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1902年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倡“新小说”，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的五四文人更发展出感时忧国的小说传统，浩浩荡荡，至今仍为多数文学史家奉为圭桌。然而曾几何时，台湾的张大春告诉我们大小说家宜与《大说谎家》并观，而大陆的王朔《一点正经没有》地写着小说，而且《玩的就是心跳》。由涕泪飘零到嘻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
小说中国还有第三层意义：小说中国。多少年来，有关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引得众说纷纭。大人先生们喜从大处着眼，谈政策，抓思想，论历史，大言夸夸，令我生小辈目眩神迷。评论家黄子平谓之为“大说”，良有以也。小说作者见贤思齐，要将小说化为大说的努力，从五四到当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纪末的边缘上，我们也许要说：大说听多了，来段小说吧。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著作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散论》、《众声喧哗：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Fiction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MaoDun，LaoShe，ShenCongwen；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译有《知识的考掘》（傅柯，MFoucault著）等。
请读片断：
尽管杜琴言和梅子玉具有令人敬佩的美德，他们毕竟是余桃断袖之辈。正如论者所言，无论他们的行为怎样值得赞扬，（从大观点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不应受到谴责，至少也是可笑的［8］。性别上的阴错阳差解构了《品花宝鉴》“似乎”遵循的所有浪漫主义公式，同时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浪漫主义公式背后的伦理前提。我并不是说陈森有意识地将他自己的小说写成对传统言情说部的一种批判或讽刺。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陈森非常努力地——或许甚至是过度努力地——将男伶写成才女，将妓男及其嫖客写成恪守孔孟之道的禁欲主义者，以及将颓废堕落写成三贞九烈，他反凸显了小说中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暴露了他急于调和伦理规则和情欲诱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矛盾并不限于《品花宝鉴》之类的小说而已；相反的，它正显示了大多数晚清“正常”狎邪小说，及其所模仿的旧才子佳人浪漫传统中，所潜在的伦理及修辞方面的不协调。陈森小说中的性别错位为我们提供一特殊角度，一窥中国言情及艳情文学中早被视为当然的常规，局限何在。就他实际的作为而言，陈森毕竟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探索这一题材内在的道德矛盾。如果我们用《品花宝鉴》中的两场爱情与诸如李渔（1611～1680？）创作的《男孟母教合三迁》这样的故事相比较，我们会发现陈森实际上有多么“保守”。李渔的故事同样描述了两个龙阳君间的罗曼史。故事中的“女”主角如此钟情于自己的情人，以致自去其势，表明心迹。情人死后，这位“女”主角含苦茹辛，教育情人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最后使其通过科举，赢得功名。由于他的懿德和母爱，他为自己赢得了“男孟母”的称号。李渔的想像力是如此的大胆不羁，他乃能无情地嘲弄传统文学的成规，揭发孔孟道德的矛盾。他虚构的“男孟母”将现实世界中的性行为及伦理准则，变成巴赫汀所谓的“嘉年华”杂碎。韩南教授在其对李渔的研究中指出，这一故事大大嘲讽了中国小说中诸如“异性恋爱”、“异性婚姻”、“贞烈寡妇”及“勇气母亲”之类的主题［9］。如果我们进一步发展韩南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李渔不仅嘲讽了一个“正常”社会中的道德及性风俗的虚矫，对那些身受社会压迫，反却自愿遵循恶习酷法，而犹沾沾自喜者，抨击更不遗余力。《男孟母》将调侃的想像力发展成极端的讽刺，对伦理和性关系中的矫情处，作了全面揭发。如果忽略作品的年代，我们会发现《品花宝鉴》正可能作为李渔的嘲笑对象。陈森企图创作一部逾越社会等级及性规范的罗曼史，但结果恰恰肯定了这些规范的威力。他缺乏李渔那样玩世不恭批判社会的态度，也缺乏曹雪芹那种洞悉人生情淫虚实相克相生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品花宝鉴》的特点。我以为这部小说在为颓废的情爱作无力的辩解时，戏剧性地显示了一个原本颇有挑战性的主题，如何可被一个奉行传统叙述的二流作家所“驯化”。我也以为这暴露了小说最根本的矛盾，即陈森因袭传统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来描写那些易弁而钗的男子，但所谓的为女性而设的修辞叙述，根本是源出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所谓的佳人美色，其实是满足了男性作家及读者的想象，女性多半无缘置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