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土语
葛红兵
来源：《上海文学》
汉语是字本位语言，不是音本位语言。“现代汉语”写作并不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是一种“表音的文字”，相反它是“字中心”的文字。“字中心” 的汉语可以容纳“多音”，给方言表现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但现代汉语文学却在喑哑中前行。韩邦庆吴方言小说的失败，莫言用“地方戏曲”的腔和调让小说发声而被学术界否定，是因为无论是韩邦庆还是莫言都想让小说的“声音”方言化，反而让汉语失去了因“不论发音”而可以涵容“多音”的特性。
汉语“文人共同体语言”的传统本来是“字中心”而容纳“多音”，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这种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方音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不同于韩邦庆、莫言的方言小说，他实践了一种方音小说的写作模式，以普通话写作、现代汉语写作，同时容纳了方音。
不过，贾平凹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接受上海《青年报》采访时却说，他担心上海读者读不懂他的小说，因为他用了一些陕西土语。这是一个外省作家的担忧，一种方言针对普通话的担忧；一个边缘针对中心的担忧。这种“外省”式的因为不讲普通话、脱离普通话系统而产生的忧心忡忡，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非常普遍。这折射出了非常复杂的当代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
接触过贾平凹或者听过贾平凹在电视上讲话的读者，都会发现贾平凹不会说普通话，异地读者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妨碍贾平凹成为一个优秀的现代汉语作家。这正是我们要究问的：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是如何成了一个成功的现代汉语作家的？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之所以他能成为一个文学大家，不是因为普通话，而恰恰是因为方音，他是用方音写作的现代汉语作家。在中国历史上，文言文曾一度超越地方生活、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超越民族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以“共通性”、“共同性”成为华夏中国的“文人共同体”用语。在《秦腔》中，贾平凹裸露了自己的语言真相，不再像在《废都》中那样用《金瓶梅》式的白话文言文，索性用带着方音发声的土语来写作。这个声音不是普通话的声音，而是方音，与这个声音对应的是他笔下的风物、树林、街道和风雨也在发声。本来贾平凹应该自信于这种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就活在他的生活和记忆里，就是他的生活用语。但是，他却非常担心，以至于不那么自信。《秦腔》被中国读者阅读、理解并不难，其实不存在理解困难的问题，那贾平凹为什么担心呢？其实他担心的并不是读者的理解，而是这种语言的反“文人共同体”属性，是否会被文人拒斥。
以当前的上海为例，如今身在上海的作家写上海的作品，从声音上说，可能和上海的“发音”语，完全没有什么关联。这是汉语作家在当代的一个困境，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难题。现代汉语写作构建之初，作家曾有过一些探索。比如韩邦庆，他的《海上花列传》试图用吴方言，让小说的发声和所写的生活一致起来，却最终没有成为汉语写作的主流。当代的莫言创作《檀香刑》时也做了类似“韩邦庆”式的探索，想让小说有声音，而且让这种声音和某种生活的原生状态对应。韩邦庆是用方言，而莫言是想用“地方戏曲的”腔和调。莫言知道，这种声音在普及普通话之后已经不存在，现在很难找到能独立发声的方言土语，多数方言和土语是喑哑的，他虚构了一个“猫腔”的声音，但也没被批评家认可。
文言文的写作，曾让文人创立了一个“文人共同体”，文人可以越过语音、超越空间进行沟通。今天，这种“文人共同体”的情况依然存在，只是从文字的共同体，转移到了“普通话发音的共同体”，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或者方言发音，就遭到拒斥、嘲弄。事实上，以“音”的统一为中心的对“普通话”的理解是肤浅的，现代汉语依然是“字中心”的语言，现代汉语如古汉语一样为方言“声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文人共同体”语言的传统本来是“以字中心而不论发音”，当下的“ 普通话共同体”认同对这种传统缺乏体认。或许，通过贾平凹的《秦腔》，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汉语写作同样能做到这一点。（黄维政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3-26 15:3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