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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和文化传统如何与“美丽乡村”链接？
如何利用现代技术保存历史记忆？
美丽乡村建设如何更接地气，更有“乡”的本色……
6月10日，“民俗文化与美丽乡村”2016年嘉兴端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凤桥梅花洲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京、沪、浙、苏、皖、鲁、豫、川、贵、两广等地的近40位专家学者都拿出了这些年来深耕细作的学术成果。他们集中研究了浙江尤其是嘉兴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并为传统民俗文化如何在乡村建设中起到助推作用出谋划策。
嘉兴：专家眼中的鲜活样本
嘉兴，是研讨会上的热点。30多位学者发言中，以嘉兴为样本的，占了近三分之一。
嘉兴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果。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已有五个县（市、区）成功创建成省级美丽乡村先进县，47个镇成功创建美丽乡村先进镇，9个镇完成创建任务，84个美丽乡村精品村（特色村）创建初见成效，展现出江南水乡特色。在以“宜居、宜业、宜游”为核心的“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中，嘉兴有72个乡村被列入省级示范村创建试点，完成创建验收的有37个。其中，秀洲区建林村和海盐县永兴村被列为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试点。
这些鲜活的样本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他们或以文溪坞、马厩村、新仓村等做个案分析，或以网船会班口、端午水上竞技等民俗文化元素为对象，并探讨了嘉兴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民俗保护模式、民俗文化策略等。
杭州师范大学讲师袁瑾以嘉兴网船会班口为例提出，在当下，传统会社组织正在重新融入当地民众生活，担负起发掘乡村传统、丰富乡村文化的功能，从而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自我更新。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林继富、梁珊珊两位学者，更关注嘉兴端午水上竞技活动——龙舟竞渡和踏白船。“两项民俗在嘉兴民间有了新的回归，民众逐渐成为自觉的传承者。跨时空传承的特征，往往使民俗符号的内涵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而其意义生成的最终方向，往往依托于今人的生活诉求。”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硕士陆艳、王晓葵则以平湖美丽乡村为例，从“乡愁”中的民俗自信重塑、环境中的民俗景观营造、场所诸如“文化礼堂”中的民俗脉络传承等方面，阐释了民俗文化策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学者的共鸣。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刘晓提交的“海宁新仓村美丽乡村建设调查报告”，关注了美丽乡村建设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硕士陈艳以海盐文溪坞隐马山的传说为例，分析地方传说讲述与景观营造的良性互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硕士胡萌萌，则以平湖曹桥街道“三月三民俗”活动为切入口，关注着传统民俗的现代再现……
浙江省以“美丽乡村”为名的乡村建设，始于2003年。实践的方式，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杨秀等人从2016年春季开始，对嘉兴几个县（市、区）美丽乡村进行了调查。他们认为，进入试点建设的乡村，道路规划和卫生设施等方面已得到明显改善，取得了相应成果。“这场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村落建设工程，基本上都是从修整道路、美化环境和污水治理等硬件改造开始，并进一步关注文体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条件的村落，还积极挖掘旅游资源，改变农村以传统农业收入为主的格局，尝试新的发展。”
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看起来面貌一新的乡村，其居住主体——村民，感受如何？体现了多少村民自治？是不同居所的各自美丽，还是统一规划？是按照谁眼中的‘美丽’来建的？乡村旅游给村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杨秀对美丽乡村建设中民俗文化尤为关注：“仅就村落的特色建设而言，传统民俗文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俗活动的多样性和凝聚力等，甚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秀的看法，与嘉兴“美丽乡村”创建相关职能部门的认识不谋而合——嘉兴地处平原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较快，乡土特色的历史文化、江南水乡的格局在乡村发展建设中不断损耗，已公布的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嘉兴无一村落入选。嘉兴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处于硬件和生态环境创建阶段，趋于均衡化和同质化；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仍多集中于非遗的发掘和保护上。
美丽乡村的N种模式
论坛学者分享的来自国内外乡村（社区）建设的经验，给嘉兴带来不少启示。
88岁的乌丙安是我国第二代最负声望的民俗学家。他以德国小镇哈默尔与中国千年瑶寨南岗作为比较样本进行了阐述——中国传统村落从安居乐业型向旅游观光型转化，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德国传统村落，则是从传统的安居乐业型发展为现代安居乐业型村落。中国很多村落，保护下来的民俗文化，主要不是为村民自身享用，而是为了供游客观赏，村民主体的生活样式，是为游人服务的。“德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取决于传统村落自身的文化与历史沿革……哈默尔民俗文化发展很深入，最特别之处是民俗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文化的高度协调发展，很值得借鉴。民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不是给游客看的。”
韩国国学振兴院调查委员尹瑛玑、韩国安东河回村落保存会理事长柳汪根“组队”来到嘉兴。他们全方位解读了作为韩国儒风文化宝库的河回村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是如何保存其传统风俗、如何处理保护传统与开发旅游的矛盾：“对外人来说，河回村村民守护好了传统风俗，但村民们认为这些民俗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要真正了解传统的民俗，就尊重他们的生活，保留他们的大自然环境与他们的生活方式。”
河回村的经验，在学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江帆在研讨会总结时说：“曾几何时，像河回村这样的村落，在中国境内大量存在。河回村的基本样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文化根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对比之下，我们的切身感受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村落‘毁真建假’。这样的比较，会让我们更清醒。”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王敏，30年来持续关注着民俗学与美丽乡村建设。研讨会上，她以日本大禹文化圈的活动为例，解析了民俗学与美丽乡村的链接点。大禹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却在日本开出了灿烂花朵。王敏认为，对“大禹现象”多维视角的透视，将使我们获取更多的正能量，形成有形有色的参考模式，继而推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性发展。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东京财团上席研究员小松正之，则通过对日本农渔村的课题研究，阐述了产业衰退后，如何振兴、如何活用文化传统和历史。
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曾前往法国北部的CONCY和南部的EXPLAIN两个小镇，参加法国遗产委员会举行的遗产修复培训。法国的修复理念，对他触动颇深：“他们有非常好的修复理念，以千年的修复标准来衡量，拒绝机械，是手工的修复。”姜波认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有非常好的契机和制度，但民俗和传统，比照国外，存在很大差距。“包括我们的修复理念，一个小镇持续一两百年的修复，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传统村落研究人员数量有限，学识单一；传统村落的规划保护，往往是由规划部门完成，缺乏对村落历史的研究和民俗学方面的调查。”但他也表示看到了传统村落保护向好的趋势，比如浙江松阳模式、莫干山模式。这两者都是以民宿为特色的保护模式，“希望传统村落保护能有个嘉兴模式”。
台湾财团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林全洲，则以水金九矿业遗址为例，介绍了台湾融入文化底蕴的民宿发展。“民宿的蓬勃发展，政府应该站在辅导角色。”他认为政府提供优质的竞争环境，引导公平竞争后，就应放手让业者自组团体，相互扶持。“乡村民宿从业者，如何掌握特色而存活下来，是关键因素。但不管如何，改变经营手段所不能忽略的，仍是与美好环境共存的理念。”
台湾宜兰的白米社区，也是被多次提及的个案。白米社区是个偏远的矿业遗址，文化、自然资源匮乏。“他们以集体的愿力与聚落层累的木屐传统，作为凝聚社区意志的民俗资本，发展当代木屐民俗文化创意产业。”台湾东华大学民间文学所博士杨金源以此为例，阐述了民俗展演与村落重建：“社区人群、民俗资本及生活空间，都获得了整合重生的契机，将陋村转换成了具有乡土认同感和当代疗育氛围的闲适乡间村落。”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董阳，在谈及台湾农村社区总体营造研究时，提及了包括“白米模式”在内的四种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中，通常都融入了极为浓厚的文化创意元素。”
无独有偶，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李彩萍以北京高碑店为例，谈到了村落民俗保护与文化产业的构建：“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生产经营型产业之处，在于它不存在资源短缺、市场饱和的问题。在充分尊重历史的条件下，文化遗产的资源特质是无限的。”她认为，维护其存在的环境及其文化的完整性，才能保住文化产业的生命线。
谁的村落，怎样美丽？
乡愁，或许代表着这次研讨会上学者心中最具感性的情怀。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陆艳认为，“乡愁”的视域，除了那山、那水、那人之外，所言的文化生态视域，当属乡村的民俗活动和风土人情。袁瑾的观点与其类似：留得住青山，记得住乡愁，就是要求保留和延续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脉络。“要留住乡村风貌，打造地方文化特色点，使其成为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不仅如此，针对现在传统村落的保护越来越趋于“千村一面”，关注民俗文化保护乡村模式的王晓涛、朱吏，通过在嘉兴非遗中心的工作，有着更深的体会：“乡村民俗文化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桐乡文化馆的彭佳琪、北京联合大学刘会靖在对秀洲区潘家浜村民俗与美丽乡村建设调查中，也有相同的认识：“美丽乡村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应融入本地文化，强化地域性与品牌意识，提高与其他村落的识别度。”
不少与会学者，也有着类似的观点。
“乡村内在的肌理，乡村长久以来的文化及其形成过程，是这个社区不同于那个社区、这个乡村不同于那个乡村的根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宋旭景以日本、台湾为调查蓝本，梳理社区营造中的民俗文化，并且指出，社区营造对于保存中华文化基因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社区保留了、新生了，多元多样的中华文化才有实质的内容，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摆设。
江帆与大连工业大学孙心乙，在分析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生态平衡与保护时说：“美丽乡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内质具有明确的审美指向，经由特定区域历史、特定民族生存史而生成、演化的乡村聚落与民居建筑，承载着区域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认为，美丽乡村建设要充分挖掘、利用区域内的传统民俗文化与民族文化资源，倡行乡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区域或民族的特色文化作为乡村建设的内在支撑，突出村落的文化个性，“应该像对待美丽蝴蝶的翅膀一样，珍惜、保护乡村文化生态中的异质之美，使美丽乡村之美更加灵动多彩。”
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是美丽乡村建设中软性和暖性的成分，这是与会者的共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民俗文化如何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美丽乡村建设如何做到可持续性，而不是表层的美饰？传统的修复和民俗资源的运用，传统资源如何“再语境化”？都是尚需破解的问题。
“欧洲的经验，是历经300年的工业文明而积累的。我们则是坐着‘过山车’，从传统到了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江帆认为，谈美丽乡村建设，对“乡村”的感情、认识和定位，以及对“美丽”如何认识，都十分重要：“美丽”有了，乡村没了——怎么办？如何让乡村留得住人，招得回人？江帆特别提到了杨秀的那句话：“谁的村落，怎样的美丽？”
这也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话题。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像艺术研究所所长张从军，在谈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民宅故居的合理利用时，认为民宅故居的保护利用生活化、有人气儿、有故事最重要：“在保持其原生态的前提下，将静止式的，利用、搞活，注入生活的活力，而不应该仅仅当成摆设和陈列。要让‘烟火’气息重新回归旧居，让浓厚的生活气息激活深宅大院，让人气使民居建筑涅槃，焕发其应有的乡村文化的魅力。”
刘晓在论及新仓的美丽乡村建设时，认为农村旅游的开发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应该始终记得一个原则，即美丽乡村是为谁而做，答案是为老百姓而做。因为村民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所在，没了村民，也就没了精神。
2014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见人见物见生活。王晓涛和朱吏认为，这七个字，某种程度上说的就是民俗文化。通过人、物及生活的在场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仅在于实物的保护，传统民俗的保护，还在于对当地居民的保护。民俗和乡愁是村落吸引力的外在及内在表现——人，是村落的灵魂。”
正如陆艳所说的那样：“乡愁”并不都在远方，美丽乡村建设中，对文化生态的关注，要从原生地生发，首先要关怀原住人口，“留得住乡愁，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
学术研讨会现场 沈美芳 摄
桐乡石门镇羔羊村开展村民文化活动（嘉兴市文联提供）
海宁周王庙美丽乡村体验活动 王飞庆 摄
海盐县永兴村文溪坞一角 徐志达 摄
秀洲区王店镇美丽乡村一角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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