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碰子

日本的面孔




作　　者： 刘晓峰
出　　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　　价： 20元
ISBN： 9787802113626
出版日期： 2007-08
版　　次： 1
标　　签： 日本文化 东亚 知日文丛 日本  
所属分类： 社会•时政 传记•纪实   


【本书简介】

        我们的邻国日本——循着万古不变的轨迹，月升月落。樱花决绝地开放，曼妙地凋零，让花下的行人感到颤粟。这是个谜一样的国家！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问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丛”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参考。 本书是东亚人文知日文丛之一，收入了作者许多抒写个人感怀的文学性篇章。

【作者简介】

      刘晓峰，男，1962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助教、讲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民俗与民族性。

      著有《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年中行事の受容》（日本桂书房，2002）、《日本的危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译有《内部版本》（日本女作家松浦理英子著，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在自己的树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著，海南 南海出版社 2004）等。目前正从事中日古代用纸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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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日本的读法

      2005年，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谈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很多人感慨“家有恶邻”，叹息日本没有维利?勃兰特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勇于反省和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诘问：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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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1）
——读《鸠山一郎回忆录》

　　开始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只是因为一点个人的缘故。从2005年开始，我决定腾出时间阅读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书。我的本科和第一个硕士学的都是中文，第二个硕士和博士学的才是日本历史。简单说，我是因为到日本留学才改的行，改行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不愿意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很多长处可学，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也有很多和中国学者放到一起毫不逊色的佼佼者。因为后改行，所以对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工作所知有限，究竟有哪些书被翻译介绍过来也仅略知一二。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回国以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教书，课后总有学生要我推荐一下不同领域的参考书，那时经常羞愧于自己有限的知识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这就是我阅读汉译日本书的最初动机。揣着这样的动机打开图书馆藏书目录检索，我惊异地发现很多书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比如这本《鸠山一郎回忆录》，居然在1978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

　　冷战结束后，我们迎来了一强多极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区域整合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欧盟的整合和不断扩大，最引起东亚的共同关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曾经有过漫长的敌对和战争的历史。但是，这并没有成为欧洲统合的最终障碍。看到这一现实，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欧洲能跨越战争的回忆、走向最终的和解，我们东亚为什么不能？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日本、韩国学者的话语环境中，“东亚共同体”这个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东亚共同体”的提法，近乎痴人说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调查，2002年中国对日本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只及5.9%，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3％；不怎么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却由43.3％上升到53.6％。今年日本的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也降至32%。对于日本、对于中国，这都是非常令人警醒的一组数字。说到东亚共同体，离开政治大国的中国和经济大国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是无法谈及的，现状上这种互相的“不亲近”，正好给倡言“东亚共同体”的人以当头棒喝。

　　2005年，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

　　谈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很多人感慨“家有恶邻”，叹息日本没有维利?勃兰特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勇于反省和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诘问：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

　　但是，站在历史学者的立场看，今天我们面对的东亚局面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其发展到今天的内在必然性。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时时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一

　　作为一个政治家，鸠山一郎在日本政坛被称为“悲运宰相”。他战后十年中的经历，非常富有戏剧性。

　　1946年4月，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总选举。鸠山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在议会总选举中一举获得了141个议席，成为日本第一大党。正当他得到社会党阁外协助的承诺开始组阁的时候，5月3日,麦克阿瑟发布了《关于国会议员的革职与排除》的备忘录，鸠山一郎被列入了革除公职者之列。

　　把鸠山一郎列入革除公职者之列，据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东京特派员们在他从前的著作中找到了符合“应予罢免及排除的种类”的G项，认为他属于“其他军国主义者及极端国家主义者”。导致这一结果，有历史上的原因。1933年他任文部大臣时，因为泷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读本》有与时宪相违的内容，他对京都大学校长提出停止泷川教授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京都大学法学系教师全体辞职和很多学生的抗议，构成不大不小的“京都事件”。当然还有来自现实的原因。1945年9月15日，他在《朝日新闻》发表“诽谤战胜的美国”的文章，早就碰触了美国人的忌讳。但他自己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选前的1946年2月22日发表的反共声明引来苏联干涉，导致美国占领军中左翼一派的乘机下手。这其中到底哪一条才是根本，我们这里不必细究，重要的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马上可以坐上的日本首相的交椅就这么擦肩而过。最后是连议席都没有的吉田茂登场，组成了吉田第一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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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2）


        时代发展到1951年，鸠山一郎终于即将从“必须革除公职者”行列中被解放出来，以他为核心的新党也启动在即。他重新活跃于日本政治中枢指日可待。可是就在马上被解放之前，他又因脑溢血倒了下来。

　　一拖再拖，鸠山当上日本首相，已是1954年10月。

　　鸠山一郎在战后日本政治舞台的谢幕，也和登场一样极富戏剧性。鸠山一郎一生反共，但他任日本总理期间的最大成就，却要数1956年与苏联签订《共同宣言》。《鸠山一郎回忆录》写到《共同宣言》签字仪式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雪白的大理石墙壁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当乐队在1500人的来宾面前演奏日本国歌时，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1952年9月18日，苏联否决了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现在有了这份日苏共同宣言，日本就得到了正式加入联合国的门票。1956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承认日本加入联合国，这标志着日本重新正式回到国际大舞台上。

　　12月20日，鸠山内阁宣布总辞职。

　　二

　　1946年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战争参与者及参与团体的严厉整肃以及后来这一整肃活动的解除，可以说是一度左右了鸠山一郎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从日本战后历史上看，这也是战后日本发展过程中出现巨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1946年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战争参与者及参与团体的严厉整肃，是盟军总司令部(GHQ)依据《关于革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SCAPIN/550)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SCAPIN/548)实行的。对于美国占领当局，这一整肃活动早在计划之中。1944年春，美国即针对战后日本问题制定了包括处理战争罪犯、现有政党和政治团体，驱除“不受欢迎的人物”以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制定这一政策过程中，曾参考了盟军在德国推行非纳粹化的整肃政策。这一计划的最初目标，就是在日本新政府中彻底消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影响。因此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手中持有的黑名单上，囊括了战争时期活跃一时的大日本政治会、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妇女联盟等团体、组织的组织者们，参与制定相关政策的官员也被列入革除公职的范围中。

　　

　　…………

　　自1945年9月开始，盟军总司令部(GHQ)开始启动通过解除日军武装、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新闻管制、逮捕战犯、废除政治警察等政策，推动日本民主化的进程。上述整肃运动，就是推动日本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1946年4月日本举行的战后第一次总选举，就是在“整肃”的飓风中进行的。这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革除公职令。除日本共产党外，其他各党派无不受到“整肃”的巨大影响。币原内阁中内务大臣堀切、农业大臣松村等五位阁员不得不辞职。以“大日本政治会”为背景的日本进步党推荐的381人全部在被革除整肃范围之内，日本进步党濒临崩溃。包括后来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樱内幸雄、松村谦三、鹤见俊辅、后来曾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的父亲宫泽裕、同样后来任过日本首相的羽田孜的父亲羽田武嗣郎都在劫难逃。鸠山一郎的日本自由党成立时的43名议员中，30人被革除公职，只有13人还有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就是在这样激烈变革的时局中，鸠山一郎领导日本自由党成功地打了个漂亮的选举战。

　　一战得天下，作为日本自由党总裁的鸠山一郎和自由党的核心人物河野一郎、三木武吉却先后被革除公职，胜利的果实只能拱手让出。1946年盟军司令部在战后日本实施的“整肃”严格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三

　　“整肃”运动从1946年1月起，在1947年7月达到高潮，先后被革除公职的有208,926人，因为其中有148人请求复审后得免，所以实际遭到整肃的全部人数是208,778人。但是这场以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为目的的整肃运动却在1948年骤然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被整肃者的“解放运动”，和对于日本共产党进行的“红色整肃”的开始。到1951年3月31日，10,090名文职人员和3250名军官得到“解放”。1951年5月麦克阿瑟被解职，解除整肃的工作被全部移交给日本政府。此后，解除公职令被修改，“解放”被整肃者的工作迅速推进，半年间177,261人得到甄别“解放”。鸠山一郎就是在1951年8月6日和13，904人一同被“解放”的。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有关革除公职的法令全被废除，最后剩下8710人也都得以“解放”。有关这场虎头蛇尾的运动，南开大学王振锁先生的论文《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介绍得非常详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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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3）


      如此大张旗鼓的“整肃”运动何以蘧然结束，并如此迅速滑向相反方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从日本转向世界。这之间世界上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美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当德意日法西斯同盟被打败后，美国同苏联的矛盾上升为新的主要矛盾，在亚洲，美国需要有可以信赖的盟友一起遏制苏联。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二战后期，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心点一直在中国。从1946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先后接受了60亿美元的“美援”，这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重要资源。但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却与美国人的估计恰恰相反。1949年大陆红色中国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以中国为亚洲战略基地的计划彻底失败。这样一来，日本的地缘战略意义就一变显得非常重要。1948年和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通过《NSC—13/2号文件》和《NSC—13/3号文件》，其主旨，就是重新调整亚洲政策，确立在亚洲以日本为抗衡苏联的依托。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朝鲜半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更加剧了东亚地区源自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这一系列变化，对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6日，麦克阿瑟即命令封闭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28日又命令封闭所有日共系统的地方报纸。从此，美国走向与日本单独媾和、扶植日本工业发展、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了解了这些，蘧然结束“整肃”运动的原因，和运动迅速滑向相反方向的动力就很清楚了。

　　在推动美国放弃“整肃”政策上，鸠山一郎也做过工作。《鸠山一郎回忆录》中，收有一封1951年2月鸠山一郎呈给杜鲁门总统特使杜勒斯的信。信的第二部分专门谈到革除公职问题：“当今日本的难题，堆积如山。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有效地运用日本人中最有为的头脑。并且大多要在被革除公职的人中间去寻求。”他特别强调说：“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有才能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只因为他们曾经是陆海军人，就被革除公职。应该考虑撤销这些旧军人被革除公职的处分。理由很多，其中特别可以举出，由于革除公职而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并使他们尝到煎熬与苦难，这就给共产主义者开了路，使他们有轻易地为共产主义者吞食的危险。”想给因积极参与战争被革除公职者平反，要拿反对共产主义说事，鸠山一郎摸到的，正是美国人的脉搏。

　　

　　…………

　　如此草草结束的“整肃”，和今天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缺乏反省有着直接的联系。“整肃”草草结束，整个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反省。以战时作家野火卫平为例，他1948年被“革除公职”，1950年恢复。他的反省是战时的军国主义作品“写的都是真的”。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和思想格局，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得到彻底清理。和战后德国历届政府彻底清除纳粹分子成对比，最有象征性的是就在鸠山一郎辞职后半年，1957年6月，东条英机内阁时的国务大臣、A级战犯岸信介做了日本首相。

　　这时候，“整肃”已经成了很遥远的往事了。

　　四

　　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体现在一个层面上。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46年的选举。受到盟军总司令部(GHQ)掀起的“整肃”飓风的影响，在这场选举中，466个议席中当选的政治新人共有379人，占到81.3％。其实这种变化在选举前已经定型。2770个候选人中，政治新人有2624人，占95％。战前的旧议员只有146人得以保持候选人资格。即便这些人全当选，也不过只占议席的三成。那么，可否由此推断，如果当年的“整肃”不是草草收场，日本的政治会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呢？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仔细看一下当选政治新人的政治背景就清楚，旧的政治地盘并没有松动。最后在选举中得到议席的新人，相当一部分是被革除公职的政治家推出的自己家族的人或听自己话的代理人。站在反对旧势力立场的社会党只得了94个议席，日本共产党只得了5席。两党合计不足100个议席。战后日本的保革对立的“55年体制”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日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

　　战后在日本是否施行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计划，在美军占领日本之初就出现了争论。1945年8月22日，美国陆军省通知麦克阿瑟，对日本采取间接统治政策。美军登陆后成立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GHQ），以发出指令、一般命令、备忘录、书信、口头指示等方式实行间接统治。这已经根本上决定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统治体制得到存续。而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于占领军的指示采取了坚决而积极的协作态度。登陆美军没有遇到预想的游击战争，第一天他们还端着卡宾枪紧张地搜索前进，第二天已经嚼着口香糖在大街上散步了。9月和10月，为了保证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还先后发布了《紧急敕令524号》和《阻碍占领目的处罚令》。日本人的协作态度换来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极大好感。

　　因此，面临着美苏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对立，是否仍然按照预定思路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占领初期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所以，力主推动日本民主化改革的力量即便一时占了上风，长远看仍会是旧的政府机构和统治体制得以继续存续。而只要战前日本的旧权威依旧维护住自己的地盘，其势力就不仅不会根本被粉碎，相反会打着反共的旗号日益坐大。这和在欧洲对德国纳粹的清算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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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4）

        很少有人注意到，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时，日本天皇的诏书上使用的是“终战”而不是“败战”，诏书中也根本没有“投降”的字样，有的只是“敌人使用新的残酷的炸弹”这样的理由。战后很多日本旧军人也强辩说，日本还有充分的战力，如果不是敌人使用原子弹这样非人的杀戮工具，那么胜负实未可知…… 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则质问，战争结束前日本已经被打到体无完肤的份儿上，为什么连“败战”都不敢承认？日本人的心灵真的扭曲到了那种程度吗？这两种思路都是战后日本所拥有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我以为，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五

　　面对开篇提出的“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这个复杂的问题，《鸠山一郎回忆录》并不能给出全面的答案，但这本书却提醒我们答案其实是存在的。答案掩藏在历史的面纱后边，需要我们揭开，需要认真地细细梳理。

　　从1911年继承父业当选东京市议会议员，到1956年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鸠山一郎度过了45年政治生涯。他是给当代日本投下巨大影子的政治人物。从1954年10月组阁到1956年12月20日宣布总辞职，鸠山一郎相继组织过三届内阁。在他的任内，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成功合并，这就是今天仍然维持着执政党地位的日本自民党。与他任内的成功折冲相关，日本政坛1955年形成了保守势力一直执政，革新势力作为“万年野党”始终在野的“55年体制”。这一体制一直存续到20世纪90年代。但当他回顾自己最后辞职时的心情，他却只用了一个词——明镜止水。

　　在《鸠山一郎回忆录》写作完成那一天，他刚刚读完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他从其中引用了自己最有感触的一段来做为自己回忆录的结束。阅读这本回忆录时，这段文字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请允许我同样把这段文字引用如下：

　　

　　…………

　　我所以比你更能泰然自若，不是因为我有学问，不是因为我在努力学习，什么都不是，而是因为我常常是认真的。与其说我认真，恐怕不如说我能够认真更为适当。什么也比不上能够认真更可以产生自信心。越是能够认真，就越是能够平心静气；越是能够认真，就越是能够觉悟到精神的存在。自己俨然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这个观念，只有认真起来才能觉悟到。什么叫认真呢，我对你说，那就意味着真刀真枪的斗争，意味着要干到底！意味着不干到底不行，意味着整个人的活动。能说会道，手灵眼快，无论怎么干，并不算是认真。要把头脑中所想的一切彻底地在人世间摆出来，才算是体现出认真的心情。然后可以安心了。老实说，昨天我的妹妹认真起来，昨天甲野也认真起来了。我无论昨天和今天都是认真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也认真一次吧！每个人都认真起来的话，那就不仅救了他本人，也救了整个社会。小野呀，我讲的话，你不懂吧？

　　不，我懂了。

　　是认真的懂了么？

　　我认真的懂得了。

　　每一个成功的政治家，都有他成功的不二法门。鸠山一郎一生坚信议会政治，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战争期间曾站在议会政治的立场公开反对东条内阁独裁式的推荐候选人方法和《战时刑法特别修正法案》，他一度被迫隐居。正因如此，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坛，他享有极高威望。我想，夏目漱石这段话之所以打动了他，那大概正是因为这段话中，包含了他回顾人生的成功时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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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1）
——写在日本《人间国宝》周刊创刊之际


　　《人间国宝》周刊的创刊

　　2006年5月的日本，一本新的周刊杂志创刊了，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人间国宝》。

　　在媒体多到可以用“泛滥”来形容的日本，新出一本周刊杂志，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这本杂志对于我却不同。从我知道这本杂志创刊起，心中就一直涌动着写点什么的想法。

　　日本经济的发展在80年代末达到顶点，到90年代开始进入泡沫经济崩溃期。研究者们一般称之为“日本失去的十年”。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收盘达到历史最高的38915点。可是，在21世纪第一年，这一指数就跌破12000点，此后最低甚至曾到过8千多点。90年代日本地价也大幅下降，1999年东京港区一块土地的价格，只是1989年的八分之一。许多世界闻名的银行、企业开始倒闭，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曾几何时，日本被称为“发达国家中的病夫”。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在21世纪初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然而，在很多真正了解日本的经济学家冷静的眼中，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经济崩溃而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振荡，但是，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还由于日元升值，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2003年，日本GDP为4303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9.1%，分别为德国的1.79倍、英国的2.39倍和法国的2.45倍。2004年贸易黑字增加到1390亿美元，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2004年末，其外汇储备已占发达国家总和的60%以上。2005年－2006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复苏现象。2006年，日经指数已经恢复到15000点。经过90年代十年不景气，一个在经济上仍旧非常强大的日本，依旧存在于和我们只隔一衣带水的海东边，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而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面对经历了90年代十年不景气的摔打，仍旧站得起来的日本，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

　　从1991年东渡日本算起，日本成为我研究的对象已经15年了。15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何在？这是我在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本名为《人间国宝》的周刊杂志在日本创刊，之所以带起我想写点什么的念头，原因就是这本杂志的名称“人间国宝”，和我思考的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有着直接的联系。

　　

　　…………

　　一件小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以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这样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乍一看建设得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潢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鼓起来的小点了，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像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充满了中国制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里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和“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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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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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

　　在黑川的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潜藏着日本民族特有的匠人文化，日本民族非常看重匠人文化，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独特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  

　　…………

　　“人间国宝”这个词，是日本媒体创造的。日语中的“人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日本人把那些有特殊的技能的人封为“人间国宝”。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推想出他们对这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是怎样重视。在日本最初接触到“人间国宝”这个词，马上让我想起的是中日文化上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重要的。和道相比，器的方面常被排到次要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学而优则仕，官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中国人的眼睛中，手艺人的地位很低。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中国的匠人文化不像日本人那么发达。这一点看似很小的区别，实际上对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和今天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日本有如此大的距离，都有直接的关系。

　　“人间国宝”认定制度，是赋予靠一技之长获得社会承认的手艺人和民间艺人以高度荣誉的制度。在日本，“人间国宝”是对拥有重要无形文化遗产者的通称。早在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日本文部省拥有认定及解除认定“人间国宝”的权限和程序。

　　具体执行这一制度的，则是日本文部省下属的文化厅。日本文化厅的网站上载有相关文件规定的文本。“人间国宝”，正式文件的说法叫“无形文化财产”，亦即“技艺”。通常用来指在演艺、音乐、工艺技术等方面，对于日本国拥有高度历史及艺术价值的无形文化财富，而其载体则为拥有该技艺的个人或集团。国家把无形文化财富中重要的部分作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加以认定，以期确保这些传统的“技艺”得以传承。认定分为“个体认定”、“综合认定”、“维持团体认定”三种方式。“个体认定”用来认定能够高度体现“重要无形文化财富”的个体或拥有高度工艺技术的个体，两个人以上拥有共同“重要无形文化财富”或拥有高度工艺技术的，则适用于“综合认定”，那些不是依靠个人的特色，而是拥有共同“重要无形文化财富”，或拥有众多高度工艺技术者的，则以主要成员组成的团体为主，采用“维持团体认定”。

　　得到文化厅认定的，就是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人间国宝”。对于他们，日本政府每年提供200万日元的经济补助，同时对于为维持、发扬该“技艺”的维持团体、教育设施每年也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那些对了解日本国的艺能和工艺技术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国家在记录、整理和公开资料方面提供直接的资助，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待。比如免收国定资产税、特别土地保有税、都市计划税，减少财产继承税并在接受各种捐款方面给予特殊待遇。

　　2003年日本文化厅的年度预算突破了1千亿日元。其中的百分之十即一百亿日元是被用来作为保护国内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和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人间国宝）的。到目前为止，日本文部省共认定人间国宝一百多人，被认定为人间国宝的团体有二十多个。

　　设立人间国宝这一制度原本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那些拥有宝贵而不同凡响的手艺能得以保存和发扬，但现实社会中，手艺人和民间艺人获得这一称号通常被看成是很高的荣誉。因为“人间国宝”，大多是身怀“绝技”的艺人或匠人。

海碰子

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3）

      在日本，要成为“人间国宝”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文化厅的“传统文化科”要从各地的申请者中挑选出候选人做成名单，交由文化审议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最后由文部大臣批准并颁发认定书。都道府县的文化部门每年为了争取自己所在地方独有的工艺、手艺、民艺能够得到“人间国宝”的认证，都要准备一系列的材料，还有的地方成立有“某某申请‘人间国宝’支持会”之类的民间后援会，为申请者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而一旦某一地方有人获得了“人间国宝”的称号，从地方政府到当地百姓都引以为自豪。除了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日本都道府县各地方，还有地方认定的“无形文化财”，并配有一系列扶持措施。地方的“无形文化财”规格上虽然比国家指定的“人间国宝”低了一些，但对于保留地方传统民艺和工艺，起到的作用同样是非常巨大的。

　　“人间国宝”与战后日本的复兴

　　历史上，日本在1867年实现了明治维新，从此走向富国强兵之路，侵略和扩张从此也开始写入一页页的日本近现代史。1894年甲午之战日本打败了大清国，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当时的世界强国俄国。那之后日本一路狂奔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直到1945年，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已经黔驴技穷的日本，终于不得不宣布战败投降。

　　战后相当一段时间，“made in Japan”曾经就是价廉质劣的代名词。1945年的日本，所有主要城市和大工厂几乎都被轰炸一过。失掉了殖民地，失掉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没有资源，没有了军事力量，除了经济立国，日本没有其他的道路。要完成经济立国的目标，把“made in Japan”打造成精品的代名词就成了必要的前提。

　　日本人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日本人的匠人文化。

　　从江户时代起，日本匠人中就已经形成了传统的匠人文化。匠人们拥有极强的自尊心。对于他们，工作做得好坏，和自己的人格荣辱直接相关。正因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度认真。对于如何使手艺达到熟练精巧，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甚至可以说近于神经质的艺术般的追求。他们对自己每一个产品、作品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以自己的优秀作品而自豪和骄傲。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任，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会被看成是匠人之耻。

　　善于模仿是公认的日本民族一大特点。因为有这个优秀的匠人传统，使得日本人的模仿，通常不仅仅停止在模仿得像不像这个层面上。在学到对方长处的同时，日本人通常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下工夫作出一系列改良，使之进一步完善，做到“好上加好”。惟其如此，许多别人发明的产品，被日本人学到手后，经常会出现徒弟打败师傅的局面。其实日本人依靠的，就是这种匠人的传统。

　　作为社会“常识”的匠人文化

　　

　　…………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日本的匠人文化。我认为：匠人文化的本质，一是敬业，一是认真；这之上，更重要的是当匠人文化被全社会所承认，敬业和认真这两个词，也被全社会接受和发扬，它们被化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中，成了日本社会的“常识”。

　　还是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05年3月份，我们邀请了日本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重要成员、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先生来清华做特别讲座。因为这次邀请经济方面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所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的盐泽女士和我们一起参与了各种准备工作。

　　加藤先生86岁高龄，能够答应到北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为了把各种安排都做得周全，大家费尽了心力。整个接待过程，没有出现什么纰漏，这和大家的努力分不开，也和盐泽女士身上日本人特有的那份敬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演讲的那天，中午一起送加藤回住处休息后，盐泽女士和我先到了会场。从麦克风的声音、讲台的位置、听众席位的调整、以至到资料的摆放，一个一个细节她都做了精心的检查。那天来听讲演的人多得不得了，连大门外都站满了人。我因为又出去接客人回来晚一些，到会场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直到讲演结束，在进入答疑前的休息时，我才勉强从后门进到会场内，在主席台边上找到了一个角落席地坐下来。会场里人满满的，连加藤先生讲话的讲台前后，都席地坐满了听众。面对这样的场面，看得出演讲的加藤先生也很激动。不经意间，我发现在讲台的红绒帷幕后面站着听讲的，竟然是最早来到会场的盐泽女士。

海碰子

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4）

       看着站在红绒帷幕后面听讲的盐泽女士，那一刻我想了许多。在今天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属性。做为一个日本人，盐泽女士对待工作那份尽心尽力，当然最根本上说是为日本的。但是，那个最早来到会场认真检查过每一个细节后，最后无言地躲到红绒帷幕后站着听讲的身影，让我感觉到的正是那种认真和敬业的精神。

　　前面说过，我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何在？这是我在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我找到的答案中，重视细节和敬业精神是很重要的两条。“重视细节”、“敬业精神”，说起来很轻的两个短语，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它们却对日本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支撑。它们不是空泛的理论和逻辑，而是日常生活中时刻表现出来的极为优秀的素质。这素质表现在日本工厂的工人一丝不苟的操作中，表现在神户大地震的时候领取救援物质的秩序井然的队列中，表现在日本社会服务行业的方方面面。我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有一个经得住摔打的日本，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今天的日本。

　　

　　…………

　　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匠人文化

　　在21世纪第六个年头，日本开始刊行《人间国宝》杂志，在我看也并非偶然。很多中国消费者，应该都对几年前的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记忆犹新。其实，即便在日本国内，在进入2000年后的日本，从雪印牛奶中毒事件，到2005年的结构建筑工程师渎职事件，“made in Japan”都正被敲响警种。早在1991年，日本著名学者千石保就曾经发表《“认真”的崩溃》，批评新一代日本人中流行的“即时满足”——他们以追求眼前的快乐生活为目的，不思进取，丢掉了认真和敬业这两样日本人走向成功的传家法宝。他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涌进产业成为主力，将会因为缺少认真的精神而最后破坏掉日本人建立在奋斗和努力基础上的幸福生活。《人间国宝》的创刊者们，大概同样看到了这一面，并期望通过这本刊物祭起匠人文化这一传统的宝刀，期望通过自己的宣传，唤起日本人对于“匠人文化”的重新重视。

　　或者正因如此，第一期《人间国宝》杂志，刊登了日本著名教育学家河合准雄写的发刊词。内容上则集中于传统工艺中的陶艺，主要是有关日本近代陶艺旗手的富本宪吉和新型染色工艺的创造者近藤悠三的报道。说来匠人文化从来就不是日本人的专利。比如说到陶瓷，我就想起1997年在京都博物馆看到一次日本藏中国陶瓷展，想起展览陈列的那些精彩夺目的宋代瓷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历史上我们的工匠也曾创造出过今天仍然令世界震撼的作品。而在那些作品的背后，一定曾经存在过一个今天对我们已经不熟悉的匠人文化。

　　网上很多网友热心于使用各种数字来比较，讨论中国还需要多少年赶上日本？这个问题在我看，根本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践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把认真和敬业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制造业有一天能把 “made in China”打造成一个世界优秀品牌，那么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是屈指可数的。而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为世界生产价值低廉的初级产品，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处在差不多和马马虎虎的感觉中，那么，这个距离就不是用数字可以衡量的。如果说，日本人能够通过宣传和教育把认真和敬业的匠人精神传递给新的一代，那么，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完全可能重整河山，恢复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匠人文化。

　　据说，文化部已经开始评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希望有一天，那些掌握中国最优秀工艺的工匠们，能进入了他们评选的视野，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有一本中国的《人间国宝》杂志。

　　在中国的制造业渐渐开始进入发展瓶颈的今天，说来恢复和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匠人文化，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个重要任务了。


[待续……]

海碰子

还是先解题吧──




日本人的面孔（1）

        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弯曲度数适当的鞠躬，彬彬有礼的社交辞令，这样的日本人形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曾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先生谈到过，1972年，来中国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来中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天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身边。这些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从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歉的，不乏表达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怀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超越个人的其他层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的重写，是首相带头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而这两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近10年，在大学又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如果允许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日本的面孔不限于上述两种，还要更为复杂。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学留学，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镀厂。他知道中国留学生经济上不富裕，发起成立起一个“中国留学生激励会”，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免费招待富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观光游览。1996年，听我谈到中国有些贫困孩子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他又定下支援计划，每年拿出150万日元支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学的贫困大学生。七十几岁的老高松做这些活动没向中国要过任何名誉。他说过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中国强大，中日友好；因为黄种人中将来能够代表亚洲和欧、美对垒的只有中国。日本物价贵，居之不易。开始时富山大学留学生很少，只有8、9个人，后来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租两台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笔钱，但这项活动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贫困大学生的活动也坚持9年多了。对于我，小个子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从心中热爱中国的高松，代表着日本人的另一个面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考入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后的一件事。从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帮助我联系了一处住所。可是，车子开到门口，当房主知道要住进来的是中国人时，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区若草庄的房主桥本精治，新年前特地热情邀请很多留学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准备了很多啤酒和点心招待大家。谈话中说到我初来京都被人拒绝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红的面孔说,那个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对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绝的面孔和若草庄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红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复杂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就对日本人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矛盾性做过描述。日本社会同样是复杂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举一个例子。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因素。历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读卖新闻》上批判小泉没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他回忆起当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军人和平民加以保护和送还的往事，认为这与数万名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西伯利亚成为对比。表示东亚诸国即便文化和发展阶段达不到欧盟一样的同一性，但至少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创建东亚经济机构，增强两国政治家、知识人、商界人的对话。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样骨头里就反对中国的声音，同样，即便在自民党中，也有这样寻求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声音。

　　2005年3月底，我们请86岁的加藤周一来北京做了二场演讲。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发表“杂种文化论”，强调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子来改造日本，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这和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观点一样，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之始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日本社会要求改宪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了“九条会”。这个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组成的护宪组合，今天在日本已经发展了二万多成员，成为日本社会维护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即便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恶化，他也不惮于公开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以明志。加藤周一在北京期间，我一直陪着他，我钦敬他这份毅然决然的精神。对于我，他也是代表着日本知识界光明一面的面孔。

海碰子

日本人的面孔（2）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在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我们今后可能长期面对的，将一直是两种甚至是多种日本人的面孔，这正是现实复杂的一面。理解了这一点，当听到个别的日本人于某种私人场合道歉，不要以为就是日本在道歉。即或今天小泉不参加靖国神社的春祭活动，也要清楚，很难期待他明天不去或不会有另一个小泉会去参拜，很难期待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会完全“自肃”如仪。但即便存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也并不等于日本明天就会军国主义化。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60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曾经是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了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放开嗓门呼喊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当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回顾历史，日本的外交一直是寻求与最强者结盟以求最大利益的事大外交。一战前后英国最强，所以日本人最为重视日英同盟。二战期间判断德国最强，所以追随德国。战后美国强大，加上被美军占领，所以日美同盟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的是美国超强独大的局面，日本外交更把日美关系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冷战结束后，作为日美共同假想敌的苏联已经解体，来自北方的威胁已不存在。但90年代以来，以苏联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条约不仅没有被废弃，相反却得到补强。这就是“有事法案”。与此相对，日本的亚洲政策一直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虽然伴随20世纪后半亚洲经济迅猛的发展，日本国内也出现过重视亚洲，回到亚洲的声音，但借美国的力量与中国抗衡，仍然是日本外交的主线。这是因为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大量低佣金人力资源，日本有丰富的资金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两者的经济是互补的，和则两利。但从美国的立场看，却是中日对抗于自己更为有利，而一个合作与和平的东亚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

　　讨论中日关系背后美国因素的作用，多少离开了本文主旨，这里不展开，但这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大百货店只有最低档的货柜上才能看到中国的服装或工业制品，价格便宜得很。但今年去看，中高档的货柜上已经不乏中国制品，价格也非常可观。不仅服装、百货，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彩电、微波炉、照相机，林林总总，拿一件看一看，后面大多印着“中国制造”。而这里原本摆着的都是日本或其他先进国家的商品啊！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几个游行者、爱国者当众砸坏一台日本相机，其实所砸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财产，砸一千台，对日本也构不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只要做出一台高质量的足以和日本产品相匹敌的数码相机，那效果就大不相同。在四月份的《青年参考》上我读到了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一个荷兰小伙子开始在荷兰卖中国的汽车，而且已经销出了500辆。这消息令我兴奋了好几天。我在想，尽管我们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刚刚走出外销的第一步，但再有二三十年的成长，质优价廉的中国汽车开向全世界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将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另一个台阶。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强大起来。



　　前边说到日本律师自费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让我想到子《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中写的一件往事。1945年6月，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区的中国战俘和劳工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这就是有名的“花冈事件”。暴动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监工用“牛阳鞭”抽打劳工。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举动超过了中国劳工忍耐的极限。但是，当暴动的领导人确定暴动时间时，他们考虑到石川忠助和越后古义勇比较友好，没有打骂过劳工，特地把暴动的日期推后几天，定在他们两位休息的6月30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旦定下来暴动，拖延一天就会多一份走漏消息的危险。我想，“花冈事件”的中国劳工在那个残酷的敌对环境里，不丧失理智，还能区别出日本人善和恶的面孔，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代子孙效仿。

　　富士、天皇与其他

　　是恐怖？是卑劣？

　　人类啊，你这猿猴的近亲！

　　听我最后的质问：

　　历史是什么？

　　1949年，日本出版了一本特殊的书。一本汇集了75名死于战场的学生的日记、手记、书简的合集——《听啊，海之灵的声音》。收入合集中的这段话，给很多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许是在学校多次被教诲，历史认识才是认识的终极，这位年轻的日本人才会在直面生死之际，最后发出“历史是什么？”这样的疑问。

　　历史是什么？每一个民族都反反复复地阐释着自己的历史。每一次阐释都与过去有所不同。分析这每一次不同的阐释，你可以发现其中总是包含着那个民族对于自己重新的认识。也许正是看到这一层面，克罗齐才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回头再续传。。。鉴谅。。。】

wuyuanerya

这个值得一看，总体而言还是有一定

海碰子

继续──

富士 天皇与其他（1）

一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日本地理的中心在哪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由北到南，上千个岛屿从北纬20度排到46度，南北跨越26个纬度。这些岛屿像穿在一条线上的玛瑙，点嵌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方。因此，要在地理上给日本找到一个中心，谈何容易。

　　但是在日本学习一段时间，走过一些地方后，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日本地理的中心，就是富士山。

　　1991年我刚到日本不久，富山县的日本朋友开车带我们去爬立山。立山在日本北陆地区，与富士山、白山一起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山。那天由于车出了点儿故障耽搁了时间，开始爬山时已经是下午。快爬到积雪的山顶时，远处的西天已经飘起红色的霞彩。风卷着一大团一大团的云过来，飘在脚下，云蒸霞蔚。这风光真是得用旖美来形容。我沉迷不已，但开车的藤城先生却在那里抱歉不已。他指着一架专门设在观景台上的投币风光望远镜说：上来得太晚了，要不然，用这个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时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很古怪。我觉得我们是来看立山的，而且借汽车小故障的“光”，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秀美的风光，所以他大可不必再为不能用望远镜看到另一座山而抱歉。

　　第二年春天去山梨，那是武田信玄的故乡。印象非常深的是晚上第一次在日本遇到了地震。我独自跑到外边，却发现周围住的日本人浑然不觉似的，没见有一个人跑出来。第二天，山梨的居停主人开车带我们参观游览。放着信玄的神社不先去看，却把我拉到附近的一个有缺凹的山口：“你看，那就是富士山。”他说着，把那架投币的风光望远镜推给我。被称为富士山的山顶像一朵很小的云朵，和周围成团的白云混在一起，需要很大的努力才看得分明。听我说看到了，并看我伸出的手指的方向正确，居停主人才拐过车来带我们走向甲斐盆地。两次的经验加到一起，让我对日本人于富士山特有的这份执著有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去东京，登上新宿的最高层的建筑。那天我要了一罐啤酒，一边喝一边看下面的房子。东京虽然是现代化都市，但实际上连绵成片的更多的还是黑屋檐的“一户建”。很多“一户建”连成片来，从新宿的高楼顶望下去像是小孩子的积木。想到这么多的屋顶，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那时心中油然升起羁旅异乡的飘零感，此刻仍记忆犹新。那时节有一些人在顶楼的另一面向远处指指点点，凑上前去细端详，原来还是富士山。那天天气好，远处的富士山仿佛梦幻之山，飘渺、圣洁、灵气十足。留神一左一右，果然又发现了专看风光的投币望远镜，像一门小炮支在那里。

　　这样的投币望远镜后来我看到过很多，最奇的是离开了本州也仍然看得到，比如在九州。我想，如果沿着这些望远镜所指的方向拉出线来，你会看到由立在成千上万个制高点上的望远镜，长长短短的线组成了一个圈，这圈环绕着富士山，如光芒。富士山则正像我小学一年级时学画的红太阳，高居中心，光彩四射。

　　不小心就写出了“红太阳”这几个字。头脑中马上就涌出“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向着红太阳”这首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少年时代的教育对人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啊！东亚的文化自有其内在的近似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小时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后一家人怎样地惶恐。二战前的日本小学都挂有天皇的画像。万一遇到火灾，这“神圣”的画像不幸被火烧掉可就万死莫赎了。日本战前，为此剖腹自杀谢罪的校长和教员都有过。检翻一下日本的旧书报，不难找到这样的记载。至少在二战结束，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人头脑里的“红太阳”，就是日本天皇。天皇不是人，是“现人神”。和这尊神共同存在的，还有日本是神国，是由神之子孙统治，是受神福佑、不可侵犯的神国观念。

　　对于日本人，天皇曾经就是富士山一样的存在。无数条无形的线从四面八方引向他，信仰、忠诚、挚爱，以及绝对无私的奉献。这种宗教式的情感曾为日本近代发展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精神能量。

海碰子

富士 天皇与其他（2）



二

　　但是，富士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至高无上的地位。

　　纪元713年，日本各地仿照中国的地志体例开始编写各地的“风土记”。今天保存比较完整的《常陆国风土记》（今日本茨城县）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传说祖神在新尝祭前后巡游各地，先来到了福慈（富士的假借字）山。但富士山神因为“新栗初尝家内忌讳”，没有答应祖神进家里借宿一夜的要求。祖神接着来到常陆境内的筑波山。这里虽然也在“新栗初尝的家内忌讳”时期，筑波山神却仍然热情地接待了祖神。为此，祖神罚富士山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嘉奖筑波山“人民集贺，饮食富丰”。

　　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被罚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在常陆人看来远不如自己境内的筑波山那么可亲、可敬、可爱。日本上古盛行山岳崇拜。大概在这段故事形成的年代，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大都有自己的山、自己的神。我想和《常陆国风土记》中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一定还有，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遗失在口耳相传的年代，今天已经无从考索而已。

　　战前日本史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今天很多日本人也对此津津乐道。但这些无非只是后人对历史的“当代式”的阐释，是编造创作的神话。

　　明治5年日本人确定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公元前660年，日本的“皇纪”于是从纪元前660年排起，这远比西洋纪元要早得多，大大地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依照皇国史观讲下来，日本的统一应该早得很。说来日本和中国来往极早，《后汉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汉桓灵间，倭国大乱，巫女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被立为王。三国时曹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金印后来在九州被挖出来。和中国往来的“邪马台国”在本州还是九州，今天的日本史学界仍然聚讼纷纷。南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倭国遣使上表，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廊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这样综合两段史料记载看，日本在三世纪前后还是为数众多的“国”与“国”遍布之地，统而一之明显是很后来的事情。



　　说到日本天皇，很多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神器是神圣权力的象征，直到今天，在日本天皇承继皇位之际，接受三种神器仍是重大的仪式之一。在八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之前，确有天照大神把八尺镜、草剑、八坂琼曲玉三种宝物赐给皇孙的记载。但说天照大神命其奉此神器，君临万姓，建立皇统，治理人间，则已经是后来的引申义。《日本书纪》有关皇位继承的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有关以神器作为皇权象征的文字。如继体天皇继位时，大伴金村大连跪上剑镜玺符，宣化天皇继位时，群臣“上剑镜”等。有关剑镜象征天皇神圣权力的记载还可见于持统天皇四年正月条。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器有时是“剑镜玺符”，有时是“剑镜”。不仅神器为何物并不十分明确，而且数字也不一定为三。实际上把三种神器明确确定为剑镜玉的，是《神皇正统记》的作者、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北龟亲房（1293－1354）。他同时还为这三种神器分别赋予了“决断”、“慈悲”、“正直”等象征意义，并认为这和儒家的智仁勇三德一样象征天皇的三种品德。撰作《神皇正统记》时的北龟亲房正困守常陆的小田城，1339年他把《神皇正统记》和同期先后撰作的《二十一社记》、《职原抄》等同时献给远在关西的、刚刚继承南朝皇位的后村上天皇，不外是希望这位继任的天皇能拥有这三种德行。至于把天皇践祚时接受三种神器作为日本皇室的正式典范规定下来，已经是明治初年的事情了。可见体系化、规范化总是后来的事情。



　　古代天皇制国家成立后编纂的《古事经》、《日本书记》中，记载了日本古代的神话。这是一套混合了高天原系统、出云系统、日向系统等古代日本不同文化体系的原始神话。就是这套神话为日本天皇的统治提供了“神圣”的依据。依照神话故事，日本天皇一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从开天辟地就是日本的主人，便受命统治日本。

　　然而神话不等于历史，神话也不能取代现实。从摄关政治大权旁落于藤原氏到平家专政，再到镰仓开幕府，到室町幕府经安土桃山时代以至于江户为止，实际掌握政权的不是权门就是武士。历史上只有后醍醐天皇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他是真的想恢复“天皇之治世”少有的人物，但他所主持的南朝政权流落于外，他本人最后也客死于吉野山中。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明治以后的造神运动大肆宣扬的“万世一系”的皇权，细数其实际支配日本的时间，从比例上说实在少得可怜。

　　“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故事不仅没出现在日本历史中，即或是在神的世界、在精神的领域也仍然是一段说不清的公案。因为文化上来自大陆的挑战是巨大的，而来源于佛教的挑战更直接压迫着古代天皇头上神圣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