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为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三届年会而作[①]


周勤如

    音乐评论必须依据一定的尺度，即标准，否则便无从判断。但取决于自身的学术立场、观念、素养和人格，不同的评论者往往采取不同的标准。这是主观的选择，不是客观的必然。多元语境本质上是排斥甚至否定统一标准的，否则不成其为“多元”。所以，评论一定会有标准，但既非客观亦不能统一。这，至少从表层或阶段上看是如此。

    人类从有史以来就是多元的：多元的人种族群、多元的语言文化、多元的社会制度、多元的经济发展，等等。即使在某种“舆论一律”的历史时期，思想也绝非一元，只不过“多元”是潜流，非正统思想被看成异端邪说，没有容身之地。目前，多元化的世界观成为时代的特征，其积极作用是使各种思想，包括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圈的思想、相互对立的思想、甚或反动无聊的思想，理论上说都有充分发展的空间，自由竞争，不受压制。但伪学术（或叫做“泡沫”学术）、诡辩论和极端主义思潮也趁机泛滥并已经在相当范围内造成了真理的解构和人性的异化。而且，由于法律保护，多数人对一些敏感话题不但不能贸然批评，在公开场合下还要注意语言禁忌，否则就可能官司缠身。据笔者观察，这是一种东西方对发源于19世纪德奥的激进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基于自身需要选择上的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极端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激进思潮的泛滥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将比被视若洪水猛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实验更加深远，只是时间未到，很多人还沉迷其中看不出来。笔者在2000年底与作家阿城的一次对话就是谈这个问题。[②] 作为音乐评论家，对这些当代人文大背景中的正反面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这特别表现在蕴藏于人民心底的传统基因仍旧在新时代起着积极的作用，也表现在国家在维持思想和谐宽松的局面中不失对舆论的制导作用。但对西方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模仿性引进和自身文化糟粕的泛起也是不争之事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精英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立场、观念、素养、人格和语言上与老一辈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面对这种现实，许多人表现出不适应和焦虑。

    所谓“不适应”，就是对突如其来的多元音乐文化现象难以容忍，而企图寻找“多元语境下的客观标准”以求整合。这是抽刀断水，徒劳无益。试想：当两个人的方向、目的、利益和手段根本不同的时候，设定“客观标准”还有什么意义？在多元语境下，除了运用行政权威去节制某些歪风或规范某种行业行为之外，作为个人，谁有能力去约束谁？在这方面，一个音乐圈内尽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卞祖善与谭盾在电视转播现场对话不欢而散的故事。谭盾拂袖而去时说了一句话：“不在一个水平上面是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③] 这一语道破了“道不同不可为谋”的现实，有点残酷，但别无选择。笔者根据对谭盾的了解，认为他并非恃才自傲，贬低长者。他所说的“水平”就是不同的语境，言外之意可能是：卞老师，您要说的我都懂，但如今的世界不是这个“玩法”，用您那套玩不转，跟您对话没有意义。可见，双方不在一个语境，没有交集点，就不能对话。

    对当前多元语境的现状“忧心如焚”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赵宋光先生有一篇短文，很具有代表性。针对音乐学术中的“异化解构狂潮”和“经典传承断裂”，赵老疾呼“观念的冲突已经到了白刃相见的地步”而理论界却“失语自闭”。[④] 笔者在网上也看到过“音乐评论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之类的疑问。失语自闭和自我否定归根到底都是对多元语境不适应的反映，包括心理上的不适应和能力上的不适应。当上层建筑领域突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之后，表现得最活跃的自然是那些过去是潜流或者空白的所谓“新潮”和那些由商业集团制作推销的娱乐文化。而“往日有政治路线可以依托壮胆”的正统理论家们由于先天的不足而不能在新环境下继续发展，“一个个悄然收兵了”[⑤] 也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惜。金与沙比，从来都是金少沙多；道与魔较，并非总是小说般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现实中，可能是魔高十尺、道高一丈；也可能是魔高十丈、道高一尺；更麻烦的是孰道孰魔、难解难分。在多元语境下，适者生存、强者发展。这是从进化的漫长总体看，而不是说任何阶段的任何“生存”和“发展”都一定对，都一定合理。“存在就是合理”是20世纪泛起的伪命题之一，是一条为并不合理的极端主义争夺生存权和话语权的“霸王鞭”，其自身理论上的非合理性、虚伪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斩钉截铁的箴言语势很能迷惑人。支持这种论调的方法论是归纳法而不是分析法，即罗列一堆诸如苍蝇蚊子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事实以偏概全。但真理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试问：日趋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失调是合理的吗？恐怖主义行为是合理的吗？所以，“存在皆有因果，但非一定合理”才是符合人类智慧水平的真命题，才能启迪人们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语境”属于上层建筑。所谓“多元语境”，不过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潮流在文化思想层面的反映。中国人常常用“凶”修饰“恶”、在“伪”后加“善”，就是说“恶”必来势汹汹、不择手段，“伪”必乔装打扮、貌似正统，两者都很难斗，所以在一定阶段会表现为“适”者或者“强”者得到“发展”。在竞争中，不适者、不强者肯定不能生存和发展，也显而易见。没有这个认识和心理准备，很难当一个真正的评论家。多元语境对所有人提供的活动平台都是均等的，问题仅在于参与者“道行”的高低。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因而气馁。这是个如何面对现实作选择的问题。哥白尼说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他有话语权吗？[⑥] 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凡四十年，准备死后发表，还不是因为没有话语权吗？但这都不能阻止他们坚持真理的意愿，而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由于坚不可摧，最终得到剥夺他们话语权的一方承认。可见，关键在于说的话是不是真理。因此，音乐评论要想对推动音乐发展起作用，唯有自强，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以探寻真理，舍此别无他途。

文章已经刊发于《音乐研究》杂志2009年第2期（3月15日出版）

英古阿格

客观标准与客观性的差别在于，后者是一种方法论而非标准。标准是主观设定的，而方法只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两类，不是任意的。多元语境下的各种流派，无论其立场观念如何，都必须承认科学方法这个底线。这个方法不是简单化地套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是非好坏，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这样，无论赞扬或批评都可能一语中的、步步到位、令被评论者和读者都心服口服，也就可能产生效益，进而建立起评论者的威信，或者说强势。多元语境下的评论界并非一定“失语自闭”。跨语境的交锋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必须有交集点。这个交集点不是单方面设定的“标准”，而是客观分析。如果大家尊重分析的结论，达到共识，则为同道，可以继续讨论；否则，死不认账，或心服口不服，只能分道扬镳。

    坚持音乐评论的客观性也是对评论者的挑战和考验。不要小看“客观性”这三个字，能不能坚守这个原则是对评论者人格、能力和胆识的试金石，也是对音乐评论学风是否异化的试金石。须知：评论者评论别人，而读者也在评判评论者。评论有不同的领域和分支，形式也可以多样化，但其本质和中坚应当是分辨是非、坚持真理、倡导学术正气。评论一旦沦为“捧论”，它自身也就异化了。

    恪守评论客观性的难点在于如何做到判断适度，这需要眼力。对评论对象要反复研究透，还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做纵横比较。中国人历来主张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看问题，这大体上是对的。但这个成语式的概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分”这个关键。如果我们说事物是“一分为三”的，即“正”、“负”和“零”，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对事物的度量。[⑦] 零位虽然无值，却是界定正、负值的关键，并非不存在。抓不住零位，人就糊涂。在零位上犹疑不定，人就缺乏定力。在零位上人云亦云，人就不会独立思考。只有把自己历练到能够准确地把握零位，才能对复杂纷纭的现象洞若观火、透视肌理，才能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评论家。至于如何确定零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取得对评论对象的全方位参数，包括纵横对比的参数来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而论。理论上说，假设正、负为0至100的整数，0为负端，100为正端，只要有充分的分析作依据，零位取1至99都是可能的（当然越接近0或100就越倾向于极端），但取0或100就要慎重，因为那就是极端主义。而诡辩就是在1与0或者99与100之间以偷换或混淆概念的方式打“擦边球”。比如，约翰·凯奇的实验音乐就是以“一切声音和无声音都是音乐”这个诡辩命题来否定音乐的。这是直截了当地以0值为零位的例子，比较容易辨识。[⑧] 而“行为艺术”则是在概念上打“擦边球”。从大量的行为艺术实例看，其荒诞无聊一目了然，但从理论上很难批驳。原因在于“艺术”这个概念比较宽泛，除了“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即“艺术高于生活真实而非生活真实”这个狭义的理解之外，人们也把建筑、服装、烹调、家具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设计泛称为艺术，甚至生活方式本身也称为“生活艺术”。而“行为”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如果指“一般人的日常行为”，就显然不能与艺术挂钩。但如果像某学院的学生用裹着白布的女孩子的头发写墨笔字，人们也得承认这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艺术化行为，幼稚，却必须容许他们实验，因为他们把极限设在99。至于这种把西方先锋派三十年前玩剩下的把戏搬到中国再玩一遍的“艺术”活动有什么价值，是否可以称为艺术，恐怕不能靠各执一端的争论解决，只能靠更深层的研究、社会公论的判断和时间淘汰。在多元语境下，评论家要有“包容一切”的胸怀，但同时也要有“分清一切”的认真态度。包容不是纵容，也不是同流合污，在包容的同时必须客观地对所包容的对象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五四”时期提出的提纲挈领的“兼容并蓄”口号是进步的、合理的，但不完整、不彻底。这个口号提出了“做什么”却没有明确“怎么做”，关键在于缺少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分析研究”，所以会出现食而不化、盲目照搬的现象而长期争论不休。其实，西方文明史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主要就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积累形成的、发展完善至今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其他的具体学科建树和理论都是西方人根据西方社会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我们必须了解、借鉴，但没有必要样样照搬。我们必须有意愿、有能力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大力提倡“分析研究”才能增强我们的辨识力，才能引导我们在消化中“兼容”而不是永远累加的“并蓄”。西方科学也是“蜕变”的，并非长期“并蓄”，但“蜕变”的过程是以科学研究为引导的（前文所说的哥白尼和金格里奇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兼容并蓄”必须与“分析研究”相结合才能概括文科学术的科学精神。

英古阿格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包括生命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有明确的世界性科学前沿，而前者的世界性前沿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因此，当当代的教育体制要求众多的前沿性学科建设时，各种咬文嚼字的、钻牛角尖的“独创性”泡沫理论就应运而生。这本来是西方社会人文学者过剩的产物，但笔者从阅读国内音乐书籍、刊物和参评文章中发现这种风气已经深深地渗入我国的音乐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者之中。渗入的途径一方面是直接地跟着国外相应学科的一些“新”理论、“新”方向跑，更多的是把国内社会学界、美学界翻译的国外有关著作中的“新”词汇移植嫁接到音乐学中。这就迅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从理论到理论、从思辨到思辨、从词语到词语的泡沫。用前面提到的三分法公式看，就是彻底摈弃音乐本体研究而“发展”音乐“学术”，把0与100视为等同。所以，在笔者看来，他们是在用语言和思辨技巧编织玻璃花、琉璃树。伪学术是一种类似“经院哲学”的寄生性行为，不会对实践产生任何推动作用，但可以造就一大批十分虔诚的追随者，其后果是它所产生的“衍生品”汗牛充栋、光怪陆离而它所赖以生存的本体却萎缩死亡。西方自布里顿、鲁托斯拉夫斯基等“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杰出作曲家去世以后就后继无人了就是明证，我们切不可步其后尘。伪学术不是投机性的学术造假或抄袭行为，不能用学术打假来铲除，也不需浪费时间去争论。但评论界应当本着“兼容并蓄、分析研究”的科学精神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学科责任议题来深入讨论，从认识论的高度增强我们的辨识能力和竞争能力，奋力开拓实证的学术领域（包括交叉学科和音乐哲学、美学），凝聚我们老中青三代学术精英的力量和有限的时间来解决我们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实际问题。

    辨伪只是评论工作的一部分，而更大量的工作是通过评论提高我们的音乐创作、研究、教学、遗产保存和传播能力。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去发现，是有很多课题可做的，因而也就建立起能够指导实践的前沿理论。笔者在2007年和2008年两次担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的论文评委的活动中，看到许多评论都能有理有据地对评论对象进行评析，特别是获奖的大部分论文都十分强调首先辨析概念，是十分值得提倡的。由于近年来音乐学术界、教育界对论文写作规范的重视，又有相关音乐评论的专著出版，目前音乐评论正在向前发展，有了一批功底很扎实的评论人才。而评论的客观性基本上取决于评论者的判断，并非写作技巧。所以，笔者就不在技术问题上作多余的赘论。





作者简介：周勤如，美国《音乐中国》（Music in China）学社主持人、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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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初稿载《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8）。这次发表经作者进行了较大修订。

[②] 《周勤如对阿城》，《收获》2001年第3期，第 82—93页；阿城、陈村《我们拿爱情没办法》文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③] 见《参加节目时拂袖而去 谭盾与卞祖善发生争论全记录》，http://ent.sina.com.cn  2001年11月10日12:15 新浪娱乐。

[④] 赵宋光《亟待会诊的三种失语症》，《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1期，“中国音乐评论网”（www.ecmcn.net）转载。

[⑤] 同注4。

[⑥] 有一本与音乐无关但可以让我们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英文书很值得阅读，即哈佛大学退休天文学和科学史教授欧文·金格里奇的《无人读的书——追踪哥白尼的革命学说》(Owen Gingrich, 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 New York: 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4)。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如何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以惊人的毅力和传奇经历普查哥白尼1543年出版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天体运行说》的276本初版和325本二版的原本，并研究了哥白尼当代人在这些原本上的批注，因而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了另一位当代著名科学史家阿瑟·科斯特勒的畅销书《梦游者——人对宇宙看法改变的历史》(Arthur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A History of Man's Changing Vision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对哥白尼的贬低性结论，并对科学史、版本学和其他很多方面做出贡献。金格里奇不但是见解独到的理论家，而且是亲手操作、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实践勇气的真学者。这样的学者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的。笔者借此机会建议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英文课采用这本文笔生动、思想深邃、学者大家风度跃然纸上的好书作为教材。此著篇幅不大，可以全班分头分段精读或泛读，一定会有双重收获。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石云里教授有长篇书评载2005年7月28日《科学时报》，网上亦有转载，可以参考。

[⑦] 二十七、八年前，笔者在南方采风时路过杭州参观了灵隐寺。在大殿入口处得到一本油印的《佛学世界观》，忘记了是书中的原话还是受此书启发后自己的觉悟，笔者从此观察事物总是用“一分为三”的方法去认真鉴别，深觉眼光敏锐了不少，心中有了定力。原油印本已遗失，在海外看到一本铅印的同名书，但找不到其中有论述“一分为三”的文字。谨记待查。

[⑧] 笔者在《周勤如对阿城》(出处见注2) 中用大量的事实和个人经历评论了凯奇和实验乐派，此不赘述。

刘清春

谢谢斑竹
我特欣赏周先生，民歌小调，无所不会，是艺文真正贯通的人
不像某些音乐家只会一两首成名歌曲
希望多多他的介绍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