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陶立璠】回忆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经历

1999年退休赋闲已经15年了。这十五年，充其量是在继续做着为民间文化打杂的事。什么民间文化抢救工程，“非遗”保护工作，传统村落保护，“非遗”和民间文学数字化工程等，都忝列所谓的专家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曾两次担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为亚洲民俗文化研究及交流服务。学会成立18年来，在不同的国度，召开过15次国际学术大会。特别是这些年来，民间文化的考察几乎没有间断过，有幸走遍大江南北，获益匪浅。但是，我总还是挂念着自己曾经涉足过的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也许在民俗学领域涉足太深，在民族大学经历的一切感受尤甚，所以每每静下心来，回忆走过的道路，有欣慰也有感伤。
我的这一回忆是由《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简介》引起的。
记得2013年6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上，看到《会议手册》中附有“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简介”，读后不禁使我感到，时过境迁，眼前的事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既然这份《简介》是发送给来自全国的与会的每位学者的，应该历史的、客观的介绍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实则不然，《简介》在许多方面片面夸大事实，重点突出现任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误导学界正确认知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历史。给人的感觉好像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是从2010年开始的，而且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该《简介》3000多字，90%的文字突出个人，而对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近30年的发展视而不见。如果《简介》的起草者不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问问与学科发展有关的学者，他们都还健在。可是撰写者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行文的草率和学风的浮躁。
30多年来，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从起步到今天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历史并不复杂。作为民族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的亲身经历者，可以说我是参与了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如何介绍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本是很严肃的问题。尊重历史是起码的常识。但是《简介》起草者却根据个人的兴趣，信笔为之。在这里，我有责任回忆和说明一些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发展的事实。
中央民族大学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活动是和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恢复同时起步的。1979年冬，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唯一的代表，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及学术研讨会”。钟敬文先生以76岁高龄出席这次大会，并就民间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了讲演，给与会学者以很大启发。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是中国民间文学恢复教学和研究的起点。作为这次会议的继续，是1980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这次大会还倡议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我是创会者之一。当时我们的学科带头人XXX还在上中学，怎么会出现《简介》开始所说的“1980年代以来……XXX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汇聚大批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民俗研究专家，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开拓进取和创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样的事。特别是XXX2006年编写的《解释民俗学》，在他没有调入民族大学之前，就已成为该校的高水平教材。《简介》逻辑的混乱竟然如此不顾事实。因为1980年代距离XXX先生2010年执教民族大学，中间相隔了30年。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叙述的。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应该从当时的汉语言文学系（后更名为中文系、文传学院）恢复民间文学课程教学讲起。大约是1982年，在全国高校文科恢复民间文学教学的大潮下，汉语言文学系是民族大学开设这门课最早的唯一教学单位。当时的任课教师是吴德坤、金锦子和陶立璠。起初是选修课，后来为必修课。由于是民族院校，民间文学课程的开设，受到各民族学生的欢迎，气氛十分热烈。为了配合教学，增强学生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了解，我们在本科生中组织了“民族民俗学社”。现在民族语言文学院任教的汪丽珍教授，当时是该社的秘书长。学社还创办了《民族风》油印刊物，钟敬文先生题写了刊名。与此同时，还组织学社社员手抄散见于各报章杂志上的民俗资料，编辑印刷了五辑，将近30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为当时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民俗资料。大家可以查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民俗词典》一类的书籍，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目撰写，其资料来源，大都取自《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资料》。这一时期，中央民族大学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受到学界的重视。当时民族大学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者有60多位，是一支雄厚的科研力量。现在他们已到了耄耋之年，但民族大学民俗学活动的展开，离不开他们的奉献。
从1980年开始，民族大学的许多学者参与了全国性的科研项目。当时我应邀参加了国家中大科研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编纂工作。马学良担任该分支主编，刘魁立和我担任副主编。中央民族大学的许多老师，参与了百科条目的编写。历时八年完成编纂任务。1987年出版。由于大家的努力，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第一次收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条目200多条，这是空前的。民族大学还参与了国家科研规划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马学良任主编、陶阳、陶立璠、李耀宗任副主编，该集成共30卷，历时25年，1999年全部出版。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里程碑。民族大学的马学良、杨成志任学会副理事长，我为理事。在之后的30年中，我曾先后担任该学会的副秘书长、副理事长，现为顾问。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后，是年暑期，受中国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文学学会的委托，决定在民族大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150多位学员接受培训。当时我是这一讲习班的教务总管。费孝通、林耀华、杨堃、钟敬文、常任侠、常惠、容肇祖、罗志平、马学良、罗永麟、潘雄、张紫晨、许钰、刘魁立、柯杨等著名教授前来讲课，我担任《民间文学》课程的主讲。当时的办学环境很差，三伏天学员们住在民族大学一号楼的地下室，上课在17号楼的大教室。虽耐着高温，但学员的学习热情不减。结业后许多学员成为各地民俗学工作的骨干。这次办学也大大促进了民族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
1985年我的拙著《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作为汉语言文学系自编教材，同时被民族地区院校使用。这一教材1990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再版。与此同时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民俗学》课程。1987年拙著著《民俗学概论》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30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由学苑出版社再版，许多高等院校一直将其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到现在。该书还被翻译成日文和韩国文出版。整个八十年代，北京的民俗学界开展了一系列民俗学联谊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民族大学三足鼎立，不搞山头，定期召开联谊会，交流学术信息。每次活动钟敬文先生、马学良先生、林耀华先生均应邀出席。当时的民族大学是北京民俗学活动的中心之一。民族大学在推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尽了应尽的义务。
1988年，我在民族大学开始招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先后有11届20多位研究生毕业。就是在1999年退休后，文传学院师资短缺，我还在系领导的一再请求下，有八年时间，义务为文传学院硕士点带研究生，直至2007年关门弟子毕业。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任何感激之情。大概对临时工本应如此。
不过，我还是始终惦记着逝去的岁月。1993年10月，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又选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我们是会议的承办者。尽管条件艰苦，我们还是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民俗学者，完成大会交给的任务。学校科研处给以大力协助。直到现在我还在感叹，当时为什么没有钱也能办事。大概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公共服务精神。是由于民俗学界外力的支持和我们自己的努力。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的进展，1994年的端午节，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这一中心整合民族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骨干，聘请校内、国内和国外的民俗学者担任客座研究员，加强学术交流和在民族大学开展民俗学普及和教学工作。当时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藏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开设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和讲座。1996年，民俗文化中心以中央民族大学的名义策划召开《面向21世纪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民族大学建校以来首次召开国际会议，得到民委和学校科研处的大力支持。这次会议是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召开的。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国、美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100多位学者与会。中日联合考察团的学者专门从云南赶来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上，钟敬文、林耀华、韩国的任东权教授亲临大会并作主题演讲。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亚洲各国学者倡导成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学会为法人团体，在韩国注册，总部设在首尔。我曾先后任该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目前再次担任会长。这个学会成立18年来，在东亚各国和地区轮流召开过1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中文版学术论文集8辑。
1999年的中秋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开通专业性、公益性的《中国民俗》网站。这是中国最早的民俗学专业网站，至今运行15年。获得中国民俗学界和国内外网民的欢迎。目前点击量已超过一千万人次。
就在1999年，我已超期服役，到了退休年龄。但我不能忘怀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正好这一年山西师范大学的段友文来北京活动，想在山西师大申报民俗学硕士点。他约我同去见民族大学刚刚退休的哈经雄校长。据说哈是国家学科组评审成员。我借机对哈校长说：“哈校长，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我关心民族大学民俗学科的建设。我在岗的时候，曾多次申报民俗学硕士点授予权，都被学校自己枪毙了。现在我退休了，也许申报会顺利一些。希望学校支持民俗学科的发展，希望哈校长能助一臂之力。”又说，“民族大学的民俗学教学活动，哈校长是清楚的，每次大的活动你都被邀请参加。”哈校长刚退休，当时也很激动，当着我和段友文的面说：“陶老师，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这使我很感动。果然2000年民族大学文传学院获得民俗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建立起硕士点。当然是挂着我的名申请的。2001年，我对文传学院的书记刘春旭和院长白薇建议，应该趁热打铁，继续申请民俗学博士点。我当时的想法是，博士点不是好申请的，可先去挂个号，坚持几年也许能获准。文传学院接受这一建议。于是挂着我和一些校内、校外学者的名义提出申请。没想到搂草打兔子，首次申报就获得博士点的批准。之后，有参与审批的学者告诉我，“民族大学的博士点因为挂了你的名，批准了。而XX大学没有挂XXX先生的名，没有批准。”我只当是传言而已。当然自博士点申报成功之后，就和我没有丝毫关系。不管怎么说，我是尽力了。
自从2007年最后一届研究生毕业，我变得很清闲，也有了许多乐趣。1994年，还在教学岗位的我，筹划编纂《中国民俗大系》，从事中国民俗志建设。退休之后，也有了充裕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该大系分省立卷，包括台湾省在内共31卷，1400多万字，配图4000多幅。编纂工作历时10年。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项目同样是在没有任何资金赞助的情况下完成的。首发式在人民大学会堂举行时，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亲临现场，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贺信，冯骥才先生在贺信中对丛书的出版给与很高评价。
2006年之后，我先后被文化部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被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聘为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被民间文艺家协会聘为中国民间文学数字化工程专家委员会，被冯骥才先生聘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所幸我所钟爱的民俗学事业并未中断。而且我是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所，这就是我的民族大学情结。
我乐意看到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种工作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它凝结了民族大学许多学者的心血。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教学、科研活动，不是一时、一人之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付出心血的每一位学者。他们并非等闲之辈。
退休已经15年了，基本已和民族大学绝缘，那里只是我领工资和报销医药费的地方，为此十分感激。我本不应该再关注学校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但看到《简介》，觉得对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的介绍太离奇了，于是引起许多回忆。我别无所求，只是希望在介绍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时，能顾及历史，顾及学科发展的现实。实事求是、客观严谨一些；不要夜郎自大，更不该信口开河，随意为之。因为这涉及到学风和职业守则（如果有的话）问题。民族大学是高等学府，民俗学专业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让学生客观、正确的认识他所就读专业的历史，将好的学风继承下来，学会如何做人，做学问。

传媒虫子

学科发展是要有传承的，绝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民族大学如此，北师大如此，其他高校亦然。
记得在北师大读书时，老师们言必称钟老，听的耳朵起茧，如今想来，老师们正是强调学术的传承与发展。看罢陶老师的文章，才清楚民大的传统是这样的。数典忘祖，不可为也。
欢迎陶老师就学科史为我们杂志撰稿，等待老师私信偶

陶立璠

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有前辈的指引很重要，但整个学科的发展靠众人的努力。我的文章只是对自己足迹的回顾而已。
谢谢你的点评。

车前子

在中国，似乎不仅仅是学术界有这种现象。

传媒虫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就是这样。
不过，人不同于禽兽，人是有感情的，人应该记住感恩。
忘恩负义之人不可交。

玛吉阿米

“费孝通、林耀华、杨堃、钟敬文、常任侠、常惠、容肇祖、罗志平、马学良、罗永麟、潘雄、张紫晨、许钰、刘魁立、柯杨等著名教授前来讲课，我担任《民间文学》课程的主讲”。。。看到这些名字就觉得好幸福啊！

陶立璠

从清末到民国，唐家涌现了一批政坛要人、商海奇才、艺术大师、文坛怪杰以至革命先驱，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就出生在这里。唐家镇在民国时也曾经是中山模范县的县址。

希望见到你的考察报告。

马向阳

追溯历史是正本清源，才显得根深叶繁，忘记艰辛发展的历史，何曾称得有内涵和底蕴呢？看到有些校园建设，可以移植参天大树，来陪衬校园的古老，殊不知，那是没有根基的。

瑶族小妹

时间会沉淀一切

谢燕清

最近在图书馆看民俗类的书，真希望有人把国内民俗学者传承关系梳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