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王街……看专制帝国的衰亡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7-26 3:24:08
上周在悉尼大学参加“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年会，住宿和会场都在大学的女子学院。这里靠近有许多酒吧、东南亚餐馆和旧书店的国王街，中午和晚上几次偷空逛旧书店。旧书店的规模一般不太大，除了有一间是上下两层而且面积相当大。书的种类不能与伦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相比，但关于澳大利亚的书当然是最丰富的。虽然斩获不多，亦有可述一二者。在Elizabeth书店买到一套1891年版的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出版书局是伦敦Geore Bell&Sons，七卷精装小开本，是属于Bohn's Standard Library文库中的一中。据该版前言，它汇集了Guizot、Wenck、Schreiterhe 和Hugo等多家注释，以帮助学生阅读和理解这部名著。两百多年来，此书版本甚多，这个版本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应该是在十九世纪晚期比较流行的。颇有意思的是，每一卷的扉页都贴着一张标签，由是知道这套书是英国一间学校于1891年颁发给一位在历史学科目中获奖的学生，写有该生和校长的名字,书的品相相当好。来自英国西敏大学的艾华教授看到我抱着这套书回来，惊讶到嘴都合不拢，她说在英国这不仅是学历史的学生必读，而且所有有文化的人也都会读过。其实，阅读吉本远不仅是一种文化修养的象征，吉本的史学与批判精神对今天的世界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如他对塞维鲁王室以独断专行的意志支配国家、奴役臣民，置原来在罗马人头脑中尚存有的法律约束和自由精神于不顾，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又比如他对基督教之虚伪和腐败的批判，令我想起了黑格尔在他的早期神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对基督教和国家学说的批判。在国王街的路边小酒店读吉本，所产生的感触恐怕不仅仅是思古之悠情。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虽然我们早已有了D.M.洛节编本的黄宜思、黄语石译本（商务，1997），近年又有席代岳的六卷全译本（联经，2004；吉林，2008），还有只闻说而未曾拜读的李学忠译本（张天然基金会，1983），但是总有人说最好是读原文，因为对于吉本的史学叙事语言的准确把握实非易事。
其他几本都是艺术史方面的书：William M.Ivins, Jr的《版画与视觉传播》（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frist edition 1953, Ninth printing 1996）；Jonathan Benthall的《现代艺术中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rt Today, 1972 Praeger Publishers）；Andrew Martindale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rtist: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Renaissance，1972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还有就是Herbert Read的《艺术与社会》（Art and Society, 1937 William Heinemann Ltd）。虽然这都是几本很旧的书，但仍有某些参考价值。如在版画史的著述中，William Ivins的这本书没有局限在版画技术、材质以及艺术家的研究视角中，而是把版画看作在历史上不同阶段以社会交流为中心的视觉传播，从而使版画史成为了人类社会交往史、思想传播史、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比如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研究，多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小书，当时就深感在这个专门课题中的综合性著述文献多有不足。Jonathan Benthall此书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作者对于新媒介技术的来临将给传统语境中的艺术与科学关系所带来的变化极为敏感，于是他并没有纠缠于当各种技术媒质与艺术相混合时所产生的关于艺术定义的繁琐争辩，而是把艺术发展的新的一翼在科学技术中的脱胎换骨看作是一种新的交流与传播方式，这与William Ivins的版画史论旨也正相契合。
还是回到国王街旁悉尼大学女子学院的会场。7月8日，“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年会开幕的第一天上午，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宣传画：对于一个宣传时代的当代中国透视”研讨会，作了一个题为“新宣传画系列：一个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个案”的演讲。同时也介绍了在来之前的7月4日，“公众历史频道——当代历史创作展”在广州开幕的情况。作为主要策展人，我在“前言”谈到应该重视爱德华·萨义德对于当代艺术中的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意义：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他强调对于“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负有责任，这也正是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展览的题名是为了强调尊重公众（艺术家是公众的一部分）对历史的认知和表述的充分权利和多元视角。与当代艺术景观中常见的对历史图像、符号的挪用有着根本区别的是，本展览强调历史题材创作的本体属性：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价值判断、表现形式的创造、作品表达的完整性等等。甚至关于“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在这里也被重新书写——时间观念上的重新书写：所谓的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难道真的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吗？还有表现对象范畴的重新书写：非事件情境中的普通人的存在、状貌难道真的只能处于历史舞台的边缘吗？本展览中的某些作品敏感地触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不少与会者关心的议题。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方面，近期有维多利亚·D. 亚历山大的《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值得一读。它的架构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与均衡性，因而提供了一种适度的视域；它对理论思辨与实践案例给予了相对平衡的关注，且有相互激发思维之效，书中提供的许多“案例研究”都兼具思辨的和现实的意义，虽然其中不少对案例研究的深度仍有欠缺。全书最后一章“用社会学的方式研究艺术”开头即引述了十多年前温迪·葛瑞斯伍德对艺术社会学的整体性印象：“艺术社会学更像一个百花齐放的领域，而不是战场，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主张、才华横溢但孤立的洞见和类型丰富的研究发现，但（未能整合）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领域。”（第307页）这种表述至今仍未失效，艺术社会学在今天的学院学科建制中仍未找到牢固的位置。近年来我曾不断撰文谈当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美术学院教育中的艺术社会学建设问题。在沿袭苏联美院体制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艺术社会学难以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处；而在文科大学中的社会学系，恐怕最多也只能作为一门比较边缘的课程。本书作者以社会学方法为主，认为“社会学方法帮助我们了解艺术反映社会的程度，塑造社会的方法”。这是很值得参照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