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学与遗产运动: 表述与制造
彭兆荣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 尤其是对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遗产学的理论方面, 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遗产研究已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 是为不争的事实。若从传统“学科规则”去检验, 遗产学似不“纯粹”, 即它不为某一学科所专属和专美。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在于: 1. 遗产学并非单一的学科领域, 不像诸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成为公认的学科。参与遗产研究的学科很多, 领域也很广泛, 比如遗产的人类学研究、遗产的地理学研究、遗产的政治学研究、遗产的历史学研究、遗产的艺术研究、遗产的文化研究、遗产的管理研究, 等等。不同学科将各自的触角深入其中, 各学科的特质、品性、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大量渗入、移植到具体的遗产研究中。2. 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被打上强烈的现代烙印, 它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 是一个社会实践, 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产物。与其说遗产是财产、财富, 还不如说它更表现为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根本原因在于: 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具有资源性,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发掘、开发、利用、交换和交易。3. 现代遗产融会了工业化的痕迹、技术主义的手段、商品社会的交换品质、现代传媒的炒作对象、公共事业的管理方式, 也经常被政治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展示政绩、追求业绩的资本。因此, 遗产理论首先表现为所谓的“共谋理论”( conspiracy theory) 。“共谋理论”的原旨是对自“二战”之后各种相关的拯救历史遗产的活动和运动的概述, 并由此延伸出对法规、实践等综合情况的描述①。“共谋理论”其实是“话语理论”在不同领域和背景下的移植和变形。（① P.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36）.
遗产研究的理论显得庞杂, 学术取向也不一致。其中一种是根据遗产的特定历史情况, 在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 尤其是对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遗产学的理论方面, 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上强调遗产产生的动机, 称为“动机说”( motivation) 。这一学说主要从西方各国政府近几十年来对各种遗产采取的拯救和保护等实践活动的愿望和动机入手展开分析。从上世纪初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有意识地开展了对遗产―――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遗产毁灭性破坏后的情形, 以立法性的手段对遗产进行保护。这些工作先是在法国, 继而在俄国、德国等国家陆续开展。其对象主要是战争所遗留下来旧时代的财产和遗产, 如皇宫以及废墟等,使那些具有国家标志性特质的遗产“合法化”和“正统化”。这是西方国家建立“祖国”( homecountry) 、塑造新形象的意愿所在, 是各国政府适应社会发展和形势变迁的实际需要, 也是强化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必然。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各国的“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遂成为这一过程的象征性标志和品牌―――即通过国家博物馆中的各类遗产以展示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但是, 他们在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手段上产生争议, 主要争议点集中在是采取摧毁重建还是进行有效维护的选择上。简言之,“动机理论”将现代遗产学产生的动机和理由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 并与遗产的国家化、合法化、正统化的需要、转型、过程联系在一起。
遗产理论除了表现出特定时代的语境特质外, 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品质。遗产的存在离不开延续性, 所谓的“延续说”( continuity) 就是强调遗产的存续性。这一理论旨在说明: 在遗产的合法化、正统化、国家化的进程中需要强调遗产延续在立法方面的保障, 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那些公认的、具有符号化的国家遗产不至于因政府的频繁更迭而中断或发生变更。立法足以保证遗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对遗产的立法性保护又满足遗产本身自我延续的客观要求。这种延续性由遗产的本质、特性和历史所决定。由于其客观、内在、历史的需要属于“看不见的过程”( inevitable progress) , 需要更加谨慎。各式各样的遗产, 如艺术、手工艺、历史文本等, 无不有着与现在对接的内在关联和逻辑。遗产的“延续说”便侧重于对遗产在各个方面的延续性进行研究, 比如“遗产与历史”、“遗产与记忆”等都旨在说明和强调遗产在社会传统中的延续性。归纳起来,“延续说”主要强调两层意图: 遗产本身的延续性和对遗产保护的延续性。
遗产研究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无法须臾分开, 遗产与资本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遗产的“资本”形态呈现出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特殊品质。“资本说”也成了遗产的重要理论之一。大致上说, 遗产的“资本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遗产的“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二是遗产的“经济资本”( economic capital) 。前者主要是对法国学者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的移植和改造; 后者则强调遗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表现形式和形态。“资本”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关键词。在他看来,“资本”既是人们进入“社会场域”的“入场券”, 也是参与社会竞争的必备价码①。“文化资本”具有复杂的存在形式和形态, 同时兼有部分经济资本的客观品质。因此, 它不仅成为各方利益和力量争夺的对象, 也成为各方利益和力量进行协商、平衡的商品,甚至是牺牲品。严格地说, 不同类型或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遗产,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通过评估以确定其“价值”高低, 这原本也是国际组织在确认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则, 然而, 现行的各种遗产评定、遴选实际上却无一不在进行“区分”其价值高低的工作。所谓的“代表作”、“杰出代表”都意在强调那些“入选者”高出其他的价值, 而这一过程本身含有平衡、协商和妥协的成分和含义。而获得“杰出代表”者随即在经济资本上大大增值。不言而喻, 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权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至于遗产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很容易理解, 简单地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流通过程中价值的原附性和可缩性。
还有一种理论主要反映在遗产的认同( identity) 方面。遗产的产生、创造与遗产的归属、认同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族群会创造他们不认同、不认可却能长久传承下来的遗产。“人民需要认同, 同时, 某一群人的认同往往又对另外一群人的认同造成伤害”③, 这也是我们在确认遗产的“人类性”时需要“加注”、需要“设限”的理由。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中, 仪式之于某一个民族、族群显得特别重要。然而, 在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仪式中, 一些被赋予的观念、形式、符号、牺牲等可能恰好与其他民族形成价值相悖, 甚至产生冲突。历史上的一些宗教战争源自于对遗产在不同方向上的认同, 不同方向上的认同导致了对峙、对立和对抗。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和关系网络, 当今的遗产认同的外在、集中的表现是民族认同, 而这一认同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联。这也构成遗产研究的一个主题①。从目前所确认的遗产范围来说, 它包括了国际的、洲际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临界的( 具有边界相关性―――不仅包括领土的边界, 也包括族群的边界, 还包括文化的边界) 、家族―家庭的以及个人的等诸种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认同的因素也能成为遗产”②, 或者说, 遗产中包含着认同, 认同本身也是特殊的遗产。（①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 李猛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47 页。②③ P.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p. 44, pp. 17-18.Peter Howard, Heritage: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Identity）
遗产学带有很强的实践性, 即便是讨论纯粹的学理问题也需强调这一点。对遗产的保护更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专业性的系统工程, 相关的专业人员涉及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环境规划专家以及有关的其它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③。遗产的保持与保护有赖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的一个原则正是人类学家在实地和现场“参与观察”, 身体力行,试图发现和描绘某一文化系统的符号来源以及在那些特定的背景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和解释。
除此之外, 人类学对遗产研究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诸如地方研究、文化变迁, 包括大规模的现代旅游对遗产地的冲击所引起的细微变化等; 同时也代表地方传达“地方声音”( local voice) ④。人类学对于遗产的研究特色还表现在民族志对“物”的研究( objects of ethnography) , 例如对于民间手工艺品和技术的研究、描述, 便属于物的民族志范畴⑤。民间手工艺品及技术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物质对象, 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特点。反过来, 民间工艺品又被民族志者所“创造”。民族志对“物”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范式―――民族志对物的研究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描述性和展示性叙事方式。在特定的语境中, 这种展示性的“民族志画廊”( Ethnographical Gallery) 成了一种“文明的制造”⑥。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适用于文化遗产研究, 特别对那些来自于无文字民族、族群、民间等原生性遗产的研究, 器物成了这些民族、族群、人群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 形成了所谓的“文本化的物”与“物化的文本”( textualizing objects / objectifying texts) ⑦。另一方面, 民族志研究除了将人类学的学科精神融入其研究对象“物”以外―――即物质遗产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 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相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各类遗产和遗存,不仅肯定它们的生成、存在与其他任何遗产拥有同等的权利, 也不遗余力地为那些在社会现实中实际上不能得到或没有得到同等权利的民族、族群遗产进行呼吁和申辩, 同时还要通过研究发掘出在那些文化遗留物中所积淀、所存贮、所包含的具有民族独特的品质。
二
“物”的民族志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从现象学角度看, 遗产作为“物”( 包括特殊的“非物质”形态) 的存续, 表面上是客观的、形体的、可感触的; 事实上, 它们融入了“主观的、描述的和解释的经验”⑧, 其中涉及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原理和元素。当遗产作为“物”的遗留、分类展示在公众和游客面前的时候, 它们无疑成为历史的“物证”。视觉效果和经验体认成了观众和游客最具说服力的支持与支撑。他们相信所参观的遗产或遗产景观的客观性不可置疑。另一方面, 通过对遗产的参观, 人们产生一种怀旧的情感, 特别是这种情感与一些政治理由相维系, 并与资本主义化的旅游工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代表所谓“低文化”的遗产满足人们怀旧情感的落实①。正是由于遗产实物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 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掩饰了所呈现、所展示、所陈列遗产的主观表述特征。也可以说, 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定、认可、认为的“遗产”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①② P.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p. 167, p. 150.③ M. Hufford ( ed.) ,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Illinois Press, 1994, p. 4.④ E. Chambers,“Thailand's Tourism Paradox: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as Factor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p. 98.⑤⑥⑦ B. Kirshenblatt-Gimblett ( ed.) ,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7, p. 21, pp. 30-34.⑧ A. Synnestovedt, “Who Wants to Visi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A. Russell ( eds.) , Image, Representationand Heritage,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p. 334-335.Alison Hems & Marion Blockley( eds.) ,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我们不妨追问: 为什么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当作遗产? 人们为什么要访问被认定的文化遗产地? 答案很清楚: 遗产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 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目的性宣传和商业性炒作。
逻辑性的遗产便成了一种表述, 但遗产的表述并不简单。就遗产的物质性而言, 遗产必定代表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 包含了什么。这些表示相对较为容易了解和把握, 物理学、地理学等可以对遗产的“能指”( 物质性) 进行量化分析。然而, 与遗产相关和所属的社会、历史、时代、族群、地缘等表述更为多样。对遗产表述与被表述、解读与误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包装与变形, 都成了遗产表述的附加内容。今天,“遗产工业”( heritage industry)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被学术界接受的概念,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遗产在现代背景中产生了大量的“附加值”( value added) ,被赋予了“遗产的第二种生命”( the second life of heritage) 。简言之, 遗产本身的表述是一个方面, 而遗产被当作满足其他社会功能和意义的表述是另一方面。遗产的附加性、再生性、延伸性意义已经成为当今遗产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遗产的附加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过去的价值; 2 . 展示的价值; 3 . 差异的价值。全球化使原来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分属于某一个民族的遗产在遗产工业的生产和交流中成为“出口产品”( export) ②。遗产的被选择和被操作使之转化为一种“媒体”―――根据某一特定的需要和语境的“被表述”, 这种情形决定了遗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出多方面的、新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重组。
遗产的表述与遗产的归属有着内在关系。如果我们采取一种相对狭窄而简单的态度对待遗产, 即把遗产看作“财产”( property) , 那么, 其所属关系就显得更简单。人们首先想确认的是: 这是谁的财产? 其所有权属于谁? 在西方, 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把保护和维护个人财产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我国在最近的宪法修改中也把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作为宪法的重要条款。也就是说, 任何一位公民, 其个人财产只要是正当的和合法的, 国家就必须保护。把人类遗产视为人类财产, 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观念上, 都具有逻辑关系, 因而可以成立。然而, 由于附加了“人类”这样极其模糊的概念, 原来很清晰的关系变得复杂。如果说“这是张三的合法财产, 那么宪法就必须保护其财产的合法性”。可是, 如果说“这是人类的财产”, 那么, 它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获得它的合法权利呢? 这样的推论显然有些荒谬。“人类”的概念具有各种不同的对应关系:个人群体、等级阶层、群体国家、我群他群、前辈晚辈、男人女人、政府民间、过去现在, 还有人类与其他物种, 等等。正因为如此, 在遗产学的研究中, 人类财产或文化财产的所属问题也就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沃伦( K. J. Warren) 在同一个命题之下, 首先从哲学高度对此进行辨析, 并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所谓的“三权” ( 3R) , 即所属权( rights of ownership) 、接近权( rights of access) 和继承权( rights of inheritance) ③。在沃伦看来, 人类遗产作为文化财产最受争议的问题就是其归属的问题, 而归属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大权属问题。
在谈及产权问题之前, 首先有必要对“文化财产”或“文化遗产”做一个大致的分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遗产的形态上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使之具有可感性和可操作性。然而, 对文化遗产的原生性质和交错关系却重视不够。在学者们看来, 文化遗产首先是关乎“过去”的遗存, 因此, 文化遗产的“过去”属于谁首先就需要确认①。是全人类? 是国家? 是民族? 是某一个社群?是某一个宗教团体? 是某一个家族世系( lineage) 抑或是个人? 将这些范围弄清楚, 才有助于确定具体文化财产归属的正当性。由于当今世界公认的表述单位为国家, 或更具体地说是“民族国家”②, 因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与遗产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申报主体都是国家( 新近的申报主体已有所扩大) 。与此相联系,“3R”在国家层面的争论便可以围绕着许多方面进行, 其中有一点较为特殊, 即文化遗产的国家原属性与这些国家原属性的转移和变更是否可以偿还。比如,大量原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地国家的历史遗产转变了所有权, 它们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和展出。由于既往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殖民战争, 使得原属于不同国家的遗产被盗运、掠夺到另外一些国家或外国人的手里。这些遗产通过抢夺、偷盗的方式转移了财产的所属者, 又通过历史性的、不同国家的法律认可后得到了所谓的“合法性”。这些遗产的归属问题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可接受的国际规则。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西方列强把握、掌控, 它们不会主动去制定对他们不利的国际法律条款。这些看上去极不公平、极不公正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无不在国家的“合法”名义中获得认可。对于那些遗产的原属性和变更“合法性”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有学者提出另外一个“3R”原则, 即归还( Restitution) 、限制( Restriction) 和权利( Rights) ③。遗产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既定物”, 而是被赋予越来越多人为的因素, 加入越来越多的行动色彩④。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遗产的这种变化,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便凸显出来, 即“遗产的历史”与“遗产学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把某一种遗产置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的传承、演变、权责关系中, 并把这些关系视为一条主线, 我们就可以把握其自身的逻辑和遗产所属群体的内部纽带关系。如果我们对遗产学置于特定语境中进行结构分析的话, 则可以清楚地瞥见“短时段”因素的作用。具体地说, 遗产概念、分类、立法、管理中的应用性、行动性、行政性、资源性、分享性、利用性、商业性、交易性等特质显现出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重的趋向。遗产的原生性更多地表现出遗产的“原生纽带”中各种关系的内在延续, 特定人群对遗产的情感、忠诚、认同、限制甚至禁忌等特点。而今天遗产的外在因素增加了工业化、技术性和资本主义的“铜臭”。鉴于此, 遗产在理论上的历史研究取向便凸显出来, 诸如记忆理论、认同理论、谱系研究等。（①A.Synnestovedt, “Who Wants to Visi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A. Russell( eds.) ,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Heritage,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 335.② B. Kirshenblatt-Gimblett ( ed.) ,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pp. 150-153.③ K. J. Warren,“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thics and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ies Issues”, in P.M. Messenger ( ed.) ,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Whose Culture? Whose Propert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3, p. 2.Mary Hufford( ed.) ,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表现和认同的复杂关系中, 某一层次的政治认同有时会上升为文化的主导。比如我们经常使用“民族文化”的概念, 其实是指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文化, 它与民族国家的政治主导价值相吻合, 却因此淡化了传统遗存和现实表现的文化特质, 即现实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关系。于是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 那些所指的、具体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谁的? 属于哪一种传统类型? 属于哪一种生活方式⑤ ? 从文化谱系角度和历史关系判断遗产, 在民族国家的原生性方面有些无法找到符号化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根源, 却在某一个具体的族群、家族、世系等的谱系线索中可以找到其源头, 但同一种文化遗产却可以成为不同的概念、群体、阶级等的共同资源。比如“孔子”这一历史文化符号, 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可以归属于孔氏家系, 更属于中华民族的代表性遗产。另一方面, 出于认同上的需要, 不同的群体, 包括政治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社区共同体以及家族共同体等都会对遗产这一“猎物”进行瓜分撕抢，使之变得支离破碎, 仿佛在动物世界里出现的血腥场景。其中, 所遵循的原则是“权力话语”―――以权力的大小、势力的强弱瓜分不同的部分和部件。在这场“争夺”中, 国家的权力最大, 它可以专断性地获取其所需要的东西。（①③ K. J Warren,“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thics and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ies Issues”, in P.M. Messenger ( ed.) ,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Whose Culture? Whose Property? p. 3, p. 4.② 彭兆荣:《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2 期。④ M. Hufford ( ed.) ,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tag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5.⑤ S. Hall, “Culture, Community, Nation”, in D. Boswell & J. Evans ( eds.) :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AReader Histories, Heritage and Muse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41.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the Spoils of History Ian Russell( ed.) , Images, Representations and Heritage:Moving Beyond Modern Approaches to Archaeology）
三
遗产运动与“遗产工业”相互交织无疑是现代技术主义的一大特征。理论上看, 我们认识遗产应该就遗产本身而论, 而非其他。问题是: 遗产工业本质上是商业的, 而文化遗产却不是。遗产工业正是利用了遗产的巨大号召力和吸引力, 包括自主、存续和自然资源等品质和特点。遗产的这些特质对遗产工业的商业活动而言无疑都是无可替代的关键因素①。后现代的“遗产说”熔铸了“遗产制造技术”的成分。现代技术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樊篱, 不仅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环境、节奏和习惯, 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方式。当技术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变成“遗产工业”时, 遗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二者的并存与“共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恰恰源自于二者的共处。换言之,“遗产的危险正好来自于遗产工业”②。从某种意义上看, 我们在当下所说的“遗产”便是技术主义的“产物”, 其根源来自于相同的“技术―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③。技术主义强化了现代遗产工业的话语特征。遗产运动便是现代技术与现代政治共谋的时代产物。
以“遗产”为名的实践活动在近三十年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 其内涵和形式、叙述与解释等相对于传统对遗产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距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除了当代的社会发展和变迁所形成的特定氛围和价值取向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产工业的出现。根据遗产工业的程序要求, 必定有所谓的“遗产工程”的制造、制作因素与过程。霍华德( P. Howard) 对此做了一个图解:他对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遗产”的生产过程及要素做了详细的列举④。从这个图式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原生、原始与原创的遗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所接触到、所认识到的遗产之间出现了多么大的距离。参照这一个程式, 人们可以这样拷问: 这还是遗产本身吗? 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这个图式, 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 那就是“遗产”的结果和命运与遗产过程和遗产制造的程序完全被“中间形态”所制约、所决定。首先, 如果没有诸如“发明”、“设计”、“选择”、“解释”、“确定”、“调整”等观念和理念、行为和行动, 遗产就没有被认定的可能性。换言之, 若没有这些因素, 人们根本就不认为其为“遗产”。人类祖先遗留了无数形态各异的东西, 包括器物、事件、形式、知识、认知、仪礼、习俗、观念等,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绝大多数遗产并不被我们所认定。从此可以看出,“遗产”是由社会价值和制造程序决定的。
遗产的构成必然包括解释成分。构造主义者干脆认为遗产不是其他, 就是解释; 不过它不是一般性的解释理论, 而是有关知识和学问的理论。比如游客之所以去造访遗产地, 其目的之一是去学习和体验。在参观、游历过程中, 每一个游客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对遗产进行解释。遗址为到访者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目的地, 并使到访者获得身体力行的知识认同、经验认可。（① B. Kirshenblatt-Gimblett ( ed.) ,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1998, p. 142.② R. Hewison,“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avid L. Uzzell ( ed.) , Heritage lnterpretation ( Vol.1) :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p. 18.③ J. Friedman,“Being in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M. Featherstone ( ed.) , Global Culture: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④ P.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pp. 186-187.Silke Von Lewinski ( ed.) ,IndigenousHeritage and IntellectualProperty Barbara T. Hoffman ( ed.)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w, Policy and Practice）
这一过程出现了很有意思的解释现象, 即同一个遗产物对每一个到访者而言都是相同的, 但在不同的到访者那里所获得的认知和解释则会出现极大的差异。根本原因是到访者加入了各自的认识、解释和互动①。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 或在推论的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 便不存在具有相同指喻性的“遗产言说”,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承认有一个具体的遗产物、遗留物的客观存在,但这个“客观存在”只不过是假定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的“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 它的存在并无意义―――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可能被“指认”为遗产。反过来, 只要是遗产也就必定包含人的因素: 认知、解释、记忆、选择、认同、主观、策略、制造, 等等。据此, 遗产的构成中必然包括可触及的和不可触及的部分, 它们相互作用, 组成完整的遗产共同体②。
众所周知, 对遗产的界定、认识和解释或多或少地会带上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的遗产属于“创造的遗产”( creating the heritage) 。其中附丽了大量的“次生因素”。具体说来, 由于当代大规模遗产运动的作用, 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品牌”, 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造成这种情状的始作俑者即是“权力话语”。由于当代社会对遗产的界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利益性和实践性, 因此, 遗产也经常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及国家之间斡旋、协商的平衡物。全球化对遗产工程重视的热潮加速了遗产存续的变化速度, 改变了它的行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 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 同时也强化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性③。行政管理往往把遗产变成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分配、管理和利用。在此, 我们更想强调对遗产主体性的真正尊重, 对遗产原生形态的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如果这一前提没有把握好, 遗产的命运和后果便令人堪忧, 遗产也会改变其原有的性质和特征。
既然遗产属于特殊的存留物, 便有各自的存续样态, 这决定了其相应的地方和空间背景。《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方面的规定包括: 1. 相同的历史―文化组成。2. 在地理区域特征内的相同类型的遗产。3. 相同地质形态构成, 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并说明其作为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系列遗产不能将其分割开④。每一个独特的遗产都具有环境的特质、自然优势以及生态构造。本质上看, 任何物种都是生态性的。生物乃至“文化物种”的多样性离不开其生成、生存、演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所谓“可持续性发展”首先也是针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背景和基础的。按照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要义, 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平衡与适应。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对生态环境的保持、保障与保护以及在和谐基础上的创造行为是生态发生学的原旨。所以, 严格意义上的“遗产”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环境的生态性遗物、遗存和遗留。任何值得保护的遗产也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与此同时, 人们必须认识到,“世界遗产是一种脆弱的、不可修复( 不可再生) 的资源, 必须受到保护, 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并留给后人享用”⑤。（①② T. Copeland, “Constructing Pasts: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in A. Hems & M. Blockley (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83-84, p. 85.③ Claude-Marie Bazin,“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in M. Lanfant, J. B. Allcock and E. M. Bruner ( eds.) ,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pp. 124-125.④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编《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18 页。⑤ 迈拉?沙克利:《游客管理: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案例分析》, 张晓萍等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1 页。Barbara Kirshevblatt-Gimblett,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Museums, and Heritage）
不言而喻, 全球范围内有关遗产的主导价值观念来自于联合国。即便如此,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遗产政治中隐含了某些殖民化因子。具体而言, 全球背景下所推行的“遗产政治”仍然带有“欧洲中心”和“工业历史”的强烈隐喻。只要我们对西方现代史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便不难看出这种判断的历史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降, 西方社会一直鼓励对自工业革命以后, 特别是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所起的主导价值的作用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 保护“物质遗产”也就成为一种张扬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历史成就和物质成果的行动。
简言之, 鼓励对物质遗产进行历史研究和总结与所谓的工业或原初性工业文明( protoindustrial civilization) 主题有关①。在这股潮流的作用下, 60 年代以后, 西方的主要国家便出现了对遗物历史的兴趣与热情。许多机构相继成立: 英国始于1960年, 瑞典始于60年代末, 美国真正的开始应在1974年, 加拿大的魁北克始自于1976年, 而法国最早在这方面出现的暧昧态度始于1973年??这一段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人类遗产”的“重组”( reunited) 与“西方中心”的政治叙事须臾不可分离②。这一“政治叙事”后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大的“官方话语”表现出来。我们不能漠视这一段历史的发生与发展, 一方面, 我们不能轻视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物质遗产”, 包括工业技术主义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先导作用; 同时, 我们也必须重视这一短暂的历史之于当下进行“遗产政治”价值引导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对我们理解“突如其来的遗产运动”颇有助益, 也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分清“自己的遗产”的自主价值, 避免使之沦为“他者的陪衬”。值得提醒的还有, 当遗产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资源性品牌和品名的时候, 要格外警惕遗产演变成某种“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ism) 的副产品③。有的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遗产”( post-modernist heritage) , 并认为其已构成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景观。在这样的背景和“产业化的生产模式”的推动下, 一方面,“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商业, 这使得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发生过( 对遗产的破坏性事件和行为) 的社会风气有可能回潮”④; 另一方面, 它也在同步地进行着人们对社会认知体系的改造和重建工作。（①② Claude-Marie Bazin,“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in M. Lanfant, J. B. Allcock,and E. M. Bruner ( eds. ) ,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p. 113, p. 114.③ P. Boniface & P. J. Fowler,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the Global Village”, p. 19.④ M. Leanen, “Looking for the Future Through the Past”, in D. L. Uzzell ( ed.) ,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 Vol.1) :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p. 88.⑤ D. L. Uzzell ( ed.) , Introduction to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 Vol.1) :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p. 3）
综上所述, 遗产是一笔财产, 具有资本性质。遗产是一种表述, 具有主观和解释的成分。遗产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 经常成为“被劫持”的符号。遗产与技术主义和社会再生产密切关联, 并成为“制造”的一个舞台⑤。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保护”遗产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妥善解决这一对矛盾不仅考验我们的智慧, 也考察我们的良知。
（来源：《文艺研究》）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编辑：江晓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