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静] 从民族志深描到理论分析
2014-06-06 杨宇静 中国图书评论
原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11期“社会关注”栏目,节选
《学做工》的民族志虽然没有《艺术世界中的7天》那样真切、详细,具有现场感,但是《学做工》贵在其深描之后的理论分析。在《艺术世界中的7天》中,读者可以感觉到萨拉•桑顿一直在追问世界艺术市场繁荣的原因,寻找艺术界中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并不讨论,也不用理论去解说,她只是把一个客观完整的艺术世界以及艺术世界中各个角色的言论放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虽然这答案就在其中。保罗•威利斯也是在工人阶级如何继承父业的追问中研究,但是他用了理论阐释,作者称之为定性方法,对反学校文化给出描述性和理论化的回应,这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更加典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威利斯的理论分析指向对问题的试图解决,虽然作者最后提出的建议显得机械、苍白而空洞。
在“分析”部分,威利斯提炼出反学校文化中的洞察和局限。所谓洞察,即家伙们文化形式中的念头;而局限是妨碍这些念头发展的意识形态影响。
家伙们洞察了文凭的虚假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交换不等价的阴谋。他们认为文凭所带来的工作性质是无意义的,在日益去技术化、标准化的工作中工人阶级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技术水平,也不能实现内在的满足,所以他们并不在乎文凭。他们抵抗是不认同学校官方所宣扬的工作多样化和学校对他们时间的管理、分配,他们建构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时间,拒绝中产阶级按部就班的模式。
但是,反学校文化最终没有发展成一种能够真正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力量,这是局限所致。家伙们并不追逐脑力劳动带来的回报,他们更喜欢通过体力劳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正是这种甘愿在社会底层实现认同的观念促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的稳定;反学校文化推崇男性气概,并且在体力劳动中进行表达,但是这种在工作中表现男性决心和刚毅的特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被迫之举变成了心甘情愿;工人阶级甘愿从事的劳动和自己选择的分工客观上使中产阶级的地位合法化,因为他们会觉得中产阶级有高于他们的能力才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欺骗。
以上洞察和局限的揭示展现的是民族志研究挖掘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丰富性中那些使得整个秩序系统运作的潜在力量也浮出水面。家伙们觉得“任何地方的管理层都是养尊处优的……大体上是公平的”,国家主导价值观借助职业指导操纵学生,在职业指导中隐形地包含着性别分工的不同、工人阶级形象的扭曲等。家伙们相信了这些,他们相信了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是公平的,他们的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错,是人性导致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对这个社会大制度公平性的认可,对管理层就应该待遇更好的理所当然的认同,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强调其实都是家伙们共享的焦点和他们在主导价值之下的潜意识,也正是这种潜意识和常识使反学校文化最终只是一种没有抵抗力量的胡闹。
对洞察和局限的总结以及在这总结中认识到的反学校文化自身的悖论使得作者更加清醒。《文化研究方法论》在讨论深描时有一段引用:“当研究人员过于关注‘独特的’生活经验时,他们就失去了概括的智慧……并且只能看到那种被描述和解释的复杂性。”([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而保罗•威利斯的这种定性方法恰恰是对这种矛盾的化解。他对洞察和局限的分类,对意识形态作用和文化形式、再生产理论的注解都是把反学校文化放到了结构条理的理论之下进行考察,既关注文化的丰富和深刻,又不至于陷入其中寻不着目的,确实是民族志研究的明智之举。
《民族志:步步深入》这样解释文化在研究中的作用:“文化的概念将帮助民族志学者在千头万绪并经常是仪式性的行为和思想中找到一种逻辑连贯的方式来表现一个群体的特色……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异文化社区能让田野作业者观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观以及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力。” ([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文化不仅仅是描述了一个群体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对于保罗•威利斯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形态背后的意识形态。威利斯说:“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文化。”(202页)是意识形态指导了反学校文化的文化反应,意识形态成了反学校文化的规则和话语权,意识形态在舆论和共识中发挥的作用无以取代。反学校文化一边反对正式文化一边屈从正式文化,归根结底他们的意识存在于主导价值观的框架之下。这些阻止家伙们对平等合理生产组织的探索导致了家伙们内部的纷争和自我怀疑,最终这个群体只能是屈从统治者的各自保全的一盘散沙。
到此,保罗•威利斯用文化逻辑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示了反学校文化的整体性状态、背景环境、形成原因及最终的无意义,当然其中也包括家伙们出人意料的深刻洞见。仔细读来,作者充满人性,努力感知体力劳动者主观感受的精神带着某种远离冰冷理论的脉脉温情使人感动。笼罩在社会再生产的文化逻辑头上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更是一种让人用心去体会,用情去感知的温暖和亲切。研究教育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书在世界学术界想必汗牛充栋,但是如果要说这本书在我读来有什么不同,印象最深的就是田野调查之深入和关切以及作者时刻追问家伙们主观体验的人性关怀,这也许是因为深描本身就是拒绝宏大现实而聚焦日常生活的渺小,所以势必细腻。正是威利斯对家伙们如何走上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心理机制探究,关注他们在文化和自我认同中的价值取向才使得本书产生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这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民族志研究特有的神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