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进前而不御 遥闻声而相思
----追忆四位文化老人(下)
作者:冯鹏生
文化传播网 发布时间:2009-05-10 07:48
“平生风义云天外”——记忆中的傅振伦先生
傅振伦先生逝世于1999年5月8日,享年93岁。认识先生虽时间不长,但他那种严于律己,甘于淡泊,不计得失,勤奋治学,生活简朴,待人谦和,关心青年的品尚和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投身文博事业,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开拓者之一,30多岁时,即以英语在伦敦讲学。先生博学鸿懿,著作丰富,所研究的学科涉及了史学、目录学、档案学、方志学、文物考古、科技史、陶瓷史、军事史、民俗学、语言学等方面,几乎每一方面,他都能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又有所需的胤辞,且锋颖精密,论意峻爽,不仅启悟时人,也能流声后代。拜读先生所赠的几本油印资料,即可看出先生治学严谨,尤注重深度的作风。
认识先生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看起来面容清癯,但实际上很健康。那时,先生的办公室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4层,虽有电梯,但人多时,我们都是走楼梯的。先生总是先登在前,我们几个壮年尾随其后,待爬上4层时,先生面不更色,步履仍是那么轻盈,而我们则是气喘嘘嘘,于是大家常说“先生的内功好”。
每次请教先生,他总是慈抚有加,一一应允。有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当面解释后,次日还要写个纸条,告诉应再读读哪篇文章,并注明这篇文章在哪套丛书中以及版本和函数,都写得清清楚楚,使人深深地体会到老人诲人不倦的风尚。记得我草拟的一篇关于辽代绘画研究的小文,曾请先生斧正。尽管先生视力较弱,却在稿子上批注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甚至错误的标点,也给亲笔改正。文中所云辽代印线设色佛画《识盛光佛降九曜星宿官房相》上的“相”字,只遗存少部,但草稿上打印出的字并不准确。先生看出后,对我说:“应把画上的残字形状客观、准确地反映出来,否则,这个证据就有违画的定名。作文论证,不应出现这样的疏忽。”先生谦和严谨之状,感人肺腑。
先生原籍河北清河县,我则是枣强县人,两县东西相隔数十里,但偶然谈及故乡,都不言县之有别,先生总说:“咱们那个地方……”还多次说:“抽个时间,咱们一起回乡看看。”我也总是欢欣地回答:“好!”可直至先生病笃卧床,也未成行。如今思之怅然不已。
先生晚年将庋藏的图书和文物献给国家,又将自己的稿酬献给了家乡的小学校,堪称楷模。在老人逝世前,郑恩淮兄曾带我去先生家探视,见到先生那消瘦的样子,我心里像添了个铅球。先生告诉我:“长期卧床,后背总觉有些不适。”我大言不惭地说:“晚生学得几手按摩法,要么试试看?”竟被点头应允。此时我也顾不上什么礼数,便双腿跪在床上,将老人慢慢扶起,靠在一摞被子上,先是轻轻地揉捏了一会双肩,逐而上肢、后背、双腿和足部揉捏了个遍。因病所致,先生瘦得令人心疼,我每做一个动作,几乎都要带出眼泪,但还是控制住了。因为是去看望老人,泪珠滴出是不吉利的。过了一会儿,先生居然说:“好多啦!”他这么一说,仍跪在床上的我并未获得宽慰,反而增添了几分苦愫。其实,天知道我哪懂什么“按摩”,只不过是轻轻地“按揉”而已。不久,先生仙逝,回故乡看看的约定终成泡影。未能陪先生回故乡亲吻一次养育自己的土地,成了我的一大遗憾。先生气散已10年,时有思念,皆感于先生“平生风义云天外,不敢泪洒于寝门。”
孜孜不倦为国宝——怀念杨仁恺先生
杨老(仁恺)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学苦作,为民族文化奋斗了多半个世纪的老人,在文博事业方面多有建树,他的力著《国宝沉浮录》理清了溥仪退位后从故宫盗出的1200多件书画国宝的来龙去脉,并兼述了历代名画的真伪和影响,可谓功勋卓越;他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系统地整理了鉴定的诸要素和应遵守的准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两部著作都具有开创性,谈书画之事毕矣!
杨老是中国木版水印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深谙传统“饾版术”的特点,运用这一特种技艺,能使经典的古代书画得以翻新,以一翻百,且能做到印刷品与原作惟妙惟肖,是使经典书画长久流传、保护书画文物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启功先生所云:“木版水印作品仅下真迹一等耳。”所谓“饾版术”实指我国传统的雕版彩色套版印刷,后称“木版水印”。这种技术虽肇自宋代,迄明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至新中国成立前,荣宝斋也只能印些信纸信笺,咫尺小幅,解放后才能印制些不足盈尺的绢本册页。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木版水印的《簪花仕女图》巨幅绢本大卷的诞生,中外大震,当时,一些中央领导曾以此作为“国礼”赠与外国元首。许多外宾赞叹说:“这种技巧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令人不可思议。”这凸现了新中国的文化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皆因杨仁恺和侯恺等前辈,通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才取得了这种辉煌成就。
鉴于保护古典书画的需要,不能直接依次勾版择套,只能在临摹本上勾版,如此就需要对古画进行临摹。杨老在临摹唐代《簪花仕女图》、《五代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作品的过程中,亲临实践,执笔浸染,与荣宝斋派去的临摹人员朝夕相处,日夜攻关,终于解决了临摹过程中绢不易着色、色块难出匀净效果、线条难出残断韵味等困难,为复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人敬佩的是,后来杨老在追述文章中,将这一壮举的功劳通通记在了他人的身上。
又譬如,杨老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开放(1954年10月1日)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我们永远不该忘怀的。众所周知,故宫所庋藏的历代书画,由于溥仪的盗出和国民党南运,已经空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王冶秋、张衎、吴仲超等领导,先后以外汇收回一些,又从私人藏家收购一些,虽初具规模,却未成系统,仍不尽人意。1952年春,东北文化部成立了三人小组,集中清查伪满皇室散佚的书画,当时37岁的杨仁恺是清查书画的主要业务力量。工作组在长春、沈阳、兴城、天津等地积极宣传党的文物政策,追踪“国宝”,智斗奸商,顺藤摸瓜,艰苦斡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即清查收回伪满清宫散佚文物170种319件,其中大多是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后将其中的130件《佚目》中的书画转归故宫博物院。如此大批量高水平的书画涌入故宫,骤使故宫具备了办历代绘画展的条件,故而故宫成立绘画馆的计划如期揭幕。嗣后,天津又转拨故宫30件文物,遂又将东北博物馆所藏五代黄筌的《珍禽图》、宋李公麟的《摹韦偃放牧图》、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调入故宫,故使庋藏蔚然大观。加之,杨老又曾对溥仪逃跑时被截获的120件书画做过接收工作,由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杨老目鉴《佚目》中的书画达300幅之多,而且要幅幅考订、辨别真伪、评骘甲乙、登记著录、什袭宝藏等,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散佚的故宫书画,相当一部分在追查“回仓”、鉴别真赝、直至使之与民众见面的过程中都浸透着杨老的汗水。而杨老在当时所论述、剖析这些法书名画的观点,也至今未有质疑之声。
在几年内,能够熟睹、鉴别如此大量的历代名画法书,为职鉴藏的人中绝无出其右者。尤其他能在真赝混杂的画堆中,识辨出《清明上河图》,60年代又识辨出米芾《苕溪帖》等,这都证明了杨老在鉴定方面的至高修为。而论其品格,他虽钟情书画,但在清查《故宫佚目》书画的过程中,却未起一丝的杂念,令人敬佩。
再如冯其庸先生所说的:“杨老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许多事鲜为人知。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表了《对王逊先生有关民族绘画问题若干观点之我见》、《关于民族绘画问题讨论几个主要观点的再认识》,还在关于《聊斋志异》版本真伪、是否具有“民族思想”“进步思想”的争辩中,捍卫了“国宝”尊严,显示了对民族文化的忠贞。当时杨仁恺正当壮年,所撰文章观点之明朗,语言之犀利,论证之严谨,出乎常人,显示了丰厚的学养。数十年来,杨老赴京次数虽多,但毕竟有限,北京、沈阳又是千里之隔,所以在学习中遇有疑惑,我只能以书信或电话问难请教。直至他生病前,他都是我的“私塾”先生,每次都把我请教的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记得80年代初,他居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鉴定组的活动期间,有一日,为帮我校改一篇短文,竟达深夜两点多钟,早上5点半,他便和往常一样起床,去院子里跑步了。那时杨先生已届70岁,如今回想起来,以琐事影响他休息,我很是内疚。而又一次大概是他86岁那年,来京居住在北郊的一处宾馆,夜间谈及人生准则,他猛然说:“我们相识已近40年,知我者鹏生!”我当即回说:“晚生惭愧。”当时只觉得嘉言过矣。如今再想想,当时我何曾深刻地认识到他对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和重大影响呢。比较清晰地认识杨老,还是在他去世之后,为了平静自己的心态,便每天读他的《沐雨楼书画论稿》、《国宝沉浮录》、《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以及徐光荣、王海萍先生所著有关杨老生平的著作,才对杨老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一生的勤奋,多次的坎坷,难寻的机遇造就了杨仁恺,他来得坦坦荡荡,功德圆满,走得从从容容,披着一身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