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与展望
刘小岷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地形地貌复杂，高原和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0%以上，中国的四大盆地和四大沙漠都分布在这里。西北干旱少雨，西南山多且多为喀斯特地貌，使得西部绝大部分省区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发展需要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旦不能科学合理地处理这一矛盾，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因为人类行为的破坏性影响而变得更加严峻，人类自身的发展进而受到更大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先后实施了多项重点工程。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开始得到遏制。
水资源减少，是西部民族地区严重的生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变暖和人类开发利用与日俱增，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雪山的雪线不断上移，冰川退缩，内蒙古居延海几度干涸。近50年来，青海湖湖水面积减少了311.96平方公里，湖水水位年均下降12.1厘米，水量年均减少4.36亿立方米。随着水资源总量的下降，民族地区大量河流出现断流甚至彻底干涸的趋势。例如，流入青海湖的河流在半个世纪以前有108条，现在只剩下40余条，且其中一些重要补给河流也时常断流。另外，随着气候变暖，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水蒸发量不断增长，而补给量则出现下降，蒸发与补给的不平衡，也是民族地区水资源总供给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的水资源相对多一些，但分布不均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明显呈现减少趋势。水资源的减少，给西部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以农业生产为例，西部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从总量看有所增加，但从人均量看，则大多数省区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例如，1978—2006年，青海、西藏、广西和新疆的人均有效灌溉面积总减幅分别达到28.9%、28.2%、27.9%与23.2%。水资源尤其降水量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另一个严重影响是导致干旱灾害。据统计，2006年，民族八省区播种面积总计1789.5万公顷，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 17%；旱灾受灾面积总计522.3万公顷，绝收面积总计55.9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同期旱灾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的25.2%与24.3%，可见，西部民族地区的旱灾灾情远比中国其他地区严重。
中国拥有各类草原面积3.93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7%。其中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六大牧区草原面积2.9亿公顷，占全国草原面积的75.1%。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草地退化开始变得严重起来，70年代全国草场面积退化率为15%。从80年代初期起，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草地、草原的过牧过载问题急速加剧，使草地草原退化问题也随之恶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草地退化率就已经超过了30%。目前，全国 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并且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
由于历代林地开发和森林过度采伐造成的长期破坏，中国的森林资源损失惨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大量植树造林，初步扭转了中国森林资源长期下降的局面，到2006年，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西部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状况也有所好转。不过，相对全国而言，西部地区森林资源仍然偏少。目前，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青海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为17.6%、11.3%、6.1%、2.9%和4.4%，分别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96.7%、62.1%、33.5%、15.9%和24.2%。
西部地区是中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80%以上，水土流失率达15%。到2005年，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占到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77%，部分省区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其国土面积的一半，局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还在增加。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荒漠化、沙化发展最剧烈的地区。2006年，民族八省区荒漠化面积23492.03万公顷，占全国荒漠化总面积的89.1%；沙化面积15191.07万公顷，占全国沙化总面积的87.3%。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先后实施了多项生态环境治理重点工程。特别是近年来，民族地区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投入，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荒山荒地造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程，民族地区森林、草场和其他植被覆盖明显增加，水土流失减少，沙漠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治理初见成效。
展望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未来发展态势，我们大抵可以抱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已经实施的各项生态建设工程，必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大的生态保护作用，森林覆盖面积的扩大、局部环境状况的改善、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的好转，以及各种野生动物的明显增加，都在展示这样一种前景。但是，如果对此盲目乐观，看不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各种生态问题的治理难度在加大，单位面积治理投入成本在增加。其次，各种直接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人为因素仍然存在，例如，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各种破坏沙区植被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完全制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第三，除了传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问题之外，一种对广大民族地区来说属于新型环境破坏的问题正在出现，这就是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第四，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尚无扭转趋势，干旱问题仍将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总之，从发展趋势看，对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仍不可过于乐观，总体状况仍然是普遍脆弱、局部改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持续的巨大约束。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9 17:3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