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生存现状调查（王志清）
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生存现状调查
［摘要］胡尔沁说书是蒙古族传统说书艺术形式之一，主要流传于东蒙古地区。本调查报告记述了这一艺术样式的历史、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调查了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那木吉勒、杨铁龙的基本情况、生存环境与现状以及现在的说书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艺人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同时就该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相关的积极思考，期望通过此文引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载体——民间艺人的真正关怀。
［关键词］ 说书艺人；生存现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间称为蒙古贞地区）的胡尔沁说书作为蒙古族乌力格尔的一个类别申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中国近二十年的现代化变迁运动的事实证明，受国际国内诸多条件因素影响，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化，以口传身授为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失，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迫在眉睫。包括蒙古族乌力格尔在内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绝的险境。如何“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传承中的民间艺人是各类民间艺术形式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他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该类艺术形式的发展、流传和演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样应该构成田野作业的鲜活材料，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那么，有着八百多年胡尔沁说书历史的蒙古贞地区的说书现状如何？蒙古贞地区的胡尔沁说书艺人的现状如何？他们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带着以上的调查目的，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咨询当地民委和文化部门，了解到那木吉勒和杨铁龙是当地影响较大的胡尔沁说书艺人，也是当地文化部门的重点关心对象，于是将他们作为调查对象，在2006年1月15日～21日进行了七天的田野调查，先后走访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的那木吉勒和沙拉乡哈布气村的杨铁龙，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方式，主要调查了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基本情况、胡尔沁说唱情况、艺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现状。材料来源主要是艺人及其家人和周围邻里乡亲的口述材料，同时参考了李青松的专著《胡尔沁说书》。
一、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历史与现状
（一）胡尔沁说书历史概况
“胡尔”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拉奏乐器，汉译为“四弦胡”或“四耳胡”，简称“四胡”。“胡尔沁”多指手持四弦胡说书的艺人，“胡尔沁说书”是指在四弦胡伴奏下蒙古族说唱故事的曲艺艺术形式。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贞民俗历史实物”展览处收藏着一把从王府镇舍不歹村搜集来的已经作为文物珍藏的四弦胡，据文字介绍，这把四胡已传过多代胡尔沁艺人之手。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梨木做成的胡琴杆，按弦时触摸的位置已经磨损大半，只有一筷子左右厚了。这把作为文物的四胡可以证实，胡尔沁艺术在蒙古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贞地区历史上素有“歌的海洋”、“故事之乡”的美称。13世纪30年代，蒙古贞部落从土默特迁徙到阜新地区定居，发展半农半牧经济。几百年来，当地蒙古族人民把胡尔沁说书这一艺术形式作为心爱之物。胡尔沁说书艺人不断探索、提高本身的演唱技能，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需要。
英雄史诗的产生，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定型，英雄史诗的繁荣期，正是胡尔沁说书和朝尔沁说书的定型期（胡尔沁说书和朝尔沁说书区别只在用什么乐器伴奏，二者没有质的差异）。从说唱短篇史诗《镇压残暴黑龙王的故事》、《额尔古纳河的故事》、《陶锡巴拉图》，发展到长篇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传》和《成吉思汗传》，胡尔沁说书是随着短篇、长篇史诗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短、长篇史诗的定型而定型的。汉族明清小说（章回体）被翻译成蒙古文，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发展。蒙译古典小说的增多，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繁荣。胡尔沁说书中有些类似汉族古典小说的故事，并不是对汉族故事的简单翻译，而是模仿这些故事重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例如在蒙古贞及内蒙古广大地区流传甚广、享有盛誉的一部著作《唐书五传》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书五传》的作者恩可特古斯生活于清朝乾隆至嘉庆年间，他出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乡辉特浩绕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唐书五传》是一部以《隋唐演义》为根基和依据演绎而成的虚构作品。全书共分五卷：《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契僻传》、《羌胡传》（上、下册），共529回，212万字。该书深受蒙古族群众的欢迎，并不断转抄、外抄，再经胡尔沁说书艺人的说唱，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现在的艺人那木吉勒、杨铁龙说唱的主要传统曲目仍是《唐书五传》。《唐书五传》的问世，开辟了蒙文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先河，推动了胡尔沁说书的极大发展，使胡尔沁说书这一曲艺艺术形式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达三百多人，蒙古族聚居的村屯几乎都有胡尔沁，有的村屯甚至有几位胡尔沁。艺人常年走村串户，说唱乌力格尔。一年四季，蒙古贞地区琴声不断，歌声不绝。
胡尔沁说书对蒙古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因为胡尔沁说书是口头文学形式，所以很多神话传说、英雄史诗，都是由胡尔沁说书艺人口传心授流传至今的。可以说，目前当地挖掘整理出来的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从艺人口中得到的。（本文调查中的胡尔沁说书艺人杨铁龙就曾经协助县蒙语办公室搜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工作）。另外，胡尔沁说书的精华部分可供其他文学形式吸收，如传统的好来宝和新兴的多人好来宝都是在胡尔沁说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还有填补蒙古族戏曲空白的阜新蒙古剧，在它的音乐中，有不少唱腔和伴奏音乐是胡尔沁说书曲牌，有不少唱词和韵白吸收了胡尔沁说书的词牌。传统艺术作用于新的艺术，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很难产生。胡尔沁说书不仅推动了历史文化的发展，活跃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而且为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胡尔沁说书艺术仍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二）胡尔沁说书现状
目前，蒙古贞地区现有的胡尔沁艺人仅占历史上兴盛时期的1/10，他们的演出场次日益减少。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家庭影院等现代视听的传媒手段的日益普及，为人们闲暇时间的精神消费提供了诸多途径。现代传媒为民众提供了共时的参考体系，人们的社会关系突破了口承文艺的时空局限。从总体而言，整个口头文学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遭遇到“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挑战。胡尔沁说书艺人惨淡经营的现状应该是传统的文化交流形式在与现代视听艺术传播工具的抗衡中逐渐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是整个“悲情的民间文学”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2.胡尔沁说书艺术的衰落还与当地蒙古族语言流失、蒙古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密切相关。胡尔沁艺术的根基是建立在蒙古族语言基础上的，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胡尔沁说书这门艺术。在当地一些蒙古族家庭中，同在一片屋檐下的祖孙三代都出现了语言交流上的隔阂，祖辈们是纯正浓厚的蒙古语，孙儿辈则流利地讲着汉语。祖辈用生硬的汉语，孙儿辈吃力地用蒙古语进行代际之间的语言交流，这就是出现在当地非常普遍的语言文化现象。于是，胡尔沁说书的听众大多自然地集中在年过半百的蒙古族民众身上，并且以老年听众居多。而老人在家庭结构中所处的角色已经是被赡养的角色，很少能在经济上做主，听胡尔沁说书是要付一定报酬的。有些孝顺的子女们即使自己不太懂蒙古语，也会在为老人祝寿等集群性民俗活动上邀请艺人说书助兴，有的则不愿这样做。3.胡尔沁说书民俗功能的减弱。在历史上，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地位在民间是很高的，它不亚于过去在民间享有声誉的蒙医大夫。在人们心中，胡尔沁是个“福星”，被认为是能驱邪治病、免灾免祸、保人平安、带来幸福的神人。胡尔沁的说唱具备了一些在巫术仪式中能够起作用的信仰和象征功能，能给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听众带来心理上的镇定和精神上的寄托。在历史上，请胡尔沁说书的原因有三种：一是以纯娱乐性为目的；二是庆祝新房落成，为天地神灵助兴，祈求五畜兴旺、五谷丰登等；三是精神治疗久病不愈的病人。基于以上三种原因，胡尔沁有很高的身价。所以，在诸如乔迁、新房落成、孩子满月之时邀请胡尔沁说书也出于精神信仰层面上的需求。有的人家在这些重要场合即使自己听不懂说书内容也会邀请艺人说书，在很大程度上胡尔沁说书成了一种精神慰藉。
在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术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长期以来在自然状态下生存发展，并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保护和抢救。但是，目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门艺术已经丧失了以自然形态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的衡量标准来看，胡尔沁说书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积淀了丰厚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目前确实已处于濒危险境，应该是必须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尽快采取科学措施加以抢救和保护。
二、那木吉勒生存状况调查
（一）那木吉勒的学艺与师承、昔日从艺状况
那木吉勒，1963年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先天视力严重障碍，从14岁开始学习胡尔、学说书。在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历史上，残疾人占了相当的比例。那木吉勒七代的师承谱系上，失明者就占了五位。那木吉勒的师承谱系为该行业特殊的人员结构提供了一个例证。谈到学胡尔的动机，当父母的都是考虑到残疾的孩子不能正常劳作，就必须让孩子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很多家长选择了胡尔沁说书。大多数胡尔沁说书艺人或家庭是出自功利目的来从事这一艺术行业的。那木吉勒因为视力原因，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学胡尔了。他不认识蒙古文，略识汉字，但从小记忆力超强，这一点在现年75岁的齐品成老人那里得到了证明，他是那木吉勒小学时的班主任。学胡尔、学说书是个很艰苦、很复杂的事情，不仅要学会上百首的曲牌、曲调，还要背熟上千条的唱词唱段；不仅要记熟几部乃至几十部长篇中上千人物的姓名、官职、兵器和城郭的名称，还要有触景生情的表演技巧。那木吉勒主要听镇上瑞应寺的喇嘛诵书，借此先后向十余名喇嘛老师学习，其中从舍利高僧乌力吉那里受益最多。他的说书曲调主要采用寺庙音乐和民间器乐，可见受到了当地寺庙文化的巨大影响。1980年他参加县里组织的第一届胡尔沁艺人学习班，1982年拜著名胡尔沁康殿文为师。他努力钻研，现在成为蒙古贞地区较有名气的胡尔沁。他说唱的特点是：语言诗歌化、哲理化，寓意深刻，表达准确；把民间格言、谚语、笑话融为一体，结合故事情节交错运用，相互渗透。
从那木吉勒说书的师承关系来看，他是第六代传人。第一代是道义(1861～1920,双目失明)、第二代巴音嘎（1876～1945）、第三代德格吉尔呼（1926～1985）、第四代色勒贺扎布（1924～1988，双目失明）、第五代康殿文（1949～，双目失明）、第六代那木吉勒是1963年生人，视力有严重障碍，他的徒弟吴晓飞现年33岁，双目失明。胡尔沁艺人的传承都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学胡尔沁说书，除向师傅学胡尔、学曲牌唱词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向师傅学习故事情节的安排、“浓墨”与“淡彩”的技巧以及掌握音乐特点、适度运用等。在学好胡尔沁曲牌和故事的同时，还要跟师傅走乡串屯，具体到说书实地进行艺术实践，进一步掌握师傅的说法、唱法、拉法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法。胡尔沁说书艺人所演唱的曲目，不是平铺直叙的简单说讲，而是一种复杂的口头文学创作过程。胡尔沁说书是在原文学脚本的基础上，由艺人即兴演唱、见景生情创编而来的。因此，听众评价谁说的书中听谁说的书不中听，实际就是评价艺人对原故事脚本升华得如何，即兴演唱、见景生情的表演技巧如何，演奏技巧、音乐表现手段及语言表达能力如何，而不是在墨守原著平铺直叙上。那木吉勒在访谈过程中就对内蒙古奈曼旗的艺人将《东辽传》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说完的现象表示质疑，认为其说得太简单了。而四十个小时就说完一部《兴苏记》更是不可思议。大量的民间文学调查证明了民间一些高明的故事讲述者、说唱艺人，尤其是那些可以讲述几百则故事、演唱几百首曲目的说唱艺人，他们储存故事和说唱曲目，并不依赖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而是凭借掌握故事的结构章法，娴熟故事的程式与套路——如程式化的主题、情节结构、表述方式，以及对多年积累的大量“故事素”的灵活运用。讲述时，他们随时利用已经内化的知识，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听众不同的反应，对故事情节进行取舍、组合、优化和加工。“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学者洛德认为，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有名气的胡尔沁说书艺人对故事程式的掌握与运用就证实了这一点，观众对于艺人说唱孰优孰劣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木吉勒也以实践的演出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说得精彩，才能让人听得有味。
在调查中谈起昔日的从艺情况，那木吉勒语气中充满了感叹。1982～1998年的十几年间，他走遍了蒙古贞所有的蒙古族村落，而且远至吉林的前郭尔勒斯、内蒙古的库仑旗和科左中旗说书，日平均收入10～15元，按当时的物价来衡量，收入是不错的。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
（二）那木吉勒生活现状
那木吉勒有兄弟四人，姐妹二人，目前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主要由他承担赡养义务，曾经有过短暂婚史，目前独身。家庭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家里的农业收入。父母都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拄双拐才能勉强出入。视力严重障碍的那木吉勒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从2000年以来，胡尔沁说书明显走下坡路了，每年大概只能屈指可数地演出五六回，并且给老人祝寿的场次较多，也有庆祝乔迁之喜和孩子满月的，不过比例很小。
惨淡经营中的那木吉勒不甘寂寞，始终想把心爱的事业和良好的职业收入结合起来，一直没有放弃推广胡尔沁说书的努力。80年代，他曾经为阜新市电台录制过《唐书五传》等书目，得到过稿费。近年他也提出录制其他书目的请求，而电台方面要求有赞助单位提供经费才同意录制和播放节目，他因为联系不到赞助单位只好放弃了和电台合作的打算。他个人和出版部门联系，投资1000元出版了一套光碟，至今没有收回投资。那木吉勒认为文化市场管理不规范、盗版现象猖獗是亏损的主要原因，而笔者曾经走访过当地几家能出售蒙古语歌曲的音像店，胡尔沁说书的光碟无人问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谈及和当地文化部门的关系，那木吉勒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民间艺人就好像“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里的毛驴，有人使用无人喂料”。平时无人过问，每逢上级部门检查民间文艺的时候，群众文化馆、文化局等部门就会召集民间艺人组织汇报演出等，有时还给点微薄报酬，够往返的路费，有时一个子儿都没有。农忙时节出去演出一次，从经济上考虑真是得不偿失。那木吉勒又提到了当地关于胡尔沁艺人的评价有“学胡尔不如学偷儿”的说法。每个胡尔沁艺人对艺术都有执著的精神追求，而微薄的收入与其精力投入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对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仍然乐此不疲的艺人，很容易被人们看做傻子、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民间俗语以其别样的真实和深刻为胡尔沁说书艺人贫困潦倒的生存现状作了形象的概括。
在本次调查的准备过程中，笔者已经从其邻居处了解到那木吉勒近期开始从事算命的活动，笔者在该村问路时还被人误认为是来找那木吉勒询问良辰吉日的顾客。当笔者向那木吉勒问及该方面的情况时，他显得顾虑重重，一再解释自己仅仅是局限于给人家看看好日子，坚决不算命。随着访谈的深入，他说有顾虑是因为对我们这样有官方身份的人谈论迷信这种事情可能会招来麻烦。在另一个胡尔沁说书艺人杨铁龙处得知，那木吉勒只是看良辰吉日，因为单纯看日子没有什么风险。选择算命行业，这是在民间说唱艺术失去市场时，传承艺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与文化适应。
调查过程中，那木吉勒穿上了蒙古袍说唱了一段当地的《关帝颂》，笔者问及为什么没戴帽子时，那木吉勒的母亲作了一番解释。这身袍子还是那木吉勒应邀参加全国乌力格尔大赛时，招束沟乡加油站的吴老板赞助的。从布料选裁到制作用了500元，而精致地做一顶帽子还需要200元呢，那木吉勒听说通辽地区50元就能买到，就打算在参加比赛时去买，不料去了那里才发现，那里的帽子也是200元左右，就只好放弃了买帽子的打算。
谈到说书的师承关系时，那木吉勒语气很坚决地表示，虽然本人非常热爱说书艺术，但不会再传授给徒弟，因为自己贫困潦倒，连喝粥都困难，不能误人子弟。当笔者询问为什么又招收了徒弟吴晓飞时，他解释说，吴有一门出色的按摩技术，已经在城市里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学胡尔沁说书是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凭兴趣学习的。笔者就此作了个比喻，说书就像喝茶，应该在饭后饮茶，不应该在没有获得谋生本领的时候以茶当饭。那木吉勒也幽默地说，他就是喝减肥茶上瘾了，戒不掉了，现在瘦得家徒四壁了。
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能否建立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给予持久的生活资助的机制表示密切关注，说如果政府给了生活补助，他将不遗余力、倾其所学传授后人。但他对这次活动是否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运动也表示了怀疑和担忧。对于自己贫困的生存现状，他说，历来在说书艺人中间就有这样的传统说法，就是“愁事多多胡尔沁”。因为听众来自四面八方，有三教九流，其中就会有非常有福气的人，会把艺人的福气带走。所以，说书艺人大多都贫困潦倒。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说书艺人在困境中自我支撑的精神安慰。
三、杨铁龙生存状况调查
（一）杨铁龙学艺与师承、昔日从艺情况
杨铁龙，1965年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喇嘛沟路头大巴屯。1987年与妻子白秀英结婚，1991年作为入赘女婿落户到沙拉乡哈布气村，现在儿子杨阳是县蒙古族实验中学高一的学生，女儿白莹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杨铁龙先后在阜新市蒙语电台录制了《罗强》、《罗通扫北》、《罗清明征西》等书目。
他全家目前居住在岳父家的一间门房里。杨铁龙的父亲玛哈（1920～1994），是当地有名的胡尔沁说书艺人，所唱的代表书目为《罗通扫北》。杨铁龙自幼向其父亲学书，当时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杨铁龙说，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了解民间艺人的生存艰辛，所以坚决不让儿子从事该行业，父亲不想让子承父业的做法有着对现实因素的考虑。笔者在本次调查中走访了多个蒙古族村屯，从很多老人的口述材料中了解到了历代胡尔沁说书艺人都是贫困潦倒的，色勒贺扎布（也就是那木吉勒师承谱系上的第四代艺人）的家乡就是笔者家乡附近的良观营子村，据笔者父亲王铁龙介绍，该艺人一生贫穷，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景气。从玛哈、色勒贺扎布等上一辈艺人的生存状况可以了解到“愁事多多胡尔沁”的说法有很深刻的现实根源。当笔者向杨铁龙提及此说法时，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杨铁龙学艺时，是趁父亲不在，偷偷摸摸地摆弄父亲的四胡。后来从9岁开始在收音机上收听内蒙古、呼盟、哲盟、锡盟电台的蒙古语说书节目自学。主要听到了布仁巴雅尔、特木热、海忠哲、李双喜、额日顿珠日和、海宝、西日布、宝音、白梭等著名艺人的说唱。他用录音机录下曲牌和唱词，自己反复琢磨。曲牌《龙虎斗》整整学了一年，学会了《龙虎斗》，学习其他曲牌就如鱼得水、轻松自如了。他的说唱特点近似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胡尔沁的说唱法，以唱为主，以叙为辅，文采浓郁，抒情性强。杨铁龙1985年从阜新县蒙古族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佛寺镇韩起祥组织的民间剧团，月工资30元，一年后被父亲强行领回了家。父亲斥责其不务正业，训斥的话语当中当然也有“学胡尔不如学偷儿”的当地俗语，杨铁龙至今记忆犹新。
杨铁龙现在的徒弟叫宫天柱，1978年生人，红帽子乡好四村人，粮农。因为杨铁龙是高中毕业生，又从事过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对胡尔沁说书这门艺术的存在和传承意义有着高度认识。他希望说书艺术后继有人，一直寻觅有潜力的接班人，宫天柱是他找到的。而民间艺人生存的艰辛状况使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承父业，殷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平时儿子杨阳想学胡尔时，杨铁龙都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这样一种复杂的行为反映了艺人贫困潦倒的生存现状与艺术追求杂糅在一起的矛盾心态。
1986年，县蒙古语办公室主任包恩可、县民委主任吴绍忠在佛寺镇开展扶贫工作时，打听到杨铁龙有胡尔沁说书的特长，经过测试临时抽调他到县蒙古语办公室工作。1987～1991年期间，杨铁龙从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下乡工作期间开始了胡尔沁说书，当时是义务演出，演出报酬由县蒙古语办公室承担，工作之余可以进行个人演出，这对于杨铁龙提高说书水平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离开蒙古语办公室后，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他成了一名流动艺人。1993年至1995年期间，县蒙古语办公室主任包恩可组织蒙古语文艺小分队，每年农闲之余就下乡演出，一共走了17个乡，每年收入几千元。1996年以后演出市场每况愈下，这和蒙古语环境的变迁有很大关系，听众都集中在50岁以上的蒙古族人，而蒙古族的年轻人几乎听不懂说唱内容了。在演出过程中为了适应听众需求，得采用蒙汉互译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杨铁龙本人并不喜欢，所以他很少再下乡演出了。这期间，他曾到县里的蒙古贞宾馆说书打工，但收入微薄。
（二）杨铁龙生活现状
杨铁龙现在居住的村落生产煤炭，村里男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是去个体煤矿挖煤，每月的收入在千元左右。不从事该行业的家庭在这百余户的村落里仅有四五家，除杨铁龙家以外其余几家或者是经营商店，或者是搞运输，不必为了谋生去干挖煤之类的辛苦活。这个村落总体上来说经济比较富裕，但是文化教育相对落后，鼓励孩子求学的风气淡薄。和杨阳同龄的孩子只有他一个人在读高中。杨铁龙的妻子对笔者说，我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博士生，此次调查对她的影响意义重大，使她认识到丈夫孜孜不倦地追求的说书艺术是有用的，最起码来说，一个北京来的博士走进了她家的农家小院，而不是走进其他因挖煤而富裕的人家，她心理上感到非常满足，知道对丈夫从事的事业应该支持，而且丈夫执著的精神也让她钦佩，但这种事业追求和职业收入不能很好地结合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她很羡慕笔者将学业、职业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她还和笔者谈起，1989年还在县蒙古语办公室工作的杨铁龙有一个去通辽艺术学校求学深造的机会，只是因为当时孩子刚出生以及资金不足等原因就放弃了。关于儿子杨阳是否学胡尔，她说等儿子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和社会地位后作为业余爱好可以学。并且又强调，无论笔者本次调查的学术目的如何，对于他们家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杨铁龙家庭目前的主要收入是农业收入，一共有八亩左右的田地，收入非常有限。胡尔沁说书演出次数很少，并且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为老人祝寿的场合。有时配合县蒙古语办公室进行党的政策宣传，在这期间个人进行传统书目的说唱。但是一提到要索取报酬时，邀请的人就变得寥寥无几了。有时演出完毕后还遇到赊欠的情况，其实就是变相赖账了。杨铁龙谈起近年的演出情况时不断地叹息。当笔者提到孩子上学花销不少，并且他和盲人胡尔沁说书艺人情况不同，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余地，他为什么不去从事挖煤行业时，杨铁龙指着悬挂在屋子西墙壁上的四胡说：“愁事多多胡尔沁，我这一生已经离不开它了。每当我拉起四胡，忧伤与辛酸就全部融入了我的胡尔，在琴声中我确实体味了精神天堂般的快乐，而现实世界中艺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辛。我现在理解了同是艺人的父亲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对我学胡尔了。”我又一次听到了“愁事多多胡尔沁”这句俗语，引用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音乐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和小说《我的兄弟姐妹》中的“只要音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灵魂就不会感到寂寞”，可以说是对“愁事多多胡尔沁”这一俗语的另一种解释。
谈到和文化部门的关系，杨铁龙露出了和那木吉勒一样无奈的表情。杨铁龙说，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检查和2005年7月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来阜新调研时，正值农忙季节，义务演出不算，家里为了不误农时，只好雇人拔地。往返一次，经济上真是得不偿失。所有的胡尔沁艺人遇到的情形是类似的。以上情况都说明，官方没有充分尊重艺人的辛勤劳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抢”不“救”，应该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观念认识的误区和工作方式的失误。如何解决“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这是通过本次田野调查、聆听民间真实的声音后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关于胡尔沁说书艺术的出路问题，杨铁龙说，内蒙古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成立了“内蒙古说书家协会”，为弘扬传统艺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2年，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查干湖民俗旅游节，胡尔沁说书从炕头文学转向了舞台演出。这些做法都值得蒙古贞当地政府部门借鉴。杨铁龙个人也在积极努力地开拓文化市场，和市蒙古语电台合作出版了两套光碟，但发行量不容乐观。他很想趁着年轻、嗓子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把二十年的说唱精华录制成音像档案，先后找过当地的民委和文化局，各部门领导都以资金不足为由当面回绝。对于国家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他很振奋，认为民间艺术应该迎来了一个春天。
在调查结束时，杨铁龙取下了西墙上的四胡，精心擦去上面的尘土，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他穿上了蒙古袍，带上了帽子，这套行头是应邀参加全国乌力格尔大赛时，县民委为了演出需要为他订做的。他认真地拉唱了蒙古贞地区的一曲民歌《四季歌》，并且说迎接春天的颂词是献给尊贵的客人（指笔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
三、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的思考
（一）关心和改善艺人生活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认识高度出发，一直在为胡尔沁说书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作着努力。1980年4月,县民委、蒙古语文办公室、文化局联合举办第一届胡尔沁说书艺人学习班，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余届。但这毕竟是地方政府的一己之力，没有全社会自上而下全面的支持，没有文化政策提供保障，合理、科学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机制仍建立不起来。
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有一个包括胡尔沁说书艺术在内的民间文化艺术如何生存、如何重新认识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自身的文化价值的理论认识问题。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了我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整体上的价值确认危机。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现代化，将传统看成是现代的对立面，这种认识对所有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都形成了很大的文化压力。从理论上应该确立“传统艺术是所有现代艺术得以存在的前提”这样的认识。地方化的艺术是世界性艺术存在的前提，没有地方性艺术就不可能有世界性艺术。而任何艺术如果得不到本土民众的喜爱就不可能得到世界的认同与理解。只有形成这样的共识，才能消除近年来人为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的对立和紧张关系，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当下才有体面的生存空间，才能充分确认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改善民间艺人目前的生活窘况，给予民间艺人一定的物质待遇，才能使他们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成为该门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人。有了政策提供的生活保障，这些传统民间艺术的传人就有了继承该艺术门类丰厚传统的主动性和文化自觉，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才有可能以艺术的方式生存。改善民间艺人的生活窘况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当务之急。
从那木吉勒和杨铁龙目前的生活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关心胡尔沁说书艺人的生存状况，这也是笔者通过田野个案调查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单纯地依靠说书艺人个人虔诚的艺术信仰支撑该艺术形式的发展和传承是不现实的，没有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们能说唱多久是个未知数。在对生活压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生活窘境中，他们是否还有再度创作的精力？艺人们的现状必然影响后人对这门传统艺术的继承，直接关系到这门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及时、科学的保护措施，也许杨铁龙等人的琴声将会成为蒙古贞土地上四胡的绝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主管部门应该根据专家的意见，一发现有价值的文化项目，就应该经过论证确立重点保护项目，提供给有贡献和有重要价值的民间艺人相应的资金，例如给予那木吉勒等胡尔沁说书艺人以一定的生活资助，让“愁事多多的胡尔沁”减少一些后顾之忧，安心地做好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二）保护艺人生活的艺术环境
关于艺人生活的艺术环境，胡尔沁说书的听众基础很重要，这不仅可以刺激艺人们的说唱和再创造，促进说书艺术的发展，同时可以培养新的接班人，继续传承说书艺术。在一个没有听众和说唱氛围的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是没有掌声的孤独，市场崩溃会进一步加剧该类文化持有者文化自信的丧失。胡尔沁说书是以人的身体记忆为载体传承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有魅力之处。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情感的表达方式。保护与传承该艺术形式就是要通过人的继承将这种说书艺术传承下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文化意义的传承。因此，保护艺人生活的艺术环境，培养新一代的说书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继承和保护濒危的民间文化艺术的关键所在。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贫困潦倒的生存现状会对艺人本人的观念和说书艺术的传承产生怎样的不良影响？如何做到既让艺人生活条件不太艰难，又让他的艺术之根不脱离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从而保持说书艺术在听众中的影响力，让该门类艺术继续传承？总之，保护艺人生活的艺术环境，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应该注意并设法妥善处理的严肃问题。
制定出既符合市场规律又符合艺术规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案提供给当地政府部门，让公共财政的投入能够产生实效，让艺人有自觉传承该门类艺术的动力，这是对当地文化部门提出的要求。
蒙古贞当地政府是一个连教育经费都捉襟见肘的贫困县，不能指望它们有足够的经费用于文化保护，而且一个讲效率的政府也不会以低效益的方式投入濒危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继承与保护之中。我们亟待探索与建立一整套适宜于整个社会向市场转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继承和保护获得制度性的保证和文化政策的支持。胡尔沁说书已经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体到继承、抢救和保护的途径，笔者认为有几种模式可供选择：1.可以采取艺人与当地艺术博物馆融为一体的方式，在介绍文物四胡时配合说书艺人的现场说唱；2.与当地瑞应寺等民俗旅游节活动结合，采取与胡尔沁说书艺术相互结合、相互支撑的生存方式；3.培育观众，同时当地政府对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这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科学运作，胡尔沁说书应该能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期望“愁事多多胡尔沁”这句俗语仅仅成为描述说书艺人历史的特定词汇。整个口头文学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是否必然面临没落的命运，这还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命题。改善了艺人的生活状况，保护了艺人的艺术生活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应该成为传统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成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