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这是一门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性质的选修课。以往，前两周试听，第三周起才正式选课。
现在不行了，要求你们尽早决断，这一周就必须网上选课。据说是电脑管理，铁面无私。
可我更喜欢以前那种选课方式，我试讲，你试听，双向选择，很有人情味。让不幸“误闯
白虎堂”的学生坐立不安，对你我来说，都是“罪过”。
依照惯例，必须有个“开场白”，以便大家明了这门课的宗旨、性质、内容以及讲授
方式。今天，就围绕这份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略为展开。正式选课的同学，课后登
记一下，统一复印相关文章，这样方便，而且便宜。
这节课主要讨论五个问题：第一，关于“学术文”；第二，何谓“Seminar”；第三
，作为训练的“学术史”；第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五，学术文章的经营。
一、关于“学术文”
以“现代中国学术”为讨论对象，类似的选修课，十五年来，我开过好几轮。跟以往
有点不一样，这回少了一个“史”字，背后的原因，是希望突出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
述。相应的，教授的方式，也由演讲式的满堂灌，转化为如切如磋的师生对话。还是谈论
“现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但不再一味高谈阔论，而是落实为若干代表性文献的阅读与讨
论。这里牵涉两个问题：第一，学术文，第二，讨论课。而所有这些，说夸张点，都是渊
源有自。
请注意，我提供的，不仅仅是历史文献，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学术文”。关注“学
术文”，将“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这是老北大的传统。大学中
文系的任务，除了知识传授，还有写作训练。比如，1931年秋，北大国文系新添“新文艺
试作”课程，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散文组指导教师：胡适、周作人、俞平伯
；诗歌组指导教师：徐志摩、孙大雨；小说组指导教师：冯文炳；戏剧组指导教师：余上
沅。负责具体指导的教员，日后多有变化，但这课程是延续下来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
文系教授“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等课程，由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的精彩描写，而广为人知。换句话说，学院里的文学教育，包
括写作课程的开设，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所有这些，都属于“文艺文”。“学术
文”呢？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毕竟是少数；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
说是主流。那么，这些日后的专家学者，是如何习得“学术文”的写作的，这难道不值得
我们认真追究？
这件事，说实话，以前我也没细想。因为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老北大讲义
，才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远隔千山万水的巴黎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
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这点让我喜出望外。这些讲义，版式统一，有油
印，也有铅印，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其中
油印讲义共7种12册，铅印讲义则有5种14册，我在2005年第3期的《读书》上，专门做了
介绍（参见《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跟今天论题相关的，是沈（尹默）的《学术文
录》和叶浩吾的《学术史》（内文《中国学术史》）。后者是个人著述，前者则依次收录
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
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
、《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
•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
家》等。怎么看待章门弟子在民初北大的影响，我在《老北大的故事》以及《中国大学十
讲》等著述中，都有所涉及。这里只想指出一点，这些“学术文”的讲习，主要目的不是
呈现中国学术演进线索，而是培养“学术意识”以及“文章趣味”。
之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得到一位藏书家的帮助，我又发现了三种线装铅印的老北
大二、三十年代的讲义，同样显示这一旨趣。第一种，“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
国文》讲义，主体部分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作品选，后面附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的导言以及胡适的《发刊宣言》。第二种，国文系一年级《诗选》讲义，后附胡适《的时
代考》（出自《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梁启超《考证及批评》（包含他人相关论述）、
胡适《南北新民族的文学》（出自《白话文学史》第七章）。第三种，国文系四年级选修
课讲义《学术文选•学术文习作示例》，包含梁启超《释“四诗”名义》、朱自清
《李贺年谱》、（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冯友兰《原儒墨》、王国
维《红楼梦评论》等。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师们，到底是如何开展教学的，需要很多细节
才能复原；但在不同课程的讲义里，附录若干“学术文”，明显有提供样板，以便学生追
摹的意味。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如何展开思路、结构文章，怎样驾驭材料、推进命题，对于
研究者来说，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不是说有观点、有材料，就一
定能写出合格的学术论文。当然，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耳濡目染，某种程度上是可
以无师自通的；但若有师长点拨，入门岂不更容易，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二、何谓“Seminar”
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
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
抗战中，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
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
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
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
文论十笺》。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
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
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
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
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对我很有启发性。1997年秋，我曾专门赴宁，向已赋闲在家
的程千帆先生请教。谈话中提到，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作为讲授“中国现代
学术史”的教材，程先生很高兴，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
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很可惜，岁月蹉跎，“读本”至今没有完成。不过，把程
先生教授“文学理论”的这个方式，转为讲授“现代中国学术”，我还是略有推进的，那
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
这门课，形式上是讨论课，或者叫“Seminar”。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又基本上被
遗忘了。为何大发感慨？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
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
问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
”，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两年多后，北大公
布《研究所简章》，开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
专门知识之所。”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虽拨了点经费，但难以为继，很快风流云散；
因而，蔡校长日后回忆，谨慎地称之为“拟设”。直到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
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才
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
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还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俄）
、伊凤阁（俄）、陈寅恪、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歌谣、
风俗调查、方言调查、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此后，北大乃至整个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可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等缘故，中国建立
完整的学位制度，独立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如此宏图大业，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
实。此前，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
或博士学位。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也是为了跟国际学
界接轨。最近几年，随着高校大量扩招，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
各类研究生37万人。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连博士生总数也都“天下无敌
”。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
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
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
。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
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
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
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
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
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
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
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
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
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
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
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
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
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对听讲者来说，压力大大增加。以我的观察，现在中
国的研究生培养，普遍要求很不严格。单以阅读量来衡量，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我
们也开参考书目，但没他们多，而且不抽查，看不看都无所谓。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
不可能只带耳朵，或者睡眼惺忪。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学会
倾听与争辩，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
讲，是学不到的。我不太相信“快乐教育”之类的说法——幼儿园可以，大学不行。并非
“不打不成器”，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哪些课必修，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
，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这些一时看来“枯燥乏味”的课程
。提倡给学生“自主性”，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而不是随意缺课，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
梦乡。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
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
讨论班的小课。看今天这个样子，原先设想的讨论课，十有八九又要泡汤了。
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
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
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
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
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
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中华读书
报》。文章中，专门谈及俢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
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
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
，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
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
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
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
，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
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
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
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
。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
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
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评隲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
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
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的，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
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
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
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
”？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
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
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
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
，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
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
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
光。
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
。1996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
，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
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
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
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
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
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西
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
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
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
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
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
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
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
，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
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
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
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
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
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
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
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
，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
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
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
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
；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
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
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
‘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
’。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
，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
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
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这门课所讨论的“现代中国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
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
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
著述。
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
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页
、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
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
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
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
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
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
、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
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
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
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
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
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
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
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当然，谈论现代中国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
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
”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评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学界，是不是真的认为“一代不如
一代”？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需要拉开一段距离。如今流行当场拍板，以显示眼光与
魄力。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哪来
伟大的“贡献”以及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
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启功先生去世时，传媒曾大肆宣传：“大师时代已经结束。”
我到清华演讲，也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不客气：学问类型不同，没必要妄自菲
薄。再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怎么能断言下一代也做不到？
五、学术文章的经营
依我的浅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是重中之重
。因为，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不外乎阅读与写作。前面已经说了，所谓的“写作课
”，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学术文”。借
用章学诚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
义•史德》）我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
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
、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
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这么说，还是嫌过于笼统，不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鄙意论学文字极宜
着意修饰”，信中，对章太炎大加褒奖，对学术路数截然不同的胡适，也颇多好评（参见
《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
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就从这两个人的述学文字说起。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
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
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
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
二字。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
。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将自家“著述”作为“文章”来看待，那是因为，章太炎对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
独特理解。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
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
的王弼、裴頠、范缜等（《国故论衡•论式》）。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
对于“八代之文”的想像。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在章氏
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
（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
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
，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像。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
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
大景观（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
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再说胡适的文章。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
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
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源甚至说：“《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
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
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至于朱自清，在为青年人撰写的《指导大概》中，也专门指
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
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且讲究情感、对称、严词、排语、比喻
、条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
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
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不管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还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都是学术史上不可多得
的名著——既有学术贡献，也可作为文章欣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有感于现在的学者
——包括在学的研究生，也包括已经成名的教授——大都不讲究“学术文”的写作。或生
吞活剥西方译本，或照猫画虎师长文章，这不是好现象。也有人擅长想像虚构、叙事抒情
，会写精致的新诗或血雨腥风的武侠小说，就是对学术论文没感觉，你说怎么办？有想法
，能提问，思维活跃，掌握的史料也很丰富，可就是写不出好论文，可惜了。
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其中好些可以作为范文来
追摹。希望大家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总共挑了十五人，每
人就选三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实每讲都有侧重点；而且，合起来，大致显示我所
理解的“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有心人单凭这个选目，就能猜到我讲课的思路；当
然，还有可能存在的缺失。日后增加评述部分，做成“现代中国学术读本”，相信更有利
于初学者。
附记：
本课程最后因听众过多，加上教室座位固定，无法展开深入的讨论，不得已改成以讲
授为主。课程结束后，要求修课的学生选择相关课题，各自独立完成一专业论文。现选择
其中较有特点的若干篇，奉献给学界朋友。将“开场白”、“阅读文选”以及学生作业汇
为一编，希望能借此显示该课程的大致轮廓。
（《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
附：陈平原主讲“现代中国学术”课程阅读文选（2006年春，北大三教）
章太炎（1869－1936）
《国故论衡•原学》（《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朝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清代学术概论•二》（《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1877－1927）
《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
《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庵文集续编》）
刘师培（1884－1919）
《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绪论》（《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
蔡元培（1868－1940）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致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胡适（1891－1962）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或北大版《胡适文集》，或安徽教育版
《胡适全集》）
鲁迅（1881－1936）
《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
《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
顾颉刚（1893－1980）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是怎样编写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1896－1950）
《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寅恪（1890－1969）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穆（1895－1990）
《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太炎论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
《论学书简致余英时》（台北三民书局《犹记风吹水上鳞》，或上海远东出版社《钱
穆与中国文化》）
郭沫若（1892－1978）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
《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李白与杜甫•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1898－1958）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1899－1946）
《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联书店）
《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宗白华（1897－1986）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与晋人之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学的散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