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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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网：端午节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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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端午节的专题研究，请在此跟帖~~

张勃

根据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方法》，从今年开始，端午节第一次成为国家法定假日。经过调休，可以连续休息三天。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过一个端午节了。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仔细一琢磨，难题就来了。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传统节日已经衰落不堪；而四大传统节日之中，端午节的衰落最严重。目前，在大城市里，人们大多只知道这是一个吃粽子的节日，顶多还知道吃粽子跟纪念屈原有关。那么，端午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做些什么？总不能连吃三天粽子吧？
    端午节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专门谈谈容易被忽视、被歪曲的辟邪问题。
    端午节的传统意义是“辟邪”，各种习俗大都冠以“辟邪”的名义。乍一看，这个词似乎有些迷信色彩。其实，所谓“邪气”指的是瘟疫之气。端午节的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五，大致在公历的5月底或6月初，正是仲夏时节。这个时段，气温骤然上升到30度以上，令人难以适应；同时，蚊虫开始肆虐，细菌开始泛滥。古人虽然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但是，生活的经验足以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疾病高发期。所以，古人说五月是充满瘟疫之气的“恶月”。于是，人们选定五月初这么一个容易记忆的“重五”日子作为节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人类健康。
    传统端午节最典型的活动是采百药。涉及的药物有艾蒿、菖蒲、苍术、蜀葵、小蒜、胡荽汁、蘩蒌羹、芣苢、蛤蟆、乌蛇等等。目的当然是为了预防即将到来的各种疾病。百药之中以艾蒿、菖蒲最为突出，使用最广泛。这两种植物都具有强烈的芳香，挂在大门口，用来辟邪。直接挂起来的，叫“艾旗蒲剑”。捆扎成人体形状的艾蒿，叫“艾人”。艾蒿还被用来做糕饼，菖蒲则可以用来泡制菖蒲酒，甚至跟雄黄一起制作菖蒲雄黄酒。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看来，菖蒲是具有防疫保健作用的。由此可知，所谓的菖蒲辟邪，其实就是防疫保健。
    说到雄黄酒，除了饮用之外，还被用来驱除毒虫。过去，人们选取了五种动物作为全部毒虫的代表，叫做“五毒”。一说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壁虎。一说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蜘蛛。第三说是老虎、蝎子、蜈蚣、蛤蟆、蛇。这些毒虫，或吃人，或毒害人，总之都是可能威胁人类健康的。为了驱逐这些危险的家伙，人们把雄黄酒喷洒在墙壁、床头，涂抹在儿童耳旁鼻下，从而防止夏季毒虫到处乱钻，危害孩子健康。最常见的做法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上写一个“王”字，表示老虎。希望借助老虎的威力，驱除危害孩子健康的各种危险。这当然有几分迷信色彩，可是它是以药物驱虫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卫生意义。中国人有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以毒攻毒”。既然五毒很凶悍，正好可以用来以毒攻毒。人们传说画五毒图可以辟邪，就在儿童的兜肚上画五毒图，以驱逐其他危险动物，保护孩子。
    孩子，是最容易受疾病侵害的人群。所以，端午节最关注的也是孩子。除了写“王”字之外，家长通常还在孩子的手腕上缠五色的彩线，在脖子上挂一个装满香料的香囊。这些措施自然也是为了辟邪。
    卫生防疫，是每家每户的私事，更是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公事。因此，在各家忙着自家的卫生防疫工作的时候，社会集体也组织规模庞大的公共卫生防疫活动。这就是祭祀瘟神，或送瘟神。瘟神，就是瘟疫之神。由于古代医学不够发达，人们只好祭拜瘟神，以求平安。
    不过，瘟神有两种。第一种是能够控制瘟疫的神。例如，1949年以前，河北定县有一座瘟司庙，其中供奉了五位瘟神。据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重修瘟司庙记》说，这五位瘟神的前身是五位擅长医治瘟疫的游方郎中，死后被人们尊奉为神。民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五月初三举行“劝驾”仪式，众人抬瘟神像巡游主要街道，一路上有高跷、秧歌、狮子会等表演随行。沿途善男信女或染病之家，多在自家门前焚香祭祀，祈求保佑。游行结束，把五瘟神像送回庙里。初五正式举办“瘟神庙会”，众人进庙参拜，焚香、烧纸钱、纸马给瘟神。庙中戏楼还要唱戏，庙前则是盛大的庙会市场，出售祭品和日常用品。整个活动到初六才结束。人们通过祭祀这五位瘟神，祈求的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由于这五位瘟神原本是医生，崇拜他们，实际上是崇拜医学，并不是什么迷信。
    第二种瘟神则是瘟疫的化身，全国大多数的瘟神都属于这一类。对待这样的恶神，人们的态度是坚决驱逐！广东南雄人在天中节（端午节的别称）的中午时分，用茅草船装上天符神（就是瘟神），敲锣打鼓，送到河里漂走，号称“遣瘟”，即遣送瘟疫。遣送，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做法。有些地区把瘟神像装上草船（或纸船）抛入河水之后，还要放一把大火，彻底烧掉。表达了人们对瘟疫的切齿痛恨。这种瘟神，其实只是瘟疫的代名词。虽然他贵为“神灵”，可是，人们并不惧怕他，而是坚决与之斗争，彻底消灭他。这是迷信吗？也许个别人迷信他，但是，作为集体，作为坚决驱逐瘟神、烧死瘟神的社会集体，人们并不迷信！
    通过上边这些介绍，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端午节辟邪其实就是卫生防疫，至少其主体是卫生防疫。我们不能因为端午节习俗中有少量的迷信内容，就以偏概全，把“辟邪”理解为迷信。端午节的辟邪，是卫生防疫，端午节是传统的卫生防疫节。

张勃

端午节：“五彩”缤纷的仲夏之梦
——从辟邪除瘟到纪念屈原的历史演变轨迹

                       陈连山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时值仲夏，阳光普照，百草丰茂，万物生长，而瘟疫的危险也悄然发展。驱除邪气，克服瘟疫；卫护生命，让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是端午节的根本使命。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时代，这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节日。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民根据各自对于端午日的理解，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动，使这个节日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端午处在仲夏之月，恰遇季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顺应大自然时序的变化，人们创造了象征季节变化的一些文化形式，例如吃粽子、使用菖蒲、艾蒿、出游、缠五色线、龙舟竞渡等等。这些文化形式所包含的主题思想是辟除引发疾病瘟疫的神秘邪气，后来又发展出对古代圣贤（屈原、伍子胥、曹娥）的庄严纪念。直到今天，端午依然是我国广泛存在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同时，端午节还流传到邻近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节日。
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和地理传播过程中，端午节从名称、内容到象征意义都发生过很大变化。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它，我们必须全面考察端午节的历史演变轨迹。

一、节日名称的变化和字面涵义

端午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例如端五、重午、重五、端阳、天中节、浴兰节、蒲节、女儿节、娃娃节、五月节等等。这些名称的产生时代不一样，涵义也不同。以下对这些名字略作说明。
在东汉以前，端午节一般直接写作五月五日。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见《大戴礼记》）说：“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这是古代端午节习俗的最早记录。仲夏，就是农历五月。午日，指当时历法中用干支表示的一个日期。仲夏午日，就是五月午日。对此，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有详细考证，其结论是：“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端午这个词就是从“仲夏午日”发展而来。其最早的字面意思是五月第一个午日。

端午一词的最早文献出处是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根据金武祥辑本《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 又云：“端午造百索系臂。”又云：“端午采艾，悬于户上。”但是，有学者根据《玉烛宝典•五月仲夏第五》所引的《风土记》是“仲夏端五，烹鹜角黍”，推论“端午”二字应该是“端五”，剥夺了周处首先使用“端午”一词的权利。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端午”的涵义已经通俗化为五月五日，而不是五月午日了。

唐代以后，端午一词普遍流行。起初每月的初五都可以称为“端午”，后来逐渐专指五月初五。唐玄宗《端午》诗，杜甫《端午日赐衣》诗都是讲的五月初五端午节。

“端五”的字面意思是初五。先秦两汉时代干支记日法和数字记日法并用，五月第一个午日与数字日期上的五月五日经常不一致。魏晋以后，数字记日法成为主流趋势，于是端午节定在五月五日，而“端午”一词大约也在此时被“端五”取代。“端五”之所以能够取代“端午”，主要原因在于计日方法改变了，其次在于“午”、“五”两个字发音相同，很容易取代。端五作为节日名，意思是五月初五。

端午节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重午，重午的意思是午月午日。五月为什么叫“午月”？这里涉及古代天文历法学的知识。古代天文学家发现北斗星斗柄在初昏时刻所指的方向各月不同，每年循环一次。于是根据其所指方向来计算月份，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十二个月份，叫做十二辰。夏历（即农历）建寅，就是把北斗星勺柄指向寅辰的孟春之月作为正月，即以寅月（正月）为岁首。那么，五月的时候，初昏时刻北斗星勺柄指向午辰，所以，五月就是午月。午月的午日，自然就是重午。
重五，即五月五日，因为月份和日期都是五，故名“重五”。

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其原因是此节的精确时刻是午月午日午时，太阳正在中天。黄石《端午礼俗史》认为，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定在午月午日午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

端午节也叫端阳节。端阳的意思是太阳正处于极盛状态，意思与“天中”接近。

浴兰节的名称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这是因为古代有端午节用兰草水沐浴的风习，所以这么称呼。
端午节还称为“蒲节”。这是因为五月菖蒲成熟，而端午节又有悬菖蒲于门首、或用菖蒲泡酒饮用的习俗。这个名字是古人根据端午节最突出的民俗事项之一——使用菖蒲，作为这个节日的代表。

女儿节的叫法最早见于明清时代的北京地区，后来也流传到其他地区，包括韩国、朝鲜。根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端午节的时候，从初一到初五，家家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头插鲜红的石榴花。因此，把端午叫做女儿节。而沈榜《宛署杂记》说，当时还有端午节妇女回娘家的习俗，这也是端午称为“女儿节”的原因之一。清代康熙年间《大兴县志》的记载与《帝京景物略》相同。现代陕西也有“女娃节”或“女儿节”的称呼。

娃娃节是端午节的现代俗称之一。因为端午节的辟邪保健习俗主要是保佑儿童，五色线、五毒服、涂雄黄都是用在儿童身上，所以有“娃娃节”的称呼。
端午在五月，是此月最大节日，因此，端午节也叫做五月节。

二、端午节起源于战国时代

（一）、研究端午起源的方法

由于上古时代的典籍大量失传，以及民俗节日逐步发展的特点，有关节日起源方面的史料都非常缺乏。在节日起源研究领域里，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争论。具体到端午节起源的研究上，学术史曾经出现过辟邪说、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以及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是，民俗学界的主流意见是辟邪说——认为端午节起源于上古时代辟邪的风俗。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支持辟邪说，并对后五种假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我看来，其他假说出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把传说当作历史事实，例如“纪念屈原说”就是把原本用来解释端午节的民间传说当作历史真实事件了。其二是片面理解端午节习俗，把其中某些后来增加的因素误以为是最原始因素，例如把竞渡当作端午节的原始内容，并以此确定整个端午节的起源点。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研究端午节的起源需要采取下列三个步骤。首先全面考察端午节的习俗，以确定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其次，剔除非核心因素。端午节的其他因素是逐渐发展、粘连到核心因素的。它们虽然各有各的起源，但是对于端午节来说，那些只是节日的流传变化，与起源无关。第三，寻找有关端午节核心因素起源的相关史料。

普遍流行的传统端午习俗包括八个方面。第一是使用菖蒲、艾蒿的各种习俗。人们一直相信菖蒲、艾蒿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因而出现许多利用菖蒲、艾蒿辟邪保健的习俗。如采各种草药（包括菖蒲、艾蒿）、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蒿等等。第二是缠挂五色线以驱邪辟凶。第三是用艾虎、或道教符图驱邪。第四是饮用药酒（主要是蒲酒和雄黄酒），也是为了驱邪保健。第五是吃粽子，这是象征季节变化（详见后文），实际也是趋吉避凶的。第六是出门游玩，这在上古时代也是为了回避邪气。第七是划龙舟或赛龙舟。虽然有传说称划龙舟或者龙舟竞渡是纪念屈原，但是在很多民众心目中龙舟竞渡的真正目的是“送瘟神”。第八是亲友互相赠送礼物。因为端午日不祥，所以亲友之间在危难之时互赠礼物，互相关心。以上八项端午节习俗中，都是以辟邪、辟瘟、保健为目的，因此辟邪就是端午节的核心。端午节的原始本质就在于此。
至于民间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某些历史著名人物而产生，那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端午节习俗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们和端午节起源的事实无关。

（二）、创造端午的思想基础
古人为什么要在五月五日（或午日）辟邪辟瘟呢？换言之，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一天有邪气侵害、如此凶险？这是古人创造端午节的思想基础。了解这个思想基础，是探讨端午节起源的重要前提。

先秦时代的人们相信阴阳二气的和谐是宇宙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一年之中的各个自然节气是宇宙运行的关键点，尤其是冬至、夏至。冬至，阴气极盛，但是阳气开始复苏；夏至则是阳气极盛，阴气开始产生。包含着夏至的仲夏五月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礼记•月令》云：“是月（指仲夏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意思是五月里白昼最长。但是阴气、阳气激烈斗争，生物半死半生。君子应该斋戒，禁绝一切情欲。这里所谈的核心是夏至时节（后来的端午节包含了夏至的因素）阴阳二气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代表生命的阳气开始衰竭，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古人把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这是后来端午节习俗集中在辟邪方面的最根本原因。

（三）、端午节习俗的起源
先秦时代在我国历法史上属于月令时代。国家完全垄断历法的制订和节日活动的内容。当时的王官依照自己对于天时的观察和理解制订出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国家时间制度——月令，强调人类生活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节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司马谈《六家要旨》引述阴阳家观点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里的四时（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都是自然节令。这是从遵守自然节令对于人事的影响来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根据五月是“恶月”的观念，战国时代产生了一些相应的特殊时令习俗。为了简洁，我只列举与端午节起源有关的习俗：不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蓄采百药、沐浴兰汤和登高游玩。

第一种习俗是认为五月出生的婴儿长大后“将不利于父母”，必须及早抛弃。《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父亲田婴不让妻子养他，理由是：“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于父母。”这里特别强调五月五日出生，可见当时的忌讳可能是专指这个日期的。五月五日因此就从五月的三十天之中突出出来。田婴的妻子悄悄抚养了孟尝君，也并未发生危害父母的事。但是，这种迷信思想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汉代仍然存在。王充《论衡•四讳》记载当时流行的忌讳：“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东汉应劭《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应劭把时间明确为五月五日，与后来的端午节时间完全一致。这个习俗迷信，而且野蛮，但是它长期贯穿在端午习俗中，应该看作端午起源之一。

第二种习俗是认为五月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邪气，需要采集各种药材以驱逐毒邪之气。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说：“此日（仲夏月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 意思是五月午日要采集各种草药，以消除此时到处弥漫的“毒气”。这个习俗后来发展成为专门采集这个时候的药材，认为此时药效最好（详见后文）。因此，这也是端午节的起源之一。

第三种习俗是用浸泡了兰草的热水——兰汤——沐浴。战国时代有沐浴兰汤的习俗，屈原作品有“浴兰汤兮沐芳华”的诗句，但时间不详。《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这里有月份，但没有日期。《艺文类聚》转引《大戴礼记》则为：“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草在古代被看作一种能辟邪的植物，在三月上巳节和五月端午节都使用兰草。《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东汉薛汉《韩诗章句》云：“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执兰而拂除邪恶。”可见汉代人认为，兰草是可以辟邪的。浴于兰汤的目的就是要辟邪保健。这个习俗在唐宋以后的端午习俗之中还能看到（详见后文）。所以，这也是端午节的一个源头。

第四种是登高游玩。《礼记•月令》讲到仲夏月的时候说：“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意思是五月里太阳已经达到极盛，所以不能再在南方用火。为了避免阴气伤害，人们要住在高处，或者登山望远。这条材料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但是后代端午节中的远游习俗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上述四种习俗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们都认定这个日期充满不利健康的邪气。这时出生的孩子会害父母，因此要及早抛弃；空气中存在邪毒之气，危害身体健康，因此要采药、要沐浴兰汤、要登高游玩。基于以上原因，这四种习俗虽然记录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这四种习俗共同成为端午节的起源。
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俗节日，需要具备三个基本因素。第一是固定的日期。第二是特殊的习俗。第三，特殊的节日名称。完整的端午节习俗，应该包括特定的时间点五月五日（或五月午日）、特定习俗以及专门的节日名称。根据前文所述，战国时代端午节的时间已经基本确定在五月五日，或五月午日。其习俗内容是不举此时出生的孩子、蓄采百药、沐浴兰汤和远游。唯一不足的是，专门的节日名称尚未出现。
缺少名称，说明战国时代的端午节还不完整。当时端午节没有名称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历法制度是王官月令，被政府垄断，并主要为政府服务。制订月令的王官对于百姓生活中民俗节日的表述并不重视。因此，他们虽然记录了一些节日活动，但是没有使用专门的节日名称，更没有记录民众对于节日习俗的解释传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战国时代，而完整的端午节还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发展。

三、汉代端午节习俗的初步发展

秦汉时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保证了古老的月令体系仍然发挥功能。端午节习俗依然沿袭着战国时代的辟邪模式自然发展。前文已经说明，战国时代的四种端午习俗，汉代均有流传。另外，汉代人还创造了一些新的习俗形式。

（一）、汉代的各种辟邪物品
农历五月是收获蚕丝、开始缫丝织布的季节。东汉时代，人们利用新蚕丝及其制品来应对端午这个不祥的日子。端午节出现了用五种颜色的蚕丝制作辟邪物的习俗。其中包括五采丝、五色缯、条达等等。
五采丝，又叫五色丝。按照应劭《风俗通》的说法：“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当时人相信用五采丝缠在胳膊上，可以避免被兵器和鬼怪伤害，还可以避免瘟疫、健康长寿。因此，五采丝后来也叫辟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缠五采丝的习俗生命力顽强，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它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文化创造。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传说这种习俗跟屈原有关。虽然这个传说情节不详，但是它跟后来的端午节屈原传说一脉相承，因此预示着未来的端午节将跟屈原发生更多的联系。把五色丝习俗的起源追溯到屈原，并不是历史真实，而是代表了一种民间知识，这反映了原来被官方月令垄断的时间制度中逐渐出现了民众的思想。

五色缯，是一种五色丝帛。青、赤、白、黑在外，黄色在中央。折叠成方形，缀在胸前。按照应劭《风俗通》里的说法，佩带五色缯，本来是为了展示妇女养蚕的功绩——这是当时士大夫们心目中的礼仪（按照这种礼仪观念，还要用麦秆编织成物，挂在门上，表示农耕有成）。但是，普通民众却不管所谓礼仪，而是认为五色缯能够防止兵器伤害。

除了丝织品，还有所谓“五色印”，也叫“五色刚卯”，就是用桃木做成的印章。六寸长，三寸见方。桃木在汉代被当作辟邪物品，用来驱鬼。所以，桃木的五色印也是辟邪物品。《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之饰，以难（傩）止恶气。”就是用丝绳拴一个五色印挂在门上，以驱逐恶气。
根据《风俗通》的记载，人们除了自己辟邪以外，还互相赠送节日礼品。其中就有“条达”，一种丝织的手镯。这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表明端午节习俗已经很普及，成为社会交际的一条渠道。

（二）、汉代食枭羹的皇家礼仪

汉代五月五日有一个官方礼仪。皇帝命令郡国召集百官，赏赐枭羹，就是猫头鹰汤。为什么要用猫头鹰做羹呢？明代邹善长《彙苑详注》引《汉史》说：“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盖欲灭其族类也。”古代传说，猫头鹰吃自己母亲，所以古人认为它是恶鸟。为了灭绝它，特意选择在端午这个“恶日”来吃。但是，这个解释不全面。吃恶鸟，自然是为了消灭它，但更加主要的目的是要消灭它所代表的恶行、恶人。其实也是教训大臣，不要做恶人、奸臣。官方礼仪往往是具有政治涵义的。
这个礼仪比较罕见。以至于黄石《端午礼俗史》认为它后来失传了。其实唐宋时期还保存在皇家礼仪之中。详见本文第十一部分《社会交际》。

（三）、汉代端午习俗与夏至习俗的趋同化

端午与夏至时间相近，两个节日的观念背景基本相同。比较而言，端午的民间文化气息浓厚，而夏至的官方色彩较浓。夏至时间点需要精确的天文观察和政府月令的公布，而端午则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容易掌握的时间点。因此，二节长期并行不悖。

不过，在汉代的端午节和夏至节习俗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应劭《风俗通》直接把二者叙述在一起：“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温（瘟）。” 夏至与端午习俗相同。《后汉书•礼仪志》云：“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锤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汉并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之饰，以难（傩）止恶气。”这里的夏至与五月五日的习俗也基本一致。这显示出端午与夏至两个节日逐步合并的趋势。造成这种合并趋势的一个原因就是官方月令体系的衰微，和民间岁时体系的逐步崛起。

四、魏晋南北朝时代端午节的定型

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中国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人们一面延续着汉代的各种端午习俗，一面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创造活动。

在这三百六十多年中，除了西晋时代短暂的六十年统一之外，分裂局面长达三百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使得统一的月令体系彻底破产，因而产生了以晋代周处《风土记》和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为代表的以地方性民俗节日文化为特征的民众节日体系。民众的节日名称（“端午”首见于《风土记》）、解释节日的传说都得到全面记录，这是中国历法节日体系的一次重大发展。随着民众节日体系的发展，端午节与夏至更加接近。在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端午节和夏至的节令食物都是粽子（一名角黍），可见二者已经接近融合了。

另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中原汉族不断南迁，进入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端午节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南方文化的龙舟竞渡习俗被吸收到端午节之中。至此，辟邪保健和龙舟竞渡构成了后世端午节的两大基本主题。从此以后，端午节虽然还有个别的变化，但是其基本模式定型了，没有再出现根本性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代，思想上，依然沿袭着五月为恶月的基本观念，禁忌很多。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不能晒床席，也不能盖房子。在此基础上，端午节的各项习俗都得到很大发展，内容几乎囊括了后来端午习俗的全部。其中包括端午节的名称、缠五采丝、采集百药、制作艾人、艾虎、饮菖蒲酒、吃角黍、龙舟竞渡、解释节日习俗的屈原传说等等。因此，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端午节各项习俗的具体变化，本文以下部分将按照具体民俗事项一一介绍，不再按照朝代顺序介绍。

由于端午节是一个大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相关习俗异常丰富，本文只能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习俗事项，对其流传变化加以介绍。至于那些流传时间短、分布范围小的习俗事项就只好割爱遗珠了。

五、端午采百药

（一）采百药的目的

百药，指各种药材。特意在端午这一天采集百药有两个目的，医学的目的和辟邪的目的。

首先是医学的目的。古人认为端午采集的药材效果最好。大约为汉代所作的《神农本草经》多以五月初五为采药时间，而且强调在午时采药。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端午时节，植物生长茂盛，药性比较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其二则是来自古代阴阳哲学思想。端午是阳气最盛的时刻，古人因此认定百草药性此时最强。

采集来的药材并不只用于端午节，也制成药物用于未来治疗疾病。

端午采百药的第二个目的是辟邪。古人依靠药物治疗疾病，而疾病的原因被他们归结为各种邪气。因此，他们认为药物能够克制邪气。这是战国时代端午节“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习俗以及后代采药辟邪习俗的共同思想依据。比如艾蒿本来是一种药材，用它制成的艾绒可以灸病。于是端午节采集艾蒿来辟邪。

（二）百药的种类

目前可以推知的汉代以前端午节所采百药之中包含用来进行沐浴的兰草。汉代习俗中，蟾蜍也成为端午节药物之一。《四民月令》记载：“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就是说端午节抓来蟾蜍制药，能够治愈毒疮。这种习俗后来一直流传。

晋代周处《风土记》谈到端午采集百药的习俗，而且专门指出艾蒿是其中主要的品种：“端午采艾，悬于户上。踏百草。”踏百草，就是到野外游玩踏青。为了采集药物，顺便也就进行了踏青活动。

唐朝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日出之前采集各种药草的嫩头，种类越多越好，一次捣烂，挤出汁液。再取石灰若干，与汁液混合，制成药饼。据说可以治疗各种刀伤和小儿恶疾。这种所谓的“药”，其科学效果不详，更多的恐怕还是精神上的效果。所以，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讲当时端午习俗说：“采百药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疫之用。藏之，果有灵验。”

那么，端午节所制的药物究竟包含哪些种类呢？根据陈元靓《岁时广记》总结宋以及宋以前的习俗，大致有：苍术汤、韭泥、草灰、艾熊、葛根、蜀葵、糯米、苋菜、菊茎、木耳、青蒿丸、小蒜、胡荽汁、蘩蒌羹、芣苢、相思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等。

明清时代，端午采药习俗广泛存在。《熙朝乐事》记载明代习俗：“端午为天中节，……或采百草以制药。”明嘉靖时期安徽《石埭县志》记载比较详细：“烧苍术丹（云避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午时捕乌蛸蛇酿药物）。”

现代已经没有遍采百药的习俗，比较多的是采艾蒿和菖蒲这两种有香味的药物作为辟邪之用。留待下节详谈。

六、端午节的辟邪装饰物

人类节日文化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方面是特定的节日装饰品，包括环境装饰和人类衣饰。它们传达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古代端午节作为一个处于“恶月”的节日，其节日装饰的特点在于辟邪。

（一）、艾蒿和菖蒲

艾蒿、菖蒲都有药性，古人用来治病，也用来辟邪，有所谓“戴艾叶疗一切鬼气”的说法。按照古俗，艾蒿和菖蒲经常是同时使用，即所谓“艾旗、蒲剑”、“艾虎、蒲龙”，所以本节将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1、艾人、艾虎、艾旗

用艾蒿制成的端午饰品有艾人、艾虎、艾旗等等。

晋代已经开始把艾蒿挂在门上。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踏百草游玩时，还有“斗百草”游戏。古代斗草有不同形式，有的是比赛谁采到的药材最好，有的是比赛谁知道的草名多，有的是比赛各自所采草茎的柔韧性，各用草茎互相拉扯，断者为负。斗百草是采集百药活动派生出来的游戏民俗，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欢乐气氛。至于采来的艾蒿则做成人的形状（大概是捆扎出一个人的模样）挂在门上。这就是后来长期流行的挂“艾人”的习俗。

宋代盛行道教，普通的艾人就具体化为用艾蒿制作的道教张天师。南宋的《梦粱录》记录当时习俗：“以艾与百草缚成（张）天师，悬于门额，或悬虎头。”这里的艾草张天师就是古代的艾人，后边的“虎头”就是所谓艾虎。还有用泥塑造张天师像的情况，例如《岁时杂记》记载：“端午又作泥塑张天师，以艾为须，以蒜为拳，置于门上。”

好象艾人还不够有力，人们又造出艾虎挂在门上，或戴在头上来抵挡邪气，正如王沂公《端五帖子》诗所说：“钗头艾虎避群邪”。为什么如此看中老虎？因为古人认为老虎能够吃鬼，鬼都害怕老虎（见王充《论衡》）。因此，艾虎的驱鬼辟邪能力比单独的艾更上一层楼！《岁时杂记》关于宋代制作艾虎的两种方法是：“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因为是戴在妇女头上，所以非常小，最小只有黑豆那么大。女工之细可见一斑！

明清时代用艾十分普遍。门上插艾，身上佩带艾人、艾虎的习俗遍及全国。比如安徽寿春妇女就把艾虎插在鬓发之上。当时大城市里常用布料缝制艾虎。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里说，每到端阳节，北京城里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子就用绫罗制成小老虎、粽子、葫芦、樱桃、桑葚之类，并用彩线穿在一起，挂在自己的钗上，或系在小孩子的后背。当时的南京人除了喝菖蒲酒、做艾人之外，也剪绒为虎，插在妇女鬓发之上。或者用线网做成老虎背在孩子背上。

使用艾蒿做装饰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黄石考察民国时期河北中部地区端午习俗，门上插艾、男女头上都戴艾。男人戴在耳边，女人戴在发髻。目前，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程度不同地保留着端午用艾的习俗。
2、蒲人、蒲剑、蒲鞋

用菖蒲制成的饰品有蒲人、蒲剑、蒲鞋等等。

宋代以后，常常用菖蒲刻成人的形状来辟邪，这就是蒲人。明代沿袭这种习俗。高廉《遵生八牋》记录明人习俗云：“端午日以菖蒲根刻作小人，或葫芦形，佩以辟邪。”明清时代，北京城流行端午节穿蒲鞋。蒲鞋，就是用菖蒲叶编织的鞋。根据朱彝尊《日下旧闻》所记：“京城端午，贵贱人等必买新蒲鞋，穿之过节，岁以为常。”蒲鞋，现在可能失传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端午专用鞋只有幼儿穿用的老虎鞋。

菖蒲的叶子又直又尖，形状类似宝剑，所以，名为蒲剑。随着历史发展，最初只在门上挂艾蒿的习俗，慢慢发展为同时悬挂菖蒲和艾叶。并合称为“蒲剑、艾旗”。清人范寅《越谚》中有“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的对联，就是赞美蒲剑、艾旗的。明清时代，杭州、北京流行买些菖蒲、艾蒿，还有石榴、葵花等种在院子里。目前，北京、西安、南京、宁波、武汉、广州、太原、昆明等地都还有一些人家在门上同时插艾蒿和菖蒲。有些地区则只插艾蒿，比如天津。

不仅民间有使用艾蒿、菖蒲的习俗，宫廷也有此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代每逢端午节宫廷匠人用菖蒲雕刻张天师像，四周用染成五色的菖蒲叶子加以装饰。还用扇子、艾虎等赏赐大臣。《酌中志略》记载明代宫廷习俗云：“五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褂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事，如年画之门神焉。一月方撤佩带艾叶……”当时，也有用艾虎赏赐大臣的礼仪。《大明会典》记载：“端午节文武百官俱赐扇，并五彩寿丝缕。若大臣、经筵官，或别赐扇及彩绦、艾虎诸物，各以品级为等。”清代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于1732年画《午瑞图》，画面上青瓷花瓶中插菖蒲、艾草和盛开的石榴花、蜀葵花。宫中档案说此图“端阳节备用”，表明当时宫廷也有端午使用菖蒲、艾蒿的习俗。

由此可见，端午节习俗在宋、明、清三代的宫廷和民众之中普遍流传，端午是全民族共同的节日。

（二）、五毒符、五毒衣
1、五毒的含义与功能

这里所谓“五毒”，是指人们心目中五种有毒或有害的动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所说的五毒有一些区别。有三种说法比较常见。一说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壁虎。另一说则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蜘蛛。第三说是老虎、蝎子、蜈蚣、蛤蟆、蛇。民国时期“五日午时钱”背面所刻画的五毒就是这第三种说法。按照科学观点，这些动物似乎不尽有毒。比如壁虎就没有毒性。蛤蟆略有毒性，但毒性不大。但是，在古人心目中，它们都是高度危险的动物。
而五毒图案的使用目的则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它们的凶恶面目驱逐各种邪气从而保护人。另一种是为了消灭它们，免得它们给人造成伤害。
2、利用五毒保护人类的五毒符、五毒衣

古人为了抵御端午时节的邪气，通常悬挂、张贴神像（如张天师、钟馗），或者各种符咒。把五毒图案用作驱邪方法的时候，五毒图案实际上也是一种巫术符咒。其中的原理正是以毒攻毒。

五毒模型或图案在宋代已经出现。《岁时杂记》记载，宋代端午节男女把艾蒿（或人工仿制艾蒿）插在头上，并且在艾蒿上再装上“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相……”。这里的五毒不大可能是真实的动物，应该是模型或者图案。明清时代，妇女头戴五毒图案的装饰品广泛流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妇女端午节也有在头上“簪五毒、五瑞花草”的习俗。

儿童最容易遭受疾病侵袭，所以，儿童服装上出现五毒图案最多，甚至出现专供儿童穿用的五毒衣。天津旧俗给幼儿穿五毒衣、五毒鞋。据说这样可以免除疾病，兼防蚊虫叮咬。河南农村过去把五毒绣在兜肚上，给孩子穿。

古代的宗教人士利用民间习俗，把五毒图案正式制成“五毒符”赠给施主。清初庞嵦《长安杂兴》诗云：“一粒丹砂九节蒲，金鱼池上酒重沽。天坛道士酬佳节，亲送真人五毒符。”这是道士所为。清代顾禄《吴趋风土录》又记载了尼姑做的五毒符：“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一种类似蜈蚣的多足虫）之像，赠檀越（施主）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道门、佛门都参与到端午民俗活动之中了。商业人士也从民俗中发现商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北京商铺把“五毒符咒”画在黄纸上出售。据说贴在门上，“以避祟恶”，就是辟邪。

民国时代南京人用五色纸折叠成方形，剪出或画出五毒形状，贴在门上或床头，用来禳灾。如今民间剪纸作品中五毒图案的用途大多如此。
3、以消灭五毒为目的的五毒符、五毒饼、五毒菜

有时候人们把五毒当作所有害虫的代表，在节日里驱逐或“杀死”它们，以象征驱逐和杀死所有害虫。明代学者吕种玉《言鲭》发现古代山东地区并不在端午节使用五毒符，而是在谷雨日：“……绘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毒蛇）、蜂、蜮（蛤蟆）之状，各画一针刺。刊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画面上用针刺毒虫，当然是为了杀死它们。不过，吕种玉由此推测最早的五毒图案是用在谷雨，而不是端午，他的根据不充分。有可能是当地农民把端午节的五毒移植到谷雨节了。

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南京都有专门的五毒食物——五毒饼、五毒菜等。意思是吃了这些食物，就代表着消灭了五毒，人们由此得到安全。详见下文。
无论是利用五毒来辟除邪气，还是象征性地消灭五毒，端午节有关五毒的习俗都跟科学没有多少关系。它们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形式，把五月五日装点为一年365天之中最有特色的日子。

（三）、五采丝

也叫五色丝、辟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百索、端午索、五色线等等，就是缠在胳膊上的五色丝线装饰品。个别也有缠在脖子上的。汉朝人首先在端午节使用五采丝。他们认为可以避免被兵器和鬼怪伤害，还可以避免瘟疫。这个习俗从此绵延不绝。

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地区流行于端午节用五彩丝缠在胳膊上，这样可以不得瘟疫。这和汉代缠五采丝的观念基本一致。只是名字变为“避兵”。此书还记载当地另外一种近似习俗——系长命缕，就是用丝缕把楝树叶缠在胳膊上。楝树叶在古人眼里具有驱邪却病功能，长命缕上使用楝树叶表明它的目的在于辟邪防病。从“长命缕”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淡化了驱邪色彩，突出了延年益寿的色彩。

北朝则流行所谓“合欢索”。《古今类传》引《燕志》云：“北人五日结‘合欢索’缠臂。”从使用方法看，这个合欢索与古代的五采丝是同类的饰物。北朝人还继承了汉代人手戴条达的习俗，改名“綵条达”。按照《初学记》的记载：“北人五日以什綵缠臂，一名‘綵条达’，又名‘綵条脱’。”

北宋东京城端午节有使用百索的习俗，就是从五采丝发展来的。百索的做法不一，比较华丽。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解释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相承之误也。”宋人的百索是缠在胳膊上的。因此，应该是来自五采丝，而不是来自朱索。汉代的朱索是挂在门上的，五采丝才是缠胳膊的。

明代首都北京的习俗是在脖子上缠端午索，主要给儿童使用。根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五月）五日之午前，……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意思是说，人们在端午节中午之前，在脖子上系一条彩色的端午索，下边还垂着一个用金属制作的钱形或锁形装饰。这里非常强调“午前”，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端午节最关键的时刻还是“午时”。端午节强调午时，正如我们过春节特别强调半夜“子时”一样。明代嘉靖时期河北《清苑县志》说当地“以色丝系小儿颈、腕，名为百岁索。”万历时期浙江《秀水县志》说：“幼者系彩索于臂。” 那时侯，人们相信戴了百索可以使儿童不受毒虫蜇咬。《永平府旧志》就说：“冀州人成人戴艾，小儿才系百索，旧《州志》云：‘……童幼系百索于手腕，曰虫不蜇。’” 这里所说的“虫不蜇”只是把辟邪说得更加实际了。《大明会典》记录皇帝在端午节赏赐文武百官的“五彩寿丝缕”就

是民间的端午索之类的东西。不过，官方礼仪比较好古，采用了接近汉代“五采丝”的名字。
现代日常生活中蚕丝已经很少见，一般都改用五色线。民国时期，南京人用五色线编织细绳，名叫长命缕，缠在孩子手臂上。比较复杂的长命缕上还挂一个布制小老虎或布制小粽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缠五色线的习俗还比较常见。

（四）、香囊

香囊，指装裹了具有辟邪作用的药物或香料的袋子。各地名称不一，有香囊、绣囊、香包、香布袋、艾包、雄黄荷包、朱砂袋等等。为方便起见，此处统称为香囊。

宋代以后的端午节习俗中常常出现各种袋状饰品。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棉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裛汗也。”这种装了蚌粉的袋子带在幼儿身上，据说是用来消除汗味的。能够除汗味，应该算作香囊。可是记录者只看到它除汗味的实用效果，却忽略了它辟邪的精神功能。我怀疑这说法不准确的理由是：平时孩子也出汗，为什么平时不用，只在端午节用？所以，这种袋子应该跟后来辟邪用的香囊具有同样功能。

《岁时杂记》还记载了另外两种袋子：“端五日以赤白綵造如囊，以丝线贯之，搐使如花。俗以稻、李置囊中带之，谓之‘道理袋’。”端午节时，早稻已经收获，李子是仲夏成熟的水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用丝囊装裹它们，象征着生命由此得到滋养。也算是战胜端午恶气的工具吧。该书记载的“搐钱”袋做法相同，但是要钉在门上，或带在身上，据说可以防止“赤口白舌”，就是别人说自己坏话。“赤口白舌”，大概被当时人看作“邪气”的一种了。

明清时代香囊成为流行的端午节饰物。香囊中包裹的东西各不相同，有朱砂、雄黄一类药物的，也有装填了沉香等香料的。万历时期浙江《新昌县志》云：“佩香囊、艾虎。”有些地区的香囊中装的是朱砂（也是古代辟邪药物），所以叫“朱砂袋”。如清雍正时期《辽州志》云：“系五丝，佩朱砂袋。”
现代一些地区仍有端午佩带香囊的习俗。河南、河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广东等地有流传。河南洛阳的香囊是用硬纸包裹艾叶、雄黄等，折叠成粽子形状，外边缠满五色彩线，挂在小孩子胸前，目的是辟邪。山西太原的香囊与洛阳相似，但是大人、孩子都可以佩带。只是大人都挂在腰里。湖北武汉的香囊做成菱形，或猴子形状，用法是背在孩子的背上。四川成都妇女在端午回娘家前，用红绿绸缎做成海椒或金瓜形状，内装香料，叫做“香包”，挂在孩子胸前。成都也有做香包赠送亲友的习俗。

杜学德《河北民俗》记载河北南部邯郸县旧民俗，五月初四，姑娘们采集艾叶，缝在丝绸小包里，叫“艾包”。艾包挂在胸前衣扣上，或辫梢上。也有装其他树叶的，例如杨树叶、柳树叶、槐树叶，其歌谣唱道：“戴上艾，不怕怪；戴上杨，不怕狼；戴上柳，不怕狗；戴上槐，大鬼小鬼不敢来……”从歌谣可以看出来，艾包里的这些树叶都是用来辟邪的。河北东部农村还有“扔灾”习俗。端午节前一天开始佩带艾包，端午下午立刻扔掉，称为“扔灾”。意思是把所有灾难都抛弃掉。这端午“扔灾”的习俗跟某些地区通过放风筝扔灾非常相似。

张勃

七、端午节的饮食

端午时节，北方有许多水果成熟，如樱桃、桃子、李子等，南方水果更多。作为应时水果，它们自然成为端午节食物。春天孵出的家禽此时也成熟，可以宰杀了。有些地区有端午吃鸡鸭的习俗。另外，吃鸡蛋、鸭蛋、苋菜、大蒜在一些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不过，最有代表性的端午食物还是粽子、菖蒲酒、雄黄酒和五毒饼、五毒菜等。

（一）、粽子
1、粽子的名称与历史演变
粽子，古书也写成糉子，或者叫角黍。它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时令食品，表示的意思是顺应季节变化和帮助季节的运转。农历五月是北方黍子成熟的季节，用新熟的黍子做粽子（角黍）正好代表着新季节。所以，粽子可能起源于北方。
不过，目前所见最早记录粽子的文献是晋代江南人周处《风土记》。周处是阳羡人，今属浙江，后来主要在江南地区活动。按照他的说法，端午节前一天把粘米（糯米或黍子）和枣、栗子混合，用菰叶（即茭白叶）包裹，煮熟。名字叫角黍，也叫粽子。周处推测其象征意义是“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就是用包裹起来的粘米和枣、栗子象征阴阳和谐不分。后来北方地区以甜味为主的粽子都属于这种粽子类型。周处还说到粽子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很肥的乌龟煮烂，去掉骨头，拌上盐、豆豉、蒜、蓼等调味品，与粘米放在一起，名字叫“俎龟粘米”，也是粽子的一种。后来浙江等南方地区的肉粽子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周处根据乌龟的骨在外肉在内是“阴内阳外之形”，正好相当于端午时节阳气极盛在上，阴气初生在下，推测“俎龟”的象征意义是“赞时”——帮助四季的运转。
古代不光端午节吃粽子，周处说当时夏至节也吃粽子。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也是夏至吃粽子。后来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夏至吃粽子的习俗，如唐代的苏州、宋代的安徽池州等。这表明，在古人心目中，端午节与夏至节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其节日食物也非常一致。不过，随着端午、夏至两节的合并，到了明清时代基本都统一为端午吃粽子了。
唐代国力昌盛，粽子不仅是食物，而且成为游戏对象。长安城流行用箭射粽子，射中者可以吃。民众如此，皇宫也如此。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岁时广记》中也有唐德宗用角黍赏赐大臣的记录。
唐、宋时代端午节的粽子品种极多，其名不一。有九子粽、百索粽、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杨梅粽、巧粽等等。而宋代人不仅吃粽子，还用粽子作祭品来祭天。
明清时代至今，全国各地基本都保持着这一习俗，以至于端午节得名“粽子节”。因为目前端午吃粽子仍然流行全国，基本上家喻户晓，所以，这里只简单介绍南北粽子的差异。北方地区的粽子基本都是甜味的，用料是糯米，或者糯米加豆沙，或者红枣。外包棕竹叶，或芦苇叶，用叶条或五色线捆扎。蒸煮之后，蘸白糖食用。江南地区既有白粽子和豆沙馅的甜粽子，也有肉馅的咸粽子。浙江嘉兴、广东广州均如此。而且，北方只在端午食用粽子。而广州则是四季都吃。
2、吃粽子的传说
当吃粽子成为习俗固定下来的时候，人们创造了各种传说故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和意义。其中主要是关于屈原的传说。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臣，忠君爱国，但是却遭楚王流放，最终自沉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一直纪念屈原，按照晋人王嘉《拾遗记》的说法，屈原死后，楚人把他崇拜为“水仙”，水中的仙人，建立祠庙祭祀他。
其实，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他说端午缠五采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令人遗憾的是，应劭没有记录详细的故事情节。
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第一次记录了完整的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

“屈原午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刘秀年号）中，长沙欧回（或作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屈原的官职名），谓欧回曰：‘君尝见祭，甚善。但当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作粽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

这个传说谈到当时包粽子的习俗是在竹筒中装上米，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楝树叶有浓烈气味，古人用以辟邪。这种粽子，唐代还有流传，叫做“新筒裹練（楝）”。吴均解释这种粽子的起源是屈原显灵给欧回，说过去人们献祭给他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都被蛟龙偷走了。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欧回遵照屈原的指示做了，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
这个传说解释了当时包粽子习俗的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太流行的传说，即刘敬叔《异苑》所说：粽子是屈原的姐姐女媭发明的。可见南北朝时代，关于粽子起源的传说都归结到屈原身上。其中，吴均记录的传说后来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情节一直流传到今天，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
这个来自艺术虚构的传说，为什么能够得到全民认同？那是因为传说的情节充分巧妙地解释了包粽子的习俗，起到了美化生活的作用。
首先，屈原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把端午粽子归结为纪念屈原，就为这个普通的节日食品增添了神圣色彩，传达了人民的道德观念。
其次，当包粽子的习俗逐渐变化，取消了竹筒和楝叶，改用棕竹叶、芦苇叶包裹，外缠五色线以后，相关传说就不提竹筒、楝叶了。现代传说都是说：粽子原来不包叶子，没有五色线，被水族抢吃。
另外，传说的情节为了保持合理性，还适应人们的信仰变化。南北朝时代，宗教信仰比较盛行，所以，吴均说屈原大白天显灵给欧回。可是，随着宗教观念的淡化，后人无法相信白日见鬼这样的事情。后来的传说一般都是讲屈原“托梦”给祭祀他的人，让他们包粽子。这是民间传说适应社会发展而发生的改变。因此，这些传说是不同时代社会民俗生活的真实反映，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它们的情节虽然不是历史上的事实，但是情节之中包含着当时生活的事实。同时，传说情节巧妙，具有艺术吸引力。它们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自从这个传说出现以后，原本以辟邪保健为唯一目的的端午节习俗开始出现纪念古代圣贤的因素。端午节原本只是体现人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关系，但从此以后，也开始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渗透了社会道德思想。这是端午节习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端午节的酒
端午节饮用的酒有菖蒲酒、雄黄酒、菖蒲雄黄酒和朱砂醑等。据说它们的功能是辟除瘟疫之气，或驱逐毒虫。
菖蒲是端午节一大主角。它不仅用来做蒲剑、蒲人、蒲鞋等装饰品，还用它的根或叶子来泡酒，即菖蒲酒，简称蒲酒。东汉时代就有菖蒲酒，但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专用。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端午节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这里是用菖蒲的根泡酒。唐代孙思邈《千金月令》云：“端午以菖蒲或丝或缕泛酒。”就是把菖蒲切碎了泡酒。菖蒲酒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由此可见，端午节饮菖蒲酒是有保健作用的。
雄黄酒，是把雄黄研碎，溶解在酒里。雄黄入药，也被用于辟邪，所以雄黄酒也是用来辟邪的。饮雄黄酒的习俗，宋代以后比较常见。有时候还加入菖蒲丝，称为“菖蒲雄黄酒”。元代瞿祐《四时宜忌》云：“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病，而禁百虫。”明代《五什俎》里记载雄黄酒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比较详细：“端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避蛇虫毒害。”这和后来常见的用雄黄酒在儿童额头写“王”字大致类似。
关于雄黄酒能够辟邪的观念还出现在著名的《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炼成精，化为白娘子，与杭州人许仙结成美满婚姻。但是，在端午节饮用雄黄酒后，白娘子现出蛇形，竟把许仙吓死。在这个传说中，雄黄酒的辟邪力量是如此巨大，连白娘子这个已经修炼成精的蛇也无法抵挡。
还有一种朱砂醑，就是朱砂酒。明代冯应景《月令广义》介绍说：“午日用朱砂醑，辟邪解毒。各以余酒指染额、胸、手足心，无虫虺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处，远毒虫。”朱砂既是药物，又是辟邪物。用朱砂于酒，目的当然也是辟邪。其使用方法也和雄黄酒几乎一致。明代也有把菖蒲、雄黄和朱砂一同泡酒的用法。证明这三者具有同样的辟邪功能。
清代北京地区普遍流行菖蒲酒或雄黄酒。部分饮用，部分洒在床帐之间，部分用来涂抹小儿额头或耳鼻。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额及耳鼻间，以避毒物。”《宛平县志》则有全家喝菖蒲酒，用雄黄涂抹小儿。
各地志书多有菖蒲酒、雄黄酒的记录。黄河流域，山东的惠民县、邹县均有菖蒲雄黄酒。陕西凤翔县也是菖蒲雄黄合用。长江流域的江苏苏州的所谓雄黄酒，其实也是把雄黄末、菖蒲根一起掺在酒里。浙江的嘉定、六合、新昌、富阳等地也有饮用菖蒲酒、或雄黄酒的习俗。范寅《越谚》记录越地习俗：“菖蒲雄黄如烧酒曰‘蒲黄酒’，午时饮之。饮后，喷壁角、门。饮余酒中雄黄，书王字于孩额，并抹其眼、耳、鼻孔，可辟虫豸，与下喷门、壁，皆辟毒虫蛇虺。”按照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录，当地饮用“菖蒲雄黄醴”——醴，也是酒的意思。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饮菖蒲酒、雄黄酒逐渐消亡。蘸雄黄酒给儿童涂抹额头、耳鼻也逐渐减少，城市里几乎见不到了。

（三）、五毒饼，五毒菜
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南京都有专门的灭五毒的食物——五毒饼、五毒菜等。《京都风俗志》记载当时北京富裕人家购买有五毒图案的糕饼，叫“五毒饽饽”，味道甜美，也用来馈赠亲友。这种五毒饼的原料是玫瑰花、蜂蜜、白糖、核桃仁、松仁作馅，外包白面粉酥皮，香甜可口，上面加盖红色的五毒形象。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记述民国时代南京的五毒菜是杂炒银鱼、虾米、茭菜、韭菜、黑干（木耳）等五种原料制成。这些食物原料并没有任何毒性，南京人只是把它们当作五毒的代表使用而已。

八、端午节的祭祀

端午的祭祀活动有不少，一是祭祖，二是祭神。所祭祀的神灵，有天神、张天师、钟馗、瘟神等等。

（一）、祭祖
古代中国盛行祖灵崇拜，但凡节日，一般都有祭祖活动。端午节也有祭祖，但是，其内容结合了仲夏季节的特点。仲夏五月是黍成熟的月份，先秦时代于此月举行尝新礼仪——品尝新收获的黍。根据《吕氏春秋》，仲夏之月，天子用雏鸡尝试刚收获的黍，并把樱桃献给祖庙。不过，当时尝新不一定在端午这一天。中古以后，尝新礼仪废除了。
唐代的玄宗皇帝则在五月五日向祖庙献“衣扇”，就是夏季服装和扇子。这是典型的端午祭祖活动。民间祭祖没有皇家礼仪那么复杂，一般是在端午日吃饭之前，用酒和粽子等节日食物祭奠祖先，然后全家食用。

（二）、祭神和贴挂神像
端午节祭祀的神灵各不相同。
有的是祭祀抽象的天。宋代端午节长达五天，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分别称为端一、端二、端三、端四、端五。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用《岁时杂记》云：“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林禽（檎）、柰子，焚香、或作香印祭天者，以五日。”一连五天，每天用丰盛的节令食物做祭品，焚香祭天。
有的是祭天神。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用《岁时杂记》的话：“古词云：‘角黍厅前祭天神，粧成异果’。”这个天神比较模糊，祭祀方法也很简单。南宋时代流行在端午节中午焚香、点蜡烛祭神。神的身份也不清楚。黄石考察现代两广地区端午节午时焚香，向太阳行三拜礼，似乎是祭祀太阳，可是当地人表示只是泛泛地祭拜天神，并非祭祀太阳。
有些神灵不需要祭祀仪式，只是悬挂或张贴其画像就可以。比如张天师和钟馗。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号称张天师。宋代皇帝尊奉道教，张天师也就成为神灵之一。宋人在端午节常悬挂或张贴所谓“天师符”以辟邪。这天师符有些是画的骑艾虎张天师，有些则是绘天师印，或其他符箓。也有塑造张天师泥像的。还有悬挂钟馗像的。钟馗是唐代人，死后被崇拜为捉鬼的神灵。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北京商家出卖天师像和钟馗像，百姓买回去，贴在门上。这样，他们就能赶走鬼怪。苏州旧风俗也有端午挂钟馗像的内容。

（三）送瘟神
在端午节所祭祀的神灵中，有一个神灵非常突出，身份也十分明确，那就是瘟神。瘟神，就是疾病之神。端午正是盛夏，害虫多，疾病多。所以，在这个特定时刻祭祀瘟神倒是很符合实际要求的。对待这个瘟神，人们的祭祀方法也很独特，有的是祭祀瘟神，有的是“送瘟神”。相信瘟神掌握瘟疫，祈求他保护人类免遭瘟疫的时候，就采用祭祀瘟神的方式；相信瘟神带来了瘟疫，那么就要采取烧瘟神、送瘟神的方式了。
各地祭祀瘟神，或送瘟神的大致时间都在端午节，或端午前后。
送瘟神习俗与端午竞渡有密切关系。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从四月初八开始，沿江各庙备船择日下水，进行竞渡，至端午节结束。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这里没有说明祭祀的神灵身份，不过，从最后的“送瘟”推测，可能是瘟神。
根据方志记载，明清时代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都有端午送瘟神活动。例如，广东南雄在天中节（端午）的中午时分，用茅草船装上天符神，敲锣打鼓，送到河里漂走，号称“遣瘟”，即遣送瘟疫。山西阳曲有五瘟庙，僧人们派人把车做成龙舟形状，装上五瘟神像，叫做“送瘟船”，从五月初一开始遍游大街小巷。清代河南《扶沟县志》记载：“（五月）朔日（初一），里民造瘟船，送瘟神于河。”湖北武汉在五月十八日，把瘟司庙供奉的神（即瘟神）抬出庙门巡游。人们在大街上拖着茅草船走，号称“逐疫”，就是驱逐瘟疫。湖北大冶也在五月十八日举行“送瘟”仪式。制作一个数丈长的龙舟，上面设三闾大夫（即屈原）像，送到河堤焚烧。
祭祀瘟神活动在现代依然流传。根据黄石的考察，河北定县有瘟神庙，创立于隋代，原名“瘟司庙”，其中供奉着五位面目狰狞的瘟神。据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的《重修瘟司庙记》说，这五个瘟神的前身是五位擅长医治瘟疫的游方郎中，死后被人们尊奉为神。五月初三举行“劝驾”仪式。众人抬瘟神像巡游主要街道，一路上有高跷、秧歌、狮子会等表演随行。沿途善男信女或染病之家，多在自家门前焚香祭祀，祈求保佑。游行结束，把五瘟神像送回庙里。初五正式举办“瘟神庙会”。众人进庙参拜，焚香、烧纸钱、纸马给瘟神。祭品有粽子、馒头、小米饭等。庙中戏楼还要唱戏。庙前则是盛大的庙会市场，出售祭品和日常用品。整个活动到初六才结束。

九、出游避灾

古人追求生活方式与自然变化相一致。为了顺应仲夏月的时序变化，他们或登高望远，或乘水临风。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为了回避邪气，祓除不祥。
由于时近夏至，阳气即将衰微，阴气回升，而登高，可以回避阴气。所以《礼记•月令》说：“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这是端午登高。《西湖老人繁盛录》记录南宋临安（即杭州）人端午节游西湖，或欣赏荷花，或泊船于柳荫之下饮酒，十分悠闲自在。这是到水上游乐。
这两种端午习俗，在后来都有流传。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录当时北京习俗：“（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天坛很高，所以是登高避毒。该书接着说：“（北京）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粱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其中，金鱼池、高粱桥、满井都是有池塘或河流的地方，松林的位置不详，可能也在水边。到水边饮酒，自在逍遥。根据黄石《端午礼俗史》的分析，出行到水边的动机“一是离家避灾，二是临水濯祓。”不过，时代发展了，端午出游到水边的辟邪色彩在杭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已经淡化了。
相对而言，端午登高比较少。因为它和重阳节登高有所重复，特点不鲜明。现代民间比较常见的还是到河边避灾的习俗。现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北京附近丰润县有“躲避灾星”的习俗。五月初一，家家用棉布、棉花缝制小狗、小人、小袋子，带在孩子身上。小布人分男女，分别给男女孩子带。父母焚香祷告，祈求神灵保护。如果孩子能够一直保留着小布人不丢，则认为所有灾殃都由小布人代替了。到了初五中午以前，母亲带孩子到水边，躲避灾星。回家时，把所有小布狗、小布人、小袋子都扔到水里。据说，小布狗是用来咬灾星的，小布人代替孩子受灾，小袋子装晦气。这些东西随水流去，就可以保证一年无病无灾。
杜学德《河北民俗》记录冀东迁安一带旧俗，端午日上午，妇女要到河边游玩，叫“走百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到河边游玩消除各种疾病。冀东农村人在端午节前佩带艾荷包，端午下午扔掉，叫“扔灾”。而民国时代的贵州贵阳也有类似习俗：端午午饭后，全家出外游玩，叫“游百病”。据说游后可以消除百病，保证健康。成都妇女端午节头上插栀子花。晚上，把栀子花扔进河里冲走，据说这样就可以不生火眼——即红眼病，这是夏季比较容易出现的传染病。
传统习俗中的各种出游避灾活动，有逐步淡化的趋势。

      

十、沐浴兰汤

夏季炎热多汗，为了保持清洁，沐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端午节的沐浴却不仅仅是为了清洁，更主要是为了祛除邪气。所以，端午沐浴不仅用热水，水里还要加上能够辟邪的兰草。战国时代出现的沐浴兰汤习俗就是这样。汤，洗澡用的热水。兰汤，就是加了兰草的热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泡水的药草有变化，有时候是兰草，有时候用艾草、桃叶、柳叶或菖蒲，甚至是用“百草”——各种各样的草药混合使用。但是，这些都是从沐浴兰汤发展来的，实质也跟兰汤近似。所以，我统称之为“沐浴兰汤”。
南北朝时代，北方人重视端午沐浴，习凿齿和朋友曾在五月五日一起沐浴，游玩。用什么水，没有说。
北宋时代，一直沿袭沐浴兰汤。苏轼《皇帝阁四首》诗云：“喜辰共喜沐兰汤”，晏殊《御阁》诗云：“沐浴兰汤在此辰”。这些作品都是端午节应制诗。诗歌内容都写到沐浴兰汤，可见这个习俗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端午节才获得“浴兰令节”的美名。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云：“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
当然，宋代也有不使用兰草制汤的例外。《岁时广记》引宋人温革《琐碎录》云：“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这里泡水的不是兰草，而是艾蒿、柳树叶、桃树叶和菖蒲。材料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不遭受瘟疫邪气的侵害。
明清时代，端午沐浴广泛流传。各地使用的药物种类繁多。万历年间，福建《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建阳人不讲避邪气，而是讲能够避免皮肤病，观念上比以往有所进步。嘉靖年间，福建《仙游县志》记载：“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广东《揭阳县志》记载，揭阳人特意在端午节打水储藏，称为“节水”。据说这种“节水”可以长期贮存，不会变质。他们还“……采百草汤以浴身。”节水加上百草，想来效果更大，可以使沐浴者心理上得到更大的安慰。江苏扬州也流行百草水沐浴。根据乾隆时期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当地的公共浴池在端午节给顾客提供百草水沐浴。浴池老板顺应当地习俗提供这种节日特殊服务。
当然，也有坚持沐浴兰汤旧俗的人。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录粤地习俗云：“（五月）五日，浴女兰汤。”虽然坚持用兰汤，不过风俗还是有了一点变化，就是只给家里小姑娘沐浴，并非全家。清代江苏如皋县的《如皋志》说：“端午采泽兰煎汤沐浴，昔人谓浴兰汤者是也。”由于当地习俗与上古时代的“兰汤沐浴”非常一致，县志作者特意说明这就是古代的“浴兰汤”，言下颇有自豪之意。不过，同属江苏的苏州人则用艾叶和菖蒲煮水沐浴。
晚清同治年间，四川高县仍然保持着端午沐浴的习俗。县志记载：“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现代社会卫生条件大为改善，很多人天天洗浴，洗浴用品中香味剂、甚至于药剂也丰富多彩，端午节沐浴逐步丧失了节日习俗的独特性，越来越淡化了。

十一、社会交际和妇女归宁

基于科学方面（气温越来越高）和思想观念方面（邪气盛行）的双重原因，端午是古人十分担忧的特别日子，又是一个休息的大节日。因此，社会成员趁此机会互相走访，互赠节日礼物，借以表达相互之间的关怀，从而巩固彼此关系。

（一）民间交际
1、一般亲友互赠礼物
东汉应劭《风俗通》里说，当时人互相赠送“条达”，就是一种丝织的手镯。魏晋时期，也有互相赠送五色缕（即后来的五色线）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富贵人家每到端午节都要互赠粽子，同时还附带送上其他时令食物：樱桃、桑葚、荸荠、桃、李子、五毒饼等等。其中五毒饼制作考究（见前文），被视为高级礼物。
民国时期，南京盛行端午送鲥鱼和粽子。可是送来送去，有可能最后又转回本家。夏仁虎《岁华忆语》说：“戚友家多以鲥鱼、角黍相馈遗。往往一鱼，辗转数处，仍送回本家。则已馁不堪食矣。足为发噱。” 他觉得很可笑。但是，站在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到：互送礼物，本身只是一个手段。鲥鱼也好、粽子也好，只是代表端午这个特殊日子的一个符号。赠送礼物的主要目的还是进行社会交际，密切亲友关系。虽然最后这些食物都不能吃了，但是，在整个礼物交换过程中，它们的确起到了沟通亲友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实现了。所以，尽管这种习俗存在上述缺陷，但是，人们依然行之若素。
现代广州、宁波等地，端午节亲友之间互相送粽子。太原、成都有亲友互送香囊的习俗。
2、妇女归宁
归宁，就是回娘家。古代女儿出嫁，长住丈夫家，难得见到自己父母。而端午节是她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习俗：“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
蔡利民《苏州民俗》介绍，旧时苏州妇女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称为“躲午”，就是让孩子躲过端午时候的邪气。湖北也有母亲带孩子去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这是妇女回娘家的一个重要目的，当然更加重要的目的还是社会交际。成都妇女也带孩子回娘家。行前，给孩子挂上香包，又带上婆家的礼物出发。在娘家吃午饭之后，带着娘家回赠的礼物，返回婆家。实际上，她代表婆家与娘家之间进行了一次礼尚往来的礼物交换。
武汉旧俗是五月初六回娘家，比别处晚一天。
王世雄、黄卫平《黄土风情录》说，陕西出嫁的女儿端午要回娘家。娘家回送的端阳礼物可以包括夏令衣物、扇子、凉帽、汗衫等，但必不可少的是绣有蛤蟆的花裹肚兜。
现在，河南农村多有姻亲于端午走动的习俗。据孟宪明《民间礼俗》介绍，在光山县、新县，新出门的女儿由女婿陪同，带礼物回娘家。娘家设宴款待。临行前，娘家要赠送夏衣、雨伞、扇子、草帽及食物。河南其他地区也有女儿于端午回娘家，或者有母亲去看女儿的习俗。互相赠送的食物，也是当地端午节常吃的食物，就是各种油炸食品。包括油条、糖糕、“老鸹（乌鸦）头”、馓子、麻叶儿（类似于北京的排叉）等。

（三）君臣礼仪
普通人之间要交际，皇帝和大臣之间也要“交际”，这就是端午节的君臣之礼。其核心是君主礼贤下士，臣子竭尽忠心。
汉代皇帝在端午宴会上赐大臣枭羹。东汉章帝则把适合夏季穿的“水纹绫裤”赏赐给大臣。唐代皇帝在端午节大宴群臣，并赏赐夏季服装、百寿缕和扇子等节日用品。这些都是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关心。但这种关心是有政治目的的。
下面以唐玄宗端午赐宴为例，来揭示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根据《唐书•李元紘传》记载：“五月五日，明皇（唐玄宗）宴武成殿。”唐玄宗在其《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表达自己对端午宴会的感受说：“……感婆娑于孝女（指曹娥），悯枯槁之忠臣（指屈原）而已哉！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这说明，他所关注的是端午节传说中体现的纪念忠臣孝女的思想。他希望通过端午节赐宴来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社会关系。
唐玄宗所赏赐的宴会食物之一是恶鸟——猫头鹰，象征恶人、奸臣。玄宗在其《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曾经列举所赐食物：“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饭食的目的是“散热”，饮酒是为了“逃暑”，都是消除夏日的暑气。食物中有角黍（粽子）、有肥龟、有“恶鸟”，就是猫头鹰。可见唐代仍然保持着汉代吃“枭羹”的皇家礼仪。北宋皇帝端午赐宴也有枭羹。苏轼《太皇太后阁》诗云：“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可见，赐枭羹的象征意义是驱逐不仁的恶人。
而获得赏赐的大臣们纷纷献诗，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与感激。杜甫《端午日赐衣》云：“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诗中除了赞美皇帝所赐宫衣之外，最着重表达的还是“终身荷圣情”的感恩之心。看来，皇帝的端午宴会完全达到目的了。
正是基于端午礼仪包含着上述政治涵义和政治功能，因此，汉、唐、宋、辽、明各代都有端午节赐宴和赏赐大臣的礼仪。

十二、龙舟竞渡

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当然还是龙舟竞渡。不过，历史上的竞渡习俗，有的在春季，有的在秋季，不一定都与端午有关。本文只介绍和端午相关的竞渡活动，其他就舍弃了。
端午竞渡在晋代已经出现。南北朝至隋，主要流传于南方地区。唐代以后开始传入北方。但历史上这个习俗主要还是存在于河流较多的南方各省，北方比较少见。

（一）龙舟竞渡的历史演变
端午节竞渡习俗起源的原始材料失传。黄石《端午礼俗史》根据后代一些地区龙舟竞渡目的在于禳灾驱瘟，推断龙舟竞渡的原始含义就是驱邪送瘟。这个假说很有价值，使我们能够透过娱乐性的竞渡活动看到它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
目前可见的最早记录端午竞渡的古籍是晋代葛洪《抱朴子》。唐代《北堂书抄》卷一三七转引其佚文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按照传说，屈原自沉汨罗是五月五日，因此，这条史料所记录的竞渡正是端午竞渡。而且，当时竞渡习俗已经和纪念屈原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原始的驱邪送瘟意义已经隐藏到背后。
端午竞渡起初是在南方流行。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录楚地习俗云：“是日（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探索竞渡起源的时候说：“……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根据杜氏说法，当时北方竞渡习俗还很少见。
唐代刘禹锡《竞渡曲》认为：“竞渡始武陵，至今举楫相和之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原之义。”刘餗《隋唐嘉话》记载江南地区流行端午竞渡：“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在南方广泛流行端午竞渡的同时，竞渡本身作为一种游戏也渐渐传入北方。《唐诗纪事》说唐中宗在皇宫中观看竞渡游戏。《资治通鉴》记载唐敬宗欲造二十艘竞渡船，遭到大臣反对，减为十艘。胡三省的注释详细介绍唐代龙舟的情况说：“自唐以来，竞渡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则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竞赛之激烈，前所未有。从此以后，龙舟竞渡名副其实。不过，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考证：唐敬宗是在三月观竞渡，唐穆宗是在九月观竞渡。由此看来，唐宫的竞渡只是游戏，跟端午节没有直接关系。
端午竞渡习俗后来出现在后蜀国，皇帝孟昶在端午节陪同其母观看竞渡。南唐后主则利用民间端午竞渡习俗训练水军，把竞赛获胜者编成“凌波军”，加强水上力量。
到了北宋时代，首都汴京（开封）的竞渡在端午节举行。按照《岁时杂记》的说法：“五日竞渡起于越王勾践，后以为拯屈原。世人遂以为戏。刻舟为龙，服具彩绘一色，极其华侈，横江跳浪，便捷如龙。掷彩夺标，传为盛事。”宋代都城的龙舟竞渡仍然只是一种游戏。
不过，在宋代南方的岳阳地区，端午竞渡却是一种禳灾辟邪的民俗仪式。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各庙从四月初八开始备船，进行竞渡，到端午节结束。但是，民众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 这种习俗就是后来广泛存在的送瘟神活动。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元代，政府禁止龙舟竞渡。范寅《越谚》引《元典章》云：“撶棹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合移各路禁治。”
明代宫廷也有端午节请母后观龙舟竞渡的礼仪，明末逐步废除。但是，端午竞渡在南方各地民间依然广为流行。张岱《陶庵梦忆》说自己平生“看西湖竞渡十二三次，己巳竞渡于秦淮（南京的一条河），辛未竞渡于无锡，壬午竞渡于瓜州，于金山寺。”他详细比较上述各地竞渡的优胜之处：“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秦淮有灯船，无龙船。龙船无瓜州比，而看龙船亦无金山寺比。”其中，瓜州龙船有十多艘，龙头龙尾。龙头上有一人表演倒立，龙尾悬挂一个小孩子，非常惊险。彩色船篷，旌旗招展，各有二十个大汉划桨。船上钲鼓齐鸣，两岸观众人声鼎沸。从五月初一一直延续到十五。在张岱眼里，上述四地的竞渡习俗都只是游戏而已。
其实，明代民众对于竞渡习俗是有自己解释的，而且各地不同。其中，以纪念屈原的传统说法为多，但也有例外。弘治年间《温州府志》说是为了“祈年赛愿”，就是祈祷丰收。崇祯年间福建《海澄县志》则云：“所在竞渡非惟屈原，亦以避邪。”崇祯年间福建《尤溪县志》云：“斗龙舟以祛瘴疠”——驱除瘟疫。
清代，端午竞渡遍布南方各省，北方也继续流传。有学者统计，在全国共有二百二十七种方志记录有竞渡习俗。乾隆帝曾在端午节命内侍在北京福海举行龙舟竞渡，但后来时断时续。南北民众对于竞渡习俗的解释主要有纪念屈原，或驱除瘟疫，与明代基本一致。此处不赘。
民国时代，端午竞渡已经逐步衰落。夏仁虎《岁华忆语》介绍，南京龙船由各种商业团体兴办。秦淮河船户组成河帮，外江船户组成江帮，上新河木材商组成木牌帮。端午日，各帮船只集合于夫子庙前，船上有各种杂技表演。各船竞渡，争夺锦标。观者云集两岸。潘宗鼎《金陵岁时记》承认秦淮河龙舟竞渡是从楚地纪念屈原的习俗发展来的，也介绍了当年盛况。可是，清末竞渡出现看台倒塌，民国时竞渡又发生桥梁坍塌，伤亡惨重。于是，竞渡被禁止。
其他地区，如苏州、宁波、湖南、湖北等地端午竞渡也很热闹。虽然纪念屈原的传说还在讲述，但是现代竞渡基本上都是娱乐游戏了。

（二）关于竞渡的其他传说
虽然全国各地的端午竞渡习俗多数将纪念屈原作为目的，但是，江浙两省部分地区却沿袭本地古老传统，认为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孝女曹娥。
魏邯郸淳《曹娥碑》记载浙江上虞人曹盱在“汉安二年（143）五月，时迎五（伍）君（即伍子胥，死后成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接着是讲曹盱的女儿曹娥投江自尽，寻得父亲尸体的神奇故事。不过，东晋虞预《会稽典录》把这个事件的时间具体为“汉安帝二年（108）五月五日”。可能当地已经出现把端午竞渡习俗归结为纪念春秋时代吴国大将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受诬陷而死，深受百姓同情，古代关于他的戏曲很多。江浙百姓说他死后成为涛神，借江涛宣泄自己的怒火，是很符合人类心理的。
隋代杜公瞻注解《荆楚岁时记》，介绍了关于端午竞渡起源的三种传说。第一，起源于拯救屈原。第二，在东吴地区是源于迎接涛神伍子胥，与屈原无关。第三，起于越王勾践（理由不详）。杜公瞻客观地介绍以上三种说法，并不强求一致。这种态度承认不同地区人民可以根据本地历史文化对端午竞渡进行自己独特的解说。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表示感念于孝女曹娥和忠臣屈原，可能当时的民间传说不仅讲纪念屈原，也讲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死于端午迎接涛神，她为寻找父亲尸体而投江，成为孝女。后人也把纪念这位孝女列为端午竞渡的目的之一。例如，明清时代湖北《云梦县志》记录，当地水浅，无法竞渡，只能用竹子做旱龙（即旱龙船）。上边摆设屈原像、游江女娘像（县志作者认为是曹娥）和瘟司水神像。最后送到河边焚烧。
正确对待不同地区的不同民间传说是很重要的。民俗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同地区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人们对端午节的解释有差别是很正常的。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创造，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有利于创造未来文化。因此，我们不能用普遍的屈原传说去贬低或取代其他地方性的民间传说。

十三、端午节的射柳游戏

古代端午日要出门辟邪，为了消除无聊，人们发明了很多游戏活动，如射柳、打马球、摔交等。但后两种游戏流行地区不广，时间也不长，所以，本文只介绍射柳。
射柳，又名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示昔柳枝、扎柳。其基本形式是骑马射柳树枝，展示骑术和箭术。这种游戏具有军事价值，在早期主要是由军人表演。
射柳游戏起源于古鲜卑族秋天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树立柳树枝，众人骑马绕行三周。汉族的射柳游戏，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考证，开始于唐朝。
宋代射柳游戏分别在三月三和端午节进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玩法比较正规：皇帝登楼观看军人表演百戏，其中有“示昔柳枝”：地上插柳枝，若干骑手驰马射之。但是，时间是在三月。庞元英《文昌杂录》记录的则是在端午：军人在端午日树立一根旗杆，上边悬挂鸟笼，骑马射之，称为“扎柳”。
北方的辽国也是清明、端午两节玩射柳游戏。他们把装着鹁鸽的葫芦挂在柳树上，军人骑马射葫芦。射中，鹁鸽飞出，飞得高者获胜。金国因袭辽国风俗，世宗皇帝在端午节观赏射柳，还奖励优胜者。金人一般的玩法是：在毬场上插两行柳枝，标上记号。按照尊卑顺序依次驰马射箭，能够射断柳枝而且用手捡起断枝者最优，射断而不能捡起者次之。其他为负。
明代多位皇帝都到万岁山（今名景山）观看射柳游戏。熹宗时代诗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中有专门咏射柳游戏的诗：“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拜前旒。八珠穿得皆班赏，夺取头标胜一筹。”作者自注：“午日大驾幸万岁山，阅御马监勇士跑马，名曰‘射柳’。即金、元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之遗。”射柳的名字可能是明朝人起的。
明代末年，射柳开始流行民间，并固定在端午进行。活动地点在天坛到金鱼池一带。天坛本来也是民众端午“避毒”的处所，正好观看射柳。
清代官方与民间也都在端午进行射柳活动。

十四、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端午节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随着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陆续传播到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本文只介绍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一）韩国、朝鲜
韩国、朝鲜，原本都属于统一的朝鲜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裂为南部的韩国和北部的朝鲜。其实，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之外，韩国和朝鲜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一样的。
朝鲜王国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端午节自然也在引进之列。当时学者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日，男女儿童要化上“端午粧”，就是用菖蒲水洗脸，涂上胭脂，削菖蒲根做簪子，“遍插头髻以避瘟”。同时又把端午称为“女儿节”，因为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在朝鲜，妇女用菖蒲煮水洗头，然后用菖蒲根簪头发。据说这一天采来的艾蒿晾干制药非常有效，所以人们都去采艾蒿。有人用艾蒿做艾饼食用。韩国、朝鲜的端午节在节日时间、名称、以菖蒲、艾蒿作为主要辟邪药物、妇女归宁、采药制药等方面，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一致。
不过，韩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有些地区，妇女玩荡秋千游戏，男子则热中于角力，就是摔交。时至今日，韩国江陵地区还保持着完整、盛大的“端午祭”活动，并于2005年底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二）日本
日本也有端午节。根据直江广治《日本儿童日与中国端午风俗》介绍，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贵族阶层首先引进了中国的端午节，后来传入民间。江户时代，端午节的各项要素已经普遍出现在日本民间。
日本主要的端午习俗包括：吃粽子和柏叶饼。有些地区把菖蒲和艾蒿插在屋檐上，或放在房顶上。有些地区喝菖蒲酒，用菖蒲水沐浴。传统的日本浴池在端午都要把菖蒲切成段放进水池中。这些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基本一致。鹿儿岛五月五日的时候，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出门，在外边跳一种名叫“幼女祭”的圆圈舞。类似于中国南北方普遍存在的带孩子回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
日本冲绳有端午竞渡习俗，称为“哈利”。长崎的“爬龙”活动就是竞渡。这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竞渡活动并不都是在端午节进行。像对马、岛根等地区的竞渡日期不是端午节，内容也是日本特有的神社祭祀仪式之一，这些恐怕是日本文化固有的。
日本端午节的独特之处是，挂鲤鱼旗，摆武士偶人。在日本，端午节主要是男孩子的节日，三月三是女儿节。所以，每到端午节，有男孩子的家庭要挂出鲤鱼形状的旗子，有一个男孩挂一条。从鲤鱼旗的数量可以知道此户人家有多少个男孩子。家里还要摆出相应数量的武士偶人，表示孩子未来能成为武士。不过，直江广治认为原始的武士偶人可能是用来转移污秽和灾难的，就是把它们扔到江河大海里。这和中国民间的“躲避灾星”、“扔灾”习俗是一致的。

十五、总结

端午节从战国时代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端午节把一个原本普通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使我们平淡的生活变得富于诗意。这是端午节最大的意义。

张勃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源流久远，有些节日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节日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也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不仅是满足各民族社会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五节”、“端阳节”、“天中节”等，南方民间多称“五月节”。据文献记载，端午节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历时二千多年，可见端午节源流之久。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民间把端午节作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端午节与夏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端午节选在日月相重的日子?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水有关的活动？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五”相关的辟邪物？为什么端午节有吃粽子、鸭子和咸鸭蛋等习俗？

张勃

龙虎山是我国正一道道教的发源地。这一带山青水秀，上清河自福建光泽县流来，合贵溪市南乡36股清溪水，经象山顺流直下，绕上清宫和天师府门前，北折龙虎山，越仙岩至余干县瑞洪汇入鄱阳湖。龙虎山有“百神受职之所”的大上清宫，始建于东汉，是我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道宫之一。距上清宫约一公里处，便是“嗣汉天师府”，它规模宏大，建筑瑰丽，历史上称之为“龙虎山中宰相家”。山下的“正一观”，自西晋时开始建庙，是宋代以来江南道教的聚集中心。

龙虎山海拔一般为200米左右，最高峰不过1122米。山并不算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虎山的闻名，除了风光秀美，还因为有张道陵炼丹布道。传说中的“张天师“形象是以汉代张道陵创立道教时曾自称天师，“周流五越，精思积感，真降道成，号曰天师”，后其子孙嗣“天师”称号，并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认可，传袭至六十三代，时间长达1900余年。

龙虎山的许多民间传说，给人们留下影响最深的当属张天师“降魔五万五”.端午为“恶日”习俗之说由来已久。“端午”，“端”是开始、初始的意思，“午”是五的顺号，五、午相通，所以“端午”本作“端五”解。传说“端五”这天，龙虎山恶魔太多，可谓群魔乱舞，太上老君指派张天师坐镇龙虎山，张天师便骑着用艾叶扎成的神虎，手执菖蒲变成的宝剑降伏群魔，人们把这一天定位端午“恶日”降魔，从此，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照样搞些菖蒲和陈艾挂在门口，好镇邪降魔，消灭灾害。人们还编了“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手提菖蒲剑，降魔五万五”的歌谣，一直传唱至今。

民间传说有关端午节习俗的由来，除龙虎山仙人张天师五月五日端午节插艾枝等习俗的传说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吴均《续齐谐记》为代表的端午节吃粽子等习俗以纪念屈原说；二是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赛龙舟习俗为龙节日说。以上三种端午节习俗由来之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国文换知识精华》一书中关于端午习俗之说就有八种，究竟哪一种说法解释为准、为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研究这些节日习俗丰厚的文化内涵，其流传之广泛，传承之久远，穿透历史，无论是在愚昧落后的年代，还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传统的节日习俗总是像影子一样环绕在人们身边，甚至深深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里，深刻地影响着全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如端午吃粽子习俗纪念屈原说，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不忍看到祖国的危亡，在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满怀悲愤投入汨罗江，以身报国，人民为纪念他，把这一天定位端午节，年年纪念，代代相传。过节这天盛行吃粽子，源由屈原投江后，江边水里的鱼和蛟龙，希望它们吃粽子，不去伤害屈原的尸体。这些习俗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习俗本身，对今天弘扬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有很积极的作用；端午赛龙舟为龙节日说，更具有深厚的象征物：“龙腾虎跃”、“龙吟虎啸”、“龙行虎步”、数千年来称我国文化为龙的文化。很多地区把五月初五端午节称为“龙舟节”，因为龙表示吉祥和顺、矫健，具有超然脱俗、傲骨雄风的气质以及气吞山河、威振四方的民族精神；而舟，为水而存之，象征着永远不忘那奔腾向前、永不停息的母亲河的呼唤，龙以舟合并，包含着华夏儿女一代代前仆后继、追求光明、探索未来的民族精神。端午节赛龙舟，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现实意义。

龙虎山张天师“降魔五万五”端午“恶日”习俗说，则显得比较古朴、它实际是由宗教信仰产生的一种端午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现象的宗教信仰源于初民社会，它最古老的形态是各类巫术活动，后来虽渐渐发展为较为完备的形态，但仍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范畴之内。在江西民间，张天师长期以来受到祭祀、祈祷、顶礼膜拜，习俗叶广为流传至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地理环境看：由于江西山高林密，江多湖阔，地域偏远，开发较迟，境内民风醇厚，习俗古朴，民众秉性忠厚，企盼神灵庇护和护佑，随着天师道中心的南进，天师道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布，龙虎山自第一代张天师张道陵在此炼丹肇基开始，到第四代天师张盛于汉末迁回龙虎山，此后历代“天师”都在这里从事传教活动。

从民众心态来看：人民大众及口传文学家不受张天师原形的局限，灵活地把自己所熟悉，灵活地把自己所熟悉的、喜欢的一些活生生人物的性格特征巧妙地融合到张天师身上，并借助于道士本身的发力或通过道士祈求更有权威的天神地灵来对付邪恶的鬼怪精灵，同时借张天师降恶魔的神话故事来嘲讽黑暗社会的丑恶现象，寄托企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积极心态。清代霍金生这样描绘南昌到了端午时节的情景：“上元端午闹喧哗，太庙巍峨四八家。更有神人涂黑脸，满城都叫瓦”

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明清通俗小说和戏曲盛极一时，与道教相关的神怪故事成为当时的热门题材，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即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开头，使口头传承中的张天师形象又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和光彩，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创作典型形象之一。

从龙虎山的民间传说看端午习俗，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端午节习俗之文化内核，由远古不断的变异，到今天不断的进步，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始终追寻的是人们向上的积极心态，期望庇护和福佑；历史的延续，造成习俗的变异，于渐变中见民俗，于民俗渐变中思变化。民俗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更因为它具有灵活地适应性和宽广的包容性，它能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中。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异，吐故纳新，生生不息。这种变异，实质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移风易俗”。

从端午习俗看文化内涵，须把握一个规律：传统节俗在于一方面源于古老的传承文化，一份面又追随时代的移易人心。我们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中去重铸民族精神。作为江西地域道教文化、旅游文化圣地的龙虎山文化现象，应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传承和革新中，既体现和弘扬新时代精神，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展示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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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

端午节漫谈

邸永君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者，“初”也，“端五”即“初五”；而“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现在我国通行的农历以寅月为正月，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又称重五，也称重午。

        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也就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子。
        一提到端午节，人们都会马上想到粽子。粽子又称“角黍”、“筒粽”，前者是由于形状有棱角、内裹粘米而得名，后者顾名思义大概是用竹筒盛米煮成。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在魏晋时代已很盛行。据西晋周处所撰《岳阳风土记》中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可见这种食品是在每年端午和夏至两个节日里和两节期间食用。同时，粽子而已逐渐衍变成节日往来的礼品。到了唐宋时期，粽子已极为普及，市场上也有粽子出售。现在，我们过端午节仍然免不了要或包或买粽子。粽子有不少花样，且有南北之别，东西之分。南方常用红枣、花生、咸肉等混在糯米中制成，但也可只用糯米，以品味粽叶清香者；北方多以红枣、果脯、小豆等作为粽子的馅心。小小的粽子，经过几千年的积淀，粽子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象征，在中华儿女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端午节的另一大活动就是赛龙舟。据传楚人得知贤臣屈原欲投江而死，于是有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大家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已不见屈原踪迹。是为龙舟竞渡之起源，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并借划龙舟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遗体。竞渡之习，初只盛行于吴、越、楚等多水之地，后逐渐向四周扩展。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台湾始有龙舟竞渡，时任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法华寺半月池主持竞赛。而今台湾每年五月五日仍举行龙舟竞赛。香港亦有竞渡，近来英国人也仿效我国作法，组织鬼佬队，参与竞赛活动。其他周边国家亦不乏仿效者，且重视程度甚于我国，足令我们这些直系传人惭愧之至。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依托。而传统节日和节日习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应下大气力予以保护和弘扬。如果可能，应在五大传统节日即元宵节（正月十五）、清明节、端午节（五月初五）、中秋节（八月十五）和重阳节（九月初九）期间放假，为恢复传统节日期间的民俗活动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并展示政府对传统的真正重视和对祖先的敬畏之心。


（来源：中华文史网）

天曳

亦称“中天节”、“龙王爷节”、“苦瓜节”，俗称“五月五”。时间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初”同义；“午”“五”相通，故名。也有在农历五月十五前后过节的，如天峨、全州等地。端午节始于先秦，在广西端午起源说法各有不同，一说源于纪念屈原，此说流行地区较为广泛；贵港等地说称源于龙王的节日；资源则是为了纪念一位撑船人唐舜。北海等地的疍家船民最重此节日。端午节有赛龙舟，全家老幼一起到江河边观看龙舟比赛。此外还有吃粽子、酿苦瓜、饮雄黄酒、挂艾蒲、戴香包等习俗。是日清晨各家门前悬插菖蒲艾枝。意取菖蒲似剑可以驱邪，艾似旗可以招屈原之魂。有的艾叶扎成老虎模样，意为能食毒物。苍梧俗谚：“五月不戴艾，黄蜂蜇眼盖”。时值苦瓜成熟，家庭食俗多做苦瓜酿、吃凉粽（灰水粽）或“药粽”、饮雄黄酒。或以雄黄拌石灰洒遍屋角阴暗之处，以免虫蚁滋生。家中小孩还戴上香包，同时买香茅与菖蒲煎水洗澡，谓之“沐兰汤”。北海人还采凤仙花叶和矾同捣染指甲，嫣红历久不退以为节令装饰。防城的孩子们用老黄瓜做小龙船，插上香烛放到江中，随水漂流，表示抢救屈原。昭平、博白等地人们还喜在当天下河洗澡游泳，称之“洗龙船水”、“跨龙船”。20世纪50年代后，广西各地龙舟赛一度停止。80年代起恢复，延续至今。

天曳

端午赛龙舟，俗称“划龙船”。在广西起源有多种说法，以纪念屈原之说流行广泛。龙舟竞渡在春秋越王勾践时即已发轫。明清两代，广西各地盛行赛龙舟，以梧州、桂林、北海等都市的龙舟赛会最负盛名。民间常于三、四月造船，船只大小不一，如灵川所造船身呈梭形，长达十丈，头高六七尺，尾高丈余，中隔32间，两边共64座。另有鼓、锣各1人，摇旗手2人，艄手3人，有拜龙头，唱龙船歌等习俗。待到比赛之日，各队龙舟插彩旗为号，龙舟上可分锣鼓手、舵手、划桨手等从20余人到60余人不等，各司其职。俗谚：“龙船鼓响疫鬼退”。北海届时还有商民与曲艺人员联办的花艇，奏乐唱曲、配合十番锣鼓，荡漾海中，成为龙舟竞渡的助兴。在贺州还因划龙舟让沿河村庄结上了“龙船亲”，结亲的两个村庄情同手足，患难与共。苍梧的龙舟获奖者当晚多煮米饭，分给村坊小孩吃，认为小孩吃了“龙船饭”，会健康平安。梧州等地还同时举办龙舟节商品交易会，前来参会区内外和港、澳、台同胞及外国游客达十多万人。大新一些地区是日则到河边划竹排以代龙舟。而桂西北一带山区囿于自然条件限制无法进行龙舟赛，就以烧纸船取代。届时，村民请法师抬一纸船到田峒念咒巡游，巡游毕，将纸船抬至水边点火焚烧，不待燃尽即抛入水中。民国期间, 由于社会动荡，民不安生，赛龙舟只偶尔举行。但北海等地疍家（广西汉族的一支。意即水上人家。）虽在日军逼近咫尺的国难岁月，未曾中止。1949年至1976年间，一度被禁，80年代初各地恢复活动，规模更盛。

天曳

端午吃粽子。汉族民间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吃粽子习惯，主要传说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而死，后人每至此日，担心忠魂挨饿而投粽子下河给他充饥。为使鱼虾惧怕不争食粽子，把粽子包成两头尖尖的样子。随后演变成节庆食品和祭品, 也作亲戚间互相馈送的礼品。有新婚的家庭，女方以粽子送给男家，名为“送子”，以求祈福。现广西各地端午粽子形状、味道都各有不同。应节的凉棕多无馅，有细筒型和方砖型两种。细筒状，仅一二两重，以芦叶、竹叶、黄茅叶包裹，多用灰水浸过的糯米包成直径约一寸、长约六七寸的圆柱形，经过熬熟，富含碱性，可留十天半月，冷浇黄糖汁而食，消炎解暑，故称“灰水粽”、“凉粽”。也有包成方砖型的，或甜或咸。在陆川，还有加色的五色粽。此俗仍盛。

天曳

“药王生日”、“药王晒药日”。时在农历五月初五。民间认为是日百草皆成药，并以为端午正中午所采的草药疗效最好，称“五月五日午时药”。为此，每年端午来临，桂平、荔浦、横县、南宁等地，医家及略识草药的群众均上山入林采集草药，或拿回家晒干加工备用，或拿到圩场出售，名为“药市”。各地圩镇药市异常活跃，各种药材琳琅满目，有的卖主还当场表演药的用法，宣传药的功效，吸引大批顾客。民间亦有吃以何首乌、柚叶、枫叶、大败叶等草药与糯米混合做成的药粑，或吃苦瓜、田螺、鸭蛋、药粽等性清凉解热毒的食品当良药。有龙舟赛的地方人家的小孩更是早早地用草药煎水洗了澡才去看赛龙舟。常用的草药有菖蒲、艾叶、大力王、茅根、竹叶、桉树叶、苦藤、柚叶、黄皮果叶、枇杷叶、路边清、三叉虎、田基黄、葫芦茶等。钦州等地有的农家还要为耕牛洗药澡。至今各地应节药市仍存。

侯法花

互动演化:当代端午民俗的文化思考
孙正国
民俗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文化整合力，它不仅有着历史内涵的丰富积淀、传承空间的广阔延展，还有着久远的承继历程和众多的实践群体，呈现出民俗传统的模式化与习俗惯制的影响力;同时，一些民俗现象又往往因为获得时代性而从此面貌一新，展示为民俗传统相对的演化与调整的内在可能。端午民俗是中国最为古老、承递群体相当广泛的传统民俗之一，从其对传统的深层延续和在当代都市社区文化中的演化形态这两个层面，本文以实践的民俗文化观为出发点，认为当代端午民俗已发生了一些重大演化，这既是民俗传统深层延续中的演化，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民俗内部结构的自发调节，其本质是民俗传统与当代社区文化的互动演化。在一定程度上，端午民俗的当代形态也折射了普遍意义的民俗在其生成、发展中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
一、深层延续:端午民俗与民俗传统
    端午民俗在中国有着浓厚的文化意味，中国的十多个传统节日中，端午的地位仅次于大年春节，这不仅因为它久远的传承历史，更在于其独特的民俗蕴含。正是这一意义，使得端午民俗具备了穿越千年文化时空而仍保有其传统的强劲生命力。《荆楚岁时记》在谈到五月龙舟竞渡的起源时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揖以拯之。舫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尧”，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揖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庵。”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
     “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楚、吴、越等地都已盛行五月竞渡习俗，但其意义却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根源于当时对竞渡习俗的解释是比较晚近的事实。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端午节是古代自称为“龙子”的吴越人民祭龙的“龙子节”，在这一天，他们要划着绘作龙状的独木舟，把用竹筒或树叶装裹的食物投人江中祭龙，然后竞渡作乐。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据当代一些学者考证，“端午节的主干是先秦时期的三大节日，一个节日是五月镯毒、采药，一个是纪念、祭祀某个亡者，一个节日是五月举行水上赛神大会，驾舟竞渡’，①。也就是说，端午节的民俗形态并非从来就是后世广为接受的形态，它的最早渊源是南方水居民族的庆祝龙神再生的祭典和由此形成的龙舟竞渡习俗。汉晋之际，楚人将五月五日或十五日凭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活动与之融合起来，并赋予竞渡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深层的民俗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意义上强化了龙舟竞渡这一习俗，使之得到民俗行为与民族心理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同时也整合了中原民族的崇龙信仰和祈龙求雨习俗。后来，这一节日在其漫长的传承史上又汲纳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多种民俗文化元素，从而呈现出涉及信仰、游艺、饮食、体育、歌舞、经济等诸类民俗事象的丰富多彩的民俗形式。
     民俗传统的内在规律性是端午民俗具备相对固定的民俗形态的决定因素。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俗传统，不只是单纯的历时态影响，也有着很强的共时态条件下的综合作用。或者说，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同时发挥其影响的。民俗传统是民俗生活在久远的和广阔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定型化的一种力量，它既是个体民俗的量的实践，也是所有民俗的质的提升。它是多种层面的传统，是在民风、民情、民性和具体的习俗相统一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般性传统，也就是立足于民俗行为主体—民众和民俗本体之间相谐和而形成的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惯制，因而具有普适性、约定性、同构性、综合性和开放性。民俗传统所凝练的“经典民俗模式”、强劲的凝聚民心的“民俗情结”、综合各种民俗形态的多重展示以及民俗行为主体的广泛与自发性，使其具有了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比拟的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
俗信是民俗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端午民俗有着深厚的俗信基础，“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从迷信的栓桔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产目的，这便是俗信”②。端午民俗肇始于水居民族对龙神的最古老的俗信，人们虔诚地相信龙神的存在，并认为它对自然与社会发生着决定性的神秘的作用，当冬去春来、生命复苏的时节，人们就举行具有巫术意味的龙舟竞渡习俗，以实现龙神再生的目的、汉代人的祈雨仪式已与祭龙结合起来，唐宋以后，龙神信仰发生重大转变:一是佛教和道教均极力强调龙王与云雨的关系，佛经称诸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道教则逢有水之处便封一方龙王，于是龙神信仰逐渐广传，并由原来的图腾神变成农神，成为农业祭祀的重要对象;二是封建帝王封龙神为王，加速了龙王信仰的普及与深入，并迅速造成“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的局面。③应该说，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尽管其间也渗透了其它一些俗信内涵，民俗样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龙神信仰却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龙，不仅是一种文化实存，也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意义，一种精神”④，这种根源上的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为端午民俗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文化传承力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端午民俗广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们接受，历经漫长的民俗演化史而依旧得以深层延续的本质因素。
    同时，我国上古关于五月的俗信也对端午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已有五月俗信的记载:“是月也，长日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汉代《风俗通义》的记述更直接:“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俗说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据此而言，我国古人俗信中，五月被视为毒月、恶月、死月，五月五日更是灾中之极端了。由是产生了许多五月死亡型故事，如汉代蔡琶《琴操》记晋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以纪念和伤吊隐士介子推，邯郸淳在《曹娥碑》中讲述曹娥之父死二于五月五日，曹娥悲痛得投江而死，汉代钱塘潮神伍子青的祭日也是五月五日，等等。这些故事又生发出五月五日(或十五、二十五日)的纪念与祭奠习俗，而屈原五月五日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宝贵生命，恰好与相关俗信有本质上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后来端午节之时间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俗信对民俗形成有深刻作用，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整合作用。它是民间用以进行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民众往往以此来维持评价标准，统一社会行为。二是实践指导价值。除去一些消极的东西以外，不少俗信有其‘合理内核’，是民众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三是心理制衡工具心理健康，即心理平衡、心理稳定，是人类正确感受生活意义的基础。这种心理需求，在民间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普遍的替代物时，自然而然选择了传统的、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俗信。’，匆依据这一观点，我们结合端午民俗的形成因素，不难理解民俗传统对端午民俗曾经产生的重要影响〔另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龙与数字“五”关系密切，“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_互’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明证”’珍。闻一多先生从哲学层次论析端午节的时间起源，与上古民间的“五月”俗信共同建构和强化了端午民俗的时间概念。
    端午民俗自先秦以来，由于它与人们的信仰、生活、健康及群众性运动相结合，因此其传承在相当广泛的中国各民族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在荆楚地区的传承与发展而言，由于端午民俗与纪念屈原极为密切地结合于一体，因此，呈现出很强的地域色彩，其最主要的传统形态是:食粽习俗。端午前夕，家家户户蒸食粽子来纪念故楚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这一习俗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泊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间大夫，谓曰:‘群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棣叶塞其之上，以五彩丝及糠叶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棣叶，皆泊罗之遗风也。”由此可大略观其形态与产生时间。龙舟竞渡习俗，与食粽习俗共为端午两大核心内容。在楚文化南部区域、屈原投江报国的泊罗江畔，这一习俗最为典型与繁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仪程式，主要包括朝庙、操练、竞渡、“做故事”四个部分一)朝庙。五月初一，参与竞渡者要划龙船去屈子祠祭奠，在神完上供奉龙头，烧香，燃鞭，全体竞渡者齐跪于神完前，磕头祷告三次;(二)操练。竞渡前夕，参与龙舟竞渡者都要集中队员不舍昼夜、水陆并举地进行赛前训练;(三)竞渡。端午节下午，龙舟竞渡正式拉开，各参赛队在指定江面奋力拼搏，沿岸观众数以万计，鼓声、呐喊声惊天动地，场面极为壮观;(四)“做故事”。即用可以移动的特制支架平台做成活动舞台，以舞台剧方式演出一些传统剧目，如《拜月记》《断桥会》等，在锣鼓声与鞭炮声的伴随下，剧组巡回演出，与江面上热闹的竞渡场面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楚文化雄奇豪迈与绚丽妖烧相映成趣的丰富内涵。⑦
在民俗传统的影响下，端午民俗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传承形态，而且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端午民俗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模仿，充分展示出民俗传统的强劲生命力。
二、当代意义:端午民俗与都市社区文化
    端午民俗延展、继承至今，其基本形态变化较少，尤其是以饮食习俗和竞渡习俗呈现出的形态，仍旧保持着强劲的传统影响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端午民俗在当代语境中没有发生变化，相反，它在深层次的本质上出现了转折性的擅变契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带有本质性变革的文化转型，国民经济的运作方式在主体上已经与传统中国有霄壤之别，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体现为民众意义的习俗开始出现传承主体的转型问题。传统上，民众更多的代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当代社会中，民众则指称所有参与社会的一般劳动者，甚至包括与官方相对而言的所有群体，农业者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而且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边缘化的群体，不再具有对于民俗的言说权威性，民俗在主流话语中成为与都市社区文化相对应的价值对象，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的当代演化，正是大背景的文化转型与小领域的民俗主体变化共同影响的结果。自20世纪末期以来，荆楚地区的都市端午民俗在市场文化和都市社区文化的作用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食粽习俗扩展为饮食文化的展演习俗，不再局限于特定食品，而是荟萃荆楚饮食乃至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饮食风味，成其经典饮食之市场，在新的传承主体的意义上为实现端午节食粽习俗向整体的饮食民俗的转型开拓了渠道。另一方面，竞渡习俗的传统目的是以民众集会与社会交流为主，而当代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润，于是传统上的龙舟竞渡以娱乐和运动为出发点，当代则演变为具有现代体育精神和博彩意味的竞技项目，并以此带动一系列的商业经济活动。另外，更为直接的变化是时间上的显著错位，从农历五月初调整到公元纪年的五月初，进而与全国性的公众假期“五一”国际劳动节、旅游黄金周对应起来，并在节日称谓上作了变更，命名为“龙舟节”，虽然不是对端午民俗的直接更名，却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把实质上属于端午民俗的几乎所有形态都前移到“五•一”龙舟节上，换言之，当代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此，我们必然地要面对这样一些问题:都市社区文化在端午民俗演化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种演化在哪些方面可能成为端午民俗自此以后的转折性方向?端午民俗的演化对社区文化具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都市社区文化的语境下观照端午民俗的当代演化，也就是从社区文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思考，是运用社会学的社区方法论来探索这种演化的意义。王铭铭先生对社区方法论价值作过这样的评述:“社区研究仍然是可以体现生动而富有广泛说明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事实上，正如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所体现的，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与现实错综复杂、小群体与大社会的互动频繁，以及个人不得已在习惯和创新之间寻求自身定位的世纪。以社区的‘时空坐落’来反映这一系列多重现象，是中国人类学不断在‘写文化’中得到更新的途径。’，⑧尽管他的结论以人类学为目的，其实作为一种方法论，社区研究是具有跨学科意义的。因此，立足社区背景来分析端午民俗的演化，已经是一种互动体系的分析，端午民俗在当代荆楚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已是社区互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都市社区文化容纳并促使它与其他因素发生关系，并最终实现了端午民俗在这一互动体系中的适应性生存，其条件是民俗形态的部分演化。都市社区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有目的的干预和调节，“从文化来讲，其本身就应该属于大众的，是从大众中长出来的。当然，从大众文化中还会长出一种文化叫精英文化，也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我们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⑨。社区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是在现代都市发展历程中必然要予以关注的社会话题，现代社区环境中，不仅要求不断完善和恢复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且还要求不断完善和转变政府行为。在当前，旅游经济占据经济生活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时代需求而得到强调的，尤其是一些有着良好自然条件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城市，对社区文化的发展寄予了两种社会期望:一是通过发展健全、高效、优质的各种社会服务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一是立足社区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创建具有市场效应的社区文化“品牌”，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及其所代表地区的标志。应该说，这两种社会期望也是都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两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融通，前者是基础，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与文化而必须首先建立的基础，也是生存与生活这双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发展，作为推进社区进步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参与市场一体化竞争的最佳方式，对于社区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利益而言，无疑是社区居民和政府互动而促进社区文化、经济发展的有效渠道。在荆楚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如荆州、宜昌、岳阳等，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都是从楚文化的角度突出传统民俗特色，以此来开发旅游资源，从而在长远利益上发展社区文化与社区经济。
   端午节由于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即已成为与屈原相关的传统民俗，因此也就成为荆州等几个荆楚地区城市的社区文化建设的突破点、悠久的楚文化传承，使得这些城市具有了强化、演绎和发展当代端午民俗的独特身份与文化能力。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末期，这些地区或城市的政府作出了突显端午民俗的社区文化策略，并征求楚文化和民俗学专家及社会各界建议，把传统的民俗活动与当代节日融于一体，进而实现了适应时代需求的龙舟节的诞生:继承传统龙舟竞渡的基本形式，但在参与竞赛的范围方面进行了当代意义的扩展，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地域的小范围竞赛，而将参赛对象扩大到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和国家，使这一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民俗从此具有同当代其他文化现象共通的特性，即市场一体化;传统龙舟竞渡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民众集会、交际，而当代龙舟节则有显著不同，它更多的与商业运作的现代体育竞技相似，突出参赛代表队的体育素质，竞赛与一系列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特殊性使传统民俗的意味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从紧张、精彩的龙舟赛上体验到的是现代体育的魅力，是包裹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和经济目的的市场效应，而不是传统_L温情脉脉的民俗风情;调整端午民俗在中国农历年的时间，使其与公元纪年的国际劳动节时间相一致，这一看似简单的时间调整，可以说是整个民俗转换的关键所在，它既是本质意义上的对传统端午民俗的修正，也是端午民俗在当今时代得以更广泛推行的必要环节，缺此而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者说，这就是社区文化与民俗传统在时代的关系维度上的一种有效融合、龙舟节升华了端午民俗的龙舟竞渡习俗，使之成为一项在当代语境中可以置换端午民俗的综合民俗形式，传统民俗中的其它习俗也随之移人龙舟节中，并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演化。这种演化，已经成为端午民俗在荆楚地区十分显著的现象，尤以湖北荆州和湖南岳阳二市各自独立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龙舟节最具代表性。端午民俗在当代的演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民间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端午民俗自身蕴含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品牌潜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对时代需求的适应，无疑为其进人当代市场文化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利于作为一种旅游项目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利于从市场品牌的角度来进行多途径的经济和文化开发，既不抛弃传统，又积极拓展和发掘新的内涵，从而在广泛的民众生活、审美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为实现市场扩张提供了良好条件。其次，在逐步构建端午民俗的当代形态的同时，探寻当代社区文化的基本走向与有效模式，为创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包括民俗在内的普遍意义的社区文化提供了一种思路。社区文化建设已是当代社会发展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有效利用现实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首要因素，而民俗传统就是首要因素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民俗传统具有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在广大民众的日常行为中得到实施与传承，因而既有社区向心力的基础，又有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就端午民俗来说，它发挥了很好的社区整合作用，对上述荆楚地区一些中心城市的社区文化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而广之，只要有意识地、合理地利用民俗传统，对于社区文化及经济发展就一定会产生积极影响
    端午民俗在当代都市社区文化中的演化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既是对这一时代的主动回应，也是其自身演化的内在规律的某种表现。我们前文已经论及端午民俗形成史的具体问题，也就是从起源到相对‘定型之间发生的一些演化，这说明了端午民俗本身的演化本质是当代都市社区文化对端午民俗个别的民俗形式——龙舟竞渡的放大与改装，对民俗时间J喷制的调整，都得到民俗内在机制的良性适应，一是民俗主体——广大民众的认同，一是民俗内容的整体性位移，龙舟节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端午节俗的“都市版”，而不只是其中的龙舟竞渡的点式表演。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进程的逐步加快，传统农业布局将分阶段地转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就后者而言，“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不断转化为非农人口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包括农村社区逐步被城市社区所取代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趋向与相应地加快农村社区中的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两个方面”。。在这一总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我们假以时日，农村社区文化大多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转型为城市社区文化，少量未曾转型的也深受城市社区文化的影响，于是正发生的端午民俗演化的当代形态就极为可能是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简言之，当代城市社区文化为端午民俗提供了适应时代的演化条件，以及这一习俗在当代传承的必然方式。
    端午民俗的演化对社区文化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孝通先生曾论述社区的系统关系问题:“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上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离的分子。”@他对社区整体的单向度描述提出反思，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端午民俗演化后的形态已为都市社区文化认同，并以新的民俗形式在都市社区文化中发生作用。一方面，它成为展示特定社区文化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式，对社区文化中的其他因素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演化后的端午民俗将缓慢地定型，成为影响社区文化体系趋于稳定性的积极因素
由此而论，端午民俗在当代的这一演化，必将成为它此后的关键转折，成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向社区文化作出适应性演变的一种趋势，逐渐与当代节日理念相融通，展示出民俗传统与社区文化互动影响的强大力量
三、互动演化: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
    在实践的社会现实中，民俗的传承并非封闭的完全的继承，它具有本质上的潜在的流变特征，这种流变是以继承为前提的，是一种接受之上的更新或延展，“这些变化不是时间导致的衰落，而是持续出现的由后继的世代和社会所做出的再度逢释。传统并没有衰落，而是存在于绵延持续的复兴与更新世界之中。因而这些范型保持着如此的推进力就必定是超历史的”⑩。民俗传统的传承性与流变性辩证一体的本质特征是本文阐述的互动演化理论的逻辑前提。
    美国著名社会学交换理论创始人霍曼斯在其早期代表作《人类群体》中提出过“互动”概念，认为互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以及某一组成员与另一组成员之间的活动关系。与此同时，他把互动视为小群体的三个要素之一，其他的两个因素是活动与情感，活动是群体成员属性的主要表现，情感是群体成员对群体情感的总和，三要素之间具有小群体这种社会系统的要素关系。在霍曼斯的理论中，互动是重要的学术概念，而且它与活动、情感等概念密切相关，充分揭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互动理论的丰富内涵，即强调了社会主体之间融合了情感、日常生活在内的互动关系。本文继承霍曼斯的互动理论，又作了自己的一种理解，把互动从人际关系扩展到民俗传统与社区文化乃至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从另一个层次来发展互动理论，也就是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一宏观层次，无论在民俗文化学还是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下，宏观层次的互动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
以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一定程度上，民俗就是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具体形态。“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念所制导的、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⑩恩格斯也曾论述过生活方式问题:“人们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世界的实际关系。”妙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生活主体为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生活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一是生活主体参与了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也是民俗的重要内涵，而且在实践中，当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时，这些内涵则以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来。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结构一功能学派代表帕森斯是较早关注社区与礼俗关系的学者。他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对社区作了变量分析，以试图区别各种类型的社会行动系统。社区变量有:情感的、公利的、特殊的、先赋的、扩散的，这些变量与社会变量共同构成各种各样的“模式变量”，在此，帕森斯发展了德国社会学家托尼斯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理论，认为礼俗社会的“模式变量”为:情感性因素的结合，机械的团聚力。本质上讲，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就是实践的理论，是在实践意义上探讨社会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尤其是对于社区与礼俗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就是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正是在这种观念下，他才十分敏锐地认识到情感对于社区的重要性，才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托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深刻提出了礼俗社会的“模式变量”。我们可以看到，运用实践的民俗文化观来研究问题，首先是因为研究对象第一位的特性是实践的，其次是研究者坚持的一种方法论，经由这种方法能够认识社区与民俗的相关性及其互动生成的实践意义。
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从实践的角度来系统研究传统文化的相关命题。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意味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也就是量的积累。所谓现代化就是上述时间和空间跨度在我们认知中的重新排列及其产生的新价值和新意义。从这个视角观察，对于多数不发达社会来说，现代化既是生活方式变迁的外部动力，也是生活方式变迁本身……在时间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存在就是现代化的存在，在政治、经济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对外开放、对外互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⑩这一论述是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命题展开的，但也适于在当代社区背景下对民俗的考察，论述中关于现代化在传统语义中的理解极富启迪意义，把现代化视为传统时空跨度上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发，而传统文化的对外开放、对外互动也就是一种现代化过程，这是对现代化的两个层面的深刻认识，更是对传统与现代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的本质性概括，这种基于实践认识的观点对民俗而言，对民俗与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民俗的演化即是社区文化的一种形式，社区文化是民俗生发的新价值、新意义、新模式，二者互为表里，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它们之间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互动影响。值此，我们认为，互动演化是一种实践的民俗文化观。
    综上所述，端午民俗延续着强劲的民俗传统力量而得以在当代产生影响，同时又受到社区文化的挤压与渗透，从而呈现出演化趋势，这是一个漫长却又十分深刻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过程，也是一个相互融汇、彼此消长的过程。从实践上看，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俗传统与当代社区文化之间剧烈的互动演化的本质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民俗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它往往呈现出双向流动的状态，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冰炭不同器的，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意识，失去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传统的习俗文化推陈出新，以崭新的形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和光大，有的甚至向国际社会辐射。当代民俗文化的现状及其流变趋势，正是这种叠彩纷陈的变化多端的局面”⑩。换言之，端午民俗的当代演化所显现的普遍意义是，象征并代表着富于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民俗现象在当代社会中的基本走向。


①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267页。
②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68一269页C
③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巧2页。
④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⑤刘德龙、张廷兴、叶涛:《论俗信》，《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⑥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一巧7页。
⑦巫瑞书:《南方民俗与楚文化》，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1一82页。
⑧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
⑨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⑩林国灿:《现代社会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⑧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年第4期。
⑩t美]J.M.弗里:《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
110页。
⑩同⑩，第14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⑩高丙中等:《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
367页。
⑩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孙正国:湖北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张勃

端午在日本
一
      每年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男儿节。从这一天到来之前半个月左右开始，在日本各地都会看到许多家庭挂出的一面面鲤鱼旗。日本的民俗学家们解释说，挂鲤鱼旗，是为了祈愿自己家的孩子顺利成长。之所以采用挂鲤鱼旗这种方式，一是取意于中国古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认为鲤鱼是出世鱼；一是取意鲤鱼生命力强，多籽、繁殖能力强，挂鲤鱼旗有祈求多子多孙的涵义。鲤鱼旗有大有小。大的被高高的旗杆挑起，顺风飘动，像中国的风筝一样在天空甩着长长的尾巴；小的只有一胳膊长，插在门口。大大小小的鲤鱼旗飘飘扬扬，像是在宣告家业的后继之人正在茁壮成长。
      说来日本的男儿节本是由中国端午节发展过来的。但从中国古代的端午开始影响日本到形成今天的男儿节，这其中有着相当长的演进过程。

二
      通常日本学者谈到五月端午传到日本，都从七世纪的奈良时代说起。然而，如果直接追根溯源的话，与五月端午相关的观念传到日本，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三世纪。这要从一面古镜说起。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之前，日本没有文字记载历史，这使得许多历史事实茫不可考。但是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大量的出土文物，向我们揭示了那一时代日本的生活情况。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很重要的一个大项是铜镜。为什么日本会有大量的铜镜出土呢？这是因为铜镜和日本文化关系极深。铜镜是古代日本天皇一族传世的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之一。日本为数众多的神社正殿，在其他宗教供奉神像的位置上，通常安放的就是一枚铜镜。说来日本文化的核心信仰是日神崇拜。古镜一般多取像于太阳，形状为圆形。镜子可以反射日光，古代人通常认为它有神秘的力量，而崇拜日神者更是如此。在日本，传世的铜镜数量非常之多，据载仅奈良法隆寺到1897年为止收藏的铜镜就有2500枚之多。铜镜还是古代中日文化物质交流的品种之一。根据《三国志•魏志》的记载，景初二年，曹魏赐赠倭女王卑弥呼遣使的物品中，就有“铜镜百枚”。
      在日本留存的铜镜之中，有一种“ 三角缘神兽镜”特别引人注目。学界对这种铜镜的产地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大多数“三角缘神兽镜”是曹魏所制，有人认为是孙吴所制，还有人认为是日本仿制的。铜镜的背后的铭文和范式的多岐为各种解释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里我想谈一下于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丰古坟出土的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枚铜镜的后面用隶书体逆时针方向刻有如下铭文：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这枚古镜，被认为是日本人或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历史上曹魏明帝景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237-239），并没有景初四年。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二是和“吏人铭之”相对举的“母人铭之”的“母人”，用后来写汉诗的日本人的话说，这种用法带有“和臭”，是日本人对中国话想当然的错用，而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在中国古典中找到“母人”的提法。
      费这么多笔墨来确认这面古镜的国籍，是因为铭文中有“五月丙午之日”这六个字，而这六个字与端午相关的观念何时传入日本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岁时节日的设定大多与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首先，五月正如《礼记•乐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所记载，是天地间“死生分”的重大变化之月。依照汉人的观念，五月于律为“蕤宾”，《玉烛宝典》引班固《白虎通》对此解释说∶“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也。”说的也是阴阳消息的变换。这阴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午日。徐慎《说文解字》释“午”云：“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端午本是取五月的第一个午日，这是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阳气至极，此后阴气生出，并会日强一日。古人于五月午日炼剑、炼镜、采药，都是为了取其至极之阳气，以禳解阴毒之气。《论衡•率性篇》云：“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并属火，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之极至的时辰制镜，为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取“火”。可见制镜者特地标明“五月丙午之日”不是没有缘故的，是对端午这一时令有意识的选择。至于把端午定于五月五日，应该是同把上巳节定于三月三日一样，是后来的事情。
      也许“五月丙午之日”这一时间上的选择，只是由于一个渡海东去的中国工匠的个人的行为，也许这只是对大陆历史悠久的铸镜传统的一次简单模仿，但制作于日本的这枚“三角缘神兽镜”却提醒着我们，在七世纪日本历史资料中正式出现端午的相关记载之前，有关五月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五月午日的观念意识很可能早已经传入了日本。
三
      日本史书中关于端午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611年）。
      夏五月五日，药猎于菟田野。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粟田细目臣为前部领，额田部比罗夫连为后部头。
      出行狩猎，特别是天皇出猎，在日本古代是一种拥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正像《日本书纪》中的为了占卜而出猎及狩猎途中神与天皇相遇等记载所表现的那样，这一行动含有宣示领域的占有和支配权的意义。但五月五日的药猎与一般的天皇出行狩猎有明显区别。日本古代的药猎主要内容是采集山野的药草和猎取可以成为药材的鹿茸。在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都没有类似的关于药猎的记载。
      但是日本的五月五日的药猎之俗实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岁时文化有至深的联系。在中国古代，“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为了禳解毒气，古人有采集艾草悬门户之上的习俗。在南中国更盛行采药之俗。《荆楚岁时记》载：“是日，竞渡，采杂药。”又云：“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采药之外，端午之日制药也被认为别有奇效。《养生论》云：“五月五日宜合截虐鬼哭丹。”唐孙思邈《千金方》云：“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在此日采药制药的特殊之处，实际上都在于取端午的至阳之气以镇此后开始萌生的阴气。日本古代在五月五日药猎时采药，当是受中国影响形成的。而以猎鹿为目标的狩猎部分，则可以在朝鲜半岛的习俗中找到来源。《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卷四十五载“高句丽常以春三月三日，会猎乐浪之秋。以所获猪鹿祭天及山川神。至其日王出猎，群臣及五部兵皆从。”这一习俗被认为与同样猎鹿取茸的古代日本的药猎有很深的联系（高句丽的这一习俗同中国古代三月、九月行射礼之间很可能也有渊源关系）。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的药猎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融合了中国古代的采药习俗和高句丽的狩猎习俗两方面的因素。至于为什么日本把高句丽的这一习俗移到了五月，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和日本本州鹿茸的成长期有关。因为五月才是日本鹿茸采集的最好时期。日本学者和田萃、大日方克己等对此问题有很详尽的论述。
四
      《日本书纪》记载，天智天皇十年（671），“五月辛丑（五日），天皇御西小殿，皇太子、群臣侍宴，于是再奏田舞。”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五月五日，天皇“令群臣五位以上出走马，天皇亲临焉”（《续日本纪》）。在《养老令•杂令》（718年作成，757年实施）中，五月五日正式被定为节日。经过不断的演进变化，到了平安时代（794-1185），作为国家节日的五月五日的习俗，其内容已经发展成为由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献菖蒲、赐续命缕、骑射、走马、杂技、奏乐等构成的综合行事体系。
      弓、马与成为狩猎对象的鹿在古坟时代的壁画中多有登场。日本福岛县西白河郡矢吹的泉崎四号古坟就描绘有骑马射鹿的场面。所以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奈良时代药猎行事的猎鹿，亦可推定是骑猎。因此在五月五日的综合行事体系中，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可以说是和奈良时代的药猎一脉相承的。当然，五月五日有这样多与马有关的行事内容，还和端午的“午”为马有关。

      这其中，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实际上是为五月五日节日的到来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一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将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要使用的中央政府马寮的马和各国所进献的马先展示给天皇。按照日本十世纪初的《仪式》所规定，准备在骑射、走马中使用的马“漏此列者不预五月节”，没参加驹牵者即失去在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中参加比赛的资格。驹牵这一仪式的政治象征性很强。有资格向天皇贡马的“国 ”（国为古代日本的行政单位，古代日本被分为五十余国），按《仪式》规定有山城、丹波、近江、美浓四国，在后来又先后扩大为包括上述四国及大和、河内、摄津、伊势、播磨、纪伊等十国。从地理上讲，这些国都是畿内和交通要道所在的地方。而在将马展示给天皇时，还有由国的最高首长国司亲自牵马的规定，所以它同时也是国司们表达保卫和效忠天皇之心的效忠仪式。
      平安时代的端午行事中有献菖蒲一项，这一习俗是从中国的端午习俗中演化而来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而使用菖蒲和使用艾草一样，在民俗观念中认为它有驱邪的功效。端午使用菖蒲辟邪的习俗很早在日本即被采用。《续日本纪》天平十九年（747）五月条载：“太上天皇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用菖蒲为缦，比来已停此事，从今而后，非菖蒲缦者勿入宫中。”可知，早在天平十九年以前五月节已经有用菖蒲为缦的做法。但是究竟早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万叶集》卷三所收山前王的挽歌中已经提到使用菖蒲。山前王是天武天皇的孙子，逝于养老七年（723）。所以，这一风俗可以确认在天平十九年前二十几年已经存在。五月五、六日所用菖蒲，通常每年五月三日由六卫府献上，这些菖蒲四日由内药司、典药寮用来装饰成菖蒲舆（又称菖蒲案、菖蒲蓬），五月五日，中务省率内药司、宫内省率典药寮分别将之献上天皇。事详《内里式》、《仪式》。端午使用菖蒲的习俗后来在日本民间更广为流传。
      另一项赐续命缕，也是从传自中国的端午习俗中演化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也记载了古代中国的端午节俗中有以五彩丝系臂的做法，名之为“辟兵”。五彩丝的名称甚多，“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据说戴之“令人不病瘟”。这五彩丝当即相当于日本古代端午赐予臣下的续命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开始可能接受的是以五彩丝系臂的做法，但后来则演化为佩戴“药玉”。《延喜式》（927年成书）载：“凡五月五日药玉料，菖蒲、艾、杂花十捧，三日平旦申内侍司，列设南殿前。”可知所谓“药玉”的原料，是菖蒲、艾、杂花等。《九历》则对“药玉”的佩法作了详细的记载：“佩续命缕体，先当左胁，以一筋从右肩超，以一筋自左胁出，而相合当前结，以二筋当革带上，自后前回，而结右袖下。但二重之绪四筋，随草垂也。”
五
      魏晋以降，出现了纪念屈原投水而死的说法。这种最早见于吴均《续齐谐记》的附会说法后来成了最为流行的关于端午起源的解释。这种解释也很早便传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日本博士中臣丸连张弓等就中国古代节日的起源向孝谦天皇提出了一份勘奏。关于五月五日的起源，这份勘奏解释道：
      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徵，则亥时而怀沙入汨罗之水而没已。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或梦想诲曰，为天下作不祥之灾者，皆我灵气所成。欲消灾者，五月五日于罗水祭我灵者，即消灾矣。则风俗此日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而投罗水之中祭之。依此而天下无灾。
      这一段话与中国古代的屈原传说比较，多少有些变形，多了屈原灵化鬼神，兴灾求祭的内容。可以说是日本版的屈原传说。传到日本的关于端午起源的另一个传说，见载于《十节记》。《十节记》是今天在中国已经佚失的中国古代岁时专书。多年以来，这本书一直被误认为是由日本人撰著的“和书”。书虽散逸，但今天在日本典籍中保留下来了有关追傩、人日、正月十五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等岁时节日相关的逸文。因为这些记载在今天传世的中国典籍中大多已经逸失缺载，所以显得弥为珍贵（此问题笔者将在《十节记新考》中详细论述）。五月五日这条记载就是其中已经逸失的一条。日本《年中行事抄》五月五日“内膳司供御节供事条”引《十节记》云：
      《十节记》曰：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
      这段五月五日为水神忌日的记载，不见于其他典籍，对今天研究端午节起源的学者来说很有价值。闻一多先生曾提出端午与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渊源有关系，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者反对的理由之一即投粽于江是为了让蛟龙害怕，所以这一行为是和祭祀龙图腾相矛盾的。有了这段逸文，我们不仅清楚了端午与龙图腾的渊源关系，为五月赛龙舟找到了一个可能的新解释（海神惧怕五色鲠龙，不敢为害），而且为五月使用五色丝缠裹米粽等找到了一个解释。五月五日使用五色丝缠,此俗当形成颇早。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端午节并非起源于祭祀屈原,在古代岁时研究者中这已经是常识。这段话当然不外为小说家言。但“今若有惠，当以□（□为木＋柬）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云云,应是有当时俗信做依据的。王嘉《拾遗记》载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献二女事,亦记有“或结五色纱囊盛食……以惊蛟龙水虫，不侵此食也”这样的文字。《十节记》中的五色丝缠与《续齐谐记》的五花丝、《拾遗记》的五色纱囊明显是有内在联系的。而蛟龙何以畏惧五色丝，带五色丝食粽，何以得免蛟龙之患，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有了“五色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做依据，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盖古人有同类不相侵害的观念，既然五色丝缠会变化成五色鲠龙，佩戴五色丝缠，当然有免除蛟龙之患的作用。这和古吴越水边之民，多有纹身以避蛟龙所害是一个道理。
      顺便提及一下，五月食以五色丝缠裹的粽子，这一习俗也很早便传到了古代日本。《师光年中行事》引《宇多天皇御记》云∶“宽平二年（890）二月卅日丙午，仰善（即膳——引者）曰，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弁调宜供奉之。”从“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这八字里，可推知五月五日食五色粽在当时已经颇为普遍。
      前面说过，端午使用菖蒲的习俗后来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做法上逐渐演变为在自己的家门口插上辟邪用的菖蒲枝。日语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的发音相同，加上古代日本传统的射礼、走马也大多在这一天举行。盘马弯弓在古代日本当然又是男儿的事情。伴随武士社会的出现，天长日久，端午节就演化成了男儿节。至于挂鲤鱼旗的习俗，最早是出现在室町时代（1336-1573）的武士之家，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在一般民众中间也开始流行，但这已经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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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节日看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为例

国学网  2008-06-20    何星亮    光明日报

何星亮　广东兴宁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日本东洋文库、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图腾文化》、《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源流久远，有些节日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节日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也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不仅是满足各民族社会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五节”、“端阳节”、“天中节”等，南方民间多称“五月节”。据文献记载，端午节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历时二千多年，可见端午节源流之久。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民间把端午节作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端午节与夏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端午节选在日月相重的日子?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水有关的活动？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五”相关的辟邪物？为什么端午节有吃粽子、鸭子和咸鸭蛋等习俗？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全社会成员认同的文化理念和基本的思维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追求“均衡和谐”，它包含三个系统的和谐：社会系统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和自然系统的和谐。这其中自然系统的和谐包括两方面：生物的和谐与物质的和谐。生物的和谐，主要表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十分注重保护生态平衡。无生物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本身的和谐，如昼夜与太阳的和谐，水和火的均衡和谐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和谐，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濒发，社会动荡，国无宁日。因此，中国不仅追求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来祈求自然界内部的和谐。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理念中，三个系统的和谐并非单独存在，而是紧密关联的。一个系统的和谐，仅是暂时或孤立的和谐，而只有三个系统的整体和谐，才是最理想的和谐境界，这也是儒家努力追求的“致中和”的境界，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原意。 　　一、端午与夏至 包粽子是端午节重要的风俗之一 　　研究端午节的形成和变迁，必须熟悉与端午密切相关的夏至。只有弄清端午与夏至的关系，才有可能透析端午的各种礼俗。 　　（一）太阳历的端午与夏至。 　　有学者认为，端午源于夏至。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在那个时代，夏至日与端午节日期是重合的。改用阴阳历（即夏历）以后，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之后，端午节才与夏至分离。 　　历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叫阳历，其中年的日数平均约等于回归年，月的日数和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公历等；一类叫阴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伊斯兰教历、希腊历等；另一类叫阴阳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而年的日数又平均约等于回归年，如中国现在还使用的夏历、藏历等。 　　一般认为，阴阳历始于商代。卜辞中有关于闰月的记载，表明添加闰月的阴阳历在商代便已存在。不少学者还认为，中国人除了使用阴阳历外，还使用过太阳历。有些学者根据《夏小正》中的记载，认为夏代使用的是十月太阳历，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一个月分为三十六天，剩余的几天放在年终，作为过年日，平年为五天，闰年为六天，不计在月内。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尚奎充分肯定彝族十月太阳历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运用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法可以合理解释古籍中的许多难解之谜。一些天文学家也认为夏历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 　　从人类早期历史来看，崇拜太阳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现象。这主要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人们凭直感认识到太阳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影响很大，认识到节气变化与太阳密切相关。因此，最早的节气也就是根据太阳运转而形成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最早的历法无疑也是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制定的太阳历。而且，十月太阳历较十二月的阴阳历较简单，易于记忆和测算。而且，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的太阳历，一年中的各个节气都固定在某日，每年如此，简单易记，如夏至日每年都在6月21或22日，冬至在12月22或21日。 　　史载彝族是汉代羌人的后裔，而汉代羌人又是炎帝姜姓部落集团的后裔，因此，彝族所保留的太阳历无疑是古羌戎人的历法。传说炎帝是中国农业的创始人，他发明了种植农作物，发明刀耕火种，发明农具，发明陶器和医学等，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农业生产十分需要历法，历法首先在农业民族形成应不容怀疑。此外，炎帝又被奉为太阳神或火神。因此，太阳历由炎帝所属的古羌人部落集团首先发明使用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古羌人后来大部分融入到华夏族中，因此太阳历为整个华夏族所共同使用。 　　根据现行的公历，夏至一般出现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而端午日期则每年不一。十九年七闰，是阴阳历的一个周期。在这一周期中，端午最早可以出现在公历5月28日前后，如1990年和1971年；最晚则可出现在6月25日前后，如2001年。太阳历以什么时候为岁首，各有不同。在古代欧洲，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冬至后三天为圣诞节，这说明冬至是古代欧洲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如果以1月1日为十月太阳历的1月1日，则夏至在十月太阳历的5月29日或30日。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是在大寒节气期间过新年，大寒一般在1月20日或21日，若以1月20日计算，另加5日过年日，则十月太阳历的1月1日为公历的1月25日，依此推算，夏至日（公历6月21日或22日）正好在彝族十月太阳历的5月4日或5日，与端午节日期正好重合。也就是说，在十月太阳历的时代，端午节即夏至节。 　　（二）端午与夏至分离。 　　阴阳历代替太阳历后，端午与夏至便开始分离。由于阴阳历设有闰月，每年的夏至日均不相同。如2000年的夏至日为五月二十日，2003年为五月二十三日，2006年为五月二十六日，2007年为五月初八日。大多数年份的夏至日都在五月中下旬，与端午日期相隔较远。 　　端午虽与夏至分离，但五月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的习俗仍被保留下来。民间的夏至节，通常共十五天，其中上时三天，二时五天，末时七天。即五月五日起，至五月二十日止。不少地区和民族定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举行祭祀活动。是日有雨，农民们喜称“分龙雨”，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征兆。 　　据上，在先秦时代十月太阳历，端午与夏至为同一。由此也可说明，中国的端午祭祀源流久远，可能在炎黄时代便已存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端午习俗都是起源于中国。 　　二、冬夏至祭祀习俗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端午节源于夏至，要回答为什么民间把端午节定为第二大传统节日，首先必须熟悉夏至这一节气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冬至和夏至是古代最重要的节气。 　　夏至与冬至节气在中国最早的历法中已经出现。《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即白昼最长的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即黑夜最长冬至日。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异议。 在端午节佩戴的各式香囊 　　许多实行太阳历的民族，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众所周知，圣诞节在冬至（12月22日）日的后三天，这说明古代欧洲以冬至日为过年的开始。古代的欧洲民族，在冬至和夏至都要举行篝火会，也就是举行祭祀太阳神的火祭。弗雷泽列举三点论据以予说明：首先，圣诞节原是“太阳诞生节……圣诞节的民间庆祝活动占突出的地位是圣诞柴（篝火——引者注），原是为了帮助在仲冬出生的太阳再点燃它似乎逐渐熄下去的火光”。其次，在“某些篝火节不仅在日期上表现有意摹仿太阳，在纪念的方式上也表现出有意募仿太阳。”第三，较早的时候，篝火节火种，“很可能是普遍地用摩擦两片木头取火的。有些地方至今在复活节和仲夏节还用这种办法取火，……而净火永远是用木头摩擦取火，有时用轮子旋转取火。”这种取火方式正如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冬至“钻燧取火”一样。 　　据史籍记述，在古代，冬至节曾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期，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魏晋时期，冬至过节习俗如同春节。直至现在，许多地区还有过冬至节的习俗。冬至过节习俗也可能是先秦时代以冬至为岁首的中国人过新年习俗的遗留。 　　（二）冬夏至祭祀习俗与阴阳对立结构。 　　冬至和夏至都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节气，由于太阳与火在物质上相关联，因此，在早期，世界各民族均以火来祭祀。弗雷泽指出，欧洲“两个最重要、流传最广泛的篝火节的日期多少与夏至和冬至恰好一致，……这种时间的相符不可能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弗雷泽在《金枝》“欧洲的篝火节”一章中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 　　在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结构中，对立统一、对立转换的二元思维结构是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阴阳五行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阴阳五行观念在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被广泛地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至成为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它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宗教、医学、伦理、军事、天文、历法等领域都发生了深远影响。冬至和夏至祭祀习俗也一样，受阴阳观念影响很大，与欧洲的祭祀习俗完全相反。一是祭祀地点和祭祀对象相反，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二是祭祀物相反，冬至钻燧改火，夏至则浚井改水。《后汉书·礼仪中》：“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根据以上史料，夏至与冬至祭祀习俗的结构关系分别为： 　　冬至—天神—圜丘—火—改火（更换新火）; 　　夏至—地神—方丘—水—改水（更换新水）。 端午节的起源传说是为了纪念屈原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完全对立的结构关系呢？笔者认为，这与古代和谐理念密切相关的阴阳五行对立结构有关。 　　在阴阳五行观念形成之前，中国人也许和古代欧洲人一样，冬至和夏至均用火祭。但阴阳五行观念形成之后，冬至和夏至祭祀习俗又有所不同，并按阴阳五行观念来安排祭祀。 　　阴阳五行说，可分为阴阳说与五行说，两者相辅相成，五行说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说认为，阴阳支配万事万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是人类自身，阴阳和谐便平安吉祥，阴阳不调便会发生天灾人祸。较重要的节日都是重要季节转换时间，端午节之所以在夏至期间，是因为夏至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地球自身运转的关系，太阳光照射大地的位置也不相同。太阳出没的迟早，昼夜的长短，光热的强弱，随四季而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气候的变化。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二分、二至。夏至昼长夜短；冬至昼短夜长。而春分和秋分则一样，昼夜长短一致。由于太阳的变化对人类影响极大，尤其是冬至和夏至，太阳在两至中完全相反，因此格外受到重视。 　　冬至与夏至不仅昼夜长短截然相反，而且气候和相关灾害也正好相反，冬至与寒冷和雪灾相关联，夏至与酷暑和水灾相关联。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春分和秋分期间，气候较好，自然灾害较少，人患病和被虫蛇伤害也少，是因为春分和秋分昼夜长短均衡的原因。而冬至和夏至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是自然界阴阳不调造成的，是昼夜长短差异很大造成的。因而，冬至和夏至是不正常的节气，是“阴阳争”和阴阳冲突的节气，是危险和不吉的节气。 　　为了驱除灾害和避毒去邪，阴阳不调的节气就必须举行各种驱邪和祭祀活动，以祈求阴阳调和。“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成为历朝帝王重要的祭祀仪式，冬至祭天在南郊，夏至祭地在北郊。阳为天，阴为地。夏至虽阳气达到极盛，却是阴气开始回升之时；冬至虽然阴气达到极盛，却是阳气开始回升之时。冬至之所以要祭天，因为冬至阳光微弱而短暂，是阳衰阴盛的节气，必须以阳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加强阳的力量，改变阳衰阴盛的结构，使之阴阳均衡。 　　我国古代有冬至燔柴祭日的习俗，以“迎长日之至”。其祭祀习俗可能与印第安、印加人和欧洲人在冬至举行加强太阳力量的巫术仪式类似。北美一些印第安人在冬至来临时，便认为太阳正在疲倦，要用巫术的火堆加以鼓舞。仪式在夜晚降临时开始，把立在松枝篱笆空地中间的巨柱点燃起来，并一直烧到天亮。这时，一些太阳的模仿者头发披在肩上，身体涂上白黏土以象征太阳的白色，手中拿着羽毛装饰的舞棒，围着火堆排成紧密的行列跳舞。他们从东到西来回移动，模拟太阳运行。仪式一直持续到黎明。 　　秘鲁古印加人把阳历6月24日定为南半球的“冬至”日，并在这天举行祭太阳神的庆典。欧洲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和南斯拉夫的传统中，直到19世纪中叶还保留古老的冬至篝火会，他们用圣诞树、圣诞木或圣诞柴在室内点火。 　　而夏至正相反，必须以阴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增强阴的力量，改变阳盛阴衰的结构，使之阴阳调和。古代帝王在有水的“方泽”举行祭祀仪式，以及端午节期间众多的水上活动如龙舟竞渡等。南方许多地区和台湾汉人在端午节午时（正午）到水井打新水，更换家中水缸中的食用水等习俗，其目的是增强阴性的力量，祈求阴阳调和。 　　夏至之所以受到古代中国人特别的重视，除了日长夜短和天气炎热等自然现象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夏至之后，各种自然灾害较多，尤其是水旱灾害。雨多成涝，雨少成旱，对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而五月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节气，是决定一年丰歉的节气。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人十分希望风调雨顺。端午节和夏至或分龙日期间的各地龙舟竞渡和各种求雨仪式，其最初的主要目的是祈求水神保佑，祈求五谷丰登。其二，夏至期间，由于季节转换，气候对人体影响很大，人们容易生各种疾病。虫蛇、蚊虫等动物也于夏至后开始活跃，对人体伤害很大。因此，古代中国人把仲夏之月称之为“恶月”。 　　端午和夏至日的祭祀活动大多与“水”等阴性事物相关的节气，具有明显的扶阴抑阳和辟虫、解毒、禳祓的意义。 　　据上分析，冬至与夏至祭祀的事物均与阴阳有关。冬至是阴盛阳生之节气，祭祀的事物均与阳性事物相关，祭祀对象为天为太阳，祭坛为圜丘，祭祀方位在南郊，以火从之；夏至是阳盛阴生的节气，祭祀的事物均与阴性有关，祭祀对象为地，祭坛为方泽，祭祀方位为北郊，以水从之。 画家李滨声所绘的各种端午节风俗画 　　三、端午日期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一种风俗 　　据清人赵翼考证，两汉时端午节并不是在五月五日，而是五月内第一个午日。“大约魏晋以后，渐感干支记日不便记忆，改用数字代替，于是上巳更定在三月三日，端午更定在五月五日，而端‘五’一名，大约也在此时代替了较古的端‘午’。” 　　如前所述，在使用太阳历的时期，端午节日期与夏至日重合。使用阴阳历以后，端午日期与夏至分离。无论十二支纪日，还是数字纪日，都是月、日相重。两汉时期为什么要选在午日，魏晋以后为什么又要固定有五月五日？ 　　为什么要选在“重午”和“重五”？我国古代的一些重大节日，往往是月、日相重的，且以单数为主，如一月一日的春节，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七夕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古代中国人对节日的日期十分重视，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有一定根据的。 　　首先，需要从中国古代的阴阳为基础的数字观念来分析。古代中国人对数字也以阴阳来解释，认为单数为阳为天，偶数为阴为地。《易·系辞上》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即单数为天，偶数为地。又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所谓“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之语，即1、3、5、7、9五个单数相加之和为“25”，2、4、6、8、10五个偶数相加之和为“30”。 　　十天干分阴阳，五个天干为阳，五个天干为阴，十二地支也分阴阳，六个地支为阳，六个地支为阴。古代中国人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合万物生”，“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万事万物凡是一阴一阳便是和谐均衡，凡是两种事物都是阴或都是阳就不和谐、不均衡。例如，十二生肖相合相冲也完全是根据阴阳结构规则人为地编排形成的。在十二生肖中，以趾的单数或双数作为阳阴的对应物，单趾动物为阳，双趾动物为阴。所以，“六冲”、“六合”完全是根据阴阳学说人为地编排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阴阳结构在占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巫师卜卦的工具通常是两瓣贝壳或两个旧铜钱，卜卦时，如果是一阴一阳，则吉；如果两个为阴或阳，则不吉。通常是卜三次，如果三次都是一阴一阳，则大吉。一阴一阳表示阴阳调和，象征和谐吉利。两个阴或两个阳象征阴阳不调，象征冲突和不吉。 　　根据阴阳五行说，五月五日的月和日都是单数，均属阳性有月和日。而“重午”也一样，就是月、日均为“午”。午是阳性，“重午”就是月、日均为阳性，象征阴阳不调。因此，无论是“重五”还是“重午”，都是月、日均为阳性，同性相斥，象征冲突与不和谐，是需要祭祀和辟邪的日子，是需要驱邪、祛恶的日子。从史料和民间习俗来看，五月被认为是“恶月”，是不吉之月，出生于五月五日之人也认为是不吉之人。其他节日如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节和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也一样，其原本意义是不吉之日，是清洁身体、祓除秽气、躲避瘟灾的日子。例如，春节放鞭炮的原意是为了驱鬼逐邪。 　　四、端午习俗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在端午节时挂钟馗画像传说能驱鬼避邪 　　在传统节日的礼俗中，往往有许多祈求吉祥和谐的法物、祭品和活动。从这些礼俗中也可窥见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一）端午法物 　　在端午节日期间，有不少旨在禳除邪祟的物品，通称“法物”。由于人们认为，端午节期间，众毒并生，百病丛生，以为妖邪作祟所致。为确保生命安全，于是以各种法物以辟除之，其中，符咒是最普遍有一种法物。直至近现代，许多地区还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悬挂艾草、菖蒲和香草等；臂上系彩丝、身上佩带绣花的香荷包和小角粽、沉香泥印制的香饼和檀香木雕刻的饰物；用苍术、白术、芸香等烧烟熏屋除疫；在小孩耳、鼻、额上抹雄黄；合家吃雄黄酒、蒜子煮苋菜等。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样，大部分白族在端午节一般都吃雄黄酒、包粽子，挂艾草菖蒲于门上，用百草煎水给孩子洗澡。苗族端午节期间在门外都挂菖蒲和艾叶，也有以艾叶扎一只狗形挂在门外的。彝族的端午节与汉族传统的端午节不完全相同，但各家都要喝雄黄酒。喝雄黄酒被认为可以避鬼邪。喝前还先要用手指沾点雄黄在额上点一下。 　　在传统的端午节法物中，有一些与“五”有关的较为特殊的物品，主要有五彩丝、五色缕（五色丝线）、五色缯（五色帛）、五色桃印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 　　汉代以后有系五色丝、五色缕系臂的习俗。五色缕又名长命缕、续命缕等，有的则称“宛转绳”、“合欢结”，名称虽异，其法即以五色丝缠臂，或以五色丝结成人像系于臂上。其目的则相同，都是辟邪驱瘟。应劭《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直至近现代，北方地区还保留五色丝系臂的习俗。在一些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如纳西族在端午节时，长辈要给十五岁以下的孩子绕扎五色棉线，称“续命线”。男孩绕左腕，女孩绕右腕。续命线需戴一月的时间，等到六月二十七日火把节最后一天才解下烧掉。有些地方的纳西族小孩脚上也要缠彩线。甚至当年新下的小马骒驹小牛等也在脖子缠线或垂穗。“据称其目的是防止虫蛇伤害，去邪保平安健壮成长。”彝族也有这一习俗，端午节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都用红黄色丝线拴在手腕和脚腕上，这样可保手脚不受伤痛。直至农历6月25日，才把端午节拴在全家人手上的五色线在火把上烧掉，意为烧除各种疾病。 　　五色缯又称“五彩缯”，与五色丝、五色缕不同。五色缯为帛，而非丝。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以五色缯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遵生八笺》卷四称：“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辟瘟鬼）；合五色丝，系之臂，谓之续命”。文中把五色缯与五色丝分别很清楚，各有功能。五色缯通常缀于胸前以驱邪，或挂于户牖帐屛之间辟瘟。《事物纪原》卷八：“今世端午以五彩缯篆符，以相问遗，亦以置户牖帐屛之间。” 　　符咒是古代普遍流行的是镇恶驱邪驱的法物。在端午节期间，不少地区使用符咒，主要施用五色桃印符、五毒符、五时图、五时花等。五色桃印符是盖有桃印的五色符咒。五色书文，挂或贴在门户上，以驱鬼逐魔。《后汉书·礼仪中》：“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成。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五毒符”出现较晚，是在唐宋后才出现的。何谓五毒符，《月令粹编》引青齐风俗：“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之，刊布家户，帖之禳毒虫。”原是农民对付五谷害虫的符咒，想必是大有灵验，于是推广至端午。明人吕种玉在《言鲭》卷二称：“今俗以端午日作五毒符与小儿佩之，以辟诸毒。”两书均记述各画一针“刺虫”，乃模拟巫术。“五时图”和“五时花”也属符咒之列。《酉阳杂俎》卷一：北朝妇人“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续编珠》卷一亦有记述：“北朝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傅墨卿诗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前。” 　　以上所列史料，与端午或夏至习俗相关的法物有五彩丝、五色缕、五色缯、五色桃印、五毒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为什么要“五色”、“五彩”、“五时”等与“五”有关的事物呢。 　　其一，“五色”、“五彩”等不是取其五彩缤纷悦目，五色、五彩等之“五”无疑象征五行，指五方五土，指辟五方之瘟鬼和邪气。 　　其二，象征五行相生相克，五行说认为，五种事物同时存在才得平衡，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均需要具有五行因素的相互均衡，才能维持均衡和谐的状态，假如缺少其中一个因素，就失去均衡，因而个体或社会就会处于危机和不稳定状态。例如，在传统社会，个人寻求五行因素的均衡，主要是寻求个人姓名与五行因素（金、木、水、火、土）的均衡，也就是采取象征的外在形式，即在个人的名字上加上所缺的因素，如个人的五行因素中缺木者，取带有“木”字的一词或两词为名；若缺水，则取带有“水”的词为名；其他金、火、土亦同。 　　其三，象征灭五方之虫害。夏至后，各类虫蛇十分活跃，有些害虫蚕食五谷作物，有些则螫人致病甚至致死。为防止毒虫危害作物和人，世人拿五种害虫做代表，象征五方，并照依“似因生似果”的模拟法术原理，作为符咒，画针刺五种毒虫图案作为符咒，便可直接消灭虫害的威胁，或防止这些毒虫作怪。 　　其四，数字“五”在五行中，在方位上属于中央，在五行中属于“土”。因为，在五行的象征系统中，1-10的数字也分别赋予五行属性：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而端午和夏至主要是祭地、祭土的节日，以五彩丝、五色缕、五色桃印、五时图和五时花等作为象征物或辟邪，也完全符合五行的要求。 　　（二）端午食品 　　传统节日中有许多食品，看起来很一般，但却蕴藏深刻的含义，从不少祭品和食品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祈求均衡和谐的理念。 1、粽 　　粽子是端午节最普通的食品。粽子古称角黍，角黍得名，源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据古人说法，角黍之所以要包以菰叶，盖取义于“阴”。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火属阳，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以之与黍相配，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也就是象征阴阳和合、阴阳调和，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不少古籍均有粽子是象征“阴阳包裹”。如《齐民要术》卷九和《太平御览》卷八五一无引《风土记》记述，称粽子是：“盖取阴阳尚相褁未分散之时像也”。其他古籍就有类似记载。 　　粽子与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和冬至节的馄饨（民间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等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为内肉外皮，象征阳内阴外、阴阳和合包裹之象。由此可见，传统节日的各种祭品和食物，均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2、龟、鸭、咸鸭蛋 　　端午和夏至古有食龟习俗，《太平御览》卷31引《风土记》：“节日又X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麻蓼，……甲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天中记》巻五引《风土记》亦云，除了以菰叶褁粘米外，还“X肥龟极烂，去骨加盐豉?蓼，名葅龟。……龟，骨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取以赞时也”。端午之所以食龟，一方面是龟生活于水中，是阴性动物；另一方面，龟头象征阳性，龟甲象征阴性，与粽子一样，骨表肉里，阳内阴外，也象征人们祈求阴阳调和。端午与夏至期间，正是阳气盛极之时，同时也是阴阳消长转换的临界点，正与“赞时”一语相合。 　　古代端午节有吃鸭子的习俗。《初学记》卷四引《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艺文类聚》卷四、《初学记》卷四、《资暇集》卷中、《靖康缃素杂记》卷五、《说郛》卷十四、《天中记》卷五，所引亦同。 　　鹜为家鸭、野鸭。李白《送崔度还吴》诗：“鸡鹜轻贱君。”此指家鸭；陆游《夜兴》诗：“浩浩醉歌群鹜起。”此指野鸭。 　　江浙一带端午节有吃鸭子、吃咸鸭蛋的习俗。杭州西湖赛龙舟则有抢鸭子、钱等习俗，即把鸭、钱等物件放入水中，鸭子则会四处游。躲避，钱币入水即沉，很难抢到。福建厦门一带在端午节仍然举行抢鸭子比赛的活动。土家族则也有划龙舟、甩鸭子、抢鸭子的习俗。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鸭子和鸭蛋？为什么划龙舟时有甩鸭子、抢鸭子习俗？这与古代的阴阳观念有关。如前所述，端午节是祭地、祭水，必须用阴性的祭品来祭祀，禽类脚爪为四爪，为偶数，根据古人的分类观念，偶爪类动物属阴性动物，再者，鸭子是水上动物，水中动物一般都视为阴性动物。 　　另外，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是从汉代开始的。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这一说法无疑是后人附会之辞。冬至吃狗肉与冬至祭祀有关？一是狗的脚趾为五趾，为单数，为阳性动物；二是狗象征男性，《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韦昭注：“犬，阳畜，知择人；豚，主内，阴类也。”如前所述，冬至是阳性节日，是祭天祭太阳的日子，所以以狗肉祭祀也符合阴阳观念。 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的端午节风俗今天已不多见了 　　结语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的端午节源远流长，在夏代或夏代之前便存在。中国端午节是源，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端午节是流。端午节传到相邻国家和地区之后，与当地的文化整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端午节。在使用太阳历的时代，中国的端午节与夏至为同一天。 　　（2）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和谐”的文化，中华民族是追求和谐的民族。中国人不仅追求社会系统、个体系统的均衡和谐，同时也追求自然系统的均衡和谐，即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和谐，如昼夜与太阳的和谐，水和火的和谐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只有自然界的和谐，才有可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果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3）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思维结构，不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动态的，既是对立的，同时也是可以转换的。如前所述，冬至是阴盛阳生，而夏至是阳盛而阴生之时，是阴阳这一对结构转换和过渡的阶段。从端午的各种法物和祭品来看，也表明五行是既相生相克，又相互转换的。这与人类学结构学派的奠基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y-Strauss)提出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之岛》等有关历史人类学著述中，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静态结构观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文化的结构转型观，指出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的静态结构观是一种纯粹的共时状态，是一套相互对立的，因而也是互相界定的，处于同时性层面的诸多符号之间的关系。而结构具有一种内在的历时性，它存在于“种种基本形式的文化生活”中变动不居的关系里，是一种生成性的展示过程。在任何文化秩序中存在诸多逻辑上的可能性，包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而并不存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的固定的对称关系。 　　（4）端午节的各种习俗都与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选择“重午”和“重五”作为节日日期，是月日相重的日子既是特殊的日子，也是不和谐、不吉祥的日子，是需要祭祀的日子。冬至祭祀与“阳/天/圜丘/南郊/火/德”相关联，夏至祭祀与“阴/地/方泽/北郊/水/刑”相关联。从传统的端午习俗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水”。各民族中的龙舟竞渡、抢鸭子等水上活动主要是祭水。水是阴性物质，是端午节的象征物。与端午节习俗相关的许多物品，如五彩丝、五色缕、五以缯、五色桃印、五毒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象征五个方面和五行相生相克，目的在于驱魔避害，以保清洁平安。端午节的粽子和龟肉象征阴阳相裹、阴阳和合。鸭子是阴性动物，端午吃鸭子和咸鸭蛋，其目的是加强阴性的力量，使之阴阳和谐。 　　（5）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既有糟粕的成分，也有精华的部分；既有迷信的因素，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因素。应该科学分析、科学对待。

collector

端午节后的思考

王兰

国学网  2008-06-12   来源： 陕西日报   

        端午节“小长假”虽已过，然而，作为第一个法定的端午节，它的结束也给我们留下了些许思考。自2006年端午民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2007年作为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又被国务院列为法定节日。为了过得喜庆，过得隆重，有些地方在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推出了赛龙舟、包粽子比赛等端午节活动。一般民众，基本上也就是吃粽子、给孩子买个香包，算是过了端午节。作为一个传统的民间节日，这些传统活动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仅仅局限于没有细节的复古，又不注意补充新的活力因子，是很难使端午节重焕青春的。在用法律形式确定端午节之后，如何发掘、传承和创新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使以后的端午节与现代社会融合，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传承和创新的前提是发掘端午文化的富矿。端午节之所以被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保留下来，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实际生活的价值。比如端午的起源、端午的历史人文内涵、端午的人与自然、节气的关系、端午的地域区别等等。为什么过端午要划龙舟、吃粽子、戴香包？许多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划龙舟作为体育娱乐受条件限制；在当下不缺吃的环境里，粽子算不上什么珍馐；戴香包在现在年轻人看来或许又觉得太土气。如此看，端午节受冷落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当务之急还是采取各种方法让国人了解端午的文化内涵，领会端午蕴含的民族情感，汲取古人的精神和智慧，传承和发扬其合理的文化基因部分，使端午节这一古老节日能与现代生活结合，焕发生机活力。

        给古老的节日注入新的因子是重建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命所在。综观我们的传统节日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端午节发端在中国，传到韩国后他们进行了民族化改造，所以，现在韩国的“端午祭”，已与我们的端午节有了很大的不同。发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应该注意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创新，特别需要与当下民众鲜活的生活节拍与韵律相协调。举例来说，由于气温升高，各种疾病容易爆发，我们的祖先懂得顺应这种自然的变化，所以端午节要插艾草，抹雄黄酒，以驱邪避瘟，免灾去病，这其实是节日传承的一种古老的卫生防疫措施。在现代条件下，中医甚至医药界能否深入发掘古老的防疫宝库，把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节日联系起来？推而广之，文化界、体育界、娱乐界能否发掘或开发出更多更适合现代人需求的端午节目和体育活动？商界能否在端午产品中浸入更多的现代文化因素？端午节是我们中国的，也要靠我们所有中国人来传承和发扬光大。

        更多的人们已经尝试着用贴近现实和现代的方式来过端午节了：节日期间，借端午节可以驱邪避疫的涵意，许多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人为地震灾区人民祈福、募捐。幽默短信、充满诗意的电子贺卡也风行于网络之间，为端午节增添了新的形式，寓意着端午节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刷新”着自己。

        这其实都仅仅是个开始，祝愿端午节在传统的继承中绽放更多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