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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经常在民众中间游走，是最懂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田野伦理一定在时间和实践上存在程度差别，比如一个北京的学者，其实每年呆在田野的机会不是很多，时间上不够；而是跟研究对象交朋友，比如地方学者，可能经常和他们一起喝酒，这种朋友是日常朋友，但是外地学者跑过去多半是非日常朋友，日常朋友之间聊的东西和非日常朋友之间聊的东西肯定有很大差别。
比如我们去甘肃岷县，一定会去找张老师，张老师就算是我们的非日常朋友，张老师再介绍他的日常的朋友，也就是当地老百姓给我们，其实这中间又隔了一层。
田野中一定有一个“报道者”，他是我们进入的关键，也可以说很多时候，“他”是以一种身份在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生活的，如果对这样一些地方学术“人”进行专门的研究，没准是今天田野理论的突破。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后田野干脆直接研究张老师，但是从张老师的视角和张老师对他周遭生活世界、关系圈子的研究中没准可以发现当不同的学术“势力”（“强度”）介入一个田野时，在田野研究上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
比如民俗学的研究，就十分重视和传承人以及文化馆员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学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往往忽略掉了，后现代民族志讲究把研究者完整的呈现出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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