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中国民俗学
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中国民俗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题目可以做专题叙事，比如基础理论研究，民俗学应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也可以做历史的回顾，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俗学发展路由等。当然也可以回顾自己的民俗学经历。总之，这个题目中国民俗学者必须要做，无论回顾还是展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发生了许多变化，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钟敬文先生身前曾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问题，谈到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既是一种展望，也是向中国民俗学提出新的要求。体现老一辈民俗学家对中国民俗学的期望。所以中国学者应该回答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大本营，更有责任，有义务作出回应。但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中国民俗学界并没有相应的回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民俗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学科，关于它的恢复和发展，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担当和责任，有开拓更应该有继承和发展。4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经历了恢复、重建到繁荣发展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国民俗学人都做出过自己的努力，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中国民俗学，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以致后来被作为一门新的学术概念提出，大约经历了将近百年的历史。百年中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改革开放的40年。40年来，中国民俗学迈开艰难的脚步，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学科身份认同和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即一级学科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如果将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也取得了一级学科文学下的二级学科，这对民俗学学科和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回顾中国民俗学40年来的发展和走过的道路，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一、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学科的恢复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在文科高等院校开设该门课程开始。1978年10月，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等14所高等院校，邀集国内各高等院校及有关机构代表100多人，在兰州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其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给从事民间文学的同仁以极大的鼓舞，也带来无限的喜悦。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心情的。76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无论他在会议或兰州大学的演讲，还是拜访藏族《格萨尔》老翻译家王沂暖先生，登白塔山观兰州夜景，接受《甘肃日报》采访等，都是行程满满，精神抖擞。他曾赋诗表达参加这次会议的兴奋心情：“文场劫后费经营，百族诗文待集成。教化他年收硕果，难忘此日聚群英。”钟老的出席，似一面大旗竖立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阵地上，不仅起到号令作用，也吹响了恢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进军号。要知道，当时的民间文学队伍，经历“文化大革命”，已经溃不成军。许多学者改行从事其他专业。这次会议无疑起到动员和组织整合作用。老一辈民俗学家在前摇旗呐喊，呼吁恢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于是溃不成军的队伍，从不同的岗位重新回到民间文学、民俗学大纛之下，原来溃不成军的队伍，终于集结起来，并把握住这一励志机会，为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发展，尽绵薄之力。但在当时的语境下，重整队伍谈何容易，学术荒芜得从头学起，经费匮乏更使研究工作举步维艰。期望与困惑并存。是时，每当大家聚首时，除互相激励外，用“惨淡经营”形容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状况。不过从动荡逆境中走过来的学者，有坚定的学术志向和“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黄金岁月。
当时全国许多文科高等院校的中文系，纷纷开设民间文学课程（至少是选修课程）。为了解决教材急需，钟敬文召集全国有造诣的民间文学教师，星夜兼程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7月这一教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各高校教师也为教学急需，自己动手编写教材。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紫晨的《民间文学基本知识》。1980年11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乌丙安的《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宜初、李子贤主编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8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笔者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有十多种概论教材出版。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此时，民俗学学科的恢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1978年，钟敬文借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呈报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时机，起草了关于《建立民俗学即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并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诸先生共同签名，致函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这就是著名的“七教授上书”。在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民俗学被列为独立的学科。直到此时，中国民俗学方取得了身份认同。而在此之前，民俗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受到批判。这种身份认同，是通过上书的形式获得的，没有这种身份认同，就不会有民俗学后来的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此时向社会科学院建言的还有辽宁大学的乌丙安等先生，他们在《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中直接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俗学会。
一年之后，即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钟敬文七教授再次向文艺界发出呼吁。呼吁书全文如下：
学艺界的同志们：
民俗学不但是我们必须建立的一种人文学科，而且我们也具备了建立它的一定条件。去年秋间，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宣布的我国今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草案里，已经把这门学科郑重地列为研究对象之一。这是一个福音！关于这门学科的必须建立和专门机构的创设问题，去年夏间，我们曾经向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上过建议书，并蒙予以赞许。但是这门学问专门机构的建立和科学研究的计划，推进，需要广大学艺界同志的赞成和实际帮助。因此我们今天诚恳地向大家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使我国中断了多年的这门科学，能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发荣滋长，为今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的庄严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民间文艺家协会）设立了“民俗学研究部”。从此开始，学界迎来了民俗学的春天。全国许多省市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文科高等院校纷纷成立民俗学组织，有的地方还创办报纸杂志。如辽宁省率先成立“辽宁省民俗学会（1981）”，浙江民研会设立“民俗学研究组”，陕西民研会成立“民俗学筹备组”等。上海民研会创办《采风报》，江苏民研会创办《乡土报》，吉林创办《民俗报》等。文科高等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等院校，不仅先后开设了民俗学选修课，而且在学生中成立“民俗学社”等组织。1982年6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筹备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宣告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确认学科地位，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使中国民俗学建设从此步入正轨。
二、民俗学人才的养成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获得身份认同并重建学科的时期。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作为“绝学”的民俗学，终于新生并很快发展成为“显学”。但是作为学科的学术梯队，尚未形成。钟敬文在参加了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回来后，曾亲口对笔者说，日本学者形容当时中国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构成，是“巨人与侏儒”。意思是说缺乏研究实力。不像日本民俗学自柳田国男之后，出现一大批杰出的学者从事民俗学研究。事实也是如此。当时聚集在民俗学旗下的学者大都人到中年，原来从事的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断多年。这些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比较有民间文学素养的中年学者屈指可数。虽然接受过钟老培训的乌丙安、张紫晨两位学者发奋著书立说，但对荒疏既久的中国民俗学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当时中国民俗学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培养新生力量。学会成立伊始，就决定与新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民俗学、民间文学讲习班。1983年夏季，学会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讲习班的消息传出，立即得到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参加。开班时，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学员150多人。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委托张紫晨和笔者主持讲习班工作。当时正值三伏天，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员住宿借用的是暑期的学生宿舍，民族学院一号楼的地下室也住满了学员。上课借用可以容纳200人的教室。三伏天，教室四角安放四台电扇，仍然炎热难耐。尽管食宿简陋，天气炎热，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为讲习班授课的师资队伍应该说无比强大，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杨堃、杨成志、容肇祖、常惠、常任侠、白寿彝、罗致平、罗永麟、宋兆麟、张紫晨、刘魁立、陶立璠、张振犁、柯杨等，都冒着酷暑，应邀前来授课。他们中许多是老一辈民俗学家，均已80和90高龄，有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抗战时期和杭州民俗学活动的亲自参加者，如今他们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面面旗帜。这次讲习班历时一个月，从师资阵容和授课内容，不亚于本科生所获取的信息量。讲演的部分内容，曾由张紫晨编辑成《民俗学讲演集》由文献出版社出版。学员结业后回到原来的地区和单位，后来大都成为各地民俗学活动的中坚力量。之后，又在门头沟举办过第二期讲习班，继续培养民俗学人才。这都是为培养人才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人才的培养只有通过正规教育渠道才能获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许多文科高等院校，开设了民俗学必修和选修课。许多高校的学生还组织成立“民俗学社”。青年学生参与民俗学活动，无疑是有生力量，新鲜血液。很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选择民俗事象作论文的选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长为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为了使民俗学研究生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1986年北京师大先后在钟敬文、张紫晨先生名下招收民俗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紧随其后，着手培养新一代的民俗学研究人才。从此中国民俗学人才培养走向正规教育。截至目前，全国获得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获得民间文学专业博士授予权的有山东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获得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此外许多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也都招收民俗学方向的研究生，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文艺学、民族文学门下，也都有导师招收民俗学、民间文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如果加上国外院校培养的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博士后，中国民俗学目前的研究和教学队伍，已经是人才济济，学术梯队已经养成，他们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三、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也是中国民俗学理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
二十世纪80年代，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理论的建设殚精竭虑，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长篇讲话。回顾中国民俗学将近80年的发展历史，讲了民族与阶级、农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古代学和现代学、理论和实践关系诸问题。他指出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是“一国”（一国民俗学）的。不过，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如果说中国民俗学是“一国”的，它的对象同时也是“多民族”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以后开展比较民俗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民族的与阶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问题。对此，钟敬文认为，民俗，就一般来讲，是广大民众（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和继承的，可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上层社会没有民俗，或者认为它完全没有和广大民众共同的民俗，就似乎不好讲了。重要的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只有广泛的共同性。这对过去那种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对待社会民俗文化事象的做法，是个警告。关于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钟敬文提出了都市民俗学研究的课题。关于古代学和现代学，他指出，过去的民俗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上的资料，但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说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而对历史上民俗事象的研究，应归入“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民俗学“现在性”的提出，不仅使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方向更加明确，而且将中国民俗学变成一种新鲜的学问，而不是陈旧的学问。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钟敬文在报告中提出民俗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民俗学的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总之，这一报告应该说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文件。它所涉及的问题，急待民俗学通过它的实践去解决。 其他如《民俗文化学发凡》《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及学习研究方法》等都在及时的、适时地指导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正是在钟敬文民俗学场域的影响下，八十年代相继出版了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1985），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1985）和笔者的《民俗学概论》（1987.再版时改为《民俗学》），作为教材，这三部著作当时影响甚大，起到了普及民俗学知识和理论的作用。十年之后，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1998）出版，遂成为高校民俗学教学用书。而作为钟敬文民俗学理论宝库代表作应该是1999年发表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其时钟敬文年届90高龄，积70多年民俗学研究的经验，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文中充满了对中国民俗学的自信。从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与现状出发，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指出中国民俗学派的旨趣和目的是清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民族意识和情感，丰富人类文化史和民俗学文库；拟定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包括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资料学和方法论。文中还对如何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提出建议。
钟敬文民俗学理论指导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的实践。无论是学术机构的建立，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展开，都是在钟敬文民俗学理论指导下展开的。1992年钟敬文90大寿，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庆祝钟敬文教授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70周年暨90寿辰”，共收到学术论文100多篇。原打算出版纪念文集，后不知是何原因，没有刊出。笔者曾撰写论文《中国民俗学面临的新课题》，表示祝贺。这篇论文发表在上海学林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化》（1993）。其时正是中国民俗学恢复重建和中国民俗学会成立10周年，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专题民俗研究、地域民俗研究、学科史的研究以及田野作业都展现出新的面貌，出版了许多著作，显示出中国民俗学的实绩，结束了中国民俗学知识结构的巨人与侏儒时代，由人才匮乏到人才济济，完全是中国民俗学40年来实践的结果。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在钟敬文民俗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全体同仁的勤奋努力取得的。首先是基础理论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有20多种。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其中关于民俗学的“民”的讨论，一直在延续着；关于民俗的分类、特征，方法论等，也是民俗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此外还有“实践民俗学”、“家乡民俗学”，表演理论等概念被提出讨论，只是这些讨论还不够深入，或没有实践成为优秀成果。
专题研究是近几年来收获最多的领域，特别是民俗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无论是历史民俗事象还是现实民俗事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徐赣丽的《民俗旅游村研究》以及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研究等，就兼顾了历史文献与现实民俗事象的研究。查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研究生论文数据库”，得知北师大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毕业了111位博士研究生，111篇博士论文几乎涉及历史民俗和现实民俗的方方面面。笔者没有统计过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培养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毕业的博士、硕士有多少，恐怕有数百人。纵观这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理论是建立在历史文献的梳理和田野作业基础之上。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实践体现在年青一代学者身上，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希望。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重任也落在青年一代学人身上。如果说评价这些年来博士和硕士论文的不足，是选题过于庞杂分散，这和导师的学养和研究深度有关，没能围绕中国民俗学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统一规划，指导实施。一流的人才培养，需要一流的导师。
谈到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实践，田野作业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涉及到民俗资料学的建设。民俗学资料学是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理念中，十分强调的。在中国民俗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就已提出这一问题。中国民俗学研究必须以坚实的民俗资料的收集为基础。八十年代初，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概论过程中，曾动员各民族学生，收集、抄录民俗资料，编辑了5卷将近百万字的《少数民族民俗资料》，自费印刷3000多套，供刚刚起步的民俗学研究之用。之后有了全国性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套集成。这一集成的普查、编辑、出版持续25年之久。普查中强调在民间文学普查时，要注意记录相关的民俗事象，大大丰富了民俗资料库。此外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的《中华民俗源流集成》（1995），从民俗发生学的角度，集成民俗事象的传说和故事，饶有趣味。
这一时期民俗志的编写提上日程，各地学者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出版了多种专题民俗志。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1923年版）被多个出版社，多次印刷外，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对历代方志中的民俗资料做了汇集。改革开放40年来，新出版的民俗志著作上百种，如《山东省志·民俗志》（1996），《陕西省志·民俗志》（2000），个人著作如刘兆元的《海州民俗志》（1981）等。全国地方志的编写，虽将《民俗志》单独立卷，但成效甚微。只有少数几个省，出版了省《民俗志》。二十世纪90年代，笔者筹划编辑出版全国分省立卷的民俗志丛书《中国民俗大系》。历经十年，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聘请全国各省的民俗学家担任分卷主编，终于完成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整个大系含1400多万字，1400多幅图版。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钟敬文曾感叹中国没有分省立卷的民俗志，《中国民俗大系》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钟老九泉之下定会感到欣慰。
作为民俗学理论实践的还有风俗史、民俗史、学科史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12卷本的《中国风俗通史》（2004），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主编的6卷本的《中国民俗史》（2008）。近期，笔者所著《中国风俗发展简史》（2018）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是20多年来笔者讲授《中国风俗发展史》的总结。此前还出版过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1993），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1995）和断代的社会生活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夏商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等。这表明中国民俗学者着手梳理历代民俗文献资料，为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充实的资料。
时间到了本世纪初，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中国民俗学者的身影活跃在保护工作的前沿。他们运用所学的理论和知识，参与保护工作。在国家和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中国民俗学会的许多年轻学者代表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全新的面貌。作为学术史，留下历史的光辉一页。其学术著作在百年中国民俗学史上是最多的，也最能体现中国民俗学特色。
四、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学对话
改革开放40年，随着国门的打开，文化交流包括民俗学的学术交流逐步展开。中外学术交流，是中国民俗学的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兴起时，就与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有着不解之缘。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理论，就曾深刻的影响着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其中如流传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的著作和不少民俗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使中国民俗学人眼界大开，开始注意自己身边的生活（民俗事象）。其中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更为深远。
民俗文化是有国界的，但民俗学的研究没有国界。特别是比较民俗学，突破国界，变成跨国界的学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和国外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起来。首先是国外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等被翻译出版。民间文学方面，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等也有了新的译本。这些著作不仅成为中国民俗学者的必读书目，而且帮助中国学者认识民俗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其次是中外民俗学者的交流和联合考察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是中国芬兰学者在广西三江进行的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之后，中国和日本民俗学者联合对中国和日本民俗文化联合考察。这一考察进行过三次，历时20年，整整一代人的光阴。1990年，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联合考察开始。此次考察由中国民俗学会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首次合作，组成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调查团，进行为期3年的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考察与研究。这一计划是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部的坪井洋文教授、福田亚细男教授访问北京时向中国民俗学会提出的，得到学会理事长钟敬文的同意和支持。后因坪井洋文先生去世，由福田亚细男实施这一计划。此次考察，考察团团长是福田亚细男先生，副团长是张紫晨先生和笔者。中方学者有刘铁梁、周星、白庚胜、何彬、巴莫曲布嫫、尹成奎和江苏的周正良、浙江的朱秋枫参加。20多位中日民俗学家混合编组，在中国江苏的常熟、浙江的兰溪、丽水畲族地区，日本的茨城县、千叶县、冲绳县进行深入地农耕民俗文化考察。第二次联合考察由筑波大学佐野贤治教授组织，中日学者联合进行汉族及周边民族民俗考察。考察地是云南丽江地区和四川凉山地区。第三次联合考察仍有福田亚细男主持，在浙江考察。
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民俗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套句官话叫“百废待兴”。此时的中国民俗学最缺乏的是田野作业经验。中国学者也无力(财力)从事田野作业。所以中日联合考察无疑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燃眉之急。2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考察的青年学者步入中年，中年学者步入老年；当年的讲师如今成了教授、博导。变化是巨大的。就以这部分学者来讲，考察中的获益，不仅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学业，也影响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福田亚细男在总结中日联合考察经验时说：“这个项目主要是以中国浙江省和江南地区的调查为主。20多年来，有很多中日学者参加了调查，并培养了中日年轻学者的田野经验。项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民俗开始复兴和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调查内容主要是祠堂、族谱。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阶段中国的村落与日本农村以前发生的过疏化一样，年轻人外出打工，村落中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现象少了。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主要围绕古村落街区的保护与修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健全完善过程。这三个阶段的调查顺应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中国现在最大的课题非遗保护，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所以，我们应该承前启后地进行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请进来，走出去。目前，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学的对话与交流已成为常态。改革开放40年来，许多中国民俗学者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许多年轻的学子到国外进修民俗学，攻读民俗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回国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中坚力量。早在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召开“面相21世纪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蒙古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100多人与会，钟敬文在会议上作主旨讲演，致辞祝贺。会议期间，东亚各国民俗学者共同发起成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这个学会总部设在韩国，具有法人资格。该学会成立22年来，在亚洲各国举行过19次国际学术会议，就众多的议题进行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有上百位老中青学者参与学术交流，将中国民俗学研究成果传播到亚洲各国，也分享了亚洲学者的学术成果。
中国民俗文化是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民族文化特色。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中国已形成四级文化保护体系，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有1300多项。进入联合国名录的项目有30项，这些项目大都是民俗文化的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开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体现出中国民俗学人的话语权。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学对话，当之无愧。
五、后钟敬文时代与中国民俗学派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发表已经20周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民俗学进入后钟敬文时代。钟敬文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中。钟敬文时代，无疑是中国民俗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曾经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民俗学运动实践的学者，如顾颉刚、常惠、钟敬文、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等，改革开放中直接参与了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指导了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和实践。钟敬文晚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根据的。他对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俗学的自觉和自信基础之上的。
关于学派的形成，历来都有不同的解读和分野，形态各式各样。如师承学派、地域学派、问题学派等等。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就是不同的学派。明清时期是学派出现最多的时代。与学派对称的还有流派。学派讲究师承关系，流派讲究独特性，这是二者的不同。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不是凭空提出的，它的倡导者，具有富有民俗学学科实践，培养了众多的门生。钟敬文积70年学科实践，以他渊博的知识经验，洞察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提出自己的学派主张。后钟敬文时代要想成就中国民俗学派建设，首先要学习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民俗学理论和他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献身精神。
后钟敬文时代，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努力进取。改革开放以来，仅北京师范大学培养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博士就有100多位，其中直接受教于钟敬文门下的博士、博士后30多位，以师承关系构成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梯队，这一梯队足以承担中国民俗学派赋予的重任。关键是要有承担此任的学派带头人，要有精密的学科规划和实施计划。笔者认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清目标，从如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增强民俗学自信，树立独立学科意识。改革开放40年来，各个社会学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民俗学关系密切的人类学、社会学成了龙头老大，于是许多民俗学研究机构纷纷向这些龙头老大靠近，想借这些学科壮大自己，结果混淆了民俗学的疆界。诚然民俗学与上述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所交叉，方法上有所借鉴，但民俗学有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不应该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附庸。这一点钟敬文在他的学术实践中是十分强调的。中国民俗学虽然走过曲折的路程，但经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已经确定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第二，确定研究领域和目标。中国是一个民俗大国，有着几千年的民众生活史。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记录了历代丰富多彩的民俗资料。“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应是中国民俗学派广阔的研究领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特色之一；
第三，创立民俗资料学。包括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民俗资料，民俗志（包括图像民俗志）的编纂，方志民俗研究，民俗数据库建设是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根基；
第四，书写中国民俗学学科史。包括古代史、现代史，著名民俗学者评传，民俗事象传承人口述史等；
第五，方法论。主要是田野作业，民俗源流考据方法的运用，是中国民俗学书斋研究的传统，应该予以重视。此外，还有高科技技术的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总结等；
第六，学派学术梯队建设。重视钟门弟子在中国民俗学派建设中的作用；
第七，规划中国民俗学派建设方案，加以实施。这一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民俗学会，应该有所担当。
总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由绝学变为显学，有了自己的独立学科的地位，聚集了众多的有志于民俗学研究的精英，和世界民俗学学科的发展相比，取得的成绩毫不逊色。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进取，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愿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