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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明 发表于 上海书评 2015-09-13 11:18

　　读吴重庆的《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年6月)，一种中国农村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继而感受到的是田野作业、文献分析与学理框架三者紧密糅合..

　　一周书记

  　读吴重庆的《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年6月)，一种中国农村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继而感受到的是田野作业、文献分析与学理框架三者紧密糅合的叙事风格，可读性很高。作者是福建莆田人，讲述的是家乡父老乡亲的故事。关于“莆田”，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都是因为毛泽东回复给李庆霖的那封信而知道这个地名，尤其像我们当知青的，更是对开头那句“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津津乐道;因为三百元在当时大约能买到两千斤大米。当时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想象的是，无数像“莆田”这样的地名中所包含的乡村史。后来，我在客家山村当知青的时候，对于农村的地名开始有了一种感觉，犹记得我和两个小伙伴为了弄清楚附近几条村的名字(“蜈蚣”、“马牙”……)与地形、宗族等的关系，到处转悠了好几天。

　　回到“孙村的路”。作者以家乡莆田孙村为研究对象，以长期担任乡村教师的父亲以及其他邻里乡亲为采访对象，前后长达十五年，以对孙村的通婚圈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为研究起点，陆续成文、发表。以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这是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自觉选择的研究路径。如台湾社会学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就是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他的家乡——青岛近郊的台头村在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从资料收集与运用的角度看，吴著综合运用了口述历史、人物访谈、族谱及乡约等文献整理、文物及民谣记录、田野调查统计等多种方式，资料详尽，其视角和叙述都紧贴在地经验。在书中，所有访谈、调查资料的使用都在叙述中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作者还特别强调在整理录音的时候尽量保持当地的方言词语，尽可能减少使用现代汉语的转译，如“乡老”、“顶至”(上级)等;行文中没有对所引述的访谈和调查资料给出繁琐的出处，但是对许多乡村方言和仪礼等情况在注释中则有详细的解说。作者在后记中说，越是贴近孙村，就越是本能地拒绝把孙村当作学术对象的“他者”。对这种情感和意识我是认同的，虽然我也知道学术研究中的“他者”化其实是难以避免的。书中不少采访和描述的内容都能唤起我对农村生活的记忆，而且发现有些现象可能是华南农村相通的。例如婚礼上亲戚送来的“布联”(大约一丈长三尺宽的花布)挂满厅堂两侧墙壁，还要别上一条写着送礼人及关系的红纸，正是当年我在客家山村多次参加婚礼所见;又如书中说到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悄悄出现“单干”，我在农村的时候也有发现，甚至是生产队长带的头。

　　该书的基本取向正如作者所言，“从时代大道折入乡间小径，放低身段，平视乡土，展现‘蚁民’护卫或编织底层社会网络的困顿与智慧”(第2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民族志”书写。这正是《孙村的路》在各种类似的乡村调查研究中显得不同凡响的特色。

　　第一章从通婚圈的变化看社会变迁，继而探讨了“例”(婚姻礼仪)的变化，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以‘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20页)作者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只是限制了婚礼之“例”在宗教性面向上的铺陈，但在生殖繁衍这一传统婚姻的核心价值上的“例”仍然可以实行，因为“在孙村这样的偏僻角落，毛泽东时代的整体性社会改造运动其实并未彻底改变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与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或者不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我们或许需要适当修正被高估了的政治运动对乡村社会冲击”(34页)。我认为这是比较符合当时生活实际的，而且这个议题具有比较普遍性的意义：如何客观、微观地重现那个时代的整体性社会改造的实际进程与状况?吴著继而谈到婚姻的“例”变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原因很明显，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育的强力压制与“倾家荡产”式处罚(“‘计生工作队’对违规者家庭频频突击行动——拉猪牵羊、抓人(哪怕非当事人)、扒粮、卸门砸屋”)，村民的应对是使婚姻及生育转入地下，婚礼无存，“例”将焉附?这种“黑婚”状态延续了二十年才结束。

　　第二章“阴阳界”讨论了乡村宗教观念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人、鬼、神之间关系的变迁，探讨在“后革命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功能仪式的乡村宗教对社区生活的主动建构是如何发生的。第三章以乡村道路的修建与维护分析“民间权威”的形成，生动地展现出乡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存在状况。第四章讨论的议题更有当下现实意义：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乡村经济如何在“同乡同业”的模式中灵活发展。本书的所有议题既以乡村生活的微观细脉与秘径为基础，同时不断回应诸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革命叙事与现代性叙述等重大理论的诘问，在这过程中呈现出作者在微观叙事与理论思辨双重层面之间的活跃思维。在我看来，该书通过孙村的父老乡亲之口，讲述的是走在脚下的“路”的故事;再往远处看看，其实就是“路”的历史。因此，作为附录的最后一部分是“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革命前及革命时期的孙村”，从乡村叙事到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才算完整。

　　对“革命”叙事的反思是作者在孙村的“小径”上漫步沉思的结果。“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大是大非的争执，回到一个偏僻小村的社会场域，便可发现‘革命’对乡村生活带来的转折性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革命风潮的涌来与退去，一方面并没有彻底瓦解乡村社会如毛细血管般发达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另一方面，依赖本土资源安排生计的村民，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仍然因时就势，重新编织各式细微的社会网络。”(前言)我相信这是孙村的真实故事。问题是，如果把孙村放到大历史中，它究竟有何种意义呢?或者说，孙村的真实故事是否可以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重构现代中国的框架和路径呢?对此，或许作者所引的潘毅关于“阿婆口述历史”的话是比较恰当的回应：“记述小历史，就是要将大写历史遗忘和踢开的现实，重新发掘，放回舞台，填补空白。”(156页)

　　但是，作者并非、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孙村看作是远在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巨浪之外的世外桃源。比如，关于乡村宗教祭祀，作者认为“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乡村地区，‘革命’更是从潮汐演为风暴，无论是村落祭祀还是跨村落的分香与进香之层级体系都遭打倒，乡村的神宫社庙被毁，民间宗教‘迷信活动’一律禁止，革命风暴无情地侵蚀汉人社区的社会记忆。”“由于革命运动作用于中国乡村社会时间之长及程度之深，令人觉得完全有必要重估民间宗教在经历‘革命’风潮之后于中国大陆汉人社区里的新状况，这也是本文提出‘后革命时代’这一说法的动机。”(46页)显然，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而言，革命叙事及其研究无疑还是时刻不能忘却。还有，“后革命时代”的叙事究竟与“革命时代”叙事有何关系?用时下的话来说，在孙村的“小径”上看到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究竟有何异同?

　　如此看来，以中国之辽阔、乡村之多，恐怕还有更多“孙村的路”值得去走一走;而且我相信即便在这条“孙村的路”上，可能还有更多幽暗的风景未被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