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我们的社会
郭于华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撼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也带来人们心态、精神的震动。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根据金融危机对自身的不同影响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调整消费行为，改变生活方式，采取社会行动，抑或因为没有对危机的切身感知而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都不免对身边和对岸发生的事情加以思考和判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金融危机的思考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应该将思考推进到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即对其社会后果与应对危机的政治选择加以探讨。
危机发生与走出危机的经济-社会逻辑
进行历史比较分析，即由这次金融危机联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进行对比思考是一条重要的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孙立平通过系列文章“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重读《光荣与梦想》（1）”、“谁种下了祸根？——重读《光荣与梦想》（2）”、“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重读《光荣与梦想》（3）”、“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重读《光荣与梦想》（4）”（见孙立平社会学博客；参见威廉.曼切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进行了这样一种思考，对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的缘起、过程与结束进行了结构与逻辑的分析，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果简要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思路：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影响和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将人们抛入难以预期和抵御的动荡之中。这样一段“艰难时世”让许多人“感到精神沮丧，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也不信任了”。由此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
经济危机使人们身受其害，但人们却不知祸从何来。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经济学提供的解释主要有凯恩斯主义的“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导致的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而在孙立平看来，尚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在“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的艰难过程中财富过度集中的畸形社会结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结构背景下出现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信贷危机和投机狂热酿成了一场大危机。
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方式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采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即“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罗斯福胜选总统及其执政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着眼于“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救助穷人而拯救经济，诸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等措施，从而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创造了度过危机的条件，而且通过改变社会制度重造了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通过比较罗斯福新政以社会重建复兴经济与希特勤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孙立平提出了对思考当下金融危机最具启发性的问题：为什么在面临“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的种种呼声中，受到冲击最大、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的美国并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恶果的警惕”。相形之下，面对经济困境，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中国会走向何方？中国社会又应如何构建更是令人焦灼迫人思考的问题。
孙立平近期对30年代大萧条和当前金融危机的探讨，打通了从经济现象到经济结构再到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包括人们的心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逻辑关联，拓展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空间和解释力度，这是极具社会现实意义与社会学学科发展意义的。不难理解，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事情都不可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获得解决，经济问题的后面必定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行为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类社会的问题。社会科学在经济危机面前应该有所承担和作为。
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
回到中国的现状来看，或许人们还没有充分而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一些人以一种事不关己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对待发端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更有甚者，一些自鸣得意的精英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说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而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也会寿终正寝，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将是正道、大道、世界各国的必由之道”；以一种“意淫世界文明”（王小波语）的姿态得意地声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世界”。殊不知，前面所说的罗斯福新政即用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具体制度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来拯救经济并非某些人所理解的与中国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一定要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须知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二者泾渭分明，正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一样。
正如孙立平具体分析的，19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走出危机的重要路径是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其具体政策至少包括 1、社会救济（如以工代赈，增加就业机会，保生存底线）；2、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建立覆盖个体生命历程的社会保障体系）；3、规范劳资关系（如依靠工会等社会组织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出台相关劳动法规）。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形成了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市场、就是耐用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从而完成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跨越。通过重建社会来拯救经济进而重建资本主义的意义在于，将一个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来保障的、可持续的现代资本主义。
如果以为美国走出当年大萧条或今日金融危机的出路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当然是民主政体加公民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和正在追求的。孙立平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更类似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与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内需不足、出口依赖型生产占比重较大、制造业衰退、企业倒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而且已形成最庞大的社会底层。
不难看出，面对当下的经济问题，中国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作为已经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并作为“世界工厂”且相当依赖于出口的中国经济，正在开始经历萧条的冬天——定单锐减、企业倒闭、就业下降、农民工大量返乡（他们还被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与法制不建全、缺少民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土壤、利益关系失衡与巨大的社会不公正都使得走出危机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难以实现。意识到可能不断加深和扩展的危机，真不知道那些以看别人热闹甚至幸灾乐祸为能事的人还有什么可高兴的。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不是市场至上的早期资本主义，而是经历了改革的后极权主义；不是走不下去的资本主义，而是难以持续的后社会主义。不难想象，回到改革前即退回计划经济、以强制方式干预经济、不顾及广大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利益，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其作用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鸩止渴。
功效至上还是公正优先
许多研究者发现，上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猖獗和30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恶魔”。这就是说，跳出经济危机泥沼的迫切要求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可能让位于实际的、功利性的需求， 一如俗话所说的“有奶便是娘”，管它这奶是狼奶还是毒奶。与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纳粹德国相比，虽然面临最为严峻的萧条形势却没有导致美国走向专制或极权，虽然经济危机引起的不满、绝望使得不少地方出现骚乱和暴力，虽然也不乏政客大呼小叫“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虽然也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主张，但是美国依然坚持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与制度，并通过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的政策帮助人们重振信心，以社会建设和制度变革走出危机。如果再向后看一点，以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带给美国人极大的震动、美国政府亦采取了一些颇具争议的措施，但基本上依然没有使之放弃自由民主的立场，即使出于安全的考虑，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是不可让渡。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角度来进行，正如徐贲所分析的：在美国，对秩序权威和现状的大面积不满可以通过更换政府得到疏解，更换政府的民主机制运作，于是成为防止出现暴力动乱的最根本方法。在美国，经济好的时候，成就不全归功于总统；经济不好的时候，总统自然也就不用成为众矢之的。对危机中的经济，美国人并不只是或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可以担负起帮助走出这一危机的共同政治责任，那就是改变他们的政府，从而改变政府的政策。只有当利益上的冲突不能在民主法治的体制中找到疏导、妥协、公正平衡的可能和正常渠道时，集体行动才会发生，并演变为暴力的动乱。（徐贲：经济危机会引起美国动乱吗？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3712）
在危机中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及其施行的新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也许只有他。人们听到他这样说：“ 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参加投票的公众感觉到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道德力量和精神动力看似距离实际措施和物质能力最远，但却成为解救危机最强大和持久的能量。这也能够从一个角度回答“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如何化解危机涉及政府选择何种政策取向的问题，这也是在绩效和理念之间权衡的过程。极权或专制政体的政府通常是强大的，而且非常有效——它有着极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用“举国体制”高效能地达到目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功效，就难免是为功利目的而违背价值理念，为权宜之计而牺牲长远福祉，为物质需要而毁坏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
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过程和逻辑时指出：正是其以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得以蛊惑人的心思，塑造了社会，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独、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他们拼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正是这些逐利的“群众 ”成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一章）。
吸取其他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当前的危机程度可能更甚于其他社会。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增长本身成了目的，整个社会无睱顾及高投资率、高污染、高耗能、外向型带来的危害，更顾不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由不公正导致的巨大贫富差距，形成内需不足和严重腐败等问题，当然构成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急功近利、功效至上的意味，很难真正成为走出经济危机、缓解社会冲突、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方善策。
借鉴美国从上个世纪大萧条中复兴的历史经验，中国应该把制度创新和社会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包括政策更多地的向底层倾斜；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赋予公民权利（包括民事权、政治权特别是社会权的公民权），进而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与利益博弈机制；同时认同普世价值，守住道德底线，建设精神文明，追求社会公正，以上述制度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平衡利益关系，缓和经济危机，化解社会冲突，真正构建起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应该是中国走出困境之路，也是真正的发展之路。在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转型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美国当年能够走出大萧条、通过重建社会再造了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社会建设来重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2009-1-3
载《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