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发表于上海书评 2015-06-21 10:46
端午节前几日，佛寺、道观以及中药铺子照例展开“吉祥公关”——“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油香，送于常所往来者。”（明代《西湖游览志余》）法海们赠送刻着佛经的小转筒，许仙们把雄黄、菖蒲磨成粉末装进香囊分送顾客，《红楼梦》的张道士们则将辟邪的道符写在布上纸上玉上，赠予信众随身携带。
《红楼梦》写清虚观分送施主的道符“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贯，玉琢金镂，共有三五十件”。财力如此雄厚的道观毕竟少数，一般道观在端午节准备的吉祥饰物主要是香囊。五彩丝线缠成锦囊，囊内放有专治各种害虫恶鬼的道符。宋代以来最为流行的端午专用道符是“治虫毒符”，《道法会元》卷六十提示说：“以绛纱囊盛系肘后，男左女右，佩戴镇贴，皆可通用。”（见图）
系于肘后，就是把香囊的带子绑定在大臂接近手肘的后方，类似于今天长跑时尚的“运动臂包”。眼下出国旅游的国人习惯将现金、护照等贵重物品绑在腰间，其实这并不是古老的中国式佩戴方式。古人衣裳宽袍大袖，重要物品系于肘后，位置隐蔽，又方便探手取拿。因此肘后的黄金位置往往携带着官印、药丸、黄金、护身符等至为重要的细小物品。
《后汉书》记东汉初有道士鼓动涿郡太守张丰造反：“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这里的“玉玺”意味着皇帝的印玺，秦汉时期的印玺形制较小，印上有钮，可以丝线穿之，缚系于肘后。这就是《三国志·魏书》所记，“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袁绍向曹操炫耀他的玉印，“举向其肘”，将私密的肘后亮出来，被后代史家讥为“无状”。
但是张丰佩戴的肘后玉玺既为“秘宝”，故以更为郑重的“五彩囊”包裹之。五彩囊就是五彩丝线织成的锦囊，笃信五行说的汉人相信手臂系上五彩丝可以去病消灾，东汉《风俗通义》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今天许多地方过端午节还要给小孩臂上缠系五色丝（长命缕），就是从汉代沿袭下来的习俗。五彩囊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护身符，再加上象征天命的玉玺，功力倍增。
道士还强调正确的佩戴方式：肘后，这是因为修道之士习惯于在肘后香囊盛放灵丹妙药。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有道士传授给书生“却鬼丸”，可令众鬼悉避，“以一丸药，绛囊裹之，令以系臂，防恶气”。药方其实很简单，用武都雄黄、丹散二两，蜜蜡调和成弹丸状。此类简易的护身药丸，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记载颇详，葛洪说根据弟子的修行授以不同的药方，“各有所授，千百岁中，时有尽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这里所谓肘后，取其宝贵不欲离身、随身常备之意。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的葛洪传授药方名曰《肘后方》《肘后要急方》《肘后备急方》《肘后救卒方》， 都是这个意思。
《太平广记》收录多条道士神仙“随手解救世人”事迹，全是肘后仙药的软文。临淄县的小吏和君贤在垂死之际，扣头求哀，“太真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神仙传》）。终南山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慕异记》），书生陈季卿的饥寒之苦，洗然而愈。
杜甫《寄张十二山人》诗云：“肘后符应验，囊中药未陈。”经过各种诗歌小说的渲染，道士的肘后秘丹，就像今天中国游客的腰包一样成为不安全因素。隋代有个方士成弼，跟随太白山的道士修道多年，道士见其心术不正，不与丹药，弼乃持白刃劫之，“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广异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信徒消灾除病的迫切需求，也有些道士站出来分享秘而不宣的道内肘后药方。东汉道士费长房告诉弟子桓景：“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认为，费长房所传授的辟灾良方，就是“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不过唐宋士大夫也在肘后佩戴茱萸囊，司马光《九日怀聂之美》写重阳节想念远在他乡的好友，“谁同凿落杯中酒，独系茱萸肘后囊”。
重阳与端午的节俗比较相似：采药煎服、沐浴兰汤、登高祓除。重阳节佩戴茱萸囊，端午节则是雄黄囊，《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记一种专治五月瘴气疫疠温毒的“虎头杀鬼方”，用虎头骨五两、朱砂雄黄雌黄各一两半，以蜜蜡和如弹丸，绛囊贮系臂，男左女右。
无论是端午还是重阳，用来辟邪的肘后香囊应当是赤色绛色的红色调，而有些肘后囊盛放着养生丹诀仙方、医家术数家的医书卜具，则可以用黑色系，即元稹《春月》“口中秘丹诀，肘后悬青囊”的青囊。刘禹锡《闲坐忆乐天经诗问酒熟未》写白居易的日常：“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
古代在肘后系囊如此普遍，可是笔者寻遍古籍和绘画也没有看到具体的穿戴指南与图示。反倒是日本十世纪的《九历》有详记。平安时期贵族流行佩戴装有香料的锦囊“药玉”，这种香囊以五彩续命缕作为带子，“佩续命缕体，先当左胁，以一筋从右肩超，以一筋自左胁出，而相合当前结，以二筋当革带上，自后前回，而结右袖下。但二重之绪四筋，随草垂也”。与胁骨同高，无疑是肘后位置。从日本香囊的系带方法之复杂，可以想见中国古人佩戴肘后香囊可能需要旁人协助。
端午节前后人们互赠驱邪的香囊，无论是道观专卖的道符绛纱囊，还是药铺的雄黄药香囊，取的都是“镇压安心”的心理效果。明初才子高启送给一位美人“灵篆贮纱囊，熏风绿鬓傍”，期望这个刻着符篆的香囊让美人心安，“从今能镇胆，不怯睡空房”（《端午席上咏美人钗符》）。香囊也是一种定情信物，早在魏晋时期，繁钦《定情诗》描写一位少女私下爱上一个男子，取下贴身饰物来致意，“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一个女人，把贴身挂的香袋子送给一个男人，自然是私情的表记。由此想来，难怪林黛玉对宝玉把她送的香囊分给小厮生那么大的气。宝玉“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瞧”，这个荷包贴身的位置，莫非又是肘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