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霞：《好客的东道主：旅游人类学“主-客”范式反思 》
(2013-03-26 08: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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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霞博士在第二届旅游高峰论坛上为格拉本教授做翻译
本文为 2012成都·“好客中国”第二届旅游高峰论坛·主题论文
［摘 要］在中国现代旅游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主-客”关系的文献梳理，在此基础上反思旅游人类学的“好客”研究，认为中国主客关系中传统的文化逻辑，尤其是其蕴含的主次逻辑、辩证主客关系（如主动的东道主）等将为拓展、批判旅游人类学“主-客”范式提供新的结构关系及柔韧性，当然也包括“主”“客”内在维度的丰富性。
［关键词］好客；“主-客”范式 ；传统逻辑； 反思
［作者简介］
李春霞，女，博士，彝族，四川攀枝花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旅游高峰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Hospitable Host: Reflections on the HostGuest
Paradigm in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LI Chun-xi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tourism of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traditional host-guest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on this basis reflects on studies on hospitality in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logics in the host-guest relationship of China, especially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ogic as well as the dialectical host-guest relationship embodied in it, will offer new research structure to expand and criticize the host-guest paradigm and add richness and variety to connotation and inner structure of host or guest.
Key Words: hospitality; host-guest paradigm; traditional logic; reflection
一、旅游人类学的“主-客”范式
好客（hospitality）是旅游人类学“主-客”范式（host–guest paradigm）中的关键问题，也是量化型旅游研究中重要的调研和分析参数。2012年5月19日，在中国四川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召开的中国第二届旅游高峰论坛“好客中国：旅游与游客”会议上，格拉本教授（Nelson Graburn）梳理了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hospitality后才发现，hospitality 译作“好客”遮蔽了旅游人类学关注hospitality的深意和取向，这其实是在现代旅游语境中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reciprocity这一社会、文化研究基本范畴的理论推进。也就是说，旅游人类学的hospitality研究绝不拘泥于旅游中的“好客”，而是在关注整个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关系。本文则仅就旅游语境中的“好客”来讨论。
“主-客”范式自1978年史密斯（V.L. Smith）在《主与客：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中提出后，日渐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当然批评也不绝于耳。达莲娜·麦克诺顿（Darlene McNaughton）通过对印度南部一个国际旅游中心手工制品商贩、游客和地主之间关系的充分民族志分析，讨论了“主-客框架”的不足，他们说明外来者身份（outsider status）是如何被假定为主人。同时，“主-客框架”使人自然想到温暖的、好客的，以及对特定好客性的社会历史观念。这种乐观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暴力在旅游业中的表现，即创造新的不平等，转换传统的社会结构。主-客的范式预设了研究者的眼光，预设了研究者分析发生在旅游业中种种互动和遭遇的框架。印度诸多景点游客中心无处不在的手工艺品商贩数量庞大，与游客的接触如此之多，但此前的研究中，他们均被纳入“东道主”的范畴，尽管他们在当地被极度边缘化，“主-客”框架遮蔽了这些手工艺品商贩日常的经验，他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尤其是不受原住民的欢迎。因此批评者认为，“主-客”框架暗含的欢迎和好客性，通常潜在地将旅游业第一线种种高度剥削的关系和互动 “去政治化”。批评者呼吁转换范式，认为此前对“主-客”框架的种种批评，如“主-客”之间的转换，或相互扮演都不足以颠覆“主-客”模式，强调在对旅游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中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存在模式而不是固有的类别。［1］
这种批评在国内本来就极少的好客研究中是缺失的。在中国知网（CNKI）上相关的论文不超过10篇，并明显契合旅游研究中本已存在的两大研究阵营：偏倚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的旅游研究（倚重于量化研究）和偏倚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的旅游研究（倚重质化研究）。李天元和向招明提到2004年12月国内部分学者与来自芬兰和澳洲的同行会聚云南大学就“好客精神”开展研讨，据称为国内首例，他们提出好客精神作为个体性的待客心态和社会性的友好氛围, 最终需要由当事主体以某些方式加以反映和展现。［2］以“真实性”研究著称的王宁则用“好客”来界定一种可展露“互动本真性”的新兴旅游类型：以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本真接触为目的的旅游，即好客旅游，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旅游形式: 游客加入到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本地家庭和社区中去, 以便对本地人的生活获得一种参与性的深度了解, 并通过与本地东道主的互动而获得一种地地道道的好客文化体验。本真性的体验, 不是通过被动的凝视、鉴别和发现, 而是通过游客与东道主的互动。在这种旅游中, 互动本真性成为旅游者主要的关注，做客( 或好客) 旅游者和观光者寻求不同类型的本真性。而游客的参与和东道主的合作构成互动本真性得以产生的条件。［3］李正欢在王宁的基础上补充了西方旅游业“好客”研究的更多细节，其中对西方不同传统中的“主-客”关系，包括对待“陌生人-客人”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多克西（Doxey）的愤怒指数模型（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来访便会逐渐经历融洽阶段-冷漠阶段-恼怒阶段-对抗阶段的演变）尤具启发性。［4］量化研究中“好客度”也是个尤为重要的研究元素，这类研究非常多。如马红丽通过大量数据来对入境游客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旅游动机、停留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断面上对入境旅游居民好客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以上变量对好客度的影响显著。［5］
达莲娜的建议看起来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把“主-客”关系抽象到“社会”关系，以便我们把眼光投向“主-客”之外的其他关系类型，如二分的关系类型，如“舞台”范式下的“演员-观众”，“差序格局”语境中的“自己人-陌生人”，“地方性”语境中的“本地人-外地人”，“旅行”语境中的“途中人-居家人”，“欠规范消费”（宰客/黑店）语境下的“猎手-猎物”；如三分的关系类型：如达莲娜论文中提到的“游客-游商-地主”，以及“游客-中介（旅游业从业人员）-东道主”等。当然达莲娜的“社会关系”框架只有放在这些社会关系发生的空间：地方（旅游目的地）里才有意义，正如量化研究中的“好客度”必须要在一个整合圆融而非分割的“家园”中才有意义一样。［6］
以上的讨论如何在中国有意义呢？首先需要回头看看中国的“主-客”传统。
二、传统中国的“主-客”逻辑
回溯“主”，“客”以及“主-客”等字词的本义或是整理传统中国“主-客”逻辑的简要之法。《说文解字》（清代陈昌治刻本）：“主”（现有最早字形是小篆“”）为镫中火主也。其形甚微而明照一室。引申假借为臣主，宾主之主。而《康熙字典》对“主”的释义主要有（按原有顺序）：君也；大夫之臣，称其大夫曰主；天子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诸侯不自主婚，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宾之对也；宰也，守也，宗也；神主；姓。本文“主”、“客”和“主客”三字的释义均检索自“汉典”：http://www.zdic.net/［2012-03-18］.
《说文解字》：“客”（现有最早字形是金文“”）寄也，字从各。各，异词也。故自此托彼曰客。引伸之曰宾客。宾，所敬也。论语。寝不尸。居不客。谓生不可似死。主不可似客也。今本误作不容。从宀。所托也。《康熙字典》：《说文》寄也。从宀各声。释义主要有：（1）宾客；（2）主客，《礼·郊特牲》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又凡自外至者皆曰客。《易·需卦》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又外亦曰客。《易·系辞》重门击柝，以待暴客；（3）姓。
“主客”在“汉典”网检索到的主要释义有：官名；主人与宾客；接待宾客；货主与顾客；主顾；主要的客人；主要与次要；（军事）作战双方；文章的章法之一。
综上，在传统语境中的“主-客”关系有以下特点：
1.“主-客”关系首先是在“主次”逻辑的基础上被认知的
这一点与英语国家的“host-guest”不同。Host、hospital、hotel、guest这些词是同源的，首先“host”本意就是陌生人/客人进入区域的领主，接待客人的人（“lord of strangers”或“person who receives guests”），他们的同源词“hospital”指 穷人的庇护所（shelter for the needy），“hotel”是公共的官方住所（public official residence）。其“主-客”（host-guest）关系从其源头就是在“接待”的语境中展开的。
而中国传统的“主-客”则只是在“主次”逻辑中拓展出的“主人-客人”关系，因而会有“客随主便”的常识。虽然主人有严格的待客礼数，但从礼仪上讲，主人是比客人更重要的，因为某人是否为客人需要主人来认定，否则就是“不速（邀请）之客”《易·需卦》：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即便是不速之客来了也要由主人决定对他们的态度（敬或不敬）。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礼仪“士冠礼”中有三个重要的仪式环节与宾客有关，即戒宾（广泛通知僚友）、筮宾（通过占卜选定恰当的正宾，为行冠礼时主持加冠）、宿宾（专门通知正宾冠礼的时间）。客人的地位是主人经过自己慎重选择后赋予的。冠礼当日，当主人带领正宾进入宗庙门前有“三让”之礼，主人请客人先上台阶，但客人必须推辞，如此三次后，主人先上台阶，客人跟着，但不能走到主人前面。
“主次”逻辑源自“君臣”关系，《康熙字典》中“主”的第一个释义便是“君”，这与“主”本义（灯芯）是一脉相承的。故，天子（君）超越由“主次”关系拓展出的“主人和客人”关系，即“主人-客人”（host-guest的接待关系）无法将天子囊括在内，所谓“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礼·郊特牲》）（对天子及天子的使者不能以待客之礼，因为天下人都只是天子的臣民或客人）。
这也是“反客为主”（一种不恰当的僭越行为）成为常识的原因，这一常识沿袭着“主-客”的“主次”逻辑。
2.“主人-客人”关系以“主人”为基点
主人通过邀请，或践行“礼尚往来”等礼节与某人形成了“主人-客人”关系。宾、客（寄）与“家”都从“宀”（mián），与家室房屋有关。《礼记·曲礼》中有关“主-客”的礼仪均发生在主人的家屋宗庙，或君主宫殿等建筑物里。故，“客人”的礼仪中有较多关于如何避开禁忌区（家庭隐秘之所）的，如《礼记·曲礼》：
（客）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旅游业中常用的“宾至如归”实际上也是表达了“主人”的主导地位。这个成语来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弱小的郑国使者子产向强大的晋国进贡，而晋平公找借口没有接见。于是子产把驿馆的围墙拆了，晋平公派大夫士文伯问责，子产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矮小的宫室，却修建高大的驿馆接待诸侯，并热情周到招待宾客，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可现在恰好相反。希望平公能安排我们送礼物，这样我们愿意修好围墙再回去。晋平公听后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宴请，给了丰厚的回赠，并下令重新建造驿馆。可见，有德行的好“主”给予进贡弱国的礼遇：“宾至如归”蕴含着权力和伦理关系。
3.“主-客”关系中功利的辩证法
“主-客”关系不仅仅因其本源性的“主次”逻辑而远远超越了讲究仪轨的“主人-客人”关系，也在诸如趋利避害的传统术数领域发展、践行着自己独特的功利辩证法。
在被称为帝王之术（据说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此后又多用于国事、用兵）或《易经》最高层预测术的《奇门遁甲》中有“主客论”，在一种变化莫测的不定之象中挥洒驾驭“主-客”关系的自由，“如此时利主，我即为主，此时利客，我即为客，或以进为客、不进为主，在我一心，不可执一为客、为主，任我可也”。诸葛亮，等，著.《金函玉镜奇门遁甲秘笈全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因此，以是否利“我”为前提，确定我是主还是客。如果是主，则通常是后动（而不是先动），静（而非动），后声（而非先声），阳（而非阴）等。在交战中，天时地利如果“利客”则“先耀武扬威放炮呐喊”为宜，如果“主”的位置于我才是最好的，则“偃旗息鼓禁声而敌埋伏取胜”为宜。
这种智慧（主-客辩证）也使得“东道主”一词出现在中文里。“东道主”源自《左传·僖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历史故事，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和秦穆公的联军包围了郑国国都。郑文公向老臣烛之武请教。当夜烛之武乘黑私见秦穆公。由于晋、秦两个大国之间本不和谐，常明争暗斗。烛之武便利用他们的矛盾，对秦穆公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秦穆公终被说服，单方面跟郑国签订了和约，晋文公无奈，也只得退兵了。
因秦国在西，郑国在东，所以郑国对秦国来说自称“东道主”。这个“东道主”实际是权力制衡下的产物，于秦国而言，这个东道主的实际身份是徒有“主”虚名的“臣”，在礼节上可以成为秦国的“客人”。于郑国而言，成为接待旅途中的秦国人的“主人”是唯一能以“主”虚名存续的办法。秦以由进攻转为撤兵，由客变为主。郑由防守（主）专为“东道主”（为秦主动制衡晋的客方）。
当然，以上梳理因限于传统语境很难直接照搬到当下我们讨论的现代旅游，但清楚以上三点对思考现代旅游中的“主-客”关系仍有启发。
三、好（hǎo）客与好（hào）客，真实东道主与热情东道主
首先需要明确两点：第一，现代旅游是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中展开的；第二，现代旅游语境中的东道主和游客是固定的一组分类范畴，犹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而传统中国“主-客”关系最首要的逻辑：“主次”并不合适于消费语境下的“主-客”（host-guest）框架，但“主-客”的功利辩证法和“东道主”却很好地契合了现代旅游的语境。游客用金钱去消费旅游产品（包括资源、服务等），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商（如旅行社）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便不断改善自己。是否达到了“善”的水平取决于游客。因此，游客虽然名为“客人”，实际上占主导地位（即“主”），这些“主”以“客人”的身份“来到”（攻入/侵入）“东道主”（事实上占次要地位）的家里（当然包括社区），“东道主”尽心表达自己的“忠心”（热情周到）便是自然。
旅游人类学“主-客”关系暗含了如下逻辑：
1．“东道主”应“好（hào）客”，不仅要热情周到，还要真诚，真诚与互动本真性有关，并且还要在旅游业中保存自己的文化，做“真实”的东道主。
2．游客应做“好（hǎo）客”，如能尊重、鉴别和欣赏地方文化习俗，鉴别能力与单向本真性的要求有关，能付出合理价钱消费旅游产品。
旅游人类学因此也是一种“权力”，犹如旅游（有人也翻译为观光）通过“凝视”（Gaze）来对东道主及其家园“施暴”，把这些经过当地人祖祖辈辈辛苦经营的“家园”更改为“旅游目的地”，游客们到旅游目的地实际上就是在没有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侵入”别人的家园。然而消费逻辑中的“主-客”框架将这种行为“漂白”为一种健康、必备的现代生活方式，而且还要当地人用真诚来配合，以换取消费社会的通行证（通行证也是普适性的暴力，它总会让你觉得她必不可少）。
对这种权力，以上的批评苍白无力，犹如螳臂当车。尤其是当我们为之辩护的当地人绝大多数在欢呼雀跃迎接这种“暴力”时。在中国西部有很多这样的村落，尽管生态脆弱，但“穷困”序列中的村民们迫切希望用游客们愿意为之停驻眼光的“家当”去换取物质丰富的生活。
当然，过于悲观也是不当的。如外地经营者慢慢挤走了丽江纳西院子本来的主人，批评之声上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至游客。然而今天的丽江仍然吸引人，那些由外地人经营的院子及其独特的魅力在丽江旅游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外地经营者们已经逐渐把流浪、放逐、自由、艺术、敏感、浪漫、现代、家庭、少数民族、都市、便利、洁净、舒适等看似毫不相干的元素杂糅在一起，创造出丽江特有的气质，并且真正能让习惯了现代舒适感（台湾人类学者提出“身体感”，将我们的感官置于文化历史的生成机制中。这也给我们研究旅游提供新的视野，游客与东道主的身体感之差异，将使得“好客”在很多身体感的错位中变为“不好客”，比如亲密的身体距离判断，洁净感，舒适感，美味等等。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中国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的游客们“宾至如归”，丽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或许逐渐消褪着，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却沿着多元的方向生长，外地经营者们在十多年来逐渐改造、开发了丽江原生的旅游资源，这应该算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创造。
丽江的外地经营者在传统“主-客”框架中是“漂移一族”，他们当中很多起初都只是丽江的“游客”，后来驻留在丽江，经营客栈、酒吧、商店等，甚至挤走了当地纳西人，住进纳西人家的院子，改造，创意，使得这些院子吸引更多“游客”，今天他们成了丽江的“东道主”，虽然不是“主人”。
当然，丽江是很难复制的，消费社会里资源的独特性是关键。今天很多少数民族村落的旅游对当地生态和文化几乎都是破坏性的。如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四川丹巴县甲居（嘉戎藏语，指“百户人家”），旅游至少在表面上让当地村民关系失和，游客、旅行社、当地人间纠纷不断，缺水严重，土地被游客生活用水污染。如果细致分析，对当地人而言，大的矛盾在于社区与家庭间，在于家庭向家庭客栈蜕变的阵痛，对游客而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接待水平不够，管理混乱，无法保障旅游质量。所以，在这里，好客变成“接待”问题，在一个缺乏公共接待体系的村落里，村民“家庭”、社区“家园”和旅游目的地间的张力成为问题焦点。
中国台湾学者洪广冀、林俊强就台湾新竹司马库斯部落在旅游（观光）业发展过程中，个体与集体之间公私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他们通过以下三种属性的分析来讨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村落，作为村民社区的村落和村民的家庭之间的边界和互动：（1）社群属性：如何界定社群？（2）制度属性：如何制定制度，制度如何执行？制度如何与更广泛的意义体系产生关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张力，如何通过人们赋予行为以意义的方式来达成和谐？如何赋予制度意义来界定和制衡白搭便车的人？（3）资源属性：社群如何界定和运用资源？［7］他们成功地从开发旅游社区“主人”的视角把“东道主”分析为在“景观”（游客的观光对象）、社区（当地人家园）、家庭和个体四个属性中互动、权衡的范畴，而不是从“游客”的角度简单把“东道主”视为热情/真诚与否的接待者，这是传统中国“主-客”“主次”逻辑的践行。
四、结语：语境中的辩证“主-客”
以上捡拾了旅游人类学“主-客”（host-guest）框架遮蔽、遗漏和无法框限的因素，如身体感，家庭，家园，国家，全球等，也发现学者对在过去研究中被极为粗略处理（相比游客的量化分析中数不清的次级指标和变量）的“主人”的细致分析，这些因素足以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和利用旅游人类学“主-客”（host-guest）框架。
首先是要根据研究语境来确定主次关系，主次关系是辩证的。游客可以作为“主”来研究，“东道主”也可以当做“客”来研究。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反（游）“客”为主，“东道主”沦为“客”，甚至被物化为旅游产品。从“主位”研究“东道主”也不能沦为“东方学”式的学问，即为着游客“保鲜/真”东道主而进行的研究，“东道主”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最重要的是有权力决定什么才是自己的真实。
其次，对东道主的“主位”研究应该放与“客位”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在旅游研究中，传统文化人类学的主位视野应该调整为与客位互动中的主位研究（区别与东方学式的），主位和客位的关系应犹如太极图中的黑白关系，黑点在白半球中相对于黑半球而具有意义，抑或白半球相对于黑点和黑半球而成为白半球，它们不是决然二分的结构，而是在二分/元中预留了另一个小元（第三元）的结构，这种“狡诈”的智慧使得本来是二元中一极的白半球随时可能什么也不是，因为与另一极叫板的只是一个黑点。“自我的他性”或许能部分成为这种智慧的明证。
“家”不论是在旅游人类学“主-客”（host-guest）框架里，还是在传统中国“主人-客人”关系中都是关键的节点，越来越多的旅游都在打造“家”的概念，比如家庭客栈，农家乐，藏/傣/彝（少数民族）家乐……相比传统的“家”这一继嗣关系中有弹性的范畴（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等），旅游中强调的家拥有很多的丰富性，如丽江家庭客栈的“家”，甲居藏家乐的“家”和成都农家乐的“家”都是不同的。讨论丽江“家”的黑白半球（大背景）是“丽江-外地”，丽江足够大，拥有国际级的招牌，游客人数是百万级/年，外地人进入这个商圈是极其正常的。因此，在丽江催生了向着游客而诞生/打造的“家”，本地人原生的“家”逐渐退出（原因很多，但接待能力不够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新生的“家”是全开放的，没有传统家所有的神圣空间，确切地说这是为游客虚拟的“家”（作为一个“黑点”不同于正常状态的家的“白点”），这个家的主人是老板（很多是在丽江邂逅结婚的外地人，也有举家老小客居丽江经营客栈的。云南大学杨慧教授将其称为“驻客”，与此同时，西南民族大学的郭颖老师则将泸沽湖对家乡变迁感到失落的本地人称为“过客”），他们虽然也住在家里，却以专业的酒店经营思路来建设“家”。所以这种“家”经常在经营者手里转接。在甲居，“家”的黑白半球（大背景）是“传统-现代”，甲居传统的“家”正在艰难地转变为具有现代接待功能的“藏家乐”。原本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名字，新增的房子（因分家）需要举行神圣的仪式，犹如老房“生育”了新房，并赋予它名字，这种传统客观上为甲居保持了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现代旅游业所要求的接待环境与为保持生态平衡而有严格限制性的家（传统）成为二元对立之势，现在已有违背传统新建客栈的情况出现（德里达认为，绝对好客是对“家”的拒绝。杜小真：《“好客”和现代国家政治之间：读德里达的，〈好客〉》，《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而成都农家乐“家”的黑白半球（大背景）是“乡村-城市”，农家乐是城市化的产物，乡村的土地修建了高楼大厦，为了生计，给当地村民保留一部分来打造新的生计，恰好也需要给城市人提供休闲，体味田园的场所，于是农家乐勃兴。乡村的土菜，院子，田园风光（好看是标准，绝非传统的农田）让都市人周末有了体味差异性的机会。而当地村民也把家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家人居住的，不开放，另一部分则是餐厅和茶园。现在也出现城市人直接租下院子居住的。
可见，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主-客”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中，多维互动地考虑并分析主次语境、主次关系、主次视角下东道主和游客。
［参考文献］
［1］Darlene McNaughton. THE “HOST” AS UNINVITED “GUEST”:Hospitality, Violence and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33（3）.
［2］李天元，向招明. 目的地旅游产品中的好客精神及其培育［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3］王宁. 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4］李正欢. 旅游业“好客”研究的多维视野审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1）.
［5］马红丽.中国旅游热点城市入境游客居民好客度感知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6］彭兆荣，李春霞.“5％的完整性”：旅游资源评估体系的拷问——“家园遗产”的一个案例［J］.中国可持续发展，2007，（04）.
［7］洪广冀，林俊强. 观光地景、部落与家：从新竹司马库斯部落的观光发展探讨文化与共享资源的管理［J］.地理学报，2004，（37）.
文章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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