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钧：揭开贵州少数民族的神秘面纱
中国民族报 2013年3月22日
□ 许晓明
关于陈国钧，在1988年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词典》一书里只有寥寥数笔：“陈国钧，身世不详，民俗学家。编著有《贵州苗夷歌谣》（1942）、《台湾土著社会婚丧制度》（1961）、《台湾土著社会生育习俗》（1963）、《台湾土著社会始祖传说》（1964）”。2004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丛书”，将陈国钧和他的老师兼同事吴泽霖共同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收录其中。当代人类学者王建民在该书的导读中给予充分的评价，认为“直至今天，本书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依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毫无疑问，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学术价值将会更进一步显示出来。”的确，相比近代众多成果丰硕的西南民族研究学者，陈国钧似乎微不足道，因其研究仅限于贵州的少数民族部分；然而，如此“区区成果”，在民国初印时，“没多久就送售一空”，直至今日依旧被学界反复引用和提及。这也许才是做学问最应该达到的成就吧。
陈国钧，生于1915年，浙江诸暨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后赴荷兰社会学院学习。回国后供职于上海大夏大学。系统的学术训练，为他从事民族调查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底子。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至贵州贵阳。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的王伯群鼓励“提高学术研究”，于1938年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次年改为“社会研究部”，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任主任，陈国钧担任副手。社会研究部重视西南研究，尤其关注当时占贵州人口比率高达40%的苗、仲（壮族支系）、夷（布依族）、水、僮（即壮族）、侗等“苗夷”族群的调查与研究。如王伯群所言“吾大夏迁黔以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最为重要”。
从1938年春天开始，吴泽霖、陈国钧等组织大夏大学社会系的师生，分赴黔东南、黔南及北盘江一带苗族、布依族聚居的县份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餐风宿露，博采周咨”，对苗、布依族的族源、人口、分布、语言、习俗、信仰、教育等进行详实细致的调查，形成系列调查报告，同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丛刊，拍摄数百帧相片及收集各种文物达2000余件。其中的田野调查报告部分主要由陈国钧执笔，达到20余篇。内容涉及苗、布依族的地理分布、创世神话、饮食习俗、岁时习俗、人生礼俗、宗教信仰、建筑等方面。为后人了解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吴泽霖与陈国钧在《贵州苗夷社会》一书序言中写到，当时，苗、布依族在内地汉族人心目中“仍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观念，对于他们有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甚至有许多不近人情的诬蔑。”。但“笔者向来对苗夷族丝毫不存歧视的观感”，“笔者年来深入苗夷区域实地调查，对苗夷族时常接近，深觉他们有许多瑰异的特质，实在难能可贵”。对于少数民族同胞，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陈国钧显示出足够的尊重。他在《苗族妇女的特质》一文中谈到：“苗夷妇女一般体格都很强健，而且性情也很好，绝无有恶劣的嗜好与德性，她们实较男子优异得多，使她们在家庭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杀牛祭祖”，是黔东南苗、布依、壮族的特色习俗。陈国钧在《苗族吃牯脏的风俗》一文里，以个案方式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内容涉及仪式的时间、空间、过程、人物、游艺、交际等情况，体现其良好的田野作业功底。苗族的“放蛊”之术，外族人谈虎色变。而陈国钧通过调查后，谨慎地作出至今依旧有闪光点的判断：“不过这种中毒，是否真正的所谓‘中蛊’，还是一般卫生状况下的偶然中毒，我们实在没有科学的根基加以决定。我们深希望医学家能在这方面做一番工夫，使我们能切实的了解这‘中蛊’的谜。”
“大夏大夏，革命前锋，使命何崇隆；唤起民众，复兴民族。”大夏大学校歌中体现的经世济用精神，即使在纷乱的战争年代也依然能在陈国钧等大夏大学师生身上彰显。作为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一员和一名教育工作者，陈国钧除了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更思考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以促进国家认同。他认为“以往边疆苗夷教育不普及，至今汉苗夷间，仍未能整个挤于同一步调”，“故本省苗夷教育之推进，实为当前要务”。对于民族地区的教育，他提出就地选择师资、实行专项拨款、取缔国外在民族地区办学校等建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考虑到其特殊性。在教材方面，“取材要多用苗夷的风俗习惯内的事实”；在教育语言上，应该“善用苗夷固有语言，以灌输时代知识”。他还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特质提出多项建议，如无种族的偏见、教师最好能讲少数民族语言、女教师要衣着朴素等。这些建议，对今天民族地区教育的推行，仍旧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