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

两百年来台湾文化变迁概述
——兼论两岸文化交流的对策
2013年01月18日 11:44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3期第130～136页 作者：王 仲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作者简介】王仲，华东理工大学 台湾研究所，上海 200237；王仲(1965- )，男，安徽枞阳人，华东理工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用长时段和短时段结合的方法考察两百年来台湾文化发展的主流态势，认为早期台湾文化是以接受中原文化而发展的。国民党在清除“皇民文化”之后，又人为地割断了台湾与大陆母体文化的联系，西方文化因经济发展适时涌入。经过冲突、融合与变迁，一种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又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台湾文化终于形成。文章分析了台湾文化变迁的概况及两岸统一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必要策略。

　　【关 键 词】台湾/台湾文化/文化变迁/两岸交流

　　台湾文化源于中国大陆，其中国属性最迟到清代基本定型。日据回归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文化是在与祖国大陆隔绝状态下发展的。其间因经济发展需要，台湾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流文化变迁相当快速，间隔十年文化思潮即有转变。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①用长时段和短时段相结合的方法对清代以来台湾文化的变迁作一概述，以见其发展脉络，并对两岸文化交流提出几点看法。

　　一、明清中华文化接受期

　　台湾地区在大陆移民进入之前，也创造了一定的土著文化。但台湾文化的定型还是以接受中原文化为主，逐渐形成与大陆文化相似而又有一定区别的台湾早期文化。这是一个长时段的变化过程，可以从社会结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三个方面看出台湾地区的边陲文化对中心文化的向往和接受。

　　大陆在向台湾地区移民的过程中，多是以家族为单位而移居开垦的。定居台湾地区后，也是聚族而居，形成台湾地区的宗族社会。弗里德曼指出：中国华南汉人宗族形成须具有如下条件，“首先是水利灌溉系统，其次是稻米种植及边疆社会等三个变数促成宗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弗里德曼认为，种植稻米而有农业盈余，容许稠密人口的生长，而水利灌溉系统的建立需要更多劳力之合作，因此促成土地的共作与宗族的团结；在边疆社会移民者为了防御外来的威胁，很容易促成宗族的团结。[1]台湾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及边疆社会的特点，孕育出普遍的宗族组织。宗族有两种：一种是纯粹基于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单系继嗣群；另一种宗族组织是以契约方式所组成的。台湾岛开辟之初，入台者多系单身冒险家，血族、家族之关系很少，但是移民与垦民之间也会经常发生纠纷，因此来自同一祖籍地缘的同姓垦民为了抵抗异姓的侵辱，往往组成一种祭祀团体以达到互助合作的目的。这样，形成一种合同式宗族组织，通过这种形式达到团结互助合作的目的。

　　台湾地区合同式宗族组织为了整合更多的成员，通常以“唐山祖”(在大陆之先祖)为共同的奉祀对象。以“唐山祖”为奉祀对象者，称之为“大宗族”；以一位开台祖或其后代为祭祀对象的，称之为“小宗族”。移民定居以后，此类宗族逐渐趋于稳定，开始在台湾岛建祠、置产，并共同奉祀其创始者即“开台祖”。[2](P165)台湾新移民的宗族结构在台湾岛稳定发展之后，移民十分重视建祠堂、修宗谱、置族田。还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福建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一方面固然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另一方面源于固有的祖先崇拜，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对于原乡的乡族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闽台两地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乡族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台两地乡族间的联系，出现了越来越侧重于家族观念、文化观念上联系的趋向。

　　在大陆移民连续移往台湾岛的过程中，汉文化也进入台湾地区。汉文化进入台湾地区有两种途径：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二是移民带去的，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来台垦殖的多为单身男性，逐渐冲破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加快了大陆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化过程，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形成现代行政区划。到嘉庆十七年，形成一府四县三厅的局面。各级行政机构中，文官系统由道员、知府、知县等组成。各级官员的职责主要承担兴利除弊、革除陋规、教化民众。[3](P208)自郑经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庙后，台湾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均建有孔庙。清代开办的官办最高学府“儒学”就设在各府、州的孔庙内。[4](P143)清朝台湾知府蒋毓瑛还在台湾固有学宫基础上，“与巡道周昌拓而大之。又设义学，教子弟，勖以孝悌力田之道，一时称良吏焉”。[4](P492)科举制度也在台湾岛实行，与大陆一样三年一考。如，台湾地区著名诗人丘逢甲年13岁即考中秀才，26岁中进士。科举促进了儒家正统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同时，在选拔人才、把台湾地区纳入封建体制方面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台湾地区的移民社会特征就决定了台湾地区存在浓郁的民间信仰。首先，多元的民间信仰是移民拓垦的需要。台湾岛初辟，瘴疫盛行，缺医少药，只有各路神灵才能使他们获得心灵的安慰。其次，民间信仰是移民社会整合的纽带。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可以透过共同的守护神作为维系集体组织的纽带，号召集体力量共同拓荒。因此，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非常盛行。但台湾地区寺庙及奉祀的主神几乎都来自大陆，尤与漳州、泉州府属关系最为密切，显示出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祖国大陆民间宗教信仰同宗共祖，一脉相承。

　　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大致可分为天地、神佛与祖先三类，但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信仰与崇拜。泉州籍主要信奉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与郭圣王等；漳州籍多尊奉开漳圣王；客家人则多尊三山国王及在当地形成的义民庙。每逢年节、婚嫁丧葬、祭典，民众都会祭天地、神佛与祖先。仪式有妈祖信仰、城隍爷出巡、中元节普度、回乡谒祖祭等。其中妈祖崇拜是台湾地区民间信仰人数最多与最普遍的一种信仰。从上述的民间信仰内容来看，台湾地区宗教信仰是大陆宗教信仰的保留和延续，并带有浓厚的原乡色彩。诸多民间神祇无不来自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其背后所蕴涵着的民族文化认同清晰可辨。

　　二、日据台湾时期与中华文化的顿挫

　　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日本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意识到文化的同化比军事占领更显重要。在镇压了台湾人民反抗起义之后，随即发起了“皇民化运动”，试图用日本皇民文化同化台湾地区同胞。“皇民化”主要措施有：首先，推广日语，殖民当局在中小学教育中全部使用日语，“在普通学校里，台籍教师一律被迫穿和服，讲日语；学生在学校和家里必须讲日语。甚至在偏远的村庄都设立了日语讲习所……就连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也被强迫去上课”。[5](P216)其次，强迫台湾人民改姓名，要求台湾民众将姓氏和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姓名，通过法定的手续将汉式姓名(原住民则为片假名音译)改为日本式的姓名，例如：陈→颖川、黄→江夏、林→小林、吕→宫川。第三，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都要日本化。第四，严禁信仰台湾地区本土宗教，改信日本神祇。此外，殖民当局还禁演台湾地区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而代之以日本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目的是要“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等。

　　尽管日据当局试图在文化上同化台湾同胞，但台湾人民还是顽强固守着中华文化。这期间，台籍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本土文化的名义下组织各种文化团体，固守中华文化。如设立私塾、书院传授汉文，成立诗社，团结诗友，互相切磋古体诗，以巩固中华文化的根基，使中华文化不至于在台湾消失。除了诗社之外，台湾精英还成立许多研究性质的文化团体。据笔者简略统计，当时的文化团体有：同化会、高砂青年会、东京台湾青年会、启发会、声应会、“六三撤废期成同盟”、新民会、台湾议会、台湾文化协会。在这些文化团体中，以“台湾文化协会”②最为著名。其成立的首要目标即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目的”；“自助的启蒙的文化运动，目的是在谋台湾人的社会解放与文化提高，平时的工作，则在各地召开讲演会；并且成为唯一而全部台湾人民族运动的团体”。

　　台湾文化协会最大的贡献即是促成台湾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一民族意识，狭义地讲就是要以“台湾意识”对抗“大日本意识”下的同化政策，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协会”通过讲习会的形式，向民众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西洋民主、法律知识，如《台湾通史》、《中国古代文明史》、《西洋文明史》、《什么是自治》、《通俗法律》、《通俗学术》等。这些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话语，对形成共同的台湾意识有积极的作用。其次，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启发了台湾地区青年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纷纷内渡祖国大陆留学，而且台湾地区的各学校内亦纷纷成立学生组织，不满日本人欺压的学潮此起彼伏。第三，台湾文化协会通过讲习会和演讲会实现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的全面动员。1923年，全年共有26次演讲活动；到1926年，演讲达300多次，听众达11万人次。[6](P60)演讲的内容十分丰富，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都成为演讲的主题。演讲团所到之处均受当地民众的鸣炮欢迎，偏远的山区甚至抬轿迎送。

　　“皇民化运动”随着日本投降而宣告结束，但其遗毒仍有一定影响。其中，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培养了一批具有浓重“亲日”情结的“皇民世家”。如李登辉等与日本右翼分子互相勾结，参拜日本靖国神社，极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地区大搞分裂祖国活动。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

　　1945年，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面对日本“皇民化”遗毒，国民政府成立了“台湾接收委员会”，清除殖民遗毒，进行中华文化的重建工作。文化重建的内容包括：国语推广、教育改造，以及社会生活和民众意识中的“去日本化”。

　　1949年国民党仓皇退据台湾，惊魂甫定，在完成文化重建的基础上，国民党把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制台湾地区民众信仰。国民党对儒家文化的集中轰炸首先表现在日用民伦方面，大力向民众灌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其次，国民党有意识地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纳入反共的轨道，宣称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道统，而大陆则是引入俄国理论破坏尧舜禹汤孔子以来的文化道统，是为“集权”统治。蒋介石发表了诸如《反共抗俄基本论》、《三民主义的本质》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继续修补反共理论体系。面对青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组织，以传统的儒家“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来灌输青年，使之成为“反共”的后继者。同时，建立了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任何有悖于“反共抗俄”精神的言论都遭到扣压和追究。

　　在20世纪50年代儒学独尊、共产主义被严禁的背景下，唯一能发出不同声音的思想，只有自由主义一家。自由主义在台湾地区也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为了反共及获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不得不建立威权统治形态，树立“开明”的形象。威权统治的重要特征是其社会控制的有限多元性，较之于极权政治，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这为自由主义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环境。并且，国民党的高层早年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自由主义能引起思想共鸣，如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对《自由中国》就表示支持。再者，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1950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群”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威权政治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国民党开始尚表示一定的容忍。直到自由主义者开始联络台湾地区本土精英，进而准备组织“台湾民主党”时，国民党才决定采取行动，罗织了“匪谍罪”，拘捕了雷震，查封了《自由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归诸失败。

　　不可否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文化在国民党以政权力量支持下居于台湾主流文化地位，但西方文化也借“美援”而大举登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行为方式，对于台湾青年人很有吸引力。随着台湾社会的不断开放，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冲击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一方面，由于“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对外经济开放，是无抗体式开放，既开放经济市场，也开放精神文化市场”，[7]这样，西方文化伴随着“美援”以无可阻挡之势涌入台湾。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社会风气日趋恶化，产生了一系列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国民党把中国传统文化树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共复国”的精神动力，教条式地向民众灌输，并严格规定其内容，致使富于精神感召力的中华文化蜕变为带有强制性、灌输性的“官府文化”。这导致台湾地区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逆反心理。于是，以李敖、肖孟能为代表的“西化派”，接过19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在台湾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中西文化论战”的另一派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从1961年开始双方以《文星》为阵地，展开了笔战。李敖对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全力宣扬西方文化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指名道姓地批评50多位港台地区的文化大师。论战的另一个内容是对胡适的看法，认为胡适是“西化派”的一面旗帜。李敖充分肯定了胡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李敖认为胡适应该更认真地推行他的“良法美意”，用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来引导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向前发展。

　　论战双方虽是个人之间的对阵，但两人背后都有集团的力量在支持着。“西化派”李敖背后有刚兴起的台湾地区中产阶级的支持；胡秋原背后则有国民党当政势力的支持。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就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和批判，这是国民党所不能容忍的。最终，国民党动用了公权力，干预这场文化领域的论战，李敖被判入狱，论战告以结束。

　　虽然遏止了“全盘西化”浪潮，但台湾地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蒋介石不得已又祭出传统文化的法宝，希望以传统的礼、义、廉、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民“有耻且格”。另外，也希望用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作为整合台湾社会的重要的精神资源。1965年，蒋介石亲自发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官方强势宣传下，传统文化随着“文复运动”铺向社会各个角落。尽管在运动中不乏公式主义和口号主义，但“文复运动”在推广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当时台湾经济起飞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台独”思想的蔓延。

　　应该说，就维护中华文化在台主导地位方面而言，国民党退台之初的文化政策还是值得肯定的。它充分利用政权的力量把中华传统文化定为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段时间在台湾“去日本化”及中华文化的强制接受，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可能更为疏远。仅就语言来看，今天台湾的官方用语就得益于当初国民党强制推行“国语”、“国音”的结果，使得两岸交流具备语言的条件。国民党政府给台北街道的命名处处昭显着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阳明山、忠孝路、重庆路、松江路等。这些地名就像沉重的标记把中华文化定嵌在那里。

　　四、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本土化”与“台湾意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其“本土化”属性的滋长。本土化与参政愿望的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的“党外运动”；“本土化”与台湾未来的结合，产生了“台湾意识”。“本土化”从狭义层面来说，就是台湾地区政权应由本省人主导，内容包括行政官员、民意代表、政权结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进入20世纪70年代，威权统治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内政上国民党内部代际权力转移，有可能导致政局不稳；外部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表现在台湾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失去了国际上“合法”地位；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台湾外部支持弱化。在这种背景下，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从上到下推行“本土化”、“年轻化”政策。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透过“本土化”政策和开放“中央”层级选举，进一步满足台湾人的政治参与要求，强化内部的支持，以争取岛内更大的支持和政权在台“生根”。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本土化”政策表现在：第一，政党“本土化”。国民党在台初始统治基础是资本家阶级以及台湾地方派系首领。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本土私人资本的兴起，国民党成员构成不可避免地以在台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员。面对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的竞争，国民党必须依靠地方派系力量。第二，政体“本土化”。政体“本土化”主要发生在李登辉当政时期，通过多次修宪，将“中央政府体制”及其法律制度全盘“台湾化”，一步步摆脱不适应台湾政治发展需要的“中华民国法统”。在行政体制上通过“冻省”案，为改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现状制造“法律依据”。第三，教育“本土化”。在中小学教育中，逐步削弱中华历史文化成分，而代之以台湾地区的历史，培养“台湾民族”的意识。这种“去中国化”情形在民进党上台后表现得尤为严重。

　　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催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台湾意识”，并在岛内掀起了“台湾意识”问题的论战。台湾意识本是台湾民众对台湾乡土热爱的地方意识。“本土化”是以“台湾意识”为基础的，两者为互动关系。李登辉上台后，“本土化”渐渐变质，演变为“去中国化”，把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试图制造“一中一台”。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意识”的地方排外主义及狭隘的地域认同感等负面因素凸显，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引申、异化为“分离意识”或“台独意识”，扭曲为抗拒祖国统一的所谓“民意”。

　　台湾地区政局内外危机也引发岛内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认识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更加关心本土上的人和事、现状与未来，从而掀起了文化寻根和回归乡土的热潮，本土自主意识空前凸显。台湾大学部分知识青年创办了《大学》和《台湾政论》的杂志，旨在改造台湾的政治文化。杂志凝聚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主张“革新保台”，借助西方的理论与经验进行改革创新，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在岛内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大学》杂志解体后，主张政治自由化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又创办了《美丽岛》杂志，展开了激烈的“党外运动”。他们认为《台湾政论》那样书生议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通过参选的途径直接面对民众。于是，他们组成全岛性的串联，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拟与国民党争取一席之地，从而发生了“高雄事件”。

　　“本土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乡土文学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厌恶威权时期的反共文学、旧文学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关心台湾本土的人和事、现状和未来，从而掀起了文化寻根和回归乡土的热潮，并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通过论战，“回归乡土、关怀现实”的观念得到知识界的认可，乡土文学也渐渐获得文学界应有的地位，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及作品。“乡土文学论战”表面上是一场关于文学之本质应否反映台湾现实社会的文坛论争，但是在实质上，这场论战却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已基本上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社会的转型使得台湾社会问题也日渐增多。经济发展动员下掩盖的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环境、劳工、妇女、农民、老兵、学生、原住民等。底层民众为保卫自身的权益，发起自力救济的抗争运动。各种社会运动加上党外势力的支持，有着风起云涌之势。国民党迫于内外压力于1987年解除“戒严”，接着解除了报禁，开放了言论自由。这一系列宽松政策使台湾文化发展的环境得以改善，许多在“戒严”时代视为禁区的敏感问题也被揭诸报刊并进行讨论。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也日益兴盛起来，增加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上述的台湾社会环境为台湾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

　　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的崛起及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台湾地区另一种民间文化以更强劲的姿态出现了，即大众文化的繁荣。台湾大众文化的源头乃在于西方物质主义精神。台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必然吸纳美、日的大众消费文化，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观需要为核心要素的快餐文化迅速流行起来，蔚为风气；以民主选举、政党制度、议会政治为核心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是台湾大众文化中重要元素的另一个源头。政治人物肢体动作、作秀场景频频充斥于大众传媒之中。

　　台湾大众文化较之于普通大众文化有一些独特之处：一是追星猎奇。台湾地区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青年男女都热衷于刺探和追捧政治名人及演艺明星的行为及隐私。各种选美、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且大受欢迎；影星、歌星甚至莫名其妙的人都受到追捧。整个社会仿佛进入了定做偶像——创造偶像——追捧偶像的流程。人不“追星”枉少年：成龙、林青霞、罗大佑、林志颖、金城武、小虎队、四大天王、F4、林志玲、大小S等明星偶像每到一处，所受到的追捧甚至超过台湾地区很多政治领袖。二是媚外。台湾地区因经济上依赖美日，文化上也以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台湾的新新人类哈日、哈韩，他们极度崇拜日本文化、韩国文化，从衣着打扮到行为举止都模仿日、韩偶像明星。三是假冒伪劣多。由于大众文化是商业取向，很容易唯利是图，不求精致与意义，致使仿冒行为势必大行其道。台湾这种大众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脱序，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浮躁不安、贪图享受等成为众多台湾年轻人的普遍心态，也引起了相关正直学者的关注与思考。虽然台湾地区当局也成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作为执行文化建设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收效不大。

　　六、结论

　　通过对两百年台湾文化的瞰察，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关于台湾文化及两岸文化关系的不变结论：

　　首先，需要承认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构成。台湾虽是中国领土、中国人社会，但日据“皇民化”遗毒较深。战后，国民党为维持偏安统治，人为割断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往来。加上台湾为发展经济，不得不依赖美、日等国，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台湾文化失去了与中华文化母体的联系，走上了独特发展道路。

　　其次，尽管台湾文化经过长时段的独特发展，已形成了一些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文化现象，但总的来看它仍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台湾主体文化形态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注重人际关系和谐、个人与社会的一致，尽管台湾已进入工商社会，但社会所尊崇的理想价值观念依然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标准。从民俗文化形态来看，台湾社会的中下层民众仍然奉行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大陆闽粤无异，宗族制度及祭祖习惯也沿袭不变。李扁时期，出于“去中国化”需要，台湾地区在参加各种国际文化活动时刻意排斥中国文化，拿阿美舞蹈、排湾雕刻、达悟文物、平埔槟榔等具有“本土特色”的原住民文化去展览，但其影响远远无法与台北故宫文物在海外巡展时所受到的礼遇相比。台湾地区只有承认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真心拥抱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才能使台湾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振兴、社会进步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才能使包括台湾地区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得文化保障。

　　鉴于两岸政治分立的状态，从实现祖国统一愿景以及台湾文化的未来发展来看，我们认为在承认台湾地区特殊性基础上应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只有两岸文化的交流，台湾文化才有其发展的源头活水。尊重及善用两岸文化的差异性，才能创建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创新的新面貌。加强文化交流还可以巩固台湾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克服台湾文化领域内的分离倾向。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当主动采取以下措施：1.在已有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推动交流制度化，构建两岸文化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有效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智慧，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由感性交流向理性交流阶段跨越，减少政策性壁垒，让交流更加顺畅、合作更加广泛。2.两岸文化交流的层次应向下位移，两岸除了巩固已有的人文科技领域的交流之外，还应继续扩大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尤其需加强两岸草根交流。2009年5月，两岸举办首届“海峡论坛”，台湾地区参加者均为各行业的普通民众，尤其南部的草根民众占多。在草根交往的基础上，应加强两岸草根NGO的交往与合作。两岸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已有一定的交流，还要注重草根民间组织的交往。如两岸民间组织在抗击自然灾害方面就有良好的合作，汶川地震后，台湾NGO以其在“9·21”震灾中积累的经验，积极参与四川灾后重建工作，并培训大陆的NGO组织，取得良好效果。3.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有共同意向的文化产业入手，推动合作事业起步，再扩大到其他文化领域内合作。如两岸携手合作共同编撰一套新的《中华大辞典》乃至共同编撰两岸的通史。4.继续开辟和扩大各类论坛，如文化教育论坛，作为两岸交流的平台，以两岸文化教育交流能全面化、正常化、制度化为目标。在公共媒体开辟论坛，使全球关心两岸关系问题的爱国人士都可献言献策，再把这些建议嵌入制定两岸关系的政策之中。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杨立宪：《台湾光复以来文化形态的演变初探》，《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庄礼伟：《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

　　②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1920年，由台北医院医师蒋渭水、绅士林献堂等筹立。蒋渭水、林献堂成为领导者。后来内部发生分裂，协会濒于破产。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3]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1997.

　　[4]连横．台湾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5]田珏．台湾史纲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6]林伯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M].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

　　[7]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