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铭记“贺绿汀时代”(图)
东方早报 2009-5-8 0:51:56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唱，这首《游击队歌》已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影响深远的不朽名作之一。该曲作者、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不但创作出《牧童短笛》、《天涯歌女》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而且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首倡专业音乐教育大中小学“一条龙”办学体系，创立民族音乐教育规范体制。今年，是贺老逝世10周年，多位乐坛前辈均于近日到上音缅怀老人足迹，上音新任院长许舒亚赞其为“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研究贺绿汀的专家戴鹏海认为，贺绿汀是最早对中国钢琴音乐、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和民族器乐的现代化做出成功探索的作曲家。
东方早报记者 安婧
贺绿汀在30年代为电影所做的配乐如《四季歌》、《天涯歌女》等，至今久唱不衰。 IC图
“我有权，必须向国家和人民负责”
曾在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的陈贻鑫还记得初见贺老时的情形：“他脸庞黑瘦，两眼炯炯有神，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我们很惊奇，觉得他不像一位作曲家，倒像一个工人。”就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关心每个热爱音乐的苗子，“他经常抽空来育才学校看望我们，有时晚上时间太晚，他不便赶回地处郊区江湾的上音，就用缴获的美国军用睡袋往我的帆布行军床上一铺……”
谈到贺老，学生无不动情，音乐学院教授王勇告诉记者，其父王家阳、其母沈西蒂也都是因为贺老办了少年班，才得以进入音乐学院学习的，“都是在他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音乐家，我自己在上音读书的时候，他还担任着名誉校长，我颇受了几年的教诲。”
从一个求学少年，成长为接掌门楣的大教育家，贺绿汀曾在《六十年的回顾》一文里写道：“当时我有权，但这个权是国家和人民给的，必须向国家和人民负责。” 他亲自写信联系，从国内外请回一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1950年，他主张开办少年班，后来发展为学院的附中和附小，形成了大中小学“一条龙 ”式的教学体系。此外，贺绿汀十分重视音乐研究工作，成立了音乐研究室，翻译和引进大量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理论；并建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创立民族音乐系，开设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指导(民乐指挥)和民族器乐3个专业，从此民族音乐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他增办的少数民族班，培养我国边远地区民族歌手和各民族音乐工作者，才旦卓玛、热比亚、阿旺、莫尔吉夫等都是少数民族班的毕业生。”王勇介绍说，“他一手主持成立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抢救小组，有计划地为民间艺人、民歌手、曲艺名家、民族器乐演奏家等的表演录音录像，整理出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画面，为挽救部分濒临绝迹的民族音乐种类及形式作出了极大贡献。退居二线后，他还寻访民间艺人，足迹踏遍祖国山山水水。”
中国新音乐的开拓者
一锅米饭、两个咸鸭蛋，少年贺绿汀在“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花了一周时间，步行450里路，到长沙求学，却意外发现音乐对自己有着莫大吸引力，继而转投艺术专修科。
“学音乐，不能光凭兴趣，必须学规则；而等你以后创作音乐时，则要忘记规则。规则，可以帮助你严密地排列组合音符；而要产生音符，则要靠你充实的生活来源。”恩师邱望湘的这句话，成为贺绿汀后来音乐创作实践的座右铭。
“童年时期，给贺绿汀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妈妈的摇篮曲，而是父亲哼唱的祁阳地方戏：这种以锣鼓、胡琴为伴奏的清唱剧目，当地俗称‘板凳戏 ’。乡中遇有喜庆，父亲常被请去助兴；遇有亲友去世，为表示与死者诀别，则彻夜在死者停柩处唱祁剧，算是挽歌，歌声悠远哀伤。戏曲成了对幼年贺绿汀最初的音乐熏陶，这些质朴清新的民间音乐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注重民族风格在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与教育生涯中成了自觉的追求。”王勇告诉记者。
1934年5月，俄罗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齐尔品到中国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创作了三首钢琴曲参赛，结果他的《牧童短笛》竟夺得唯一的一等奖，《摇篮曲》也获得名誉二等奖。其中，富于中国民族音乐风情的《牧童短笛》很好地把握了中西元素相结合的形式，开创了我国近现代原创音乐的成功范例。当年11月，贺绿汀在上海新亚酒店大礼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当场演奏了自己的获奖作品，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这一盛事。贺绿汀音专的同学丁善德，在自己的钢琴音乐会上屡次演奏这首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作品，并在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牧童短笛》的唱片。而极为欣赏贺绿汀才华的齐尔品，更是将《牧童短笛》带到了欧美国家，使中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得以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贺绿汀曾说过：“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中国音协主席吴祖强评价说：“贺老是中国新音乐的开拓者。”
“在贺绿汀身上，一些截然不同的性格侧面，却构成了一个极为丰满和谐的和弦。作为一位革命者，他捍卫真理的性格是那么的倔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又有着极为细腻、敏感的审美个性；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似乎是与生俱来……在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史上，我们会铭记那段——‘ 贺绿汀时代’。”王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