看来，仍是稳定西北最重要的政治经验，我们发现，近两年来雨水正在使西北荒漠变绿，只要有水网，交通网新疆就会成为中国未来合理分布的广阔疆土，如何在基础建设上优先保证西北投入，其现代化成本肯定低于西藏，从中收获的政治，社会利益无法估量。为了西北的长治久安，甚至可以考虑迁都新疆的大设想，大构架，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对策建议

　　1制度建设。为了西部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应尽快进行体制的自我改进。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力缩减体制耗费，对西部民族地区不能实行人管人，应把消耗财政的城镇人转化为资本和技术的代表或者转化为纳税人和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本土产权和职业参与是西部大开发真正实现民族统一的法宝。所以应再造西部城镇的造血功能，摆脱半个世纪来的输血财政，把现在过多的吃财政饭的人，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人。这部分人口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背景能够使他们在藏区成为资本和技术的先导，把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消耗财政转变为就业雇主和纳税人。而由此所节约的财政可以通过公民福利卡的形式直接地、公开地提供给广大农牧民，使他们中的先行者又进入资本和技术的市场。这项举措虽然有阵痛风险，但如不解决，后患无穷。同时在制度身份上淡化民族身份与民族符号，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在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中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类发展三大目标应同时并进，不可偏废一方，这是制度创新和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
　　2审视和修正千百年来的边疆概念和治边政治。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和技术的跨国际流动非常频繁，国与国的制度比较标准不是军事力量而是民众的富裕和自由平等状况。边疆少数民族的特定称呼是一种过去式的负担。苏欧民族分裂曾波及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这一事实说明社会制度的稳定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制度的认同和文化认同需要日常生活物质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基本经验。如果公民平等身份还受着边疆政治的影响，就得调整外交政策。现在对西部开发的生态保护，既是还债，又是让西部人付出惨痛代价的阵痛期。以往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持，通过老体制之手无法真正到达西部基层。所以如何将过去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心向边境转移迁徙，使之不仅成为西部区域中心，也成为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的中心，建立类似于深圳地区的边境特区势在必行。国家财政应对西部的水网和路网大力投入。事实上由于中华民族人口众多，目前这种趋于爆炸性的地理分布状态迟早都会重新均衡，从而使西部尽快成为可居住环境。
　　3宗教行为的立法界定。制度和行政都应清晰界定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五大人为概念的界限。其中任一问题都不能随意扩散为其他四大问题。所以宗教立法势在必行，立法的前提是科学研究而非制度内具有角色限制的定性研究。宗教信仰不仅应当从公共问题中分离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信仰自由，与此密切相关的仪式，传袭，财富交换，无不涉及宗教制度，所以应有明确的国家法制规范。宗教从来就不是与民族重叠，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之一。同时宗教都不会与现代职业道德发生冲突，而已退为个人隐私和选择。当然在56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也的得用汉族的历史经验说服仍然将民族、宗教捆绑在一起的公民们，如果100年前汉族依然坚持留长辫子，裹小脚，坚持从儒的传统不放，就没有100多年的文明更新；如果20年前我们抱定信仰不放，也没有现在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使民众什么都不信，只剩下对金钱的信仰，将一切欲望归纳为发财欲望，形成一种近似疯狂的竞争格局。但决不能依此经验就将宗教贬低，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起飞和频繁变革都不是常规现象。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目标还是适应可持续发展；在制度建设方面建立尽可能公平的制度规则。宗教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精神是对契约化社会的填补。50年后，我国中产阶级将占90%以上，吃饱穿暖工作之余，宗教、艺术、娱乐以及在多元文化中的角色转换成为工作的第一需要。宗教伦理与职业道德分别负责上下班生活。在中国现在这种过度时期保留多元文化的宗教，对现在是对镇静剂，对未来也是必要的。

作者简介：

陈昌文：四川大学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
李丹：四川大学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2001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罗纳德·L ·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Abrams，D.（1992），Process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Break well，G.N.（ed）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the self concept，London ；SurreyUniversity Press.
3.  Starbuck，E.（1914），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4th ）London：WalterScott.
4. 马林诺夫斯基（1987），《文化论》，中译本，北京：中国民族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Turner，J.C.（1982），Towards a cognitive redefinition of social group，in Tajfei ，H.，（ed）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6. 杨宜音（1995）“略论宗教崇拜的情绪体验”，《社会心理研究》1995年第3期
7. Starbuck，E.（1914），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4th ）London：WalterScott ，
8. 《宗教心理学》，德·莫·乌格里诺维奇，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9. 《2001年调研报告》（内部报告），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2001年。
10. 《四川藏区的开发之路》，冉光荣、欧泽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 《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王洛林、朱玲主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9-22 22: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