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危机与母语的不可替代性
陈家琪
人生在世，除去生老病死，总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从小到老，哪怕身体中一切可替换的器官都替换了，自己也变得认不出自己，但依旧还是自己。哲学上把这叫“自我认同”。
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
现代社会，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因为时间、空间可以分离——现代媒体往往会使我们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一个人既失去自信也失去信任。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自我认同”就意味着“我”必须满足“我自己”内在的连贯性要求：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小时候的“我”是“我”，现在的“我”还是“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自信自己所具有的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自信是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指的是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如果说自信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支撑这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能力的话，信任就是能作出别人也具有这种能力的判断与决定;如果说自信靠的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信任则必须完成一种超越，即在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与决定。过去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或这些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但我依旧能作出某种判断与决定，就如我对我自己有着某种自信一样。这些话说起来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诸如此类的自信与信任问题。“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自信。去银行、去商场，与人交谈，特别在他乡遇故交，或在外国遇到本国的人，我们都必须作出是否信任的决定，一般来说，这种决定都是自然而然或在下意识中完成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自信与信任上面临空前的考验，屡屡上当受骗，加上各种类似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警告，我们不但对他人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也对自己是否还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失去了自信。一方面，这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即当我们走出原来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后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即“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出了问题。
我们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母语问题的。
母语是我们的世界
我把母语定义为一种与生俱来的适应环境的先天能力。这里所说的“先天”，是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天生就具有接收、吸收、学习、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人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就能完全表现出来，否则，我们就说这个人具有某种先天的缺陷。语言符号是什么?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码，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各种象征、情感、记忆，承载着他们对起源、目的、价值的共同想象。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一种信息的传播，它靠的就是语言符号的传播，或者说，正是语言符号使文化成为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符号就是文化，就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这里所说的“环境”，指的就是语言的环境、文化的环境。
我们之所以说儿童有自己的世界，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语言符号发明了一个为他们所喜爱的世界，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只为他们所拥有的世界中。我们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就需理解他们的语言符号，他们的语言符号中有着他们的象征、情感、记忆，通过这些符号唤起他们对起源、目的、价值的想象。我们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想象，大了以后就忘记了，因为世界是不断被发明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于另一个不同世界的想象，现在的孩子就是对相同的语言符号也有着与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各种生命都在摹写自己的世界，环境就是一个被摹写了的，从而也就熟悉了的世界。西语主要靠的是声音的传达，我们则主要靠的是汉字的象形，即《周易》中所谓的“观象以制器”。先观象，再制器，然后再以器表意，慢慢使其意取决于上下文而不是其最初所观之象。一种生命如果与环境不相适应，这种生命就会灭亡;一种语言如果失去了在这种环境中的表意功能，这种语言也就会灭亡。母语就是我们最初摹写世界的工具，慢慢地，母语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另一国家的公民，也会运用另一种语言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但他最初用于摹写世界的母语总是不能忘怀的，因为正是母语给了一个凝聚着他的情感与想象的世界，使他有了与世界最初的适应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国家的公民，但“祖国”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正如“母语”也是不可替代的一样。母语就是一个人在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
母语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如果说母语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密码，那么它在使我们熟悉了自己的环境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走不出自己为自己挖掘的“文化洞穴”。在这一意义上，掌握更多的语言，接收更多的文化信息，从而能适应更多的环境总是一件有益的事。任何语言都既有形式上(句法上)的要求，也有内容上(判断框架上)的要求。形式上的要求有如组合玩具，变化万端，但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上的要求就是依据一些基本的价值框架进行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作出这样的判断才能与环境一致(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自信与信任)，其最为基本的依据建立在“我们想过怎样的生活”、“怎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才能”上。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如何避免痛苦”与“怎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维护个人的尊严”也是判断内容上的基本框架。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依据这样一些框架在判断中获得的。
回到母语，亲近母语，强化母语教学，说到底是要重树我们的自信与信任。母语的不可替代性，说到底，指的就是古老传统中的语义学潜能的不可替代性。只有我们才知道具体到一个字、一个符号、一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读了上万首唐诗，写出《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国著名汉学家Stephen Owen，用他妻子田晓菲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他十分有学问，懂得很多中国人都不懂得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十分无知，普通中国人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他却频频出错”，原因就在于汉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如果你通晓多种语言，对哪一种语言(特别是方言)的日常用法，对其语义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暗示有着大众化的领悟，那么就只有那种语言才是你真正的母语。
当我们真切感受到自信与信任的危机时，也就应该感受到了母语的危机。教育的最高理念就是使母语中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码”不断隐喻性地成为我们共享的价值判断框架。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哲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8-4 15:3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