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共进:对民俗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再认识
戴嘉艳
四川社会科学在线 2009-1-23
综观西方和中国的学术传统,民俗学在诞生以来所走过的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与许多人文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民俗学正是在不断地与之进行开放式的交融共进中发展自己的学科特色的。关于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创建等三个方面,试作分析梳理。
一、研究内容与人类学交叉、重合
在学科发展中,民俗学一方面努力树立明确的学科意识,始终体现出自身相对的学科独立性。它将民间传承的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着眼于研究传承文化中大量的习俗惯制,探讨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了解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在人文学科唯有民俗学将民俗事象确立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因此,民俗学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明显的,民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另一方面,民俗学又始终体现着与许多人文学科的近缘关系。在为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这些姐妹学科提供佐证、依据,或做出分析、解释的同时,民俗学也从这些近缘学科中获得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以及准确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等方面的补益。在与上述学科的关系中,由于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生活层面文化的学问,所以与文化人类学关系最为密切。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身起源、发展和演变情况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人类的体质情况,也研究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的研究范围属于体质人类学,后者的研究范围属于文化人类学。而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学科,涉及文明民族和后进(晚进)民族的文化,涵盖民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然民俗学的内容自然也包含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内。“18与19世纪之交席卷欧洲大地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当时,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和习俗、信仰、仪式等被视为幸存的古代文明成果,倍受关注,于是催生了这门以研究“民间”和“民众文化”为己任的学科———民俗学。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学界进化论学派的主张于19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经历着循序进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通过研究西方社会以外的野蛮部落和落后民族的制度、信仰、风俗等文化事象,即人类学家所说的“遗留物”,就能够认识现代西方文明的原始状态。除了进化论学派,其后的人类学各学派也不断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置于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下,以不同学理作出诠释。
鉴于民俗学与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的联系、交叉和重合,在有的国家,民俗学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随着各自学科的发展,二者的学科分野不但未见消失,反而愈益明晰。文化人类学关注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它侧重于从整体上对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迁以及文化的类型、结构、机能等进行研究。这与民俗学家通常更多的是去直接关注民众拥有的知识和讨论民众生活层面的文化现象,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和表达方式显然有很大不同。例如,同样选定一个村落为对象作个案研究,人类学家通常要对其作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通过以小见大的剖析,来认识一种社会———文化的类型和特征。因为人类学注重的是对人类文化普同性、类型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人类学家可以依据个案研究的经验,来对文化系统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逻辑概括与解释。民俗学家大多重视生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希望了解各种风俗的存在和差异的实际情况。当他们选定某一村落做个案调查时,注重对当地民众生活中传承的知识、经验等的搜集、记录和阐释,而不是据此作类型化的描述和推理。这表明,基于研究内容的相同或重合,民俗学和人类学却因各自研究旨趣、关注点以及研究视角的不同,而能够对研究对象给予不同的观照,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也正是这两门学科实现彼此既关联又独立,可以做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原因所在。虽则民俗研究之每一进步离不开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推进,但是反过来,民俗学也可以从多方面弥补人类学研究之不足。例如,对原始人人生礼仪的研究,这既属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也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其中的成丁礼,是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同大自然抗争需要强健的勇士这种迫切的生存需要相适应的。男子一旦到了成年都要实行严酷的成丁仪式。如澳洲原始部落塔斯马尼亚人,孩子到了青春期,要举行“成丁礼”。受礼者的双肩、大腿、胸部被划破,并授予一个秘密的名字,接受一块巫术石。受礼者要小心地珍藏这块石头不能让妇女看到。在那里还实行“年龄等级制”,由一个等级升入另一个等级,除了年龄条件外,还要有部落公认的功绩,每升入另一个等级,都要经过秘密的入级典礼,当升入最高一级时,才享有某些裁判权力。民俗学对成年礼这种作为正式接纳社会成员象征的仪式,从民俗信仰、民俗心理等方面予以研究、解释,对人类学了解这些礼仪在某一群体及其社会发展中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以研究内容的相关联为基点,民俗学不断以自己的学科理论、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丰富着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宝库。
二、研究方法与人类学一致相通
对于研究方法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是从理论层面上理解即认识论的问题,主要研究怎样认识和了解事物。其次是从策略层面上,主要研究策略的选择和考虑。再次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说,研究方法就是关于技术的选择,比如说面对特定的对象如何进行访谈、怎样在特定的田野中搜集资料等等。研究方法具有由宏大到细微的层次之别。而在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恰恰要先从细微环节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资料。当然其间乃至后期的研究工作都离不开第一、二层次的方法论和一般方法的指导、运用。但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田野调查发端的学科,田野工作之于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国内外著名人类学那些影响深远的理论见解,均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田野工作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利用田野工作得来的个案材料建立假说和解释问题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特色之一。”
民俗学问世的时间较短,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借助研究方法较先进、学科体系完整、研究成果比较显赫的诸如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各类人文学科的方法和手段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以期在其他学科的带动下建立起民俗学自己的丰碑,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从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方法的形成来看,它从人类学研究中受益最深。国内外许多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民俗学家,他们一方面探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探讨风俗习惯的形成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学对民俗文化所做的研究和探讨的途径和方法,自然为民俗学所采用。除了运用人类学的一般方法诸如分类、分析、综合、比较、统计等等而外,田野工作这一人类学标志性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成为民俗学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田野工作(Fieldwork)即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早期的人类学家轻视田野工作,而倾向于根据一些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等对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或“原始民族”所做的记述材料,在书斋的“扶手椅”上进行理论建构。这类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弗雷泽。他根据别人收集的民族志资料所写成的巨著《金枝》,至今仍可看作是人类学的百科全书。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功能学派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和践行的“参与观察法”,开创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新局面,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这一方法要求田野工作者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做到全面观察,力求对观察对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记录。田野调查虽以特定的社区为研究单位,却能够以小见大,以点代面,获得深刻而又具普遍意义的认识。田野调查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以检验和修正已有的假设,完善整个理论体系,还在于能使研究者结合调查实践,增强理论关怀和问题意识,以利于今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持续展开。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得以提升和深化的,反过来它又直接促进着田野调查方法的更新。
由于最初许多人类学家的两栖身份,田野工作方法很自然地被引入民俗研究过程中。而对于存活于现实生活中极为丰富纷繁的各类民俗事象,也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才能观察到,搜集到,因此,田野作业方法也就成为民俗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我国的民俗学田野调查而言, 1949年以来,呈现调查目的多层次化,调查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各类文化部门和教育机构进行过多次全国性、地方性和专题性的民俗以及与之相关的调查采录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俗资料。但是从全国范围内看,有组织、有系统大规模民俗调查有两次: 1955—1962年开展的民族调查对我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详尽的科学调查和记录,内容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大量图片; 1979年以后,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相关艺术家协会联合举行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的编撰、普查及研究工作。这次普查涵盖了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民间文学等5个门类的10个领域,搜集的各类资料极其丰富。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民俗学者不断吸收国外及相邻学科的田野工作方法,完善已有的传统的工作模式,尤其是在村落和社区民俗田野工作给予精细的行为主义描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为中国民俗学进行跨文化的民俗比较和抽象的民俗分析提供了可能。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方法。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固然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方法的更新往往具有重大意义。”
三、理论创建对人类学成果的借鉴、应用
民俗学的人类学趋势或民俗学的人类学渊源可谓与生俱来,民俗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离不开借鉴和应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在研究方向、研究思路和观点、结论方面与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相承继,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并结合自身的学科特色和研究旨趣,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树,丰富学科的理论积累。而今,回顾往昔的历程,人类学理论之每一拓展和更新,都会推动民俗学理论创建的前行。
19世纪60、70年代,进化论学派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弗雷泽、泰勒、摩尔根等从各自的关注对象入手,先后对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进化轨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遵从既定的进步规律,是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单线进化的。都试图通过研究世界各地所谓未开化民族的生活和习俗,以期认识人类史前社会发展状况,进而把握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规律。民俗学家受其影响很深,这就使民俗学早期的“研究对象是时代生活的例外现象,其中大多是奇风异俗,即那些存在于这个时代却在本质上不属于这个时代,并常见于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诸如原始神话、民间信仰、仪式、故事、习俗等等,也就是人类学之父泰勒所说的“遗留物”。泰勒主要关注原始宗教,提出“万物有灵论”或泛灵论,据此引申出他的宗教起源论。摩尔根则利用对印第安人亲属称谓的研究,来考察和划分人类家庭制度的类型与历史演进阶段。弗雷泽通过比较研究,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演变轨迹,概括出“巫术———宗教———科学”的著名公式,得出人类智力的发展经历了这三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的论断。民俗学遗存物研究和神话、故事、传说的比较研究这两种主流研究范式,就是深受古典进化论的理论和方法影响而产生的。安德鲁·朗率先把人类学“遗留物”分析法引入民俗学领域,他在《风俗和神话》一书中指出,“准确地说,民俗学致力于研究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间群体、大众和若干阶级的传说、风俗和信仰。民俗的研究者立即就会发现这些在进化上落伍的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民俗研究者因而被吸引去审视野蛮人的习惯、神话和思想观念———欧洲的农民仍然保存着它们,并且,它们的形态不乏本来的朴野。”进化学派的民俗学视民俗为保存于现代社会的原始文化残余,希望通过对其进行研究,来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原始文化的面貌。
继进化论学派之后对民俗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文化传播学派,其主要观点认为: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由此,文化彼此相同的方面越多,说明发生过的历史关联的机会就越多。沿袭了传播学派理论而形成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派”认为,民间文艺作品特别是有多种异文的故事都有最初的发生时间、地点和原始形态,都有一个从简单朴素向繁复精美的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实现的,传播使原初的故事流布到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该派代表人物阿尔奈和安德森等,“通过对散见于世界各地的情节类似的各种异文进行比较,根据纯粹式方面的特征,来探寻它的所谓‘最初形式’和‘最初国家’,同时力图指明它产生的时间和流传到其他地方的先后时序”,论证了故事是从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传播至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观点。之后,英国功能学派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该派主张通过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把文化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这就为民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分析工具。苏联学者普洛普受功能学派启发,创立了故事形态理论,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叙事功能的概念。开始注重从故事的组成成分之于整体的关系中对民间故事加以分析描述,将民间故事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也进一步明确了民俗学文本研究的取向。
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文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人类学领域,出现对人类学学科功能和性质的本体问题加以质疑的反思人类学潮流,“对传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批判,并促成了一股实验民族志的风潮。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又重新回到了强调田野工作的经验方法上,却更为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在民族志书写中强调作者应采用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模式进行文化撰写。其代表人物克里福德·格尔茨特别关注的是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文化进行阐释,以探寻文化的意义。这一时期,民俗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与人类学结合得更为紧密了,民俗学也出现了写文化的趋势,而且田野调查的范围从本土扩展到域外,多元化的田野民俗资料,为民俗研究新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随着近些年来人文学科中“表演”理论的流行,其影响已不限于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还扩展到文学、语言学、教育学、传媒、戏剧等许多领域。“表演”理论的代表人鲍曼指出:“我所说的‘表演’,主要是指一种交流的框架、交流的模式、交流的途径。”民俗可以被看作是一些特殊的交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表演的交流是不存在的”,民俗事象的展示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场的“表演”过程。运用“表演”理论研究民俗,是为了与以文本为主的方法相对,把民俗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加以认识,在研究过程中还能够对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在这其中产生作用和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
时代的发展使得许多传统的民俗事象逐渐汰失,而新的民俗事象又会不断涌现。民俗生活的变动不居,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使得民俗学科本身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过程。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取向,民俗学要走学科独立发展之路,更需要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人类学的交融中,汲取养分,丰富和完善自己。并且要随着这些人文学科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深化,努力调整研究方向、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理论和方法,实现共进,以期在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作为。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李月英.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J].今日民族, 2007(9): 45.
[3]叶涛,吴存浩.民俗学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20.
[4]林继富,王丹.解释民俗学[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6.: 227.
[5]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 J].民俗研究,1996 (2): 7-8.
[6]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J].民俗研究,2003 (1):69.
戴嘉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来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11月
网站编辑：钱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