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陈 辽
民国时期，梁启超（1873—1929）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6年12月为止，有上百部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却并无中国文学学术史。有十几部文学思潮史，其中涉及文学思潮，也没有学术思潮史。有几部思想史，主要是谈政治思想，也没有学术思想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多种，主要原因在于，要从上千个学者、名人、作家的著述中爬罗剔抉出学术思想来，谈何容易！2006年12月，河南大学出版了刘锡诚先生（1935——）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无学术史的记录。从2011年起，刘锡诚先生集中精力，费时三年，悉心对原书进行修订和增补。2014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这部110万字的增订版《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研读这部新增订的煌煌巨著后，我认为，该书具有六大鲜明特色，应该大书特书。
特色之一是，时期划分创新。一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分期或以朝代划分；或以年代划分；或以思潮划分；或以某一社团（如“左联”）的成立划分；大致雷同，看不出该时期文学、思潮、思想、学术的特殊性。在他们笔下，文学的发展似乎是径行直遂，总是前进、向上的。其实，南朝的文学，“绮丽不足珍”，早就受到后人的批评。《学术史》从民间文学学术实际出发，认为民间文学学术，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关于民间文学的主张、思想和理论、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与民间文学有关的刊物宗旨和具体实践，等等；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术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时期（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1949—1966）、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1976—1999）。各个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相互之间的区别；下一时期与上一时期之间学术的衔接、传承和发展；阅后一目了然。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无民间文学学术，干脆不划出“文革”十年民间文学学术时期。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立足于民间文学学术的实际。这样，各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有了，区别所在有了，传承和发展也有了。
过去，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总是把梅光迪视为思想保守的代表人物。但是，恰恰是梅光迪，使用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汇，并提出“文学革命”要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一思想。“仅此两点，在当时的学界当属首创。”《学术史》把梅光迪作为“现代民间文学的滥觞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相反，“左联”，一般人都认为是革命文学阵营之所在，但是，“左联”中的人物，除鲁迅、茅盾、周文等少数人对“民间文学”持肯定态度外，其余大多数人却把“民间文学”等同于“封建文艺”予以彻底否定。什么是创新？仅就划分时期而言，这就是创新！因为，前人不曾有过如此从实际出发的学术史分期的划分。
特色之二是面、点结合。刘锡诚先生把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学学术作为“面”，同时又把该时期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民间文学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理论作为“点”，如此“面”、“点”结合，就如实地、深入地显示了不同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全貌。如第四章《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刘锡诚先生把沦陷区北平的民间文学，上海、香港、北平的俗文学派的崛起，南溪、昆明、贵阳的社会一民族学派，大西南的民间文学采录，胜利后的上海民间文学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香港的民间文艺活动，作为“面”；而把郑振铎、赵景深、黄芝岗、叶德均、刘兆吉、吴泽霖、光未然、袁家骅、陈国钧、顾颉刚、罗香林、常任侠、徐旭生、闻一多、朱自清、薛汕、程憬、孙作云、丁英、李白英、钟敬文、柯仲平、林山、董均伦、钱毅等人在民间文学学术上的成就和观点作为“点”，给予充分地、深刻地研究。“面”“点”结合，战火烽烟中的我国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成绩，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特色之三是“重”、“轻”得当。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的历史发展中，有的学者的观点正确，影响广泛且深远；有的学者观点有争议，影响有限且短促。如果有闻必录，轻重不分，平列地加以论述，那就不但违背史实，而且失之公正了。刘锡诚先生不是这样，他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民间文学学术界内的知名人物的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视为“重”；但也不忽略那些曾经在小范围内产生过某些影响的学术思想，视为“轻”，“重”、“轻”得当地给予论述。如鲁迅的神话观，不只评说了神话的产生；神话是先民的集体口头创作，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神话的演进与消亡；神话幻想的特点是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把自然力神灵化；神话中的幻想是以现实作根据的；原始先民对神话是信以为真的；而且还论说了神话与文学的关系，神话是文艺的萌芽、小说的开端；探索了我国古代神话何以仅存片断的原因等。刘锡诚先生既肯定“鲁迅无疑是我国神话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又同时指出“鲁迅的神话观点往往带有他早期的思想特色和局限”，总共给予18页的篇幅。此外，对于郑振铎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史》的问世，也着“重”作了论述。对于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尊重他们的学术思想，也给予一定的评说，但并不多费笔墨。有关四大传说研究（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术史》作为“重”，加以细致、切实的研究，而对于中国不多的“动物故事”，作为“轻”，几乎一带而过。“轻”“重”得当地论述民间与学学术思想，使《学术史》的学术含金量大大提高。
在左倾思想严重时期，文学史界有过“以论带史”的说法和做法，一部中国文学史被写成儒法斗争史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新时期到来后，这种说法和做法得到了纠正，但“以论带史”的影响还在。刘锡诚先生不是这样，他在《学术史》中实践的是“史中出论”。当他对学术史的叙写与论述到了相应时刻，他自然地适当地从“史”中提出“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把1954年《民间文学》创刊时钟敬文的《发刊词》和1957年《民间文学》的《编后记》当作错误言论来批；到1958年发动新民歌运动以配合“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大政治运动；到组织创作新歌谣去配合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这时，刘锡诚先生“史中出论”，指出：我国“把民俗学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把民俗学的学者斥为资产阶级学者”，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文学创作，把它当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显然是进入了误区”。在对新时期的史诗研究作了叙写和论述以后，刘锡诚先生又水到渠成地发表高论：“20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史诗研究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史诗学理论框架和体系，初步形成了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更令人欣喜的是，史诗作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已经赫然地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殿堂。”我国历史著作本来就有“史中出论”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在叙写了某人某事的历史发展后发表他的言论。他写完《项羽本纪》，以“太史公”的名义写道：一方面称颂项羽的功绩“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批评项羽：“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刘锡诚先生继承与弘扬了这种来自历史又高于历史的“论”的修史传统，我认为它既是《学术史》的特色，也是十分可取和应当提倡的。
《学术史》特色之五，与国际民间文学学术接轨。国际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到了今天，有三大概念已经成了国际民间文学界的共识：一、民间文学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口述者是谁，何时口述，何人记录，必须严格符合历史真实，原汁原味。二、那些文人编写的所谓“民间故事”、“民间文学”，是伪民间文学，必须把它们剔除在民间文学之外。三、民间文学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学术史》“以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否存在着流派和流派的消长为切入点，对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的耙梳与研究”，从一开始就只搜集研究原汁原味的神话、童话、歌谣、传说、故事、民族学调查中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采录、民间叙事史、史诗等相关资料，认真、切实地加以论述。凡是文人编写的所谓“民间故事”、“民间文学”一概不收。譬如，山西有个清徐县，说是该县《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有“次子出外”字样，遂认为罗锦无名字的“出外”“次子“即为《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但经学者考证，纂修《罗氏家谱》的罗礼，和罗锦“出外”的“次子”罗才某的关系是侄子和亲叔叔的关系。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比他大25岁至27岁，出生于1500年上下，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罗才某尚未出生。因此，可以肯定，《罗氏家谱》中的罗才某，根本与《三国演义》无关。山西清徐县的所有关于罗贯中的“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均出于文人之手，是假民间文学，《学术史》一概没有收录。但《学术史》无论是对歌谣研究会派对歌谣的采集，还是对新时期马学良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都作了翔实的记叙，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马学良“所倡导的，恰恰是田野考察和参与研究的要义。他的学术思想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干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学术史》的全部叙写与国际民间文学学术接轨，它已成为国际民间文学学术的组成部分。
最后，《学术史》特色之六，是它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备，成为一部可读、耐读的学术著作。一般的文学史、思潮史、思想史著作大多写得学术性有余，通俗性不足。不是同行、专业的普通读者，很难从头看到尾。《学术史》的行文，简洁、明白、凝炼、流畅，既是学术性的又是通俗性的。其间穿插着一些故事，如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遭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创世神话研究，等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兴味盎然，叫人一口气读完。如此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的著作，为学术著作走向一般读者开辟了一条通道。
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实在难得。我为刘锡诚先生贺，更祝愿《学术史》不只在民间文学界，而且也在文学界、学术界、史学界产生久远的影响！ （2015年10月9日脱稿）
作者陈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艺理论批评家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此文脱稿后，11月9日住进医院，10日发给我电子版，并与我通电话，委托我找个地方发表，我随即投稿给《论坛》，得两位主编的大力支持，立即发稿。谁知12月2日不幸逝世，成为几十年文墨生涯的绝唱和绝笔之作。作为老友，我得知噩耗，十分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